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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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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0:47
标题: 『经典连载』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
（1）充满战争气息的校园生活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生，安徽凤阳人。1936年9月，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其父曾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熊家当时住武昌，与闻一多家相熟。

1936年12月8日，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蒋南翔、杨学诚。

蒋南翔当时在清华中文系学习，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杨学诚是清华物理系学生，在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工作。

直到晚年，熊向晖还清楚地记得入党那天的情景：“12月8日半夜，杨学诚把我带到二院，蒋南翔就住在二院。那时二院有几间教室，其它都是学会。张承先在世界语学会门口等着……我入党宣誓是由杨学诚监誓，张承先领誓。”

清华大学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是 1926 年建立的，后来，虽然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等白色恐怖时期，但党支部一直活动，战斗力很强，蒋南翔、唐明照、姚依林等，都曾担任过清华党支部的书记。

这个党支部发展的党员，除熊向晖外，还有宋平、李昌、韦君宜、康世恩，郑天翔等，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甚至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

蒋南翔是在1932年进入清华的，解放前，长期领导学运和青年工作，后来，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也是他向周恩来推荐的。

1937 年 6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结束了在清华大学第一年的学习，准备回到武汉的家度暑假。

当时，北平的形势还十分平静，蒋南翔本来想让熊向晖留在清华，在暑假期间组织“民先”开展一些活动。

因为，熊向晖当时在清华“民先”任组织委员和秘书。

“民先”的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受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个青年团体，也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它的前身，是北平学生在 1935 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后组织的南下宣传团，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

当时，清华大学“民先”的大队长是李昌，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先”不少成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 年以后，撤往大后方“民先”组织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有的并入青年救国会。

就在熊向晖已经安心准备留在学校时，蒋南翔忽然改变主意，让他回武汉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

于是，熊向晖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因为武汉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很热，无须多带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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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旧照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这一去， 12 年以后，才重返改回北京称号的北平。

带着一个简单的小包裹，熊向晖搭上进城的校车，前往前门火车站。

平常，清华的校车大约三刻钟开一班，不过在暑假期间，多了几班，实际上那是一种公交车，两列座位。

熊上车后，只见两列座位的头排，坐着教授家属，右列第二排空着，左列第二排坐着一个女同学，熊向晖认识，她叫池际尚，也是“民先”队员。

于是，熊向晖就坐到左边第三排，在池的后面，此刻，她正在看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小说，熊向晖也看过，作者是肖洛霍夫。他的成名作《静静的顿河》,影响很大，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被开垦的处女地》通过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农村实现集体化的经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农村从私有制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道路的历史过程。

当年，清华学子受苏联影响很深，看苏联小说、取苏联名字，成为一种时尚。受这种风气影响，池际尚也取了两个苏联名字，一个是“尚雅”,一个是“尚娘”。

熊向晖在后面叫她:尚娘！池际尚回过头来一看，说：啊，是小熊啊。你也进城?

当时，熊向晖只有18岁，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熊”，这一叫，一直叫到他 80 多岁。

熊说：你不用问，我坐这个车，自然是进城。我不用问，就知道你不但进城，你还到南京！

她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到南京?

熊说：我不但知道你要去南京，还知道，你今天是乘几时几分的几次车。

她说：你真神！你是怎么知道的？

熊说:我是福尔摩斯啊！

池根本不信。熊告诉她说：你仔细想想，是你告诉我的。

她问：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熊说：你忘了，两个星期前，你填的表。

当时，放暑假前，每个“民先”队员都要填张表，说明暑假到哪里去，是留在学校里？还是回家？

池在表上，填的是她要到南京，看望她的哥哥。作为“民先”的组织委员、秘书，熊向晖正好负责填表登记的工作。

池际尚听了恍然大悟，说：那不算!

熊说：那不算，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走?

的确，池填表时，并没有说哪天乘什么车次走。所以，她又奇怪了，问:是呀，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

熊说，实际上，说穿了，福尔摩斯就是推理。

在 20 世纪初,《福尔摩斯侦探集》在欧洲很流行，翻译到中国来以后,也受到中国学生的欢迎，福尔摩斯破案，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意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注意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然后再作出判断。

池际尚带着两个大箱子，一个包，一看就知道是出远门，她不是今天走，带行李干什么?

熊说：你这些东西，一定是女生宿舍的舍监王妈帮你送上车的。池说，是。

那时，清华的校车从学校开到城里东单的基督教青年会，有半个小时左右。从青年会坐电车，到前门火车站，还有一段路。

熊问池，从青年会的校车终点站再上开前门火车站的电车，还有一大段路，你这么多行李，提不了吧?

而电车终点站，距离前门车站，也还有一段路，你的行李怎么办？

她说：是有这个问题，小熊，你有功夫送我到车站吗?

熊说：我不但送你到车站，我还送你到南京。她说：你开玩笑！

熊说：就许你去探亲，不许我去探亲啊？

她很奇怪：你的家在武昌啊？怎么跑到南京啦？

是这样，熊向晖有个高中同学，也在北大上学，他的父亲是铁道部的高官，司局长以上的职务。

按铁道部的规定，铁道部员工及家属，每年可以有一次免票乘车的待遇。他的家在南京，从北平到南京，来回都可以免票，这次，他拿的是 7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放暑假期间的免费车票，来回各一次，二等车。

本来，熊的这个高中同学要回南京，但是，因为他有个女朋友在北平，他正在谈恋爱，所以决定留校，不回家了，于是，熊就要了他的免费票。

池际尚说：那你怎么绕道呢?

熊说：这你就不懂了。从北平买票到武昌，三等座的硬席票，单程就差不多是 10块钱。我这个免票到南京，是二等车，我还没有坐过二等车哩！再从南京坐船到武汉，只要 4 块5 角，回来9块，而且，船上管吃。

所以，我从南京走，比从北平到武汉还便宜。另外，我离开南京一年了，也想回去看一看。

因为，熊向晖是 1936 年从南京中学考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

熊还告诉池，他的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本来是物理系，要转到法律系去。放暑假以后，他正在办这个手续，没有走，在南京等他一起走。

就这样，熊向晖和池际尚一起，在这一天从北平乘火车前往南京。

离开清华的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是 1937 年 7 月 1 日，正好是党的生日。

池际尚 1917年出生，比熊向晖年长两岁。后来，她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去世。

来到南京，熊向晖在哥哥熊彙莘处玩了几天，当时，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感觉到形势有多紧张，只记得报上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长官先后抵达庐山，成立行政院庐山办事处，即日开始办公。

蒋委员长带着一班高级将领，正准备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班，并且积极筹备庐山谈话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准备抗日。

几天后，熊向晖和哥哥一起，从南京登船回武汉，因为是上水船，途中要走 3 天。

熊向晖还记得，登船的那一天，正好是 7 月7日，就是发生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所以印象极深。

不过，“七七”事变的消息，他们是第二天才知道的。那一天，船到了安徽境内的安庆码头，有人上船卖报，是卢沟桥事变的号外：

“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两度冲突，伤亡者颇众，入晚又闻炮声；双方对峙中，日竟要求我方军队撤退；我驻军坚决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津戒严秦德纯等商议应付方法至深夜未散。”

于是，船上的乘客纷纷议论起“七七”事变之后的局势。

在庐山，7 月 8日，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电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待援”,令华北驻军首长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京组编部队。

蒋介石还指示宋哲元：一、不得签订任何条约；二、不得后退一步；三、准备牺牲。

他要求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此时，蒋的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时完全不同。

那时候是“不抵抗”,而这一次，是不得后退一步。

三天后的7 月 10日，熊向晖回到武昌家中。

熊向晖的父亲熊仕昌，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届京师大学堂法政系毕业生，时任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月薪 400 元大洋。

很快，全面抗战爆发了，华北成了战场，学校回不去了。于是，熊向晖想把暑期回到武昌的平津同学，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战中去。

他首先找到同在武汉的一个比他高两届的清华学生苏先勤，他也是湖北人，是著名的纺织业大老板裕大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的儿子。

苏先勤社交面很广，经过苏先勤，熊又认识了一些在北平、天津上学的学生。

经过联络后，由熊向晖牵头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先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了手续，然后在武昌《民国日报》上登出广告，通知开会的消息，宣布由“熊彙荃担任会议主席”。

当时，人们都很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9 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困难了。”

《宣言》向全国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9 月 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称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感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

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是抗战以来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过了两天，9 月 25 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大胜利。

这一消息轰动国内外，也震动了武汉三镇，街上放鞭炮，国民党的报纸发了号外。

蒋介石特电朱德、彭德怀，称:“25 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他的父亲听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对熊向晖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二儿子就是共产党。

不过，这时候熊向晖已经同蒋南翔和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自行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可是今后怎么办？他心里实在是没底。

但是不久，有消息传来，北方的大学开始向南方转移。随后，报上刊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合并，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0 月 18 日起开始办理学生报到注册手续，11 月 1 日正式上课，租用长沙圣经学院和南岳衡山两地的原有校舍。

听到这个消息，熊向晖决定召集在武汉的华北学生，到长沙返校。

10 月下旬，他们一行到了长沙，进入临时大学，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很多人都把长沙临时大学称作西南联大，其实，西南联大是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以后成立的，在长沙的这个时期，叫做长沙临时大学。

后来他们才得知，“七七”事变以后，教育部把平、津地区的 6 所大学合并成两个临时大学，一个迁往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一个迁往西北，叫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西城固一带，叫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回平、津后，各自复校；而西北联大仅存在两年，就于 1939 年 8 月，被教育部下令解散。

长沙临大设在长沙韭莱园 1 号，实际上，在长沙开学的只是理、法、工三个学院，而文学院设在衡山，熊向晖上课的地点，在原圣经学院的一个二层楼上。

长沙临大到校学生 1 250 人，另有他校转来的借读生 220 人，没有设校长，而是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 6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指定蒋、梅、张等三校长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政。

在长沙，熊向晖的读书和生活都比较紧张，主要是敌机不断袭扰，日机第一次空袭长沙时，没有警报，教室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防空袭。

熊向晖记得，上课的是经济学教授陈岱孙，他一听到飞机轰炸了，就在讲台上，拿着一本书，顶在头上，一步一步走出去。

学生们都跟着模仿，也拿了一本书,顶在头上往外走。后来有经验的人喊“快跑！”大家才一起往楼下跑。

当时，韭菜园前面有个大操场，跑到操场那儿,有人喊“卧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师生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不知所措。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就喊:“趴下来!趴下来!”大家这才晓得，卧倒就是趴到地上。

陈岱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著名教授，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法学院院长等职，他的经济学著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史》等，都是大学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

那个时候，长沙临大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很多，如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吴宓、柳无忌、陈寅恪、吴晗、周培源、陈省身、华罗庚等，三所顶尖的大学合在一起，人才济济。

在此之前，熊向晖从没有到过长沙。当时，学校也没有来得及为学生准备宿舍，学生们报到后,都住在周围的一些小旅馆里。熊向晖也住在旅馆里，两个人一间，连吃带住，一个月 9 块钱。

本来，许多青年学子志切报国，一心要上前线，但当时国民党有个口号，叫做“救国不忘读书”,所以，大家还是集中到了长沙，在圣经学院的校园里，仍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但是，进入 11月以后，太原丢了，上海也丢了。12 月 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19日，合肥沦陷；24日，杭州失守。

一连串的噩耗，震动了全校师生。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学生们上课也不安心了，尤其是南京的沦陷，对老师、学生的打击最大。

南京是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象征，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的那天傍晚，临大学生会在圣经学院的大操场上召开学生大会。

学生会主席洪同上台主持会议，刚说了一句:“我们的首都沦陷了!”就泣不成声，于是全场同学受到感染，这时，有人呼起口号:“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笔杆,扛起枪杆,上前线去!”一个人领呼，大家就跟着高呼，会议变成了一个上前线的誓师大会。

这一天以后，许多同学都没有心情再去上课，校园里弥漫着一片请缨杀敌的气氛。

一批批的同学组织起来，参军、上前线。每次欢送的气氛，都很热烈，这样的气氛，又不断感染了后面的同学。

南京失陷几天以后，蒋介石在武昌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全民抗战到底。他说:“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 30 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重大损失，责任所在，无可旁贷。”

蒋接着解释:“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他号召全国同胞要“人人敌忾，步步设防，由四千里国土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很多同学都上了前线，熊向晖也想走，他想到中共中央所在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去。但他是党员，要请示组织。

在长沙临大，清华中共党的领导都没有来。后来，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同熊向晖接上关系，她是湖南长沙人,很活跃，熊向她提出去延安的要求，郭要他等通知。

长沙临大学生上前线，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山西战场，这里属于阎锡山领导下的第二战区，因为当时山西是华北的主战场。

到 1937年底，第二战区已经打了好几场硬仗，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山西参加作战，番号改为第18 集团军后，朱德担任第总司令，同时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平型关大捷在山西，著名的忻口战役也发生在山西。

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万余人,打得很惨烈，很不简单，中国方面，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为国捐躯。

平型关大捷歼敌千余人，就已经轰动海内外；淞沪战役，中国前后投入 70 多万精锐部队，打了 3 个多月，毙伤日军 5 万余人。因此，忻口战役被称之为“华北的淞沪战役”。

还有一个方向是中央军系统，其中一个是胡宗南的第 1 军，在西北地区；一个是汤恩伯的第 13 军，在华北地区；一个是李默庵的第 14军，也在山西战场。

汤恩伯的部队，在南口抗战中打得不错。那个时候，报纸上提到汤恩伯，都称他是“老汤”,很亲切，汤恩伯也确有一股朝气。可是后来，他在河南声名狼藉，被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完全成了两个人。

李默庵的第 14 军也是参加忻口会战的一支主力，打得很出色，他这一个军伤亡就达5 000 余人。抗战初期，李默庵派人在长沙动员，号召青年学生加入第 14军，因为李是长沙人，又是黄埔系，对不少学生也有号召力。

宋平同志后来告诉熊向晖，他和当时还没有结婚的夫人陈舜尧也受了动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李的第 14 军服务。但是，他们没有呆住，后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宋平担任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胡宗南的第 1 军被舆论炒得非常热，他当时刚刚参加了淞沪抗战，正是声誉卓著的时候，有人称他是“抗日英雄”“青年革命将领”,第 1 军是全国“第一”的部队，要去前线服务，就要去“第一军”。

但是，最大的热门还是去延安，因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立场坚决。很多革命青年都认为：要真抗日，真救国，就要去延安。

连后来去了胡宗南部、以后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做教育长的洪同，在回忆中也承认:“陕北是很多青年幻想的地方。”

还有不少态度比较中立的报纸，都很客观报道延安抗战的情况。熊向晖记得， 1937 年 12 月 20 日的汉口《大公报》,曾刊登了一篇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题目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文章说:

“我们谈到政治问题，又讲到华北抗战的前途，他说:‘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冀察晋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蒲路的交通线。

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决不南退。

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毁敌人的后方。我敢说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却是一枚炸弹!””

很多青年学生，都是看了这样的客观报道，积极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战的。

熊向晖要求去延安，也是这个道理。同时，1937年1月,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帮助招收学员，有的地方不便公开号召，都是秘密进行。

但在长沙，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就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的名义，公开为抗大招生。

徐特立是长沙人，早年就在湖南办教育、办刊物，进行革命宣传，在湖南很有影响，学生也多。当时的省主席张治中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战的，国共合作的气氛很好。

后来，很多湖南青年，通过徐特立的介绍，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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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0:56
（2）加入战地服务团

在长沙临时大学，熊向晖想去延安的想法没有实现，几天后，他的清华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求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积极为抗日军民服务，拟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团体，送交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宋美龄任指导长，黄仁霖为主任，1937年10月刚刚成立。

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被裁人员、行政院附设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毕业人员和北平各大学的逃亡学生，协助军队抗战，动员民众担任后方勤务等。

服务团成员一般接受一个月左右的训练，即开赴前线。当时，长沙发起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是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些交往。

李芳兰是湖南湘雅医院的护士，同时担任《湘雅涟漪》杂志的编辑，在湖南小有名气，此前，他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会工作。

晏阳初是中国有名的平民教育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学位，回国后，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平民教育科,后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以河北定县作实验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

这个平民教育会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定县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育有志农村工作的中级干部。第一期招生 50人，由各县、市、大学保送，进行乡村及县政的研究和实验。

李芳兰就是这个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批录取招收的 新生之一，加入平教会之后，李芳兰负责主编华北新闻医药周刊，写有关农民卫生、民间知识卫生之类的稿件，每周还去定县女中教几小时健康教育课。

“七七”事变前夕，李芳兰随全国学术界西北考察团在包头、绥远地区考察西北的文化、教育、经济、卫生情况。返程在经过北平时，正遇上“七七”事变发生，北平被日军围攻。

李芳兰出不去了，就在北平参加了协和医务人员组成的救伤队，进行战场救护。不久，北平沦陷后，她了跑出来，回到湖南长沙，进入湘雅医院工作。

10 月以后，各地都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李芳兰有在平民教育会的工作经验，又在北平参加过战场救护，因此，做群众工作已驾轻就熟的她，开始积极发起和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李芳兰集合了一部分南京中央医院撤退下来的青年医生和护士，但是，她还想要有一批能做康乐文化工作的青年，和她一起去前线展开战地文化服务。

李芳兰通过郭见恩的关系，找到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由学生会出面，在韭菜园长沙临大的礼堂里，搞了一次演讲，报告她在北平南苑机场亲眼看到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情形。

李芳兰的这次演讲，熊向晖也去听了。她在报告中，先讲了许多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壮烈殉职的情形，也讲了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种种暴行。

然后，她热泪盈眶地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希望爱国青年们参加我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去前线作救伤、防谍、肃奸、动员民众等工作。

李芳兰慷慨激昂地当场请求：凡是中华好儿女，请在黑板上签名！这样一来，许多学生和医师、护士，都当场上去签名。

这时，熊向晖字已经接受了组织的指示，于是，在黑板上签了名。

这时，胡宗南的亲信陈大勋在这个时候，找到洪同，商量与李芳兰合作，动员临大学生和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到第1 军去服务，李芳兰同意了。

陈大勋也是湖南长沙人，1935 年夏天，胡宗南率第 1师到长沙驻防，应付两广事变时，他曾通过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约集各校优秀学生 20 多人，座谈对时局和抗战问题的看法，其中就有陈大勋。

后来，胡两次单独与陈大勋谈话，并表示将来抗战一但发生，就邀请陈大勋投笔从戎。

“七七”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率领部队到了徐州，这个时候，陈大勋正在武汉大学读书。

胡通过朱经农转给陈两份电报，嘱他到徐州一晤。陈赶到徐州后，胡已经到了淞沪战场，陈随后也赶到上海战场，接受胡的派遣，在上海和苏州等地，动员了 50 余名青年和童子军，成立战地宣传队，进行战地宣传、救护及服务工作。

淞沪战役结束，这个宣传队包括陈大勋在内，只剩下6个人突围而出。

实际上，胡宗南在长沙早有布置，他派人设立招募机关，大量招收湖南兵员。因为，从曾国藩办民团以来，湖南就是出兵员的地方，湖南人素称不怕死，而且文化程度高。

而且，在黄埔学生中，有许多名将都是湖南人，包括有名的“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都来自湖南，抗战初期，国民党各部队都争相到湖南招兵。

张治中于1937年11月下旬，到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新任主席后，发现湖南的兵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兵情形异常混乱。

张治中抱怨：“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胡宗南有个预备第7师，属第 1 军，就负责在长沙招募新兵，师长叫曹日晖，参谋处长叫刘钊明，政训处长叫汪震。

在淞沪抗战中，第1 军减员很多，4 万人进去，出来时只剩下5 千人，不但要补充大量兵员，而且中下层骨干损失也很大。所以，胡宗南指示预7师，要注意招收青年学生,将来经过培训后，补充中下层军官。

胡宗南本人从淞沪战场撤退时，已经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与童子军，随第1 军行动。在安徽滁州，他又收容了一批当地青年，成立了随军服务团。在江苏徐州，还招收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 400 多个学生；在安徽寿县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 500 余人。

这些青年学生随第 1 军西进关中后，成为创立中央军校第7 分校与战干第4 团的基础。

但是，胡宗南最看重的还是湖南的青年学生，特别是长沙临大的这批大学生，就在第 1 军撤退陕西的途中，胡宗南手令陈大勋，赶回长沙，与朱经农商量，设法号召湖南青年，参加第 1 军。

利用朱经农担任长沙临大筹备委员的关系，陈大勋拿着朱的名片，到韭莱园临大校园，晋谒临大的两位常委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得到他们的同意，并正式以长沙临大学生会的名义，号召学生参加第 1 军。

陈大勋也与临大学生会主席洪同建立了关系。于是，洪同就做临大学生的工作，说我们到军中去，虽不能实地参加作战，但可以动员民众，鼓励士气，做军民的桥梁，甚至我们应当深人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

在长沙临大，经过李芳兰的演讲造势，学生会的发动，再加上组织的指示，熊向晖参加了这个准备去第1 军胡宗南部服务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

熊向晖还想起， 1936 年初，天津《大公报》曾经连载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于是，他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

“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他的生活情景，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

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

虽说让人有点茫然，但至少说明胡宗南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体察下情。同时，熊向晖也觉得这样的将领，与一般的封建军阀毕竟不一样。

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 50 多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 20 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原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

这个团的确实力不凡，参加服务团的还有个叫黄志诚的，是越南人，后来，他担任了越南共产党中央胡志明主席的秘书。

李芳兰担任服务团的团长，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被推为副团长，陈大勋被任命为指导员，协助李芳兰工作。

关于这个团的具体人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熊向晖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说“自愿参加该团的约 50 多人”。

陈大勋的回忆也是“一行 50 余人,准备赴战地随军工作”。洪同的回忆是“一个拥有 60 余人男女青年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了”。

熊向晖提供了一份《服务团团友》的名录，上面还配了照片。这份名录上记载的有 61 人，但照片上的人头只有 30 多人。

这张照片是服务团在陕西凤翔结束时拍的，当时有一部分人已经提前走了，比如熊向晖就提前进了西安中央军校第 7分校，不在照片里面。

而名录里有的人，并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像名录上的申振民，后来改名叫申健，是西北联大的学生，并不是长沙临大的，也不是从湖南来的，他是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了陕西凤翔以后加入进来的。

因此，这份 61 人的名录，不是很准确。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出发的时候,人数大约为 50 余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陈大勋对这个团的成员相当满意，他吹嘘道，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把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精华网罗一尽”。

陈大勋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同时，还通过预备第7师的协助，在长沙郊外的庐雅中学内，为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进行招生。

西北军官训练班实际上归胡宗南领导，是为第1 军培养基层军官的，因为此时，中央军校西安第7分校还没有成立。

陈大勋直接为第1 军招生，也是通过朱经农的介绍，得到长沙临大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的同意，还是运用学生会的名义，在学生中进行动员。

这样一来，一部分长沙临大的学生，没有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而是进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陈大勋曾经著文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北大、清华、南开之优秀分子，均因仰慕胡先生之名，而风从云涌，北大化学系的‘四大金刚’孔令晟、倪中岳、靳古铭、潘峪然等不顾钱思亮先生等之劝阻，毅然投笔。”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的意味。

在长沙临大，确有不少学生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也有不少学生直接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最后，他们大都参加了胡宗南的第 1军。

为什么这些青年学生愿意去胡宗南部服务呢？主要还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当时在青年学生中确实影响很大，陈大勋、洪同、孔令晟后来写文章，都谈到当时长沙临大的学生，由于受范长江的《西北战地通讯》的影响，对胡宗南确有一种崇拜心理。

还有的学生，是抱着“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心理报名参加第1军，决心抗日救国的，北大化学系的孔令晟就属于这种情况。

孔令晟是江苏常熟人。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随清华、南开的学生一起，撤退到长沙。

据孔自己说：淞沪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以后，他当即向导师钱思亮提出退学申请，准备参军。

北大实施导师制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一样，从大学三年级起，一位教授管三位学生，师生关系非常亲密。

钱先生花了三个夜晚，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和孔令晟绕场长谈，他认为，以孔的成绩和天分，必须留下，好好地培植。因为，孔二年级取得了总平均分达 93.5 的高分。

钱先生希望他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英国、美国最好的大学，任孔选择，老师负责送他出去留学。并且，从现在起,就由老师负责孔令晟的全部生活费用。

钱先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留学。1917年美国参战，看到同班所有美国同学都去参战了，他也深受感动。如果孔坚持要去参加抗战，老师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他。但是，老师随时欢迎他再回学校来。

孔令晟最终还是婉辞了钱先生的挽留，报名参加了西北军官训练班。

后来，长沙临大的名教授孙承谔先生再一次到庐雅中学，希望孔令晟最后一次慎重考虑。孔说：“国家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原谅我,我一定要直接参战去。”

这就是当时学生参军的普遍心理，孔令晟后来成为中央军校西安第 7 分校第 15 期的学生，和熊向晖是同期同学。

以后，他在台湾先后任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台湾的警察总监，他虽不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但他和熊向晖的友谊，保持了近 70 年，直到熊老去世。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是该省第一个组织到前方服务的，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消息，有的甚至不断以头条报道服务团成立和出发的新闻，有的则发表社评，激励勉励。

湖南各界也纷纷捐赠物资给服务团，捐赠的慰劳品、医药器材等，都堆放在列车月台上。

胡宗南也来电欢迎，被他指派担任这个团指导员的陈大勋，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称胡宗南为“胡先生”。

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就是“撤退”的意思，说起来比较好听一点。

服务团组成以后，在长沙预备第7师师部接受了一个星期的讲习，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中礼节和常识。

就在那儿，大家都换上了新军装，并接受了预7师的授旗和湖南各界的欢送。

在离开长沙前，郭见恩跟熊向晖讲，服务团的党员，除了他，还有两个，一个是在长沙新入党的池际尚，就是那个起了两个俄文名字“尚娘”、“尚雅”的清华女生；还有一个是北大的，叫许焕国，后来改名叫徐晃，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老挝和秘鲁大使，1984 年 3月，病逝于秘鲁任所，享年 70岁。

根据组织指示，熊向晖、池际尚、许焕国三人组成党支部，由熊向晖任支部书记，同时，在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1938年12月下旬的一天，熊向晖和服务团所有成员一起离开长沙，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人很多，郭见恩没有来。

她委托清华大学一个叫蔡崇祖的同学来车站送行。蔡向熊向晖转告郭见恩的话说：到车上，有人拿我的信找你，你就与她发生党的关系。

这一天，长沙各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服务团，场面热烈，在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的列车上，发生了熊向晖后来称为“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他:“服务团有几个 CP?”熊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他警惕。

熊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 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

她问得刁。熊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熊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

她说:“你就是。”熊说:“你弄错了。”熊告诉她，他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

“民先”是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

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

熊想，郭见恩并未对他讲，其中肯定有鬼，熊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

她一下子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新中国成立后，李芳兰移民美国旧金山。1982年,李芳兰在旧金山《海外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服务团出发前一日，郭见恩约她在女青年会见面，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有四个人，陈忠经、熊彙荃、池际尚、许焕国，都是共产党。

这篇文章台湾《传记文学》也登过。后面，李芳兰就造谣了，说她当时对郭讲,“现在谈党派，会抵消抗日的力量”等等。

解放后，熊向晖就这个问题，问了后来改名郭建的郭见恩，郭说她不记得这件事。熊向晖说，你把 3 个人的名字都讲了，但陈忠经当时还没入党，是李芳兰故意讲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李芳兰造谣，熊向晖分析，李芳兰是通过郭见恩要发展她人党这件事，引起她的警惕，她分析郭见恩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当然也是。

因为，熊向晖和郭见恩都是清华同学,又都是“民先”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但她又没有确实把握，所以，要在列车上对熊向晖进行突然袭击。

其实，李芳兰在上学阶段，以及后来参加平民教育会时期，都曾有人要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被她拒绝了。

她的所作所为，往往容易被人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甚至想要发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带来判断上的失误，也带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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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0:58
（3）聆听周恩来演讲

李芳兰为什么没有告发熊向晖？她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抗战期间，郭见恩口中的‘四位’朋友，在我布置的一些忠爱国家，不露痕迹注视下，没有兴风作浪的越轨事件，但也经常和熊彙荃密谈，提示他‘应以抗日共赴国难为前题(提)!’

尤其胡宗南将军选择他充任随从副官期间，朝夕在胡军团长左右，我更寝食难安，只要有机会，便慎重警告:‘不能也不应作民族的罪人，我时时刻刻注意你们行动！’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不检举?’这两个字，说很容易，也确有威吓作用。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胡将军亲信、派在团里任指导员的杨尔瑛上校想制造小圈圈垫脚，保荐态度恭顺的熊彙荃为随从副官、陈忠经作机要秘书，胡将军一切训词、讲稿、重要信件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规则起草，都是陈一手包办，而且每次调陈去西安东仓门(胡军团长官邸)工作，不曾通知过我，胡将军、杨指导员、陈忠经他们成了铁三角，我没有任何证据,仅凭郭见恩说的‘四个’,能举发吗?”

不过，李芳兰这里讲的，大都是造谣。她说她经常和熊向晖进行密谈，只要有机会就对熊向晖进行“慎重警告”，是子虚乌有的事。

说熊向晖是通过杨尔瑛保荐，才当上胡宗南的随从副官，说杨尔瑛保荐陈忠经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更是无中生有。

陈忠经从来没有当过胡的机要秘书,更不要说为胡起草文稿。她说胡宗南、杨尔瑛、陈忠经是“铁三角”,纯属空穴来风，既不可能，也违背常识。

不过，李芳兰说她布置人暗中监视熊向晖等人，她本人也始终注视熊向晖等的一举一动，倒有可能。她说因为证据不足，不敢检举熊向晖等人,也是实情。

她什么证据也没有，怎么举报熊向晖等人？何况后来池际尚、许焕国都离开了西北。

还有，李芳兰非但不敢告发熊向晖等人，她连郭见恩也没有敢告发。

在回忆文章中，她继续说，抗战第二年的冬天，她到重庆小龙坎军政部办事，出来的时候，正好见到了郭见恩。

当时，郭见恩已经到了重庆，在国民党妇联总会任总干事，是在宋美龄手下工作，郭后来还拉着她，到重庆女青年会喝茶、聊天。

郭说，宋美龄正在筹办妇联总会各分会救护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教官都聘请好了，就差一位念过医学、受了军事训练的巡回监督长。

郭见恩认为，李芳兰是恰当人选，就向宋美龄推荐了她，并与李芳兰约好了带她晋谒宋美龄的时间。

但是，李芳兰回到旅馆，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不去见宋美龄，提前返回西安。

据她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不能放松对熊向晖等四个人的监视；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必须“注意四个人的动静”；第二，郭见恩有可能改变了她的信仰，她不能“再次陷人圈套”。

所以，就是郭见恩，她也没有告发，因为她没有证据。至于李芳兰说郭见恩曾经要发展她加入 CP，那是两个人之间说的话，也没有旁证，郭见恩完全可以不承认。

那个时候，郭见恩是宋美龄面前的红人，说话比她有分量。因此,她瞻前顾后，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既然她已经盯上熊向晖等人，熊向晖等人今后的一举一动，就不能再有任何失误。

这种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步也错不得。除了李芳兰，服务团还有一个危险人物，那就是服务团指导员陈大勋。

他是胡宗南的亲信，后来，他自己写文章承认，服务团一到武汉，他就去向胡宗南密报，说:“这一群青年中，有少部分人的思想为左倾。胡先生的观念则认为， 30 岁以前的青年思想未定型，只看我们自己的训练与运用如何?”

因此，胡宗南没有听他的，这一点，符合胡宗南的口气和观点。胡很自信，自认为对青年很有办法，也有影响，能够把青年号召到自己身边。而且，对思想有点左倾的青年，他认为单纯，有朝气、爱国、进步，只要引导得好，反而比思想右倾的青年好带，是可塑之材。

所以，他对陈大勋的警告，不以为然。

服务团到了武昌之后,被安排住在武昌师范学校，等待胡宗南接见。

一天，他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 12月 31日上午9时；地点是武汉大学珞珈山礼堂。

就在他看布告的时候，旁边他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信服。”

熊向晖对周恩来心仪已久，当天上午 8 时许，他赶到了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

珞珈山，原名落驾山，传说为楚庄王落驾之处。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

它位于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距离大东门约 4 公里。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中，武汉大学的选址很好，校区环绕珞珈山，依傍东湖水，称得上是得天独厚。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湖北自强学堂，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辛亥革命后，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等。

1928年7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国立武昌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是由李四光选定的，选在珞珈山上，东湖之滨，是依据国外著名大学的理想模式，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书院崇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选址理念。

李四光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进行设计，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文明有机融合起来，使武大校园总体规划具有依山就势、整列有序、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特色，因而具有极高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

周恩来演讲的武汉大学礼堂，就在珞珈山的半坡上，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会场设在楼上，熊向晖赶到的时候，礼堂里已座无虚席，人满为患了。

这次演讲活动，是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的，实际上，是中共武汉大学支部筹划组织的。

武大和清华一样，都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校。早在大革命时期，武大就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遭到严重破坏。1937 年9月,中共派陶铸等人，到武大着手重建党组织，发展党员。

武大重新建立党组织的一个中心活动，就是通过“抗日问题研究会”,邀请董必武、周恩来等人到校演讲。此前的10月间，董必武来到武大礼堂，作了《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演讲。

这一次，周恩来抵达武汉不久，就接受武大党组织的邀请，到珞珈山对学生发表演讲，说明他对青年运动的关心和重视。

进入礼堂后，熊向晖挤站在墙边，场内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不一会，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只见时年 39 岁的周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亲切而又谦逊地说：

“能在全国抗战中心的武汉与诸位进步同学见面，确是十年以来难得的机会。”他根据当时抗战的形势,分析了当前青年运动的环境，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性质。

他说:“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

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

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

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

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

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周恩来演讲的英姿，吸引着所有听众的眼睛，他的充满感情的语言让所有人深受感动，他的充满信心和力量，更让熊向晖等所有听众激动不已。

他说:“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他的演讲，充满了浓烈的感情色彩，一下子点燃了所有听众胸中那热切要求参加抗战，要求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火焰。演讲始终充满了睿智，充满了哲理，激励每个人都在认真思考，严厉地拷问自己的灵魂，语言发人深省，令人振聋发聩！

他在回答“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时指出:“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他说:“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我想，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的战场上去。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

第三，到乡村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

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

我们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最好能够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乡下有钱而不愿当兵的人，切实负责赡养抗日军人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我相信，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减去许多摩擦的。再则，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准备将来配合着政府军的抗战。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像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

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把我们被压迫的同胞暗地里武装起来，准备迎接我们正规军的反攻，与我们的正规军取得里应外合。”

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的这四个方向，很快就抓住了所有听众的心弦，它像一阵清风，吹走了积聚在熊向晖等听众心头的迷雾，扫除了大家心中的迷茫，礼堂里所有听众的脸上都放出了光芒,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兴奋起来。

因为，每个人不但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更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1937 年 12 月，熊向晖听周恩来演讲的时候，还只是一个 18 岁的青年学生。几十年过去，对周恩来演讲的情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熊向晖说：周恩来的这次演讲，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熊向晖当时本来要求去延安，但上级指定他不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 1军胡宗南部服务。

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但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也在想，这样做，究竟有多大价值?到了第1 军如何服务?

而周恩来的演讲，恰好对这些问题做了最贴切、最准确的解答，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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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02
（4）首次见到胡本人 接受党的指示

1937年12 月 31日晚上，也就是熊向晖从武大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回来之后，湖南青年服务团指导员陈大勋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大家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率部从上海战场撤出后，来到了江苏无锡，一边补充新兵，一边部署防御。

部署刚定，日军坦克接踵追至，于是，胡奉命在无锡、常州间，阻击迟滞日军，随后奉命渡江到达扬州。

12月初，胡奉召赴南京，蒋介石原来想叫他担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做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副手，准备守卫南京。

但命令未下，得知日军已分兵一部，正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急进，蒋乃叫胡回到浦口，作阻击日军的准备。

南京陷落后，胡率部退至安徽滁州布防，在百米山一线阻击日军进攻。12 月下旬，胡奉命率部西进，到河南信阳集结待命，他本人于途中转赴武汉，晋蒋复命，同时准备接见服务团成员。

胡宗南的第1 军在武汉设有一个办事处，地点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胡宗南接见服务团成员的地点，就在办事处的二楼上，共分三批接见，接见的时间，熊向晖推算起来，应该在 1938 年 1 月 8 日左右。

他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的侍从副官唐西园要熊向晖等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没有想到，胡五短身材，与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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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旧照

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

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

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这是在“察言观色”。

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

于是，他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他的名字熊彙荃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他，问道：贵庚？

熊说：再过 3 个月零 4 天满 19 周岁。

他又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道：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接着问道：怎样才是革命?

熊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又问道：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胡盯着他看了一会，在名册上画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后，胡的副官唐西园来接熊，说胡约他去个别谈话。

熊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熊：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来到办事处，熊向晖和胡宗南个别谈话时，他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接着问了熊的学历，说他“17 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他进行政治盘查。

胡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 7 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熊提到“民先”,重复他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他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也是清华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道：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接着说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熊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

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接下来，胡同熊握手，转而问他家庭情况。熊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

胡要他写出家庭住址，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这就是熊向晖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熊向晖见了胡宗南两次，大多数人都是只见一次。

后来，洪同在台湾写文章《记第 1 军随军服务团》，也回忆了在武昌与胡宗南见面的情况，过程与熊向晖的记述差不多。

但是，洪同只见了胡宗南一次，他没有参加集体传见，而是被胡直接单独接见。因为洪同是服务团的副团长，胡宗南对他很重视，一开始就安排单独接见。

洪同在文章中说:“不几天，我们就在武昌小朝街湖滨第 1 军办事处的二楼上，见到了胡将军——胡先生。胡将军的部下为尊敬他，都称他为“先生’,我们这一群刚离学校的青年，怀着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也都不愿称呼他的官阶，而尊之为“胡先生’。

和胡先生第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次见面不是集体的，而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的礼貌谒见，而是一种临场面试，对每一个人，在问清楚了家世出身以后，他总以严肃的态度，和蔼的声调，问以:“为什么要到军中来?”“不怕苦?不怕危险吗？”接着，他就各人所攻读的科系，提出一两个问题，要你作答，并且要尽量的发挥。

我还记得，他知道我是经济系的学生以后，曾以有关战时财政筹措和日本经济能否支持作战的两个问题问我。

最后，他告诉我:‘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是国家的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要你们去做，太可惜了。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大西北是抗战建国的基地，那儿需要你们。”

这一次谈话，因为是个别的，我们 60 余位费了他两个下午的时间。

胡宗南跟熊向晖单独谈话时,许诺“要专程请令尊来便餐”。第二天，胡果然派唐副官坐车到熊家，请熊向晖的父亲去吃饭。

当天，他回到家里,就告诉熊向晖说,“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熊向晖说，当时父亲有些夸大，他说胡宗南是大贵之相,天庭饱满,地域方圆。鼻如悬胆，口若血沟。

他站起来比人矮，坐下去比人高，稳如泰山。两道剑眉，一双虎眼，说话中气充沛，声如裂帛。

握手柔软有力，这是驾驭千军万马、掌握天下社稷的手。

他还说，民国以来，我看过的文武百官很多了，还从没有看到过像胡宗南如此谦虚、如此风度的人。他说一眼就相中了你，说明他有非凡的识才眼力。

父亲本来反对熊向晖弃学从军，但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对熊向晖说，胡军长要培养你，我信得过。他不是开玩笑,你放心去吧。

就胡宗南请熊向晖父亲去吃饭的这一天晚上，熊向晖让池际尚、许焕国和他一起，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所在地。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八路军成立后，先后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武汉、重庆、兰州等地，设立代表机构，负责与国民政府军事专员进行军事情况的交换，同时，还承担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人员等任务，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对外公开机构，统称“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 18 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人们习惯上仍称第 18 集团军为八路军。

因此，后来有的地方把“八路军办事处”改称“‘第 18 集团军办事处”,但多数地方，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是 1937 年 10 月下旬设立的，地址在汉口西 1 路安仁里 1号，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2月中旬，南京陷落，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转抵武汉，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驻武汉办事处合并，办事处地址也迁至汉口旧日租界中界 89 号，现在的地名叫江岸区长春街 67 号。

为什么要搬迁呢？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办事地址汉口旧日租界大石洋行。这样可以利用中共公开机构的牌子，掩护中共秘密机构开展工作。

合并之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钱之光任处长，根据郭见恩传达的组织上的指示，熊向晖应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蒋南翔。

其实，蒋南翔并不在八办工作，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之所以说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他，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刚刚成立，组成人员是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另外，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 月 18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武汉。此时，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12 月 21 日,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向延安派遣联络参谋、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

蒋介石当场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两个机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决定合并办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李克农任秘书长、叶剑英任参谋长、董必武兼民运部长、博古兼组织部长、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主持长江局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并不允许中共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具体事务则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名义开展。

熊向晖他们来到办事处，对值班人员说要找蒋南翔，这天，在武汉八办值班的恰好是熊向晖的清华同学于光远，一番联系之后，他说，蒋南翔同志不在，由董必武负责接见他们。

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生于 1886 年,1938 年已届 52岁，党内尊称他为“董老”。

这不仅因为他年纪大，更因为他的革命资格老，董老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在日本又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20 年，还参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参加了一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一大结束后，董老回到湖北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一直到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前，他始终在湖北及武汉地区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所以，董老对武汉及湖北的情况都很熟悉，地下斗争的经验十分丰富。

1932年，董老回国后，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 年，他参加长征,是著名的“长征五老”之一。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抗战爆发后，被派到武汉，筹备湖北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董老是核心成员之一,并兼任民运部长,主管群众工作组，负责统战，秘密工作这一块，实际上也归他管。

董老让池际尚、许焕国在楼下等着，先把熊向晖叫上楼,与他密谈。

听了熊向晖汇报了胡宗南接见的情况后，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

他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 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他的意见详细告诉你，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1936 年 9 月,他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

胡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周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的特点，他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南翔推荐了你，周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很合适。

董老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周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

董老还说，从胡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是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熊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还向他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

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

所以，周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他筹划的闲棋冷子。

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周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

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还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老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与清政权、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派，都进行过秘密斗争，所以他具有长期组织和领导秘密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次，虽说他是代表周恩来同志与熊向晖谈话，但许多谈话内容，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丰富经验在内。所以，这次谈话的水平很高，对熊向晖今后的行动,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使熊终身受益匪浅。

董老与熊向晖谈话结束后，再让池际尚、许焕国他们两个上去谈。与他们就没有谈那么深，只是谈一般的原则，要他们保持中立面目、不左不右。

湖北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武昌停留期间，主要是学习一些战地服务知识，学习打针、种牛痘、救伤兵、扎绷带；同时，许多服务团成员还买来共产党的书，如游击战等。因为服务团的成员中，清华、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民先”队员。

熊向晖在团里没有具体任务，他利用空闲时间，编了一个歌剧，用当时流行的聂耳等作曲家写的革命、抒情歌曲的曲子，穿插一些情节，配上自己编的歌词。

开始时,是一群男子修路,唱《大路歌》。女的种田。然后合唱，是和平的气氛。接下来，上来一个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唱《松花江上》。接着来一个汉奸，又来一个日本兵，日本兵把女的拖到幕后强暴，激起公愤，就这么一个歌剧。

胡宗南在武昌找服务团成员谈话结束之后，李芳兰、洪同等人决定，接受胡宗南的提议，放弃原来去第 1 军战地服务的计划，到远离前线的西北去。因为，胡宗南跟洪同说了,让清华,北大、南开的这些优秀青年，上前线去抬伤兵送子弹,太可惜了。

于是，大家决定按胡宗南的意思，入关中、到陕西去。同时，他们把番号也改为“第 1 军随军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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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04
（5）陕西凤翔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改名后，在武昌前后停留了一个月左右，1938年元月下旬，他们接到通知，准备出发，前往陕西。

熊向晖只记得，乘火车到达西安时，正是农历除夕，第二天就是春节。经查《万年历》,这一天是 1938 年 1 月 30 日。

那么，他们一行乘火车从武昌出发的时间，应该在1月28 日前后。

出发前,第 1 军派人对服务团进行了行军编组，所乘火车是一列军车，从武汉经郑州转往西安。

由于是除夕到达，西安又是一座有名的古城，于是服务团放假半天，让大家在城里简单转一转。当晚，他们继续乘陇海线的火车西行，前往虢镇。

虢镇因虢国而名，在陕西宝鸡县境内，虢国在西周初期就已建立，有东虢国、西虢国、北虢国之分，东虢国故址在河南荥阳的东北，北虢国故址在河南陕县的李家窑，西虢国的故址，就在宝鸡县的这个虢镇。

虽然历史上留下了“假途灭虢”这个成语，但是离开了陕西、河南，知道“虢”这个字的人并不多。

唐玄宗时期，有个“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姊姊，并深得唐玄宗宠爱，广受贿赂，穷极奢侈。

“安史之乱”安禄山攻入长安，虢国夫人随玄宗、贵妃西走，至马嵬坡，贵妃被缢，虢国夫人逃至陈仓，自杀身亡，陈仓在虢镇西，属于古西虢国境内，虢国夫人死在虢国，成为历史上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

火车到了虢镇，第 1 军补充团团长胡宗谦登上火车，说是奉胡将军之命，对服务团表示欢迎，并送来茶水和晚餐，又讲了许多西北地区的许多风土人情。

虢镇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凤翔县，还有 40里路，不通火车，只有步行。

第二天，服务团一行从虢镇徒步走到凤翔，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和第1军军部，就设在这里。

1938 年 1 月初，胡宗南的部队到达河南信阳附近。当时，有部分中央部委机构迁至武汉，蒋介石原打算叫胡宗南部移驻武汉外围，整理训练，准备将来参加武汉保卫战。

但是，此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忧虑关中所在的第一战区部队，均新编而成，战力薄弱，如日寇再窜入关中，或中共部队乘机南下，都足以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顾祝同以胡宗南部久驻秦陇，尤为中共“所畏惮”,人地最宜，向蒋建议，调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固守河防，兼顾晋陇，屏蔽川蜀”。

顾的建议得到蒋的批准，于是，胡宗南指令第 1军军部暨两个补充团,自河南信阳西移陕西凤翔，以凤翔东湖公园的房屋，作为军团部和军部所在地。

在淞沪战役期间，胡宗南虽升任第 17 军团军团长，但因战事紧张，没有另组军团部，只以第 1 军军部代替。

入驻关中后，胡辞去第 1 军军长兼职，由第1 师师长李铁军升任，继续率所属部队，固守郑州至灵宝之线，胡宗南本人则在凤翔另组第 17 军团部。

凤翔在陕西西部，东面是岐山县，因境内有雍山，唐以前称雍州，唐时，取“凤鸣岐山”之义，更名为凤翔县。

凤翔东依周原，南临渭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古代中原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地，这里距西安亦只有 140 多公里，胡宗南驻防凤翔，东进西出，都很方便。

来在凤翔县后，服务团就住在西街天主教堂内，男生住在教堂大门西边的三间房子内，女生住在教堂大门东边的三间房屋内，屋内没有床，都是稻草地铺。

服务团到达时，胡宗南不在凤翔，接待他们的是参谋长罗列。

罗列，福建长汀人，黄埔 4期生，曾担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颇得胡宗南信任，身穿土布军装，腰扎小皮带，风度翩翩的罗列来到天主教堂，看望服务团成员，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与服务团成员——握手，并随即指令副官处蒋竹三，负责照料服务团的饮食和住宿问题。

在凤翔期间，服务团开始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胡宗南的部队分驻在凤翔县的各个村子里。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以团一级部队为单位活动，包括给士兵教唱抗日歌曲、绘制抗战壁画、出版墙报、举办识字班、设立医疗站等。同时，还与部队官兵进行座谈、联合演剧，也为附近农村的民众，开展知识教育和卫生服务。

凤翔的村子很大，每个村都有一个戏台，服务团演剧就在村里的戏台上。每次演出前，先找个人讲一讲时事，带大家唱唱歌，然后开演。

熊向晖在武汉时编的那个歌剧，定名《复仇》,就在这里演出，效果很好。

有一次，服务团在凤翔县城以西的柳林镇演出，台下的士兵看到台上剧中日本鬼子和汉奸凌辱中国百姓的情景，不由当真，义愤填膺，竟有个士兵拿起枪，朝台上的“日本人”和“汉奸”扣响了扳机。

子弹一下子从坐在台上的熊向晖身边擦身而过，不过半尺，真是好险！

平时活动，士兵带的枪里不许有子弹，但是，那一次这个士兵的枪里为什么子弹上膛？谁也不清楚。

开枪之后，熊向晖等服务团演员还要坚持继续演，但是团长有些怕，坚决中断了演出。

不过，几十年以后熊老忆及此事，笑说：这也证明了戏的效果好啊！

演出之余，服务团的团员们一有机会就聚餐，一聚餐都要喝当地的特产——西凤酒。

西安以西的关中地区，习惯上称“西府”,以东的关中地区称“东府”。在西府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柳林酒，东湖柳”,柳林酒，即指柳林镇出的西凤酒。

西凤酒是中国名酒，65度，色泽透明,味道醇厚。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五味不出头”,即：酸而不涩，苦而不粘，香不刺鼻，辣不呛嗓，饮后回味无穷；酸、甜、苦、辣、香，五味协调。

据说，早在唐代，西凤酒就以“甘泉佳酿,清冽醇馥”被列为珍品。北宋末年，苏东坡在凤翔作官，酷爱此酒，曾饮酒赋诗于东湖。

西凤酒品质好，是因为柳林镇的井水好，透明无杂质。西凤酒用柳林镇的井水和凤翔一带特产的高粱作原料，用60%的大麦和40%的豌豆作曲，酿造而成。

据当地人讲，西凤酒的酿造，是采用“多次发酵,多次取酒,以酒养精,长期贮存”的方法。蒸馏后，还要装入“酒海”,贮存三年才出厂。

什么叫“酒海”？内地人一般都听不懂，更很少见过。酒海是用柳条编制的大酒篓子，内壁要涂上猪血、石灰，裱糊纸张。

一个酒篓子，可以贮酒万斤以上。其实，这不但是西凤酒的贮酒方法,也是中国独创的容器，可以长期存酒。

用这种“酒海”贮酒，密封好，酒量损耗少，体积大而轻，经久耐用，一只“酒海”能使用几十年到上百年不坏。

第17军团部所在的东湖，是凤翔最有名的风景区，也是当年服务团的团员们常去的地方。

在古代，凤翔东湖只是一个池塘，人称“饮凤池”。相传周文王元年，瑞凤飞鸣过雍，在此饮水而得名。

宋代苏东坡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后，倡导官民疏浚扩池，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入，种莲植柳，建亭修桥,作游憩之所。

古人为纪念他，故改名东湖。东湖现在还有苏东坡的梅、兰、竹、菊手迹石刻，并有许多与苏轼有关的景点。东湖之柳，与柳林镇的西凤酒一样，尤负盛名。

第1军随军服务团的抗战宣传工作，很受部队官兵和附近乡村民众的欢迎，大家的爱国热情也很高，但是，有些人言行过激。

服务团一度分头到附近乡村搞抗战宣传活动，他们就像开辟根据地似的，征兵大家平等，地主也得征兵、纳粮，好是比较好，但是比较左。

熊向晖牢记董老的指示，在服务团不担任职务，政治面貌保持不左不右。而当时，其他“民先”成员都表现得很左。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其他团员下乡搞那一套左的东西时，熊就留在团部，没有参加。

不过，服务团的这些活动，以及各种倾向的人反映出来的政治面目，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

此时，陈大勋已经被胡宗南保送，进了中央军校第 15 期第 2 总队，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这个总队就在凤翔。西安王曲第 7 分校成立后，这个总队才又迁到王曲。

陈大勋走了以后,胡宗南派杨尔瑛、周士冕、周天谬等人，负责指导服务团的活动。主要是杨尔瑛，他担任服务团指导员，周士冕也经常来，考察服务团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

杨尔瑛是陕西榆林人，国民政府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肄业，俄语说得很好，后转人北平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杨尔瑛到了哈尔滨，任东四省特别区教育厅俄文督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相继沦陷，杨尔瑛回到南京。1934 年夏，胡宗南率第1师，在甘肃天水练兵，准备创办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广招西北青年进行培训，并请求何应钦在南京帮助聘请教官。

杨尔瑛经人介绍，并征求了榆林同乡、《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同意，来到甘肃天水，在西北军官训练班任教。

杨尔瑛行前，张季鸾特地设宴为他饯行。席后恳谈时，张说:“国民党治理国家，舍蒋委员长没有第二人，胡宗南师长虽未晤面，但据闻最为蒋委员长所器重。”

张还说:“国民革命距成功之期尚远，最近数十年不能离开军事力量来支持政府，继蒋委员长治军而有才能统率军队者，胡宗南师长为最有希望之人。”

杨尔瑛听了张季鸾的鼓动，最终决定投奔胡宗南，他在西北军官训练班担任教官的同时，还兼任胡宗南的俄文秘书，胡宗南对他很信任。

后来，杨尔瑛担任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书记兼陕西省政府委员，并兼中央军校西安第 7 分校俄文班主任，成为胡宗南的高级幕僚。

周士冕是江西永新人，黄埔 1 期生，那段时期，他担任第 1 军政训处长。

周天谬是浙江诸暨人，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中共叛徒。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很有一套。尤其是绍兴老酒一喝，满脸通红。

周天谬 1937 年投奔胡宗南后，任胡的秘书，胡让他专门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凡是有关共产党的书籍、报刊资料，经胡的特许，只有周可以阅读，别人不许看。

中央军校西安第 7分校与西安战干第4团成立后，胡派周任战干 4 团训练委员会副主任，负实际责任，同时兼7 分校与战干4团的政治教官。

凤翔有个高等师范，在关西地区影响很大，被称为“西府教师的摇篮”。这里的师生觉自己是进步青年，也要抗日，他们知道第 1 军随军服务团里有北大、清华“民先”的队员，就派人来请服务团的成员去讲话。

于是，杨尔瑛安排李芳兰和洪同去讲，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另外，杨尔瑛专门指定熊向晖也去讲一讲。

在凤翔师范，李芳兰讲话,和她以往一样，还是讲“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熊向晖讲的是“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这正是中共中央 1937 年 9 月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

熊按照《宣言》提出的原则说,“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第一必须信仰三民主义，第二必须宣传三民主义，第三必须实现三民主义，第四必须发展三民主义。

他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务必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结合形势，熊说，三民主义已经从原来的反清，发展到现在的抗日。

学生们都反映，熊向晖讲得很好，很新鲜，也解决了他们认识上的问题，很解渴，杨尔瑛他们也觉得满意。

1938 年 5月，胡宗南来到凤翔，分别找服务团成员谈话。

胡先找李芳兰和洪同谈话，洪同后来写文章说，胡宗南看到他们来了，对他们说:“难得你们男女团长一块儿来看我，非常高兴。”

李芳兰和洪同向胡宗南报告了服务团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其实，这些胡宗南都很了解。

胡宗南一边命令卫士烧咖啡招待他们，一边询问了服务团成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

胡说，一个由西北临时大学几十位同学组织的服务团，也即将由渭南前线来到风翔，他让这个服务团与李芳兰这个团合并，增强阵容，展开工作。

由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等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联大，地点在汉中城固。

西北联大到胡宗南部队的随军服务团，一共有 30多人，申振民就是其中之一。一直到十多年以后，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才知道申是 1938 年的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申健，曾任我国第一任驻古巴大使。

胡宗南这次到凤翔，除了找李芳兰、洪同谈话，另外，还专门找了三个人，即熊向晖、许焕国、池际尚分别谈话。

因为，根据董老的指示，他们也都以不左不右的面孔出现，所以受到胡宗南的重视。

胡宗南对许焕国说，你将来到西安，做政治训练，和池际尚谈话时，胡宗南说:“池际尚啊！你很好，希望你做川岛芳子。”这是胡宗南要为戴笠培训特务。而找熊向晖谈话，是要送他进军校。

谈话之后，他们三个人碰了一次头。熊说：让许焕国参加政治培训，可以接受；但让池际尚做特务，不行，不能去。

当时的情况，他们没法请示领导，作为三人中的负责人，熊向晖认为，池际尚可以进军校，但是不能当特务，他让池马上离开。

当时，池际尚的父亲时任甘肃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所以，熊对池说：明天一早，你就到虢镇，再到宝鸡，想办法坐车到兰州，找你父亲，然后到昆明西南联大去。

结果，池际尚走了，而且是不告而别。

为什么池际尚不能去做特务？做特务工作不是同样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吗？熊向晖认为，那不行。董老跟我们谈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参加第 1 军随军服务团，是因为服务团可以为推动、帮助胡宗南的部队抗日，起一些积极作用。

同时，如果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反共,可以发挥“后发制人”的作用。而池际尚到戴笠那儿当特务，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不符合组织上的意图。

再说，池际尚很单纯，不是当特务的材料，我要对她负责。所以，熊向晖马上叫她离开。

池际尚走后第二天，陈忠经忽然到虢镇去追她，熊向晖感到很奇怪，因为让池际尚走，是熊向晖等三个人作出的决定，陈忠经怎么知道的?

