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潮流宝典！看《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众生如何玩转穿搭？ - 徽帮棋友会

缓缓展开《清明上河图》，千年前的城市昌盛尽收眼底。大街小巷店贾充斥，商铺林立、楼馆遍地；汴河之上舟船相接，川流不息。这幅传世画作的魅力在于它不仅能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东京汴梁以宏观视角体现，而且，只要你愿意仔细赏析这宏景之下的芸芸众生，一定能发现很多繁华的细节：

东京城里有家脚店（供人歇脚的小饭馆）门口，一位身穿背心、腰系围布，下着窄口裤的伙计手端食盒，似乎正在给客人送餐。此人被称为大宋东京“外卖小哥”，场景与《梦粱录》记载“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的宋代商业城市景象高度相符。顺着外卖小哥向北望去，是一座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的拱桥跨越汴河，摆摊者、骑马者、赶驴者皆拥挤在这座拱桥之上，人群擦肩接踵，络绎不绝；再看向汴河之畔，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只靠岸停泊，穿着短装、打着赤脚的码头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卸货……

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城市里，为了兜售货物，商贩们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总不乏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熟悉的套路，例如自称什么“祖传秘方”制出的灵丹妙药，扯虎皮做大旗，坑蒙拐骗。宋朝也有这样的奸商，可能还被编成了杂剧加以讽刺。

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幅南宋时期的绢画，这两幅画为散册，既无题识又无作者。周贻白、廖奔等戏曲史学者对绢画进行考证后，认为是宋时的杂剧宣传画，类似于广告图，并给它们分别命名为《眼药酸图》和《杂剧图》（又名《打花鼓》）。

（左）《眼药酸图》，南宋，现藏故宫博物院。画中一共两人，左方一人似由女演员扮演，装束非常奇怪，头戴皂色奇特高帽和穿橙色长袍，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意在表明其身份是卖眼药的郎中。

《眼药酸图》是杂剧《眼药酸》的宣传画，较有特色。画中一共两人，左方一人似由女演员扮演，装束非常奇怪，头戴皂色奇特高帽和穿橙色长袍，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尤其是斜背的药袋表面更有浓眉精眸的一只大眼。如此多的眼睛幌子足以劝退密集恐惧症者，但此人的装扮却是为了告诉大家，其身份是一卖眼药的江湖郎中。右方一人身穿圆领窄袍，手臂上似有文身，打扮非常市井，身份地位应属于底层平民或军士，头戴一种略夸张的巾帽，可能是为了舞台效果而设计，他正用右手指着自己的眼睛，似在诉说病情，手执有一长条板状物。

值得注意的是，此人后背部分的短衫上插着一把一分为二的扇子，扇面隐隐能看到一个字，周贻白判断是“净”字，廖奔认为是“诨”字。两个字不同，决定了画中人角色属性不一样。若是前者，此人就由副净扮演，江湖郎中则由副末扮演的酸。后者则反之。《眼药酸》的“酸”字往往指穷酸迂腐的秀才类型的人物。有学者推断，这幅画的内容，可能讲述的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坑人，坑到一个兵油子身上，闹出一系列笑话的喜剧故事。艺术来源于生活，创作者可能是对当时奸商们搞出各种骗术行为的讽刺。

在宋代，杂剧是一种备受欢迎的演出形式，它综合了表演与歌唱的滑稽戏，无论在宫廷还是市井都有很高地位。宋杂剧盛行于东京汴梁，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又将这种表演形式带到临安，浙江温州永嘉兴起的杂剧，吸收了北方原有的表演形式，又融合当地民间说唱技艺，逐渐形成“南戏”。而北方金国统治地区的杂剧仍在流行并发展。除了画作，在宋代墓葬出土的砖雕上也常会有表现杂剧题材的图像，例如河南温县宋墓出土的砖雕上有不少表现杂剧演员的形象，他们穿着较浮夸的服饰，男子头上的幞头似为演出用的样式。

（上）《杂技戏孩图》，宋，团扇，绢本设色，纵 20．4 厘米，横 20．4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的街头艺人全身挂满 19 件乐器，吸引了两名孩童。

通常和《眼药酸图》一起被研究的另一幅《杂剧图》（《打花鼓》），也能印证这种表演服饰特色。《杂剧图》也是两人，皆为女子扮演，右边女子身上巾帽饰以大花，身穿对襟褙子，腰后插一扇，上书“末色”，扇面从中间裂为二，与《眼药酸图》出现的扇子相同，推测可能是末色专用之道具，用以点明角色。左边女子似乎男女装混搭穿着，脚上似束有绑腿。

