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到底有多富：国库里只有冰冷的“几十亿”，还真让人头疼 - 徽帮棋友会

如何判定一个王朝趋向兴盛还是走向衰退？经济走势一般被作为重要的风向标。但也有不适用的时候，比如安史之乱素来被视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此时唐王朝仍处在上升阶段——河西与陇右遍地良田，长江流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关中和河东地区的米价降到了历史新低，很多地方一斗米只需要三文钱，买一匹绢才需要两百钱，这对于一个自然经济主导下的王朝来说已属不易。民间百姓生活相对富足，连诗人杜甫都忍不住在自己的诗作《忆昔》中赞叹——

诗人写作这首诗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反差感，容易让诗人对过去有所美化。不过，彼时的杜甫长期流转于王朝统治核心地带，他的这番生活记录应该是可靠的。此外，当时的杜甫尚未通过科举谋取到一官半职，生活上并不顺意，但他仍然能够做出如此感慨，说明唐朝在开元和天宝初的强盛大体是可信的。当然，杜甫毕竟仅能表达自己作为个体最直观的感受，而如果将视角向上移动，就会发现这场盛世的确货真价实。

天宝八载（749），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六年，年近70岁的“大唐集团总裁”唐玄宗李隆基突然来了兴致，决定带领朝臣一同去参观国库。确切地说，是专门用来存放全国各道州县所上交租赋的左藏库。

唐制中以太府寺来管理全国的财赋税收，太府寺统辖下的部门又分为左藏库和右藏库，左藏库主要接收租赋收益，而右藏库则负责接收地方州县给中央的贡品。其中，左藏库的地位更为显要，据《唐六典》所载：

唐朝都城长安和后来的东都洛阳均设置左藏库。负责管理左藏库的官员虽然职衔最高只有从七品，但位卑权重。一般人不能接近左藏库，且四周都有军士守卫，就连唐太宗想从左藏库支取一部分资金来应付开销，都需要走专门的手续。而也正是如此，朝臣们必须经由唐玄宗亲自带领才能一睹左藏库内部虚实。

朝臣们进入库房后，许多人被眼前堆积如山的金帛惊呆了。也许之前皇帝曾经从这里支取金帛赏赐给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得到的和眼前景象相比，竟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当然，参观不白看，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也为了让朝臣更加服膺于自己创造的盛世华景，唐玄宗下令直接从中取出一部分金帛赏赐群臣，而兼职管理左藏库的杨国忠因为“工作成果”颇丰也得到更多赏赐（玄宗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三年后，唐玄宗又带领群臣参观左藏库，按照官阶赐予数量不等的丝织品。

左藏库中的财富，基本来自于各道州县的土地和人口税，这些税很多是以稻米等形式上交的。稻米放久了容易生虫或因环境潮湿而发馊，不易保存，所以被杨国忠等人拿到米价相对高的地方售卖，换为绢帛或其他物资。时间久了，便积累起大量财富。据杜佑在《通典》中的统计，在唐玄宗炫富的这一年，唐王朝的国库收入达到历史新高——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免有一些朝臣的巧取豪夺，杨国忠也因此被冠以“聚敛能手”的头衔。但玄宗并不在意这些，因为在他看来，眼下四海升平，仅一个左藏库的财富都堆积如山，还不算自己的“小金库”——大盈与琼林二库。守着如此巨额财富，玄宗似乎没什么可顾忌的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唐玄宗继位之时，赶上了最好的时候。唐开国以来，太宗君臣论治，注重与民休息，边地多战事，但多能以速胜平定。高宗朝短暂，此后武则天改朝换代，建立周政权，但大体上仍延续了唐初定下的一系列方针制度。最重要的是，武则天为唐玄宗留下了一大批治国能臣，如姚崇、宋璟和张说等。这些人中很多有在地方从政的经验，懂得民间疾苦，而唐玄宗又能给予其充分信任，所以玄宗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隆基时值壮年，也很想干一番事业，所以虚心纳谏，克制欲望，政风清廉，国势蒸蒸日上也在意料之中。

经济发展起来了，但这不代表税收也会随之大量增加，为此，玄宗决定削减甚至剥夺一些食封贵族的待遇，给中央财政减轻负担。此外，这一时期土地兼并较为严重，土地所有和户口数量等情况不清，也需要专门清查，以确定征税对象和合理的标准，便有了唐玄宗支持下的宇文融“括户”之举（指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据陈明光先生研究考证，在开元九年到十二年（721-724）的三年多时间里，朝廷掌握的纳税户数增加了八十万之巨。

在解决了发展经济和征税两方面的问题后，玄宗在开元初关乎“花钱”的问题上非常谨慎。与安史之乱后唐廷“量出制入”（即先确定花多少钱再去征收）不同，玄宗采取的是“量入为出”的相反原则。这样就在无形之中遏制了许多官员额外加征税赋。在这方面，玄宗任用了许多能人，即便是被民间长期视为“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在协助唐玄宗花钱的方面做得也无可指摘。如之前左藏库负责掌管来自全国赋调租税收入的职能，就被李林甫组织人员编写成具体条文载入《唐六典》。