许焕国说，是他告诉陈忠经的。他们都是北大的。当时，陈忠经是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还不是党员，但许焕国是北大的党员，陈忠经是通过许焕国了解到的情况。

后来，池际尚进入昆明西南联大，1941年毕业，1946年，她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 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地质系副教授，后为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很有学术成就。

1938 年10月，第1军随军服务团解散，有的服务团成员，如赖少等人也走了。留下来的人中，胡宗南让他们到西安受训，一部分进了第 7 分校，大部分进了战干4 团。

李芳兰后来嫁给了战干 4 团办公厅少将主任邱是膺。邱是广东人,黄埔1期生，曾任胡宗南的副官处长。

1938 年底，许焕国也走了，是为了追求服务团的一个女团员，这个女团员家在四川成都，许追到成都,也是不告而别。

但是，他没有追成，很后悔，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董必武，董老把他严肃批评了一顿，但也从他那里知道了熊向晖的下落。

1939年，董老让熊向晖的清华同学、中共党员许立群到西安去找熊向晖，从此，他和党重新接上了关系。

服务团解散后，洪同、陈忠经他们都到了西安，在战干 4 团受了一段时间培训后，胡宗南就把他们放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

时任政治部主任的顾希平，是顾祝同的胞弟，他们就在顾希平手下工作。1939 年，成立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时，又把他们都放到了那里，陈忠经任组训组长，洪同任宣传组长，申健任三青团西安分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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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06
（6）“黄埔系”的新人

第1军随军服务团 在1938 年 10 月份解散，但熊向晖 在5 月份就离开了。

因为胡宗南5月份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时，已不再称呼熊为“先生”。

而且，他对熊表示非常信任，说道：“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一个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还当场送了熊一只瑞士手表，这是熊第一次拥有手表，同时，让熊翌日清晨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并要亲自送他报到。

第二天一大早，胡宗南就带熊向晖上他的车，叫熊和他一起坐在后座，而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他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后面还有一辆车，是卫士、厨师一类的侍从人员。

此时，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也已经开始从凤翔东湖，移至西安永宁门外的荐福寺，即老百姓俗称的小雁塔。

胡本人开始时住在西安建国公园，后来移住东仓门下马陵董子祠，也就是汉代董仲舒墓前的祠屋。

那天，胡宗南把熊直接送到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所在地王曲镇，分校教育处长是吴允周，他是浙江东阳人，黄埔三期生，也是陆大十期毕业的，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第 1 厅参谋。

1936 年，他接受胡宗南的邀请，担任第 1军第1 师参谋处长，不久担任第1 军第 78 师参谋长，长于参谋业务和军事教育，为胡宗南所倚重，第七分校成立后，胡宗南派他任教育处长。

吴允周看到胡宗南亲自送来的熊向晖，就让他到学生第 5 总队报到。

当时，西安第七分校总共成立了 4 个学生总队，王曲是第 4、第 5 两个总队所在地，第 2 总队在凤翔，第 3 总队在兰州。

在西安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生总队的编制，同部队相仿。总队长相当于师长、少将军阶，一般都是由师长下来当总队长，总队长要是出去，也是直接任命为师长。

总队长一般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生，总队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五、六、七期生,级别是团长、上校军阶。大队下面是中队，中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七、八、九期生、少校军阶。

中队下面，还有3 个区队，区队长都是上尉、中尉，个别的是少尉，都是中央军校(黄埔)十一、十二期生。

熊向晖被分在 5 总队 9 大队 2 中队 1 区队，区队下面是班，一个班是16 个人，班长、副班长由区队长指定，熊向晖他们这一期属于黄埔十五 期。

中央军校各期学生总队的番号，是由成都校本部统一编列的，第十五 期第 1 学生总队在成都中央军校本部，1938年1月在武昌招考人伍。

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成立，有一个过程，它的前身，是胡宗南负责筹办的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原先设在甘肃天水。

胡宗南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干部，储备人才，为以后进据新疆、青海、内蒙、宁夏等地区，作未雨绸缪之准备。

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领第 1 军东调淞沪战场，西北军官训练班遂停办。淞沪一役，战事惨烈，部队损失惨重，尤其是中、下级军官牺牲极大，第1军连排级干部，所剩不及十分之一。

之后，虽经多次拨补，但部队的战斗力已远不如前，因为，原来的那批骨干，都是他从西北带出来的，战斗力很强。

胡宗南对那批老基干在上海战场上丧失殆尽，极为痛心，同时也就想到要重建干部培训机构，加速培养新的力量。所以，胡宗南请示蒋介石同意，奉准在西安成立中央军官学校第7分校。刚开始是借凤翔高等师范为筹备校址，不久，即移驻西安王曲。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为了大量培养军事干部，在成都续办中央军校本部的同时，也在各战区相继设立分校。至 1938 年初，在西安七分校成立之前，全国各战区已经设立了 6 个分校：

由洛阳分校改编成立第一分校，校址设汉中，属第一战区。

由原武昌分校改编成立第二分校，校址先后迁至湖南邵阳、武冈、会同等地，属第九战区。

由原成都分校改编成立第三分校，后并入成都中央军校本部，又于江西瑞金成立第三分校，属第三战区。

由原广州分校改编成立第四分校，校址先后迁至广东燕塘、德庆、广西宜山、贵州独山等地，属第四战区。

由原昆明分校改编成立第五分校，属昆明行营。因昆明当时不属于战区，仍以行营进行指挥。

由原南宁分校改编成立第六分校，后迁至桂林，属桂林行营。

西安第七分校成立后，属第十战区。第十战区撤销后改属第八战区。第7 分校之后，又在湖北成立第八分校，属第六战区。

在新疆迪化成立第九分校，属第八战区。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黄埔大家庭”的一个“革命军人”,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的指示。

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第七分校，在发展他自己势力的同时，还有另一层内幕。

1937 年底，胡宗南到武昌晋蒋，就是他在武昌“传见”熊向晖等人的那一次，他向蒋表示，在西安成立第7分校，既可以大批培养部队基层军官，也可以就近拦截各地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送入军校培训，增强与共产党斗争的力量，达到封锁延安的目的。

蒋一听，当场批准，并允许从中央军校第 15 期的两个学生总队中，拨一个总队的番号给他，为成立第7分校打基础，这就是西安第七分校第 15 期第 2 总队，先于分校成立的原因。

有了蒋介石的手令，胡宗南拿着它去找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陈同意把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的一切设备器材及教具等，全部拨归第7 分校使用。

第 12期学生总队总队长罗历戎原是第 1 军的老人，淞沪战役前由第1 军第 78 师副师长调任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长。

胡宗南到武昌后，多次约罗历戎到武昌见面，了解军校情况及学生总队毕业人数，要他争取大量毕业生到第1军工作。

胡对罗历戎说，他已向校长说明，要罗仍回第 1 军带部队，而且明确第 15期第2学生总队总队长，仍由罗担任，以便于向中央军校本部接洽联系，争取更多的军事教官及各种教学器材。

胡还嘱罗不可将此消息向外泄露，后来，第 12 期学生总队毕业后，即发表罗历戎为第 15 期第 2 学生总队总队长。罗随即将第 12 期学生总队所用的教材、器材等，由汉口经铁路运往西安第 7 分校。

这期间，罗向军事教官游说，西北是大后方，比较安全，今后的发展大有前途等，动员了不少军事教官到第7分校工作。

罗历戎是四川渠县人，黄埔二期生。抗战初期，先后担任第七分校第 十五 期第 2学生总队总队长，第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等职。

就在第七分校筹建过程中，先期在凤翔成立了第十五期第 2学生总队,陈大勋进的就是这个总队。

第2总队的学生来源，一是胡宗南在江苏沿途招收的一千余名青年学生；二是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在王曲办的特种训练班；三是顾希平在终南山麓办的江苏抗日青年班。这些学生，都被胡宗南奉命接收。

第2 总队成立后，又在兰州成立了第 3 总队，学生都是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招考的。

接着，在河北、山东、河南等沦陷区招考的数千名青年学生，成立了第十五期第4、第5 总队。

第七分校所在地长安县王曲镇，原先是张学良举办“西安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1936年6 月，张学良为整训所属部队的军官，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城隍庙，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调训东北军、第17 路军的军官，为抗日作准备。

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学良还接受中共代表刘鼎的建议，吸收中共瓦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教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

西安事变之后，军官训练团停办，胡宗南在筹建第七分校时，看到这里靠近西安，交通方便，地域开阔,房屋较多，便于举办各种军事教学和训练，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校址。

第七分校不设分校长,只设主任、副主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任命胡宗南兼第七分校主任、顾希平任副主任。

顾希平是顾祝同的弟弟，江苏淮阴人，黄埔 1 期生，西安事变后，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胡宗南入关中，就是他向蒋建议的。

第 七分校成立后，学生依文化程度，分甲乙两级：甲级生学制为一年，乙级生学制为一年半。

按中央军校原先的规定，对入伍学生实行三级教育：

甲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毕业生，修业 6 个月分发部队服务，是为前期教育，然后，再回校接受补习教育，是为后期教育。

乙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肄业生，修业 1 年分发部队服务，然后，再回校接受后期教育。

丙级教育，招考高中毕业生，入伍 6 个月，修业1年半，是为正规教育。

但是，到了抗战期间，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不可能按“三级教育”制度来实施了。不过，在熊向晖入校的时候，还分甲级生、乙级生。文化程度高的，为甲级班；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为乙级生。

吴允周把熊向晖作为甲级生，安排进了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学制1年。

中央军校的各期学生,第一期到第 四 期在黄埔校本部，第 五 期到第七期，就比较乱了一点。

第五期共有 6 个学生大队，3 个大队在黄埔校本部，3 个大队在武汉分校，可毕业典礼都是在南京举行。

第六期、第七期，因为从黄埔迁校至南京，所以分两地施教，入学与毕业，略有差异。

从第八期开始，黄埔部分停办，全都在南京接受教育，很正规，高中毕业进军校，要 3 年才能毕业。

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都在南京，第十一期到第十三 期，也还正规，但到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抗战了，十一期迁到九江毕业，十二期在武昌毕业，十三期在四川铜梁毕业。

从第十四期开始，中央军校迁到成都，一直办到第 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迁至台湾。

西安第七分校从第十五期开始，一直办到第 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回归成都校本部。

从黄埔开始，中央军校校长、各分校校长，都是蒋介石兼任，校本部负实际责任的是教育长，各分校负实际责任的是分校本部主任。

第七分校主任始终是胡宗南，还有一个副主任顾希平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军校校本部与各分校的办学要求，都差不多，但是，比较起来，第七分校的语言培训比较特殊，其他分校没有。

因为，第七分校有外语训练班，英文班、德文班、俄文班、日文班等等都有，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训练班，设有藏文、蒙语训练班等，很多教官都是留美、留法、留英、留日人员。

熊向晖所在的这个中队，住在青龙岭下的窑洞里，当时，胡宗南选址时感觉这里房子挺多，但是，随着军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子根本不够用。

所以，它以王曲镇为中心，在周围各村庄形成一个环状训练中心，鼎盛时期，在周围 60 华里范围内，住满了军校学员，计有皇甫村、樊村、子午村、贾里村、香积寺、曲江池、韦曲、杜曲、高家湾、牛东等数十个村镇。

校舍大都是临时利用窑洞、祠堂、庙宇等建筑，也有的借用当地历代望族居住的房屋。

所以，熊向晖入校时，只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一个班一个窑洞，睡的是当地特有的大炕，16 个人睡一个，炕边用青砖摆起来,作为炕沿，一个人躺下的宽度，是两块砖。

正式开始训练前，军校学生每人配发一套旧呢子军服，一双翻毛皮鞋和一双麻鞋、一双黑布鞋，一条灰军毯，一个背包，一只水壶。

另外，还发给两枚蓝底白字搪瓷领章，一边是“军校”，一边是“学生”,钉在衣领两边。

平时，熊向晖等分校学生都是穿单军衣，或是穿灰棉军衣，打绑腿，带子绑在膝盖上，以免走路时间一长，腿肚子发胀。

吃饭以一个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有9 个伙夫，用很大的锅烧饭。

早饭是粥、咸菜。中午、晚上是白菜、豆腐大杂烩。吃饭时，5个人一坨，拿脸盆装菜，自己拿碗装饭，然后喊一声“开动”,才可以开始吃，主食一般是稀粥和半斤一个的杠子馍，一个月打几次牙祭时，才有猪肉等荤菜。

早晚集合都点名，以中队为单位，一吹号就要起床洗脸，15 分钟内集合，点名之后，开始跑步，然后再吃早饭。

在第七分校，熊向晖首先开始的军事术科训练，在操场上叫制式教练。当时，采取的是德式，练习立正、稍息,各种步法及队形变换等，主要是养成军人姿态和基本动作。

接着，就开始单兵教练，一个人一个人地教练，一个人一本很厚的《典范令》,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都由中队长、区队长讲。

训练中，光是立正就不简单，标准是双目平视，下颚微缩，颈部垂直，双臂自然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挺胸、收腹、脚跟并拢，两脚分成 45 度。

正步走，齐步走，开始都是分解动作，正步走练的时候，手都别在后面。分解动作时，正步走：一，左腿弯了；二，左腿前迈，右腿跟上去。

单兵教练时，因为队上职官要求严格，腿弯挨脚踢，胸部挨拳打是经常的事。

熊向晖入校时使用的枪，还是老式的汉阳造，皮带上还有刺刀，刺刀与枪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再把刺刀安上去。

没过两个月，就来了新枪了，是蒋介石的“中正式”,由重庆兵工厂制造，这个枪比较轻一点，短一点，刺刀直接就安在枪上。

同时，他们按班发给捷克式机枪一挺。除机枪外，每人各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 200发。

然后，是瞄准、射击，有时候，夜间紧急集合，那就看本领了。

军事术科训练之后，就是野外战斗教练，即掌握单兵战斗要领。然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同时，还有构筑掩体训练，即构筑散兵坑和交通壕等作业。

这种训练，多在正常天气演习，有时也在雨雪天或夜间进行，目的是锻炼学员吃苦耐劳的体质和意志，以适应实战时的特殊环境。

那个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当时发的装备中，还有 1 只背包，里面装日用物品和军毯，全副武装时，有 1 支枪，1 条子弹袋，1 只水壶，1 条干粮袋，背包的背面再加1 把十字镝，1把圆铲，预备做工事用的。

每周，都由教育处发来训练课目表，上午大都是制式教练，下午是上课或野外教练，间或还进行夜间教练。

上课时，学员每人有 1 只小木凳，1 块木图板，图板后面订有绿布口袋，可以放书和笔记本。进人课堂，大家坐在小凳子上，图板置于腿面，听教官讲课。

第 7分校的课程，分军事课和政治课两项。政治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国内时事”等，一般都不太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政治教官洪轨讲课时，爱吹牛，说大话，说假话，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哄鬼”。遇到他来上课,都说“哄鬼又来卖膏药了”。

但是，大家比较爱听时事课，尤其是战争形势分析。

有时候，总队也搞集合，地点就在王曲城隍庙校本部旁边的操场——那个地方现在是西安通信学院，总队在那儿升旗、唱歌。当时唱的歌,除了《黄埔校歌》外,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在咆哮》《太行山上》等，都是一些救亡歌曲，比较有现实意义和生气。

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什么曲子，都是这样的曲子，学生也比较欢迎。只要整队行进，有一个队唱起来，各队立即响应，歌声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要算当时军事生活中最富有生气的场景了。

第七分校的校本部，设在王曲的天下总城隍庙内，其他省市地方叫总城隍庙的也有，但都是唐朝的，王曲的这个总城隍庙却是汉朝的，当时有几百间房子，里面的佛像都用纸、木片蒙起来，没有拆。

庙里的大殿很大，可以用作会餐的地方。有的人说，能同时招待一千多人,熊向晖说没有那么大,也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吃饭。

王曲这个地方，清代属陕西成宁县,民国时期属陕西长安县。但为什么叫曲呢?

一般，称山脉回折之处叫山曲，河水回折之处叫河曲。王曲位于漓水回折之处，它与湟水回折之处的韦曲、杜曲一样，都是以曲名地。

在西安南郊,王曲、韦曲、杜曲，比邻并立,是有名的“三曲”。唐代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个天指“天子”,意思是指韦、杜出过许多大人物。

据成宁县志载:“有唐一代,韦氏宰相 26 人,杜氏宰相 11 人”。因韦曲、杜曲居樊川之右，景色明丽，大道平坦，距长安也近，京都许多官宦贵贾纷纷在韦曲、杜曲兴建别墅，更促成韦、杜人物之盛。

杜甫曾赋诗歌咏:“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杜曲花光浓似酒,霸陵春色老於人”,都是形容韦曲、杜曲景色之盛。

有人说,在长安城南“三曲”中,王曲是最没有名的，王曲之盛，是在胡宗南创办七分校之后。

其实不然，在汉代，王曲这个地方叫上林苑，是帝王游息之所，也是汉代皇家名苑。当年，汉武帝入山行猎，都要在这里过夜,所以也叫“御宿川”。王曲的南边,就是终南山，也称南山。在汉代，南山是帝王狩猎之地。从长安到南山,王曲是必经之地，也是中途休息的处所。

研究货币史的都知道,历史上有“上林苑造钱”的典故，这是指西汉武帝时期，中央将全国造币大权，由民间收归国有，并将造币厂设在上林苑,由中央集中铸造钱币。

因此，上林苑造钱，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央造币厂”,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隋唐之后，南山渐成佛教圣地，著名的南五台，即位于终南山中段北侧的一座山峰，由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座山峰台组成。

南五台佛教鼎盛之时，庙宇汤房号称有 72处之多，是历史上古都长安的观光游览之区。传说隋炀帝的母亲曾在南五台圣教寺修行，唐王李世民亦曾在南五台胜宝泉避难，而释迦牟尼的牙骨就埋藏在南五台圣寿寺隋塔之下。

王曲傍边，青龙岭下，熊向晖他们住的窑洞，除了一部分是七分校的学员住宿外，也有一部分教官住在这里，青龙岭西麓的太师洞，就是 7分校政治教官的宿舍。

太师洞面积很大，建有一排平房，分隔成 20 多个房间，分派各总队教官居住，七分校校刊社的编辑人员，也多居住于此。胡宗南在青龙岭别墅休息的时候，也经常转到太师洞这儿看看。

到王曲不几个月，七分校就调了一小部分没有毕业的学生，到河北民军张荫梧部队任军官，他后来经常与共产党闹摩擦，是有名的反共“摩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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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10
（7）河南之行

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在西安，但其主力第 1 军在河南郑州一带，随时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1938 年秋天，熊向晖和另外两个学员一起被挑选出来，准备去做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英文助手，因为，蒋百里受胡宗南的邀请，准备担任第 17 军团的总参议。

不过，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他没能来到第17军团，这件事很少人知道，但是对了解当时中国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很有帮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平汉、津浦线南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日军骄傲异常，矶谷廉介师团由济南猛攻台儿庄，以为直取徐州不费吹灰之力，一指间即可占领。

不料，当他们进至台儿庄附近，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被迫后撤。为此，侵华日军又制定了一个五路计划：一路由津浦路北段南下，一路由津浦路南段北上，一路由江苏盐城向西北进击，一路由鲁西南进。

以上四路的目的，都是包围徐州，聚歼中国军队主力。另外一路，即土肥原师团，在兰考、开封附近地区截断陇海铁路，向东可以形成对徐州的合围，向西则威胁郑州。

1938 年 5 月中旬，也就是熊向晖刚刚进入第七分校的那段时间，日军土肥原贤二率第 14师团进至陇海铁路，攻陷豫东各车站。

为了打通陇海铁路，围歼由菏泽南下的土肥原部，蒋电令胡宗南率第 1 军、第 90 军，由郑州东驰往开封增援。

随即，胡宗南率部向开封附近集中，参加对土肥原部的围歼，5 月 20日，蒋还亲临郑州指挥。

土肥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他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不但能讲中国官话，而且会讲几种方言，是有名的“中国通”,在日本军界有“谋略专家”之称。

他在担任天津及奉天特务机关长期间，先后参与策动“九一八”事变，劫持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

后来，土肥原被任命为日军第 14 师团长,“七七”事变后，率部从塘沽上岸，经北平南下，由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新乡一线进击，直抵长垣附近的黄河渡口。

接着，土肥原又率部渡河进入陇海路地区，与宋希濂的第71 军形成对峙。

5 月下旬开始，胡指挥第 1 军、第 90 军，也加入中国方面的战斗序列,在开封以东地区，与土肥原师团展开激战。

初期打得不错，并收复多处地区，但由于日军增援部队不断跟进，中方的战略要点归德被日军攻陷，一下子形成对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

中国大本营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决定向平汉路以西地区撤退。

接到命令后，胡率部西撤，在荥阳南北一线布防，拒止日军继续西进。6 月 7日，胡率部到达荥阳附近，9 日，开封陷落。

此时，土肥原师团快速进逼，直扑郑州，形势更加危急，蒋为了防止日军占领郑州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对武汉形成更大威胁，遂下令炸毁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

滚滚黄河水倾泻而下，顿使豫东地区 54 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泽国，也使长驱直人的土肥原第14师团陷入汪洋之中，被迫向附近的高地逃窜，进攻势头受挫。

最终，土肥原师团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始由日军派出大批舟船部队将幸存官兵接运出去，土肥原贤二也因这次指挥失误，被解除军职。

花园口决堤事件造成中国 90 万民众被淹死，1 000 万人无家可归，损失无法估量，不过，之后的河南战场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并且，为中国军队退守战略大后方，赢得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豫东之役中，胡宗南获颁干城甲种奖章。7 月上旬，胡宗南率第 1 军移驻河南汜水、巩县等地，集结整训，继而进驻洛阳，整编各部。

此间，军委会先后将第 27 军、第 90 军、第 76 军等 3 个军计 9 个师的部队，划归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序列，并由胡负责推荐各级主官，进行整编。

此刻，胡宗南加上他的老底子第 1 军，及留守关中的第 16 军，第 17 军团达到5军之多，这在当时各军团的编制中，是绝无仅有的。

8 月下旬，日军进迫武汉，日第 2 军由六安、固始，沿汉川公路径扑信阳，胡宗南又奉命率部增援信罗，阻敌西进。

9 月下旬，胡部与日军在罗山激战数日，双方伤亡俱大，随于信阳附近，双方转入持久战。

此时，胡宗南知道自己麾下人多势众，地位举足轻重，决定聘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做他的总参议。

蒋百里是西派作风，讲话、写文章大多是用英文。因此，胡指示在西安的第七分校找两个懂英语的人才，作蒋百里的助手。

9 月的一天，第七分校教育处长吴允周把熊向晖找去，告知第 17 军团部来了电报，要派两个懂英文的学员，去给蒋百里当助手。

尽管电报不是胡宗南本人打来的，但是分校一样非常重视，吴允周说,他们已经推荐了两个人选，但是恐怕胡宗南不满意，所以就多选了一个，叫熊向晖也去。

另外两个人，是第 9 大队第 1 中队的，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学生，一个叫郝连诚，一个姓乘，这两个人年纪比较大，都有家眷，老婆、孩子都在西安。

吴允周告诉熊向晖，如果胡先生让你留下，你就留下；不让你留下，你就返回第七分校继续学习。

接着，学校给他们三人办了通行证，发了路费，让他们自己去河南向胡宗南报到。因为，郝连诚年纪大一点，30岁了，就选他负责做领队，钱也由他拿着。

熊向晖一行从王曲坐汽车轱辘装的胶皮轮大车，赶了 40 里路，用了不到 3个小时，赶到了西安市区。

从那里，他们乘火车票车，也就是客车，到了洛阳，这一段路还算正常，而从洛阳再到郑州，就没有票车，只有临时运货的火车。

这时候,从东边往西边来的车有，车上扒着很多黄河决口造成的难民，而往东走的车很少，黄河决口，当时宣传是日本人炸的，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是国民党所为。

终于，他们找到一列东去的货车，来到了郑州，在车站，还有一些值班人员，市内则很萧条，来到一个集镇吃饭时，卫生很差，到处都是苍蝇。于是，他们只买了一些火烧和煮鸡蛋，带在路上，别的菜不敢吃，怕生病。

这时，胡宗南正在信阳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他们三人从郑州继续沿平汉线往南，前往信阳方向。

郑州到信阳途中，要经过新郑、长葛,许昌、郾城、漯河、西平、遂平、驻马店、确山、明港等站，在郑州站，站长告诉他们，刚好从东边开封运来一个车皮的枕木，要运到信阳前线修工事用，他们可以搭这辆车去。

因为他们的领章上有“军校学生”的字样，所以乘车比较方便。

第二天早晨，他们坐上了这趟车的守车，位于列车末尾，列车长很尊重这几位奔赴前线的军校学生，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坐在守车上。

到了郑州南边的一个大站新郑，车停下来，说是有警报，列车长请他们下车隐蔽，要把火车头开走，因为遇到警报，车头必须与车厢脱离。

下车后，熊向晖他们刚隐蔽到铁路西边的野地里，就看到 3 架日本飞机飞了过来，投下炸弹。

在军校学习时，教官说过，飞机扔炸弹，都是俯冲投弹，但是，这几架飞机还没有开始俯冲，就投下炸弹，让这几个军校学生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这是水平投弹，日本空军投弹的仪器已经改进，所以可以水平投弹了。

河南是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地，野地其实就是开阔地，没有什么遮掩。飞机过去后，熊向晖他们看到西边有几个风车，觉得可以掩护，就躲了过去。

刚跑到那边，又飞过来了 3 架飞机，又投下炸弹，这 3 架敌机飞走后，火车头还是没有回来。

他们回到敌机第一次空袭时，他们躲避的地方，发现老郝在那儿解的一泡大便，已经被炸飞了。

假如他们不转移隐蔽地点，几乎肯定要被炸到，真的好悬!

在这里，他们一直等到天黑，火车头才回来，熊向晖他们又上了车，趁着夜色继续开行，过了许昌、漯河、驻马店，接着就到了明港。

在明港站，只见前面火光冲天，可以听到枪炮声隆隆，许多老百姓正在从东往西逃，说是信阳不行了。

后来他们了解到，此时信阳已经失守，胡宗南带着部队向信阳西北的桐柏山区撤退，到10月下旬，武汉撤守，胡宗南又率各部回到关中。

明港离信阳只有一站，这时已经去不了了，火车司机说要赶紧开车返回去，因为许多逃难的老百姓正在扒车，车头前面的钢板上，已经趴着好几个老百姓，不肯下来。

于是，司机赶紧将火车头往后倒，退回到另一个大站驻马店，这里的站长告诉他们，信阳已经丢了，现在上级命令，各奔前程。

可是，熊向晖等人怎么办呢？信阳已经去不了了，第 17军团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

结果他们只能返回，从驻马店向西走，走到南阳到洛阳公路边一个叫方城的地方，又坐上胶皮轮大车，到了洛阳，再从洛阳回到了西安。

因此，熊向晖他们几个都没有当上蒋百里的助手。

蒋百里是中国有名的大军事家，他的国防思想和军事思想，对抗战初期的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胡宗南在内,影响很大。

他当过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也做过袁世凯、黎元洪、孙传芳、吴佩孚等军事巨头的顾问，而胡宗南只是一个军团长，他为什么会接受胡宗南的聘请，出任第 17 军团总参议的职务?

这是因为，蒋百里当时有个战略观点，认为平汉路以西地区是中日决战的地方，而胡宗南的部队这个时候就在平汉路以西，他同意当第 17 军团的总参议，就是准备帮助胡宗南筹划，在平汉路以西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

这个观点，对国民党高层影响也很大。

1938 年的兰封战役，第一战区不愿在豫东地区与日军决战，就是受了他的观点左右，把精锐部队调到平汉路以西，准备将来在这个地区与日军决战。后来证明，他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八年抗战，日军基本上没有越过平汉路以西，他们的力量够不到！

战前，蒋百里还有一个战略主张:“将来，中日战争应以三阳为我们根据地”，“三阳”就是:襄阳、南阳、洛阳，都在平汉路以西。

1938 年夏秋间，胡宗南的部队在信阳，后方就是“三阳”。信阳守不住，只有到“三阳”去。

蒋百里主张以“三阳”为根据地，与日军展开决战，胡宗南请蒋百里当他的总参议，是不是准备实践蒋百里以“三阳”为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这里面可能有联系。

所以，胡宗南聘请蒋百里担任第 17军团总参议，不是偶然的。而蒋百里接受了胡宗南的邀请，也不是偶然的，可惜后来没有实现。

据陶菊隐先生在《蒋百里传》中透露,“汉口未撤退时，百里自告奋勇想到西北军中服务。”

这个西北军，当然不是指张学良的西北军，而是指胡宗南的“西北军”。只是，有一天，蒋介石偶然提起，想请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

陆大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校长一职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这一职务对他说来，确是用其所长，可是他一再谦辞，愿居教育长之职,蒋却执意要他担任校长。

绕来绕去，最后决定以代校长的名义全权主持校务，蒋百里接受陆大代校长的任命后，当时武汉正在准备撤退，决定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因此就与陶菊隐一起，乘汽车沿着湘鄂公路到长沙，办理迁校事宜去了。到“西北军中服务”的愿望，自然就此打消。

不幸的是：1938 年 11 月 4日，蒋百里从桂林去贵州经过广西宜山时，染病去世。

1938年,蒋百里声名正隆，胡宗南能请到他当总参议，很不简单。蒋百里如果真的当上胡宗南的总参议，那对胡宗南是很有利的。

蒋百里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军人而兼具学者气质，他的夫人左梅女士是日本北海道人，夫妻相濡以沫，共有五女，长女早卒，所存四 女称之为“四朵金花”,均学有所成，其三女蒋英留学德国，后为钱学森夫人。

1942年，胡宗南还与戴笠一同到四川江津，拜访了陈独秀，预备请陈独秀到西安来，这是蒋介石同意的。当然，陈独秀没有来，不过，这也说明胡宗南很会网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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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12
（8）在军校的最后日子

熊向晖他们三人从河南回到西安，还剩一点旅费，领队郝连诚决定，大家在城里洗一个澡，吃一顿，再回学校。

他们在西安车站附近，现在叫解放路，当时是正气路那里，找到很有名的一个澡堂珍珠泉，在那儿先洗澡。

郝连诚有金戒指，他把剩下的钱和金戒指，都交给茶房保管，也没有要收据，那时的人，还都是有信用的。

他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出来之后，碰到了四五个伤兵，其中有两个拄着拐杖，也在那儿刚洗完，那几个伤兵看到茶房把金戒指和钱退给郝连诚，就说：把我们押的金戒指给我们！

茶房说：你们没有押金戒指啊！

伤兵说：他们怎么有？

接下来，伤兵一定要茶房赔他们戒指，5 个人，要 5 只金戒指。

郝连诚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对嘛，这是讹诈啊!你们是伤兵，要注意荣誉啊。

这时候，珍珠泉的老板出来了，给每个伤兵一点钱，才打发他们走了。老板说，这类事多了，能应付过去就应付过去吧。

回到王曲七分校驻地后，他们向吴允周报告了去信阳而未成的经过，并顺便把伤兵的事情也报告了一下，希望这类事要引起注意，吴听后说，他要把这件事报告西安警备司令部。

熊向晖去河南期间，第七分校正在进行练劈刺训练，他没有赶上，从河南回来之后，他重新学习，而后又进行了战术、兵器、地形、筑城等课程。

1938 年的冬天到了，一天，熊所在的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的中队长张希贤，派传令兵在青龙岭下面一个窑洞挨一个窑洞地找熊向晖，叫他到中队去。

张希贤是少校军阶，黄埔 8期生。

跟着传令兵，熊向晖来到中队部,看到胡宗南的副官唐西园也在那儿，唐说：胡先生找你。

接下来，他跟着唐西园，到了青龙岭别墅。一进门，先向胡宗南敬了一个礼，说:“报告!”

那时候，熊一天吃一斤半，红光满面。胡宗南端详着，仔细看他，说道：“已经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了!”

接着，熊向胡宗南讲了在军校都受了哪些训练，也讲了中间到信阳去的经过。

胡宗南说：这个事他不知道。又说,幸亏你没有去成，还是在这里受训好，蒋百里也不来了，他还说:“我并没有让你去！”

胡还问到熊家里情况怎么样，熊告诉他说：家里已经逃难到了四川江津。我有个姐姐要去延安，被我留下了。

在这之前的1938年 10月，中队长张希贤把熊找去，张一向待熊很好。他问熊：你是不是有个姐姐叫熊彙芝啊？

熊说:是啊！

张说:你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熊一封信，是双挂号，上面一行是收信地址:“西安王曲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

中间一行是收信人：“熊彙荃先生”。下面一行是寄信地址:“西安七贤庄 7号”。

西安七贤庄 7 号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熊向晖把张希贤交给他的信打开，只见姐姐在信中说，她要到延安，路经西安，希望见熊向晖一下。

张中队长说，这封信已经被办公厅第二科检查过了，这个科是管政治思想的，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准备逮捕你。

吴允周跟我讲，说你是胡先生带来的，不好随便动，当时，胡宗南还没有从河南回来。

张说：你看，你姐姐要到延安去，你怎么办啊?

张希贤为人很好，他向熊建议说：你劝她，还是别去，这边要抓人了。就是她要去，路上也会被抓住的。再说，如果你姐姐去了延安，你怎么向胡先生交代？最好的办法，你能把她留下。

熊说，我家里从武汉逃到四川江津去了，我这个姐姐当时在中央大学体育系，因为家里困难，不让她读书了,她才想去延安。

熊对张希贤说，姐姐她要去，我根本不知道啊，她有她的志愿，我怎么好拦她。

张希贤说：你还是要拦她，不然的话，她去了在半路上被抓，这样对你也不好，况且，办公厅第二科都要准备逮捕你了。

当然，他们不知道你是胡先生派来军校的，我们最后说了。

熊说，那我就跑一趟吧！于是，熊向晖就来到七贤庄7号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姐姐是他的四姐，她参加了一个服务团性质的组织，有 20 多个人。到了那儿，他找到姐姐。

熊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她说，家中供给不起，又不让她上学了。熊说:你要走，我也不会拦你。不过，我听说那边很苦啊！你受得了吗？

其实，四姐对于去不去延安，态度也不是很坚决，听熊向晖这么一劝，她犹豫了。

熊说，你如果受不了的话，不如留下吧。于是，她就留下了。

熊就把她送到杨尔瑛家里，预备替她在西安找个工作。

接下来就是胡宗南找熊谈话，熊知道，对于彙芝曾经打算去延安的事，肯定会有人向他汇报，索性主动向胡讲了这件事。

胡宗南听了以后，说道，很好。又问：她现在干什么？熊说，预备找个工作，还没有找呢。

胡说：我下手令，叫她到战干 4 团女生队受训。还说，将来我要见她。当场，胡宗南就写了一个条子，叫彙芝到战干 4 团受训。

战手 4团的全称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 4 团”,是专门训练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训练战时工作干部，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4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其中，第 4 团就设在西安，这个团与其他 3 个团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它除了训练战时政治工作干部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与第 7 分校一起，与延安争夺青年。

当时，大批要求革命的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对这件事很害怕，所以决定，在西安成立战干 4团，在北方各省招收青年学生受训，也在去延安的主要路段拦截去延安的青年。

拦下后，就送到战干 4 团，接受训练，战干 4 团团长由蒋介石自兼。副团长是陈诚，团附是蒋鼎文，当时他是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教育长是胡宗南，副教育长是葛武柴。

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副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熊向晖把四姐熊彙芝留下，主要的考虑是为了取得胡宗南的信任，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他们盯上，熊不能不表态。否则，后果就很难说了，恐怕在胡宗南的部队就蹲不住。

那个时候，情况很紧急，他必须独立做出决定，因为董老对熊有过交代:“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能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

胡宗南为人相当多疑，要取得他的信任，是相当不容易的。后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也做了准备，如果姐姐去延安的态度很坚决，他也只好由她去。

熊向晖的父亲和家人，从武汉逃难到四川江津后，就失业了，他把家里历年存的首饰拿到银行去变卖，银行里的人吓唬他说，你违反法令，不许收藏黄金，你老早就应当交给我们。

老太爷被吓坏了，钱也没敢要，就跑了，家里就靠熊向晖的三姐熊彙苓在武汉大学教书养家。

那个时候，武汉大学也已经内迁四川乐山。听到这些情况，胡宗南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熊说：还有一个哥哥在中央大学上法律系，今年三年级，明年毕业。

当时，中央大学也已内迁重庆，胡宗南说：我给程开椿讲，让你哥哥在重庆一边读书，一边在重庆办事处挂中校秘书。

程开椿是胡的第一任侍从副官，当时是第 17 军团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叫熊的哥哥在重庆办事处挂中校秘书,也就是让他挂个名，拿着钱养家，一个礼拜到办事处去一趟，根本不用做事。

那个时候，一个少校的月薪大概是120 元，中校大概是 160元。1938 年的物价，还没有怎么涨，一个月160 元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不久，熊向晖那个想去延安而未成的四姐，由胡宗南下手令，去了战干 4 团受训，半年后毕业，她就留在战干4团政治部工作，接着，就与战干 4 团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孙适石结婚成家。

1938 年冬天，熊向晖在第七分校的受训已经到了后期，这时，学校以毕业学生为对象，组成部队，搞实兵联合演习，由同学充任各级干部，配属有平日供学生作练习的通信、骑兵、野战炮官兵，选择终南山麓、临潼、户县牛东、秦渡一带进行地形演练，增加实战感受。

快毕业了，大家都想到西安去看一看，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只要上午内务与武器检查合格，学员就可以获准放假外出。

那时候，从王曲到西安 20 公里路，没有公交汽车，就是乘骡子或马拉胶皮轮大车。一辆车可坐 10 人左右。

在王曲，经常听到一群车夫在那儿，大声吆喝军校学生上车:“西安！西安!”在西安城南关外回程处，也有一群车夫也在那儿喊:“王曲!王曲”

上了车以后，车夫坐在车前，一手执鞭，一手拉缰，口中不断发出:“吁!吁！得儿！得儿!”的吆喝声。从王曲到西安的长安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这种胶皮轮大车。

也有的学生，没有余钱搭乘大车，就三三两两挺着胸，单程步行到西安，回来的时候再搭车。

他们按军校训练时的标准步幅，一步 76 公分，1 分钟 114步的速度，一路上，不少的军校学生就这样走着。

到了城里，也就是看名胜古迹，逛逛街。西安的城墙、钟楼、鼓楼、大雁塔、大明宫都可以去，只有小雁塔不能去，那是第 17军团部所在地，属于军事禁区，灞桥、华清池在东郊，又太远了。

那个时候，大家过集体生活，睡统铺，还有的睡地铺，不常换衣，很少洗澡，到了冬天，有不少人身上生疥疮，不能出操上课，队上就安排他们去临潼华清池洗温泉浴，洗一两次就好了。

去洗温泉的人，也就顺便参观游览一下华清池，后来，七分校还开办了服务机构，有饮食部、门市部、浴室、理发室、摄影部和招待所等，当时叫新生社，社址就在北堡寨湘子河滨。

新生社有交通车，这是一辆木炭汽车，往返于王曲到西安之间，每日对开 2 次，星期天另加两趟，生意很好。

临近毕业的日子里，大家都在做 三 件事，一是编印黄埔同学通讯录，从黄埔一期开始，一直到第十五期，目的是为加强联系,联络同学感情；二是铸造佩剑，剑长约 1 尺，带鞘，剑柄上刻有字，一面是“成功成仁”,一面是“校长蒋中正赠”。各期毕业时，每个学员都要授发。按规定，平时要挂于腰带上，但是多数人平时都不挂；三是制作军校毕业纪念章，纪念章中间是黄色的校旗，周围刻有军校某期某总队毕业纪念章字样。

这是作为各期学生到部队以后，同学之间互相结识的标志。

毕业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学生还要集体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董老在汉口跟熊向晖谈话时，曾说到“准备参加国民党”。

虽然董老事先打了招呼，要熊有心理准备，但从心理上讲，他还是不情愿的，1936 年 12月，在清华大学尽管是秘密人党，却也举行了庄严的人党宣誓，介绍人和他一起宣读“永不叛党”的誓词，还低声唱《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词，令他们热血沸腾。

但是，熊没有想到，第七分校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根本不征求个人意见，大家一律都要办，任何人都不例外，不存在董老说的“准备参加”的问题。

而且，这次“参加”国民党的经历，使熊吃惊地了解到，第七分校的国民党组织，完全是徒有其表和官样文章，也完全不是熊原来想象的“参加国民党”所具有的政治涵义。

分校的国民党组织叫特别党部委员会，名义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领导，实际上，还是受校部控制，因为特别党部的特派员是胡宗南，书记长是分校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

另外，各总队设总队委员会，大队设大队委员会，中队设中队委员会，都是由同级负责人充任委员，同级指导员充任干事，不受校部指挥是不可能的。

不过，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很松散，只求其名,不求其实。从校特别党部,到各总队、大队、中队委员会，从来不过组织生活，所有上级发来的文件，都由政治指导员代为办理，事实上也很少办理。

他们惟一办理的一项党务活动，就是例行办理分校学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活动。

办理手续的时候，由中队指导员会同中队长，按特别党部发的“人党志愿申请书”,将学生的名字、简历逐项填入，都是指导员代填。介绍人要有两个人，也都由队长、指导员包揽，在上面盖章，学生只要在表上盖章或签字就可以了。

由于学生对加入国民党没有意愿，很多是被迫入党，走走形式，也不当回事，各级党部也都是例行公事，并不真正重视。

因此，办理整个手续的过程，拖得很长，有时快要到学生毕业时，才举行集体宣誓仪式。

不过，第七分校特别党部对搞宣誓仪式很重视，熊向晖那一期的学生就集体参加了，仪式是在王曲校本部南边的大操场举行的，会场布置得很堂皇，胡宗南亲自到会，全体官生盛装参加。

仪式由书记长王超凡主持，在胡宗南讲话后，王超凡领读誓词，学生在下面呼应，最后由学生代表致答词，接着就是发党证。

1939 年 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他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他自拟。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9 年 1 月，胡宗南已经当上了第 34 集团军代总司令。3 月 29 日是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纪念日，这一天，也是熊向晖所在的第 15 期甲级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毕业典礼之前，先预习。第 2、第 5 总队是甲级生，一年毕业,第 3、第 4 总队是乙级生,一年半毕业。这时，凤翔的第 2 总队，也已调到了王曲。

事先，胡宗南叫七分校预习毕业典礼，因为没有大操场，所以也没有阅兵。预习时，要两个学生代表上台讲话，胡宗南坐在下面听。

这两个学生，是分校政治部挑的，讲稿也是事先拟好，两个学生代表拿着讲稿上台讲。预习了两遍，胡宗南都不满意，他就告诉分校政治部主管，叫熊彙荃上台讲话，不要讲稿，让他自己讲。

熊本人当时不在场，对此毫不知情，是事后才听他们讲的。

正式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来宾中有天水行营的主任程潜、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以及陕西省党部的谷正鼎、三青团陕西分团的杨尔瑛等。

典礼开始后，熊向晖喊:“2 总队、5 总队立正!”然后带着枪，上主席台，敬礼后开始致辞。

他在致辞中，讲得慷慨激昂,说:“终南山下，湘子河边，今天我们离开操场，明天将进入战场！……”

讲的时候，熊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胡宗南的脸，只见他脸上慢慢地就绽出了笑容，能感觉到他特别满意。

最后熊说：今天遥祝我们的校长，身体健康！熊看到胡宗南听到这儿，满意的脸上都带着笑。

不过，熊没有听到胡宗南称赞他，只是听到杨尔瑛对陈忠经讲:“熊某人今天红了!”

典礼结束，其他来宾走后，胡宗南召集政治部的人讲话，杨尔瑛也参加了。

杨尔瑛后来还告诉陈忠经，胡宗南讲:“今天,熊彙荃讲得太好了!熊彙荃讲话,手不动,身子动。站的位置也很好。”

熊向晖怎么知道这样讲，会让胡宗南满意?

这还要追溯到 1938 年，在离开凤翔之前，他还在第 1 军随军服务团时，凤翔第 2总队举行开学典礼。

胡宗南叫熊拟一个讲话稿，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这是他对19岁的熊向晖的试笔。

当时，没有电灯，借着烛光，熊就拟稿:“现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我们到这儿，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我们到了军校来，经过锻炼，就要成为伟大的人物!

什么叫伟大人物？无名为大！”一共讲了三段。

胡宗南看了以后，认为有点意思，但是书生腔太重了。胡说：我改一改。他改的是:“你们学，学什么?第一，学做大人!”

熊感到这不通啊！怎么学做大人？

胡又说:“何为大？无名为大!”他把熊的无名英雄简化了。

熊有点摸到他的思路，就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接着改:“第二，学干大事？何为大事？无私为大！”

胡说:“好!”

熊说:“第三,……”他一下子没词了。胡说:“学成大勇！何为大勇……”说到这儿，他也没词了。

熊说:“无我为大!”

这一下，熊就摸到他的脾气了:“学做大人，何为大?无名为大！学干大事，何为大？无私为大！学成大勇，何为大？无我为大!”

胡宗南讲话，讲究语言要有力度，有激情，有号召力和鼓动性。喜欢大量采用排比句、对比句、对偶句、问答句等等。这样的句式很有感染力。

看起来，好像大话、空话很多。有人说，看了胡宗南的一些精神讲话，很多是口号式、标语式、传单式的,大而空。其实，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吃这一套。

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战初期，日本人打来了，国破家亡、山河破碎，每个学生都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激情,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有时候，就是一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保家卫国!”就能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

所以，根据他的这些讲话特点，熊向晖概括一下，胡宗南就觉得熊写的稿子，很对他的胃口。不过，胡宗南讲话也看对象，比如将校训练班，他去讲话，就不讲这个了。

毕业典礼当晚，在校本部还举行聚餐晚会，胡宗南主持并举杯，训勉全体学生，从今之后，要做到:铁肩担道义，血手写文章，从头收拾旧河山保祖国；劝君更尽一杯酒，东出潼关杀敌人！

学生们听了，都觉得很感动，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一周以后，任职令及分发令下来了，大家抢着看，熊向晖这个中队，少部分留校，准备编入军官研究班第一期受训，结业后担任第 16 期的区队长或区队附；大部分分发到各部队，有一部分分发到第 109 师，这个师的师长就是曾任第 5 总队总队长的陈金城，当时，109 师担任防守潼关的任务。

而熊向晖，胡宗南指定他做自己的侍从副官，绶少尉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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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15
（9）第三任侍从副官

胡宗南的第一任侍从副官，姓程名开椿，当年40 岁，是浙江孝丰人，胡宗南的同乡，也是胡教过的学生，初中文化程度。

他男人女相，很得胡的信任，程担任胡的侍从副官有六七年，1935 年，被胡保送到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第 1 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处长。

抗战以后，他担任胡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熊向晖的哥哥就在他手下，当了个挂名的中校秘书，拿钱养家。不久，非军人出身的程开椿又由胡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第五期学习，毕业后成了少将，先是在第七分校任办公处少将处长，后出任第八战区兵站分总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联勤总令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司令等职。

他帮胡办理了军需供应方面的事情，权力很大，解放前去了台湾。1982年，程从美国来北京，与熊向晖重逢，送给熊一本《胡宗南上将年谱》。

熊设宴招待他，并请原第 3 军军长罗历戎作陪。这以后，程每年都给熊写信，但熊都没有回信。后来他情况如何，熊就不清楚了。

程开椿之后，胡的第二任侍从副官就是唐西园，唐比熊向晖大 5 岁，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属于军统系统，是戴笠的好学生，由戴笠介绍给胡宗南的。

唐从 1935 年干起，干到 1939 年，熊向晖说，这个人很能干，熊是胡的第三任侍从副官。

毕业典礼之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对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词，表示满意。

谈话中，胡提出要熊到他身边工作。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熊，委派熊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

熊向晖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熊向晖说，我听说你脾气不好，我是“士可杀不可辱”。胡宗南说:你把我当成军阀？什么人什么办，大多数人，我都从来不骂；有的人，非骂不可，你越骂，他越高兴。

在胡宗南的坚持下，熊向晖成了他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

实际上，在让熊做自己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之前，胡宗南已经先让他带过兵，负责侍卫队的一个排，带了 3 个月。

这是一个独立排，有 3 个班，一个文书上士，驻地就在青龙岭的窑洞里，那时这里已经不住学生了。

熊向晖带兵的要诀是——赏罚严明，经济公开。赏罚严明好办，经济公开怎么办呢？

当时，这个排有 3 个缺额，熊要把这 3 个缺额交上去，文书上士建议:不要交，留在排里。

熊就说：留下可以，但是缺额的钱不能随便花，哪个士兵家里有困难，经过公议，把钱给他。

做到了赏罚严明、经济公开,熊很快就树立了威信。他怕热，夏天晚上睡觉爱蹬被子，很容易着凉，而关心他的士兵，夜里会主动给他盖被子。

带了 3 个月的兵后，熊向晖也就正式作胡宗南的侍从副官。

侍从副官的任务，是负责处理胡宗南的日常事务，替他安排公务日程及衣食住行方面的事务性活动。

胡宗南没有家眷，所有的事情，包括生活上的琐事，都由侍从副官帮他处理，熊就先从安排衣食住行开始。

胡宗南的办公地点有两个，一个在城外的小雁塔，一个在城内的东仓门 1号。

小雁塔是胡宗南的司令部所在地，地点在西安南门外荐福寺内，司令部的名称几经变化，开始是第17军团部，接着是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后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最后是西安绥靖公署。

无论司令部的名称怎么变化，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始终设在小雁塔，没有变过。

小雁塔是隋代建筑，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的王府，唐代成为襄城公主和唐中宗李显在藩时的宅第。李显登基后，为了给高宗李治死后百日“追福”,把自己原来的王府改建为寺，所以叫“荐福寺”。

1 000 多年来，因王朝兴替和战乱关系，荐福寺屡有废兴，现在的荐福寺，从平面上看，略呈方形。殿宇建筑集中在由山门直对小雁塔的中轴线上。

进入南山门后，由南向北：先有门楼，次为夹中轴线东西相对的钟楼、鼓楼，再次为建在中轴线上的慈氏阁 3 间，阁后即为大雄宝殿 5 间，殿后则是藏经楼 5 间，楼后即为小雁塔，塔后又有白衣阁 3 间，阁后有甬道，通北山门。

荐福寺的东西两厢，建有许多经房、僧舍等建筑，胡宗南的办公室就在荐福寺门楼二层楼上，熊向晖的办公室在门楼下面的拱形门洞内。

门洞的北拱门被砖封闭起来，南拱门做了一道门，就成为一间办公室。

小雁塔的大雄宝殿被布置成会议室，举行酒会也在那个地方，1943年7月9 日，周恩来到西安，胡宗南就是在这儿举行的欢迎酒会，周恩来的车，可以直接开到大雄宝殿的门口。

塔后白衣阁 的3 间方，是历任参谋长办公的地方，从第 17 军团部的参谋长罗列、第 34集团军的参谋长罗泽闿，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参谋长盛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范汉杰，都在那儿办公。

荐福寺两厢的房子，是司令部参谋处等八大处办公的地方。

当时,荐福寺周围没有民房，但现在，西边是朱雀大街，北边是友谊西路，南边不远处就是省体育场，都已成了市区，过去，胡宗南的车子，都是从南山门，即从正门进。但现在，南山门已经封起来了，游人都是从北山门，也就是从后门进，当年，这里并没有后门，后门是以后加上的。

胡宗南并不是每天到这里办公，也不住在小雁塔这儿，他在城内另有个办公地点——东仓门1号，在西安城的东南角。

过去，那一带比较荒凉，现在西安市地图上还有这个地名，但东仓门 1 号那个院子已经不在被拆除，变成居民楼。

东仓门是一条南北马路，街道不是笔直的，有点弯，东仓门的南路口，就是西安南城墙，沿着城墙根北侧，向东走，通往和平门；向西走，通往南城门。东仓门的北路口，接马厂子路，再过去，就是东大街了。

东仓门 1 号原是一所小院，在路西，院门朝东，大门只能容一辆小车进去。院落不大，很窄。有的资料上说这个院子占地 4亩，熊向晖说，不对，它占地两亩都不到，院内只能停 1 部小汽车，一边是藤萝架，一边堆着煤炭。

进了院门，先是1间传达室，进院后，有两排房屋，一排主房朝北，是胡宗南办公、吃饭与会客的地方；一排附属房朝南，是随从人员住的地方。

朝北的一排主房，有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一间卧室（卧室里面有 个洗澡间）、一间餐厅，还有一间是秘书徐先麟的办公室。房间不大，陈设很简单。

秘书徐先麟是住在朝南的一排附属房。

东仓门1号是胡宗南在城里办公的地方，但主要是用来会客，通常是文官，过往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接待，这里虽然也有卧室，但是他很少在这里过夜。

东仓门 1 号这所院子，原先是西安一个职业学校校长夏先生的，他的儿子叫夏新华，是孙连仲的女婿，后来，也任过胡宗南的副官。

由于这个地方环境幽静，位置偏僻，便于警戒和保密，就被胡宗南占用了。但究竟是买的，还是租用的，就不清楚了。

胡宗南真正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实是靠着东仓门1号的董子祠，也就是董仲舒墓，这个地方对外保密，一般客人都会不带到这里。

出了东仓门 1 号向右一拐，就到了东仓门的南路口，也就到了南城墙根。过去，这个路口面西有一个大牌坊，上书“汉下马陵”4个大字,极其醒目。


过了“汉下马陵”牌坊，沿着城墙根往东走几十步，就到了董子祠，从董子祠大门进去，朝南一幢正屋，东西约五丈、进深约三丈，这就是胡宗南办公与住宿的地方。

正屋后面有一座坟，即为董仲舒墓。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曾向汉武帝献“举贤良”之策，并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很对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30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也要依例下马。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过去到董子祠，也称到“下马陵”。

原先，这里整个祠堂是一个大厅，胡宗南占用后，把东头隔成两间房子，外面一大间既做会客室，也做餐厅，地上铺的是草席。

北面墙上，有董仲舒雕像，用一层纸蒙起来，成为一道纸壁，上面挂军用地图。东面被隔的一间，又分隔成南北两个小间，南边一小间是办公室，用一块布作门帘，通外面大间；北边一小间是卧室，放床，马桶。

当时，这儿没有电灯，晚上都要点蜡烛。

在董子祠的院子里，正屋的东南角，砌了一排房子，其中有两间里面开门相通的房子，是熊向晖住的地方，还有几间房子是勤务兵住的，后面的房子，是值班参谋住的地方。

如今，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过去,从东仓门 1 号院到董子祠，中间是一片空地，没有房子，现在都建起了民房，董仲舒墓周围已经用砖砌了一道围墙，墓碑用玻璃罩起来了，墓后面还砌了一座凉亭。

东仓门 1 号院西边，还有一座院子，院门朝南，对着南城墙，叫效忠里。这是胡宗南的侍卫队队部，也是关押各种犯人的场所，当年，郝鹏举就曾被关押在这里。

下马陵旁那段城墙内，修有一座钢筋水泥的防空洞，并有钢梯通往城墙上面的出口。

胡宗南接待客人，有时候就在城楼上谈。遇有日机空袭，胡宗南能很快进入下面的防空洞躲避。抗战初期，日机经常飞临西安上空轰炸,蒋鼎文、祝绍周等陕西省军政大员，都曾到这里躲避。

他的秘书徐先麟宅地在东仓门 26 号，与东仓门 1 号对门，往来极为方便。现在，那里都成了居民楼，老房子都没有了。

平时，胡宗南的行走路线是：从小雁塔出来，进南城门，沿城墙根，向东，先后经过安居巷口、柏树林街口、开通巷口、县仓巷口，到达效忠里。由效忠里再向前，就是下马陵。

如果从下马陵向左拐，就进了东仓门 1 号院。如果从下马陵再向东，就进了董子祠。

实际上，东仓门 1 号是胡宗南的接待处，对外的名称开始时叫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室，后来叫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秘书室，也被人称作“胡公馆”。

胡宗南通常住在董子祠，但每周也要去青龙岭招待所一到两次。此外，他每年要到南五台两三次，一次住两三天；去翠华山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两次，不太多。偶尔，他还住一下建在东北大学旧址的战干 4 团。

胡宗南请客吃饭或应酬，以及设宴招待政界、军界的一些要人，社会名流等，一般都在东仓门1号，重要的宴席，则在小雁塔、青龙岭或王曲城隍庙举行。

熊向晖说，东仓门 1 号不归我管，由徐先麟秘书负责，离开东仓门 1 号，都是我负责，胡宗南在董子祠、青龙岭、王曲、翠华山、南五台，或者离开东仓门 1号，到小雁塔办公、巡视部队，到洛阳、兰州、山西克难坡等地，都是我陪同。

但是，胡宗南一年要去几次四川，如去重庆汇报、开会、休假，去成都看病等，一般只带卫士去，有时带徐先麟同行，但从来没有带过我去。

而我就留在西安，等于是休假，但胡也会布置一些工作给我，基本上是整理文件，或拟讲话稿等，不会像胡在西安时那么紧张。

胡宗南无论是出行，还是住宿，都不喜欢前呼后拥，而喜欢轻装简从。因此，不管胡到哪儿，看不到那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

平时，在童子祠，胡宗南的卧室外面设一个便衣警卫，但只是在胡宗南睡觉的时候才有，如果不睡就没有。外面城墙上和董子祠门口，各有一个武装警卫，东仓门门口也有一个武装警卫。

这几个警卫，都是跟着胡宗南走，胡不在就没有，住青龙岭时，住所前后各设一个武装警卫，卧室外面则有一个便衣警卫。

胡宗南行动，一般都是一车或数骑，随行人员有熊向晖，再带一个警卫，车是美国的别克轿车，他在西安，或者到兰州，都是坐这辆别克车。

如果外出或巡视部队，则乘其他车，有时乘美国吉普，胡另有一辆火车专用包厢，胡宗南到洛阳会见卫立煌用过一次。

胡很爱马，常到马厩去，戴着白手套喂方糖给马吃。他的坐骑是一匹大红马，也不是天天骑，但一个月总要骑几次马。据说胡当第1师师长时，有一段时间驻在甘肃天水，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在西安时，则是几天骑一次,也是一早出去溜一圈。

后来，马鸿逵送了他一匹黄骠马，很雄壮，胡宗南有一次马失前蹄，跌了一跤，骑的就是这匹马，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骑过这匹马，所以，胡不爱骑烈马。

生活方面，胡宗南并不是很讲究，有资料说,“胡的生活享用极奢”,招待烟要“三五”或“大炮台”,酒是威士忌；不喝茶而饮咖啡和广柑汁，喜食海鲜，如带鱼、鲍鱼、青翅等。

熊向晖说，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胡宗南是一个人吃饭时，只有两菜一汤，一荤一素。用的是盖碗，很小。早饭是稀粥，中午、晚上是米饭。

若是两个人以上吃，就是 4 菜 1 汤，2 荤 2 素。每个月，胡都要与熊向晖一起进餐几次，也就是 4 菜1汤。有客人来，还是4菜1汤。

一般情况下，客人不请多，因为要谈话，真正应酬也就是四五个客人。胡宗南不吸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平常也不喝酒，特殊情况下，喝一杯酒，也就是一小杯，或者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

什么算是特殊情况?熊向晖说，比如在小雁塔设宴款待周恩来那一次，他只能喝酒，不敢作假。

穿的方面，熊向晖说与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写的又不同了。

抗战以后，胡宗南官大了，衣服是草绿的哗叽军装，冬天是草绿的华达呢，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穿一穿士兵服。因为，西安有第七分校，所以着装非常正规。

当时，将官领章是金牌牌，少将是一颗星，中将是两颗星，上将是三颗星，胡宗南是中将，是两颗金星。

后来，军装一改，不着武装带，军官不打绑腿，穿高沿黑皮鞋，沿口到脚踝，戴白手套。夏天有雨衣，冬天还有灰布料面子的皮大衣。

胡宗南的办公室，无论是在董子桐,东仓门，或者是在青龙岭、小雁塔,都是两部军用电话。一部是长途军用电话，与重庆、兰州保持联系；一部是一般军用电话，与在西安的司令部、七分校、战干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保持联系。

给他打电话，一般先打到熊的办公室，然后由熊告诉胡，是谁来的电话。

熊向晖那里的电话机，有一个开关，如果胡叫熊转过去，开关一拨，就转到胡的房间里，开关由熊控制。因为电话是同线，所以胡在他房里接电话，熊可以监听。

除了接昕和处理电话方面的事务，胡宗南的信件也是归熊处理。徐先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胡宗南对来信都是自己登记。

熊向晖说，不是这么回事，只有胡的亲戚来的信，才由胡自己登记，不过那是有限的。其他信件，如果送到东仓门1号，归徐先麟登记办理，如果送到小雁塔、王曲，上面凡是写明送给胡宗南的信件，一般都是先送到熊这儿。

熊认为如果有必要给胡看，就送给他看；没有必要的，熊自己就处理了。

处理过的信件，一般是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列一个表，凡来信人姓名、写信日期、送到日期、登记日期、内容摘要、处理意见、处理日期等等，都要——登记在册。

比如，张三来信,写信日期是 2 月 15 日，收到日期是 2 月 16日，信的内容是什么请求或建议等，然后是熊的处理意见:“交七分校办公厅处理”。

熊处理完后，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定期把登记册送给胡宗南看，胡没有意见,就这样处理，如果胡认为处理得不妥，就要调出来，重新处理。

一般情况下，熊向晖认为没有必要送给胡宗南看，直接处理了的信件，主要是像要求补助的来信。

他说，这些信如果都送给胡宗南看，那就太多了，这件事就是我和徐先麟分别来干，每件都登记。

曾担任第 34 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张佛千写文章回忆道，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向晖都知道。

是不是如张佛千所说？比如说，送给胡宗南的机密电报，是不是也要先经过熊的手，再送给胡宗南看?

