旌德学馆书院纵览 - 徽帮棋友会

旌德县学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由县令严适奉诏创建，地址在县治尉廨间，属官办儒学，宣和三年（1122）为方腊起义军所毁。绍兴十三年（1143），县令赵伯杰在原址东10步重新扩建，左边为孔庙，右边为学宫讲堂，共有房屋58间。此后屡经改建、重修。乾道二年（1166），县令齐庆胄将讲堂题名为“言仁堂”，嘉定十五年（1222），县令方俌将其改名“明伦堂”。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秦文捷又将县学东移二十步重建，并改成文庙在前，明伦堂在后，东西两厢建廊庑、斋房的布局，共有房屋50余间，直到万历七年整个工程才完工。

明代旌德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司吏1名，还有斋伕、膳伕、门子、库子23名。学员分廪膳生员（官费入学，并享受膳食银）、增广生员（官费，不享受膳食银）、附学生员（自费）三等。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廪生20人，增生20人，附生151人，置有学田78.5亩。同时，除县学外，县城还有社学4所：城东招坊2所，城中察院旁1所，北门外1所。

清顺治时，朝廷根据各州县人口数，将县学分大、中、小三等，旌德为“中学”。雍正二年（1724）改升“大学”。每逢岁试、科试，各取廪生20名。县学以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为教育内容，由教谕、训导任教。乾隆二年（1737）知县纪咸在徽宁兵备道驻旌德旧址（今旌阳一小）“改义学名旌阳书院”（清乾隆《旌德县志》），后因经费缺乏，书院萧条。道光十六年（1836）邑绅朱淋捐资重修旌阳书院，后改凫山书院，仍属官办县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沈祖懋、邑绅江志伊等改凫山书院为官立旌阳高等小学堂。

古时，儿童启蒙多赖私塾蒙馆，由富户延聘塾师设馆招生，有的大族设公产学田合办义塾，免费课徒。私塾无固定学额，一般有几个或十几个学童，不分班级，个别授课，先背诵，后开讲，循序教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等教材。旌德从民国开始废塾兴校。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于两宋。唐代书院乃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民间书院也就在北宋迅速发展，有学者估计，北宋有书院一百所上下，超过唐至五代书院之总和。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誉为北宋“八大书院”。

南宋的书院更是空前繁荣，根据研究中国书院史的邓洪波先生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民办书院占八成以上。这与南宋理学家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理学宗师朱熹一生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到过四十七所书院读书、讲学。经过一批理学先贤的苦心经营，南宋书院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以山长为书院领袖，以学规为书院章程。独立于官学体系之外，自主办学，自由讲学。

根据典籍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靖康宋室南渡三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原衣冠望族南迁旌德，他们无不重仕宦、重门第、重世系、重名分。迁移的同时，他们将中原发达的宗族制度、先进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与传统文化带到了相对落后的旌德。作为传统中华文化正脉的中原文化在旌德落地生根，并与当地山越文化碰撞、浸渗、糅合，衍生出新的地方文化。期间，南迁大族的宗法意识、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传承，即使在过了数百年后的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依然极其浓厚。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曾经屡次遭受战争的沉重打击，但唐宋时代兴起的科举制度却给保有良好文化传统、昔日曾一度辉煌的中原大族以新的崛起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常态，诱使着旌德子弟走上读书备考之路，使读书应试成为旌德社会普遍盛行的风气。在以读书为至上、以科举为目标、积极向学的社会风气熏染下，旌德社会形成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壮观场面，数量众多的旌德士子纷纷醉心于场屋，驰骛于科场。旌德社会一改往昔的素朴，日益趋于文雅，在宋代出现了人文郁起的文化景观。

新建村为汪姓聚居之地，崇文重教，子弟中出进士26名。宋天禧五年（1021），汪文谅不受皇帝赏金，要求换赐经书，以“教吾子孙，使之明习诗书礼乐”，并建义学于东山，延名士教子孙，以至“四方英才皆来受教”。此后，一些大族文会也“由众捐银，生息置产，聚一族之生童而课之。”明代监生姚天泽等建“大学书院”，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改名“储英书院”。玉溪河畔，孙村桥东，清代建有会文之所鸿文阁。东固村首，道光年间建有研说书屋。旌德西关《汪氏宗谱》云：“新建一地，宋时登甲第者十七人，膺乡举者二十三人”。其《告同宗启》中又说：“礼延大儒安定胡公（北宋学者胡瑗）建义学，……登显仕者七十余人，簪笏半朝，诏与‘江南第一家’”。