宋代时，杂剧通常在围有彩绘栏杆的舞台上表演，这种舞台也被称为“勾栏”。但这种待遇并非每个艺人都能享受，那些没有资格上勾栏表演的人，只能在市井街头临场表演的街头艺人，被称为“路歧人”。宋代画家苏汉臣的《杂技戏孩图》里从细节上描绘了一位全身挂满19件乐器的“路歧人”正在表演、两名孩童被深深吸引的场景。

尽管《眼药酸图》《杂技戏孩图》等画里艺人为了表演效果，服饰会显得夸张，但其实与《东京梦华录》里“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的记载符合。尤其是那位全身挂满眼睛的江湖郎中，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艺术只是生活的夸张化体现，在杂剧舞台之外的现实社会，宋代郎中的装扮虽然比那位卖眼药的江湖郎中朴实得多，但也一定会带上具有身份标识之物。

（左）《村医图》, 南宋，李唐，纵 68.8 厘米，横 58.7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医者腰间系有药囊，站立在他身后的药僮侧腰间插着醒目的膏药幌子。

宋代画家李唐的《村医图》就描绘了乡间一位医者在树荫下给病人进行针灸的场景。画中的村医头戴矮巾（明代被命名为“老人巾”），身穿短褐，脚蹬草鞋，衣裤上打满补丁，显然生活很清贫。仅从服饰巾帽来看，这位医者与其他庶民没什么区别，但若注意细节，能看到医者腰间系有药囊，站立在他身后的药僮侧腰间插着醒目的膏药幌子，身上也带有类似物品，正是这幌子让人能一眼得知他们行医的身份。《村医图》里其他人物和场景，生动再现了宋时农村的一角风貌。

接下来让我们将视角从悠然古朴的乡村移回人声鼎沸的城市商业街。无论是灯火辉煌的汴梁，还是歌舞升平的临安，走在摩肩接踵的街道上，总能时不时看见一些穿着夸张服饰的人。或许他们是正在敲锣打鼓、表演杂剧的“路歧人”，但也可能是另一个更常见的职业——向行人兜售货物的货郎。

今天存世的宋代绘画，有大量表现市井货郎这个题材的作品，具代表性的有苏汉臣（传）《货郎图》，李嵩《货郎图》《市担婴戏》以及佚名宋画《岁朝货郎图》等。这几幅作品中，以苏版《货郎图》细节最多，画中是一位推车兜售玩具的货郎，他身穿绿色交领半臂衫，脚上穿靴，巾帽上饰以红抹额和花朵，造型颇为夸张。更吸引人的是货郎推车上琳琅满目的玩具，挂有木叉、帽子、围巾、布兜、小风车、拨浪鼓、花篮、糖葫芦、花灯笼、各种佩饰等，连货郎肩上、腰间和背后都挂有货物，多达百余种。几名孩童被这品类繁多的货郎车吸引，围绕在一旁嬉戏，而老货郎则一手推车，另一只手指着小花鼓招引周围的孩童，构成一幅热闹、紧凑而又充满趣味的欢快画面。

（左）《货郎图》，北宋，苏汉臣，绢本设色，纵 159.2 厘米，横 97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是一位推车兜售玩具的货郎，他身穿绿色交领半臂衫，脚上穿靴，巾帽上饰以红抹额和花朵，造型颇为夸张。更吸引人的是货郎推车上琳琅满目的玩具。

另一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佚名宋画《岁朝货郎图》，画中货郎与苏汉臣版高度相似，这位货郎同样身穿绿色半臂交领衫，头戴青巾，他的小推车上同样是琳琅满目的玩具，周围吸引来一群孩童。李嵩的《货郎图》虽然不能看清货郎衣服颜色，但能明显看到他全身上下挂满货物，就连头巾上也插着各种小玩具，装扮非常醒目浮夸。

其实并非所有小贩都会穿得如此招眼，例如《清明上河图》里的卖茶人、食品商贩、伞商贩以及《茗园赌市图》里临安天街卖茶夫妇等，都穿着较为朴素。这些装束夸张的货郎，基本主卖杂货，而且货物里玩具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精准抓住小孩子的喜好，利用全身挂满小玩具的醒目装束，总能成功吸引孩子们的眼球。古画中的货郎从穿着到行为，都充满了市井人民做小生意的智慧。