熊向晖说，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一拆镂空条就断了，必须将整个封口都撕开，再不可能恢复原样。

这样一定会被发现，这类电报只有胡宗南自己拆。因此，他的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也从来没有拆开看过。不过，有些电报胡宗南批过了，熊才能看到；但如果是直接送走，也看不到。

所以，张佛千说胡宗南的一举一动，熊都知道，那是夸大其词。而且，胡宗南很注意保密，一个人做的事情，很少让第二个人知道。

比如，刘大军的战地服务总队，胡的参谋长都不知道，不过，胡宗南部的军事会议，熊都参加。

胡宗南的机要室由王微负责，机要员都是王微考察后，经过机要训练班的培训，司令部的译电室，都是孝丰人。但是，这并不是说王微可以指挥一切。

胡宗南如果离开西安，到外面巡视，都要跟一个机要室副主任，以便随时有电报要译，只有到兰州时不带。当时，跟胡的机要室副主任叫费正贵，他的食宿总是由熊安排，一般都安排他住单间，在胡的房间对面。

如果客房紧张，费则与熊同住一间，熊向晖说，费的密码本，我都可以看，但我不看，也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王石坚有几次叫我把密码搞到，我都说不行。因为那样做，太容易暴露，一发现就全完了。所以，胡的密码本，我从来没有看过，费正贵相信我，那也是因为胡宗南信任我。

王石坚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由中共中央派驻西安，负责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进行联络。

经过胡宗南同意，熊向晖在重庆办事处以中校秘书的名义，拿钱养家的哥哥在 1940年下半年，在重庆搞到一辆车，把他的父母一块送到了西安，住在东仓门 21号。

熊的父母来到西安后，胡宗南亲自到熊家，看望他的双亲，并且当场批特支费 6 000元。之后，又安排熊的哥哥也到战干4 团受训，受训结束，委派他为工合西北区办事处西安事务所主任。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由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艾黎及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发起，1938 年 8 月在汉口成立。

当时认为：抗战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应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从事各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用，这样抗战就可长期坚持下去。

为了得到政府支持，他们邀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杭立武代理事长、艾黎任技术顾问。

当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杭立武是金陵大学教授、董事长，兼中英庚款会总干事，理事还有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翁文灏、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国共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工合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发展起来，1938 年8 月，工合开始在宝鸡筹组西北办事处，并先后在西安、凤翔、南郑等重要城市，成立了 14 个事务所。

西安工合事务所主任是个肥缺，西北区工业合作社，主要是为胡宗南的军队置办棉衣、棉毯和军粮，熊的哥哥当西安事务所主任后，葛武肇时常与他联系。

葛是战干 4 团的教育长，黄埔二期生，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也曾经当过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要职，在西安那个地方，也是权倾一时。

曾任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的卢广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回忆了当时西北工合为国民党军需署置办军毯的情况。

他说:“1939 年 8月，工合总会与国民党军需署订立议定书，承制军用毛毯 40 万条，分配工合西北区承制30 万条。

制造毛毯的经线用棉纱，由国民党军需署拨给；纬线是毛线，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在西北区收购的羊毛，大部分交给西北工合，由西北工合负责组织农村妇女和各地的伤兵、难民纺成毛线，然后，由织布工业合作社织成毛毯。

合作社每织成一条毛毯，给予 3 至 5 元的手工费，军毯制造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天水、兰州 4个地区。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参加纺线的乡村妇女和伤兵、难民不下三四万人，付给手工费约二三百万元。

1940年以后，西北工合第一批军毯完成以后，又继续承制两批军毯。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工合总会共承制军毯近 100 万条,其中约 80%是西北工合制造的。”

据陈仙樵在《宝鸡工合的生产,发展与结局》一文回忆:

当时，制毯原材料羊毛、棉纱，均属统购物资，羊毛由官办的西北复兴公司统购统销，预先作出计划,与西北复兴公司签订合同，按其指定地点派人前去收货。棉纱是西北第一军需局统制物资，必须经它批准，然后方可向各纺纱厂采购。

为加强管理监督，西北工合除在宝鸡设立军毯制造管理处外，并在西安、宝鸡、榆林、兰州、天水等城市，设立工合军毯制造管理分处，负责管理辖区各军毯制造、生产合作的监督、制造技术指导,以及供应原材料、收缴成品、生产合作社的监制和成本计算等工作。

这里讲的仅是军毯一项，其成本核算里，就可以有很多人为因素，很容易做手脚。这就要看什么人管了，置办军需，利润很大。

熊向晖只是个少尉，吃饭不要钱，他在第七分校学习时任总队长的陈金城，此时已是第 109 师的师长，安徽人，与熊是老乡，俩人比较好，他有时候派人给熊家送几袋面粉，对熊比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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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17
（10）特情系统

胡的第二任侍从副官唐西园把工作移交给熊向晖后，他开始负责胡的侍卫队，这个名字，也是他想出来的，胡宗南本人也同意，在国民党内部，只有蒋介石有侍卫队，其他人都没有。

侍卫队的编制，是两个武装排，一个便衣排，唐西园担任队长，副队长是军校第12 期毕业的，后来相继担任副队长的有马大恢、金鼓民等人。

马大恢也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们都是熊向晖考察后选调过来的。

侍卫队的队部在胡宗南西安城内的办公地点，东仓门下马陵附近的效忠里。

唐西园管的事情很多，除了负责侍卫队，还负责收集情报，有一个专门设立的海外广播收听组，主要收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新闻节目。

这个组以马蒙为首，马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很好，是吴启诚介绍来的。

吴是浙江温州人，留美学生，来西北之前，他在上海任中国银行的稽核，地位在襄理之上。他的夫人柯晓岚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生活很优裕。

抗战军兴，胡在西北广招人才，吴启诚丢下“金饭碗”,来到西安，初被胡任命为战干4团上校秘书，后任第七分校经理处副处长。

吴到西北后，介绍了不少留美同学到胡部服务，其中也包括马蒙等人，他中等身材，戴一副黑色眼镜，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是个大好人，可惜后来自杀身亡。

由马蒙负责的这个海外电台收听组，一共有4个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英文都很好，收听到重要情报后，马上速记并翻译成中文，送至胡宗南处。

此外，还有一个秘密的战地服务总队，也由唐西园兼总队长。起初，熊向晖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这个服务总队的真正任务，是负责联络伪军，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的所有伪军，与胡宗南都有联系。

在唐西园的手下，用了各种各样的怪人，给熊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叫马国良，他是北平人，一脸麻子，眼睛是暴出来的，当年还不到40岁。

有一天，胡宗南到东仓门1号办公，那儿主要是徐先麟负责，没熊熊向晖什么事。

那天，唐西园来了，说：今天很无聊！马萌建议打桥牌，唐说：不想打，把马副官找来。

勤务兵立刻就把马国良找来了。

唐西园问：马国良，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马国良说：我没有到哪儿去啊！

唐西园说：你到鸦子坑去了。

鸦子坑是窑子，唐西园这是在诈马国良，他不经诈，说：队长，是，我是去了。

唐西园说：你为什么瞒着我？打嘴巴！

马国良就打自己的嘴巴。唐西园说:不行，狠狠地打！马就左右开弓地打，那是真打呀

熊看不下去了，说，算了吧！此时，马的嘴都打肿了。

唐西园说：看在熊副官的面子上，站起来，唱京剧。

马国良马上就唱。唐说:唱旦角。马就唱旦角。

唐又说：你别得意，你唱！你再哭!

马很听话，于是，又哭了起来，哭得跟真的似的，一点也不假。

马国良的老婆是个妓女，她抽鸦片，唐西园在这方面很照顾她，鸦子坑那个地方，除了有妓女，还有赌场，这个地方现在叫民乐园，靠近东二路民生百货大楼。

只要马国良一去那里，都是呼朋道友，这个人有不少邪门的本事，他推牌九，能够要什么有什么。只要马国良一上场，别人都把钱乖乖地给他，打麻将也是，掷点子，他能要几点就是几点。

唐西园是少年得志。他手下的兵，都是他亲自到河南挑的，有一个大个子，来了没有多久就跑了，不见了。

唐就叫马国良他们侦察，得知此人到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家里当了厨师，得到消息后，他就让马国良带了几个特务，把这个大个子绑架回来了。

熊以前看到过这个大个子，大个子被五花大绑地绑回来后，被他们在房中活活地吊死了。

西安城墙下防空洞的南边开了一个小窗户，以备防空洞被炸后，里面的人还可以从小窗户里跳出去。

小窗户距城墙外的地面还有一丈高，平常窗户是关着的。窗户外的城墙根下，有一口枯井，唐西园的手下就用一根绳子，把大个子尸体从小窗户里吊出去，放到那口枯井里。

抗战初期，中共派胡宗南的黄埔 一 期生、中共党员宣侠父到西安搞统战工作，公开的职务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少将参议，可在1938 年宣失踪了。

后来，据说他的尸体也是被抛在下马陵的这口枯井里。

宣侠父是很有声望的共产党员，熊向晖很敬仰他，遇害后，熊一直以为是胡宗南指令干的，非常愤怒。他曾对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吴德峰说：如果这事是胡宗南干的，我把他毙了！吴德峰说：不行，你不仅不可以害他，你还要保护他。

后来才知道，这事与胡宗南并不相干，曾经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张严佛在《宣侠父被害记》一文中回忆道，这是蒋介石指示蒋鼎文，由蒋鼎文下令军统西北区执行的，但那时人们并不知道真相。

当时，蒋鼎文是西安行营主任，他和宣侠父关系很近，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宣侠父也是，俩人是一个县的小同乡。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鼎文当过宣侠父的区队长、教官，两个人有师生之宜。因为有这层关系，宣侠父到西安后，经常找蒋鼎文交涉，要求补助八路军武器、军品等。

蒋鼎文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感到实在难对付。他对特务说：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从这儿开始，蒋鼎文就对宣侠父动了杀心，胡宗南其实对宣侠父也很赏识，他很想把宣侠父争取过来，但是没有成功。

唐西园杀人，所在多有。至于玩女人这种事，就更不足为奇了。

西安解放路（当时叫正气路）,有一家戏园子，有一次，他请几个好友看京剧，把熊向晖也请去了。偌大的剧场里，只有不到 10 个观众，很不景气。其实，唱老生的马醉良,还是很有名的。

唐西园看上了那个唱旦角的女演员，就叫马国良在散戏后去跟那个坤角说，要跟她睡觉。马国良回来说，现在不行，要过一些时候。大概是那个坤角当时身上不方便。

过了几天，唐西园就在西京招待所开了个房间。第二天，熊向晖见到他，唐西园正在打针。马国良问他：味道怎么样？唐说：一只排骨!意思是说，那个女演员很瘦。

唐西园干过的无法无天的事很多。不过，后来他被胡宗南关起来，主要是因为侍卫队私自放了伪军将领郝鹏举。

郝鹏举原来是西北军的人，抗战期间投汪精卫当了汉奸，对于郝鹏举在抗战初期与胡宗南的关系，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郝鹏举是河南隅乡县人，现在叫灵宝县，最初在冯玉祥的第 16 混成旅，尽管个子矮小，但人很机灵聪明，会拉关系，又有文化，当兵不久，就被选到模范连当学兵。

不久，他进入冯玉祥的传令队当随侍人员，后来，就被冯玉祥选送去苏联基辅学习炮兵。

回国后，他在张自忠的手下当炮兵团长，中原大战使得西北军解体，郝转投第25 路军梁冠英部，当过参谋处长等职，1936 年春,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

抗战爆发后，他投奔胡宗南，胡用人原则是“广收慎用”。郝虽是陆大毕业，但胡并不信任他，给他第17军团的高参一职，是要对他观察考验。

1938 年秋，胡在信阳战役中打得不好，受到李宗仁的攻击，部队军官中也有一些埋怨情绪，第 17 军团退人桐柏山之后，胡召集了一个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战役总结。

参谋长报告了战斗经过，也引述了各方面的责难，郝鹏举本来是坐冷板凳的人，但他很会揣摩胡宗南的心理，知道这次挫折，胡虽然负有指挥上的失误，但部队在淞沪战役中精英尽失，战斗力大为削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郝主动在会上替胡辩解，声称军团长的指挥绝对正确，部队也打得很顽强，但毕竟双方实力悬殊，军团部的一些战役部署，都因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贯彻到位，这是造成溃退的主要原因。

郝作了这样的解释，既帮胡解脱了困境，与会将领的心中，也感到很舒服。从此，郝开始得到胡的欣赏，也在第 17军团的高级将领中取得了好感。

不久，战干4 团成立时，胡任命郝担任学生总队总队长，开始担任实职了。

但是，郝在战干 4 团担任总队长期间，与一个炮兵团长的太太关系暧昧，俩人经常一起到外面游玩。

这个炮团是军委会直属的特种部队，暂时隶属第 17 军团，团长还是郝的朋友，他们关系很好。

郝与朋友的太太搞到一起，有的人就非常气愤，中国人的观念是“朋友妻,不可欺”,郝这样搞，为很多人不齿，他们就乘郝与那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寄给那个炮兵团长。

于是，团长就向胡宗南举报，胡宗南想把事情压下去，可是，团长的太太却不肯再回到丈夫身边。

这个炮兵团长看到，在胡宗南这里不能把事情摆平，就直接告发到蒋介石那里。

抗战时期，军人在前方打仗，太太在后方被人霸占这种事，蒋听了当然恼火，他电令胡宗南把郝鹏举押解重庆，交军法部门审判。

胡接电后，并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将郝扣押起来,关在下马陵效忠里，由侍卫队负责看管。

虽在扣押期间，胡对他还是优礼有加，送钱送物，没有叫他吃苦。

时间长了，郝鹏举慢慢与马国良等人也混熟了，最后，他用重金收买了马国良、佟金功等人，私下把郝放走了，马国良、佟金功拿了郝鹏举的钱，也都跑了。

这件事发生在 1939 年夏秋之间，这样一件大案一出，胡宗南知道后，那还了得，马上下令把唐西园关起来了，开始时也关在效忠里，一下子关了好几年。

郝鹏举逃出去后，就到南京投靠了汪精卫，先是担任伪军事训练部次长、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后来，汪精卫在徐州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举任省长。

唐西园被胡宗南关过几年之后，虽然放出来，但是不再受道重用，他后来与西北大学的一个本地学生结了婚。

唐西园被关起来后，由刘大军接替他的工作，刘大军原名刘大钩，也是胡宗南部的特务头子，专门为胡搞情报。

胡的情报组织不用戴笠的人，不让戴笠插手，独成一系，主要是用于西北方向，并联络华北伪军，刘大军一直干到1947年。

熊向晖说，刘大军曾经怀疑过我，想以欺骗手段诈我，被我顶回去了，他也没有再敢碰我。

为胡搞情报的还有第31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叫刘庆曾。刘庆曾同时也兼第七分校办公厅第二科科长，他们主要是搞军事情报。

第二科的上级是各战区第二处，再往上是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军令部就是战前的参谋本部，负责国防建设、地方绥靖、陆海空军动员作战、后方勤务，以及情报与国际政情的搜集整理等。

军令部一厅掌管国防作战，二厅掌管情报与派遣驻外武官，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系统中，也都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一处或一科负责作战，二 处或 二科负责情报。那时候，一提到二处或二科的人，一般就都知道，他们做特务工作的。

刘庆曾是程开椿在陆军大学上学时认识的，后来介绍给胡宗南，他在陆大期间，负有胡交办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帮助胡物色人才。

刘庆曾是黄埔八期生，他搞的军事情报，也包括搜集陕甘宁边区的情报。除此之外，其他情报都是刘大军负责。

胡宗南手下的“二刘”,是两个独立的情报系统，都是直接对胡宗南负责，戴笠也委托胡宗南可以指挥西安的军统系统，但胡宗南的部队没有军统插手。

他们之间是相互谅解，戴不插手,也是一种对胡的谅解，至于说他们之间互相猜疑，熊向晖说，没有这种情况。

《胡宗南先生纪念集》上讲，胡一直到死，都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那件毛衣吗？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就是戴笠介绍的。

前面说过，国民党成立战干团是为了与中共争夺抗日青年。

“七七”事变后，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大批青年学生要求抗日，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都是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国民党看到这个情况很紧张，1938年2 月，由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通电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各地设立青年招待站，招收及收容青年学生。

他们喊出了“武汉、延安一个样”,“西安、延安一个样”的口号，分别在武汉、河南、江西、西安办起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1、2、3、4团。简称战干 1团、战干 2 团、战干 3 团、战干 4 团。

4个战干团的团长都是蒋介石自兼，但副团长各不一样。

战干 1 团在武汉，副团长由陈诚直接兼任、桂永清任教育长，这个团办到第 5期后，并人成都中央军校。

战干 2 团设在河南鸡公山，副团长由白崇禧兼任，办了两期后，并人中央军校第 2分校。

战干 3 团原设江西雩都，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副团长，办到第2 期后，改称中央军校第 3 分校,迁到江西广丰。

战干 4 团副团长也是由陈诚兼任、蒋鼎文兼团附、胡宗南兼教育长。

胡当时是第 17军团军团长，级别不够当副团长，蒋鼎文走后，胡宗南才升任团附，教育长一职就由副教育长葛武柴升任。

在西安的战干4 团，是在 1938 年夏、秋间，以7分校政治训练班、学员队、凤翔女生队为基础，加上 17 军团各军、师文工队、政工队等机构合并成立的。

在 4 个战干团中，4团成立最晚，但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原因就是战干 4 团设在西安，处在与延安争夺青年的第一线。

当时，战干 4 团先后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如三原、中部(即现在的黄陵)、洛川等县成立三青团招待所，截留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然后送到战干4团受训。

据统计，从战干 4 团结业的学员，前后达 4 万人，达到全部战干团结业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西安战干4 团占用张学良之前办的东北大学旧址，东北大学原来在沈阳，由张学良亲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流亡到北平。

1936年，东北大学理学院迁到西安，当时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他用旧时东三省官银号的结余款 15 万元，修建东北大学校舍，所以教室、宿舍的条件都比较好。

抗战开始后，日军逼近潼关，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这里条件很好，胡宗南对战干 4 团也很重视，这里有不少文艺人才，他们经常组织演戏，抗日的氛围也很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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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19
（11）寻找党组织

早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谈话的时候，董老曾对熊向晖说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作为周恩来未雨绸缪的“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董老再三嘱咐他“要甘于做闲棋冷子”,“不要急于找党”，组织上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会设法找他联系。

董老还特意指示,“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尽管有这样的嘱咐，但是刚刚 20 岁的熊向晖，还是忍耐不住。他以为，做“闲棋冷子”与找党并不矛盾。所以，在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以后，就开始在西安寻找党组织。

熊先于 1939 年 4 月初，去城里平民坊找他在清华时民先队的同事、学长黄葳。

黄原名戴中宸，曾用名陈源，上海嘉定人，她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担任纠察和交通工作，1936 年 2 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 年 10 月入党，1937年冬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助教，参加抗敌工作团。1938年2月，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电台工作，1939年1月，她也到了陕西。

黄葳的爱人欧阳钦，是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中国旅法学生爱国请愿活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在苏联进行过军事训练，参加过北伐战争，随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尽管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共陕西省委仍处于地下，是秘密的，熊向晖不知道黄葳大姐在西安担任什么职务，但知道，她是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

熊把自己的情况跟她说了，她答应帮熊同党联系，接下来却没有下文，再去找，她已经搬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才知道，她当时就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妇委及《西北》杂志工作。先后担任妇委委员《西北》杂志编委、西北民先妇女部长等职。

她把熊向晖的情况跟欧阳钦汇报后，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欧阳钦认为，这件事上级没有交代，他们不能插手。而且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也从西安迁往云阳，于是他们就搬走了。

黄葳大姐找不到了，他又不好直接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熊向晖只好等待,“甘于做闲棋冷子”。

在抗战的最初几年，因为蒋介石、胡宗南反共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熊向晖对胡宗南还有许多幻想。

1939 年12月，他终于等来了组织上派来的人。

第一个来找熊的是许立群。快到年底的一天，熊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熊出来迎接，一看来人竟是许立群。

许立群是熊的南京中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1937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熊向晖还是他的人党介绍人，解放后，许立群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熊向晖陪许立群走到城墙上，他俩在寒风中细致长谈。许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一定要找到熊。

接着，熊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自己也很信任，有时还同他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

熊认为，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希望党尽快派人同他联系，不要到他办公地点，只可到家中找他。

夏伯阳，也有的译作恰巴耶夫，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原是旧军队的一个普通士兵，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加入布尔什维克，逐渐成长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他在乌拉尔地区指挥红军第 25 师，打击哥萨克白匪军、镇压伏尔加河沿岸富农暴动、平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反击高尔察克等，为苏联立下赫赫战功,有“英雄恰巴耶夫”之称。1919 年 9 月，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苏联作家富尔曼诺夫将其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夏伯阳》(一译《恰巴耶夫》)，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

多年以后，熊向晖回忆起来说，我那个时候，把胡宗南看得简单了，把问题也看得太简单了。

继许立群之后，1940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找过熊几次，其中，对熊影响比较大的是吴德峰。

吴德峰也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湖北保康人，1922 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

吴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 6 军团和红 2 方面军保卫局长等重要职务。

1937 年，他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在西安时间不长，但发展了一大批关系，包括黄葳的哥哥戴中溶，他是上海交大机电工程的高材生，胡宗南的心腹、机要室副主任。

吴德峰到熊向晖家中，找到熊以后，并没有给熊布置任何具体工作，主要是向熊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给熊讲政治形势，讲统一战线的局面，讲党的政策。

他告诉熊，中央分析，抗战以来的形势证明，在国民党阵营中，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认为“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央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

在不久后的又一次见面时，吴德峰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一个报告，叫《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对于抗战前途，吴德峰说，毛泽东判断：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这表明，此时中央对国民党的投降倾向和反共活动，已经有了很高的警觉。

吴德峰说，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许多地主资产阶级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

“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

“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

此前，董老在汉口曾指示熊向晖，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听了吴德峰的传达，联想到自己在凤翔时，给师范学校学生作报告讲的内容，熊向晖感到自己前面所做的工作，符合党的政策，符合中央的政策。

吴德峰还向熊讲了中央关于“拥蒋问题”的政策。他说，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讲了:“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并说:“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吴德峰对熊说，你在西安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帮助胡，向好的一边走。

令熊向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吴德峰交代他,要保护好胡宗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交代呢？就因为熊向晖以为，他和很多进步青年所敬仰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遇害，是胡宗南派特务暗杀的。

吴德峰告诉他：共产党是不能搞暗杀的，你不但不能害胡宗南，还要保护他。

吴德峰的这个指示，不仅给熊向晖印象很深，而且震动也比较大。因为在这之前，熊并没有想到过，他还应当做好保护胡宗南的工作，没有认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想得还是比较简单。

吴德峰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提出的“保卫边区”的八项任务：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吴德峰对熊向晖说，你在西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毛主席说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

有一次，吴德峰还专门讲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新指示，指出“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吴德峰说，西北地区的国共合作，主要就是与胡宗南部队的合作。

吴德峰的政策水平很高，他之所以对熊耐心细致的传达党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熊提高政策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熊是独立开展工作，独立决定问题，必须要有很高的政策水平，才能更好地完成好任务。

所以，他在西安这一阶段，并没有叫熊具体做什么，但是对熊帮助很大。

吴德峰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叫吴铁铮。结果，这个化名，还使西安第七分校办公厅副主任吴铁铮，后来莫名其妙地吃了一起“共谍”官司。

因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个警卫员开了小差，投降国民党了,供出他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叫“吴铁铮”。

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一查，第七分校办公厅副主任吴铁铮与吴德峰用的那个化名，一个字不差。

吴铁铮和吴德峰还是同乡，他在黄埔 二期上学的时候，还接近过共产党。于是，刘大军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向胡宗南报告，就把他抓了起来。

关押在效忠里很长时间，查过来，查过去，也查不出什么证据，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罗历戎担任第 3 军军长以后，就把吴铁铮保了出来，担任第 3 军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中，第 3 军在石家庄被解放军打败，罗历戎与吴铁铮一起被俘，负责审讯的正好是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的吴德峰。结果，就闹出了“‘吴铁铮’审问吴铁铮”的笑话。

吴德峰离开西安之后，由曾三联系熊向晖。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档案馆馆长。

熊向晖记得，曾三曾告诉他，中央对黄埔军人有一个指示，认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熊向晖说，在抗日战争中，确实没有黄埔学生投降日军的。吴德峰、曾三每次来，都很注意了解胡宗南对边区、对中共的政治立场。

他们之后，联系熊向晖的是王中，他只找过熊一次，要他补交党费，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专职与熊联系。

中央派专人与熊联系，是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中央认为熊所担负的“闲棋”、“冷子”的角色，已经结束。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使得中央对国共关系走向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中央需要了解国民党的反共动向，更需要掌握直接面对延安的胡宗南的政治和军事动向。于是，派出王石坚来西安长住，专门负责与熊向晖联系，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王石坚到西安后，由陈忠经帮他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此时，陈忠经已经秘密入党。

他原先不是党员，为了入党，他曾在 1940 年，闯入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虽然七贤庄门口有胡宗南的特务监视点，但陈忠经居然闯成功了，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处长周子健。

他讲了他的经历，说他要参加革命。以后，就承认陈忠经是 1940 年人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是北京大学化学系 1932 级学生，和黄葳同年入校，因从事学生运动、救亡运动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抗战初期,“七七”事变以后，周恩来把他保出来了，他在苏州反省院非常英勇，斗争很坚决，周恩来对他很欣赏。

在西安，王石坚住在青年路老官庙，熊向晖与王石坚是单线联系，与陈忠经并没有直接的组织上的关系。但是，关键时候，他会帮陈说话，化解胡宗南对他的疑虑。

尽这时候，陈忠经已经是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长，胡宗南对他还是不放心，曾经叫陈忠经喝过血酒，插血为盟。

熊向晖知道情况后，有一次，熊对胡宗南说：陈忠经是投效你的爱国青年嘛！胡宗南回道：那他为什么要戴一副黑眼镜，不愿意以真面目见人?

后来，熊就告诉陈忠经：你把那个黑眼镜去了，换上一副白眼镜。

陈忠经后来与同是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李铨庄结婚。李铨庄是上海东亚体专的。陈希望胡宗南给他证婚，请求熊向晖帮着说说。

熊去一说，胡宗南就同意了，还在东仓门 1 号请两位新人吃饭，熊和杨尔瑛参加作陪，就算是证婚了。

熊向晖直接找王石坚不大方便，所以他们见面，经常是在陈忠经家里。有时候，也通过陈向王传送情报。

但是，仅仅因为陈忠经曾为王石坚提供过掩护，又传送过一些情报，有人就认为，他是西安地下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这是历史的误会。

从 1940 年陈忠经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陈只在西安呆了 3 年，这中间，还有两年，他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年，毕业后，又在昆明工作了1年。

长期不在西安，又做着不相干的事，他怎么可能领导西安的地下情报工作呢?

事实上，真正的情报来源，是在熊向晖这里，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不能排除陈忠经曾经独立搞一些情报，交王石坚报告延安，但是，三青团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青年群众团体，了解核心机密的机会微乎其微，更何况胡宗南很注意保密。

陈忠经的主要功绩，还是掩护王石坚。特别是王石坚本来没有电台，都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子健那里发报。到 1944年，王石坚才开始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

此前的很多重要情报，都是通过周子健向延安发的，根据秘密工作的纪律，电报究竟怎么发的，熊向晖一概不问，电台究竟设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但是，王石坚的电台在 1945 年就被发现了，因为老是这么一部电台，很容易暴露，刘庆曾怀疑这是汉奸电台。

这时，申健和陈忠经就把它揽过来，说是胡宗南的。因为胡宗南也让三青团搞特务活动，要搜集社会情报，对付青年学生，也需要设立电台。

申健是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他是可以这样说的。

熊向晖到 1946 年才知道，申健也是党员，是中共情报人员，这中间，申健也到成都金陵大学完成了学业，所以，他也没有在西安呆很长时间。

抗日战争结束后，熊的三姐熊彙苓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胡宗南也派申健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在南京，他们两人结婚，申健成了熊向晖的三姐夫。

中央派王石坚到西安后，以合法职业开展工作，随后，又派了罗青长到西安做掩护工作。

罗青长是四川巷溪人，1918 年出生，1932 年加入共青团，1934 年参加红军，是长征老干部。

抗战以后，他先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研究员，后来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秘书、科长、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分管熊向晖这一头。

解放后，他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长等职。

事实上，自从熊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以来，并不是没有危险，李芳兰就曾找过熊，重提旧事，被熊顶住了。

这中间，还有人写黑信告状，说熊是共产党。信不是手写，而是用报纸上的错字，剪下来，拼凑起来的，说熊彙荃是共产党潜伏人员。

这个信先寄给汪震，汪震是原驻长沙第预备师政训处长，后来做胡宗南的西安办事处处长，副处长就是军统特务张佛千。

汪震收到这封黑信，交给刘庆曾，刘庆曾给熊一看，熊当场就发脾气，拍了桌子，质问刘庆曾是何用意?

熊说：你是用特务手段，诈我!

他估计，这信很可能就是李芳兰写的。熊告诉刘：我的骨头几斤几两，胡先生都是清楚的，你这样搞，我不干了，马上找胡先生辞职！

熊向晖后来说，我不怕，我知道他们没有证据。

这一下，他们紧张了，赶忙劝阻，刘庆曾解释说，他是好意，是想使熊知道有人诬陷他，希望熊注意提防。

刘庆曾这么做，究竟是他个人的主张，还是得到胡宗南同意的？熊不是很清楚。

但是，熊向晖深知，胡宗南多疑，要取得他的信任，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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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21
（12）陪胡密会汤恩伯

自从王石坚长住西安之后，熊向晖不定期地同他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他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他的“特殊任务”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其中，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是皖南事变后，熊向晖随胡宗南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时间在 1941 年 1 月 15 日。

胡宗南与汤恩伯的私交很好，胡宗南举办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自任教育长，特地请汤恩伯担任副教育长，并请汤推荐了不少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学工作。

两个人还经常有电报，电话或书信往来，互相密商一些事情，谈些什么？熊也不是都清楚。

这一次，他到豫西去看汤恩伯，也是临时通知熊，叫熊准备的。

熊按照他的要求做了安排，他们乘的是一辆德国炮兵指挥车，类似吉普车。

胡宗南平时大凡外出，只要一部吉普车，一般都是乘美式吉普。因为这次要穿越商洛的秦岭山地，那个地区有很多断陷盆地，车子要不断地爬上爬下，马力要大，所以，熊决定调用炮兵指挥车。

他们一行共4 人，除胡宗南、熊向晖外，还有一名卫士和一个司机。

胡认为，最好的警卫，一是要做好保密工作，一般的行程计划，都是他亲自安排、临时通知，知道的人很少；

二是要避免兴师动众，轻装简从，目标越小越好。

上车后，胡宗南坐在司机旁边。这一次，他穿的就是士兵灰布军衣。

当时，从西安到河南西峡口，要经过陕西蓝田、商县、龙驹寨、武关、商南等地，过了陕豫边境的富水镇，到达西坪镇，那里就是河南地界内乡县。

汤恩伯当时任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就设在西峡口。

西峡口因地处南阳盆地西侧的峡口而得名，解放前属内乡县，1950 年设置西峡县，隶属于南阳地区。

从陕西的商县到河南的西峡县地区，秦国时期称商邑和於邑。当年，秦国派遣张仪诱使楚怀王与齐国绝交，诈以割让商於之地 600里，即指这两邑及两邑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丹江中,下游一带。

秦国时期，商县东南的 15邑，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因战功封君的地方,“商君”的封号即由此而来。

西峡口地处豫西南，出东南可达鄂北重镇襄阳、樊城，出西南可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因此，西峡口是豫西南的交通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抗战时期，这里也成了豫西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属 13 县民团总部、一些行政机构、兵工厂、发电厂及军队的弹药被服补给点等，都设在这个地方。

大约在 1940年左右，汤恩伯把他的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部搬到了西峡口。

胡宗南这次到河南，要穿越整个秦岭山地，沿着秦岭南坡河谷中的一条大道，也叫商洛公路，通向河南。

这条公路，其实就是沿着河谷走，这一带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商洛山地，秦末刘邦、隋末李密、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都曾在这一带地方打过仗，现在还有三秦要塞武关、闯王寨等古迹。

车出西安，过蓝田县城，向东南方向开去不久，进入秦岭山脉，秦岭的山势是北陡南缓，北坡溪峪短急，南坡诸水源远流长，迥然是两种景色。

车上秦岭，有几条山道，胡走的是清水河谷，入蓝溪，过蓝桥，经牧护关，到黑龙口镇，然后进入丹江河谷。

这一条山路，就是有名的蓝关古道，是历史上地方官晋京、京官东去荆楚、南粤的必经之路。因为这条路有著名的蓝关和武关,过去也叫“蓝武道”,或称“武关道”、“商州道”。现在是西(安)界(碑)公路，或称 312国道。

武关是关中四塞(潼关、萧关、大散关、武关)之一，在丹凤县东南，战国秦置。公元前 299 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公元前 207 年刘邦由此入秦，现在，那儿还有一座武关城遗址。

秦岭山区是当时规划的国防根据地，胡宗南对这一带的地形地理、人文历史都做过研究，也很熟悉。胡、熊在车上，也没有什么事，就说说历史上这些地方的名胜古迹和地理形势，打发时间。

车过商州，走龙居寨，上武关，进商南，入河南，最后抵达西峡口。

这时，汤恩伯已经带着新 2 军军长陈大庆等人，站在马路上迎接。

陈大庆是江西人，黄埔 一期生，1939年冬，陈大庆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胡宗南是主任，他们有过这么一段部属关系。所以，这次汤恩伯带着陈大庆来迎候胡宗南。

汤恩伯迈着八字步，歪把子脚，走路像狗熊一样，见了胡宗南，两个人拥抱。然后，他们两个人密谈，别人都不参加。

胡宗南、汤恩伯谈话的内容，熊不清楚，但根据胡宗南到西峡口前后的言行猜测，他们这次谈话，可能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汤恩伯的部队属第五战区领导。另一个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胡宗南与汤恩伯当时都有部队在第一战区，也都与第一战区有利害关系。

当时，有个大的背景，就是皖南事变。1941 年1 月 6 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顾祝同部队的袭击。1 月 15 日，何应钦开会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1 月 17 日，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将“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这一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率 20 万大军进攻江北新四军。

这都是发生在 1 月 6 日到 17日之间的事情，而胡宗南就是在这个时候，于1月 15 日，驱车数百里赶赴河南西峡口，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匆匆返回。

1月 18日，胡宗南在小雁塔召开作战会议，从计划、训练,通讯,粮食、汽油等各方面，进行作战准备。

1 月 20日，胡宗南下部队视察，检查作战部署。这个时候，胡宗南既怕延安军事南下，也怕日军渡河西上，他不能不进行准备。

可以想象，内战一触即发，而一旦爆发内战，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都是首当其冲，李宗仁与卫立煌的态度至关重要，胡宗南与汤恩伯不能不预作防备，协调动作。所以，胡宗南与汤恩伯的这次会面，很可能与这方面的情况有关。

在西峡口，汤恩伯、胡宗南第二天中午，俩人一起去看了一下别廷芳墓。

别廷芳属于地方势力，被人称作是内乡的土皇帝，他从啸聚山寨起家，私办民团发迹，进而当上豫西南邓县、内乡、浙川、镇平四县民团司令，队伍发展到 24 个团、5 万人左右，“枪不离人，人不离地方”,采用民兵制，负责保护地方。

别廷芳这个人，与一般的地方封建势力不同，比较有政治眼光，也比较重视地方建设，他还提出了一套关于“地方自治”的理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一套基本原则。

他通过宛西师范，培训保甲长，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学生，在全境设置电话网，各联保都通电话，边境地方保公所也都通电话。

他在防止“坏人”进入的借口下，在大小交通要道都设置了盘查哨，同时，颁发了居民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小贩营业证等“五大证”。

别氏强调吸收外资搞建设，严防资金外流，重视保护行商，以增加税收。他在境内自己发行货币，而且他的纸币相当有信用，在国民党纸币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他的纸币始终价值未变。

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大量种植鸦片向外倾销，却严禁境内民众吸大烟、纸烟。甚至规定禁用洋靛染布,禁穿洋布等等。

别氏统治内乡后,大搞植树造林、治河改地工程，数年经营，共种树数千公顷，栽柳数百万株，沙地改良田约数百公顷以上。

别氏先后请人帮他写了《植树经验谈》《农业浅谈》《地方自治》《治河改地》等书，各印 4 000 套，在内乡及宛属 13 县广为散布，并分送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白崇禧等，甚至还托人呈献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当时，广西方面曾派人来内乡视察别氏搞的“地方自治”。

抗战爆发后，别氏通过对河南省主席刘峙及南阳专员朱玖莹等人的交通贿赂，当上了南阳宛属 13 县联防主任，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镇平、内乡、浙川三县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等职。

至此，别氏由一介土匪，发展到拥有人枪 20 万余支的庞大势力，也成为国民党的官委干部。

1938 年8月，别廷芳由朱玖莹亲自陪同，赴武汉晋见蒋介石，蒋对别氏大加赞许，慰勉有加，这是别氏在政治上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

不过，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去豫西南西峡口，进入内乡县境，看到农田、水利、公路、行道树等，都建设得非常漂亮，公路的养护也令人赞叹。

当时，内乡的公路，既非柏油马路，又不是水泥路面，仅是灰、沙,石三合一的混合路面，但是，养护工作做得很好，鱼背式的路面平坦干净。公路两旁种的树，整齐划一，十分美观。间隔一二华里，路旁均设有养路木牌，写有“雨后铺沙,雪后扫雪”等要求。胡宗南在车上看了，赞不绝口。

据说，豫西地区的公路，做到了雨后路上无泥泞，雪后路上无积雪，无论酷暑寒冬，公路畅通无阻，对保证军队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汽车在经过河道时，熊向晖也看到，河道两旁密植雁翅式的灌木林带，将河道流向和宽度固定下来，并把两岸的大面积荒滩，分段分块，垒石筑埂，灌淤造田，不仅消除了水患，变荒滩为良田，而且通过拦河筑坝，修堰开渠，灌溉农田。

西峡口镇上灯火通明，这是因为建有水电厂，装有两台涡轮机发电，解决了当地的照明用电和印刷、机械、纺织等行业的工业用电问题，这也是别氏搞的。当时，在地处偏僻山区的西峡口，能有这样的水力发电工程，很不简单。

抗战时期，别氏担任司令的豫西南 13 县抗敌自卫团，属于第五战区作战序列，受李宗仁指挥。

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认为:“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

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盗匪绝迹，即官兵亦不敢骚扰。”

李肯定他，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认为别廷芳属于地方恶势力，必须加以铲除。

1939 年 10月，卫将别廷芳叫到洛阳，严厉申斥警告了一番。别是一个性格孤僻傲慢的人，受此刺激，一病不起，于 1940 年初去世。

别氏死后，根据他的生前遗嘱，葬于内乡县丹水镇的观音寺，并在西峡口东门外的莲花寺，建成别氏的“衣冠冢”和“别公祠”,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张群等国民党要人，曾赐词褒扬。

胡宗南、汤恩伯认为，别氏对维护地方治安、重视地方建设是有贡献的，他们对别氏非常敬重。

这一次,汤恩伯偕胡宗南祭扫别墓，在台湾出版的《胡宗南上将年谱)中，用的是“同谒别廷芳”几个字。

莲花寺别廷芳的墓，也就是“衣冠冢”,周围用玉石条砌起，并用青石铺地，墓前立石碑一座，上刻“别公香斋之墓”几个字。墓外围建玉石栏杆，广植松柏。在坟前约数十丈处，当时正在建筑“别公祠”,尚未全部完工。

随后，胡宗南向汤恩伯等人告别，返回西安，汽车离开西峡口，沿原来的道路返回。

内乡的公路很好，走起来很快。而离开河南，进入陕境的秦岭山区，那道路就难走了。

过了商南、武关、龙居寨，太阳已快下山。又走了一会儿，进入商州地境，已是薄暮，天色越来越暗，走的都是山路，再走下去，就不太安全了。

这时，路过一个村子，熊说，天晚了，先住下来吧。司机随即就把车子开进村子，停在路边一个小饭馆前，叫了一点吃的。

吃完饭，胡宗南说，就在这儿住下吧！几个人吃饭时，熊向晖已经出来转了一下，看到离开公路一两里的地方，有一排独立的房屋。他过去一打听，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校。小学校位置在村边，不在村庄里面，房子很整齐。时值元月中旬，学校没有开课,只有校长一个人住在学校里。

校长室有一个套间，里外两室，有现成的床铺。熊就跟校长商量，请校长让一下，搬到教室住，把他的寝室借给他们住一个晚上，校长同意了。

所以，胡宗南说住下，他马上就安排住在这里。

胡宗南出行，一般都带着行李，熊叫卫士把胡的行李从车上取下，搬到校长室，安排里间，给他铺上，让胡宗南住，外间由卫士住。

熊对卫士说：你先睡觉，我来警卫。卫士不肯，说由他警卫,叫熊睡觉。熊说：你听我的，明天白天，上车后，你再警卫，我就在车上睡觉，卫士还是不肯。

熊说，车上还是你担任警卫，晚上我来，不然我也不放心。这样，卫士就睡了，司机也被熊安排住在路边的小饭店里。此时，胡宗南已经睡下，并不知道熊向晖在外面担任警卫。

这一天，是 1941年1月 16 日，农历是腊月 19 日，再有 10 天就过年了。

1月的秦岭山中，又是夜间，寒冷异常，他们借宿的这个小山村，是两山之间的一个谷地，气温特别低。

熊向晖在屋外走来走去，有时实在冷得吃不消，就跑一跑，夜深了，月亮也上来了，月色很好，苏东坡在《后赤壁赋》中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熊望着冷光四射的月华，真是感慨良多，他想到，自己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追求理想的革命青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打入敌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是却在这儿，给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做警卫工作，给胡宗南作卫士，真是匪夷所思。

虽然他对自己这样做值得不值得有过怀疑，但是熊向晖说，这是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吴德峰就讲过，要保护胡宗南。

其实，他也不是不懂，自己在胡宗南身边工作，地位重要，处境危险，必须要取得胡的信任，同时也必须保证胡的安全，这样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执行好自己的“特殊任务”。

不过，这毕竟不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所以，人生的际遇和变化，真是难以预料。

这一夜，熊向晖望着秦岭月色，想起了破碎的国家，想起了离散的家庭，也想起白居易的那首望月诗: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多难的时候。他在少年时期，即因战乱而四处漂泊。公元 800 年，河南战乱，加上漕运受阻，旱灾频仍，关内饥馑十分严重。第二年春,白居易在长安考中进士，东归省亲，经过河南时，看到刚刚经过战乱灾荒的中原大地，到处是一片寥落干戈、骨肉流离的景象。

此时，白氏孤身一人，行走旅途，望月思亲，才写下了上面那首诗。熊向晖想起“七七”事变以后，父母、兄弟、姐妹一度也是飘零各地，音讯难通，同样也是“一夜乡心五处同”的心境。

黎明时分，熊听到前面小村庄的鸡鸣声，就这么熬过了秦岭深山峡谷中的寒冷一夜。

天亮以后，胡宗南起床、洗脸，4 人一起到路边的小饭店，吃过早点，坐车返回西安。

上车之后，胡宗南仍然坐前座，熊和卫士坐后座，熊把自带的毯子盖在身上，很快睡着了。

车子走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胡宗南在前座叫“熊副官!”熊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想答应他，可是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迷糊中，听到卫士解释说，熊秘书睡了。

胡宗南说，怎么睡了?卫士说，昨天夜里，他让我睡觉，他担任警戒，一夜没有睡觉。

胡宗南听了，马上吩咐卫士不要叫醒熊，并说，车上冷，叫把他的毛毯，也给熊盖上。

当时，胡一路也把毛毯放在膝盖上,因为车里很冷。卫士说，他已经盖了一条。胡说，再加上。于是，胡把毛毯从膝盖上拿下来,交给卫士。

回到西安以后，胡宗南就下了手令:“晋升熊彙荃为陆军上尉。”

1939 年 3 月 29日，熊从 七分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阶，这才 1 年零 10 个月，不到两年就越过中尉晋升为上尉军阶，破格提升。

胡宗南到河南的情况，熊向晖后来向中央作过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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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24
（13）筹办胡的祭父仪式

胡宗南常有些出人意料之举。

有一次，坐汽车到华阴之后，他下令要往潼关开。当时正是白天，有一段公路，差不多有1000米，就在黄河边上，对岸就是日军，那段路正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

这就是汽车闯关，熊不同意，胡硬要开，居然没有事，就闯过去了，开到潼关城里去。

还有一次，下雪天，他叫司机开车到杜曲、翠华山，开车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催，说,“快!快!”结果，刚到杜曲，迎面来了一辆大车，幸亏司机技术高明，一个急转弯躲了过去，否则就是大祸，很危险的。

又有一次，在青龙岭，半夜里勤务兵叫醒熊，说胡宗南要回下马陵。熊说，都半夜了，怎么回去?勤务兵说，胡先生睡不着觉，在车里等着哩。

这时，已是半夜一点钟左右，熊一上了车就打瞌睡，可胡宗南看到月亮，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

熊就只好醒了。然后，胡宗南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

熊说，胡先生既然如此说，必有佳句了。

胡宗南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熊说，今天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说，你看，你有什么佳句啊?

熊说，你既然这样说，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那个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宗南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说明，熊向晖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之前，熊向晖办了一件事，令胡宗南颇为满意。

那是 1940 年 12 月7日，胡宗南把熊找去说道，明天上山。

他说的上山，是指上秦岭的南五台山。

据《陕西通志》《长安县志》载：南五台古称太乙山，为“终南山秀之区”，我国佛教5地之一。

山上有文殊、清凉、灵应、观间等五座小峰，因其位于陕西耀县五台山(即药王山)以南，故名南五台。

汉时，南五台属于上林苑，秦汉的京畿名胜之区。隋唐时，佛教鼎盛至极。每年六月初一庙会，登山者如蚁。

历史上，帝王、政界要人、著名诗人、名人曾等纷纷登临观光，故史有“今南山神秀之区,惟长安县南五台为最”之说。

胡宗南每年要上南五台两三次，但是消息是冬天，上山干什么？南五台海拔 1 700多米，山上冬天很冷。

胡接着说，你给我搞一点香烛。

熊问，干什么用?

胡说，祭一个人。

熊问，祭谁?

胡说，祭我父亲。

胡宗南的父亲是 1937 年 12 月去世的，到 1940年，刚好三周年。

胡说，你谁也不告诉，香烛也不让他们看见。

熊说，那不行，那我做不到。香烛要去买，要用汽车运，我要坐汽车去，不可能做到不让人看见。

我带去的人，让他们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比如，他虽然知道带着香烛，但他并不知道你祭什么人。你放心，下面的人，我有数。

他同意了。

熊又说，即便知道你是祭父亲，也没有关系。

然后，熊坐车直驱钟楼西大街，他已经有了计划，那里有 5 家香烛店,平时也走过，位置他都知道。在那里，买了烛、香、箔、纸等一应祭奠用品。

蜡烛是半米多高的那种；又各买两对中等的烛和小的烛，香是一种宝塔式的斗香，一炷斗香,能点很长时间，一烧一天多；也买了一部分散香，普通人烧的散香，可以 3 支一插。

熊还买了一块檀香，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檀香买回来后，要劈成一根一根的，点檀香时,要用一种锯木粉，放在香炉里，把檀香插在里面，檀香点燃后，香气四溢，浓烈持久。

箔有金箔、银箔,做成元宝状，叫金元宝、银元宝。纸是黄表纸。

熊向晖考虑到，南五台共有 5 尊菩萨，都装在木匣里，外面用玻璃罩着，他就安排青龙岭招待所的一个很能干的白副官，叫他借 20 条白桌布，然后借了各种器皿，有杯、盘,碟等物。

熊对白副官说，明天上山。白就懂了。他还通知了滑竿，穿上号衣。

12 月8日这一天，胡脱下了军装，穿的是中山装，滑竿他坐一乘，熊向晖坐一乘，还有一乘装香、烛、果品、鸡鸭之类祭品，外面都用布蒙起来，不让老百姓看见，并带上厨师等后勤人员。

同时，架设军用电话线的通信人员也跟着上山。其他人员，有的先上山，有的跟着走。

那时的南五台，上山的道路都是一级一级的石阶式，旁边有很多小庙。从山下到山上，大概要两三个钟头。

他们抵达山顶时，已经很晚了。吃过晚饭，胡宗南的一间卧室，就安排在佛堂外面，他单独先睡下了。

胡睡下后，熊就开始指挥人布置，他知道那里八仙桌，安排人把 6 张八仙桌拼在一起，形成一长条的供桌，上面用白布围起来。接着，用借来的白布，把佛像遮起来。

在供桌的两头，一头 1 个大蜡烛，摆上檀香炉，以及5 个碟子的核桃、干仁等干果、5 个碟子的冷盘、5 个碟子的热菜、5 个盘子的水果。还有3 杯酒、1 碗饭、1双筷子。

热菜中，最重要的是1 只鸡，在鸡头及鸡尾部，都留有一撮毛，这是按祭品的规矩准备的，熊也说不清这表示什么意思，但小时候在家乡看到家人准备祭品时，就是这样做的。

布置完后，已是半夜，熊睡前吩咐卫士，明天你们不要喊我。

第二天醒来，卫士说，胡先生找你几次了，我们都不敢叫你。

因为，胡宗南对熊布置的这一切很满意，见面后，胡说，还觉得缺少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牌位。

熊说，这一点我早就准备了。是一个小木板，上面插了两根柱子，用黄表纸，叠成三角形，套上就行了。上面写上“先考胡君际清先生之神位”。

熊问胡，祭奠时，用什么仪式?

胡说，照老礼节。

胡这一说，熊就懂了。

于是，熊安排一个卫士，负责传递祭品，如何做，熊一样一样预先做了交代。

中午12点，熊吩咐卫士们把烛点起来，香烧起来，摆下蒲团，熊亲自担任司仪。

熊喊“献香!”

卫士拿散香递给胡，胡举一举，再插在香炉里。

熊喊“献干果!”