《旌德吕氏续印宗谱·庙首世居图》中，自北而西，自南而东，标注有这样一些书屋学馆：会文所、文昌阁、松林书屋、白山书屋、承槐书屋、泾南书屋、谟觞山馆、环翠书屋、琢玉山房、英萃堂、三亦书屋、园林书斋、御书楼、阅古堂等15处。监生吕瑞（字若思），“筑白山精舍延师课士，又建蓬山书屋为合族会文所，劝学育才”。吕运泳“尝创建文昌楼，置田产，以赞成文会。又建英萃堂，延名宿储六雅，讲学授经，作兴文士”。候补州同吕锦（字韵清）“尝与兄铨、韶、铠筑东山别墅，劝兴后学。族修祠宇、立文会，皆倡输重赀。”吕积徽“著有《怀德堂稿》，为储太史所赏，尝鸠族捐赀创兴逊敏文社，爱察山及上泾桥之胜，欲购家塾以课儿孙。今志所载锄经、泾南二书屋是也。”例贡生吕兴闳“生计稍裕，即营家庙，构乡塾，置祀田、学田”。例贡生吕德性“以早失亲，诸弟幼弱，迫家计，牵车庐江。稍有余积，则于族赞成文社，助祟灾荒”。贡生吕又旦（字子英），“兴立文社，倡修学校。乾隆三十三年邑侯张举，并给匾曰：德音孔昭”。吕云衢“于村后建琢玉山房，设学田，延名师，课子侄”。吕锋初“筑慈晖轩书室，起培英文会，广置学田。”吕炎晖“尝于宅旁建书斋劝学，倡置郡中别墅，并捐金助给考资”。附贡授州同吕祥辉“筑三亦书屋，延师课孙。”重教助学的吕氏先贤在旧志中不胜枚举。

江村江氏家族明清时期建书屋，兴文会之风盛行。书舍大都建于山麓，四处无人居住，环境清雅。有梅杏居、桐竹居、松筠书屋、鳌峰书屋、双凤书屋、梅坞、西麓、雪堂、传恭堂等29个。书屋规模大小不一，桐竹居鼎盛时“从游者众，斋舍六十余间，至不能容。因材施教，使人人自奋于学，往往遥从附课，其高材生居于后楼，多掇科第”（《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旌川杂志》）。

说到捐文会，不能不提一位商人妇。这位妇女的丈夫在六安经商，募捐者经过她家门口，相互商量说，文会与祭祀不同，只要是同宗不分在什么地方，都要劝捐。那位商人妇听明来意，说：我丈夫在外，一时难通信函，承蒙你们看得起。于是摘下头发上的金簪给募捐者，说：就用这个簪子给文会备些茶水吧。从这样的义纳之举，完全可以推测出当时文会的捐募是深得族人之心的。

江村书舍、书屋所聘山长，都是声望极著的饱学之士。正所谓“重诗书，勤课诵，多延名师以训子弟”。书屋、书院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洪亮吉、包世臣等都曾到江村讲过学。

江村书舍、书屋所处环境雅静，虽然构造精粗不等，但好学的风气、苦读的精神一致，一派以读为乐、以儒为高的气象。江氏宗谱中梅泉山人甘惠的《钟山精舍记》及包世臣的《汲古山房记》都对书屋的幽雅极尽溢美之词，特别是包世臣笔下的书屋更是让人心羡。

村后之凤台山腰，建汲古山房。门瞰鳌溪，后耸重阁，奉文奎二神。面阁环戏楼以妥神复廊阁道达于讲堂。其墀有池，冬夏不竭，石峰嶙峋矗其中，人物惟肖。东屋三楹，庖湢备具。又东为杂莳花果，园后屋亦三楹，莫不雕榱刻桷，穷百物之情态。重阁中层贮经籍数十百种，多善本。

一个秀才、一个举子的出现，背后都有许多人做出了努力。当然，科举入仕之后他自然得背负着族人的希望，从此对这个家族的照顾有着永远推卸不了的责任。当时，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修远，很难由一个人或一代人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者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能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只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一个人读书中举之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完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这种渗入在经济与社会背景中的教育，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让子孙们具备了这样一种道德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家族是如何修祠堂、办祭祀、建水口等公益事业了。道德是一种文化力量，它担负了凝聚一族之力的大任。

清末废科举，书屋为族学取代，书院大多改为学堂。江村最早的学校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志伊以金陵试馆房租及江姓文会田租为常年经费，在村中创办了公立养正初等学堂及育英女子学堂，主讲均是名流，求学的日多，经有司考绩，谓为皖南乡学冠。江村小学自创始到新中国成立初，历任校长均由江姓担任，教师也出自江家一门，罕见外姓。所有人事调配经费使用，官府不得插手。这种状况，足以看出江姓族望势强，财力雄厚，人文荟萃。全县无一家可与之敌。