据白钢先生编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所载，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户部尚书的李林甫颁发《长行旨条》五卷，将赋税收入细目、税率，并将征收放免办法形成条文，成为各州县编制和审查预算的准则，进一步改革了财政预算的体制。

李林甫和张九龄等人为争权内讧，落井下石，道德上有问题不假；但是在巩固唐初以来的制度建设方面，他们努力让经济制度跟上而不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也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旧唐书》的撰者鄙视李林甫的两面三刀，也不得不慨叹：

折腾了半辈子，唐玄宗也想好好享受一番，而杨贵妃的出现更让他绞尽脑汁花钱来博美人一笑。于是，为了满足二人的娱乐和休闲需求，关中地区兴建了众多设施；爱妃想吃口新鲜荔枝，唐玄宗更是利用驿站系统马不停蹄地接力转送。在李林甫病逝后，杨国忠把持了财政大权，并迅速迎合唐玄宗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由于杨国忠的顺从，唐玄宗放心地将更多权力委托给他，使杨国忠得以兼任多个要职，包括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并培植起一批为其敛财的党羽。左藏库的绫罗绸缎堆积如山，也与杨国忠的搜刮聚敛有一定关系。

唐玄宗在对待杨贵妃时舍得花钱，在对外战争中同样如此。吐蕃是唐朝在西北地区的劲敌，从太宗朝开始就与其冲突不断，于是玄宗立即命令河西陇右的唐军精锐主动出击，攻打青海地区被吐蕃军占据的石堡城。唐军死伤数万，后勤耗费巨大，最终才夺取一个只有几百吐蕃兵守卫的据点。

这还不算完，杨国忠恃宠而骄，也想在边境线上找些便宜，于是挑起与南诏的战事。这场战争更是旷日持久，由于唐军不服水土，战线又拖得过长，结果“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据相关统计，唐朝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几年的军事开销高达1260万石一年，而天宝年间每年的地税收入也才1240万石左右。

唐廷在对南诏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而杨国忠仍以大获全胜加以粉饰，玄宗事后有可能得知真相，但也懒得追究，毕竟左藏库有钱，经得起折腾。

可是，经济上的富裕，掩盖了政治上的深层问题。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许多边地将帅的权力不断增长，并背着朝廷豢养私军，其中以范阳的安禄山最为典型。而唐初以来均田制与租调制度的崩坏，更导致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军队。唐初的统治者原先把三分之二的军队都安置在关中地区，以实现对地方的有力控制。而到了天宝元年（742），形势发生逆转，内地的唐军只有8万人左右，而掌握在藩镇节度使手中的边防军已经达到了49万之众，这些还不算边地将帅私自训练培养的卫队。

唐廷对安禄山的疏于防范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军事叛乱的发生，河北二十四州县在极短时间内沦陷，此后唐军主力在洛阳与潼关相继战败。大难临头，但唐玄宗还算清醒，他觉得事情到了这份上，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舍得——于是为了保卫长安，玄宗又想起了自己那资产丰盈的左藏库，下令从中拿出大量金钱锦帛募集新军抵抗。

皇帝是豁出去了，但兼任左藏出纳使的宰相杨国忠却执意抱紧坛坛罐罐，不肯轻易放手。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安禄山起兵之时，“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但杨国忠坚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为了募集到军费，杨国忠宁可安排御史崔众去尚未被战乱波及的河东地区出售僧籍。由于唐代出家人大多可享受不纳税的特权，导致不少人趋之若鹜，短时间内就得钱百万，杨国忠趁机又发了一笔横财。

到了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忙逃离长安的前夜，杨国忠才发现很多国库里的东西带不走，他建议唐玄宗将其付之一炬。但唐玄宗居然生出了一个不知是良心未泯还是有些天真的想法——“只要我不毁掉左藏库，叛军进来搜刮走这些财富，吃饱喝足，就不会再去伤害我的子民了。”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显然同其设想相反。玄宗一行人刚撤离长安，不少百姓就趁乱冲入宫禁左藏库中抢夺，左藏库燃起了熊熊大火。安史叛军进城后，又把长安城翻了个底朝天。诗人杜甫当时也遭囚禁，看到昔日的盛世图景碎了一地，不觉哀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仅仅几个字便道尽了叛军洗劫后的衰败景象。

后来，唐军终于收复了长安，但左藏库物资充盈已经人尽皆知，许多勤王的将帅都想利用这段动乱时期从中捞走一笔。此时掌管财政的是第五琦（字禹珪，唐朝政治家、理财家），他发现哪个山头也得罪不起，于是干脆将左藏库合并入皇帝的私人金库，即大盈和琼林两库，这才让此事有所平息。但这又助长了皇帝的私欲，而且皇室开支和国家管理的用度不分明，也导致财政系统低效混乱。

到了唐德宗朝，左藏库掌握租赋的职能才在宰相杨炎的坚持下被恢复。可皇帝私人金库对国库储备的侵蚀却未因此中断，国库与皇帝私库的财富也被更多人觊觎。结果长安城又被一伙乱兵攻占，而驱动这些乱兵谋乱的直接动力，正是储存皇帝私人财富的大盈与琼林二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