卫土把千果碟子递给胡，胡再举一举……

就这样，冷菜、热菜、水果等献品，熊喊一样，卫士递一次，胡献一次。

接下来，熊喊“献箸!”胡把一双筷子献上去。熊又喊“跪！”胡在蒲团上跪下。

熊喊一叩首！二叩首！……胡三跪九叩首后，熊喊“兴!”胡即起身肃立。

接着，是胡念祭文。事先，胡自己写了一篇《终南山大顶祭先父际清府君文》，文曰：

父亲在上：

父亲去世已三年矣！此三年中可歌可泣之事，万语千言，不能尽述。

上月七日上委员长蒋公一电，文曰“本年十二月九日,先父际清公弃养三周年忌日，当二十六年十二月，职自上海撤退，二日到京，五日渡江，中经南京浦口乌衣滁州之战，家乡音信隔绝，毫无所知。

军次寿州，始闻噩耗，时已距先父弃养之日二月余矣！迨抵汉口，奉谕以孝丰沦陷，道途阻塞，毋庸冒险，回籍奔丧，当时以南京陷落，武汉仓皇，情势危急，未忍远离，忍泪饮痛，忽忽三年。

而此三年之中，遭逢罗山信阳之挫，立功未能，一死不易，上辜圣明，下惭先烈，彷徨终夜，愤激殊多。

当此三年忌日将临，拟请准予回浙料理先父宪穷，稍尽哀思，用慰孺慕，所有离陕时期职务，拟请以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代理卅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北训练团教育长顾希平代理第七分校主任，使得负责有人，而免职守久旷，倚装待命，即请电令祗遵。”

嗣得委座寒川侍参电令，所请不准。嗣得章旭初兄函告，以家乡二度陷落，地荒匪多，壮丁逃散，坟地年内不能完成。

嗣又叔父镜清函告，坟地须等到明年，年内不必回孝等语；只好督促旭初怀珍诸兄，期于明年，再行奉安。

儿出外多年，未尝一省，遭逢乱离之世，构成百身莫赎之痛，亲恩浩荡，而音容长违，亲德巍巍，而慰亲无计，独上南山，请灵设奠，一身寒落，风雪漫天，固不自知其心伤神创，而语无伦次也。

父亲在上，鉴此赤忱。

仪式最后是三杯酒，胡宗南一只手拿一杯，卫士手上拿一杯。

第一杯酒，胡把它泼在地上，表示献给父亲；第二杯酒，他递给熊，对熊表示感谢；第三杯酒，他自己喝。

祭奠结束后，胡吩咐，把鸡鸭等菜另外烧一烧，由大家分享。

第三天早上，胡走之前，先把带来的元宝烧掉，胡事先吩咐过，要把纸灰收集起来，埋到外面山上。

因此，烧纸都在土塘里面，烧完后，熊向晖就把纸灰收集起来，用一个袋子装着，来到外面的松林里。事前，白副官一大早起来，就在石山上找到一个有土的地方，用铁镐挖了一个坑，坑沿周围用松枝叶围起来。

胡宗南来后，就把纸灰倒入坑中，填上土，埋了起来。

吃早饭时，胡讲了《红楼梦》里的两句诗，说：哎啊!“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是贾宝玉的诗，胡在这里借用，并不是很恰当。不过，胡这样讲，却透露了当时他的满意和轻松的心情。

早饭后，胡、熊等一行人就下山了，在胡宗南祭父过程中，胡宗南想到的事，熊给他办了；胡宗南没有想到的事，熊给他想到了，也替他办到了。

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所以说，胡宗南重用熊，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也要有勤敏和细心，要有知识的积累。

很多人不懂得这些事怎么做，当然也就做不好。由此可见，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那么多年，胡能对熊那么信任，不是偶然的。

熊向晖从参加战地服务团，到进入中央军校第七 分校，再到劝说姐姐熊彙芝留在西安，以及在秦岭山中彻夜为胡警戒，胡宗南对他的信任感，也就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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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26
（14）倾向抗战的一面

到胡宗南身边以后，最初几年，熊一直在观察胡宗南对抗战与反共的态度。

开始阶段，熊感觉到，胡确实坚决主张抗战、崇尚民族英雄，并且反对投降，痛恨汪精卫之流。

胡宗南多次跟熊说过，1933 年长城抗战时，他率领第一师驻节甘肃天水，而他的黄埔 1 期同学黄杰率第二师参加长城抗战，那个时候，他对黄杰羡慕不已，并多次电呈校长，请求率部东开抗日、卫我长城。

但蒋复电说:“驻防陇南,防“匪’北窜，其重要不下于长城抗日，宜加紧训练部队，暂勿东开。”

后来，黄杰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胡宗南说，如果他去了，也会获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言下之意，感慨万千，不胜惆怅。

胡宗南也曾跟熊说到淞沪抗战，他说，上海之战，打了 3 个多月，当时确实是拼尽了全力，也确实想打一场大胜仗，结果还是失败了，但是，第 1 军官兵卫国御侮的牺牲精神，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他说，1937 年 8 月底，第1 军才接到开赴上海战场的命令，30 日，他亲率第 1 师由徐州出发，第 78 师由归德上车。本来，校长命令全军在无锡集中，适值宝山守军夏楚中情况危急，第 1 师到了无锡，还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的命令，部队迅速东开，赴宝山增援。

到了宝山以后，夏楚中的阵地已失，第 1 师遂奋勇应战。9 月 2 日以后，第 78师各旅亦陆续投入战争。当时，在毫无工事掩蔽的情况下，部队遭日军陆炮及空军轰炸，苦战 5 昼夜，官兵虽血肉横飞，但寸土必争，愈战愈勇，那真是视死如归。

战斗中，第 1 旅第 2 团团长杨杰、第4 团团长李友梅身先士卒，阵亡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伤亡达 80％，十分惨烈。

胡说，第一轮打下来，第 1 军从大西北带出来的一批骨干，差不多打光了，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开到昆山整补，补充了 2 000 多个陕西兵。

10月上旬，又接到命令，坚守大场，他当时就带着这个残部和新补之兵上去，奉命坚守 7天，结果守了 42 天。

苏州河之役中，左右翼友军全都退却，只有第 1 军两个师的阵地，屹立未动。

胡宗南说，中国军队的最大劣势，就是火器与敌人相差太多，日军在沪战中，以舰炮、飞机日夜轰击，有时还以战车配合支援，威力十分强大。

而参加沪战的中国军队，都是在接到中国大本营的紧急命令后，临时从四面八方调集上海战场，对防空、防战车战术，讲求未深，再加上沪滨地势低下多水，工事很难坚固，官兵全以血肉之躯，与敌搏击，牺牲之大，不难想象。

胡宗南说，由于第1 军经过徐州集训，比其他部队要好得多，再加上上下一心，官兵无不感奋，所以打得很出色。

后来，白崇禧总指挥向第三战区何应钦司令长官报告:

“桂军 10 个师只打 1 天，只有第 1 军能打。该军两个师阵地，始终屹立不动。”

胡宗南说，沪战失败，军人的勇气可嘉，官兵的牺牲精神可嘉，但关键是我们各方面都准备不足，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思想，到战场指挥官的指挥协调，再到基层部队的阵地战的训练等等，都显得严重不足；而敌人为了打赢这一场战争，却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了许多年，真可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啊!

熊向晖看得出来，胡宗南内心，是很向往，自己也能当上民族英雄。

董老在汉口谈话的时候，曾说到， 1936 年 9 月周恩来亲笔给胡宗南写信，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熊没有想到的是，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十分珍视，一直珍藏在身边，并且还拿出来给熊看过。因为，此前董老向熊提到过这封信，所以熊很留意。

在信中，周恩来是这样写的: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10 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表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周又说:“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

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

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

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最后，周说:“叨在旧知，略陈鄙见，如不以为无当，还望惠我好音。纸短心长，怅望无既。”

周恩来很能抓住人的心理，他了解胡宗南，所以在信中说:“10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一句话，就抓准了胡宗南的脉搏，触动了胡宗南的心事。

这么多年了，他还把周恩来的亲笔信珍藏在身边，一是师生之谊，二是也能说明他决心抗战这一问题。

胡宗南还与张学良的关系很深，他并不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成为蒋的“阶下囚”，而与他反目，反而与张学良长期保持友好关系。

张学良遭蒋扣押后，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更有不少国民党要人和高级将领，认为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对他恨之人骨。

而胡宗南却反其道行之，对张表示同情，经常与他书信往还，谈生活、谈人生、谈抗战、谈报国。

胡宗南曾向熊说过，张学良发动兵谏，扣押校长，是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是长期激于家仇国恨作出的过激行为，主要还是想达到抗战救国的目的，他的动机并不坏，也没有个人野心，主张抗战也没有错。

1940 年 3月，张学良被蒋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在此期间，他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鼓励胡宗南抗战到底。

当时，正是汪精卫策划“还都”，成立南京伪政府的一个节点。这件事，给重庆的投降派以很大的刺激，重庆政府内主张蒋日和谈的空气很浓，甚至还有自称“宋子良”的人，秘密赴香港与日本人进行谈判。

张学良可能也是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所以有信给胡宗南，意在坚定胡的抗战立场，并给胡宗南寄来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这是张学良借景说事，很巧妙。

胡宗南看了张学良的来信，又看了张学良的感怀诗，叫熊向晖先拟稿，给张学良回一封信。

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熊向晖深思熟虑，写后交给胡，胡看了很满意。

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月四日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方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倦倦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

这封信，胡宗南没有当场发出去，是他后来带到成都，才发给了张学良。

胡和张学良书信来往，说明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张学良主张抗战，胡宗南也主张抗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共同的，语言也是共同的。

熊向晖被胡委派为机要秘书以后，胡还交给熊一个任务，叫熊订了一批延安的报刊，并让熊先看，然后摘要给他过目。

因为镇守西北，西安与延安距离又近，所以，胡宗南对延安很感兴趣，1940年，延安《新中华报》上刊登了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消息，胡对这件事很关注，了解得很详细，特别是对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还作了深入研究。

对于百团大战，胡宗南是肯定的，称赞八路军打得不错。蒋也发过嘉奖电:“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蒋的这个嘉奖电，登在 1940 年 9 月 22 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

胡宗南对延安报刊所刊登的内容中，最感兴趣的是中共中央的重大动向和战略意图方面的信息。

1940 年 2 月1 日，延安各界群众 3 万余人举行讨汪大会，向国民党提出 10 项要求：(一)全国讨汪；(二)加强团结；(三)厉行宪政；(四)制止摩擦；(五)保护青年；(六)援助前线；(七)取缔特务机关；(八)取缔贪官污吏；(九)实行总理遗嘱；(十)实行三民主义。

毛泽东也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揭露和谴责汪精卫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地反共和破坏抗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

他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

胡宗南对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看得很仔细。讲话中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论调，指出: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 40 个师团中的 17 个师团，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和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取消它呢?”

胡宗南知道，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边区十没有”,的确是这么个事实。

胡宗南了解延安，除过他看很多延安的报刊资料外，凡是从延安访问回来的国民党人员，在经过西安时，他都要尽量抽出时间，与他们见见面，向他们打听情况。

1940年夏天，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西北访问，先后访向了西安和延安。

访问之后，陈嘉庚把重庆和延安进行了对比，感慨很深，并且到处发表他的感想。延安的报纸，包括一些国统区的报纸上也都登了，胡宗南也看到了。

陈嘉庚的这个观感,原文是这样写的: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

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

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

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只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

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陈嘉庚在访问延安前后，都曾在西安与胡宗南等人会面，他对胡的印象很好。胡除了与程潜、蒋鼎文联名宴请他之外，还在王曲总城隍庙设宴招待，邀请他到七分校阅操，陪同他游览南五台，多次与陈嘉庚先生会谈，对陈先生十分敬仰。

陈嘉庚先生对胡宗南评价也很高，称赞胡宗南“刚直爽快，坦白活泼，敬佩无任”。

陈嘉庚先生这次回国慰问，遍访国民党军政高层及前线高级将领，大都评价负面，除了极口称赞“延安精神”外，评价较为正面的，是处在抗战前线的西北国共“五大总司令”：朱德、胡宗南、卫立煌、阁锡山、傅作义。

1940 年7 月下旬，陈嘉庚在重庆接受苏联记者采访，谈及西北国共两党关系，认为“幸两党在战区近界，如阎锡山,卫立煌、胡宗南,傅作义诸将军，与朱德将军等感情均好，同仇敌忾，料不致发生不幸事也”。

抗战初期的华北、西北战局安危，系于国共朱、胡、卫、阎、傅等五大总司令一身，因为他们在第一线主持战事。共产党这一方面自不必说，就以国民党的胡、卫、阎、傅来说，尽管 4 个人中有矛盾，但他们在合作抗战这一个大局上，与中共都没有发生大冲突，这是华北、西北战局不致溃烂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西北四大总司令中，以胡的关系最大。胡不动，卫、阎、傅都不会动。胡宗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有大局观，比较能把握得住。后来，卫立煌他调，蒋鼎文维之，汤恩伯在河南坐大，则国共间屡生风波，关系几至破裂；然终未破裂,这与胡不为所动，关系很大。

所以说，胡宗南“倾向进步”,是有根据的。他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管理得好，说明他对共产党有肯定的地方，对国民党有不满的地方。

但是，1940 年以后，他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看出胡宗南虽然有抗日的一面，但他也有反共的一面。而影响他的最大因素，就是蒋介石。蒋抗战，他拥护，蒋反共，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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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28
（15）驻守西北的方略

1938 年底1939 年初，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蒋给他确定了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这里面，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当时，山西大部沦陷，从潼关到宜川的河防，关系重大。

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不但西北不保，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也将摇摇欲坠。所以，这一条河防线，从蒋介石到胡宗南，都不能不死保。

胡宗南在抗战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表现都不一样。抗战前期，他在上海战役、豫东战役中，都不是消极抗战，应当算是积极抗战。

在抗战中期，他的主要任务是“东御日寇”,重点在“御”,不是进攻。这一点，国内爱国进步力量、国外盟邦，包括美国人，对他诟病最多。

爱国华侨陈嘉庚对他个人很认可，但他把麾下几十万精锐大军摆在西北，不拉到第一线打日本，而是躲在关中，与共产党搞摩擦十分不理解，说他消极抗战，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其实，陈嘉庚不晓得蒋交给胡宗南的16字战略方针，抗战初期，胡宗南只有一个集团军，光是河防线都摆不过来。后来，扩编到3 个集团军，但在西北地区东西 3 000 里,南北 700里的广大区域，也是防广兵单，左支右绌。

如果一旦国共开战，日军趁机渡河西进，西北遂至糜烂，动摇战时首都，均会影响抗战大局，正如他们说的,“岂是寻常军事得失之所能计哉?”

不过，有几次胡宗南要求带兵过黄河,到第一线与日本人作战，但蒋没有批准。朱绍良也劝他“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

另外，从胡宗南平时对官兵的精神讲话中，也都能看到他对抗战的态度。

熊帮胡宗南起草训词或“精神讲话”时，他要熊着重要求官兵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并不突出。

他多次给第七分校师生作精神讲话，都明确提出要做到“三不”：

(一)不用不干净的钱——如贪污、走私、吃空、做买卖等。

(二)不做不干净的事——如轻伤而退、被俘而屈、临阵而逃等。

(三)不吃不干净的饭——如吃土匪的饭、吃汉奸的饭、吃日本鬼子的饭、认贼作父等。

胡宗南有一篇演讲录,叫《今日的战士》，这是熊帮他起草和整理的，里面主要是从生活、工作、纪律、战斗等方面，对 7 分校学生提出了 41条要求，主旨是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如在第二章第七条中，他要求“每一个干部，必须养成作大人(无名为大)、做大事(下层为大)，成大勇(无我为大)的工作精神，建立愿为基石，不作栋梁，愿为干部，不作首领的光荣心理。”

这些讲话中，他都没有宣传与日、汪和谈的言论，也没有宣传附和汉奸方面的言论，主要还是讲怎么做一个革命军人。

胡宗南特别欣赏“铁肩担道义，血手写文章”这句话他经常讲，但原话不是他讲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爱国将领杨继盛讲的。

原语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李大钊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胡宗南改成“血手写文章”。这也说明，胡宗南对杨继盛这样英雄人物的景仰。

另外，胡宗南把主力第 34集团军放在河防第一线，表明了无论如何不能让日军过河的决心。

1939 年冬天，日军进犯晋西，胡宗南派出第 90 军渡河东进，配合第二战区组织反攻，先后收复侯马、河津、稷山、汾城等城市，歼寇甚众。

1940 年 6月，日军进犯晋东南，胡宗南命范汉杰率第 27 军渡河增援，与日军接战，先后收复长治、长子等县，并在当地坚持两年之久。

不过，胡宗南不是不反共。蒋给他的十六字战略方针中,第二条就是“北制共匪”。

对中共的策略，不取攻势，不主动挑衅，而是重在“制”。如何制？就是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不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

为达此目的，胡采取了许多“制”的措施，比如：

在西安成立战时干部训练第 4团，多方同我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

在西安设立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已分子；

指挥军统特务及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沿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境，构筑长达 1 300里的封锁线；

成立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并在总指挥部之下，分别成立邠洛区指挥部和商同区指挥部，训练动员封锁线以南各县民众，以进一步强化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等。

熊向晖认为，胡宗南反共不假。不过，胡宗南反共，有个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积极。一方面，是蒋介石在上面耳提面命；另一方面，是顽固派人物在下面推波助澜，他基于自身利害关系，形格势禁，不得不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

从胡宗南本人来说，由他主动策划反共事件的情况,并不多见。1939 年发生过两次陇东事件，多少能说明胡宗南的这种政治态度。

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年4月。当时，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派县保安队到屯字镇，逮捕了第 18 集团军 385 旅民运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 20 多人。

后又以县保安队配合胡部 165 师的一个营，向镇原县城发动进攻，但没有打得下来，事件也没有扩大。

到了4 月底的时候，国民党宁县县长率县保安队 700 余人，突然袭击八路军警备第 7 团 1 营，打死打伤 20 多人，我奋起反击，毙伤保安队 40 余人，事件发生后，双方经商谈，到 6 月底恢复原状。

第一次陇东事件波及两个县，但基本上还控制在地方一级，正规军介人的规模很小，主要是顽固派在下面闹事，胡宗南不赞成把事件扩大化，也不允许军队大规模介人，因此冲突很快平息。

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在 1939 年底。这个时候，从大背景上来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也成为进攻的重点区域之一。

12 月 10 日，国民党宁县县长又率县保安队，在胡部第 97 师 1 个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第 3营，占领了县城。

12月 12 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也率县保安队 160 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城内的1个连，经3 小时激战，不敌被缴械。随后，八路军接管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驱除了第 3、4区的国民党势力，以还击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12 月 14日，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率保安队 400 余人，在胡部第 97 师1 个步兵营及 1个炮兵连的支援下，突然袭击了驻守县城的八路军第 2 营，第 2营被迫撤出县城。

此后，国民党环县保安队副赵老五率 300 余人，横行于 5 个区 21 个乡，捣毁区、乡政府、学校，抢劫合作社，杀害区乡干部 47 人，抓走 20 余人。

八路军警 2 团奉命进剿，于 1940年3月底，彻底将其打垮。这时，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失败，第二次陇东事件也宣告结束。

第二次陇东事件的规模，要比第一次陇东事件大，波及的范围扩大到了 5 个县，但总体上还局限在陇东地区，带头闹事的还是地方上的反共顽固派，小规模的正规军在其中起到了配合作用。

但这次冲突，没有在整个边区引起连锁反应，一个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没有借机将事件扩大化，赞成双方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

老实说，真要想打，胡宗南还是可以打一下的。因为当时国民党打了八路军，八路军也打了国民党，双方都开了火。

虽然是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先挑起事端，但地方上的事情，到了高层，都是各说各的理，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不过，胡宗南没有跟在顽固派后面走，因此，这两次事端，都没有进一步扩大。

这两次冲突，挑起事端的都是国民党县长，这里面有个原因。

陇东地区一共是6个县，属于统一战线区，国共双方都建立了政权，共产党任命县长，国民党也委派县长，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强，当地还有八路军驻防，实际管辖权在共产党的县长手里，国民党的县长没有权，所以就要挑事，想用保安队把当地的八路军赶走，有时，他们逼国民党军队介人。

但基层的这种挑衅行为，不一定就是高层的意图，也不一定就是高层直接指使的。加上西北地区的中央军都归胡宗南掌握，胡宗南不点头，不下命令，中央军不敢介人太深，这也是两次陇东事件都没有扩大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方面是吃了亏的。但胡宗南没有坚持一定要恢复原状，而是双方分别派代表，坐下来进行谈判，商谈的结果是“暂维现状”,也就是承认既成事实。

这一点，正是共产党方面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二次陇东事件之后，经过中共方面的交涉，国民党同意结束双重政权局面，撤走了他们委派的县长。

胡宗南“制共”的措施，其中之一是封锁，陕北的地形,不用全面封锁,只要把大道小道的道口封锁起来,就行了。所以，警戒线，不需要几千里都派兵把守。只要把不多的能走路的地方，甚至是能走马的地方把守起来，就行了。这就是陕北地形的特殊性。

同时，胡宗南还叫民众动员指挥部的梁干乔、蒋坚忍他们下去动员组训民众，就是搞保甲长，然后再进行训练。但是，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其实没有用，结果是劳而无功，并且，他们这样一闹，把地方行政系统打乱了。

所谓动员指挥部，既于法无据，权力又很大，可以假组训民众，除奸清谍之名，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发号施令；更有动员指挥部的人员，借机生事，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敲剥民众，所以告状的就很多。

刚开始，蒋鼎文担任陕西省主席，还能顶得住，因为蒋鼎文兼动员总指挥部的总指挥。1941年 6 月，熊斌接任陕西省主席，发现下面对这样搞，意见很大。

熊斌也不同意这样搞，因为影响到地方行政，认为这样做妨碍陕政统一。

这里面还有个原因，动员总指挥部是胡宗南搞的，胡又叫蒋鼎文顶着名义。所以，蒋鼎文不能不支持。但熊斌没有任何名义，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需要维护陕政统一，一批维护地方利益的人到处告状，在陕西告不进，就到重庆告。

最后，重庆支持熊斌的意见，要胡宗南结束陕西省动员指挥部的活动。胡宗南没有办法，只好在1941 年 12 月 20 日，下令撤销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

陕西动员指挥部撤销后，胡宗南很生气，他认为是防共、限共、反共战略的一大失败。熊向晖说，其实,这是没有搞成，就是搞成了，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如果起作用，熊斌后来不当陕西省主席了，可以恢复，但是后来并没有恢复。到 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可以恢复的时候，也没有恢复，就是因为实际上不起作用。

除了设立封锁线，成立动员指挥部之外，胡宗南还有过成立鲁冀豫辖区挺进军的计划，这也是“制”共的一个战略措施。

1940年4月 10 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请成立鲁冀豫边区挺进军》的建议，认为:“第二期抗战之中心工作，在如何培养战力，准备反攻，而华北战场之准备工作，应以沦陷区域为对象，争取失学失业之青年，组训颠沛流离之民众，以为反攻之外围坚强力量，并以游击对游击、组织对组织、政治对政治，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其意义实非常重大。”

他这里的“消灭反叛”,实际就是指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在这份建议书中，胡宗南从领导人、兵员、编制、武器、经费、干部等，提出了 5项建议。

关于领导人，胡宗南提出“请以黄杰为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先在豫境成立总指挥部负鲁冀豫边区游击军编组训练之责”。

黄杰是长沙人，黄埔一期生，与胡宗南是好朋友，时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

胡宗南为什么要推荐黄杰担任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呢？这是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互相了解，胡认为黄能够胜任，是一个方面；另外，黄杰参加过长城抗战，曾对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专学生，进行过暑期军事训练，胡认为黄杰在北方青年中还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建议由他当鲁冀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

胡还建议：以第七分校的学生为主体，再招收沦陷区的青年，进行训练后，先成立 2 至 3 个师，作为挺进军的基本武力，然后再逐步发展壮大。

对于成立这个挺进军的目的，胡说得很清楚，是“瓦解伪军,消灭反叛”,对伪军只是“瓦解”,对“反叛”则要求“消灭”。虽然是挺进敌后，但并不是去抗战，实际上是去敌后消灭中共武装力量，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

胡宗南对这个计划考虑了很长时间，这是他“制”共的一个重大战略意图，并在七分校和战干 4 团，对干部人事作了相应的准备。

但是，胡宗南的这个建议书送上去后，蒋一直没有批准。估计蒋可能忧虑这样会打乱此前的战区划分。

此前，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已经成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

鲁苏战区的总司令是于学忠，他是东北军的老人；冀察战区的总司令是鹿钟麟，他是西北军的老人，这两个人都是军界的老资格。

而胡宗南建议成立的鲁冀豫边区挺进军，其活动的范围，都属于这两个战区管辖，这样一来，就把这两个战区的作战区域打乱了，很容易引起于学忠和鹿钟麟的不满或反弹，恐怕会产生新的矛盾。

也有可能是陈诚等人表示反对意见，动摇了蒋的决策。

蒋没有批准胡的建议书，胡感到很失望和痛心，他始终认为，这是反共制共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的亲信王微后来在台湾写文章，对大陆失败进行反思，说“二十九年(即 1940年)四月，长官建议成立冀鲁豫挺进军，并请以黄达云(即黄杰)将军为挺进军总指挥，其时张乔龄、朱孙冰在冀晋的游击部队，尚未被‘匪’消灭,‘匪’也未大量向冀鲁等省渗透，如果这一建议成为事实，朱毛无法在华北扩张，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了。”

这是王微夸张的说法，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出现“整个大陆形势,自与后来不同”的局面。不过，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确实还没有大量向这些地区渗透。

1939 年，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 115 师到山东创建根据地，到1940 年时，各方面的处境都还很艰难。

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 129 师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到 1940年8月，才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机构。

而李先念创建的中原根据地，到 1940年，也只有一个豫鄂挺进纵队。

所以，如果胡宗南在这些地区成立中央军系统的挺进军，有可能给这些地方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带来一些麻烦，造成一些的压力。

可见，在如何“制”共的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国民党搞敌后武装，能够成气候的很少。

1940 年冬，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即将来临，边区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0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曾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一天，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告诉他胡部第 1 军第 61 师师长钟松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加以危害，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山西克难坡附近，并向他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中共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 月 29 日，毛泽东表示，决定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不可松懈。

11 月 30 日，毛泽东提出了“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方针。但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 115 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对于延安当时采取的“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备战方针，胡宗南是怎么考虑的?他在军事态势上有什么安排？

熊向晖说，1940 年 12月份，胡宗南得到中共调动部队增援边区的情报，即向蒋报告情况，但对中共军事调动的规模，极度夸大，认为中共基本部队：贺龙的第 120师、刘伯承的第 129 师、林彪的第 115 师，均已陆续渡河西调。

胡宗南分析，中共方面的战略意图是：消极可确保边区根据地，积极可南取西安，或经平凉出陇南，或西驱兰州，北取宁夏，均有可能。或避实击虚，南守北进，先略取榆林，进占伊盟，以打通国际路线。

胡宗南认为:“一旦国共破裂，主战场必在陕甘无疑。如我陕甘部队被异军击破，则西北全局瓦解。”

胡宗南在报告中说：现在陇东可使用的只有第 97 师和预 2 师两个师；陕境可使用的只有第 90 军 3 个师、16 军 2 个师、76 军 2 个师。陕北“自碉堡完成后，防线绵亘千余里，处处薄弱，控置部队甚少。陕东河防之第 1 军亦无预备队，如欲实施直捣肤施之攻势作战，或异军集中兵力攻我某一点时，甚觉顾此失彼,兵力不敷。”

肤施即延安。这是胡宗南第一次向蒋提出“直捣肤施”的反共阴谋，胡向蒋提出调整战略配置、增加驻陕部队的设想：

“拟请将现驻灵宝之 36 军赵锡光部及在晋东南之 27 军范汉杰部调至关中控置，以应付非常事迹。如蒙裁可,再将全般部署及对肤施攻势作战计划呈核。”

根据胡的请求，蒋同意将驻灵宝的 36 军调回陕境，但在晋东南的 27 军却未能调回，直到 1944 年才归还胡部建制。

再说，而胡宗南因陕境力量不够，对中共军事力量大举集中边区，也深感畏惧，故始胡宗南虽有“对肤施攻势作战的计划”,但蒋当时考虑先集中力量消灭新四军后，终未敢轻举妄动，并向延安方面表示不向边区进攻的友好态度。

12 月 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

1940 年以来，胡宗南秘密进行的反共策划及积极筹划进攻延安的军事阴谋，让熊向晖看出胡宗南已经一心追随蒋介石反共，虽然在时间或作战计划上会有新的调整，但反共及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决心不会改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为防止日军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在对日作战方面，他做出了一系列部署，熊向晖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

1 月 18 日,胡宗南就在荐福寺总部，召开军事会议，指示作战事项，关于计划、训练、通讯及粮食,汽油的储备等，均有规划。其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防备延安政治南下与军事南下；一个是防御日军进攻。对延安方面他是采取守势，而不是采取攻势。

小雁塔作战会议开过之后,胡宗南就开始下部队视察了。首先视察河防线,目的是加强“东御日寇”方面的作战部署。所以，熊判断胡宗南当时并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的意图。

当时，陕西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还没有撤销，还是邠洛区副指挥的梁干乔给胡宗南上了一份意见书，说要解决边区问题，必须估计苏联的态度。

梁干乔曾在苏联留过学，号称蒋的十三太保之一，因为和戴笠不和，投靠了胡宗南。

他认为，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日苏矛盾，苏联借助中国来打击日本，牵制日本。我们如果解决边区问题，苏联仍然会帮助中国的，所以，对边区与对苏联，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梁干乔认为，如果国民党要解决边区问题，要考虑苏联的态度，苏联一定会反对；但苏联为了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仍然会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会与中国政府彻底断绝关系。

梁干乔主张，趁皖南事变之机，进攻延安，解决边区问题的。当时，胡宗南内部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仅仅是梁干乔一个人。

熊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主要是关注胡宗南的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南边已经动手解决新四军问题了，北边会不会动手解决边区问题?

1 月 21 日,胡宗南检阅第 16 军 28师。当时，这个师摆在陕北封锁线上，担任宜君一线的封锁任务。胡宗南在检阅时，对 28 师官兵进行训话。

他说：解决新四军事件，是军纪问题，维护军队的纪律问题，中央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整饬军纪，以利于抗战。他说:“现在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胡宗南训完话以后，问熊向晖：你懂得我叫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要准备轰轰烈烈动”？

熊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打击八路军啊？胡说：现在打陕北不好，我们政治上还没有出路的时候，不能动。人民问题不解决，经济、粮食不够，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要解决人民的痛苦，又要向人民要粮食，这是很大的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敢动，不能动。要准备动。

他这一说，熊马上就懂得他的战略意图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搞内战，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会陷于孤立，完全陷于被动。老百姓再不支持你，经济上、粮食上也都存在困难。所以，胡宗南说“不能动”,但是要“准备动”。就是预防日本人对河防的攻击。

胡宗南的这个战略意图，熊及时向延安作了报告。

5月间，胡对河防部队作多方调整，调第 28 师为河防部队，守大庆关；而将第 78师调合阳，为战备预备部队，并要求各地加强城防工事,作为固守西安、咸阳、三原等重要城市的准备。

5 月 24 日，熊随胡宗南沿河防一线，先后视察了潼关工事，朝邑老黄河第三阵地及朝邑外城工事、合阳工事、韩城禹门上帽子山工事、大荔南麓阵地。

5 月 29 日，胡在大荔与部队僚属研究歼灭日军伞兵部队对策，30 日在总部检讨河防部署及南山准备事项，31 日视察了咸阳工事位置，并在茂陵进行讲评。

7 月 22 日,胡宗南检查潼关老牛头工事、独立渡河工兵第 3 团、朝邑城防工事、大庆关平民县阵地，这些地方，都是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

7 月 29日,胡在朝邑讲评。

8 月 19 日,胡再度视察咸阳工事。

9 月 23 日,胡检查朝邑城防工事及大庆关平民县阵地，并命令工兵第 3 团举行架桥演习。这是胡一年中，第三次检查这些地方的防御部署情况。

24 日，胡宗南又视察了潼关炮兵阵地。

11 月 13 日，胡宗南督促部队积极进行南山屯粮、屯弹及临潼浐桥南山等地接合部与西安巷战工事，并指令一定做好南山屯粮工作。

胡宗南的这 6 次视察，熊都跟着。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召集干部训话，对作战部署进行讲评，强调抗战，要求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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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31
（16）白崇禧的西北之行

1939年以后，尤其是两次陇东事件以后，胡宗南在西北地区的部队迅速扩充，不断膨胀。

1940年1月，胡宗南针对西北地域广大，中国军兵力薄弱，不敷配置的现状，指令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函呈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声称：

西北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为全中国之最；尤其是八路军、山西晋军、绥远傅作义部等，各有主张与作风。为了能消弭摩擦，领导他们在统一指挥下贯彻中央抗战建国的国策，必须充实中国在西北的部队，以形成坚强之核心力量等。

何应钦将这份函呈件，批交军令部长徐永昌核办。徐也认为“西北与西南同为收复失地之两大根据地，尤以目前西北形势特殊，陕、甘、宁、青中央力量之强固不但有关内政，且为扼制外交之锁钥。以目前 1 军、16 军、90 军、42军、80 军似有兵力不足之虞”。

经军令部与军政部反复协商，同意进一步充实陕甘的中央军兵力：

将驻绥远的第35 军傅作义部和驻甘肃的第42 军杨德亮部分别扩编为 3 个师；将何文鼎的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改扩编为新 26 师，将王竣的陕西警备第 1 旅扩编为新 27师；将甘肃省保安团改编为新 12 旅，将原来的新 12 旅扩编为新 34 师，另外，从 1 个师管区、3个补训处，按新制装备 12个团，进行训练。

为进一步扩编准备兵源，军政部与军令部表示，今后仍将在经费、武器方面，设法充实，以固边防等。上面这些新增加的部队，除第35 军扩编归傅作义掌握外，其余的部队都归胡宗南掌握。

1940 年8月初，胡宗南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由于陕北绥德及晋西北都被中共武装占领，陕北榆林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情势日趋严重，而驻该处的部队，仅邓宝珊的 1 个旅和高双成的 1 个师，“殊感不足,似应统筹加强力量，以固陕甘绥宁边区”。

据此，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一是要求将陕北榆林邓宝珊与高双成所部作战地境晋陕绥边区，由第二战区划归第八战区，以“增加陕北防务处置”;二是要求将第 90军李文部，由晋西调回陕北宜川、韩城附近，以达到“对陕北收镇慑之效”。

蒋介石 8 月 5 日收到胡宗南的电呈，8 月 10 日即密电胡宗南，表示同意。

1940 年7月，白崇禧带了 20 多个人到西安。当时，他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何应钦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

在西安，白崇禧一行在王曲河西大操场，检阅第七分校的训练，还在 七分校驻地汉朝时建造的总城隍庙里会餐。

这个总城隍庙的大殿比小雁塔的大厅还要大，几十张桌子摆成“E”字形，3 条长条桌，一个直边。

中间是白崇禧和胡宗南，并排坐在“直边”,其他还有七分校的教官、总教官。

会餐也是个仪式，其他桌的莱都上好了，主宾席的菜是等主宾来的时候再上，但菜和其他桌都是一样的，就是热乎一点。

会餐时，白崇禧没有讲话，主持仪式的值星官一声“起立、坐下、开动”,大家就直接开始吃饭。

白崇禧在河西大操场检阅军校学生时讲了话。他说，经过 3 年的抗战，日本人的袖子打短了，米饭打少了。意思是通过 3年的抗战，日本人的消耗也很大，也有困难、失败的地方，主要是鼓励士气。

然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还有一部分先遣人员，已经坐大客车先走了。

胡宗南和白崇禧坐的第一辆小车，白的卫士也坐在车上，熊向晖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坐第二辆小车在后面，后面还有一辆大卡车，乘的是侍卫队的一排警卫，最后一辆车，是其他随行人员。

白、胡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从西安到兰州，走到六盘山路的半山腰，下起了大雨。

那一段路，不是石子路而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后面的车没跟上，就剩下白、胡及熊、谢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熊朝下面一看，一条沟大约 30 多丈深，沟里有一个房子。

7月间的雨，下得很大，浓云密布，天也快黑了，幸好大家都带着雨衣。熊就交代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翻到沟里。

然后，他冒着雨，下到沟里，沟很陡，路很滑，到得沟底，才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上面。

熊先到了那个民房，房里有 3 口人，一对老夫妻，一个儿媳妇，儿子不在家，出去作工了，房子很简陋,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

熊上来跟大家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住吧，反正胡宗南出门，都是带着行李的。于是，胡宗南陪着白崇禧，由卫士扶着，到了民房那里。

胡宗南的卫士把胡的行李放在炕上，跟那家人商量好，两个炕，一个让他们全家挤一挤，让老太婆睡在紧里面，儿媳妇睡中间，老公公睡旁边，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儿媳妇不干，一定要睡在外边。

当时，天色已晚，他们没有还没有吃，这家只有山药蛋，幸亏还有一点干草，还能点着，而灶头上有两只盐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另一只是空的。商量了半天，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

这里的人真是太穷了，晚上不点灯，也没有蜡烛，熊带的手电，是两节电池的；谢和赓带的是7节电池的，光线很强。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也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宗南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宗南就问了白崇禧两个问题。胡宗南说：第一，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宗南问第二个问题：白部长，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

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

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白又说：所幸的是粮食，现在还可以。现在就看河南怎么样了。

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胡宗南与白崇禧所说的话，应该都是他们的真心话，也是他们真正的想法。

熊向晖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

白、胡等一行人，虽然睡不着，还是要眯一下。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罐，就要尿。

可那媳妇手疾眼快，一下子就夺过去了，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

白崇禧愣了一下，说，好厉害啊！熊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熊看雨停了，就跑上去看，幸好汽车还在，没有再塌方。

熊翻过塌方的土，看到有人在修电话线，因为西兰公路旁边就是军用电话线， 24 小时值班。头一天下大雨，电话线断了，修理员就一段一段查，查到这儿，发现电话线断口，就在这儿接。

熊问他们，这条线到兰州通了吗？他们说通了。

熊问修电话的军用电话能不能打？他们说能打。熊就让他们接兰州朱长官。

他们问熊你是什么来头。熊说：白副总长和胡总司令在下面，要找朱长官听电话。

当时的电话线，不是漆包线，是铜线，所以电话插头往线上一挂，就通了，熊直接给朱绍良打电话，挂通后，通话很清晰，熊说：朱长官，我是熊彙荃。

朱问：怎么样?

熊告之白副总长和胡总司令现在被困那里，是多少公里处。

朱说：昨天下午，参谋长带着车队去接你们，找了一天，没有接到你们。我马上派他们接你们，我自己也马上来。

没过多久，他们派的车就来了。

临走时，胡宗南吩咐给房东 400 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当着白的面，胡说：老百姓这样穷，这样子不革命怎么行!

到了兰州以后，大家把湿透的衣服都换洗了，又从兰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马鸿逵亲自到银川机场接机。

马鸿逵是有名的大胖子，胖得一塌糊涂，还扎着武装带，从银川机场乘车进城，一路上看到很多妓女，宁夏的高级妓女都是扬州人。

白、胡一行人，在招待所住下，马家兄弟中，当权的是马鸿逵，会见时，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两人唱双簧，马鸿逵大讲抗日、反共；马鸿宾是诉苦，说宁夏有些地方被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占去，要枪、要钱，这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两天后，马鸿逵请白崇禧、胡宗南到贺兰山下的大操场上，看马技表演。这里有一条10 里长的专用道，马鸿逵、马鸿宾请白、胡登上检阅台。

在检阅台下的一段路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纸，颜色与黄沙一样，马把式骑着一匹快马，以最快的速度,从远处飞驰而来，远远看去，马像旋风一般，煞是好看。

到了眼前，只看见马鬃根根向后舒展，马蹄腾空，马唇几乎抵着地，马尾在空中向后展开，漂亮极了。熊说，他生平从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马。

马匹经过检阅台，马蹄从纸上走过，检阅台前铺着的那张纸，一点也没有破，大家都啧啧称奇。

马鸿逵告诉他们，这匹马叫“回头望月”。临走时，马鸿逵送给白崇禧 20 匹马，送给胡宗南 10匹，也送了一匹小马给熊，其他随行人员，也都有数目不等的馈赠。

另外，还给他们每个人送了宁夏名产滩羊皮和枸杞子，尤其是那滩羊皮，一根毛 9 道弯。

马鸿逵还讲了宁夏枸杞子的掌故，据说有一个骆驼队，买了枸杞子上路，有一个人掉了队，找不到了。过了几年，这个驼队重新经过这里，听到有人在一个井里喊，原来就是那个掉队的人。

把他救上来一看，不但没有死，反而养得很好，这几年，他就是靠枸杞子活下来的。

送给熊向晖的那张滩羊皮，在西安地下党出事时丢了。

有不少史料，说到胡宗南与白崇禧的关系，都讲两个人矛盾很深，双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暗斗甚剧。但从熊向晖的口述中，似乎看不到这种情形。

张新是原胡宗南所部整 24旅旅长，1941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少将副总队长，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其中有关于“胡宗南和白崇禧暗斗的一幕”

此文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40册第 116 辑第 106—107页

张新说：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暗斗，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

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

分校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人伍生团”,人数多达1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以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 七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 7 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

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他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

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全打乱了。于是，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

白崇禧知道后，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

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七分校)八糟,糊(胡)里糊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 2 000 多人，白下令遣散。

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

其时，我正在杜曲养病，胡宗南急召我去说:“赶快去收容这批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我一去，就被乱哄哄的学员打得头破血流，胡宗南教我:“头皮要硬”,我是做到了。

我裹好伤口，又去了，一路对学生大喊:“该打的不是我，应该打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你们不靠白崇禧吃饭，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给你们，由 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保证都有工作!”

这一喊果然灵光，风潮平息了。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7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

但是，据曾亲历甄别风波的第7分校第 14 总队教官乔佩回忆：第 14 总队于1943 年 2 月,“经过军训部之甄别测验，与12 总队并编结业后，我仍留在曲江执教。

新成立的总队是 18 期第 22 总队，这个总队刚集训时，总算是顺利平静，为时不久，因少数分子借口改期之故，掀起了罢课风潮，总队长郑瑞少将，对事件处置时间上略有疏忽，于是不幸的偏激行为更为扩大。

这件事惊动了学校最高当局，速令总队长郑瑞离职，特派当时的第 8 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袁朴将军兼代该总队总队长。袁将军甚了解学生心理，不久，一场风暴即告平息，有关期别问题，经与军训部洽商，仍维持第 18 期(按原拟改为第 19 期)。雨过天晴，皆大欢喜。

此时，袁兼总队长任务完成，回归原职，由新任总队长于厚之上校接替，一切教育计划步人正轨，检讨往事，不少同学受人愚弄，据说其中有延安中共所派的职业学生从中挑拨煽动，敌人之阴险，无孔不人,可见一斑。”

这篇回忆，刊于台湾出版的《王曲文献》一书。

第 18 期第 22 总队学生张维海亦回忆“甄别考试”的经过。

1942年底，入伍教育期满，当时国民政府之军训部鉴于军校学生素质水准参差不齐，特组成军校学生甄别考试委员会，派赴各分校实施甄别考试，专以测验普通科学为主，其要求之程度，每个学生必须具备高中毕业之程度或同等学历，否则，不得升为军官生，予以再降期或淘汰。

记得当时前来兰州主持考试之主考官为一杨姓中将，彼在试前曾集合全体学生宣读兼校长蒋委员长之手令，中有两句:“军校学生，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

其学生浓重之广西口音，至今犹在耳畔。考试系在营区之大操场上举行，同学们每人分持图板小板凳，间隔距离各 5 大步，前后左右，皆无法左顾右盼，更遑论交头接耳了，就这样大公无私，硬碰硬的考了一个整天。

考试结束，淘汰率几达一半，落第者有继续接受普通学补习，等候编人以后各期者；有被分配当地之西北干训团受训者；或转人其他军事短期训练班队者；更有志愿退学自谋出路不知去向者(有谓少数去陕北延安入抗大)。

我们这批幸运被甄别试及格者，又复奉校方命令，行军回程西安与亦经甄别考试及格之凤翔入伍生第 3 团同学，合并编为第 18 期 22 总队，进驻西安南郊曲江池附近各营房，接受为期整整一年半之军官生教育，直至 1944年6月1日毕业，分发各战区野战部队参加末期之对日作战。

这篇文章亦载于《王曲文献》。

熊向晖说，事实上，甄别事件是有这回事，那是 1941年，并不是白崇禧干的，在国民党官场上，白崇禧不会这样干，也不管这种事，下面有的考核，那是要钱的。

熊 1998 年曾与担任过白崇禧侍从副官的谢和赓核对过此事，结果他们的回忆都对得上。而张新写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是不真实不确切的。所以，熊向晖认为，对有的材料要分析，要鉴别，要判断可能不可能。

白崇禧在胡宗南那里那么讲，可能吗？他总要有点风度啊！

张新在《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一文中，还讲到一件事。张新说他曾因反对周士冕险遭枪毙。

据张新回忆：胡宗南升任第1 师师长后，驻军安庆，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那时，我的顶头上司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腹怨气，人言啧啧。

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

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猛不防我站了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

我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混蛋!’

我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由于是部属公然殴打上司，此事无疑是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于是，张新差一点被胡宗南枪毙，后经副师长彭进之、旅长丁德隆等一班将领(包括周士冕)力保，胡才网开一面，在禁闭 40 天后，加恩开释。

因此事是张新本人亲历，又刊载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专辑》上，其权威性很难置疑，故这一资料流传颇广，引用颇多。

但是，熊向晖说，张新说周士冕,未可信之。因为，蒋介石曾批评胡宗南，用人守成有余，开拓不足。

其实，胡宗南也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胡宗南有一次与我谈到新疆问题，问我，新疆谁去好。

我说，周士冕。胡宗南说:“周士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也！君子人也！”

就是说他是个君子，可以给他当县长，可以给他托孤，周士冕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张新说的那种人。

周士冕，江西永新人，出生于1903 年，原名土城,号民铎、功九，黄埔 1 期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历任连、营、团党代表、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旅参谋长、团长、副旅长、师政工处长、旅长、副师长。

1937 年以后，先任第 49 师师长、军委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战干第 4 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9年6月，任第27军副军长，1942年6月任第36 军副军长，1943 年 6 月任第 91 军军长，9 月转任第 27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联勤总部第七 补给区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治部主任等职；1950 年 4 月 1 日在西昌战役中被俘，1953 年 12 月 25日在江西永新被枪决，终年50岁。

台湾有史料称周死于西昌战役，此事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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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32
（17）蒋纬国初到第1军

1941年3月8日，何应钦来到西安，布置撤销第7十战区事宜，第十战区裁撤后，自黄河以西、秦岭以北,统统归入第八战区管辖，其长官部设在兰州，司令长官为朱绍良。

胡宗南统率的第34 集团军所所属第 1 军、第 16 军、第 57 军、第 76 军、第 90 军等部队，也悉数转隶第八战区。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区机构一共做过三次调整，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调整是在 1938年底，武汉会战之后，重新划分各战区所辖地境。

第二次是在皖南事变之后进行的调整；同时裁撤的还有天水行营、桂林行营，天水行营撤销后，成立了军令部西安办公厅。

第三次调整是在 1945 年 1月，陕西被划归第一战区管辖。

随同何应钦一起来的，还有蒋纬国。他们来到西安后，胡宗南陪同他们游览了南五台，到华县检阅了第1师。然后，何应钦从华阴去洛阳，到第一战区去了，蒋纬国就留在西安，准备去第 1 师服役。

其实，蒋纬国去第 1 师服役的问题,此前已有安排，早在 2 月份，胡宗南在东仓门1 号他的办公室，把熊向晖找去，给他看蒋委员长侍从室来的亲启电，一共是三件。

第一件，是蒋介石的 1 份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少尉排长。蒋中正,民国三十年二月，于重庆。”

这是蒋介石的手令，是让蒋纬国他的二儿子，到第1军第 1 师当少尉排长。

第二件，是蒋纬国的简历。“蒋纬国，浙江奉化人，民国五年十月六日生，苏州东吴大学学习4年，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肄业，美国指参学院学习。”简历就这么多，很简单。

第三件，是蒋纬国的 1 张半身 4 寸相片、穿军装，没有戴帽子，戴少尉领章。

看着照片，胡宗南对熊向晖说：你看，多像，活脱脱的一个委座!

从长相看，纬国确实像蒋先生，长脸。

黄埔军校创建之时，当时孙中山先生身边有三位重要的助手：蒋介石、戴季陶及金诵盘，金诵盘是吴江黎里人。蒋介石当是黄埔军校校长，戴季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金诵盘是任该校卫生处处长，兼广州军医补习所教务长，授予中将军阶，而且，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

有一次小聚时，大家心情不错。戴季陶就提出：“我与介石、诵盘三人跟随先生多年，情如手足，我们共有四个儿子，不妨让他们正式结为异姓兄弟吧，恳请先生给他们起名排序………”。

孙先生十分高兴，一口答应了下来。过了几天，他再让三人去府上，将一张写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纸拿了出来，说道：“名字想好了，就叫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

“经纬安定”,除了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金定国是金诵盘的儿子。

早期，蒋介石对纬国视同己出，一直到蒋纬国晚年，他写了一篇《千山之旅》,第一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但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记者约翰·根舍就在所著《亚洲内幕》—书中说: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其实并非为蒋将军所生。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现正被蒋介石将军派往德国柏林学习军事的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一位元老戴先生所生，后因某种原因被戴过继给蒋介石。”这是第一次披露了蒋纬国的身世。

而熊向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 1940 年白崇禧来的时候，他的秘书谢和赓告诉他的。

纬国是戴传贤在东京流亡时，与一个日本女人所生，不是蒋亲生的。戴传贤回国，这个日本女人带着纬国到上海找戴，戴的老婆很凶，是有名的河东狮，戴不敢把纬国接回家，就交给蒋介石抚养。

蒋交给他第二个老婆姚冶诚抚养，姚在苏州住，由吴忠信照顾，这中间，蒋纬国到广州住过，但长期在苏州住。

关于蒋纬国的身世，是是非非的说法很多。在熊向晖当年看来，纬国既像蒋，也像戴，用戴传贤的话说，是半边脸像蒋，半边脸像戴。

熊向晖相信，胡宗南也知道这件事，只是他不便说而已。

蒋纬国虽然生长在中国第一家庭，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时，学生闹事，当时蒋纬国正在苏州念书，也参加了学生运动。

看完了蒋介石的手令等三个亲启件,胡宗南习惯性地问熊向晖：你看怎么样？这是要熊出个主意。

熊说：委座把他的儿子派到胡先生的部队，这可是荣誉啊！全国那么多部队，他不派，只派他到胡先生的部队，说明委座对胡先生的极大信任。

熊接着说：委座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下手令，委派他的儿子，做一个少尉排长，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他的简历，做一个少校也可以，只做一个少尉,这了不起。尤其是派在河防第一线，委座不简单！这一点，最崇高！不过，这一点，现在不好宣传，不然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

熊提出：虽然如此，安全还是值得考虑。据我所知，第 1 师 3 个团，正在轮流守潼关。1 个团守半年，然后被替换下来休整。在城里只有 1 个营，3 个营轮流在潼关城中驻防。

熊的意见是：最好是把纬国送到一个轮岗刚结束的团，一下子不至于到第一线。另外，他当排长，现在的排，都是新兵多，必须要安排好。

熊问胡——是不是叫第 1 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和参谋长到西安来，胡先生亲自交代？

胡说：那不好，你去。你去传达蒋纬国到第 1 师任少尉排长的命令，与他们商量，由他们提出来，不要说是我叫你办的，不要让人说是我说的，那太没有分寸了。不然，别人说我弄虚作假。

胡的特点，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他并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让别人自己提出来。

接着，熊就到了潼关。当时，潼关地方很大,第 1 师的师部就设在五虎峰，很安全。

熊先到了第 1 师师部，与师长李正先讲了蒋纬国的情况，师长马上挑选了第 1 师第 3 团第 2营第 5 连的一个排，营、连长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第 5 连的连部设在潼关华阴的一所小学校里，环境很美，离潼关只有一二十里路。这个排的兵也都换成了老兵，连部也与这一排住在一起。

那个时候，只有连长才能有勤务兵，按例排长是没有的，但蒋纬国的这个排长，是全国“第一排”，身份不同，经过与连长商量，由连里替他配了一个勤务兵，专门照顾他。

这些，都是由他们师长提出这些意见的，熊要认可，对纬国的照顾,也仅此而已。其他方面，就不能照顾了，比如吃饭问题，只能是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以免别人有意见。

一切办好后，熊返回西安向胡宗南报告，胡很满意。胡说:蒋纬国来了之后，由你来陪同。

当时，西安驻军的军服很整齐，熊向晖到车站去迎接蒋纬国，就是穿上尉军服去的。

3 月 8 日这天，何应钦、蒋纬国一同来到西安，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朱绍良、孙连仲。

朱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孙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自到车站迎接。

何应钦一行一到火车站，何应钦就介绍纬国认识胡宗南，胡对蒋纬国说：由熊副官陪你。

在德国学过军事的蒋纬国完全是德国军人的一套做派，他一见熊是上尉，他是少尉，马上立即立正敬礼。

胡宗南陪同何应钦开车走了，熊陪蒋纬国上车时，蒋纬国主动给熊开车门，因为熊是“长官”，车门的右边为大，纬国先到右边替熊关好车门后，这才绕到左边上车，作风很是严谨。

随后，何应钦、朱绍良、孙连仲等人，被安排到青龙岭招待所住宿，蒋纬国被安排住在东仓门1号。

到了东仓门 1号，熊叫来勤务兵，说：安排一下，让蒋少尉休息一下，然后再吃午饭。

勤务兵立即跑去安排，蒋纬国立即对勤务兵说：回来！

勤务兵跑回来了。

蒋纬国说：熊副官的话，为什么不复述一遍？

于是，勤务兵赶忙复述说：让蒋少尉休息一下，然后吃午饭！

蒋纬国说：这就对了。这才让勤务兵走了。

在与纬国谈话的过程中，熊一站起来,他也马上站起来，熊转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熊的脸朝哪儿，他的脸始终对着熊，很是规矩。

吃了饭，熊说，休息一下。纬国问：下午是不是到街上转一转？

熊说，可以!

熊向晖发现，跟纬国一起,穿着军服太拘束。于是，下午他们就换上便服，就不需要这样规矩了。

陪纬国上街后，一路上，纬国凡看到戴领章的少尉以上的军人，他都要敬礼。

看到穿军装不戴领章的，他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戴领章啊？

熊只好说：西安嘛！

何应钦走后，胡宗南委派熊向晖送蒋纬国到第 1 师报到，事先也打过电话，进行了安排。

熊带着蒋纬国，坐火车到华阴下车,再到五虎嶂第 1 师师部，见到第 1 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蒋纬国仍然很规矩地敬礼，熊不叫坐,蒋纬国不敢坐。

在师部吃过午饭，要到团里去，师长没有送，由师参谋长陪着熊，送纬国到第 3 团团部。

团长姓李，黄埔 6 期或 7 期毕业的，熊向晖觉得他没有必要进团部了，就在外面等着，让纬国自己进去。

没有想到，纬国一进去，就出来了。熊问：怎么回事啊？

纬国说：那是团长啊？

熊说：就是团长啊！

纬国说：那麻子也能当团长?

熊说：在德国，残疾人不能当团长，可这是中国，情况不一样啊！在中国，都是委员长领导的部队，缺胳膊少腿的，有的是!

在第 1 师，这个团长作战勇敢，怎么不能当团长？

蒋纬国听熊这样一说，回头又进去了。

熊在华阴住了两天，对团长、营长、连长，熊都分别做了交代。连长也是黄埔军校毕业，12期的。

熊向晖接待蒋纬国的这段经过,蒋纬国曾经在《回忆我和胡宗南将军的一些往事》的文章中提到。

他的这篇文章是 1997 年写的。蒋纬国在文章中说：我初到西北向胡将军报到后，在分发部队之前，胡将军先派熊副官彙荃(向晖)陪伴我去参观他们的军械库。

蒋纬国的这篇文章，登在台湾《传记文学》第 66 期。

回到西安，熊向胡宗南建议，应该隔一段时间，让蒋纬国来西安一趟，既是改善一下生活，也是让他放松放松，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情况。

所以，后来胡宗南办将校班，破例把蒋纬国也调了过来。

过了不久，第 1 师就有报告来了，潼关那个地方的民俗，是阴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老百姓都要去赶集，属于比较热闹的场合。

如果遇上休息日，当地驻军也有不少士兵去赶集，蒋纬国带着勤务兵，也去集上转转。每次去，蒋纬国都要叫他的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一路上，凡是看到比他军阶低而不向他敬礼的，就上去把他的帽子摘了，装到勤务兵的筐子里，然后说：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 3 团第2 营第 5 连连部拿帽子。

这一摘，就是几十顶帽子，士兵没有帽子是不行的，回头这些士兵来拿帽子，蒋纬国先让他的那个勤务兵教他们练习敬礼，由勤务兵喊:立正!敬礼！礼毕！然后，再练行进中的敬礼。再练立正、稍息，这一套弄下来，差不多要半天时间。

最后，蒋纬国问他们:“知道了吗?”都说知道了，这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

那时，前线部队有不戴帽子，也有不戴领章的，经过蒋纬国这么一抓，不戴帽子和不戴领章的现象，就很少了。

看起来，蒋纬国这样做，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熊向晖说，蒋纬国军事上是那一套，生活上，还是很幽默、很风趣的。他的武装带、皮鞋，让那个勤务兵擦得倍儿亮，还经常与这个勤务兵开玩笑。

有人说，蒋纬国是跟蒋经国一起在 1942 年跟张治中到西安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还有人说，蒋纬国在德国时，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女孩子，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的女儿，当时蒋纬国与她有一段交往的历史，不过，后来她嫁给一个科学家。

熊向晖认为，这很难说，都是中国来的年轻人，又都是名门之后，见了面，自然亲切一些。

不论如何,蒋介石把蒋纬国放在潼关，放在抗战第一线，也是一个姿态，表示他对抗战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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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34
（18）去洛阳面见卫立煌

1939年1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地河南洛阳，其麾下第14 军军长陈铁，是黄埔一期生，大概在1940 年底到 1941 年初，来到西安，胡宗南与他住到青龙岭，两个人密谈了 3 天。

陈铁讲，从1937年山西的忻口战役以后，共产党就开会拉拢卫立煌，卫立煌给共产党子弹、弹药，照顾共产党，卫还到延安访问过。

他说，卫曾经与陈铁讲,“必要时,我们联合共产党，对付蒋介石”。

这些情况，在赵荣声所著《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都有记载，这是他对卫立煌先生从一个剿共将领转变成一位抗战名将的回忆。

赵荣声是中共党员，1938年初，应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邀请，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并派遣，到卫立煌先生身边任秘书，帮助他进行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政治工作。

胡宗南听了陈铁的这一番话，自己马上拟电报，报蒋介石,说“心所谓危，不敢不报”。意思是，我心里感觉危险，不敢不报，卫立煌私通共产党，是不得了的大事。

蒋介石的复电，熊向晖看到了。蒋的电报，大概三个意思：

第一、“吾弟公忠体国，殊堪嘉慰。”

第二、“陈铁所言，绝不可信。”

卫立煌起初跟着孙中山，当卫队团长；后来北伐，特别是剿共的时候，徐向前的根据地是安徽金寨县。蒋介石规定，谁拿到金寨县，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结果，卫立煌第一个拿下金寨县,金寨县就被改成“立煌县”。其实，金寨县本来是胡宗南的部队先占的，后来被卫立煌的部队抢了先。

蒋说，忻口以后的事情，他都知道。卫立煌到延安去，都报告过他，陈铁所言，绝不可信；

第三、卫连年征战，和常卫军相似。现在，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已经离职了,“望吾弟推荐—老成持重之人”(如陶峙岳，但不要黄埔的)，直接报告蒋，由中央任命；然后携干员赴任，协助卫长官进行政训工作。

熊向晖说，蒋介石的这份电报相当厉害，既在表面上维护了手下高级将领的威信，但也在事实上采信了胡宗南的密告。

卫立煌主张联共，蒋介石不是不晓得。问题是，卫立煌联共联到什么程度，蒋介石不是很清楚，但蒋介石分析，卫立煌公开投共的可能性不大。

蒋是老江湖了，手下人为了邀功请赏，在密告上司时，不免常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不排除陈铁也有这样的动机。

但是，卫立煌确有联共的倾向，故蒋也不能不防。所以，蒋的这份电报，把这几个方面都讲到了。

关于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人选，蒋为什么不派黄埔学生,而是要派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呢？因为派黄埔学生去，监视的成分就太明显了，反而容易与卫形成对立。

而陶崎岳这样的人，属于湘军系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卫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蒋让陶带干员赴任。所谓“干员”,就是指特务。

后来，陶去赴任后，不怎么问事，但陶带去的卞志恭，积极开展特务活动，对卫进行严密监视，中共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就是遭到卞志恭拉拢，最后叛变投敌。

何应钦是策划皖南事变的幕后黑手，他3月份到西安，有没有策划进攻边区?