纵观江村书屋、书舍历史，最为后人传为美谈的要属“江村书屋”，因为那里曾有个名噪江南的江村图书馆。宣统末年，翰林院庶吉士江志伊从贵州卸任返乡，任养正学堂校长，目睹学校缺书，影响教学，献出珍藏的经、史、子、集，翰林江希曾捐一部分，名士乡绅捐一部分，集中存放于一处，便成为初具规模的图书馆。民国初年，安徽省代省长、江村人江汉珊回乡省亲，与村人谈及图书馆，了解到馆内藏书很少的情况，当即表示愿意尽力。江汉珊回省城后，就派人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购买了《四库全书》《万有文库》《四部备要》《二十四史》等几万册图书相赠，丰富了馆藏。嗣后，江村成立了文会。文会又陆续购买了一批图书刊物。为管理好馆藏图书，文会将图书馆从养正学堂分出，并成立了理事会，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图书。图书管理员的报酬，由文会每年拔给稻子2400斤。

抗日战争前夕，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先生在撰写《安徽书院志》《安徽图书馆沿革考》时，披览了全省宋、元、明、清269所书院的有关记载后，将毓文书院与同时代各书院进行比较，赞誉毓文书院是：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非特可补紫阳书院之不足，实亦堪与当时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鼎立媲美。

谭子文（1733—1813），名廷柱。从小家境清苦，弃学就商于六安之双河集。五十岁以后，家业渐丰。遂于乾隆末至嘉庆初（1794—1796）分家产之半（白银二万多）在家乡创建毓文书院。三年中筑房舍堂馆一百多间，重金礼聘名师，招江南四府一州（宁国、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广德州）之士肄业其中。他还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以奖励师生之勤勉者；又节约日用，搜购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以供师生学习。谭子文酷嗜读书，每日两至书院聆听读书声为乐。对于谭子文输财办学，重视后辈的培养教育，山长洪亮吉说：他的贡献远非赈饥恤贫、修桥补路、施医舍药等一般善举所可比拟。因此，清政府按例给谭子文以四品知府衔的奖励。

毓文书院坐落在洋川村西洋山麓的六级梯形山坡上，就山势高下曲折建成亭、馆、廊、庑、圃、园等一个独立的建筑群。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正屋一堂7间三进六厢，楼上、下计37间。正屋两侧三个梯坡上各排列一进两厢楼上下六套余舍共计60间，又在右首花园内建“生云阁”“文澜所”“适野别境”，楼上、下39间，共有民舍136间，编成108个字号。在另一侧造“文星楼”三层宝塔一座，“适意亭”一所，各有游廊互相沟通。

园内凿有方、圆池二口。厨房、厕所、浴室、敞厅以及院墙、照壁、甬道、栅栏应有尽有。每套房屋都置有桌、椅、床、凳各色器具，统共用银一万零五百两有余。正屋楼上为“月午楼”，原是读书之所，后作为收藏书版之处。楼下“亦乐堂”是讲坛，坛上供有紫阳朱子（熹）的神位。

督学使王绶为书院撰写的碑记中说：“是役也，不费公帑，不藉众擎，讲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又置田百七十亩，存生息银四千两，以裕经费，可谓为之勇往而筹之周备者矣。”山长孙原湘也在碑记中称赞其规划得体，结构适宜。他说：“其屋宇随山以为高下，居、游、庖、汲咸得其所……，其规画视都会书院有加。”督学汪守和在《毓文书院记》中对书院读书讲学的环境不乏溢美之词：“其讲堂横舍、修脯饩资，一准各都会规制，而溪山之胜、登望之乐有加焉。是足称藏修游息之宜，而为车马冠盖、游辨纵横者所不至。”

书院经费全部由谭子文一人捐助。除建造房屋、购置设备外，又另购置田亩及捐银发典生息，以供山长及生徒工资饭食等开支。前后四次集资连建房花用共捐银二万二千九百零二两九钱。后来由于典当亏欠，几经诉讼，迁延数年方追回本银四千多两，为求妥善，又将追回银悉数购买庄田八处，以为长久之计。

毓文书院山长的待遇十分优厚。以科甲出身分三个等级：举人年薪银二百两，进士年薪银三百两，翰林年薪银四百两，外给膳银一百六十两，又有聘金程仪（路费）二十两。而在当时一名县教谕或训导（相当教育局长）年薪只有数十两，岂能望其项背!