童装是一个现代概念，古人并没有专门成体系为儿童设计服饰，他们所穿衣服就是成年人的缩小版。不过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宋画里的儿童在衣着、化妆方面不同于成人。尽管当时没有童装这一说法，但宋人在实际生活中给孩童制作和选择衣服时，已经形成一套穿衣体系。

宋画《冬日婴戏图》里描绘了两姐弟在庭园嬉戏的场景，画中姐姐穿着右衽镶边素色长袍，腰系红色绸带，服饰很像宋代文人常穿的道服，而弟弟则身着对襟衫。比较有特点的是两名孩童的发型，女孩头发盘成左、中、右三个发髻，男孩则是满头发髻，这种发型在古时又称为“满头吉”，是孩童里较为流行的一种发式。前文提到李嵩《货郎图》里的孩童展现出更为多元的发型，有的剃光头顶在两侧梳发髻，也有的直接梳成双髻，还有剃光周围头发，在头顶梳两髻。

这些五花八门的孩童发型可以用到多久呢？成人礼之前都可以。按照宋代规定，男子15岁，女子13岁以上，即可以举行成人礼，“并听婚嫁”。宋人的童年是短暂的，但在这个时期里，他们在穿衣方面却可以很放肆：首先，宋代子女行成人礼（男冠礼，女子笄礼）前，孩童的发型没有固定形式，呈现多种多样的形式，任意发挥，想怎么搞都行；其次，孩童服饰没有男装和女装的区别，颜色也不犯禁，多以比较鲜艳的布料制成童衣；第三，孩童装束没有特定形式，例如《蕉荫击球图》里，我们甚至能看到一名头戴方巾，身穿开衩长衫，正在玩球的孩童，俨然一幅小大人模样。这就类似今天不少父母会给孩子定制几套小西装一样。

不过一部分家庭贫困的孩子不得不早早就开始自谋生路，尤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兴起后，书童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孩子大多属于少年，但还没到举行成人礼的年纪，而他们的穿衣打扮就不能再像其他孩童那般自由。其实书童也没有特定装束，他们穿衣通常也取决于服务主人家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因素。普遍情况下，书童所穿服饰有圆领窄袖和交领短褐这两种。一些乡下财主家的书童穿着则更为寒酸，有的甚至只有上衣，没有裤子与鞋。还有前文写到的《村医图》里，那名医者身后也有一位举幌子的僮仆，他与医者一样，皆衣衫褴褛。

在《清明上河图》里，能看到繁华的汴梁城里有很多这样的僮仆：某骑马者面前，行走着一个牵马的僮仆；就在他们旁边，正好有一位用扇子遮面的读书人路过，而他身后也跟着一名书童，他们都穿着简单的短褐。而另一些被父亲带着出来逛街的孩童，穿着上则明显不同：一名骑在老爸肩上的小孩，头发周围剃得光溜溜，只留头顶一撮，但看不清服饰；另一个带娃场景里，一名小孩正被大人扶着走路，这名孩童几乎为光头，穿着其他宋画里孩童身上常见的对襟衣。无论是僮仆，还是一般孩童的基本着装，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

《蕉阴击球图》（局部），宋，绢本设色，纵25 厘米，横 24.5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中右侧的小男孩头戴方巾，身穿长袍，俨然“小大人”模样。

《冬日婴戏图》（局部），北宋，（传）苏汉臣，纵196.2厘米，横107.1厘米。描绘两姐弟在庭园嬉戏的场景，表现了宋代孩童的穿衣风格和发式。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代表着大众，最具有烟火气的服饰，很难在考古中被发现。因为中国人自古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即便是平民家庭，人在去世后所穿的服饰都会选择较为隆重的盛装下葬，这就导致与前代各种画作里主要表现上层贵族生活的情况不同，这些市井里最普遍的衣服，反而很难留存下来。

幸运的是，宋代城市商业兴起的同时，文化艺术亦井喷式发展。绘画方面，不同于唐代基本局限于帝王将相、贵族生活或宗教神仙题材，宋代对人自身价值的重视以及人文关怀的提升，让这个时代的绘画题材更为多元，画家们也开始关注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所以宋朝不仅产生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风俗画巨作，还涌现出大量反映市井烟火、众生百态的绘画作品。这些细腻精美的传世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生活化服饰在实体文物方面稀少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