熊向晖说，主要是对调整战区机构作了布置，也看了河防部队解了陕北封锁线的情况，但是没有去看封锁线，也没有布置打陕北的事情。

4 月份，何应钦再次来到西安，10 日，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会商对河防、对陕北的防务；一是防日本，一是防中共，也没有布置打陕北的事情。这些情况，熊都通过王石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皖南事变之后，国内的反共空气一度甚嚣尘上，许多国民党顽固派也都策划一举拿下陕北，但始终没有打起来。在国内，百姓不希望这个时候国共内战，让日本人渔利。另外，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包括胡宗南，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打。

国际上，苏联方面马上向国民党政府询问“新四军事件”的真相，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派私人代表、美国总统府行政主任居里访华。

蒋介石当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声称处置新四军完全为整饬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蒋这是向苏联保证：新四军事件不会扩大成为国共内战。

1941 年 2 月 7日，美国白宫行政主任居里抵达重庆，当天下午便谒蒋，面交罗斯福总统盼国共合作函。

2 月 10 日，蒋接见居里，告以抗战目的第一为抵抗日寇，求取最后胜利；第二为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这也是向美国政府承诺，新四军事件不会扩大为国共内战。

2 月 26 日，蒋与居里话别，提出向美国购买飞机及补充器材办法的备忘录。27 日，居里离开重庆返美，并向蒋介石转达美国政府的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苏联、美国反对国共内战的态度，胡宗南在西安也了解。所以，蒋介石、胡宗南都不敢扩大内战。

因此，1941 年 3、4 月以后，局势就相对缓和下来了。

就在这时，5 月7日，日军集中 6 个师团又 2 个独立混成旅共 10 余万兵力，在日航空兵的支援下，分东、北、西三方面，向中条山进犯，史称“晋南战役”,也称“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它与太行、吕梁、太岳互为犄角，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驻守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军归之于第一战区指挥。

但是，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嵋山未归。

日军开始进攻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各部仓促应变，到5月下旬，中条山各山隘据点及其以南的各黄河渡口，都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方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这时，蒋介石、胡宗南都感到，抗战形势非常危险，必须缓和与中共的紧张关系，蒋介石曾经通过周恩来，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中条山区的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

周恩来跟他们说，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但是，你们也需要停止反共。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部队向边区进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所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曾指出:“中日民族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

1941 年 5 月 26 日，也就是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这就是《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采取必要的办法，严格督促所属各地党组织坚持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决执行党关于隐蔽、撤退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认真的、敏捷的把党的骨干力量撤退和隐蔽起来。

从时间上看，中共中央发出“五二六指示”的时候，正是王石坚开始从延安到西安长住的时候，这表明党对秘密战线的工作方针有了重大转变，通过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看出了国民党的反共本质，国共合作出现分歧。

据《胡宗南上将年谱》载:“(1941 年)6 月 2 日，为调回 27 军军长范汉杰事，(胡宗南)亲赴洛阳见卫长官，6日4时相见於金谷园”。

1941 年 6 月 2 日一早，在下马陵董子祠，胡宗南起来后，6 时半左右与熊向晖一起吃早饭。

饭后，胡就在院子里踱着步转圈子。这时，长途电话响了，勤务兵接进电话，说洛阳卫长官来电话，找胡总司令听电话。

胡宗南听说是卫立煌的电话，从院子里返回屋里，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帘边，掀开门帘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又站住了，他对熊向晖说，你去接。

意思就是让熊去接这个电话，问他什么事？熊掀起胡宗南办公室的门帘，进去听电话，胡就站在门帘边上等着。

熊拿起电话，叫长途台把洛阳卫长官的电话接过来，电话台班长是一个少校军官，也姓卫。

卫班长对熊说：这是卫长官的电话，找胡总司令的。

熊说，老卫啊，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啊?我叫你接过来，你就接过来。

卫班长说：噢！是熊副官，我马上接过来。

只听卫班长喊:“洛阳，洛阳!”电话接过来了。熊说：是卫长官吗?

卫说：宗南兄！

熊说：报告长官，不是，我是熊彙荃。

卫说：我请胡总司令听电话。

熊说：胡先生一早骑马出去了。

卫问：是什么事啊？

熊说：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回来，马上就给卫长官打电话。

卫说：胡总司令骑马出去，为什么你不陪着啊?

熊说：报告长官，这几天，战干 4 团有个班要毕业，还有一个新的班要入学，胡总司令叫我起草稿子，我这两天正忙这个事。

卫说：那他这两天不离开西安了?

熊说：不离开。

卫说：那好，不等了，你报告，请胡总司令 3 天之内不要离开西安，我明天就到西安。

熊问：长官到西安来，坐什么交通工具?

卫说：专列。

熊问：什么时间发车?

卫说：明天上午，具体时间明天通知你。

熊问：多少人？我好准备行辕。

卫说：郭参谋长，还有几个人，还有一班卫兵。

熊说：是，胡先生回来，我马上报告，为长官准备行辕。

胡就站在旁边，那电话很清楚的，对话他都听得到。然后，胡就在会客厅里不停地踱步。

卫立煌字俊如，胡一边踱步，一边反复念叨:“卫俊如要到西安来,其意何居啊？其意何居啊?”

熊知道，胡并不是在问他，而是自己在思考。

踱了半天步，胡忽然说，行了，我知道了,“卫俊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是来向我借兵的”。

熊说：这个不至于吧！他是第一战区，咱们是第八战区。第一战区有第一战区的部队，他即使要借兵，也要通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啊，不应该直接找我们借。

胡说：你不懂。他一到西安来，同我见面，然后就在西安发电报。如果我同意，正如他所愿了。如果我不同意，他就会说我不同意。这样，中条山不能收回，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这样，我们马上发报，就说我明天就去洛阳，不能让他来。你马上到陇海铁路局军运司令部找张司令，就说我这个专列，今天下午 5 点发车，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不是明天来吗？我今天就走。

熊说，那要闯关啊！

当时，潼关风陵渡一带有 5 公里长的铁路线，是沿着黄河走的，与日军隔河相望。只要一有火车通过，日军就从隔河打炮过来。

火车要通过时，一般都选择在夜间，高速通过，谓之“闯关”。

胡说，卫立煌敢来，我就不敢去吗?

于是，熊找到陇海铁路局军运司令部张司令，跟他讲好，下午 5 时发车，要闯关，挂一辆铁甲车，闯关时坐铁甲车，准备两个车头，一个车头在前，一个车头在后，这样马力大，跑得快，煤也要用好煤，陕西铜川是产煤的。

这期间，胡宗南同参谋长他们还开了会，2 日下午 5 时，专车开动后，才通知卫立煌，意思是我胡宗南去了，你就不用来了。

从西安到华阴，120公里，火车要走好几个钟头。到了华阴后，停下来，准备半夜闯关。

熊告诉胡，已经预备了铁甲车，要他上铁甲车。胡不干，熊说：这件事可不由得你啊，为了安全，你必须坐到铁甲车上去。

他说：那么凑巧啊?

熊说：那不管，出来了，你得听我的。闯过了关，你再回来嘛，这是为了保险。真要是打到铁甲车，也没有办法。

不过，他们闯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成功了。

第二天上午 8时，胡宗南一行抵达洛阳，熊在车上看到，洛阳车站上有欢迎队伍，大概 100 多人，前面有军乐队，还有一些第一战区长官部上校以上的将、校级军官。

卫立煌没有站在欢迎队伍里，而是背着手，在后面踱步，车在军乐队的前面停了下来。

熊告诉胡，卫长官也来了。

胡宗南一下车，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中将上前敬礼，请胡检阅军官欢迎队伍。

郭寄峤在旁边——介绍他们与胡宗南见面，都是上校、少将、中将，卫立煌站在队伍末尾。

胡向卫立煌敬个礼，说，长官亲自来车站，我可不敢当啊。

卫答得也很妙，他说，我想早一点见到你。

说得很亲切，也不失身份。卫是上将，胡是中将，所以胡有“不敢当”一说。

卫对熊说，我跟胡总司令同车，让熊跟他的上校主任秘书陈元同车。

第一战区长官部当时设在洛阳西工，过去就是很大的一座兵营，也是吴佩孚当年练兵之所。

从车站到西工的一段路上，陈元和熊聊起来，熊知道陈元这个人，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时，清华一共开除了 4 个人，陈元就是其中之一。

双方见面，互道寒暄，陈元说，你是清华的，久仰你啊！熊说，我也久仰你啊!

胡宗南与卫立煌的会谈场所，设在西工金谷园，这是一个四合院，吃过饭，就开会，胡宗南带了几个高参，熊也参加了。

在会议室里，挂了大地图，郭寄峤指着地图，讲现在第一战区还剩多少兵，日本人怎么布置的。他说现在第一战区危险了，要向胡宗南借 3 个军的兵力。

郭寄峤介绍完后，胡宗南说，我明白了，第一战区确实危险。然后，他让带来的人，把第 34 集团军的防守态势介绍一下：

关中的东边是河防，是日本军队；北边是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日本人的兵力部署、共产党的兵力部署等，目前洛阳十分危急，而西安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说，我马上写电报，建议委员长请卫长官到西安指挥，我到洛阳来，兵不动，我带几个参谋来；卫长官要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兵也不动，我与洛阳共存亡。

卫立煌无言以对，胡宗南一个兵也没有借给他，就回西安了。

在回去的车上，胡宗南很得意。他说，你看，一番话,就把局面改观了。如果让卫到西安，结果就不同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宗南这个人不简单，心机很深。熊还告诉胡，卫立煌的主任秘书陈元是清华的,他跟我讲,要求投靠胡先生,他认为卫没有前途。

胡说，让他来吧。后来，陈元到了西安，胡宗南派他当劳动营的主任上校秘书。再后来，陈元在中央训练团受训，让熊向晖把他介绍给蒋经国，成为蒋经国的人，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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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36
（19）和阎锡山会晤于克难坡

山西中条山战役之后，第一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包括胡宗南派去的第 27 军，都溃退下来了，日军一下子逼近黄河各渡口，加重了胡宗南麾下河防部队的正面压力。

山西和陕西两省交际间的河防一直由胡宗南部所负责。为巩固黄河河防，胡便在黄河西岸也部署了一个前进基地。

这个地方就是现山西河津市黄河岸边的龙门山，虽然不大，但是对于胡宗南来说非常重要，是立足山西的一个据点，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此地背靠黄河岸边禹门口渡口，以渡口前的龙门山为地利优势，由第16军预备1师第2团（附补充团第3营及迫击炮第3连，炮23团第1营第3连，第16军炮兵2连）为守备队，团长夏姚邨为守备司令。

10月26日夜，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开始向龙门山一带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大规模夜袭。

首先发起夜袭的是第3大队，前半夜的偷袭还算顺利，参加突袭的日军顺利攻入龙门山上各处阵地。但由于守军抵抗相当顽强，经过3个多小时夜战后，仅仅能勉强占据阵地一角，无力扩张战果。而天亮后，各处阵地的争夺更为激烈，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加入，龙门山方面的情况急转直下。

为了增强自身攻坚能力，这次日军在步兵第225联队背后还专门配属了野战重炮第六联队和该师团的山炮部队。

虽然，国民党军禹门口阵地也驻有一定炮兵，但实力完全无法与日军参战炮兵相抗衡，炮23团第1营第3连仅2门炮，而其中一门野炮在27日一天打了三十余发炮弹后便弹药告罄，28日凌晨，不得不开始向黄河岸边撤退，试图船运过河。

但在撤退过程中遭遇日军，虽然奋勇杀敌，但炮兵官兵武器战力不足，炮车长崔玉堂，传达兵甄有才均被敌击中头部当场阵亡，一等兵刘和桥胸部受伤，该炮被日军夺去。

28日白天，国民党守军战况更为不利，龙门山各处阵地经过昨日激战后均被日军占领，守军不停的向黄河岸边溃退，预备一师师长兼任当地河防司令谢辅三下令，河东禹门口除伤员外，一律不准西渡。

而河东禹门口守备司令，第2团团长夏姚邨督战时受伤，更令守军士气大减，10月30日夜，日军以两支突击队为先锋，攻占了黄河岸边最后的阵地东禹王庙。最后，该团副团长任忠率余部200余人退到禹门口北端仓库中死守。

11月1日，黄河以东的龙门山各处阵地已经完全失守，仅剩岸边的禹门口北端仓库。

这个仓库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实际是个位于悬崖下的大洞窟，国军官兵在坚守时，将洞窟出口堵死，仅留下机枪口这成了一个坚固而且不怕炮火的碉堡。

而且，通向仓库只能从河滩上过，河滩上视野宽阔、道路狭窄，一路上无任何障碍物。日军不仅要面对来自仓库的火力直射，还要遭遇黄河西岸国军河防部队的侧翼火力覆盖。

从11月1日夜到11月4日，日军先后组织起4支突击队试图攻击这个仓库，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11月5日，日军改变了激进的攻击策略，开始以工兵第37联队为主进行基础 的土工作业，打算将原本攻击路上的不利地势改变。

这次土工作业在日军战史中被称之为“沙袋堆积作战法”。这个办法就是在原本狭窄的攻击路上向黄河西岸一侧用沙袋堆积成一层墙，这样就能隔绝黄河西岸国军河防部队的侧射火力，而正面也一点点土工作业，逐步靠近仓库，守军危在旦夕。

胡宗南感到很紧张，一方面东龙门山丢掉后，胡宗南在山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还担心日军乘胜由韩城渡河，向关中进犯。

于是，他迅速调整部署，调预第 3 师接替河防，第90 军向韩城龙门渡口的后方集义镇附近集结，派陶峙岳出任河防总指挥，全力巩固河防工事。

此时，因地势和敌情因素，这个时候想从西岸再向东岸增兵支援已经不可能，但是胡宗南仍然准备派出其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61师东渡黄河增援禹门口，从其以北的小船窝，渡口过黄河，从侧翼攻击禹门口周边日军。

但是，这个渡口属于第二战区阎锡山的控制区，负责这一行动的第90军军长李文向胡宗南报告，他的部队想要渡河时，却被驻守在渡口附近的阎部阻拦，接洽中，阎军称奉阎锡山命令，以不准越过战区地境作战为由，拒绝第61师过河，接到报告的胡宗南，心中是何等气恼。

东禹门口 的孤军在副团长任忠率领下苦守北面仓库近十天，弹尽粮绝。最终11月10日凌晨，任忠下令将所携武器投入黄河。然后举枪自尽，英勇殉国，时年30岁，余下官兵或跳黄河或走出仓库被俘，于是，日军终于完全占领了东禹门口这一重要据点。

11 月 13日晚，胡宗南召集河防总指挥陶峙岳、河防总指挥部参谋长曾克毅、第34 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盛文、参谋处长李汝和等人开会,研究部署河防事宜，限一个月内完成河防工事及战斗准备，他还下令，将丢失东龙门山的预备第1师2团团长夏姚村枪毙示众。

胡宗南到韩城视察时，熊向晖随行。与山西河津的东龙门山隔河相望，在陕西韩城这边，还有一个西龙门山。

站在西龙门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黄河对岸的东龙门山，看得很清楚，它的失守，是胡宗南的一大耻辱，也是胡宗南的一块心病，从这以后,，他始终想着要收复河东失地。

所以，从 1941 年夏天的中条山战役到珍珠港事件发生，胡宗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御日寇”上面，在反共方面着墨不多。

当然，胡宗南在考虑收复河东失地的同时，也要考虑延安会不会趁机南下，趁火打劫？所以，他请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陈宏谟等人，在延安那里，了解情况。

据《毛泽东年谱》载：1941年 11 月 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陈宏谟应邀出席，并与毛泽东见面。陈宏谟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保证，国民党部队不会向边区进攻，也要求边区部队不要进攻国民党的部队。

毛泽东当场答复:“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在得到延安的确切消息和保证之后，胡宗南即着手准备收复河东失地，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出来，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商量，因为，第十战区撤销之后，胡宗南的部队归朱绍良指挥。

10月，胡宗南在王曲办了一个将校训练班,轮训团长以上的军官,每期 15 天，第一期 25日开学，11月7日结业。第二期11月17日开学，12月 1日结业。每期学员结业，胡宗南都请朱绍良从兰州到西安来主持。

12月 2日，朱绍良主持第 2 期将校班结业典礼之后，返回兰州时，胡宗南亲自送至咸阳原上。在路上，胡宗南向朱绍良谈了部队的一些情况，也谈了他想收复河东失地的想法。

朱绍良听后，对胡宗南谈七点意见，其中第六点意见是：山西情况不知如何？因此不宜派兵过河；一过河而败，敌人随之过河，关中坐败矣。且过河不能消灭敌人，亦不能拔一据点也。

最后一点，朱告诫胡：异党南下之时机，在河防失败以后，不失败不致南下，现时收复囊形地带，亦殊不当。

所以，朱绍良并不赞成胡宗南过河收复失地的想法。

胡宗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复河东失地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胡宗南对东龙门山这个据点看得很重，因为山西属于华北，他占领了河津这个据点，就说明他有部队在华北，这是他将来据有山西、进军华北的跳板。

另一方面，胡宗南专门收听外电的小组从外电中收听到：11 月 23 日日美谈判破裂，胡宗南据此判断，日、美不久就要打仗了，胡宗南想趁这个机会，过河收复失地。等到日、美一旦开战，日军就没有精力反扑了。

不过，胡宗南始终有一个忧虑：他过河的时候，共产党会不会南下？毛泽东虽然做了保证，胡宗南还是不放心。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向共产党先开了枪，造成国共两党之间信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因此，胡宗南才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与朱绍良商量。

胡宗南听了朱绍良的意见，虽然没有了马上过河的意思，但并没有彻底打消他的想法。

在《胡宗南上将年谱》第 112 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奉命赴山西克难坡，见阎长官传达中央意旨。(1942 年)元月 15 日，公经合阳至韩城查看西禹门工事，17日奉委员长电话谕:‘阎长官要你过河，你可去也！如日寇压迫二战区，我可多派部队过河。’”

珍珠港事件发生，日、美开战，中国成为同盟国的成员之一，中国的抗战形势迅速发生重大转机。

这个时候，胡宗南又动起了过河的念头，想到山西，去见阎锡山，这个时候，他有个判断：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能不能赢得战后反共的胜利？

要想取得战后反共的胜利，就必须拿下山西、攻打华北。因为，八路军的主力，不在陕北，而是在山西和华北。

不过胡要这样子做，必须要取得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同意，最好的办法,是把阎锡山调出来，让阎到陕西来住，给胡宗南的部队让路。

于是，胡宗南先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蒋同意了，但蒋要胡直接打电报给阎锡山讲，表示胡要到山西与阎商谈有关问题，借口山西不安全，让阎把二战区长官部搬到陕西来，目的是把阎控制起来。

当时，阎的战区长官部与省政府机关，均设在山西吉县克难坡，这里靠近黄河壶口，与陕西宜川秋林针接壤。抗战初期，太原与临汾相继失陷后，阎锡山曾带着战区长官部及少数政府机关，到秋林镇避难一段时间。形势缓和后，阎锡山立即搬回山西。

曾经，胡宗南提议把秋林划归山西，作为阎的战区长官部，但阎没有同意。

为了安排胡、阎会见，胡宗南要熊向晖找阎的西安办事处主任、中将黄如初商量。黄请示了阎锡山，阎锡山同意胡到山西克难坡见面。

克难坡在一个很偏僻的山头上，阎锡山为什么要选克难坡作他的首脑机关呢？原来是因为他的迷信。

阎锡山号“百川”。本来，阎的后方补给区，划在陕西洛川，阎认为“洛川”与“落川”谐音，不吉利，正如三国人物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一样，阎认为“洛川”对他不好，他要宜川，认为是宜于百川。

所以，他选了与陕西宜川接壤的山西吉县克难坡，做二战区长官部和省政府所在地。

克难坡那个地方，本来叫南村，由于“南村”与“难村”同音，阎锡山又认为不吉利，便改成克难坡。

阎锡山同意胡宗南过河会见后，胡宗南再打电报向蒋报告，《胡宗南年谱》里面讲到胡宗南“奉命赴山西克难坡见阎长官传达中央意旨”,就是指这件事。

1942年1 月 15 日，胡宗南经合阳至韩城查看西龙门山的工事之后，17日接到蒋的电报，19 日下午到达宜川，决定 20 日启程去克难坡。

这次，胡宗南一共带了5 个参谋人员：陶峙岳、许用修、冯龙、李汝和、贾贵英，加上他本人、熊向晖和卫士，一共 8 个人。

他们从秋林经壶口，一过了桥，就是二战区的辖区，熊下了马，先上山接洽，阎锡山派了一个上校带骡马下山来“迎接胡总司令”。

路上，上校问胡宗南一行有几个人？熊答复8个人。又问，有几条枪？熊说,我有一支左轮手枪，另外卫士有两把手枪。

这个上校说，胡总司令到了第二战区了，安全由我们第二战区负责。你们把枪先放在我这儿，由我们保管，回头走时，我们再把枪奉还你们。

他们一起下来后，熊向胡报告，说他们要缴枪。胡说，交！带枪的只有熊和卫士，胡宗南他们都没有带枪。

把枪交上去，同时换乘他们的骡马上山，到了山上，看到一排一排的窑洞，规模很大。

这个所谓“克难坡”，是阎锡山经营两年多的一个据点，依山为窑，多不可计，可容数千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都在那儿。

到达山口，门檐上两个大字:“铁岗”,表示阎锡山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开始的时候，胡宗南等一行人骑骡马上山，但马力不胜，于是又下马步行。

这时，克难坡上数百人在山坡上遥望，王靖国、郭仰汾、孙楚、赵承绶、梁化之等第二战区的高级将领,带着军乐队，都在訾门口迎候胡宗南，然后陪同到招待所。

20 日下午 6时，阎锡山设晚宴招待，胡宗南等一行 7 个人吃饭，卫士没有参加。

胡与阎边吃边谈，胡说，这个地方危险，请阎长官到西安。

阎锡山是个老军阀了，从辛亥革命时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山西他有兵工厂，不但在实践上有自己的一套，而且理论上也有一套，甚至连铁路也是窄轨的，就是不让中央经济影响山西。

熊向晖等人在克难坡，看到很多阎锡山的语录，这都是他统治山西的“紧箍咒”。在胡宗南他们一行人住的这一排窑洞里，岗哨站满了，可谓保卫森严。

阎听胡讲话时，眼睛是闭着的，胡讲完了，阎把眼睛一睁，眼睛突然变得很大、很亮。

阎锡山说，山西是我丢掉的，该由我拿回来。一句话，就把胡宗南顶回去了。

后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阎长官态度从容，言辞谦下，精神旺盛而动作适当”。日记中没有涉及会谈内容，也不便涉及。

21日，胡宗南与梁化之、王之杰等人会见，梁化之是第二战区的政治部主任，与阎锡山是亲戚关系。这个人是搞政治的，胡宗南想做他的工作，想把他拉拢过来。

21 日上午 10 时，阎锡山再约胡宗南谈了 1 个多小时，中午 12 时，胡宗南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午餐，下午3时开始，俩人谈话 2 小时。

下午 6 时，赵戴文设宴招待胡宗南，出席陪同的有各总司令及梁化之等人。晚 8时，洪炉训练班演剧。

22日早6时，胡宗南离开克难坡，王靖国、孙楚、赵承绶、郭仰汾、楚溪春、梁化之等来到招待所送行。

途中，赵戴文主席以 76 岁高龄，有病之身，亦来送别。胡宗南在日记中写到:“其热烈忠诚与对中央热望之忧，现於颜色，见於行动，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之感”。

胡宗南行至訾外，与送者握别，这个时候，天还没有明，有马灯前导，他们缓步下山。

至天明，一行人才上马就道，骑马至壶口，壶口的景象，气势磅礴。胡宗南后来在日记中记载：“飞沫如雾，万马奔腾，真伟观也，黄河虽届冬眠，亦在怒吼，吾辈军人，能不兴起!”这是借景抒情，也不能说他就是假的。

22 日上午 10 时,胡宗南到达桑柏午餐,然后乘汽车回到宜川。

阎这个人很会利用各种矛盾，他利用蒋介石、日本、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在矛盾中求生存，很不简单，很会动脑筋。

他有许多理论，核心的哲学叫“中”的哲学，其实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政治上是“八面不靠”,也可以叫“八面都靠”，凭这个打山西，坐山西，维持他的“山西王”地位达 30 余年，确是有一套鬼谷子术。

其实，当时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的力量都比阎锡山大，他能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利用各方之间的矛盾。

1 月 23 日，胡宗南回到韩城，命令第 90 军军长李文乘冬天黄河结冰时，准备1 个师或 2 个师的兵力，准备过河收复失地。

虽然阎锡山不同意让路，但胡宗南还是想过河，26 日，胡宗南在陕西韩城给蒋发电，报告这次山西之行的情况，同时请蒋下令，将二战区调到陕西。

这份电报是熊起草的，题目就是《请第二战区长官部迁入关中》。

电报原文是这样的：

委员长蒋×密：

职於号日赴克难坡，养日西返，留晋两日，得与二战区军政首长会谈，印象殊深。

克难坡距寨子沟军桥三十里，距师家滩前线九十里，距乡宁吉县敌占区不足二百里。童山濯濯，不生草木，环境艰苦，器材缺乏。

对敌只有碉堡，而无坚强之工整；对空仅恃窑洞，更无防毒之设备。若敌人觑隙进攻，则一夕之间，可以到达。倘敌机肆逞轰炸，则我堂堂长官部，顷刻可成齑粉。

阎长官党国重镇，处最前线殊可不必。而赵戴文先生以七十六岁之高龄，年来奔越山岭，已残一膝，至今辛劳终日，备尝艰苦，益令人不胜涕泪之感。

拟恳钧座指令二战区长官部迁入关中，使阎长官支柱西北，屏藩中枢，致力军政，兼筹经济，是诚计之上也；

驻跸於韩城合阳之间，责以收复华北之任，进战退守，皆极从容，次也；移镇宜川，经营山西，免於威胁，徐图长征，又次也。

如局促於晋西一隅，敌伪环伺，疆土日蹙，虽有克难之鸿图，终鲜规复之实力，屈柳长才，诚为国家莫大之损失。

一得之愚，谨以奉献圣明，是否有当,敞乞钧察。

职胡宗南呈。二十六。韩城宥未亲。

这篇电文，留存于《宗南文存》中，如果不了解这篇电文的背景，当然看不出什么，只知道这篇电文的文笔不错。但听熊向晖讲了起草这篇电文的背景，知道胡宗南的本意是要叫阎锡山让出山西，给胡宗南的部队过河让路，才感到这篇电文大有深意，不但用辞造句，都很到位，而且表达的“拟恳钩座指令二战区长官部迁人关中”的意思，层层递进，步步为营，实为军事电文中的佳笔，诚不多见。

尤其是最后一段“如局促於晋西一隅,敌伪环伺,疆土日蹙,虽有克难之鸿图,终鲜规复之实力,屈抑长才,诚为国家莫大之损失”。读到这里，不免让人觉得胡宗南的大义凛然，其谋国之忠，护阎之切，跃然纸上。

本来，这样的电文是很难起草的，关键是胡宗南的意思很难表达到位。熊向晖不但帮胡宗南写出来了，而且表达得十分准确和恰当，足见起草电文的人，既写得用心，更颇见功力。

这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胡宗南为什么处处离不开熊向晖这个机要秘书了。

电报送上去了，蒋可能也转给阎锡山了。不过，阎锡山不为所动,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从胡宗南到山西会见阎锡山这件事，不难看出，胡当时还是想在抗日军事上有所作为，但又害怕为中共所乘；而阎锡山又不肯让路，过河的企图，只能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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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37
（20）和中共高级将领的几次接触

胡宗南在克难坡住了两天，与阎锡山会谈没有收获，但在与中共代表王世英见面时，被王世英的一句话，打动了心事。

王世英是第18 集团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山西洪洞人，黄埔 四 期生，曾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秘密战线的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经在山西从事过秘密工作，情况很熟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负责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统战工作。

胡宗南到克难坡与阎锡山见面，虽然是轻车简从，但由于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举措，延安也很注意，并且可能有指示到王世英，让他借机邀请胡宗南访问延安。

延安对胡宗南的政治立场很了解，知道他有拥蒋反共的一面，但也知道他有抗日爱国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所以，胡宗南到克难坡后第二天，王世英就与他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就邀请胡宗南访问延安，胡听了之后，说:“啊！你要我访问延安?”胡哈哈一笑，没有表态。

胡宗南对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的问题，往往一笑置之，不置可否。

第二天，在从克难坡返回陕西宜川的路上，熊与胡宗南聊天，熊故意对胡宗南说，胡先生，你要是访问延安，毛泽东可能要郊迎30里。

胡宗南说，郊迎30 里不可能，很可能是5 里、郊迎5 里！

当年，延安飞机场距市中心就是5 里路，这说明胡宗南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有可能亲到飞机场迎接他。

胡宗南一行回到西安以后，王世英来电催熊，问胡宗南可能不可能访问延安?

当时，胡宗南过黄河到山西吉县克难坡，是想改善与阎锡山的关系，也想改善与陕北的关系。因为他想过河收复失地，又担心延安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抄他的后路。

如果，这时能到延安访问一下，改善与延安的关系，解除后顾之忧,不失为上策。

因此，熊对王世英说：第一点,胡到第二战区，为的是动员阎让路,防止阎在山西抄他的后路；同时，胡也想改善一下与延安的关系，但你王世英邀请不行的，他不会接受的，必须是毛泽东，或者是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在重庆，也可以由朱德邀请。

第二点，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必须是蒋介石同意才行。

后来，王世英一再来电催，熊说，你别催了。催了,也没用。再后来，熊听说胡宗南曾问计于於达。

於达曾任胡的第1师参谋长，当时，他任蒋介石侍从室第2组组长。

侍2组主管参谋业务，经办作战、情报、人事、交通、后勤业务和军事文件，不但权力很大，而且掌握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核心机密，他是胡宗南安插在蒋身边的重要人物。

於达不同意胡访问延安，说你别去，蒋介石不会同意的，於达了解情况，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提出访问延安，准会碰钉子。

於达这样一说，胡宗南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遭晋绥军误伤，1938年冬天去苏联治病，1941 年底伤愈回国。

根据中央的指示，林彪回国的路线是先从苏联乘飞机到新疆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再到兰州、西安。在这3 个地方，林彪要做一些停留，拜会当地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林彪是抗战名将，既是黄埔学生，又是毛泽东的爱将，在苏联治病期间，据说还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欣赏，这样一来，他成了黄埔学生中有名的传奇人物。

所以，由他开展统战工作，有许多有利的条件。

当时，重庆对林彪的这次回国很是关注，1941年12月，林彪抵达新疆迪化的时候，蒋介石接到了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电告，他当即通知兰州、西安党政军对林彪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在兰州期间，受到兰州军政头面人物的热情招待，到达西安后，胡宗南本来在前方部队视察，专门赶回来迎候，并与林彪晤谈。

后来，听说延安方面当时也有电报给林彪。

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也记载了这件事，延安当时对林彪的指示是这样说的:

“主席重视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让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以此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

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苏联背景。

由于我回国不久，对当时的策略不了解，为此向主席提出疑问。主席坚持他的意见。

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如果林回到延安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同中央已研究了对策。林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毛不仅打电报，而且托人捎信,使林安心地住着。”

师哲说得很清楚，林彪到西安会见胡宗南，延安还准备安排林彪直接去重庆见蒋，但后来没有去成，直接返回了延安。

林彪虽没有去重庆见蒋，但是在西安会见了胡宗南。另外，师哲讲林彪“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苏联背景”。师哲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正值发生苏德战争。据说，对于苏联初期的不利局面，林彪曾经向斯大林提过建议，斯大林很欣赏，专门接见过林彪。

同时，林彪在苏联期间，曾经发表过不少公开言论，在谈到国共合作的时候，都是拥护蒋介石的。实际上，林彪到苏联养病，蒋介石也很关注。他在苏联的这些言论，也都由国民党驻苏机构搜集后，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所以，林彪到西安以后，蒋介石有个电报给胡宗南，说林彪在苏联的时候，发表的公开的言论，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有可能争取过来，意思是叫胡宗南做争取林彪的工作。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毛泽东叫林彪到西安，对胡宗南打统战；蒋介石叫胡宗南在西安对林彪打统战。所以，这一段时间，胡宗南与中共方面的关系，就是相互“打统战”。

林彪在西安作短暂停留这件事，很多史料上都不作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也都是一笔带过，可见这个内幕，外界很少清楚，尤其不清楚林彪曾与胡宗南有过一次会见。

熊向晖说，林彪在西安期间，与胡宗南进行了会谈，但是熊没有参加，会谈的内容，熊更不清楚。

熊后来听说，胡宗南向林彪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这是胡宗南与林彪会谈的大致情况，是冠冕堂皇的部分。

但在私下，胡宗南对林彪的态度起了很大变化，对林彪表示轻视。胡宗南对熊说，到西安称胡宗南是学长，希望学长给他指示。胡宗南说,他是共产党的方面大员嘛，让我给他指示？

临末，林彪送给胡宗南一个皮挎包，是苏联带回来的，胡宗南不要,把它转给熊向晖，说:这样吧，你拿着吧。熊对他说：我也不要共产党的东西。最后，熊把这个皮包给了勤务兵。

熊向晖说，林彪还是不懂国民党的作风。这一点，只有周恩来最清楚,研究得最深，董老在汉口跟我谈话，传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其中第三点，就是讲“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他跟胡宗南的第一次见面，表现就是“略骄”,就是“亢”,结果，反而引起胡宗南的重视。

熊的“略骄”和“亢”,并不是由于熊事先了解国民党的作风，也不是因为熊事先了解胡宗南的为人特点，而是因为熊这个人的性格，原本就属于比较傲的类型。

蒋南翔向周恩来、董必武介绍熊的情况时，就说熊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

熊与胡宗南第一次在武昌见面，采取“略骄”和“亢”的方式，的确有点冒险。不过，事后想想，完全是熊的性格使然。

因为，范长江曾经说过，胡宗南这个人“有点奇怪”；而熊第一次看到胡宗南的时候，看到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这就引起了熊的逆反心理，临时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因为，熊当时对李芳兰也感到不满。老实说，熊当时采取那种方式,也带有点恶作剧的意味。那个时候，他真是年轻，没有想到那么多，结果歪打正着,一击而中。

林彪没有直接与国民党高层人物打过多少交道，后来，林彪1942 年 10月到重庆去见蒋介石，有周恩来陪着，情况就不一样了。

林彪到重庆后，一批黄埔学生宴请他和周恩来。这件事，时任蒋介石的情报参谋，黄埔 6 期学生唐纵在他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的日记中有记载:

“(1942年)10月17日。晚上康兆民、藤俊夫宴林彪、周恩来，约贞夫、介民、我作陪，彼此均谈黄埔关系。林彪表示中国之伟大，建国条件之优厚，比任何国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义、委员长、团结、不左不右的行动。并称，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枪造反，今日形势不同了，非有飞机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国。林彪黄埔第 4 期毕业，时任 115 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医病，今年始回国。据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 40 余，望若 30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在这里，唐纵用了“言谈审慎”4个字，可见是受了周恩来的指点。

康兆民即康泽，字兆民，黄埔三期生，复兴社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战地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藤俊夫即滕杰，字俊夫，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复兴社高干之一，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办公厅主任、战干 1 团政治部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

贞夫即张镇，字真夫，贞夫可能为笔误；张为黄埔一期生，时任国民党宪兵副司令兼宪兵学校教育长。介民即郑介民，黄埔 二期生，军统特务头子，时任军令部二厅副厅长，主管军队系统的谍报参谋业务。

唐纵是黄埔六期生，出身于军统特务，时任侍从室第 6 组(情报组)少将组长，主管国民党情报业务。

张镇、郑介民、康泽、膝杰、唐纵,分别代表黄埔 一、二、三、四、六 期，黄埔五期的势力比较弱，所以康泽没有请五期的代表。

这一次有周恩来陪同，林彪“言谈审慎”。所谓“言谈审慎”,也就是没有讲不得体的话，开始老练了。

国共黄埔学生的接触与交往，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接触与交往，是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重要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除与林彪有过会见以外，还会见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高级将领。

熊向晖不记得胡宗南是在哪一年会见朱德的了,但记得会见的地点就在西安东仓门1号，在餐厅里面的办公室兼会议室。

胡与朱德谈，让熊就坐在外面。他说，让朱德出来一看，我们都有准备的，让熊坐在外面,是为了做记录。

胡貌似虚心地问了朱德许多问题，问八路军怎么打仗？从战略、战术到战斗，一直到动员民众。

谈完之后，胡说，哎，我都摸清楚了。

和彭德怀也谈过一次，两个人是在华阴谈的，他对彭德怀相当佩服，与他也谈得很久。胡宗南说，与彭德怀谈的比和朱德谈的还好。

胡说，彭德怀介绍了八路军把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区分为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游击队。主力军的任务就是机动作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地方军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隐藏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坚持地区反清剿、反清乡、反蚕食斗争，打击汉奸、恶霸和特务；人民游击队就是当地的自卫队和民兵，实际上就是拿枪的人民群众，平时生产，战时就是兵。

胡说，彭讲他们在敌后抗战，发明和总结了许多新战法。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敌人来了怎么办？他们就搞地道战，每家每户挖地洞，然后把这些孤立的洞连接起来，就形成地道；一条条地道再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地道网。

开始，只是为了“藏”,后来再研究如何把“藏”与“打”结合起来，有了各种各样的出入口，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孔，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地道网开展地道战，

听说冀中地区搞得很好，他们发动人民游击队搞地雷战和麻雀战，组织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战法很活。

胡宗南说，他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八路军怎么与日军打仗，怎么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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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40
（21）整顿西北 解决新疆问题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形成了中美联手对付日本的国际大格局。

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调整其“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的十六字方针。

此时，胡宗南的“东御”与“北制”都没有什么变化，从1942年春天开始，胡宗南的主要精力放在西进，即向甘宁青发展，待机解决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辛亥革命以后，新疆表面上“归附民国”，先后执政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均不肯听命中央政府。

尤其是自盛世才 1933 年执政以来，利用外力苏联的军事支持，击败了新疆境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统一了全疆，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比他的前任杨增新、金树仁更加远离中央政府，独立的野心更加明显，步骤不断加快。

1938 年秋，盛世才访问苏联，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0 年 11 月，盛世才又与苏联秘密签订了为期 50 年的《新苏租借条约》，里面许多条款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

1941年初，盛世才还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加盟苏联，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据说，斯大林考虑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没有同意。但新疆在盛世才的挟持下，图谋脱离中国的危险，始终存在。

曾两次参与谈判解决新疆问题的孙越崎回忆说:“当时，整个新疆除了督办公署前面广场的旗杆上挂了一面国旗外，其他地方挂的都是五角星红旗;新疆各处都挂着盛世才的标准像,不少地方也挂斯大林像。”

孙越崎称盛世才是“名副其实的‘新疆王’”,但是，盛世才与西北“回马”政权、山西王阎锡山等军阀头子不同，新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不纯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引入了国际因素，与中苏关系牵涉在一起。

当年，盛世才请苏联派了一个红军加强团，即所谓“红八团”，帮他驻守在新疆的东大门哈密市，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如果要以军事手段介入，势必要与苏军这个加强团发生冲突。

而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继而进行抗战，既无暇，也无力对付盛世才的独立倾向，好在在表面上，盛世才也一直没有公开宣布独立，新疆名义上仍是中国的一个省区，新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派有常驻代表，叫张元夫，负责盛世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盛世才同苏联关系的逆转，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突然以“闪击战”进攻苏联，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处境被动。

9 月间，德军就推进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速度很快。盛世才担心苏联一旦垮台，新疆失去外援，自己会被蒋介石趁机解决。

盛世才在新疆经营的时间很短，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他主要是依靠苏联，巩固他的统治。苏联不行了,他就危险了。而且，盛世才并不信任斯大林，怀疑斯大林只是利用他，将来总有一天要把他搞掉。

盛世才分析形势，认为此时他该转向了，他曾私下向亲信交代：

现在，德苏战争在苏联境内进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道，即令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地援助新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三民主义，准备接近中央。

由于新疆在重庆一直派有代表，盛世才要与蒋介石联系，并不困难。另外，盛世才还有一个联系渠道——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朱绍良是盛世才的老长官，盛世才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北伐后回国到南京，在参谋本部工作，都是经朱绍良介绍的。

而且，盛在参谋本部任职期间，就住在朱绍良的家里，兼做朱的女儿的家庭教师。后来，盛感到在参谋本部不甚得意，辞职跑到新疆，到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手下任上校参谋。

盛世才接近中央，一方面通过重庆代表与蒋介石联络，一方面也走了朱绍良的路子。

据说，盛虽出走新疆，但始终认为朱对他有恩，一是朱当初曾推荐盛晋升少将，虽未批准，但盛心怀感激；二是盛赴新时，朱曾馈赠旅费,盛亦铭记在心。

盛通过朱绍良居间穿针引线，熟门熟路。从名义上说，新疆属于第八战区的作战区域，他向朱绍良输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蒋得知盛世才有意“内向中央”极为重视。此前，蒋对苏联势力在新疆的增长，一直十分警惕，多次警告苏方不能同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

但当时蒋苦于力量不够，并且在苏联援助中国抗战、通过苏联牵制中共方面，有求于苏联的地方很多，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对新疆采取行动。

现在，蒋介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解决新疆问题。

早在1941年 10月，蒋就下令组成西北党政考察团，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团长，名义上是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政情况，实际上做作控制河西走廊、压迫新疆的战略部署第一步。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对苏外交采取了强硬立场，表明了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抗战初期，苏联曾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和援华航空运输队，配合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兰州就曾建有苏联空军基地，苏德战争爆发后，这批援华空军陆续回国参战，以前苏联飞机飞入甘肃空域，有不经过中方许可的默契。

1942 年1月初，一架苏联飞机未经中方许可，飞人甘肃上空。蒋得到报告后，下令将飞机扣留，要求其保证以后不得发生未经中方许可，飞人中国国境的事件。

这是向苏方表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问题的立场绝对不含糊，也是向苏方表明中国政府对解决新疆问题的态度。

同时，蒋介石一方面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出面游说；一方面是进行军事威慑，由胡宗南调动部队进驻河西走廊。

这是胡宗南战略任务的一次调整，即在继续“东御日寇,北制共匪”的同时，把战略重心放在西进上，优先落实贯彻“西防苏俄”的战略方针。

这样一来，东、北、西三方面，都成了胡宗南的战略正面，经蒋介石批准，胡宗南开始扩军：由1个集团军扩编为 3 个集团军，在原来第 34 集团军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第 37、38两个集团军。

3 个集团军成立之后，胡宗南也升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本人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兼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驻地陕西关中，辖第1、第 16、第 90共三个军。

陶峙岳任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驻三原，辖第 36、第 57、第 80共三 个军。

范汉杰任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驻甘肃平凉，辖第3、第 17、第42共三个军。

不久，胡宗南奉蒋命，又成立了第 3 集团军，由李铁军任总司令，统一指挥河西各部队，准备进入新疆。

接着，又在酒泉成立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调陶峙岳任总司令，负责河西走廊地区的警备任务。

为了适应“东御”、“北制”“西进”的调整，蒋介石对西北地区的指挥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

先是 3月份，蒋任命胡宗南兼任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代主任。本来，西安办公厅的主任是蒋鼎文，1942年1月，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调任西安办公厅主任。

但卫并没有到任，在成都赋闲。3月，卫调任入缅远征军司令，朱绍良兼任西安办公厅主任，朱不到任，由胡兼代，实际上是胡主事。

3月23日，胡宗南到五岳庙门街西安办公厅代行厅事，军令部西安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权力，但地位比较高，一般都是由方面大员出任，胡宗南出任代主任，表明他的地位上升了。

此间，蒋介石派蒋经国秘密访问西北，会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进一步掌握“青马”对中央的态度，考察河西地区及甘宁青各省的军情政情。当月，蒋下令驻防原河西武威的骑5军军长兼甘新公路督办马步青调任青海柴达木盆地屯垦督办，率所部退入青海。

蒋经国一直到5月份才返回重庆，蒋经国访问西北期间，熊向晖全程陪同。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令胡宗南的部队加快向河西推进的速度，杨德亮的第42 军、韩锡侯的第 91 军都在这个时候先后由兰州、陕西进入河西。

这时候，胡宗南指挥的作战区域，已经从豫西、关中、陇东，进一步延伸到河西地区，并即将进入新疆。

蒋介石的这些措施，促使盛世才加快了“内附中央”的步伐，他一边与蒋介石、朱绍良秘密联系，一边开始策划在新疆制造反苏事端，表明他的反苏姿态，与重庆呼应。

1942 年 3 月 19日晚，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在卧室之中，被枪手打死。

盛世骐是盛世才的四弟，1937 年，他被盛世才送到莫斯科红军大学读书，1941年冬毕业回到新疆，回国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送他一支手枪和一顶红军军帽。

这个人的思想比较进步，与中共的关系也不错。回国之后，经过盛世才的批准，他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会见三次，据说每次都谈得不错，他本人讲“每次均非常高兴”。

盛世骐死后的第二天，《新疆日报》就登出消息，声称这是“国际大阴谋”,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蒋介石也立即作出反应，三次召见张元夫，对新疆的局势表示关注，对盛世才的举动表示支持。

蒋还表示：中央政府准备派 3 个师进驻新疆，并提出派专机接盛世才来重庆面晤等谈判条件。

4月下旬，张元夫带着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返回迪化。

5月上旬，盛世才派他的五弟盛世骥为代表，与张元夫同机飞渝，代表盛世才谒蒋，商谈新疆“还政于中央”的问题。

此间，盛世才致信斯大林、莫洛托夫，指控苏方在新人员，参与刺杀盛世骐案，要求苏方派员参加侦讯。

6 月份，熊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送到重庆，从重庆回到西安以后，了解到胡宗南部队的这些战略动向后，及时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6 月 27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致电盛世才，通知将派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赴新,“专为办理独山子油矿及其他各重要问题”。所谓“其他各重要问题”,就是指“盛世骐案”。

据说，此前苏方从未派过外交部副部长一级的高官访新，现在突然派出这样一个大人物，盛甚为惶恐，不知如何对付。

第二天，他以特急电致蒋，要求蒋速派经济部长翁文灏来新谈判，并请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与翁同机来新。因为“朱系职旧日长官,又系职之旧友”,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与朱面商，并请朱返渝报告。

于是，蒋写了一封致盛世才的亲笔信，于 6月底派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司令毛邦初、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龚学遂、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人，先飞兰州，会同朱绍良之后，再飞酒泉，偕同玉门油矿总经理孙越崎，于 7 月 1日飞往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这就是所谓朱绍良的“四飞新疆”。

这一行人中，翁文灏、孙越崎准备与苏方商谈接办独山子油矿事宜，独山子油矿为新疆与苏联合办。而毛邦初是利用这架专机，试航迪化飞南疆，再转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国际航线。龚学遂、何竞武是准备与盛世才商谈修筑新疆到兰州的公路问题。

只有朱绍良，是专为谈判盛世才投蒋的问题。据说，蒋当时委朱绍良以解决西北问题的重任，并对朱说：是你放走了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就一日不能离开西北。

蒋在由朱转交盛的亲笔信中，对盛说：“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

逸民是朱绍良的字，蒋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盛的一份政治上的保证书。

当时，盛的最大顾虑是投蒋后，会被秋后算账，朱绍良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很特别，这就是他的女婿，盛世才当过他女儿的家庭教师。

现在，朱绍良带着女婿去见盛，可以引发盛的怀旧情绪，拉近双方距离，增加亲近感，由此可见，朱的心机缜密，用心良苦。

朱绍良赴新后，即与盛世才开始秘密谈判。就在朱、盛谈判期间，7月 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晋见蒋介石，报告盛世才过去投靠苏联的经过，并声称，最近盛、苏反目，盛在新逮捕苏方工作人员，要求蒋对盛予以制裁等等。

会见时，潘大使还向蒋面交了一份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7 月 3日致书盛世才的原函，其中，揭露盛世才投靠苏联的几件具体事实：

1934 年，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渐及于陕甘各省；

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力主援张；1941年，建议新疆脱离中国，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

“凡此种种,均属莫大错误,已为苏联劝阻。”莫洛托夫在信函中，绝对否认苏联驻新总领事及苏军驻新军事总参事，有刺杀盛世骐的嫌疑，这说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苏方的这个举动，加快了朱绍良与盛世才在新疆的谈判进程。所以，潘友新见蒋的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0日，朱绍良把翁文灏等人留在新疆，一个人返渝，向蒋报告新疆谈判内情。

孙越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朱绍良与盛世才密谈结束后，带了一麻袋的文件，乘飞机离新返渝。临走前，朱说：天气这么热，到重庆见蒋委员长，要正式穿上军服，不好过”。

7月12日，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副参谋总长程潜、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张治中等高级将领，围绕“苏联与新省问题”,研拟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

《方略》认为“苏联有吞并之阴谋，及足够之武力，但在国际现势上，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

何应钦等人判断：盛世才对苏关系破裂后，惧怕苏联威胁,“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持使苏联有所顾忌，不致公然发动暴力行为”

《方略》建议:“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疆主权。惟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备，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故目前依政略之运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候机再确实控制之”。

《方略》提出按“现在过渡时期”与“收复主权时期”两个阶段推进“西进”政策。

“现在过渡时期”规定：

(1)对苏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疆采取断然行动。

(2)维持并利用盛世才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增进盛对中央的信赖，使新疆逐渐中央化。

目前需要实施的措施有：

随时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使苏联有所顾忌，巩固盛世才内向之信心；

征得盛世才同意后，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秘密进入新疆工作；

经济上予以所要之援助；

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直接之压力；

以保护油矿区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

给予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

(3)军事上之准备：

以保护油矿区之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约精练之一师)；

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中央军一部于该地；

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 5军尽速驻进该地，并在经费上予以所要之协助；

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

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收复新疆主权方略》重点在军事准备，认为“收复主权时期”应在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国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期，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包括撤退驻新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

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必须谨慎、有步骤地进行。

大概在 5 月至 8 月间，胡宗南得到军令部关于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说日本已集中 75 个师团，150 万人，准备向苏联进攻。

其中，关东军 40 个师团，伪满军15 个师团，由鄂豫皖抽调 10 个师团，均部署在满蒙边境地带，待命而动。

这个材料，并由军令部向美国进行了通报。有关情报上还说，日本已在东北实行征兵制，18岁至 35 岁的男子均在被征之列。

蒋命令胡宗南注意国际情报，特别是收听东京同盟社的莫斯科广播，因为日、苏关系的走向，涉及新疆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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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0 01:42
（22）密报西安军事会议

1942年9 月1日，蒋介石自武威飞兰州，随即又飞宝鸡，然后，乘专车回西安，筹备召开长江以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涵盖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第八战区，以及江苏、山东、河南沦陷区，主要的目的是整军，实际上是裁减杂牌军的势力，还有就是生产自救，解决军需问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没有来，派来了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做代表。王靖国是第 13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是第 7 集团军总司令，梁化之是二战区政治部主任，他们 3 个人都是阎锡山的核心组织“同志会”的驻会高干，阎锡山把他们一起派来，表示对这个会很重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俩人都来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忙于处理新疆问题没有来，让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代替出席。这也是提高胡宗南的地位。

与会的军长以上将领一共 160 多人。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都派代表参加。贺耀组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担任这笔军事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会务安排，张治中这时已转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西安军事会议1942 年 9 月 6 日开幕，10 日上午闭幕，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每日都到会，听取各战区各军师长报告，会餐训话。

蒋在会上一共发言 11 次，态度温和，词意沉痛，异于往常。

蒋在开幕词中说:“这次我来西北，获益甚多。视察各部队以后，使我对日后布置反共计划，能够有实际的参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建军，办法是‘裁减大单位,充实小单位’,这个口号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等于过去的军阀”。

蒋把裁减合并大单位，充实小单位，叫做“紧缩政策”，对杂牌军进行裁并，整顿层层复杂的敌后游击队。

蒋在会上还指示:“今后，我们战略上以军为单位，就是以 3 个师，对抗日本的1个师。以这个思想布置战斗。其次，要向敌后发展，寻找敌人的空隙，特别是日军调走，伪军接防之地，钻敌人的空子，积极发展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他说:“目前，军队一个师，打不过日本军队的一个连，徒有其名。士兵缺额多，有的好的是七分之一，严重的是三分之一。作战时，报告的伤亡数字，超过实际数字。逃亡率、死亡率过大，也是训练不好的过错。军官贪污腐化，无人纠正。军纪败坏，无人过问。中国目前的现象，正如同历代亡国时期一样,值得警惕啊!”