生徒待遇至嘉庆七年（1802）才开始规定，堂课考取生童每年约取花红银三十五两。九年由谭氏补捐一千五百两生息，以备肄业者薪水之资，规定凡来院肄业，由学宪（府县学官）及院长考核。文理优而常住院者录为内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薪银一两；文理优而在外坐馆，惟一月两课到院者录为外课生，酌定15名，每月发纸笔银五钱。其余的人，课期到院者，只有奖银而无月费。凡院内肄业生徒“开科发甲”（县乡会试考中）者，均由院中备送花红银五十两。

徽州是理学家朱子的故乡，号称“紫阳阙里”。旌德与徽州山连水接，朱子的流风余韵对旌德影响颇大，乾嘉之世仍相延不替。书院正屋的“亦乐堂”上供奉朱子牌位，足资证明。书院第二任山长扬抡有“鹿洞遗规在，居然厦万间”，第三任山长朱文翰有“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抗颜”之句。鹿洞指的是朱熹重建并讲学其间的江西庐山白鹿洞，亦即白鹿书院。

洪亮吉是毓文书院的第四任山长，1802年至1805年在书院主讲，倡言经史训诂之学，于是学风为之一变，生徒皆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而跳出语录讲章之外。其后，山长赵良、夏炘、包世臣等均以朴学务实为宗旨，书院创办人谭子文无门户之见，绝不干预山长的教育，开创了毓文书院（主张朴学）与紫阳书院（主张理学）别树一帜的新学风。因此，江南名流一时互相推荐，纷至沓来，各尽所长，使这所书院办得卓见成效。

毓文书院僻处乡隅，虽为一介商人所独办，不比“诂经精舍”与“学海堂”都是阮元督学浙江和巡抚广东时所办。可是谭氏所延聘的山长，实皆知名之士，一点不比阮元差。尤其是洪亮吉和包世臣，二人均为清代朴学大师，一被誉为吴派经学家，一为经世学家。两人与书院之关系最为深切，影响最大。《毓文书院志》八卷是洪亮吉亲手撰写，历经四十多年，直至包氏增补辍笔，以后虽无继修者，但也足贵。洪亮吉和包世臣都在这里整理编辑了各自的著作——《更生斋集》和《安吴四种》，一用木雕版，一用聚珍版（泥活字版）印行。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年谱》一书即是由毓文学生、洪亮吉高足吕培等编成问世的。

山长，是书院的灵魂。谭子文在乡间办书院，却肯出重金聘请学有专长、识有独到的高士名流来教育后代，这是他高人一等的地方。毓文书院有姓名可考的22位山长中，有举人8人，进士14人（其中状元1人）。按顺序依次为黄征入（进士）、扬抡（进士）、朱文翰（进士）、洪亮吉（进士）、赵良（进士）、顾皋（状元）、马翊宸（进士）、吴文炳（举人）、王家相（进士）、孙原湘（进士）、董桂敷（进士）、张臣（进士）、程表（举人）、帅承瀚（进士）、胡国粱（江南解元）、丁金榜（江苏亚元）、陶北堂（举人）、阮文藻（进士）、夏炘（举人）、陈守谦（举人）、王芳（进士）、包世臣（举人），这些人大都为饱学之士，由此足可看出谭子文的一片苦心和书院的影响力。

毓文书院的学生，仅洪亮吉初修时（1804）的《毓文书院志·人物·弟子》载内外课生徒76人中有廪生（额内的廪膳生员）7人，增生（正额外再入学之增广生员）1人，附生（额外增取附于诸生末的附学生员）37人。他们的籍贯分别是旌德、太平、绩溪、青阳、歙县、石台和浙江余姚、江苏江阴、武进。其中成就较大的有7人：吕伟标，旌德县庙首人，1814年进士，即用知县，自请改教，补江宁府教授；吕培，旌德县庙首人，1813年举人，曾为洪亮吉编成《年谱》。7人中有3人为青阳籍（陈坡、陈壤、陈塾），两县志书《文苑》均有7人传。

洪亮吉在旌德还编成了他流放伊犁归来的《更生斋集》16卷，雕印成书。扉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等校字”字样。其中尚有以上诸生和吕伟标、青阳陈蔚、陈壤、陈塾及丹徒于渊等的《题〈万里荷戈集〉》诸诗作。

仙人好居楼，楼筑青山头。楼居又比山居好，八牖居然拓天表。山楼明月不待宵，海上月出光先摇。读书声高月亦高，月午尚觉书声飘。前黄高峰后箬岭，书声飘压四山顶。松梢夜半老鹤醒，鹤唳亦比书声清。楼头鹤影兼人影，楼外云铺百余顷。仙人世外无书看，听书日日来檐端。月亦不得落，书亦不得完。君不见，红阑干前白玉盘，读倦且把明霞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