9月6日，蒋在训话中讲道:“虽然我们现在对外还有飞机和汽车可以运输，但1架飞机能载重多少？普通 1 架飞机最多只能载重两吨，1 架‘空中堡垒’亦至多只能载重四五吨，而从前一个很小的轮船至少能载 3 000 吨，现在 100 架最大的飞机，1天最大只能运 300 吨，还要经过很远的航程，至于汽车的运输又是怎样呢？从前 ，1列火车可以载重 500 吨，现在 1 辆汽车只能载两吨，最多 3 吨。这就是说，现在 200辆汽车，还抵不过从前一个火车头所拉的吨位”。

因为交通运输困难，前线急需的物资不能及时运到，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在会上，蒋介石不准报告供给(情况)，也不准报告困难，不准要求补给，只准报告心得。

他要求前方各战区对于前方官兵的粮食、被服两项都要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要求前方军事干部，尤其是高级将领总司令、军长、师长自己来兼任经济、交通的干部。

这是因为，河南发生了有名的1942灾荒，第一战区各部队供不出粮食，许多队伍每天只吃一顿，没法维持，所以要撤销杂牌军。

这个时候，西安各个粮仓被西安军政机关强迫征集，蒋介石还把河南的 500 万包军麦征收任务减少到 300 万包，但是，另外给陕西、甘肃各增加 10 万包。同时，把河南汤恩伯部队调到第五战区，减轻第一战区的负担。

蒋介石号召军队要自力更生，高级将领要亲自抓经济，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从抗战爆发，到西安会议时，已经5 年多时间了，战争消耗很大，军队后勤保障发生严重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补给线相继被日军切断，援助几近枯竭，1942 年5月，美国空军开辟驼峰航线，但补给数量有限，每月空运多则 1 万吨，少则数千吨，难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

加之中国的战时财政一直搞得不好，到抗战中期就已经陷入危机，物质极度匮乏，部队供应日趋恶化。

所以，为了解决部队供应困难，许多部队不得不“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解决供应问题。

开始是做生意，先是从驻地接近海岸的部队开始，后来发展到驻地接近敌伪地区的部队，实际上就是走私贩卖。上头也知道，但是由于供应跟不上，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但是，能够做生意的部队毕竟不多，做不成生意的，就开辟集团农场，创办公营工厂，甚至组织军官家属工厂，这样对减轻军队负担，也有些好处。

到最后，即使是前线部队，也已经开始利用战斗间隙，种植棉花、稻麦，纺纱织布，自制鞋袜，改善生活。

胡宗南的部队也搞生产自救、自力更生。1941 年，胡宗南就指示七分校成立了一个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来领导生产自救的工作，让该校经理处处长汪维垣抓这个事情。

当时，七分校有 2 万多学生，另外还有7 千至 8 千多拖儿带女的教官和教职人员，生活很苦，军饷最困难的时候，连七分校、战干4团的伙食都接济不上。

于是，汪就成立了一个生产事业管理处，办农场、磨粉厂,窑厂、木厂、鞋厂、毛巾厂和办交通车等，对军官及眷属生活日用必需品，实行凭卡供应。

当时，曾有财经幕僚向胡建议：向蒋申请在西安筹建“西北垦殖银行”,发行纸币，以纾解军队经费困难，这说得好听，实际上是嫁祸于民，胡宗南没有听他们的。

军队做生意、经商、办工厂，虽然对减轻部队困难有些好处，但也最容易产生营私舞弊、走私贪污、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军队有枪杆子，他们要做坏事，社会上不敢问，也不敢管。

9 月 9 日，针对当时军队经商、营私舞弊日益严重的现象，蒋介石在训话中说:

“本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私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这次会议后不久，1942 年 10 月，军事委员会物资局局长何浩若来西北，他与胡宗南是老朋友，为了贯彻西安会议精神，向胡讲解物资管制的办法，就是收缩通货，加强信用，增加生产，节制消费，主要目的是统制陕西棉花，由陕西棉农在生产前向银行借贷，组织生产。

棉花原定价 300 元 1 担,现在是 1 000 元 1 担，何浩若希望收归政府所有，这样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发生大的矛盾，因为熊斌与银行合作，不愿意限制物资流通。

蒋介石在西安会议上还讲:“共产党注意战场，国民党的军队很多人注意赌场。今后谁要是上赌场，我送他上法场。”

蒋在会上，以痛切的语气，指出当时军队的 12 项坏风气:“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了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接收新兵时作弊，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督察点名，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执行，十二是谎报。”

蒋在会上宣布禁令：第一，军事将领不论阶级高低，一概不准赌博。蒋警告与会将领:“不准赌博，不准吸食鸦片，违反者，就地枪决，先斩后奏。”蒋当场说:“司令长官有权枪毙军长，军长有权枪毙师长。”

蒋在会上说:“今后抗战根据地的重心，已由西南转到西北，应该努力建设西北。甘宁青各省军政进步最大，比较民国二十四年我来的时候，大不相同。”

蒋没有提陕西，实际上是暗示对陕西政治的不满。

蒋说:“过去，新疆盛世才对抗中央，中央派人到新疆去协助，都受到限制。现在全新疆各地方，均飘扬青天白日旗，而各种军事参谋、文化人员，均已派到新疆去了。”

根据蒋介石在西安会议的指示，胡宗南加强甘肃部队的工作，因为蒋介石重视河西甚于关中。

熊向晖说，由于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整军，没有谈到反共，也不公开讨论反共。有关反共的提案，都由审议组交党政组谷正鼎考虑。

大会上，除了阎锡山的代表王靖国的报告中，含有反共的词句外，其他人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王靖国说，二战区的作战，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一方面要对付日本人，极力颂扬阎锡山。

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蒋介石连续接见王靖国几次，详细询问阎锡山的意见，蒋对王靖国比较赏识，因为他曾在蒋介石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过训，印象比较好。

蒋介石只接见了梁化之一次，他是个文人，原先是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还是特务头子，蒋对他看法一般，不如王靖国好。

蒋对王靖国分析抗战必胜的意见，表示嘉许，对阎锡山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不表示意见，阎的看法是：德国、意大利打败苏联，美国、英国打败日本,都是中国之福。

蒋介石对阎的看法，实际上是赞同的，只是不好明说。谷正鼎曾经表示，我们表面上希望盟国获胜，内心里希望苏联失败。

军事会议开幕以后，蒋介石每天早上 5 点钟就开始读各种情报、报纸，他特别注意开发甘肃的水利，计划当年就拨 1 000 万元，用于水利。

蒋这样重视这个问题，可能受了蒋经国的影响。蒋经国 1942 年春夏之间到西北访问，对甘肃缺水的问题，感慨特别深，他认为，开发西北的最大问题，就是水利。另外，蒋还考虑向新疆修铁路。

大会以后，蒋召集一次各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上的会议，讨论制订具体方案，也讨论防共的问题，但现在不发动反共战争。

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期间,检阅了第七分校。《胡宗南年谱》上说“15日，招待西安会议人员参观七分校演习”,时间不对。熊向晖说，不是 15 日，而是9月7日。

当天早上 6 点钟开始检阅，地点就在河西大操场，操场很大，可容纳16 个方队，胡宗南的军乐队有 100 多人。学生总队用的是德国钢盔，差不多有1 000 多钢盔，原来是黄杰的税警总团的。

阅兵总指挥是七分校副主任邱清泉，邱戴着钢盔，抱着指挥刀，骑在马上，驰马趋前，向蒋介石报告，恭请蒋阅兵。

蒋乘着阅兵车，检阅队伍。当时，蒋穿特级上将黄色戎装，脚登高统黑色马靴，戴白手套。

阅兵典礼结束后，就是分列式。阅兵时是横列，分列式就是纵列。前面是10个步兵方阵，后面是 6 个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方阵，最后是战车方阵和坦克方阵。

战车方阵是军官教育队的，坦克和炮兵不是七分校的，是配属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一波一波地从阅兵台前涌过，浩浩荡荡的，确实很威武，很壮观，蒋介石看了很满意，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

分列式结束后，举行扩大的纪念周，蒋亲自主持并致词，他首先对学校的教育成绩表示嘉许，接着要求黄埔学生要保持历史的光荣，奉行亲爱精诚的校训，一生一世以主义为中心，同生死，共患难，实践同志之义，个人要打破生死念头,全校师生，要合体同命，消灭敌人。

最后，蒋以礼义廉耻的重要与实践，训勉全体学生，要效法先烈，学到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的精神和纪律。

蒋讲话大约一个小时，蒋在训话的时候，胡宗南始终以立正姿势，站在阅兵台的右前角，动也不动。

西安会议期间，蒋介石还看了一出戏，由战干 4 团剧团出演，主要演员是戴娅。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演出全剧，就演一幕，是《李秀成之死》,阳翰笙编剧，事先，胡宗南看了几遍，主要看曾国藩怎么处理李秀成，因为蒋介石很佩服曾国藩。

9 月 13 日上午，蒋还召见高树勋、孙桐萱及孙桐萱的老父亲，高树勋是第 39 集团军总司令，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孙桐萱是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原来也属于冯玉祥的部队。

接着，蒋分三组召见陕西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委员、三青团干部，对三青团工作指示事项，第一要改善党团关系；第二要严格防止共产党，使共产党在陕西没有一点活动余地；第三要注意抗属工作，要详细调查，协助慰劳；第四对团员、学生，要注意训练农村知识分子，多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

当天下午，胡宗南陪同蒋介石游览了翠华山，参观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途中，蒋到西安南郊竹林寺祭奠了张季鸾墓。

张是《大公报》总编辑，陕西榆林人，蒋的国策顾问，蒋对张很推崇，以“国士”之礼对待。1942年，张在重庆去世，胡宗南派人把张的灵柩迎回西安安葬。

有关西安军事会议及前后的这些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蒋介石规定，只有战区负责人和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参加会议者，可以记录，其他参加会议的军、师长都不准记录。

所以，熊向晖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他在会议上没有记录，有关会议的情报，他都是凭脑子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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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13
（23）常宁宫别墅

常宁宫在西安南郊神禾塬的南坡上。扶着常宁宫的栏杆往前看，南面就是皇甫村，胡宗南把它改成“黄埔村”,这是他举办“将校班”的地方。

从常宁宫的东门下山，有一条路，就可以走到皇甫村，皇甫村东南几公里远，就是王曲村。王曲村西边有一条河，叫湘子河，河西有一个操场，就是有名的“河西大操场”。第七分校举行集会或者举行阅兵式，都在这个地方。

王曲村东南几公里远，就是青龙岭。岭上的招待所，是胡宗南到第 七分校办公及住宿的地方。

青龙岭向南 10 余公里，就是南五台,也叫“大台”。南五台上的紫竹园，胡宗南每年都有几次到这里居住。

常宁宫是胡宗南专为蒋介石建的别墅，也有说它是蒋的行宫，这是把蒋比作封建皇帝。不管怎么说，蒋确实在这儿住过几次,使常宁宫名声很大。

关于修建常宁宫的过程，外面有许多说法，都不一样，还有说是戴笠帮胡宗南选的这个地方，这是以讹传讹。

熊向晖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实际情况是：1941 年 10 、11 月间，第 34 集团军在皇甫村，分别办了两期将校训练班，每期半个月。

每次办班，胡宗南都亲自去主持，开学之前，胡带着熊向晖，先住到那儿去，早上一起来，他们爬山，就是爬神禾塬。

当时，塬上没有人家。有一次，他们爬到半坡，就是现在建常宁宫的那个地段，看到有座破庙。

他们走过去一看，是一座土地庙，很小，已经倒塌了，但还有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常宁宫”三个字，牌子不大，大约 50 厘米长、20厘米宽。

胡宗南看了之后，就把牌子留下了，说：很好！就在这里给蒋先生建房子。

原来，早在 1940年，戴笠来西安，就与胡宗南商量：蒋先生要来西安，住什么地方？开始商量住青龙岭，把那里改造一下，给蒋住。在院子里垒上花坛，放几张石凳，院子里栽上花草等。

但是，他们总感到张学良住的地方，给蒋先生住，不太好。

这次，胡宗南发现了这个地方，灵感就来源于“常宁宫”这三个字。胡认为，这三个字的寓意好。

于是就抓紧时间施工，从 1941 年到 1942 年，修建常宁宫花了 100 多万，胡宗南命王炳火、赖辉负责建造，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建起来。

房子建成后，胡特意把原来“常宁宫”的三个字放在上面，房子也取名叫“常宁宫”。

1942 年建成后，蒋介石来西安，就住在这里，房子不大，一间办公室，一 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会议室三间,连在一起的。另外，常宁宫后面是山，开有窑洞，敌机来时，可以躲到里面，比较安全。

胡宗南给蒋介石盖的常宁宫，其实也很简单。现在看到的，基本就是当时的原貌，没有变化。

有的文章说蒋介石到西安时，常宁宫的家具都是向西安一些单位和厂店“借用”的，说常宁宫有席梦思等。熊老说，蒋介石根本不睡软床。

而且，既然能建常宁宫，为什么不能打家具?他认为，写文章不能这么东拉西扯，不顾历史真实。

当年常宁宫是保密的。蒋介石除 1942 年来住过以外,再来就是 1945 年了，1944 年并没有来。

蒋到常宁宫的时候，要坐轿子。但他有时候也走下来，散散步，熊向晖等人也陪着他一块走。

有一次，蒋问熊，你在胡总司令身边工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和我谈谈。

熊略微思索后说道，去年有一次，我和胡总司令从西安坐汽车到华阴，中途在渭南附近，看到路边上不远，有一个白色的独立房子，我们就想去那儿休息下。

走到门口，看到是个保长办公处，进去以后，中间的堂屋，挂着一个匾，叫“仰止堂”。胡总司令一看，觉得很雅，就问保长：这个匾是你写的吗？保长说：不是我写的，是我们师爷写的，我不识字。

胡总司令说：你们师爷在哪儿？保长说：师爷回家吃饭了，马上叫他来。

不一会，师爷来了，他原来是个秀才。胡总司令问：这个“仰止堂”,是不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意思啊？

师爷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一有什么事，就发公文。你比如，现在政府想起来要抓教育，行政院就发公文给各省，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该省遵照一体执行。

各省再发文给各专区，奉行政院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专区遵照一体执行。

专区发文到各县，奉省政府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县遵照一体执行。

县发文到乡，奉专区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乡遵照一体执行。

乡发文到联保，奉县政府多少号令，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一成，仰各保遵照一体执行。

保下面是甲，甲没有办公室，行文到我这儿就止了。所以叫“仰止堂”。

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他也说了一个笑话。

蒋说，四川前几年也有个笑话，说四川省政府通令各县，为加强水上治安，各县普设水上警察局。

有一个县，就复文省政府，说本县无江、无河、无湖、无汐，仅有水井若干口，请免设水上警察局。省政府复文,说“事关通案，碍难照准!”给它打回去了。

这故事也讲得很风趣。当时，蒋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可能是有人通过这种幽默方式，向他反映四川省的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

蒋到西安不久，有一天，他对侍奉他的熊向晖说:“到胡总司令公馆去。”

熊侍蒋坐在后面的车上，前面是警卫车。熊跟司机说，开到下马陵，带校长到董子祠去。

因为青龙岭是招待别人住的地方，当时，李宗仁他们住在那儿，也不好去。

到了下马陵，顺着城墙有个门。事先，汽车司机与下马陵警卫有个约定，如果是胡宗南的车到了下马陵，司机按几下喇叭，如按两长一短等，表示是胡的车子回来了，警卫就去打开下马陵的门，勤务兵就在门口接。

不过，这个约定经常改变，蒋的车子到了下马陵董子桐后，蒋下了车，把胡宗南的房子，内外看了看,又到董子祠后面转了转。

临走上汽车的时候，蒋告诉下马陵的勤务兵,“你告诉胡总司令，就说我来过了”，对下属很有礼貌！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赌风之盛，蒋的训话已不管用了，就在蒋介石讲了“谁要是上赌场，就送他上法场”的话之后不久，熊向晖有一次到时任战干 4 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大中家里去，碰上另外几个人说，今天就在大中兄家设“法场”。

“法场”的意思就是赌牌，他们的行话是“余兴开始”。有人看到熊，担心他会打“小报告”,王大中说：不要紧，彙荃兄没有问题。因为他知道，熊从不打小报告。

可是，在潼关的蒋纬国不管这一套。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上尉连长了，连部还在原来的小学。

半夜里，他起来查号，发现几个班长不在。蒋纬国马上问卫兵，卫兵报告，说是班长在房子后面的坟场里赌钱呢。蒋纬国走过去，手电筒一照，有 4 个班长在那儿赌钱，其中有个班长一见蒋纬国来了，就跑开了，最后也给抓了回来。

蒋纬国马上召集全连紧急集合，说：委员长有命令:“谁要是上赌场,就送他上法场.”这4 个人赌钱，3 个人见到我，没有跑，他 1 个人跑了。枪毙！

尸体抬出去的时候，蒋纬国立正敬礼。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师长报告了胡宗南，胡宗南派熊向晖去处理，熊认为，连长是无权枪毙人的，必须把蒋纬国调走。不然，就有可能闹兵变，那麻烦就大了，于是，蒋纬国就是这样调到西安了。

2003 年11月17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西安专电”:“一份在陕西密存多年的民国要人蒋纬国的档案——《陆海空军官履历表》日前在西安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展示”。

报道说:“这份由蒋纬国 28 岁在陕西从军时用毛笔填写的履历表，字体为蝇头小楷，字迹清晰工整，填表时间为 1944 年 1 月。

据西安市档案馆赵勇介绍，抗战时期，蒋纬国曾随国民党部队驻守陕西华县、潼关一带，期间结识了西安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两人喜结良缘。蒋纬国的这份履历表，便被装订在大华纱厂档案第三卷里。”

这份履历表，披露了蒋纬国到西北以后的职务变迁过程:

“1941年 5月 19日，始任第 1 师 3 团 2 营少尉排长；

同年 6 月，升任 2 营 5 连中尉排长；

同年7月1日，升任中尉连长；同年 9 月，升任上尉连长；

次年9 月，再任为上尉副营长。

“次年 9月”,即 1942 年 9 月，从这份蒋纬国的履历表可以看出，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安军事会议的这一个月，蒋纬国获得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9 月 14日下午，蒋返回重庆，蒋介石临走时，大家都到西安飞机场，蒋纬国也去了。

飞机已经发动了，胡宗南、蒋纬国等都向飞机敬礼。忽然，飞机引擎停止了转动，从机舱里又放下舷梯。

一个侍卫官捧着一包东西走下舷梯，一直走到蒋纬国面前。原来，他拿的是蒋介石的披风。侍卫官把披风给蒋纬国披上。蒋纬国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侍卫官回到飞机上,飞机这才起飞，从这一点看，蒋介石也是舐犊情深。

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后，军事委员会贺耀组、张治中、军需署长陈良、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等还留在西安，还要召开军需独立会议，以建立军需独立制度，防止贪污。

9 月 18日，胡宗南陪同李宗仁、张治中、刘士毅、何柱国、刘茂恩等高级将领，到赤水第78师阅兵，参观营房及各种演习。

第78师是胡宗南的主力师，战斗力强于第1师，也是胡宗南对外展示部队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的一块招牌。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国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美国副总统威尔基已经启程来华，大约两星期左右要经过西安，胡宗南准备欢迎。

威尔基这次访华之前，先是访问了苏联，主要是试探苏联是否与德国妥协。此前，丘吉尔也到苏联访问，目的相同,但没有取得大的结果。

在苏联，威尔基也受到冷淡，这表明苏联对英、美不满，这同英、美对苏、德态度有关。

苏联要求英、美早日开辟第二战场，英、美两国均说还要考虑考虑，他们对苏的态度，也影响到蒋对中共的态度，不愿在对共谈判方面有实质性结果。

美国副总统威尔基从苏联经新疆，于 10 月 7 日到西安，胡宗南陪住常宁宫，傍晚7 时，陕西省政府举行公宴招待，晚 10 时，胡宗南陪同威尔基乘火车东行，8日坐摇车赴潼关参观工事。

但是，他们只到了潼关，没有到第 1师师部所在地五虎嶂，陪同访问的还有蒋纬国，访问时，还参观了蒋纬国发明的战地酒保,就是小酒铺,

蒋纬国出面接待威尔基，不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而且他英语也讲得好，同时也显示蒋介石的儿子也在第一线。

10 月 8 日，胡宗南陪同威尔基来到赤水，对 78师进行检阅、讲话，参观营房，蒋介石这是在用胡宗南的部队显示力量。

8 日下午，胡宗南陪同威尔基返回西安，随后，威尔基飞往成都。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对沦陷区的敌伪政策及国民党特务工作采取了新的方针：

第一、放弃收编伪军，改为只联络策动，让伪军长期潜伏，准备反共，作为内应的第五纵队。

第二、加强对沦陷区的派遣工作，招收沦陷区的党务人员，训练干部，为到东北、河北做准备，同时研究敌伪情况，以及在敌区开展活动的办法。

第三、加强收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学生，举办外交人员训练班，挑选各大学外文优秀学生受训，做美军的联络工作。

第四、加强国际情报工作，令王芃生负责扩大国际情报机构。王芃生以军委会国际情报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将国际情报机构划分为长江以南至缅甸、南朝鲜；黄河以北至平津；东北至西伯利亚这三个区。

接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到西北视察，配合西安会议的贯彻，布置特务工作。10 月 15日，戴笠从兰州到达西安，除布置军统工作外，还结束缉私署的工作。

因为，财政部缉私署在 1940 年成立后，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所以蒋介石下令取缔，并手令中央团部，通令各省三青团，检举贪污走私方面的案件。

10 月 25 日，蒋介石从重庆电报蒋鼎文、胡宗南，准备派 10 万青年进入新疆，胡宗南交待战干 4 团教育长葛武柴积极准备，计划征调 10 万名 14 至 18 岁的青年受训，执行这个任务。

他们准备用 5 年的时间，第一年暂定派出 1 万青年到新疆，不用移民的名义，到新疆后劝使他们与新疆当地的女子结婚，已经结婚的，家属可以同去。招收范围是豫鲁冀各沦陷区，必要时则征派。

《宗南文存》中有移民新疆的具体办法，是胡宗南直接写给蒋的报告。文中说：

“查新疆绾毂欧亚，毗连印俄，为西北国防要冲，徒以地广人稀、民族复杂、政治国防，在在堪虞，长治久安之道，端赖移民，遵照总理在实业计划中之指示，似宜用系统方法，殖民新疆，每一移民，施以训练，俾能以国家民族之意识，与生产工作之技能，在军事组织管理控制之下，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生衍蕃殖，乐业安居，励行民族政策，至移民实施方法，如整户迁移，所需迁移贷金，战时颇难筹措，而正格垦殖，亦易惹起民族纠纷，可行之法，惟有用训练团体名义，招收或征调不满兵役年限之青年，施以特殊训练，逐步迁入新疆，渐由训练而为垦殖，此事经营需时，而初步工作，目前即宜着手进行,期能与向新疆伸展之军事政治力量配合扩展,以完成此艰巨之历史事业，谨拟具移民新疆初步办法。”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表明，他采纳了胡宗南提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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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15
（24）关于胡部实力的情报

西安军事会议之后，对于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以及实力，熊向晖及时向延安做了报告。

其主要内容包括：

胡宗南最精锐的第34 集团军，仍放在河防一带，其作用只在预防日军渡河。

胡宗南当前的主要目的，是放在西进，即向甘宁青发展，其所部第 38 集团军范汉杰部，担任西进的主要任务。

胡所部第 37 集团军陶峙岳部主要对付陕北。

胡认为：西进是与反共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军开入甘宁青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包围陕北的部署，而新疆问题解决之后，就切断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络线。

对于陕北的军事防御，胡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不堪一击。目前，胡的力量部署，不是进攻边区，主要是怕日本从山西、河南进攻陕西。

10 月 19 日晚，蒋介石与胡宗南通电话，要他注意到汉中祝绍周与当地的冲突，胡宗南就派韩锡侯前去调解。

1942 年 12 月间，胡宗南部队的部署情况是：

一、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驻西安，副总司令李延年及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驻陕西合阳。

李延年是山东广饶人，黄埔一期生，所属各军分别驻华县、合阳、韩城等县，任务是警备从潼关到宜川一线的黄河河防。

胡宗南的 3 个集团军中，担任对日作战的就是这个集团军。

其下辖第1 军军长张卓驻华县，第 1 师师长李正先驻潼关五虎嶂，第 78 师师长许良玉驻赤水，第 167 师师长王隆玑驻大荔。

张卓不是黄埔系，他能当上第1 军军长，可能与何应钦有关。他是贵州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担任过陆军步兵学校教育长、陆军整理处教育处长，由军政部“空降”下来。

第1 师师长李正先是浙江磐安人，黄埔二期生，他是第1 师的老人，但胡宗南对他亲而不尊，经常骂他。李正先看到胡宗南，害怕得要命，常常吓得发抖。

第78 师师长许良玉是浙江桐庐人，黄埔四期生，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 3 期毕业。许良玉是胡宗南最亲近的干部之一，这个人练兵有一套，78 师是胡宗南的“模范师”,战斗力强于第 1 师。

第 167 师师长王隆玑是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生。

当时，第1 军及所属各师驻华县、潼关、赤水、大荔一带，以华阴为中心的一个三角区，负责关中东部的黄河河防，拱卫西安及守卫八百里秦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第16军军长董钊驻合阳官园，第 109 师师长陈金城驻韩城薛家洼。

董钊是陕西长安人，黄埔一期生，董的服从性好，胡宗南很赏识他。

109 师师长陈金城是安徽全椒人，黄埔二期生，熊向晖进七分校时，他是熊的第 5 总队的总队长，熊和他有一层安徽老乡的关系，他在担任总队长和师长期间，对熊都很关照。

第 90 军军长李文驻韩城，第 28 师师长王应尊驻合阳南河堡，第 53 师师长袁杰三驻韩城华盛村，第 61 师师长邓锺梅驻宜川薛家园。

这个军的前身，是驻豫绥靖公署直属保安团，1938 年初在河南编组成立。

李文是湖南新化人，黄埔一期生，王应尊是山西阳高人，黄埔五期生，袁杰三是江西分宜人，黄埔四期生 ，这三人都是第 1 师的老人。

邓锺梅是江西萍乡人，黄埔三期生，是从第 2 师出来的。

第90 军负责从陕东宜川到合阳之间的河防线。

第 98 军军长刘希程驻宝鸡凤鸣里，第 42 师师长彭克定驻宝鸡八庙村，第 169师师长曹玉珩驻宝鸡坊磨子。

这个军是1938 年6月由 193 师和 13 预备师编成的。

刘希程是河南唐河人，黄埔一期生。彭克定是湖北人，黄埔二期生，陆大特别班、德国坦克学校毕业，曾当过七分校教育处长。曹玉珩是河南唐河人，黄埔四期生，曾在陆大将官班受过训。

这个军是胡宗南的战略预备部队。

骑兵第3军军长郭希鹏驻陇县，骑兵第 9 师师长张占魁驻陇县，新编骑兵第 3师师长白海风驻甘肃静宁。

这个军 1941 年1月由绥东骑兵司令部改编成立，军长郭希鹏是辽宁盖县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出身于东北军，曾到日本千叶骑兵学校学习过。

张占魁是河南上蔡人，原来是冯玉祥的骑兵团长。白海风是蒙古族，黄埔一期生。

二、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韩锡侯驻三原。

陶峙岳是湘军老将，抗战以后归胡宗南指挥。韩锡侯是河北雄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胡宗南很赏识这个人。

第 37 集团军的任务是封锁边区，所属 3 个军，36 军在长武，80 军在铜川，新编第 7 军在彬县，都布置在边区正面，对边区形成很大压力。

第 36 军军长罗历戎驻长武，其下辖暂编第 15 师师长康庄驻三原，暂编第 52 师师长周嘉彬驻彬县，暂编第 59 师师长盛文驻朝邑五里铺。

罗历戎是四川渠县人，黄埔二期生，曾任七分校办公厅主任。康庄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生。周嘉彬是云南昆明人，早先是张治中的副官，后由张治中送他到德国学习警察，1938年回国后任军训部高级参谋，后来到七分校任副主任，他还是张治中的女婿。

在周嘉彬任 七分校副主任的时候，罗历戎任办公厅主任，周嘉彬少年气盛，把罗历戎当成部下看待，罗历戎受不了。

开始时，罗历戎很不服气，但罗历戎能忍。现在，罗历戎任 36 军军长，成了周嘉彬的顶头上司。这是胡宗南有意识的“磨人”。

盛文是湖南长沙人，北大政治系学生、黄埔六期生、陆大 11 期毕业，原来是天水行营的参谋处长，1940 年被胡宗南要来担任第 34 集团军参谋长，胡宗南也很赏识他。

第 76 军军长李铁军调四川荣昌，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第 24 师师长廖昂驻泸县，第 196 师师长刘超寰驻重庆附近，暂 57 师师长祝夏年驻泸县。

李铁军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是第1师的元老。廖昂是四川资中人，黄埔二期生，后来进陆大特别班4 期学习。刘超寰江西莲花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三期毕业。祝夏年是广东徐闻人，黄埔二期生，他先是陈诚手下，抗战爆发后，归胡宗南指挥。

当时，西南吃紧，重庆震动，把第 76 军调到那里，主要是加强重庆及四川方面的防卫。

第 80 军军长王文彦驻陕西铜川，第 165 师师长何蕃驻耀县，新编第 27 师师长严映皋驻中部，新编第 37 师师长徐保驻宜君。

这个军 1937 年 10 月以第 43、第 97师编组成立。

王文彦是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小同乡，黄埔一期生、陆大 13 期毕业。何蕃是广东兴宁人，黄埔四 期生。严映皋是湖北人，也是黄埔四 期生。徐保是察哈尔怀安人(现属河北省)，黄埔四期生、陆大1期毕业，曾当过七分校的总队长，这个人好赌。

新编第 7 军军长彭杰如驻彬县，暂编第 24 师师长李忠毅驻彬县北村，暂编第 25师师长刘英驻宜川，暂编第 26 师师长蔡鸿范驻正宁。

新编第7军是由东北义勇军、抗日同盟军残部编成。彭杰如是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陆大将官班乙级第1期毕业，曾在卫立煌部任师长。蔡洪范是河南虞城人。李忠毅是北京人。

三、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副总司令丁德隆驻甘肃平凉。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一期生，原为十九路军，参加过李济深、蔡廷楷、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后来离开到黄杰的第 2 师任参谋长，由黄杰推荐给胡宗南，任 27 军军长，曾在中条山区与日军作战两年之久。

丁德隆是湖南攸县人，黄埔一期生,第1师的元老。

第38 集团军各军中，第 42 军面向新疆，第 3 军、第57军驻陇东平凉、固原地区，执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第3 军军长周体仁驻平凉，第7 师师长李世龙驻固原，第 12 师师长吕继周驻兰州。

这个军是从云南出来的，原驻守中条山区，1941年5 月，中条山战役开始后，军长唐淮源率部突围，部队伤亡惨重，弹尽援绝，唐淮源知事已无法挽回，自戕殉国。现任军长周体仁是云南景谷人，傣族，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毕业，李世龙是云南会泽人，吕继周是云南安宁人。

第 42 军军长杨德亮驻河西，第 48 师师长谢义锋正开往河西，第 191师师长罗泽闿驻甘肃庆阳，第7预备师师长严明正开往河西。

这个军于 1939 年 8 月由 191师、48 师和第7预备师编组成立。

杨德亮是云南恩安(今昭通)人，回族，黄埔三期生、陆大甲级将官班 1 期毕业，曾任七分校兰州总队总队长。谢义锋是湖南耒阳人，黄埔四期生。罗泽闿是湖南常德人，黄埔6期生、陆大 11期毕业，曾在军政部及军令部任职。

第7预备师在1939年8月以第 26 补训处的 4 个团合编成立，师长严明是湖南祁阳人，黄埔四期生。

第42 军长期在甘肃驻防，是最早进入河西的部队。

第 57 军军长丁德隆驻甘肃固原，第 8 师师长袁朴兼西安警备司令，第 97 师师长刘安琪驻固原陈家堡，新编第 34 师师长韩增栋驻宁夏中卫。

这个军于1941年 6月，在陕西华县成立，第 38 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兼任军长。

袁朴是湖南隆回人，黄埔一期生，是第 1 师的老人，曾任七分校办公厅主任兼西安警备司令，第 8 师主要担任西安警备任务。

刘安琪是山东峄县人，黄埔三期生。

新编第 34 师于1940 年 5 月由新编第 12 旅为基干，与第 26 补训处第 3 团及陕西保安处第 1、第 3 团编组成立，师长韩增栋是内蒙古东胜人，黄埔四期生。

第四、直属部队：暂编骑兵第 2 师师长马洛驻洛川，炮兵第 2 旅旅长黄正诚驻西安，炮兵第 11 团驻渭南，炮兵第 13 团驻渭南，重迫击炮第 3 团孟中荣驻韩城(2 营驻洛阳)，炮兵第 6团胡正章驻兴平，炮兵第 10 团驻合阳，炮兵第 12 团周雨寰驻西安，炮兵第 56 团驻朝邑附近，工兵第 3 团徐开章驻朝邑，装备兵团第 2 团郭膺驻临潼，铁道兵团黄凯驻西安，交通警卫第 15 支队曹耀章驻兴平，游击第 1 团及第 2 团驻虢镇附近，第八战区第 1 独立挺进纵队王玉民驻蒲城，第七分校教导队驻临潼，第7补给区驻成阳。

胡宗南的部队可以随时调动，西南紧张时，第 1 军就调到四川，警卫重庆去了。

第1军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对它的编制装备情况，熊向晖向延安做过详细报告。

第1 军是攻击军，当时，国民党全国共有4个军，全机械化装备，按三三制编制，每军 3 个师，每个师定员 1 万人。

但是，第1军第 1 师实有9000人，第78师实有8000人，第167 师实有7000人。军直属有 5 个团：装甲车团、机械化炮团、辎重兵团、通信兵团、工兵团，另外一个直属的搜索营。直属部队 5 团1营,定员相当于师，实有4000人。

每个师有 3 个团，每个团有野炮、山炮 12 门、重迫击炮 4门、战车防御炮 4门，本来预备补充英国制造的炮，但是没有运到。

每个团有 3 个营，每个营有 3 个连。步兵连有步枪 60 支、轻机关枪 6 挺、掷弹筒 3 门。每连3个排，每个排有一个榴弹枪，每两个人有 1 个防毒面具。

每个师还直辖 3 个重机枪连，每个连有重机枪 6挺。

第1 军是胡宗南部队装备最好、训练最好、人员枪支最足的一个军，但实有兵额总计 3 万人，缺额 8 千至1 万人。

第 78 师是这个军最精锐的一个师，战斗力最强，第 1 师第二，第 167 师第三。

士兵的军龄，大概都在 3 年以上，年龄都在 35 岁以下，身高在 1.65 米以上。

这些战略情报，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后，对于中共中央了解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力，帮助甚大。

第 1 师在晋南被消灭，原因是陈赓掌握了它的真实战斗力，敢于对它下手。否则,不敢轻易下决心。

中共中央很重视通过掌握一个部队的政治素质，了解这个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所以，对有关这些部队的政治测验情报也很注意。

根据胡宗南的考查，政治测验98％都能合格，他很重视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考查，也经常对部队进行政治测验。

胡宗南对7分校检阅的时候，一个总队站成几排，一排一排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胡宗南会在各排之间来回走动，每隔几个人，他就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比如，他对第一个人说:“你背《总理遗教》”;对第二个人，他说:“你背《军人读训》”;对第三个人，他说:“你唱《黄埔校歌》”。

偏偏有一次，被胡宗南点到唱校歌的士兵，一下子把“这是革命的黄埔”唱成“这是要命的黄埔”,可能是平常这么唱得太顺嘴，关键时刻也改不过来了。

这一下，总队长紧张万分，不知道胡宗南会有什么反应，没想到，胡却说:“好！这是要命的黄埔，黄埔要命，说明他就不要命了。”

1942 年，胡宗南检阅第 1 师第 1 团,进行政治考查时，发现第 1 师把第 1 团 3 营的士兵，冒充为第 3 团，当场大骂师长李正先。因为这个原因，他立即改变了检阅的方式，让全师集合，先训话，然后排成单行列队巡视，每隔四五个人，提一个问题，作为政治训练的考核。

他问:“苏联是共产党的国家，我们同苏联是朋友，因此，我们同共产党也是朋友！对不对?”他要的答案是:“不对!”

第二个问题:“日本、汉奸、共广党，这3个当中，喜欢哪一个？他要的答案是:“都不喜欢。”

第三个问题:“如果日本同共产党一起打我们，怎么办?”答案是:“两面作战!”

还有，问:“我们需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抗战，对不对?”答:“不对，要靠自己。”

问:“抗战建国，抗战的敌人是谁?”答:“抗战的敌人是日本。”

问:“建国的敌人是谁?”答:“建国的敌人是共产党。”

从这些问答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胡宗南有什么思想，他的想法很明确，抗战时期是与日本作战，建国时期的敌人是共产党。

这也表明，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胡宗南反共的理念，始终没有改变。

熊向晖报告的这些战略情报，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南战役、陕北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胡宗南部队的士气和素质，还有这么一个材料，1943年，法币贬值。《胡宗南上将年谱》(第 143 页)上说，是时最困难者为法币贬值，物价昂贵，官兵薪饷，部队公费与物价不能平衡。

2 月 1 日，公在 98 军，2 月 7 日，公在 47军开会，据报告，二等兵月饷 50 元，一等兵 60 元，上士 100 元，草鞋费 50 元。

陕豫士兵不习穿草鞋，而布鞋每双最低 350 元，士兵须积 4 月之饷，方能购布鞋 1 双。

副食每月 350元，每日平均不足 12 元，而白莱 1 斤 30 元，豆腐等每斤各 20 元，士兵伙食经常无菜，官长自营长以下，亦皆与士兵同伙，眷粮未发，有眷官长每不能存活。

各级部队办公费尤感不足，连月需 5 000 元，仅发 1 500 元；营需 6 000 元，仅发 2 000 元；团需 25 000 元，仅发 8 800 元(赖汝雄军团又少 800 元,不知何故)；师需 100 000 元,（此乃 40 军提出数目，赖军只提 50 000 元)仅发 20 000 元；军部需 200 000 元，仅发 80 000 元。

因此，全军月亏公费 130 万元以上。

第 1 师官长亦言:“二等兵月饷 50 元，买线补衣，犹嫌不足。士兵社会地位，同於乞丐，兵源何自充裕?”“公于去年在渝呈明士兵生活未解决，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数度请于中央，而军政部竟无以解倒悬也。”

他们自己都承认“士兵社会地位,同於乞丐,兵源何自充裕”,这就把当时国民党部队的士气与战斗素质问题,都说清楚了。

《胡宗南上将年谱》见 123 页)还说了一件事，1943年，章士钊、杜月笙曾到西安,“慕名来访”,胡皆款接以礼。

章并作一首《临江仙》词颂扬他，原词是:“部曲柳营百万，宾游代谢三千，登坛威重人门便，英雄多本色，韬略自先天！君是天南一桂，我来剑外兰年，相逢恰在茂陵边，忝为长揖客，未敢议燕然。”

章士钊称胡宗南是“英雄本色”,“天南一柱”,评价很高，章词后来还在重庆发表。

张佛千也在《我追随胡宗南》(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一文中回忆，章士钊在西安期间,曾写了一副赠胡的对联，写的是杜甫律诗中的腹联:“指挥能事迥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这也是称颂之词。

此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 1942 年访问西北，在西安呆了一个多月，多次提出要见胡宗南，但是胡宗南没有见他。

据张佛千分析，胡故意不见，表示他没有政治野心。胡政之与张季鸾不同，张季鸾是报人，胡政之已经不完全是报人了，有点政客的味道。

而对这种人，胡宗南并不感兴趣，一般情况下，胡不大照相，也不大接见记者。

胡政之回到重庆，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西北纪行,其中提到:“可惜誉满西北的胡宗南将军，此次憾未能识荆!”于是，胡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这样一来，胡文之憾，加之章词之誉,迅速传遍了重庆的政治圈，胡的政治身价，更是扶摇直上。

杜月笙到西北，是孔祥熙督促他来的。抗战期间发展生产，特别是与工合合作，与卢广绵合作，但是后来没有搞成，杜不是直接到西安，是先到宝鸡，再从宝鸡坐车来的，招待他住在何竞武的公馆，没有多久，就走了。

对国民党的元老，胡很尊重，陕西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陕西，胡宗南对他非常恭敬，对张继也是一样。

他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也很尊重，有人形容朱绍良是“伴食宰相”,熊向晖认为不是这样，他说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战略眼光，对胡宗南很放手，不专权。

胡宗南对吴允周、於达等部属，也都很关心。应当说，和胡宗南矛盾最大的是陈诚。但是表面上，陈诚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也去参加他的活动，他感觉，陈诚似乎觉得他捉摸不透。

1939 年到1940 年之交，熊向晖刚当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不久，有一次,胡对熊讲:

昨天，程颂云(程潜)同蒋铭三请我吃饭。蒋铭三当面就对我说,“宗南兄，你是个阴死鬼”。我就哈哈大笑。为什么说我是“阴死鬼”呢？就是因为他不了解我的企图。

熊对胡说：这是不是莫测高深啊？

胡说，是有这个意思,“兵者,诡道也!”

他说，还有人背后骂我是流氓。其实，我没有财产，什么叫流氓呢？家无寸土谓之流，亡命之徒谓之氓。

1943年，美国开始援助中国，当时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是“黑寡妇”,善于夜间作战。1943 年、1944 年间，西安也有了美国大兵，街上有卖美国军服的，美国香烟也流行起来。


美军在西安训练中国军队气象资料收集与分析技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接待这些美国人，胡宗南在副长官部成立外事科，由燕京大学毕业的马蒙当科长，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还过来指导，如何招待美军。

美国兵一来，胡宗南也忙起来。《胡宗南上将年谱》记载,1944 年“公接待中外宾友甚众，凡至关中者无不访公，公皆接待以礼。元月 28 日，韩国光复军李承晚来陕，公设宴欢迎。夏季，俄顾问回国，设宴送别。5 月间接待美英记者团，12月 25 日，邀宴美国军事考察团，及陈纳德将军空运指挥官司各特·百里及美大使馆芮秘书等；同日，公宴美英空军陆军人员 250 人于中正堂，公致词欢迎。”

李承晚后来在 1948 年被美国扶植成南朝鲜总统。

此时，胡宗南的部队成为蒋介石用来向国际展示的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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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28
（25）“闪击延安”的阴谋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讲:“现在不发动反共战争。”他是讲“现在不发动”，并没有说将来也不发动。

当时，蒋介石与胡宗南需要实施“西进”战略，集中精力解决新疆问题，顾不上发动反共高潮。

但胡认为：中央军开入甘宁青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包围陕北的部署，而新疆问题解决之后，就切断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络线。因此，西进是与反共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胡宗南需要摸清延安、边区及山西地区中共军队的部署情况，除特务头子刘大军、刘庆曾加紧活动以外，胡宗南决定派胡公冕前往延安公干。

胡公冕是中共党员，在黄埔及东征时期，当过胡宗南的上司，而且还提携过他。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国民党以反蒋罪逮捕关押，经邵力子等人力保获释。

抗战前期，胡公冕受胡宗南的礼遇和关照，在甘肃平凉、临洮、岷县等地任专员，因受到反共顽固派谷正伦的排挤，他辞职到西安赋闲，被胡任命为第34集团军参议。

1943 年初，胡宗南向胡公冕提出，要他去延安访问并建立联络机关，胡公冕觉得：只要同行人员由自己挑选，就不会上胡的当。并以此作为去延安的条件，向胡宗南提了出来,“当时他答应了”。

于是，胡公冕便挑选了曾当过他的秘书的程海寰、曾在他手下当过科员的唐治平、中共地下党员林壮志等几个可靠的熟人同去。

可是，就在胡公冕临行之前，胡宗南突然通知胡公冕，说侯声也和他同去，并要他也去太行山区走走。

侯声是国民党特务，曾任特务团团长，当时是预备第 8 师副师长，他可以从特务的角度，实地了解延安的情况，同时也监视胡公冕的行动，

胡公冕见胡宗南说话不算数，当即说:“你既食言,我也不去了。”但胡宗南仍坚持要他去，说电报已经打出去了。

胡公冕到延安还另有想法，准备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当然不愿带一个特务同行，但胡宗南早就想到这一点，临时通知胡公冕有侯声同行，造成既成事实，迫胡公冕接受安排。

于是，胡公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商量，八办的同志说：你去好了，侯声去亦无碍，你到延安时把这情况讲一讲。

3 月 30 日,胡宗南找胡公冕、侯声谈话、做指示，熊向晖在场做记录。他指示：到延安后，在人事上以胡公易作主持，侯声作为声援，带的人越少越好，以免泄密。第一，要考察延安经济为何能自给自足？第二，要考察文化如何配合军事?第三，在军事上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的人物？第四，教育的素质？第五，如可能，了解关中、河南、甘肃共产党的组织情况；第六，要着重联络共产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要多了解彭德怀的情况。

同时，在延安不宜多停留，大部分时间应注重放在河东、晋西北、晋东南与河北。

到了延安，胡公冕把以上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和李富春，并谈到如何能使胡宗南拆除封锁线和加强抗日等问题。毛泽东也接见了胡公冕。

接见时，毛批示胡公冕可以设法去重庆直接见蒋介石，说明两党团结抗日的重要和利害关系，并让国民党大可以放心把主力开到抗日前，,延安是不会打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与李富春、叶剑英等具体商谈之后，连电报也没有打，就直接返回西安，准备设法去重庆见蒋。

胡宗南见胡公冤一个月还不到就回来了，又没有去太行山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非常不高兴，便没让他去重庆。

1943年，国际发生了巨大变化，1月，罗斯福、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决定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在北非的盟国军队，并讨论迫使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计划。

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联红军消灭德军精锐 33 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至此，同盟国开始转入反攻阶段。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继中途岛失败后，在持续半年的瓜岛作战中，进一步遭受惨败，已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

在中国战场，1943年上半年，八路军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发动的反“蚕食”、太行山区八路军发动的反“扫荡”、新四军华中各部队及苏浙根据地开展的反“清乡”斗争等，都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滇西战场、鄂中战场、鄂西战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同时，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在赣、湘、粤、滇等地的空战中击落日机49架，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开始丧失。

因此，国民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基本判断，认为打败日本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在敌后解决中共武装。

为了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蒋在舆论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 3月份，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攻击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

随后，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胡宗南指挥的 3 个集团军，除第 34 集团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外，驻三原的第 37 集团军、驻平凉的第 38 集团，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区“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涵盖淳化、桐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的一个重点。

早在 1939 年，蒋介石就曾下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以它们不属于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为借口，进攻关中分区。

抗战初期国共谈判，中共向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学边区 18个县。《周恩来年谱》1937 年7月 18 日记载: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 3 人中择1 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 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

《周恩来年谱》在“所辖 18 县”下作注:“18 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 年 12 月 20 日记载:“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与陈立夫就国共关系进行商谈。

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方面关于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陈绍禹与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共同纲领、对时局宣言以及边区问题的协议条款。

中共提出关于边区的意见：(一)边区范围定为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今甸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 23 县。……”

《毛泽东年谱》对边区的区划问题,也有记载。在 1939 年 9 月 24 日条下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时以及 1937 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1937 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这说明，当时边区的范围是蒋介石同意的，国民党政府也是批准了的，先是 18个县，后来变成 23 个县，但都是只在口头同意和内部会议通过，一直没有书面发表。

边区的 23个县，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各一部分地方。北起府谷、横山，南达淳化、枸邑，西至固原、预旺,东临黄河。东西长 800 里，南北宽900 里，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

中共方面坚持边区政府管辖的范围是 23 县，国民党方面只承认18 个县，不承认 23 个县，因此，这个摩擦从 1939年开始，一直不断。

关于边区政府的区划问题，国共方面后来有过多次谈判。1940 年7月 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中第一项即“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同意包括 18 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9 月初，周恩来将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要求将边区“现在所辖的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国共双方对这两个方案一直没有谈出个结果。

不过，，胡宗南一直想把“囊形地带”拿下来，因为这个地带太重要了。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包围边区，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摆了 19 个步兵军、2 个骑兵军、3 个保安旅、17 个保安队，总共 40 万兵力。

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的封锁线，东沿黄河，南至洛川，东西之线亘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

从宜君到正宁，本是一条东西平行的直线，但是，由于有了关中分区这5座县城，却要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梅邑，再到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这就绕了一个大圈子，向南形成的一个囊形。

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都认为，此地一是便于中共武装进出封锁线南端，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重要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二是便于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是使胡宗南军队增加约 300 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

蒋、胡认为：解决中共问题，首在解决边区问题；解决边区问题，首在解决“囊形地带”。

所以，蒋介石、朱绍良下达《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胡宗南所部的突击方向，就是对“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5 月初，胡宗南开始进行军事调动。5 月 11 日，胡下令第 90 军、第 53 军由河防前线韩城开抵陕北洛川。13 日，第 1 军第 67 师亦撤离河防，由大荔开到邠县，形成闪击关中分区之势。

胡宗南呈报蒋的作战计划是：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 3 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

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之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 7 月勘日(即 28 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

蒋对这个作战计划也有批示，要求“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胡宗南都是把占领“囊形地带”,作为向边区发动进攻的第一步。这时候，蒋得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作战意图发生了变化，决定不再零打碎敲，而是乘此良机，占领“囊形地带”后，立即闪击延安，直捣中共首府，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内称：以各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业已成熟，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向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 月 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要求将中央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 月 22 日，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很快引起国民党的高度关注。

5 月 26 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将在 3 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权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扩大可能，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5 月 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的对共政策，有的主张解散共产党，允许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组织；有的主张统一军令政令后，承认共产党。

会上发言盈庭，莫衷一是，最后决定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一个小组会议讨论对策，国内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1943年5月22日，由于第三共产国际解散，国内的形势立刻紧张起来。

当时，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6月1日这一天，他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

也是这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并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

此时，蒋已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

此后，蒋介石即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 6 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6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回延宜速勿耽搁”，于是，周恩来与林彪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此前，周恩来提出来要回延安，蒋一直不明确表示态度。

同日，张治中告知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讨过对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合法；一为同国民党合并。现只等中共的意见。

6 月 12 日，西安劳动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奉命召集西安 30 余“文化团体”开会(实际到会 9 人)，宣布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事打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假冒“各文化团体”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

电文首述第一次欧战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欧战第三国际解散。“证明马列主义破产”；次述为加强中国团结，应“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张涤非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胡宗南也不清楚这件事，他是搞政治投机，想借此邀功领赏。

实际上，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为了不引起中共警觉，并没有宣传。

1943年,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决战的胜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与美国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力量明显不足。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国内新疆问题已基本解决。在这样一个又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成为蒋介石决定闪击延安的导火索。

1943 年 6 月，是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关键时期，他于 6 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秘密调动部队，作“闪击延安”的准备。

6 月 9 日，何应钦、白崇禧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制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署。

6 月 15 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检阅了驻耀县的第37 集团军。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发动进攻陕甘宁边区，内定由第 37 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 38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

这个时候，胡宗南还没有考虑到调用第 34 集团军，因为第 34 集团军在陕东担任河防任务，那是抗战前线。

洛川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了各项战前准备，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等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洛川、宜川、韩城等地设立野战医院。胡宗南还下令加紧抢修同官境内的咸榆公路。

第 38 集团军是 1942 年 8月编成的,范汉杰任总司令，赵锡光、丁德隆任副总司令。下辖第 3 军、第 57 军和骑兵第 3 军。

第 37 集团军是 1942 年 6 月编成，陶峙岳任总司令，李铁军、韩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第 36 军、第 80 军和新编第 7 军。

胡宗南的作战部署，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第 37 集团军陶峙岳部(总司令部驻耀县)组成关中兵团，从南向北完成战役展开与战役进攻准备；以第 38 集团军范汉杰部(总司令部驻甘肃平凉)组成陇东兵团，从西向东完成战役展开与战役进攻准备。

第二阶段，以陶峙岳的关中兵团共 13 个师的兵力，分别由洛川、同官、耀县和邻县，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关中分区实施进攻，首先歼灭关中分区的部队，攻占囊形地带。

第三阶段：大举向延安进攻，以南线的关中兵团，沿咸榆公路向延安实施重点进攻；以西线的陇东兵团、东线的阎锡山部，以及在边区北面的榆林邓宝珊部，从南、西、东、北四个方面，向延安进攻，合围延安。

其主攻方向，为南面的关中兵团，以犁庭扫穴之势，闪击延安；东、西、北三个方向的部队，以积极行动，策应南线作战，并以空军支援地面作战，达到攻占延安的战役目的。

在这次进攻陕北的军事行动中，胡宗南本来没有考虑动用陕东的河防大军第34集团军。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新情况，打乱了胡宗南的军事计划，不得不考虑动用河防大军了。

6 月下旬，胡宗南返回西安时，第 38 集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该集团军未能按期达成弭平“甘南民变”的任务，正陷在甘南一带，与农民起义军苦斗。

所谓“甘南民变”，是抗战中期国民党一直没有对外宣传的一件大事。

1942年以来，陇南大旱，饥荒遍野，生灵涂炭，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开仓赈济，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生不堪疾苦。

甘南地区饥民在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的领导下，于 1943 年初秘密起事，誓师起义，成立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救国集团军”等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等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影响逐步扩大。

到 1943 年 5 月，武装力量达 5 万余人，活动区域达 20余县，唐纵在 1943 年 5 月 26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祝绍周谓此次甘肃匪情，可谓全是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民反。今日地方精吏，对于征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精吏以此作福，民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历史上唯汉武帝例外。今之抗战,亦应例外。众咸疾首问计，余日终必设法克服此一难关。”唐纵多少讲了一点真话。

当时，祝绍周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后来接替熊斌任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诬蔑“甘南民变”为“甘南匪情”，唐纵不同意，他说“可谓全是民变”。他晓得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后来，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甚至切断了西兰公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都向蒋介石告急，蒋知道不镇压不行了，所以下令胡宗南调动大军，用武力进行镇压，并让朱绍良进行“宣抚”。

《胡宗南上将年谱》对“甘南民变”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胡宗南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现摘引如下:

去年春，甘肃失意军人刘羽，僭称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土豪张英杰僭称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总司令，联合河西回匪马福善、番匪勒巴佛、川北悍匪唐伦，聚众五六万人，倡乱陇南，蹂躏 20余县。

初由地方团队剿办，皆为所败，而地方士绅，复多为匪张目，甚至联络勾结，故匪所至无不获逞。

本年4 月，公曾调李焕南团至岷县剿匪，旋又派暂编 15 师康庄所部入甘，朱长官亦令驻甘之第 3 军及青海骑兵旅等派队会剿，匪公然抗拒，我军或为所败，或迁延观望，致匪焰益炽。

至4 月中旬，匪主力窜至榆中，企图劫夺厝在榆中之成吉思汗灵柩，西兰公路电话中断数日，兰州空虚，城门尽闭，南门外遂有匪“甘人治甘，杀尽南蛮子”标语。

朱长官因命公另派劲旅，重行部署进剿，于是，公决定由河防抽调暂编 59 师盛文所部星夜西开。公并与朱长官商定派第37集团军范汉杰(原文如此，范汉杰时任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为陇南剿匪总司令，盛文兼任剿匪前敌总指挥，第 3 军暂 15 师、青海骑兵旅等悉归节制。

盛率部至邠州，建议必须求匪主力攻击，犁庭扫穴，一鼓歼灭之，方可奠定西北大后方，否则养痈贻患，倘日寇汪逆或共匪从而勾结利用，则我西北大后方如或动乱，影响抗战前途至巨，当蒙朱长官及公嘉可，盛遂率部西进。

公亦命范汉杰移驻天水，就近指挥。匪闻盛将至，敛兵于西礼之间以待之。盛总指挥率部至天水，乃命原剿部队第 3 军之第 7、第 12 师及暂编第 15 师、交警总队、甘青保安团，分别位置于天水、成县、武都、西固、岷县、临洮、榆中、静宁各线，专任堵击，防匪流窜;

而将暂编 59 师区分为 3纵队,以林馥团为右纵队，由天水、甘谷至武山，向南搜索;

温宗良团为左纵队，由天水经成县、武都，向北搜索；自率盛钟岳团为中央纵队，由天水向礼县、西和，搜索前进……

结果，从 6 月 5 日到 6 月 9 日，盛文的暂编 59 师、康庄的第 15 师、吕维周的第12师，在范汉杰、盛文的指挥下，与“民变”力量在西和与礼县之间相遇，双方打了一场十分惨烈的恶仗，“民变”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义军领袖肋巴佛等人，带领部分义军转移到洮河以西的深山密林中，与胡宗南的部队继续周旋。

这样一来，就把战事拉长了，朱绍良、胡宗南原期速战速决，在 10 日内弭平民变，但到 6 月下旬，仍未奏功。

6 月 25 日，义军遭胡军包围,损失很大。《胡宗南上将年谱》上说，包括肋巴佛在内的义军领导人大都被俘。声称“是役始于 6 月 5 日至 7月 15 日，仅 40 日，大小 11 战，毙匪首马福善、肋巴佛以下 1 万 4千余人，俘降匪首张英杰、刘羽、张英魁、常喇嘛、唐伦等以下官兵 1 万 8 千余人，解散胁从 2 万余人，得骡马 3 千余匹，军事委员会奖盛师20 万元”。

朱绍良则谓“自有剿匪以来，无有如此之彻底者”。

其实，“甘南民变”的重要领袖肋巴佛并没有被俘，也没有牺牲。《人民日报》1987 年 4 月 23 日发表康映梅、康应福的文章《爱党爱民典范,民族团结楷模》，副标题是“纪念甘南藏族农民起义领袖怀来仑·肋巴佛遇难四十周年”，说肋巴佛遇难的日期是 1947 年 4 月，并不是 1943 年6月。

《人民日报》的这篇纪念文章说:“义军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挥起血淋淋的屠刀，扑向各族起义群众,通缉肋巴佛等义军领导人。数千群众惨遭杀害，千里甘南乌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

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肋巴佛不得不离开甘南，北上宁夏、陇渭等地，一方面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一方面寻找共产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 4 月，肋巴佛在去延安的途中，因发生车祸，不幸遇难，时年仅 31岁。

“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了，但胡宗南镇压“甘南民变”的行动，完全打乱了闪击延安的计划，第38 集团军进军甘南，本来计划 10 天，速战速决。任务完成后，再参加进攻边区的行动。

初期，胡宗南、范汉杰、盛文等人都没有把甘南农民起义军放在眼里,以为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是，没有想到义军很顽强，胡宗南的部队久战不下，从6月 5 日,到 7 月 15 日,前后打了 40 天,才暂告平息。

这样一来，第 38 集团军参加进攻边区的行动计划，便受到严重影响。因为 6月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以后,内定由第 38 集团军协同第 37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到了 6 月下旬，第 38 集团军仍然陷在甘南战事之中，原来由第 38集团军协助第 37 集团军攻占“囊形地带”的计划，显然难以执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宗南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抽调担任河防任务的第 34 集团军所部第 1军、第90军执行攻占“囊形地带”的任务，与第 37 集团军一起，闪击延安。

第 34 集团军的位置在陕东，要执行攻占“囊形地带”的任务，就要从陕西东部和西部，开赴关中分区，很容易暴露行动。

为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

关于胡宗南进攻边区的计划，唐纵在 1943 年 6 月 29 日的日记也可以佐证:

“胡副长官复委座手启条机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

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7月堪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奉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观此，可见周恩来、林彪此次回陕北之行，有决定其命运之严重性。”

调第 34 集团军执行攻占边区的军事行动，必然造成河防空虚，这在军事、政治上都是一着险棋，但蒋介石、胡宗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决定冒一下险。

从 6 月底开始，第 34 集团军的一部分先遣人员和重装备部队先行出发。28 日，第 16 军炮兵团第 1 营由郃阳(今合阳县)开抵耀县。6 月 30日，西安卫戍部队第 8 师开抵同官。

其实，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中国打内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想借中国力量牵制日本，看到共产党有力量，牵制日本军队最多，所以美国不愿意国民党打内战。

胡宗南抽调第 34 集团军下辖的第1 军、第 90 军，执行进攻边区的任务，并对整个部队攻占“囊形地带”和进攻延安的行动计划，重新进行了部署。

7月2日，他正式向部队下达进攻边区的预定日期：7月 9日。

随后，熊向晖通过王石坚，及时将胡调动部队、预定日期迅报延安。

1943年7 月3 日，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送来的情报，感到十分震骇。

当然，中共中央还会通过其他情报进行佐证，结果进一步证实蒋介石、胡宗南确有“闪击延安”的军事企图。

7月4日，中共中央出台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而且，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当天，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心里一惊，因为电报里直接引用了他送出去的情报资料，这是十分罕见的举动。

熊向晖把朱德的电报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熊念了一遍，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这时，熊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

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

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熊向晖把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后，熊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知，延安方面还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熊知道，胡宗南没有怀疑到他，但当时的处境确实很危险。

其实，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的情报资料后，对于要不要直接引，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和延安的阴谋，曾经有过犹豫，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分析利弊，最后决定引用，是考虑当时形势危急，不得已而为之。

最先建议公开引用熊向晖的情报资料的是叶剑英，叶当时是中央军委参谋长。

据《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记载：7 月 2 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在抗日前线，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在的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

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叶剑英沉着冷静，同总参谋部的同志昼夜不停地商讨对策。他考虑到，根据敌我兵力对比，运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

经过反复研究，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

他这个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得到参谋部“高参们”的赞同，但是又考虑到公开发表采取特殊手段所获得的敌军情报，可能会给中共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为此，他特意找来军委主管情报部门的戴镜元等人征求意见。经过再三研究，大家认为，从斗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应当公开揭露，我方情报工作虽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采取必要措施可以挽救。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

这个史料是由戴镜元提供的。1992 年 5 月,《叶剑英传》编写组对戴镜元有个访问谈话记录，记载了这个情况。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对这件事也有记载。

杨迪是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作战参谋。

一局是中央军委指挥作战最重要的机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意图，都是通过一局具体贯彻实施的，伍修权当时任一局局长。

杨迪在回忆中，谈到了中央在应用熊向晖的情报资料时的情况：

1943 年7月4日，一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要求各部提高警惕，准备迎击国民党军之进攻。

毛泽东下的一着绝妙的险棋开始了。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智睿上的较量，胆略上的较量，政治判断力的较量。

这几天，党中央书记处常开会，专门研究将介石调动大军进攻边区，进攻延安的问题。

有一天，正是我作战值班，伍局长来告诉我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二局曹祥仁局长，告诉他：叶参座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到党中央书记处，别的就不要说了。”

我说:“二局住在安塞，骑马跑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伍局长急着说：“你赶快通知，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去杨家岭开会，回来再向你们作战组传达。”

伍局长回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了，钟人仿副局长和我们都在等着他回来呢。

伍局长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的决心。他说:

“党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对边区与延安的进攻。认为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一两仗，消灭一部分敌人，是打不痛、打不伤胡宗南的。

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才动用他抗战以来一直不动用的他的王牌胡宗南部。我军兵力太少，防不胜防，怎么办呢？中央决定要从黄河以东调部队，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已于 7 月 2 日电令各部，要于 7 月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等待蒋介石的最后下达进攻命令。”

伍修权同志停了一下，继续传达说:“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研究过程中，毛主席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讨论后，决定想大泄一次密。他对二局曹局长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经破译出来。

毛主席又对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说，我党打入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

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

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

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

国际上，现在正是美国、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向日本发动战略反攻，美国是不会容许蒋介石现在就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而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因为这样使日军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去打美国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是很不利的。”

伍局长继续传达，说:“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

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延安是我们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如果延安丢失了，那么我党我军的领导与指挥机关无存身之地，在敌后的各战略区，群龙无首,那能行吗?”

伍局长说:“毛主席对我(伍局长)说，今天是7月4 日，要求我们一局迅速将蒋介石和胡宗南 6 月份以来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电报给重庆周恩来同志，和前方的彭德怀同志。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

伍局长还说:“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要求李克农同志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

在《毛泽东年谱中，7月4日，除了朱德发电报给蒋介石、胡宗南，毛泽东也发电报给西安“八办”主任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告知:“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1943年6月，周恩来获得蒋介石同意后准备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6 月 15 日，毛曾电周:“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2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坐4 辆卡车，离开重庆,乘汽车由渝返延，本来，毛泽东盼周恩来能在“7 月 1 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

但是，随着形势的紧张，毛主席改变了主意。7 月 3 日，毛主席就致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

“胡部 53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已巧(指 6 月 18 日)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宗南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毛泽东在电报中讲“迭据西安情报”,当时熊向晖送出的情报，不止一份，但前面送出的情报，只讲到胡宗南有进攻边区的企图，对进攻时间和具体部署，还不很清楚。到了7 月 3 日，一切都很清楚了，熊向晖及时报告中央。

7 月 4 日，毛泽东又急电重庆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 20 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

他指示董必武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美、英、苏等国家驻华大使馆和新闻媒体，揭露国民党军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这些新闻，延安新华社做了广播，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予以刊登了。

那几天，胡宗南每天都要了解掌握延安的情况。7月4日晚上，胡宗南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会上，胡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 359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 5 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

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 38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最后，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

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

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

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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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32
7月5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等，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同一天，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致电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

随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里面有一处内容，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四项建议：

(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

(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

(三)应该改良政治。惟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良。

(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的这四项建议，等于公开揭穿了国民党进行反共舆论宣传的谎言，也等于揭穿了他们进攻延安的阴谋。

所以，7月6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天，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特务包围报馆。

对于国民党当局包围并监视报馆一事，毛泽东电示董必武:“你们应将‘七七’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7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同时分发给驻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这一下，把消息完全捅出去了。

当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消息,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

实际上，这件事本来发生在 6 月 12日，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搞的，已是旧闻。中央通讯社这个时候发出来，是想通过这样宣传，在国际上转移视线，表示要解散共产党组织，是下面的人呼吁的，不是国民党当局的意思。

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也于 7 月 6 日，公布了自去年 7 月至今一年来的战绩:

八路军一年内发动大小战斗 22 735 次，毙伤日军 55 637 人，毙伤伪军 62 405人，俘日军 296 人，俘伪军 31 161 人，缴获步、马枪 36 608 支。

新四军一年来发动大小战斗 4 822 ，,毙伤日伪军 39 879 人，俘日伪军 9 923 人，日伪军投诚反正 7 921人，缴获步、马枪 26 672支，破坏碉堡 691 座，攻克日军据点 179处。

之所以公布这些战绩，也是向国际上证明，中国抗战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也向国内外警示:

国民党这个时候搞反共，进攻延安，挑起内战，就是给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制造机会，不但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英、苏盟邦的利益。

这一天，虽然胡宗南建议“停止行动”的电报虽然送上去了，但还有得到蒋介石的复电，所以，胡宗南的军事调动仍在进行中。

第 90 军第 28 师师长王应尊部撤离河防，由陕西郃阳(今合阳)开抵陕甘宁边区之洛川县交口河桥子镇，该军第 61师师长邓钟梅部开抵洛川东南圪台镇，第 80军军长袁朴部率军直属队由耀县进抵同官，该军新编第 72师师长严映皋部由富平西开至边区庄里镇、口头镇之线，第1军军长张卓率军直属队及第 78 师师长许良玉部由陕西华县开抵彬县。

各军均换上英美援助的新武器，此外，在宜川、洛川开设野战医院，在咸榆公路沿线开设兵站，粮弹运输昼夜不停，继续作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的准备。

7 月7 日，是“七七”事变 6 周年纪念日。当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出面主持并答记者向。

招待会上，中外记者纷纷质询胡宗南调动河防大军进攻边区，闪击延安的消息。合众社记者发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新四军，是否确实?

张道藩态度尴尬，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

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

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

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张道藩被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弄得焦头烂额，这说明国际舆论都十分关注这个事情。

在此之前，美、英、苏都曾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赞成蒋介石这个时候挑动内战。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国、英国的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

7月7日，蒋介石作出了决定，同意胡宗南提出的罢兵建议，并当天电复胡宗南，停止攻打延安的行动。并要求：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

胡宗南当即采用熊向晖建议的办法,布置特务头子刘大军进行秘密审查。

蒋介石同意罢兵，但不好对外说，否则他就等于自己承认有“闪击延安”军事阴谋。

《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7日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

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

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

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

(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

(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

(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同一天，毛泽东还给西安“八办”主任周子健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各发了一个电报。

给周子健的电报,是要他转告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

给彭德怀的电报，是告诉他:“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

我已调晋西北 4 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 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

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 10 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

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不久，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 月 12 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 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 月 6 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谋”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7 月 11日，胡宗南复朱德电，声明无进攻意。12日，胡宗南正式下令开始撤退1个师及第 1 军军部与第 90 军军部，内战危机开始缓和。

这几天，熊向晖未单独外出。直到 7 月 10 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在西安，至 7 月 13 日，熊向晖送给胡宗南的文电中包括:

一、 7 月 9 日，朱德致电胡宗南：6 日和 7 日，第 167 师师长及一团长在关中分区南部侦察地形。

据民众称：该部将分 9 路进攻，请予制止。

二、7 月 9 日，朱德再电胡宗南：揭露第 80 军165 师于 7 月 7 日下午 2 时，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阵地的罪行，要求予以制止。

三、7月 9 日，延安各界群众 3 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林伯渠致开幕词，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萧劲光、刘少奇等 13 人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大会通过《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为发动内战的舆论准备。

通电揭露“抗战阵营内一部分丧心病狂的日寇第 5 纵队”正积极策划进攻边区，呼吁全国人民制止内战，号召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

通电要求(一)国民党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

(二)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

(三)讨伐 33 个投降将领；

(四)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等。

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等 14 个口号。

四、7 月 10 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关中战机甚紧，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因为根据延安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调集 60 万大军，准备分 9 路闪击延安，是日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推进。

第 80 军第 165 师自耀县、第 1 军第 167 师自彬县、第 80 军新编 37 师由富平、庄里镇，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之马栏镇推进，扬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

五、7 月 10 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各界民众万余人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誓以全力捍卫乡土。大会致电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进攻边区，要求制止内战。

六、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游行示威，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七、7 月 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

社论指出，胡宗南指挥的 3 个集团军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 1 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

不料，近日“担任河防的第 1、第 16、第 90等3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 1 军开到邠州、淳化一带，第 90 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质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中央社于 7 月 6 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

人们后来才知道，这篇社论是毛泽东的手笔，收入《毛泽东选集》。当时，毛主席为拒阻胡宗南进攻边区，在社论中断然使用情报材料。

胡宗南已于7月 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他看到上述文电时哈哈大笑，认为共产党情报不灵,对他莫测高深，但他对《质问国民党》—文的犀利文笔很感兴趣。

就在熊向晖把上述 文电逐日送给胡宗南的同时，周恩来于7月9日从重庆抵达西安。这一路的7 月 3 日、4 日和7 日，毛泽东都曾有电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西安当天，毛泽东又有一份电报给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抬头是“复电周恩来、林彪”，在此之前，周应该给毛泽东回过一封电报。

“复电”指示:“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能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事先，西安八办已将周恩来、林彪即将到达西安，并准备会见胡宗南一事，通知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胡宗南获悉后，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一、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

二、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 6 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 30 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为什么只从黄埔 6 期以上的将军中选？因为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期，只教过 1 期到 6 期的学生。

胡宗南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胡的部下称胡，一般都称胡先生。在周恩来面前，他不让部下称“胡先生”,只称“胡宗南同志”,是表示对周的尊敬。

王超凡问:对林彪怎么称呼？胡答:不请林彪。为什么不请林彪呢？胡没有向王超凡解释。

7月10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指出:“江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 1 军至邠州、淳化，调动第 8 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江电”指 7 月 3 日毛泽东通过周子健转周恩来的那份电报,“灰日”指 7 月 10 日,“支日”指7月 4 日。

这份电报,把前面的许多事情都说清楚了。从7 月 3 日至 10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一连发了 5份电报，这在《毛泽东年谱》中都有。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可以弄清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来龙去脉。

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社还相继报道各地的反共通电：

7 日报道了所谓“陇海路员工七七纪念大会”的通电；

19 日报道了所谓“皖省临时参议会”的通电；

25 日报道了所谓“屯溪各法团”的通电；

27 日报道了所谓“长沙文化界”的通电；

28 日报道了所谓“桂市记者公会”的通电；

30 日报道了所谓“洛阳文化界”及“鲁山新闻记者公会”等致电毛泽东要求“即日解散共党组织”、“取消边区政府”的通电等。

1941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欢迎周恩来招待会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参加，胡宗南要熊向晖乘坐他的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这是熊向晖自 1937 年底在武汉聆听周恩来演讲后，第二次见到他，也是第一次与这位共产党领袖近距离接触。

周恩来问熊：贵姓？熊讲了姓名，他紧握一下熊的手，领他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他忽然停住，让熊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

不一会，他出来，熊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车到小雁塔，胡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周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挥手致意。

胡陪周在东侧中间就座，王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然后，王超凡致欢迎词。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隔一会，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到尴尬，反而笑逐颜开。

周继续和胡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

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同他们——握手,问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

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

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

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周恩来在会见胡宗南的谈话中，胡宗南还谈起 1935 年 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四川松潘城，阻击红军绕过大草地北上。

他说，如果那时候红军进攻松潘，他可能当俘虏，因为，那时他孤立无援。他还笑着说:“不过我相信,如被俘，周先生认识我，不会把我杀头的。”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周恩来也笑着回答说:“红军是不杀俘虏的，何况是你老兄。”

后来，周恩来对童小鹏等人谈到这个故事时说，从胡宗南口里也证明了当时张国焘反对执行松潘战役的错误，如果当时把松潘打下来了，消灭了胡宗南主力，那么，红军就不要过大草地了。

告辞时，周恩来站起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报上朱德总司令7月 4 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

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

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

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

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陪周走向他的专车，对周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

熊向晖上车后，坐在周的左侧。车启动，胡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招手。

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顺便带给胡副长官。

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熊的右手。熊立即会意，他有话要谈。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

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周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熊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

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 3 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

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

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 34 集团军固守。

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

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

珍珠港事件后，美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但蒋军常败，使美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的精锐部队第1军的一个师,借此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

蒋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军“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

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胡只好收兵、否认。

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胡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认为不至引起风险。

周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 1 300 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

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

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已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

但他也有另一面，你 1936 年 9 月 1 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

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

去年，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

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了。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去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

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很当心。

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减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

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这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

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

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从7月 9 日到 13 日，周恩来在西安停留了 5 天，除了会见胡宗南之外，还分别会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 4 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彭昭贤等人，并会见了胡公冕。

胡公冕在《我的经历》中说:“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积极执行反共政策，发电动了又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也警告我:‘你要小心,中统是会注意你的。’

1943年秋，周恩来、邓颖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路过西安时，曾来我家。不一会，特务密探眼踪而至，门前左右比比皆是。

我和我爱人送恩来、颖超同志出门时，看见这些特务在严密监视我们(原先这些家伙就常来我门前走动)。在这之前，颖超同志告诉我：他们在西安车站曾遭到无理检查，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到东仓门胡宗南住处责问他，我说他们乃是重庆许可经西安回延安的，为什么车站上这样无理检查他们?

他解释说：他不知道，他答应派人到三原、耀县去保护他们回延安。”

实际上，周恩来在西安的行动，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活动要非常小心，周恩来一行离来后，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

其中有一段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

熊将此报告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就在周恩来离开西安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对取得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对党的情报工作在这次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了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

毛泽东要求，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

(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

(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这一天，毛泽东还分别给董必武、周子健、彭德怀发电，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

毛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中说：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 7月 10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 9 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毛泽东给彭德怀在一天之内，发了两份电报。在第一份电报中，他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遗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

殊不知，自我觉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 6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

在第二份电报中，毛泽东说：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10 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 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12 日胡下令开始撤退 1 个师及两个军部(第 1 军及第 90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

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提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

毛泽东在给周子健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情报问题，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使蒋不得不于 10 日改变计划。”

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次情报工作对取得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所起的重大作用。

回顾整个抗战，国共关系只在抗战初期还算比较正常，也就是从抗战爆发到武汉沦陷、广州沦陷这段时期，前后两年都不到。1939 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把反共问题提上了议事日，,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

比较大的反共高潮一共有 3 次：第一次，主要是 1940 年春，蒋介石命令第 97 军朱怀冰部袭击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二次,主要是194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袭新四军,造成“皖南事变”;第三次，就是这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的未逞事件。

关于三次反共高潮，1945 年 4 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说：“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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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33
（26）阻止日寇西进入陕

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

《胡宗南上将年谱》载(第 127 页)：“(1944 年)4月，公检视关中各部队，查看陇山、秦岭各地工事屯粮情形。公素注意关中各战略要地之屯粮工事等项，历年皆有加强。

本年2月23日幕僚会议，公指示岷县、天水一带应留 1 个军，并开辟川甘公路、宝鸡虢镇筑碉、秦岭屯粮。3 月 6 日扩大会报中，又规定洛川电话，月底须架设，平宝路加紧完成，令当地宪警取缔军人赌博。

4月7日，公至陇县检视骑兵第3军，点名训话，并在骑 3 军开干部会议、幕僚会议，查问仓库存粮及军粮补给情形；8日至宝鸡，查看本部军械仓库；下午过渭河，至姬家店视察新造营房。

在宝鸡，令专员温崇信逮捕通匪有据之麟游赵伯经，令韩军长逮捕东河桥行动不轨之李九斯。9 日至华阴，15 日由大华公路至合阳马家庄，视察预备第 3 师，对官兵训话勖勉。

16 日至韩城锦村，对 109 师、25 师训话，视察禹门守备情形，仍回韩城开会；17 日约见总司令李延年、90 军长李文，告以西东山速筑水泥钢筋掩体数座，宜川加强掩体，屹针滩加兵1 营，并筑水泥掩体，秘密屯粮屯盐。

又自韩城出发，经大岭佟子梁至石堡，18 日至白水县，访地方耆绅，留 2 小时，再至蒲城，地方绅耆闻公至来迎，留1 小时，转赴大荔回华阴。而黄河北岸日寇，亦於此时南侵矣。”

关于秦岭屯粮问题，军政部、军令部曾经考虑让胡宗南的部队撤进秦岭山区，放日本军队进来，一来可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二来让陕甘宁边区成为日军的正面。

1944年5月1日，日寇攻陷河南许昌，3日，日寇西进，抵达临汝。临汝北距洛阳仅110 余里。此时，蒋看出了日军有西进关中的意图，若关中动摇，四川北翼暴露，大局堪危。

5 月 7日，蒋介石下了决心，必须抵抗，阻止日军继续西进，然日军攻势不减，战场形势继续恶化。9日，日军从白浪渡河。10 日，第 4 集团军孙蔚如弃守黑石关，日军 3 个坦克连、200 名骑兵，遂在黑石关渡过伊水，主力由偃师进攻龙门，一部绕攻宜阳。

这一天，汤恩伯打电话给胡宗南，声称日寇专打中央军部队，而不打孙蔚如、李家珏等杂牌军队。

5 月 11 日，日军从白浪渡河后，与预 8 师林伟宏部战于渑池车站，预 8 师覃团损失甚重。胡随即在灵宝虢略镇一线布防，以陕州为前进据点，令第 8 师、第 167师占领灵宝虢略镇之线，阻敌继续西进。

13日，日军一部经洛宁西进，18 日抵达长水镇。21 日，胡至灵虢视察阵地。24 日，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赴第一线部署作战。

25日，洛阳失守。

5 月30日，蒋介石作出“攻取陕州颇有可能”的判断后，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林蔚向胡宗南传达指示:“陕州攻取，颇有可能，令第8 师先攻大营。大营下后，看情况决进止。”

陕州、灵宝均为豫西陇海线上的两大重镇。灵宝西距潼关 180 里，陕州西距灵宝 120 里。从战略上来说，陕州为灵宝的屏障，灵宝则为潼关的门户。陕州失陷，灵宝不保;灵宝丢失，潼关暴露。蒋决定发起陕州战役，其意在此。

胡宗南转令李延年遵办。6 月 1 日，第8师攻陕州，2 日攻占五原窑后，遭敌压迫，仍退回董家庄。

此间，第 106 师攻阴山庙；第26 集团军攻安家洼,连战两日,皆未得手。而第 8师因孤军深入，遭敌追击，遂于3 日放弃阵地，退至韩家洼灵井之线，攻取陕州之战，遂告失败。

6 月 7 日,岔道口日军以战车 80 辆向胡部进攻，胡令预 8师攻击敌后。8 日，全线展开激战。9 日，牛庄、墙里、案里各据点激战，至中午，阵地被日军突破。

自陕州战役开始，蒋介石自始至终十分关注战场局势。为及时了解战场形势，蒋派出侦察机，随时飞赴战场上空侦察,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6月9日那一天，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在华山玉泉院的司令部里，听到了飞机马达声。可是，并没有拉防空警报。

大家往天上看去，只见一架飞机飞来，飞机上青天白日的机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国军的一架侦察机，正向东飞，飞得不高。飞机在天上转了两圈，正好看到第97 师从牛庄撤退，机组人员马上向蒋报告，说有个师正在向后方撤退。

蒋介石当即给胡宗南来电话，说是据侦察报告，有一个师撤退了，并且命令:“不论是哪一个师，这个师长枪毙。”

侦察机看到的正是第97师师长傅维藩自行安妮牛庄撤退至常家湾，以致中央阵地被日军突破，造成全线动摇。

此时，由于第 109师 325 团在团长刘明纵敌深入夫妇峪，使预 3 师陷于苦战，无法调至前方，影响战局，第167师团长贺一持也擅自撤退等。

而此时，侵入秦岭南面夫妇峪的日军 1 000 余人，遭到预 3 师师长陈鞠旅率部阻击，该师周士瀛部于 1500 高地，狙击敌于山腹隘道，毙其少将支队长以下千余人，骡马 300 余匹，敌以为中伏，遂放弃西进，退回陕州。

10 日、11 日，日军继续进攻，双方连日激战，均无进取。日军遂于 13 日开始撤退，胡宗南部遂跟进收复灵宝、虢略镇两地。

此次日军西进，几乎打到潼关城下，蒋命令胡宗南率部出关抵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化解危机，阻敌于关外；一方面也有以胡部抗战的表现，为其不抵抗正名的意愿。

但是，陕州之役，未能达成蒋介石亲自下达的预定目标，令蒋大失所望，震怒连连。于是团长刘明、贺一持皆按连坐法枪决，109 师师长戴慕真革职查办。

第 97 师师长傅维藩也被枪决，这是胡宗南驻兵西北以来，第一位被枪决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傅维藩生于 1908 年，字震西，浙江诸暨人，1929 年 5 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后就读于陆军大学第 12 期，接任第 97 师师长前为第七分校少将总队长。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次豫西战役，胡宗南共指挥所属第 40 军、第 1 军、第 16 军、第 27 军、第 57 军参战，傅维藩的第 97 师隶属第 57 军指挥。

该军1941年6月在陕西华县成立，丁德隆任军长，下辖第 8 师、第 97 师、新编第 34 师，1942 年隶属第 38 集团军。1944 年 4月，亦即豫西战役前夕，丁德隆升任第 38 集团军副总司令，所遗 57 军军长一职，由原 97 师师长刘安祺升任；刘所遗 97 师师长—职，由傅维藩接任。

从 4 月份走马上任，到 6 月 9 日丢失牛庄，傅维藩被蒋下令枪毙，其间不到两个月。

傅维藩丢师失地，固然罪莫大焉，但傅维藩接任第 97 师师长，前后仅 1 个多月，实际上对该部队尚未能完全掌握。所以，当时不少人也都认为傅氏倒霉。

事后，胡宗南交代要对傅维藩的家属好好地抚恤。熊向晖说，傅维藩的书法很好，他曾经做过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人很有才气。

不过，他这个师长也实在倒霉，刚上任不久，碰上这么一件事：从甘肃刚刚招来的16 个新兵，一个晚上逃走了 15 个。傅维藩大怒，下令把那个没有逃走的也枪毙了，说是他反正也是要逃走的，这一下惹火了所有的甘肃兵。

这样的队伍拉上去，还能有好？可见，第97 师弃守牛庄，与该师的士气低落、缺乏斗志，不能不说有相当关系。而傅之自立法度，草菅人命，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士气与斗志。

豫西战役结束，日本人撤退之后，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谋长、前线指挥官和前线参谋人员，从华阴坐吉普车去巡视战场。当晚，胡宗南在那附近的村庄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

《胡宗南上将年谱》载:“洛阳失守后，战区变更，公调第一战区副长官，请辞未有变更，乃将关中并入第一战区，陈诚来任长官，公与郭寄峤副之，第八战区副长官准。

灵宝战后，陕州之役，我军力战数日，拒止敌人人关，顾中枢以洛阳既陷，战区宜于8 月 31 日裁撤，改为第一战区西安指挥所，由前副长官部参谋长罗泽闿任指挥所主任。

按：洛阳之役 5 月上旬开始，其时前六战区长官陈诚将军适偕熊斌来游华山。18 日到陕,，22 日回渝，正公部署灵宝战线与第 8 师攻击陕州血战之时也。”

熊向晖说，这个“按”字，用得颇有意思。5 月上旬，胡宗南在豫西抗战，陈诚这个时候来游华山，气氛上似乎很不协调。就是说，我在打仗，你在玩。这一笔非常耐人寻味，而这时熊斌也可能已经投靠陈诚。

豫西战役之后，陈诚当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司令长官部也被撤销了。

7月 14 日，胡宗南陪陈诚到汉中就职。15日，胡宗南回西安。17日，陈诚来西安，胡宗南陪陈诚出席副长官部纪念周，继陪陈诚主持会报。18、19日，胡宗南陪陈诚谈话。

20日，送陈诚赴西坪，29日，陈诚回西安，胡宗南至杜公祠迎陈诚住王曲青龙岭。

8 月 6 日，胡宗南陪陈诚在王曲7分校阅兵训话，继陪陈诚往杜公祠开经理统筹事宜讨论会。17日，陈诚至彬县阅兵，来西安，胡又迎于咸阳。

19日，陈诚、汤恩伯与湖宗南在东仓门开小组会议，分配工作与军队部署，胡主张汤恩伯赴大别山，自己赴山东，无结果。

21日，胡在杜公祠参加陈波主持的小组会报。是日，陈决定任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党部何思源，挺进军李延年，苏北挺进军王仲廉、李明扬，苏鲁豫皖边区指挥部何柱国，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

10 月 5 日，胡赴下营，候陈诚阅兵。16日，胡送陈诚回汉中。《胡宗南上将年谱》上并注了上一句:“按:何思源胜利后投匪。”这大概在暗示陈诚用人不当。

陈诚是抓实权的，他让胡宗南务虚，围着他转，胡宗南当然不干。

8 月 25 日，胡宗南第一次向蒋电呈，请辞副长官职；旋奉委员长申东侍参电:“未有机电悉，当此整军雪耻之时，正应积极负责，力图自强,报效党国，岂可有此消极养病之表示乎？所请不准。”蒋没有批准，要他继续干。

9 月 4 日，胡宗南第二次电呈续申前请，仍未获准。

11 月 22日，陈诚到西安，约胡宗南一同赴渝。

27日，胡见蒋，蒋先垂询敌情及征兵情形，继问:“陈长官调掌军政部后，你代理或另派人如何?”

胡答:“资历学识皆浅薄，不能负此重任，请另派人为妥。”

蒋又问:“如代理时比较容易行使职权，是否?”

胡答:“以现时环境如由职代理，不仅不能达成任务，且必累及钧座，仍请另行派人。”

蒋又问:“有人提及刘经扶,如何?”

胡答:“钧座无论派定何人，职等极端服从。”

胡原先在陈诚手下当副长官，几次闹辞职；现在可以当司令长官了，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岂不是坐实原来的辞职，是自己在闹情绪。

次日，也就是 11 月 28 日，胡宗南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牙，直到 12 月 12日，胡再次见蒋。

这一次谈话的场合不同，是一边侍蒋午餐、一边谈话，规格、场面都与过去不同，蒋的用意很清楚。

这一次，蒋问:“一战区事由你代如何?”

胡答:“如此适足为钩座之累，以另行派人为妥。”

他不讲自己愿意不愿意代，能不能代，只讲会影响蒋，蒋怕什么影响？这种话，当然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蒋说:“你借此可以造就资望，并可培植新起人物。将来政治党务皆各有中心，各负责任，有为分子团结在一起，则将来政权不致被异党篡窃。

独当一面责任之人，器局胆量必须相合，听说你的军师长安分守己有余，开创有为不足，并非安分守已不是，而是在此局面，必须有敢作敢为之人，才能打开局面，而况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如无此种干部培养，将何以打开局面乎?”

于是，胡便不再推辞了。

12 日 19 日，胡再次见蒋，蒋问:“士兵生活情形，经此项改革，是否能得解决?”

胡答:“不能，必须发给实物，才能解决。此后如能在燃料鞋袜方面注意而解决之，即能解决士兵生活之大半，假如民间每家制多少鞋袜，而发多少钱以补之，则军需局对各军即可发实物矣。”

蒋说:“现时国军精华集中—战区，如一战区失败，国本动摇，真不可为人矣。现时中心工作为补兵问题，大家应集中全力为之。在陕加征 5 万人，速令祝绍周办理;新兵10 万人，要明年 3 月前运到重庆，方能应急济难。”

12 月 21日,胡宗南晋谒辞行，奉谕:“汉中长官部去接收，此后要负起责任努力去做，此外要尽各种手段招募补充士兵，在 3 个月内，尽力在陕由祝绍周加征 5 万人，在豫征募 10 万人。”

当天下午 3时半，胡宗南偕范汉杰、罗列、杨彬、赵云飞乘机飞返西安。

9 月上旬，盘踞两广、湖南的 15 万日军，分三路向柳州、桂林进犯。军委会电调关中部队南下，9 月 12 日，胡宗南承命立调第 36 军钟松部赴渝，旋派刘安祺率第 57 军，经空运桂林增援。

这件事，蒋是直接交胡宗南承办的，胡办得也很迅速，不是拖泥带水，蒋感到很满意。

当然,也看出胡对蒋是忠心耿耿的，这件事，是蒋对胡宗南的一个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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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36
（27）胡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1945年初，陈诚升任军政部长，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个时候，是胡最风光得志的一个时期。

上一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把长官部设在汉中，西安副长官部撤销，变成西安指挥所，因此，胡只能去汉中就职。

1945年1月 12日，胡宗南到汉中去，乘的是4 人座小飞机，驾驶员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衣复恩，他是蒋介石的驾驶员，上校军衔。除了驾驶员、副驾驶员，后面就 4 个座位，胡宗南、参谋长、熊向晖和一个卫士。

从西安飞汉中，要越过秦岭，正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衣复恩介绍说，一架日本零式飞机在后面跟着。

一过秦岭，他就沿着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平原，一个突降下去，毫无准备的熊向晖一下子心跳突然加快，衣的技术的确很好，他驾着飞机，沿着秦、巴之间，贴着向前飞,躲过了零式飞机，在汉中安全降落。但是，从那以后，熊向晖就落下心跳快的毛病，每分钟可达 100 多次。

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当组训组组长，后来又当了陕西省党部委员的陈忠经应胡宗南邀请，已经和其他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先行到了汉中，胡的先遣人员也给胡宗南一行安排了住处。

熊向晖一到，先检查长途台，看长途电话通不通，又给西安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看通话清楚不清楚？再指定警卫，分派随行人员住处，让机要处副处长费正贵住在他的隔壁。

然后，安排日程，排定胡宗南要见哪些人，跑来找他的陈忠经，这才知道他这么忙，他想住到熊向晖处，熊说，不行，这里是机要处副处长住的，这里你接近不了的，你也不能住这里。

1 月 12 日，胡宗南就职视事。13 日，胡宗南传见长官部各处室主管首长。这时，迁址在汉中南郑的西北大学教授 20 余人来访致贺，胡欣然接待，双方谈得很高兴。

14日，胡宗南出席纪念周，并致训词；同日，胡宗南还出席汉中各界欢迎茶会。16 日，胡宗南飞回西安。20日，出席西安士绅欢迎会。

长官部成立之后，胡宗南下了一个手令:“晋升机要秘书,侍从副官熊彙荃为陆军中校。”这是正式任命。

回到西安后，胡宗南还同时命令将长官部迁回西安。

27 日，胡宗南飞老河口，熊向晖随行，还是那架 4 人座小飞机，在老河口，胡宗南拜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还亲自到飞机场迎接。

老河口在汉江中游，明代叫“新镇”,因地处汉江故道，清代定名为老河口镇。现在，那儿变了，原来是两条水一个滩，现在水干了，一水一滩也没有。

在老河口，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自丹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寄峤自龙驹寨，一起赶来会见胡宗南。

1 月 28 日，胡宗南到了南阳，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请吃饭，刘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派头很大。给熊向晖的印象很深的一道主菜是“猴头”,是河南嵩山的山珍，必须用竹刀切，如用铁刀切，就没有味道了。

1月 29日，胡到镇平县冀察战区总部，会见冀察战区代理总司令高树勋及镇平县各界人士。

冀察战区是抗战初期由第 40 军、第 69 军和河北民军编成，鹿钟麟任总司令，所辖地域为冀察两省。鹿钟麟辞总司令职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蒋鼎文、陈诚等人先后兼任总司令。

1944年 9月，陈诚不兼了，由高树勋代理总司令一职。

这个战区原先指挥的第 24、第 39 集团军及河北、察哈尔地方民军、保安团队和游击部队，在冀察敌后进行游击战争。1943 年后，在日军的威逼和利诱下，该战区庞炳勋、孙良诚等人相继率部投敌，只剩下高树勋的新编第 8 军仍在坚持。

1 月 30日,胡宗南在丹水讨论兵员补充、地方团队整补、招收沦陷区青年、党政配合、防止奸伪发展等问题，谈得很广泛，河南省党政负责人都被邀请参加。之后，又乘汽车到西峡口。

1 月 31日，胡宗南经西峡口至西坪镇。2月 1 日，胡宗南在赖汝雄的第 78军军部开会，讨论士兵伙食与各级部队公费不足的问题。随后，赴青油镇第 31 集团军王仲廉部午餐，下午视察新编第 1 师。

2月2日，胡返回西安。 9 日，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再飞榆林，还是那架 4 人小飞机。

10日，胡在榆林拜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并奠祭原第 22 军军长高双成，10天前的1 月 31 日，高双成刚刚病故，邓宝珊在榆林自己没有什么部队，他主要是依靠第 22 军高双成的部队，在榆林住的是平房，烧地炕，很暖和也很卫生。

这次乘飞机来去榆林，都要经过延安，这是熊向晖第一次看到延安是什么样子，当然只是在空中俯瞰。

按照胡宗南的命令，原先设在汉中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于 1945 年 1 月中旬迁至西安，与西安指挥部合并编成，胡并对幕僚人员进行了调整。

此时，第一战区长官部主要幕僚人员有：副司令长官曾万钟、郭寄峤、孙蔚如，总参议龚浩，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岗等。

这是胡宗南军事生涯的鼎盛时期，统兵 50 万，势力遍及陕甘宁青新豫等大西北各省，称其为“西北王”，事实上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

胡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第一战区统率的各集团军情况如下:

第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副总司令李明灏、周体仁，参谋长梁栋新；

下辖第1军，军长罗列；第 16 军，军长李正先；第 90 军，军长严明。

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副总司令李世龙、韩锡侯、王文彦，参谋长蔡柴；

下辖第36 军，军长李世龙；第 80 军，军长袁朴；新编第7军，军长吉章简(1945 年 4月以后是钟松)。

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董钊，副总司令高桂滋、赵锡光，参谋长曾震五；

下辖第 3军，军长罗历戎；骑兵第 3 军，军长贺光谦。

第 28 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副总司令孙元良、唐星、方先觉，参谋长冯其昌；

下辖第10 军，军长赵锡田；第89 军，军长顾锡九。

第31 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副总司令许绍宗、李楚瀛、张雪中，参谋长吴安治;

下辖第 85 军，军长吴绍周；第 78军，军长赖汝雄。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裴昌会、张耀明、李兴中，参谋长陈硕儒;

辖第 38 军，军长张耀明；第 96 军，军长李兴中。

商南指挥所：主任郭寄峤(兼)。辖第 27 军，军长谢辅三；暂编第 5 军，军长李汉章。

豫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刘茂恩，辖第 15 军，军长武庭麟。

战区直属部队及特种部队：第 17 军，军长高桂滋；第40军，军长马法五。

这是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所统率的部队，大致是 7个集团军，另有一些直属部队。

还有名义上不受胡宗南直接指挥，但实际上受胡宗南节制的部队，如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副总司令高双成；辖第 22 军，军长高双成；第 67军，军长何文鼎。

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隶属第八战区副长官傅作义部，本来不归胡宗南指挥，但与胡宗南有战区战略协防任务，所以，胡宗南在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要亲赴榆林拜访邓宝珊总司令。

第3 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副总司令於达、郭希鹏，参谋长池中宽；下辖第 91军，军长王晋。

第 3 集团军作战地域在河西地区，属第八战区建制，归朱绍良指挥；但主要干部均由胡宗南派出，实际上仍归胡宗南节制。

第 29 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副总司令张卓，参谋长侯声；辖第42军，军长杨德亮；新编第 2军，军长李铁军(兼)。第 29 集团军隶属第八战区建制，归朱绍良指挥；但主要干部也由胡宗南派出，所以实际上仍由胡宗南节制。

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也是胡宗南的基本部队，被派到河西,担任对新疆方向的警备任务。

胡宗南部的这些基本情况，熊向晖都曾通过王石坚向延安报告。

1945年，国民党军一共38 个集团军，115个军。各战区中，胡宗南指挥的部队最多，兵力大约占全国总兵力的 1/6 左右。如果加上第八战区、冀察战区等受胡宗南节制的部队,胡宗南统率的部队,大约占全国总兵力的1/4 强。

1945 年3 月下旬，日军进攻第五战区，一部进攻西峡官道口，胡宗南指挥各军逐次歼灭敌人，这一仗打得比较好。

据《胡宗南上将年谱》载：1945 年 3 月下旬，平汉铁路日寇约5个师团之众，7 万余人，分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西峡口进犯。

3月24日，第五战区长官部迁均县，25 日，老河口美军亦撤退。胡于 24 日得报，即命 31 集团军之 85 师吴绍周推进西峡口，一部向内乡前进，阻击犯寇，支援第五战区作战。

自 3 月下旬至 4 月底，双方经数次激战，中国军队予日军以重大打击，大部失地得以收复，“敌之攻势遂挫,与我成对峙之势”。

由于 1月间随胡宗南去汉中时，因飞机突然下降造成心跳过速，熊向晖在6月初，向胡宗南请假，经胡批准，去兰州休养。

因为，熊父母一家在1944 年搬到兰州。

为什么搬到兰州了呢？就是因为 1944 年胡宗南的豫西战役打得不好。之后得到伪军方面的情报，说日本人准备大举向西进攻，西安人心惶惶。

当时有个民谣:“有权的去四川，有钱的跑皋兰，没权又没钱的，留西安。”其时，西安许多人都走了。

熊向晖经过胡宗南同意，由他哥哥用了“工合”的一辆车，把父亲母亲和守寡的二姐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到兰州。

这次，胡宗南批了熊向晖 3 个月的假。他在兰州休养的这段时间，吴允周正在兰州西北训练团当教育长，他父亲母亲到兰州后，吴允周很照顾。

熊父与兰州高等法院院长过去是同学，就住在兰州高等法院的宿舍，这个老同学还给他一点事干干，他每个月就有点零用钱了，不完全靠大儿子了。

吴允周又派了个厨师到熊家里做饭。熊向晖到兰州以后，吴允周两次到家里看他。

休养了一段时期以后，熊向晖从兰州坐德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再到宜宾，去和他的未婚妻谌筱华见面，谌是熊向晖在四川宜宾李庄同济大学读医的大妹妹熊彙慈的同学。

熊准备借这次难得的休假期间，解决他的“个人问题”。在西安时，很多人追求他，但由于他的特殊使命和身份，他都没有理。

此时，熊向晖已经 26岁，风华正茂，不谈恋爱不交朋友，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给他的压力都很大。而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所以，他想一个找志同道合伴侣的心愿，也不能对任何人表露。

只是宣称，他要找一个“人又好,家庭和社会关系又简单的姑娘”。

大妹妹熊彙慈比熊向晖小 4 岁，原来跟在已搬到四川的武汉大学教书的三姐熊彙苓后面，在四川江津国立第 9 中学读书，后来，她考上已搬迁到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从江津 9 中到李庄同济，她都和谌筱华同学。

谌筱华是南京人，1923 年生，父亲是工程师，在她 11 岁时就已亡故，只有一个寡母和一个哥哥，哥哥也在同济大学学工程。

彙慈认为，谌筱华温柔美丽，家庭关系也很简单，很适合她二哥，便向熊向晖介绍了谌筱华，并寄了照片。

熊向晖看后，也觉得比较合适，便利用假期到重庆，然后再经过泸州到宜宾，坐轮船到李庄与谌见面。

事先，熊向晖和谌筱华对彼此的背景都有了一些了解。见面时，两个人又谈了彼此的经历、志趣等。接触虽然短暂，但是熊向晖对谌筱华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认为她可以成为他理想的终身伴侣，于是决定速战速决，向对方“摊牌”。

第一次见面之后的第二天，熊把谌约到李庄外面的一棵大树之下，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相信你不会泄密。我是共产党员，跟我结婚，有可能掉脑袋。

我说清楚，如果你同意，我们就谈下去；如果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卖我。我不要求你马上答应，你可以考虑考虑。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向他人暴露他秘密党员的身份。而这个秘密，他自己家里都没有人知道。

谌筱华没有犹豫，当即就表示：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同志和战友。她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她在 9 中念书时，一些很受同学们尊重的老师就是地下党员。

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受到当时抗战大环境的影响，她也追求进步，渴望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力量。只是那些老师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学校解雇，去向不明。

她想革命，也没有人引路。熊向晖的告白，使她心向往之的愿望可以有了着落，所以，她反而感到很欣慰。多年以后，她告诉儿女，促成她决心嫁给熊向晖的，是他不凡的谈吐、才干和心胸，也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对她的这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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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夫妇旧照

熊向晖是有相当把握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组织上很不理解，认为他是泄密。王石坚批评了他，说他这样做不好。

可是，熊、谌两人的恋爱关系已成为事实，熊向晖觉得他不能对不起人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看错人。

7月 26日，熊向晖还在宜宾时，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在柏林发表。

《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

实际上，这是同盟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理睬。

7 月 28日，日本首相铃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不予理睬”，并表示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

8 月 6 日，熊向晖离开重庆那天，美国战略空军第 29 航空队第 209 特混大队从马里亚纳群岛提尼安岛出动 B-29 重型轰炸机编队 3 架，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 月 8 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

苏军开始进攻中国东北、朝鲜、库页岛的日军。8 月9 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0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日本正式投降的日期是 8 月 15 日，但实际上8 月 10 日就已经广播了。

熊向晖回到西安以后，了解到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以下大事:

6 月下旬，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访问陕西，由胡宗南陪同，先后参观苗村干部训练班营的攻击演习，到王曲河西大操场阅兵，到潼关参观河防工事，到五虎嶂参观第 1 师据点攻击演习，到赤水参观第 1 师阅兵。

据说，魏德迈在赤水阅兵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咫尺之外不见人，继而突降大雨，但阅兵分列式仍在暴风雨中继续进行。

魏德迈讲话称赞：第 1 师有光荣历史与传统，今日表现，足证不虚，甚可骄傲与满意。

7月初，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到第 7 分校主持第 19 期毕业典礼，在青龙岭招待所招待美国记者团，也到赤水检阅了第 1 师，到七分校曹村新营房与学生会餐训话，还在小雁塔传见第一战区各处主管与省党部委员，到陕西省政府接见地方士绅等。

蒋介石到西安来，还听取了胡宗南的情况汇报，并对加强陕北封锁线的工作进行部署。

蒋介石走后不久，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就发生了“爷台山”摩擦事件，摩擦的起因，还是因为“囊形地带”。

在双方的战略态势上，“囊形地带”是有利于中共，不利于胡宗南的，胡宗南感到很吃亏。

本来，蒋介石在西安视察的时候，胡宗南提出要以 5个师的兵力，拿下“囊形地带”，蒋没有同意，因为那样做就太明显了。

所以，从7月 21日开始，胡宗南借口驻淳化县的保安部队叛乱，派盛文的暂编第 59 师向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

爷台山是“囊形地带”的战略要点，可以瞰制关中。27日，八路军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 41 个村庄。盛文师夺取爷台山后，既可瞰制“囊形地带”,又可节约封锁边区的兵力。

随后，八路军一边集结兵力，准备收复爷台山；一边将胡部侵人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并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但胡宗南不予理睬，8 月 8 日,八路军集中 3 个旅的兵力，向爷台山发起反攻，经3日激战，全歼守军,恢复原有态势。

熊向晖也在此时，回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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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39
（28）日本无条件投降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无条件投降之后，西安群众游行集会，在钟楼，胡宗南讲了话。

当天，八路军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配合苏军作战，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这是中国军队最早发布的大反攻令，是在国民党之前发布的，给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

8 月 10日这一天，胡宗南在董子祠召集参谋长范汉杰，以及参谋处长等人开会，熊向晖也参加。

一开始，胡就说：朱德都动起来了，重庆怎么搞的？没人帮委员长出主意，让朱德抢了先。

第二天，8 月 11 日，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通令:

第一道通令，命令国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道通令，命令“沦陷区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各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通令，命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军队,“应就原驻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

同一天，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第 2 号至第 7 号命令:

(一）命令中共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张学良旧部)、中共晋察冀军区第 1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中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中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等将领，各率所部由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

（二）命令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部、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部各由现地向北移动；

(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

(四)中国境内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解放区抗日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

(五）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与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收复朝鲜；

(六)公布收复各城镇军事管制办法，饬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

到了第三天，8 月 12 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出来发表谈话，指责第 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 8 月 10 日发表的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对朱德发布的接收命令进行“消毒”,不让中共军队接收日伪军的投降。

但延安拒绝执行蒋的“原地驻防”命令。当时，中共的部队，特别是靠近东北地域的部队，都动起来了，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军。

国共双方都在争时间、抢进度，抢先进入沦陷区，接收日伪军的投降，双方都是一天都耽搁不得，一个小时都耽搁不得。

但共产党方面战略态势比较有利，因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本来就在敌后，就在沦陷区，地理上比较占优势。国民党的部队都在大后方，要运过来不容易。

不过，国民党部队中，比较有利的是胡宗南的部队，靠华北比较近。胡宗南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动作也比较早，但是，比延安还是晚了一步。

本来，胡宗南的部队也可以凭借地势之便，到华北、东北抢占一部分地盘，在董子祠开会的会议室里，挂着两张大地图。

西边墙上，挂着陕甘宁边区的地图；东边墙上，挂的是华北的地图。

参谋长范汉杰指着西边墙上挂的陕甘宁地图说，趁这个机会，3 个集团军进攻边区，拿下延安。

可胡宗南指着东边墙上挂的华北地图，说：看那边的，那边是华北，这边是五万分之一，那边是十万分之一，是从潼关到北平的。你不要看那边(指着西边墙上挂的陕甘宁边区地图)，那个是小块文章！大块文章在这里(指着东边墙上挂的华北地图)。

胡说：用 3 个集团军，一个集团军打通从潼关到郑州的铁路；一个集团军从郑州打通平汉路，往北进，到北平；一个集团军从东边过黄河，打通同蒲路，到郑太路，出山西，从石家庄到北平。这样子，一边打通，一边消灭共军，会师北平，然后，经蓟州到东北。

他说：这三路一打通了，就把共产党的力量歼灭了。中共的力量不在陕北，是在山西、河北。

范汉杰讲：打下来了，谁守啊?

胡宗南说：伪军！叫伪军守。

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跟你们谈过，是刘大军联络的。

胡宗南叫人把刘大军找来，当时，刘大军就站在门口，刘大军与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门致中等这些伪军，都有联系。

和伪军秘密联络的事，胡宗南虽然没有告诉他的参谋长，但是蒋介石是知道并且同意的。这个时候，参谋长才知道胡宗南已经与伪军联络好了。

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 42辑，刊登过邵青的文章《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的经过》，里面披露了胡宗南联络伪军的情况。

邵青说:

“1945年日军投降之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直接隶属的伪华北绥靖军共有 13 个集团(每个集团约等于一个旅)，由伪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统率，分驻北平、石景山、南口、保定、石家庄等地。

这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后，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就在当天接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命令，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

其命令中还指示：固守现地，等待国军。

早在这个命令之前，约于8月12 日、13日，胡宗南总部即派出一位上校军官，带同助手一二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在美帝的一个少校的配合下，在北平、通州之间地域，实施了空降。

当时，他们直接找到伪军总部，伪军总部即将其安置住下来，并且还提供了他们一些伪军的分布状况以及日寇情况，其中，也还有一部分关于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情况。

由于不久国民党的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及美帝部分先遣人员的到达，他们也就很快地离开了伪军总部。”

邵青当时担任伪军总部宣导局长，这个过程是他亲身经历的。

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陈大勋的一篇文章，叫《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

陈大勋在文章中说:“有谁知当三十四年(1945 年)8 月 13 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胡先生曾命令余等指挥降落伞部队，空降北平，布告安民，使匪伪企图抢先进入北平之阴谋难以得逞。”

邵青说“在美帝的一个少校的配合下”,其实并没有什么“美帝”。少校就是陈大勋。

陈大勋当时在特务队，他们的空降事先已经与伪军联络过，北平市的第一张“安民布告”，就是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名义发布的。随后，门致中派宣导局长邵青前来联络。

文强在《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中也回忆：1945 年 8月初，熊斌被任命为华北宣慰使，与华北伪军联系不上，到西安找胡宗南帮忙，这些，都证明胡宗南是做了布置的。

这些情况，熊向晖都报告了延安，这是重大的战略行动。

日本失败后，胡宗南认为，不必担心陕北，他的主要目标是陇海路、平汉路、同蒲路。如果胡宗南的计划付诸实施，共产党是会吃亏的。

可就在这时，一个人事的变更，阻碍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华北不由胡宗南负责，而归孙连仲负责。

这个变更，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胡宗南与陈诚的矛盾造成的。

孙连仲是陈诚的人，本来胡宗南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同意，,由胡统一负责华北的接收。虽然，陈诚突然改派孙连伸负责华北的接收，但胡宗南仍凭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下令李文任总司令的第 34 集团军各部队渡过黄河，从山西进军北平，到华北接收，第一个开动的第 16 军，已经过了河。

就在这时，陈诚成立了第十一战区，让孙连仲当司令长官，主持华北的接收活动，并且把孙连仲的部队空运到华北。

胡宗南不干了，第 34 集团军所属的 3 个军，即第 1 军、第 16 军和第 76 军，原本都要过河的，由于这个变动，胡宗南扣住了尚未过河的第 1 军和第 76 军，不准他们过去了。

鉴于李正先的第 16 军已经过河，李文总司令也过去了，胡宗南只好临时把第 3 军凑了上去。

第3 军军长是罗历戎，原来归第 38 集团军董钊指挥，此时调归第 34 集团军。当时，第3 军还在甘肃定西，是临时调过来的。

而本来一直归第 34 集团军指挥的第1 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第 34 集团军的序列，这是被许多人忽略了的一个幕后情况。

《胡宗南上将年谱》中说：胡宗南“派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 16 军军长李正先部之两个师，由朝邑之大庆关渡河，至运城集结，然后沿同蒲铁路线向北跃进，至太原后再乘正太铁路至石家庄，转入平津归孙连仲指挥。”

这一段，其实只讲了一个表面现象，后面发生的许多内幕都隐去了。

除了把第 3 军临时调上去，胡宗南还把马法五的第40军也拼凑上去了，但马法五这一路，很快就被打败了。

第3 军罗历戎接到东开的命令后，胡宗南限该军急急开赴陕西合阳，由潼关渡黄河北进，将该军拨归 34 集团军李文指挥。

罗历戎对接受的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面见胡宗南，请示该军装备及今后任务，因第 3 军在中条山战役中遭致惨败，损失过重，虽经多次补充，但人员装备均未符合编制，特别是武器装备较差。

罗历戎请求胡宗南设法补充，胡宗南答复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主要的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第3军原辖第7 和 12 两个师，这时，第7师驻陕西商县，第 12 师驻甘肃兰州担任警备。

罗请示:是否归还建制？胡指示:“你们先过河，12 师暂留兰州，第 7 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16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关于部队补给问题，在山西由第二战区阎长官供给，已作了接洽，不会有困难的。”

10 月底，李文率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 16 军、第 3 军，到达石家庄集结，改归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指挥。

孙连仲本来在湖北的恩施，这时，陈诚通过空军，把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先期通过空运，送达北平。

孙连仲的部队，则由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 40 军长马法五率领，沿平汉路北上，一出河南省境，进入河北磁县境内时，便遭到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部队的伏击。

孙连仲得悉，电令李文派16军南下增援，迨该军先头部队走到高邑附近时，第 40 军伤亡 15 000 人，自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40 军军长马法五、第 40 军副军长刘世荣以下官兵 23 000 人放下武器，用不着增援了。

于是，第 16 军乃折回石家庄，开往北平，石家庄由第 3 军防守。马法五的第 40 军在平汉路被消灭，胡宗南也不管，因为没有他的任务。

这段时间，胡宗南虽然忙于布置接收，但也没有忘记发动内战，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了清除在中原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根据地，胡宗南以清剿日军残余和恢复交通、缴收日军武装等借口，向这里的中共部队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抗战期间，在中原战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共武装部队，有以陕洛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省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韩钩部；以伏牛山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部；以嵩岳山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共河南军区豫西独立支队司令员皮定钩部。

他们共计 3 万余人，分布在陕县、洛阳、登封、嵩县、禹县、宜阳、伊川各地，抗战胜利前夕，韩、王,皮领导的中共武装部队，逐渐向洛阳南北地区逼近。

胡宗南认为，第一战区的部队向东、向北挺进后，如果不能消灭活动在嵩山、伏牛山区的中共根据地和武装部队，不但后方的交通线难以维护，后方的政权也难以稳定，而如果中共部队—旦抢先接收洛阳等大中城市，后果更难以预料。

胡认为，这部分中共武装位置于豫西，封锁了第一战区东出的大门，是他进占中原和华北的大患，必须剿灭。

所以，胡宗南很快制订了一份“清剿嵩山、伏牛山地区奸匪计划”,利用军队东进、北上的机会，对沿途的中共武装部队发动进攻。

按照这份“清剿”计划，胡宗南按照各军及地方部队的态势，划分为 7 个“清剿区”，施行分区负责。

9 月 8 日，胡宗南亲自确定了“清剿区”的指挥官及范围、兵力:

第一区——指挥官以第 28 师师长王怀凡出任,“清剿”兵力以第 28 师并附第 16 纵队及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陕州、渑池、新安地区，并负责维护陇海铁路的修复任务;

第二区——指挥官以宜阳、洛宁、卢氏抗日自卫军总指挥王希仲出任，“清剿”兵力为卢洛抗敌自卫军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洛宁地区;

第三区——指挥官以第 9 挺进纵队司令徐某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9 挺进纵队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伊阳地区；

第四区——指挥官以第 66 师师长刘子奇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66 师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伊川、伊阳、嵩县地区;

第五区——指挥官以第 90 军军长严明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90 军并附王遂庆团及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洛阳、偃师、孟津三县全境，并负责掩护陇海铁路的修复任务；

第六区——指挥官以第 49 师师长李守正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49 师并附地方保安团队，其范围为巩县、汜水、荥阳三县全境;

第七区——指挥官以第 15 军军长武庭麟兼任,“清剿”兵力以第 15 军并附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其范围为登封,密县、禹县、临汝地区。

胡宗南要求，各“清剿区”凡接近黄河的，应确实控制各渡口；凡接近山岳区的，应控制各据点，以阻止“奸军”流窜。

具体的部署是：为彻底消灭豫西登封、密县等地的中共武装部队，乃令沿陇海铁路附近部队，以一部封锁黄河渡口，阻绝中共部队南进；另以有力部队迅速东进南下，分别占领嵩山、北萼、领口、贾峪、崔庙、朱河、镇山、小关、夹津等各隘口，阻止登封、密县一线的中共部队向各地突围转移。

为求指挥统一，胡宗南规定各区指挥官于“清剿”期间统归第一战区副长官裴昌会指挥，各“清剿区”指挥部均不另设机构。

10 月 5 日，第 61 师奉胡命分别进占复沿村、圣水、驾店等地，第 65 师奉胡命进占唐庄、焦店，于 10 月7日占领登封，中共部队分别向长埠、大营、南召方向转移。

10月 20日，胡接到蒋电:““匪军”主力已窜南召附近，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长官负责，第 15 军即暂改归第五战区指挥，该战区应饬第 90军派必要兵力，于豫西嵩县一带防堵。”

豫西“清剿”工作，至此遂告一段落。以上情报，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报告了延安。

这是胡宗南于战后发动内战的第一仗，比较积极、比较主动，也是比较早的，这对共产党是个很大的警示，也是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后来胡宗南到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期间,《新华日报》于 11 月 13 日刊登文章，揭露胡宗南发动内战的阴谋。

文章标题是:《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铁证——清剿嵩山伏牛山计划已被八路军缴获》，副标题是“嵩山早无日寇日俘,何劳兴师动众去“受降’?”

文章说:“国民党宣传机关以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日俘回国等藉口，进行大规模进攻解放区的内战烟幕。新华社为揭穿国民党这种虚伪宣传，现特宣布八路军太行部队缴获的第一战区9月18日发布的‘清剿嵩山、伏牛山地区奸匪计划’。

查嵩山地区，在9月18日之时，已早无日寇，也没有一个日俘，并且西边也早已无敌寇，也无所谓‘交通要道’，而从计划中，可以揭露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宣传口号，如恢复交通、缴收日军武装等，是何等虚伪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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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41
（29）前往郑州受降

陈诚不让胡宗南到华北接收的理由，是让胡宗南在陕北“看着”共产党，他没有能去华北接收，蒋介石却让他在洛阳地区，主持受降活动。

1945年8月13日，蒋命令胡：以 4 个军驻守关中，3 个军进入山西，与第二战区取得联系，监视解除日军武装。

8月18日，蒋电令赴湖南芷江主持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各地区受降主官作出规定，其中对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的受降主官和受降地区分别规定如下:

“第一战区：甲、派胡宗南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受洛阳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之一部；乙、着汉中行营直辖之第 89 军改归该战区序列，该战区之第 40军改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第五战区：甲、派刘峙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地区，该区为敌第 12 军及第 34 军各一部；乙、对于伏牛山、桐柏山各地区之治安，仍由该区派队担任,务须确保根据地。”

8 月 21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公布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以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及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其中明确规定，第一战区受降主官为胡宗南，受降地点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洛阳。

规定第五战区受降主官为刘峙，受降地点为开封，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为日军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等地。

根据这个接收命令，涉及河南省的受降安排，大部分地区都划给第五战区，由刘峙负责接收；只有豫西这一小块地区，交由胡宗南负责接收。这也是一种态度，表明在中原地区承担抗战任务的，主要是第五战区，不是第一战区。

所以，最初的受降安排，是有利于刘峙，不利于胡宗南。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受降规定后，以“宗字第 1 号备忘录”交由前线部队，转送日军第 110师团师团长术村经宏，下达受降命令及具体部署。

命令第40、第90军沿陇海线前进；命令第 27、28、85 军，先后沿卢洛公路向洛阳前进；命令新 8、15军，由镇平、栾川向襄城、许昌前进；另以第3、第 16 军，由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沿同蒲线北进。

但是，到了 8 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对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重新作出安排。

8月28日，何应钦发出《关于改定一、五两战区受降内容致冈村宁次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规定第一战区的受降地点仍为洛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也仍为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但受降地区除洛阳外，增加了开封、新乡、郑州等地区。

第五战区的受降地区则由原来的开封、新乡、郑州、南阳，缩减为南阳，受降地点也由开封改为南阳，代表投降部队长仍为第12军军长鹰森孝。

前后不过7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幕后的运作过程，当然很复杂。胡宗南对何应钦 8月21日的安排很不满，但他本人不便直接提出来，那样就显得他太没有气度了。

但是，他可以通过蒋介石身边的人提出，於达、唐纵、戴笠等人，跟胡宗南都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许多重大决策，胡宗南都会跟他们商量。

胡宗南对何应钦的安排不满，他会不会通过这些人向蒋介石提出，再由蒋介石直接向何应钦下指令改正，迫何应钦就执行？这些事情，从台前是看不出来的，都隐在幕后。

何应钦的这份《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除分电第一、第五战区胡、刘两长官知照外，并通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转致冈村宁次。

但是，冈村宁次 8 月 31 日函复何应钦，要求对“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 14 号”的内容作出改正：将第一战区受降主官胡宗南的受降地点由洛阳改为郑州，代表投降部队长由第 110 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改为第 12 军军长鹰森孝，日军投降部队除原第 110 师团外，新增加了第 6、第 10 独立警备队及第 4 骑兵旅；

第五战区受降主官刘峙的受降地点由南阳改为郾城，代表投降部队长是日军第 115 师团等部队，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河南许昌、屡城、商丘等地区。

胡宗南接到何应钦的《中字第 14 号备忘录》后，即对受降部署作出调整。

当时，第一战区第 4、第 31 集团军位于豫西，第 34 集团军担任陕西韩城迄潼关之间的河防，第 37、第 38 集团位置于关中及陇东陕北封锁线上。

胡命第38军军长张耀明率第 17 师、第 177 师，由豫西向开封附近挺进，以第 177 师担任兰封与开封地区、第17师担任开封与郑州地区之接收与警备。

命第27军军长谢辅三率第 47 师、第 49 师向郑州附近挺进，以第 47 师担任郑州附近的接收与警备，第 49 师到达郑州后，继续向武陟挺进，担任武陟方面的接收及沿途进攻驱逐中共武装力量的任务。

命第90军军长严明率第 53 师、第 61 师由豫西向洛阳挺进；到达后，以第 53 师担任巩县至洛阳地区、以第 61 师担任洛阳附近地区之接收与防务。命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抵达新乡地区，展开接受与警备任务。

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所部第 85军由豫西各部队分别东进，9 月中旬各军到达指定位置。

胡宗南还指令，在洛阳、郑州分别设立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副长官裴昌会任第一战区洛阳前进指挥所主任，以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为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分别办理受降事宜。

受降的步骤按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的次序，分别办理。拟定郑州于 9月 17 日前接防完毕；开封于 9 月 20 日前接防完毕；新乡地区的交接，等第 40 军到达后进行。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9月8日，李昆岗和作战科长柏荫寰上校乘飞机抵达郑州，当即将《宗字第1号备忘录》送交鹰森孝中将。

《备忘录》内载：(一)第一战区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接收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等地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 110 师团，第 6、10、14 独立警备队及配属部队与辅助部队的投降；

(二)第一战区在洛阳、郑州各设立前进指挥所，就近解决日军的投降缴械问题。

但是，鹰森孝声称，未接到更改投降地区的命令，仍与第五战区接洽投降，致使李昆岗受降受阻，无法开展接收工作。

李昆岗随即向胡宗南报告，胡命人向重庆军委会查询:

8月下旬发出的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达第五战区，及送交日军第 12 军司令部?

后来，鹰森孝声称已经接到中国战区统帅部补送的更改主持受降指挥官的命令，并派出第 12 军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折田大佐、仁本大佐、中泽少佐及翻译，到郑州前进指挥所接洽投降事宜。

这表明，有人对更改第一战区受降范围的命令，执行得不痛快。

1945年9 月18日，胡宗南、范汉杰、熊向晖及卫士等人，一起乘小飞机，抵达郑州机场。

为了使分散在豫西、豫北地区的各将领能够参加受降典礼，胡指示将受降典礼延期到 9 月 22 日举行。

9 月 22 日上午9时，受降典礼在第一战区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原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

礼堂正面高悬深蓝色布幔，布幔前竖中、美、英、苏 4 国国旗，悬挂着美、英、苏盟国领导人肖像。礼堂正面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分挂中国国旗与国民党党旗。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桌,这是受降席。

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两旁设有第一战区官佐席、来宾席、记者席,以及仪仗席等。

上午 8 时 55 分，胡宗南从郑州临时官邸乘车进入礼堂，人场时，全体肃立致敬。

胡宗南等人在受降席就座，左边是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副司令长官刘茂恩中将；右边是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翻译刘季谷站在胡宗南后面。

参加接收活动的部分高级将领如第 4 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 27 军军长谢辅三、第 38 军军长张耀明、第 47 师师长李奇亨等人，也都在两旁的部队将领席就座。

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刘艺舟、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刘锡五、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陆福廷等党政高级官员等，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胡宗南还邀请专司训练第一战区官兵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军包瑞德上校、魏德上校、威尔逊中校、杜美斯上尉、洛克斯上尉、华虚上尉等人参加受降仪式，连同当地的党政官员和新闻记者等，共有 100 多人出席。

上午 9时，受降仪式开始，先由中国战区引导官、第一战区第 1 师师长黄正成少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日本陆军第 12 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高级参谋折田大佐、参谋仁木少佐、参谋中泽少佐、翻译小山田等 6 人，鱼贯进入礼堂，在受降席前排成一行，向受降主官胡宗南鞠躬敬礼。

胡宗南起立点头答礼后，命令他们在投降席上坐下，接着，范汉杰宣布摄影，约 3 分钟结束。此时，只见鹰森孝面容沮丧、前额低垂，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随后，鹰森孝起立报告:“本人今日前来接受命令!”

胡宗南问他“有无证明文件”？鹰森孝答“有”,随即将证明文件呈给胡宗南。

胡阅后即交范汉杰，范连同“宗字第 1 号命令”交日军中山源夫参谋长，转递鹰森孝。

胡宗南说:“此为本长官交付贵官第 1 号命令!”

鹰森孝恭立接受阅读后，在“受令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中山源夫参谋长，转交范汉杰参谋长呈胡宗南。

“受令证”的内容是：

“今谨收到中国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宗南第1 号命令一件，当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遵照，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属代表各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责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日军陆军第12 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鹰森孝印。昭和 20年9月22日午前 9时于中华民国郑州。”

胡宗南看了“受令证”的内容后，随将“受令证”交范汉杰收存。

鹰森孝接着起立报告:“命令已确实奉到!”

胡指令:“请贵官此后执行本长官命令!”

鹰森孝答:“是!”

胡随即命令鹰森孝等日军投降代表退席。鹰森孝等起立，退后三步，向胡一鞠躬，胡起立答礼，鹰森孝一行，即按操典动作退出。

受降仪式完成后，胡宗南即向参加典礼的来宾、官员、将领及新闻记者发表简短谈话。

胡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面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

回忆八年以来，赖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英明的领导，卓越的指挥，坚定的意志，唤起全国军民共同奋斗，出兵、出粮、出力、出钱、流血、流汗，支撑抗战，拥护国策，和我们同志同胞八年的血战，乃能换得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尤其美国朋友密切的合作，极大的援助之下，乃能得到最大的胜利。

这一胜利，一洗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洗中国地理上的污点，一洗中国人民愤恨与不平的心理，我们临此胜利与光辉的一天，我们对于我们的领袖以及抗战的军民以及我们的友邦，尤其美国朋友，应致其崇高的敬意！并祝各位胜利!”

讲毕，译成英文，前后约 6 分钟。胡讲话结束后，来宾及观礼人员纷纷向胡宗南表示道贺。随后，胡与参加受降典礼的来宾与观礼人员在院内摄影纪念。

9 月22日上午10时40分，胡宗南等受降官员与全体来宾与观礼人员，赴广场升旗。据报告，当日参加升旗仪式的各界人员达 1 万多人。

中午 12 时，胡宗南赴河南党政人员联合欢宴。下午 4 时，胡在郑州前进指挥所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来宾。

9 月23 日上午 9 时，胡宗南派副参谋长李昆岗访问鹰森孝，并于下午 4时，在郑州临时官邸接见鹰森孝等 5 名日本投降代表。

1 小时30 分后，鹰森孝等人辞去，晚8时，胡宗南招待出席受降典礼的新闻记者。

9月 24日，日军投降代表中山源夫参谋长来见，代表鹰森孝致谢昨日之叙，并赠画一幅、艺术女像一个。

鹰森孝自9 月22日签署投降证书后，即与日本大本营脱离一切关系，改称中国战区河南地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长，接受中国战区领导。

9 月25 日下午，胡宗南乘小飞机飞抵开封视察，熊向晖等人随同。 26 日，胡宗南访庞炳勋、刘茂恩，夜间延见豫籍黄埔同学温其亮、吴长怡、刘艺舟等。

27 日，胡宗南接见伪军将领张岚峰、孙良诚等，并到新乡会见马法五、高树勋、孙连仲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日军坂田少将。

30日，胡宗南派沈克赴石家庄，派陈子坚赴彰德，收集情报，这说明胡宗南对华北还是念念不忘。

10 月1 日，胡宗南为美军圣特上校、劳禄中校、威尔逊中校饯行。5 日，包瑞德上校辞行，胡宗南与他共进午餐后，亲自送到机场告别。

10 月7日上午，鹰森孝派参谋中山源夫来见胡宗南，向胡奉献军刀。

当天，胡接见了从新乡赶来郑州的伪军将领孙殿英。抗战胜利后，孙殿英接受胡宗南的改编，并奉胡命进攻八路军，胡对之语多褒奖。

10 月7日下午 3 时，胡宗南离开郑州返回西安。

郑州受降之后，胡宗南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日军驻地分别接防的命令。随后，接防行动依序展开，到 10 月 3日，各地的接防行动基本结束。

根据统计，在第一战区受降范围内，总计投降的日本官兵计 43 000 余人，另有伪军 39 000 余人，步枪、机枪 25 000 余支(挺)。

根据何应钦的指示，第一战区将伪军分别补充了中国军队的缺额，或拨交地方政府，改编成保安团队等。

通过熊向晖的报告，中共中央悉数掌握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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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44
（30）办理赴美留学手续前后

胡宗南从郑州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就晋升他为上将，颁给他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并决定履行他当初对熊向晖父亲的诺言，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

他告诉熊，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他去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复员整军会议”是 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重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都是军委会各部、委员会官长，以及行营、战区长官，蒋介石到会致训词，何应钦报告中国陆军总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并对整军工作进行布置。

除了熊向晖，胡宗南还准备多选几个人赴美深造。他对熊说，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胡宗南上将年谱》记载:“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而抗战期中优秀青年无法出国深造者尤宜及时培育。于是，先后派副参谋长盛文、党政处处长张研田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同意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遂由张处长经纪其事，分批派遣朱文长、张奇,陈忠经、申振民、熊彙荃、涂心园、张绍良、阎子桂、何继高、马大恢、吕家鸿、马蒙、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 17 人,其中，马蒙留英国，其余皆留学美国。

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为特选之陕西优秀青年，此外，尚有李人士、余忠玲、熊彙芝女士等，亦各补助美金 3 000 元，助其出国深造。”

这里有一个错误。熊彙芝其实是熊彙苓之误，熊彙芝是熊向晖的四姐，就是那个想到延安去，被他制止了的姐姐，后来与孙适石结婚。

熊彙苓是熊向晖的三姐，原来在武汉大学当讲师，当时该校迁往在四川乐山。1942年。她到西安来探亲，受到胡宗南接见。然后，她回到学校，后来与申健，即申振民，于 1945 年结婚。

胡宗南送他们夫妇两个一起出国学习。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选送赴美英留学的 17 人中，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马大恢这几个人，都是原来随军服务团的成员。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人，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的人也都是帮胡宗南工作多年，受胡重视的干部。

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熊向晖很熟，但直到这时，熊向晖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

陈、申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两年大学，都取得大学文凭。但熊向晖没有读完大学即从军，如想直接赴美学习读硕士学位，还需要另找证件。

熊向晖将胡宗南保荐他赴美留学一事，函告仍在同济大学读医的未婚妻谌筱华。日本投降后，同济大学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便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

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办理赴美留学手续，过程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护照，而办护照之前，先要有美国大学发的入学通知书。

联系美国的大学，要有中国的大学文凭，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名人推荐，学校才发入学通知书，凭这个人学通知书，才可以申领护照。

这一年，熊向晖已经 26 岁，只在清华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争取早日拿到美国学位，他只好采取冒名顶替的办法，借用哥哥熊彙莘的毕业文凭。

他的哥哥是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好在他们兄弟两个长得差不多,照片上也看不出来，熊向晖的名字(熊彙荃)翻译成英文后，与熊彙莘也没有多大区别。

这时，经胡宗南向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桂系的李品仙推荐，熊向晖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颇丰的职务，常去南京，在那里找到了住处。

熊的父亲母亲也即将由西安搬到南京居住，熊决定送父亲母亲和谌筱华去南京。

1945年11月，熊向晖送家人到了南京，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时，才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他所需要的证件。

尽管熊不能等候那样久，但他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候，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在南京休息的这段时间，熊向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知道自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10 月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然留在重庆，作为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就落实“双十协定”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围绕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停止进兵的问题。当时，张群等人奉蒋命，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谕，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

周恩来则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地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后来，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所提三条意见正式作出答复，提出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

(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2)停止利用敌伪;

(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

但国民党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他们在“三进”(进兵,进攻,进占)问题上，始终不肯作出明确承诺，一味提出要“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 10 里外”，好让国民党抓紧运兵，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

10月 30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指出“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在广大的国土上，有 8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进行着攻势”。

11 月 7日，新华社又披露，国民党用作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迄是日为止已达49个军 100 万人。这一天，新华社并公布了第一战区在豫西实施的“清剿”计划。

此时，国共谈判已陷于僵局。11月上旬，国民党进一步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国共全面内战的事态一天比一天严峻。看到这个情况，熊向晖也是忧心忡忡。

在南京休息期间，熊向晖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熊的一些故旧，把熊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熊餐叙，希熊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

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 10 月 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熊，《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

熊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 1933 年制定的《剿匪手册》，决定“剿共”，而王石坚则告熊，中共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熊向晖继续从报上看到一些让他意外的新闻，11 月 28日，报纸上登出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美军参谋总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驻华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

杜鲁门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称：马歇尔使华将执行美国一贯对华政策，惟此种政策将较以往有更明晰之说明。同日，魏德迈在重庆对记者称：马歇尔代表杜鲁门总统到中国来考察军事及一般情形，然后向总统提出具体的方案供采择。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答外国记者称:“马歇尔元帅为美国当代名将，此番以特使身份来华，自必获我朝野欢迎。”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阐述美国对华外交的主要原则：赞成召开由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尽快解决目前的纠纷，促成中国统士。

为了实现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发表谈话称:

“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 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藉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并愿为上述建议的彻底实现而努力。

我们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我们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当时，中央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部事务，调解国共纠纷，还是抱有希望的。

12 月 21日，马歇尔偕魏德迈由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夫妇亲往机场迎接。

当晚，蒋介石在寓所举行晚宴欢迎马歇尔。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柳亚子致书马歇尔，揭露赫尔利改变罗斯福对华政策，祖护独裁,干预政治，以至造成中国之内战；

呼吁美国“勿与人民为敌，勿以民主为仇”。

12 月22日，马歇尔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他希望能于年前，完成与各党派人士交换初步意见的工作，以为决定在华工作具体计划之参考。

12 月 23 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重庆访晤马歇尔，马介绍了来华的使命，周恩来介绍了中共追求和平和民主的初衷，表示“我们的政策，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中国不能内战”。

此后，马歇尔与各党各派接触，调解国共纠纷。

1946 年1月1 日，周恩来又与马歇尔在重庆晤谈。马歇尔建议中共接受政府关于国、共、美三方会商的提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

1 月 3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

马歇尔提出，在北平设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等。

1月 5 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 日，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于 13 日 24 时起全国一律停战。

次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双方下达停战令，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1 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2月 25 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 12 个月终了时，西北驻 5 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条款，让熊向晖有些迷惑不解。

1946 年 2 月初，熊向晖在南京过了春节，于 3 月初返回西安，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

抗战时期成立的各军事训练机构，如第七分校、战时干部训练第 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都奉令结束或裁撤，许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

尤其是第七分校，从 1938 年成立到 1945 年结束，共训练了从第 15 期至 22 期的7 期学生，毕业学生25 000 多人，95％都分发部队充任军事干部。

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华北地区的部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下层军官，都是七分校的学生。

战干4 团的情况，有些不一样，1940年，国民党军委会就下令，各地的战干团,一律撤销，第 4 团也在取消之列。但胡宗南认为，第 4 团有特殊任务，是为了对付陕北，与延安争夺青年。

于是，胡派战干 4 团教育长葛武肇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何应钦当面报告不能取消的理由。结果，经蒋特准，下令其改隶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自1941年1月起，改名为中央干部训练团，把原来战干 4 团的牌子摘下了。但在西北，人们仍习惯称战干 4 团，抗战结束后，战干 4 团也一并撤销了。

另外，胡宗南元月中旬向蒋请假，从西安径飞上海，经杭州回原籍孝丰县展墓省亲。 2月中旬，他到南京出席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3 月 6 日，熊向晖返回西安没有几天，胡宗南也回到西安。

从胡宗南及其幕僚口中，熊向晖得知，南京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决定复员军官 15 万，士兵 100 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

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就开始整编，当时，胡宗南指挥的部队共有 5 个集团军，13个军，3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3 个独立炮团，1 个装甲兵团，1 个独立渡河工兵团，1个野战工兵团，1 个通信兵团。

经过这次整编，第 34 集团军及所属第 16 军(辖 3 个师)、第 3 军(辖 2 个师)入冀，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再加上去年秋冬间，奉令裁撤的第 89 军军部，以及暂 62 师、65师、66 师拨归第 15 军建制，1946 年整编前，胡宗南所属部队为第 4、第 31、第 37、第38 集团军，计 10 个军，2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7 个特种兵团。

3 月 16 日，奉蒋命，第一战区部队列为第一期整编。4 月 1 日，胡宗南召开整编会议，要求10 日内，整编完毕，同时决定：从第 1 军抽出 3 个团，拨补 144、31、48 师，以期战力平衡。

每一步兵师裁 1 个团，以补足原来的缺额，计裁撤 26 个步兵团，编余军官成立西安军官队与郑州军官队进行收容，编余文职官佐与士兵共 27 500余人，大部分资遣回籍。整编后，原来的军改称为整编师，师改称为整编旅。第 31 集团军在豫北，第 30 军在晋南，正在与八路军作战，因为在战斗过程中进行整编，土气受到很大影响。

4 月底，第一期整编完成，第一战区 4 个集团军统率 10 个整编师，20 个整编旅，55 个步兵团。

其中有 7 个甲种旅，每旅辖 2 个步兵团；3 个乙种加强旅，每旅辖 3个步兵团，连同各种特种兵部队，总兵力为 25 万 6 千人。

后来，又成立郑州绥靖公署，第 31 集团军王仲廉部所辖整编第 26 军(3 个师、6 个旅)，拨归郑州绥靖公署指挥；第 4 集团军所辖第 40 师(2 个旅)亦已拨出，第一战区实有兵力不足 16 万人。

熊向晖回到西安后，了解了上述情况，告诉了王石坚，王向他和陈忠经传达中央有关指示。

王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于是，蒋被迫接受民主改革。

王石坚还向熊向晖、陈忠经传达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而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有很大的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

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王还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显然是比较乐观的。据《毛泽东年谱》载，1946 年 2 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 5 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

毛泽东并在电报中指出:“同意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这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做好了进入政府的准备。

当时，召开全国旧政协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核心是改组政府，组成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旧政协刚闭幕，蒋就不按程序办了。

关于委员席位的问题，旧政协规定，国民党 20 名，其余 20 名,“其分配另行商定”。中共要求 10 名，民盟要求 6 名。后来，中共、民盟合作要求 14 名，因施政纲领中规定：重大决定需经国府委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 13 名，核心还是国民党要一党说了算。

结果，就为这一个席位问题，蒋介石无论如何就是不松口。后来，蒋介石不断在东北、华北、西北挑起事端，挑动内战，局势越来越糟。

在西安期间，熊向晖还听说，去年 12 月下旬，胡宗南曾往豫北视察，准备夺取焦作、博爱、滑县等地，已定今年 1 月 10 日前行动，第 166 师刘子奇部已于 1 月 5 日前，开至新邻郑州指挥所，亦将于 1 月 15 日推进至新乡。

但是，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去年12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随后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 月 10 日国共双方发布第一次停战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样一来，胡宗南对焦作等地的进攻计划，虽已完成部署，但不能不停止行动，改取监视状态。

3月间，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复员整军，熊向晖一度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 月 11 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用 5 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要求5月4日发起进攻，5 月 9 日结束战斗。

熊向晖迅速通知王石坚，后王告熊，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

这一段时间，熊向晖还了解到，胡宗南判断国共矛盾，决非美国所能调处，更不可能相安无事。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必须是彻底“剿除”,而“‘剿除’之道，首宜直捣其延安‘巢穴’”。据此，胡宗南密拟进攻陕北计划，准备了甲乙两案，并指示于5月 15 日前准备完毕。

5 月 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

胡认为：此时，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大部分抽调东渡,向晋、绥、河北、东北挺进，军力处于劣势。

而第一次停战令在 5 月底届满，胡宗南期望能利用停战令届满的机会，发起对陕北的攻击。

熊向晖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又告王，蒋介石命胡“暂缓”，熊同时告王，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他定于 6 月 5 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学手续。

王石坚对熊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 月 6 日，熊向晖刚回到南京，蒋向新闻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 6 月 7 日正午起，停止进攻，期限为 15 天，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颁布停战令。这时，熊才弄清了蒋命胡“暂缓”进攻陕北的原因。

熊向晖来南京后，住在卫巷 32 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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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47
（31）与周恩来二次谈话及其之后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许，熊向晖正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熊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

他让熊戴上草帽，熊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也可以。

他要熊好像逛街似的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于是，熊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树阴下停住。

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你，他陪熊去梅园新村 30 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 5 点以后到上午 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熊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

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二层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下车后，你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两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

他说，周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熊向晖上了车，即按童小鹏交代的做。

下车时，他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宋平。

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 8 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

他告诉熊，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不一会儿，汽车声响，周恩来随后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熊坐在沙发上。

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 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

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回南京还要谈判，就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是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的。

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

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惟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

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能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

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一听，顿时感到十分震撼，倒不是由于周恩来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周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

更使熊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把这一切向他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使他深受震撼。

熊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人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

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

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


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会客室 图片来自网络

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

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一种可能。

周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通信?

熊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

周问：她和谌小岑是不是一家?

熊说，同姓不同宗。他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

周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

熊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王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

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

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

周恩来让熊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注意熊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熊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熊，熊即到上海马思南路 107 号找王炳南，王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去。

周恩来要熊向晖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

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熊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

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恩来说，保险系数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再留一个钟头，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一小杯葡萄酒。董老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这一杯酒，慰劳慰劳你，也慰劳慰劳恩来。周恩来还为熊夹菜，最好吃的是“狮子头”。

周恩来问熊：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要他暂缓?

熊说，胡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

周又问，日本投降以来，局部交火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

熊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复员整军”只是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将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蒋已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着。

周恩来说，他从其他方面也获得蒋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消息，听到你的介绍，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我党同蒋斗争了许多年，经验很丰富，蒋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作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蒋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毛主席本来不想去，蒋再三邀请，考虑到国内国际的情况，毛主席才接受邀请，目的是揭穿蒋的和谈骗局。

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我们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很不了解美国，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以为马歇尔来调处，当初态度还算公正。

当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美国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

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用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

主要问题谈完，熊向晖说，遵照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我先去上海躲半个月，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

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只会使别人感到奇怪，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

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

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

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在梅园新村，童小鹏领熊向晖上汽车，这台已不是来时坐的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下车，车飞快开走。熊步行很长一段路，找到了公共汽车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在 1946 年6月10日的条目下，对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如下:“和董必武接见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熊当时被胡宗南保荐将赴美国深造，他表示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提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晖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

回到家中，熊向晖把有关情况告诉谌筱华，并说，一旦我出事,请你另找对象。她说：别废话，你马上收拾一下去上海，这里的事由我办。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到苏北解放区，不要忘了想法把我接去。

按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随后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

于是，熊向晖又返回南京，继续办留美手续。他先把中央大学的英文证件寄给在美国的一位友人，请他同美国的大学接洽。

熊向晖留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学武，他开始报考美国的西点军校;但是检查体格不行，色盲，就淘汰了。另一种就是学文。

美国的那位友人帮他联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推荐人是我国著名外交官伍朝枢先生的孙女儿，由她介绍给美国密歇根大学，伍朝枢在美国很有影响。

在南京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期间，熊向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消息，集结于鄂豫边境的 10 万国民党大军奉蒋介石令，于 6 月 26 日凌晨，向以湖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部突围。后来，这一天被称为是国共全面内战的开始。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抗战胜利后，人民没有得到民主与和平，主要是美国反动派“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并对时局提出四项主张：

一、立即向全国重行发布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战令；

二、重开政协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三、在政协监督下从速复员裁兵；四、通知美国立即从华撤退一切军队。

中共代表团并于同日，对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书面抗议，指出国大之召集，须由政协各方决议，若国民党单方面决定，中共不受其拘束，引起纠纷，由国民党负责。

7月中旬，熊向晖从报上看到消息，与中共立场接近、主张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与自由的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于 7 月 11 日、7 月 15 日，在云南昆明遭致特务暗杀。

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南京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目前最严重最急迫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大规模的战事正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战场进行，其内战责任应由国民党负责。昆明两次政治谋杀，肆无忌惮，如果国民党不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将徒然无望。

7月 18日，周恩来在上海再次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现在局部的内战正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激烈的战争正在中原、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山西进行，国民党向这四个地区调入了大量军队。周恩来还指出，昆明暗杀事件，，是反动派妄图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和平民主人士。

8 月 2 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历时 20 分钟，投弹 10 余枚，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此前驾驶飞往延安的一架美制 B-24 型飞机，在延安机场被炸毁。

8 月4 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严重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制止暴行扩大，严惩此次暴行的负责者，保证中国空军不参加中国内战。

看到这则消息，熊向晖对延安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感到担心，对陕北战场的情况感到忧心，更忧心这是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前奏。

8 月中旬，熊向晖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日期是翌年2月。

熊向晖凭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向中国外交部申请护照，领护照，还要有钱，要有半年不少于 900 美金的生活费及 200 美金的路费，并且要进行体格检查，然后才可以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申请赴美国的签证。

留学经费的事，之前由胡宗南派副参谋长盛文、党政处长张研田赴南京向教育部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已经同意按当时规定，对公费留学生给予每年1 800 美元的生活费用，半年 900 美金，换成汇票。有这个钱，另外还要有路费 200 美金,这个钱，也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给。

在南京，熊向晖看望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徐处长，他就是原来在西安东仓门 1 号当秘书的徐先麟，他们平时关系很好。熊向晖告诉他，他必须在南京等一段时间，于是，徐为熊办好所需费用的美元汇单。

经费问题解决了，但在进行体格检查时，查出熊向晖有沙眼，不合格。于是，熊向晖又在南京割沙眼,这才合格。

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候，10 个手指都要按手印，好多人感觉屈辱，都哭了，签证拖到 9 月底才办完。熊向晖准备 1947年3 月乘美国邮轮去美国，接下来还有半年的时间的空档。

熊向晖于 10 月初飞到西安，胡对熊态度未变，不过这时，胡派兵堵截围剿李先念所部，历时两月，却以失败告终。

熊向晖了解到:

李先念率部在7月初，突破郑州绥靖区主任刘峙部署的重重防线，抵达豫陕边境的荆紫关，蒋接连 3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

荆紫关在河南淅川县境内，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为入陕门户，当地山岭连绵，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胡接到蒋的围歼李先念部的命令后，即派整编第 1 师、整编第 90 师，也就是原来的第1 军与第 90 军，赶到荆紫关一带布防，凭险构筑工事。

不久，王震、李先念先后率部抵达时，都经过了异常惨烈的血战，才杀出重围，进入陕南地区的。此后，双方在陕南地区转战 700 余公里，激战 53 天，最后，王震率 359 旅突破西兰公路与泾河，重返陕甘宁边区；

李先念率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及主力进入商洛地区，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开始了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台湾出版的《胡宗南上将年谱》里讲，胡宗南在 8 月 29 日的日记中记载：

“王震匪率200余人窜过公路，渡过泾河北窜，此次剿匪完全失败。”

而在晋南，胡宗南输得更惨，这里既是关中门户，也是陕北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连接中共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支点和通道，所以国共双方都志在必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有意要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山西，控制晋南地区，但始终不为阎锡山接受。

后来，晋南地区为中共太岳纵队陈赓部控制，纵贯山西的同蒲铁路晋南段也被陈赓大军拦腰截断。据此，阎锡山才同意胡宗南派整编第1 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1、第27、第30师等精锐部队，渡过黄河，北上晋南，与阎部南下的1个军对接，夹击陈赓所部，全线打通同蒲铁路，扫荡晋东南解放区，这是 7、8 月间的事情。

但陈赓这个仗打得很灵活，他率领 3 个旅，利用阎、胡之间缺乏互信，相互猜疑的矛盾，先集中主力南击胡军，歼其一部；得手后再北上击阎，取得了两战两捷的胜利，被毛主席称为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

尤其在 9 月下旬，陈赓率部在临汾市浮山县官雀村设伏，全歼原第 1师整编后的整编第1旅4 000 余人,连中将旅长黄正成也被陈赓活捉，这是让胡宗南最丢脸和最痛心的事情。

有人告诉熊向晖：晋南失败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一连几天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胡宗南进攻陕北，坚持要让第 1 旅率先进人延安，就是要为第 1 旅恢复名誉。

熊向晖回到西安后，胡宗南正在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 月中旬，他借口解放军有进攻榆林意图，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要求从山西调回整编第 1 军，会同他在陕甘的残存部队，于 11月初开始行动。

胡还托正在西安的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也向蒋建议，10 月 13日，王叔铭由南京电复胡宗南:“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

10 月 21 日，胡宗南奉蒋召进京，力言进攻延安的时机，不容再错过。过了这个时候，气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

但是，国防部主张先巩固同蒲铁路，继而攻取长治，夹击刘伯承,以消灭中共主力部队为目的。旋即，胡宗南与参谋总长陈诚谈攻取延安的问题，强调现攻延安，仅 20日时间，过此 后，则天寒地冻，不能用兵;即使共军进攻榆林，国军亦不能攻延安。

可胡宗南的建议，蒋仍未采纳，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消灭其主力。

熊向晖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对熊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

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可以知道，11 月 11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陈诚举行非正式 3 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

“我这里有我们的战报和政府军调动的消息。例如今天，还得到消息，政府军正向延安布置攻势，胡宗南的整编第 27 师、第 1 师和第 90师，现在都向陕北集中，有的到了中部、宜君、潼关，有的到了韩城。”“这是一个进攻前的形势。”

跟熊向晖从南京到西安的，还有他的未婚妻谌筱华，熊安排她和王石坚住一个院子，熊向晖在西安东仓门的副官张德广，也被介绍给王石坚办事。

熊向晖在西安住到11月下旬，胡宗南为熊饯行，希望熊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之后，熊向晖回到南京，筹办与谌筱华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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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49
（32）进攻延安的计划

1947 年1 月初，熊向晖和谌筱华准备“旅行结婚”，遭到她母亲的坚决反对，说那会被人看成私奔，必须明媒正娶，名人证婚。

在南京，熊认识的名人不少，考虑到他们同胡宗南的关系，他选中刚卸任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蒋经国。

1942 年春，蒋经国巡视西北 3 个月，熊向晖奉胡宗南之命一路陪同，颇有交情。找到他后，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提出在励志社举行，所需费用由他来付。

他还让熊把所邀宾客的姓名住址，开给他的主任秘书陈元，由陈元代为印发请柬，安排场面。

陈元原在胡宗南部，还是熊向晖介绍给蒋经国的，自然非常帮忙。

为使丈母娘满意，熊向晖按南京习俗，请四位熟人做“四大红媒”:

陈元 ，中央信托局襄理吴承明，即将去美留学的陈忠经，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正洽办留美手续的申健。

他们约齐造访谌母，为熊做媒定聘。“明媒”之后就“正娶”。陈元一个电话，励志社大厅布置得喜气洋洋。

在司仪的导引下，两百多来宾分列南北两厢，双方主婚人分列西端礼坛两侧，证婚人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站在礼坛中央。

女钢琴家洪达琴弹奏婚礼进行曲，熊穿黑色燕尾服，由伴郎陈琳陪同，筱华穿白色披纱婚服，由伴娘程文江陪同，踏着琴韵，从东端徐步走向礼坛。

蒋经国同新郎新娘握手，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印，致贺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代表胡宗南致贺词。

婚礼完成，喜宴开始，莱肴丰盛,但席上不供酒、不供茶，饮料只有白开水，因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规定。

婚礼之后，陈忠经、申健等即于 2 月赴美。熊本拟 1 月底从上海坐“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班轮去旧金山，因船少客多，1、2 月份船票早已售完，他只订到 3月上旬的舱位。

于是，他和筱华于 2 月 22 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偕赴上海，她送熊上船。

离南京前，熊向徐先麟辞行，请他代候胡宗南，他们在杭州，住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3 月 1 日近午，从灵隐寺返住处，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他说,“请熊太太先回房间休息。”

然后，把熊领到经理室，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他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看熊先生。”

熊说，“不敢当”，心里嘀咕：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不待熊发问，那姓王的主动作了回答，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熊是否在杭州。他从旅馆登记表中知熊的住处，即复毛人凤。不久，又得毛人凤密电，命他妥善安排熊于 3 月 2 日下午 6 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

他说，时间有富裕，他要略尽地主之谊，下午陪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熊先生,熊太太”坐他的汽车沿(南)京杭(州)国道去南京，他派人随行照料。

他说，京杭国道“呱呱叫”,他的汽车也“呱呱叫”,几个小时就可到达。

姓王的特务说得煞有介事，而熊向晖却如打了一记闷棍，使他难辨真伪。

熊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他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他办公室打,如信他不过，他就给熊看毛人凤的密电。

熊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人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他代买车票，代为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他说:“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没啥能耐，抓车票，打电话，小事一桩。”

随后，熊在餐厅附近的湖滨，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筱华。他说，国共和谈破裂，马歇尔已返美，可能把“那个小本子的照相”送给蒋介石。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

他要她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熊到南京马上给她写信，如 5 天后收不到信，就凶多吉少，请她珍重。

3 月 2 日晨，熊向晖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他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

接着，徐处长领他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熊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

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

他又问熊:“新娘子呢?”熊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 3 个月吧。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

至此，熊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后，要盛文先讲几句。盛文说，前天(即 2 月 28 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

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 8 月 10 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 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

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等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熊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胡宗南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熊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熊一个公文包，要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

临走时，他嘱咐熊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熊依言办理后，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熊向晖照抄不误。

胡宗南中午回来后，对熊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熊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

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

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唱高调做不到的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军事委员会已裁撤，不再称蒋委员长及委座)。

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熊据此补充定稿，不需送他审阅，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接着，胡宗南要熊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熊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

熊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3 月 2 日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

方案首先对陕北解放军的战略企图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陕甘宁边区为奸匪老巢，盘踞十三年，擅立伪府，窥窃政权，久为国际注目。故匪必以全力死守，凭藉多年构筑之坚固据点工事及险要之地形，逐次抵抗，消耗我军兵力，诱我深入劳山阵地后，包围歼灭我军于深沟大林之中。”

方案接着规定了胡宗南军队的任务及作战指导概要：以攻略陕北“匪巢”、肃清黄河西岸“匪军”之任务，决定作战指导如次:

1、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人敌后而奇袭之。

2、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人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

3、“匪”若企图以延安为核心，吸引我之主力，而以其主力分由两侧包围我军时(即用口袋战术时)，则第二线兵团应以一部作正面拒止，主力突破一点，对敌作反包围而歼灭之。

4、“匪”若避免决战而以主力向河东窜退时，则应以主力跟踪追击，并以晋南部队迅速进出永和关、三交镇，遮断“匪军”退路，夹击“匪军”于河西岸而歼灭之。

5、攻击开始前，宁晋陕北及太原方面应各以有力部队对三边、安定、米脂及晋西南方面行牵制攻击，策应本战区之作战。

方案还规定了胡宗南的兵力部署：

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 1 军(简称整 1 军)军长董钊，率整 1 师师长罗列 3 个旅，整 27 师师长王应尊 2 个旅，整 90 师师长严明 2 个旅，重迫炮 14 团第 3营(欠1连)，工兵第 3 团第 1 营、工兵第 9 团第 3营；

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经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至延安大道及附近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依左兵团之协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敌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

左兵团指挥官：整编第 29 军(简称整 29 军)刘戡，率整 36 师师长钟松 2 个旅(欠28 旅)；整 17 师师长何文鼎 1 个旅，第 135 旅炮兵第 51 团第4营1个连，工兵第3 团第2 营(欠第 5 连)；

于洛川北面段仙子、党家原街子河之间地区就攻击准备位置，经洛川延安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依奇袭突破敌军阵地，协力右兵团包围敌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

陇东兵团指挥官：整 36 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 1 旅，独立第 1、第 2.第 3 团，陕西保安第 3、第 6 团,甘肃保安 1 团。

以新 1 旅编组若干个活战斗群，于左右兵团攻击前两日，开始分向保安方向佯攻，碉堡线守备部亦同时采取积极行动，于此正面上眩惑欺骗敌人，及拘束当面敌军之行动。

总预备队：整 76 师(欠新 1 旅)，骑1 旅，战车第 2 营，重炮第 11 团(欠1连)。

整76 师配合陇东兵团行动，先期于陇东发动攻势，于攻占庆阳合水后，留一部于该地守备，主力即星夜赶回洛川附近待命，为战区总预备队。

调整 10 师师长罗广文部至关中，控置于咸阳附近保持机动，整编骑兵第 1旅主力控置于平凉附近，一部于泾川附近待命。

战车第 2 营，控置于洛川附近待命。

以上共计步兵 14 个旅，保安部队 6 个团，炮兵 2 个营，工兵 3 个营，骑兵2个团，战车 1 个营，总兵力约 14 万余。

胡宗南研判，陕北解放军兵力为：第 8、第 10、第 39 旅，警备第 1、第 2、第3、第4、第 11 旅，教导第 1、第 2 旅，新编第 1、第 4、第 8、第 9、第 11旅，独立第1旅，骑兵第 6师等,约 6 万人；晋西调回王震所部 358、359两旅，7千人；贺龙所部 3个旅，约1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 7 万人。合计为 16 万人。

胡宗南认为：国民党军第一线可用以攻击的部队为整 1 军，整 29 军的 12 个旅，共计8 万4 千人，但敌军民兵能用于作战者可能为三分之一，而国民党军装备优于敌方，故战力相当。

方案规定发起进攻时间为 3 月 10 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

熊向晖细阅后，将方案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随后，熊向晖找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聊天”。熊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 3 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道，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

现在，整 1 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 29 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 3 月 10 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要在 9 天之间，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

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错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

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3 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从盛文口中，熊向晖还得知，早在 2 月初，胡宗南其实就已经接到蒋的暗示，要他作好攻略延安的准备。

2月1日，胡宗南研判关中、晋南形势后，主张在晋南的整 1 军停止北上，而将整90 师撤回临汾，整 1 师撤回侯马，整 36 师之 28 旅调驻宜川。同时，以关中之有力部队向敌攻击前进，先收复“囊形地带”。胡的考虑是：既然很快就要大举进攻延安，解决“囊形地带”再无投鼠忌器的必要；况且，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大军集结之后左侧背的威胁，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需要首先夺取这一地带不可。

2 月 2 日，胡关于收复“囊形地带”的意图奉蒋电话核可。

2月7日，胡宗南研究攻略“囊形地带”方案，决以整 29 军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以整 36 师师长钟松、整 76 师师长廖昂指挥各师，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

不久，胡宗南赴三原整 29 军军部指导攻略“囊形地带”方案，2月 14 日拂晓，钟松指挥整 36 师(欠整 28 旅)、廖昂指挥整 76 师(欠整 144旅)，以及整 17 师，从东、南、西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攻击前进。

但是，当各部进入囊内后，并未遇敌顽强阻击，进展甚为迅速，后了解到，原在该地区的中共新 4 旅已主动向北撤走了，只有胡部整 12 旅在爷台岭与共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较为激烈的战斗。

胡宗南虽然迅速收复了“囊形地带”,但这显然是西北解放军在战略上的一种主动放弃。

攻占“囊形地带”后，胡宗南还意图吸引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主力部队于陇东地区，以削弱保卫延安的力量。他判断：整1 师正在向西渡河之时，敌不致集中优势兵力于庆阳、合水之间，决定以整 76 师师长廖昂指挥该师整 24 旅，附整 48 旅(属于整17 师编制)，一举收复陇东庆阳。

2 月 25 日，胡宗南率僚属至郴州，召集整 76 师师长廖昂、整 24 旅旅长张新、整48旅旅长何奇等高级将领来会，聆听攻略庆阳方略。

2 月 28 日，整 24 旅旅长张新指挥所部向陇东庆阳、整 48 旅旅长何奇指挥所部向陇东合水攻击前进，也就是这一天，胡宗南接到南京密电，要他立刻赴京晋谒，接受任务。

盛文说，2 月 28 日，胡宗南带着他自西安飞南京，下午4时晋谒，蒋问:“陕北作战有把握吗？”胡宗南列举了国共双方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

晚 8时，蒋赐宴，仍询问有没有把握？胡答如前，并请空军全力支援。

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1 日上午 10 时，胡宗南与盛文在国防部研究攻略延安方案，参谋次长刘斐对胡宗南提出的攻略延安方案认为妥善。晚 9 时同谒蒋，得蒋同意，决定 3 月 10日开始行动，之前先停止庆阳、合水之攻击。

离开南京前，熊向晖写信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谌筱华，告以安抵南京，将返故地重操旧业数月，希她月内前往团聚。

原已商定，陈忠经和熊相继赴美后，她将辍学移住西安王石坚家的后院，以便运用熊的社会关系，掩护并协助王石坚工作。

3月 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熊就去找王石坚。

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还购置了新华巷 1 号有三层院落的住宅。

看到熊向晖，王极为惊奇，熊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包括胡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

熊还告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

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在准备攻击延安阶段，胡宗南的部队在紧急调动集结过程中，战线拉得很长。

整 1 军此时还在山西晋南作战，接到胡宗南向关中宜川附近集结的命令后，整 1 军附重迫击炮营和火箭炮部队，即从晋南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后，经陕西韩城向宜川附近集中。

而整 29 军的一部分在三原、郴县，一部分还在甘肃庆阳作战。接到紧急集结的命令后，整 29 军军部附战车重炮部队，以及在三原、郴县的部队，经咸榆公路，向富县、洛川地区集中。

在甘肃陇东的整 24 旅、整 48 旅,都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他们按照胡宗南原先下达的进攻庆阳、合水的作战命令，于3 月 1 日、2日，一举进入庆阳和合水，但并未发生战斗，拿下的是两座空城。

3 月 2 日晚，又接到整 29 军军长刘戡电令，在攻占庆阳、合水后，仍从原路撤回宁县，向耀县地区集结。

这个战线横跨三省，东西来去几千里。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只有7 天多时间。

当时，山西、陕西之间，过黄河没有大桥，兵力辎重要用船运；从甘肃到陕西，路也不好走，盛文感到很难办。

结果途中不断出事，整1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 90 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把右腿跌断；整 48 旅匆忙从陇东合水撤回宁县的途中，遭遇西北解放军伏击，整 48 旅旅长何奇在西华池阵亡。

出了这两件事，胡宗南临时命令陈武代理整 90师师长，命令康庄任整 48旅旅长，“所以,战略服从政略,乃兵家大忌。”熊向晖感叹地说。

胡宗南返回西安以后，指令第一战区的幕僚机构根据蒋介石同意、南京国防部批准的攻略延安作战方案，分别拟订了《右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和《左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

与此同时，蒋密电胡宗南，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进攻延安的日期推迟 3天，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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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5 01:51
（33）在洛川前进指挥所

就在胡宗南计划进攻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兰州西北行辕也拟订了闪击延安的作战指导方案：“以协同西安绥署收复陕北奸区之目的，即行全面攻势，预定于庆合、环县、定边之线及以东地区求‘匪’主力击破后，逐次清扫残余，向保安、靖边之线进出”。

西北行辕还组成海固兵团(指挥官杨德亮)、宁夏兵团(指挥官马鸿逵)、陇东兵团(指挥官顾锡九)、预备兵团(指挥官马继援)，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但是，马鸿逵、马继援属于马家军，他们的部队均不接受胡宗南的指挥。

3 月 7日，熊向晖在西安又找到王石坚，告以蒋下达进攻推迟 3天的密电，并将左、右兵团攻略延安作战指导计划及西北行辕作战指导方案等方面的情报，进一步告王石坚。

熊还告王，胡宗南有可能在进攻延安的初期，用伞兵实施突袭。

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

熊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

熊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胡宗南用伞兵突袭延安的计划，后来没有实施。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上都提到过这件事。

《毛泽东年谱》(1947 年)3 月 10 日的条目下记载:“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即 3 月 8 日)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 4 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

《周恩来年谱》(1947 年)3 月 10日条目下载:“得西安情报，胡宗南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令新 4 旅两天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也提到这件事。童说:“(1947年)3月8日，中央机关按计划有秩序地向瓦窑堡方向转移。10 日，中央军委得到隐藏在胡宗南处的熊向晖的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 15 个旅 14 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

周恩来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4旅，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赶到后，周恩来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歼灭的。

大概因为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

熊向晖3月7日把情报送出去，3 月 8 日就随胡宗南去了洛川，后来情况又有变化，但他的情报送不出去了。

8日晚，熊随胡宗南及第一战区副参谋长薛敏泉、处长汪承钊、科长赵宁国、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炮兵指挥王观州等人，秘密离开西安(胡宗南留参谋长盛文在西安坐镇)。

他们先乘火车专列到铜官(今铜川)，胡和熊及1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

洛川是第一战区攻略延安作战行动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此前，胡宗南已指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工处处长王超凡等人组成“前进指挥所”，他们已先期到达洛川。

9日，他们到达后，副官处为胡宗南和熊向晖及机要人员、便衣卫队等安排好住处——洛川中心小学。

事先，熊向晖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他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天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 4 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

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又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 9 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大会通电全文，“朱总司令讲话”全文，“彭副司令讲话”全文，“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

所有文件一式两份，胡一份，熊一份。

胡宗南看完后向熊向晖发议论，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

而他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他想了想，兴头突减，忽然问熊：怎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讲话？熊说，我怎么知道?

他又问：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熊回答不来。他说，朱德是总司令，但他在共产党里资历比周恩来浅，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这个人……

胡宗南没有说下去，他太熟悉周恩来的经历，潜台词大概是“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胡宗南的部队在进行较大规模的行动时，如情况许可，都要举行一次军事会议，说明敌我友军的态势和作战计划。

这次攻略延安的军事会议，定在 3 月 10 日晚 10时召开，地点就在胡宗南的洛川住地——洛川中心小学礼堂。

洛川军事会议由胡宗南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薛敏泉、第一战区政工处处长王超凡、参谋处长汪承钊、交通处处长王企光等。

部队将领中，参加的有整 1 军、整 29 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和各师师长、师参谋长、旅长，以及第 7 补给区、空军第 3 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

胡宗南召开洛川军事会议的时候，建制单位还叫第一战区，洛川军事会议之后，也就是 3 月 15日之后，第一战区已经改成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任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

洛川军事会议首先举行“布达式”,宣布人事委任命令，任命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前进指挥所”参谋长、王超凡为“前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任命熊向晖为机要秘书。

这是熊向晖第三次被胡宗南任命为机要秘书。布达毕，首先由“前进指挥所”参谋长薛敏泉就张挂的作战指导要图，说明敌我友各方的态势。

敌方态势：判断陕甘宁边区的正规部队为警备第 1、2旅和一个不明番号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估计不到5 万人。其正规军的主力在临真镇、金盘湾、劳山(甘泉县北)之线，一部似在延长县附近地区。

友军方面：整 30 师主力仍在晋南临汾、运城等处守备，并以有力之一部在壶口、禹门口一带担任河防，掩护我军的右侧北；已通报宁夏兵团马鸿逵部向庆阳、合水进出策应作战。

后来了解到，马鸿逵并未理睬这个通报。

薛敏泉报告后，由胡宗南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命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 3 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4 日拂晓攻击前进。

会上，薛破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熊向晖事先不知的具体布置。

主要是：陕北地形复杂，严防共军伏击、夜袭，要求携7天干粮，拂晓进军，薄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连，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围歼。

并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除了看小说，他只看熊向晖送呈的当日战报。

从3 月14日至3月18日，熊向晖送呈的当日战况大意如下:

3月14日:

右兵团(整 1 军,指挥整 1 师、整 27 师、整 90 师):

整1 师(指挥整 1 旅、整 78 旅、整 167 旅)：由新庄、庙湾、观亭地区发起，向旧治城、三泰庄之线攻击，沿途排除敌之节节抵抗，至 15 时攻抵义落坡、标家台以北高地之线。

整 90 师(指挥整 61 旅、整 53旅)：由英旺、茹平间地区发起，向刘村附近攻击，沿途遭敌之顽抗及将敌障碍物之排除，于18时攻抵刘村以西及岳家寺附近地区。

整 27 师(指挥整 47 旅,整 31 旅)：由薛白、平陆堡地区发起，向临真攻击，遇敌教导第 2 旅依堡垒之坚固工事顽抗，15 时许，突破敌之阵地三道，于西要险对峙中。

左兵团(整 29 军,指挥整 36 师、整 17 师、整 76 师、整 135 旅)：

整36师(指挥整 165 旅、整 123 旅、独 123 团)：由党冢原发起，向牛武镇攻击，因迂回敌主阵地之侧背，出敌不意，于 10 时攻占韩家原、牛武镇、郝家原之线，并向回回庄追击。

整 17 师(指挥整 12 旅、整 48 旅)：由堡子头发起，向茶坊攻击。敌新 4 旅依据茶坊、北山寺之坚固阵地顽抗，经该师 12 旅奋勇冲杀，7 时攻克交通镇，13 时占领茶坊。

整 135 旅为兵团预备队，14时推进于交通镇。

3 月 15日：

右兵团：

整1师：由标家台、义落坡向董家台、三泰庄攻击，敌凭要险工事顽抗，经激战后，于17时攻占董家台及三泰庄西南之线。

整 90 师：由刘村向金盘湾攻击,于太极沟以南高地遭敌顽抗，激战至 18时，攻占太极沟以南及金盘湾南 10 华里高地之线。

整 27 师：继续向临真攻击，14 日午后5时攻占该地。

左兵团：

整 36 师：由郝家原、韩家原向榆林桥以北攻击，15 时攻占 1420 高地，17 时攻占榆林桥。

整 17师：继续向北山寺攻击，8 时攻占该地，续向榆林桥追击。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控制于交通镇附近地区。

3 月 16日：

右兵团：

整1师：向金盘湾南侧及马坊攻击，依步炮兵之协同，以猛烈轰击将敌阵地摧毁，17 时整 ，78 旅攻占金盘湾以北之大道，整 167 旅攻占马坊以南之高地。

整 90 师：续向金盘湾攻击，12 时，整61旅逐次攻占金盘湾，13时向马家山继续攻击，敌凭工事顽抗，16 时20分攻占该地，敌向北窜。

整 27师：为兵团预备队，推进至金盘湾西北地区。

左兵团：

整 36 师：整 165 旅继续向板桥屯攻击，将敌之警戒部队驱逐后，14 时许，攻占单腰梁高地之线，整 123 旅攻占道左铺镇，向麻子街方向追击。

整 17师：整12 旅以一团任茶坊、北山寺守备，余推进于榆林桥。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于小原子。

3 月 17日：

右兵团：

整1师：由金盘湾西北各地向马家坪西北行果敢之攻略，敌教导旅凭工事顽抗，迄18 时，先后攻占该高地，敌窜菊花湾以北。

整 90 师：以整 53 旅在右，整 61 旅在左，沿金延大道继续突进，13 时，攻占月山坪，17时占荒沟、孙家砭以北之线。

整 27师：整47 旅为预备队，推进至月山坪附近。

左兵团：

整 36 师：整 165 旅继续向黑龙山、伏陆山之敌攻击，遇敌 120 师独立旅据险顽抗，激战至 17 时 30 分，将各要地攻占。整 123 旅向窑店子攻击，14 时占领该地，15时攻占东岳山。

整 17 师：整 12 旅主力推进麻子街，任交通要点守备。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板桥屯。

3 月 18日：

右兵团：

整 1 师：整78 旅于拂晓向当面敌军攻击，17 时攻占杨家畔高地；整 167 旅由店子上沿山脊西北方向攻击，经迂回围击，17时攻占娘娘庙以南高地。

整 90 师：以整 53 旅由金延大道以东地区，以整 61 旅编 4 个突击营向敌阵地间隙攻击，10 时攻占郭家台，17时攻克杨家畔以北南张家沟之线。

整 27 师：主力推进至郭家台附近。

左兵团：

整 36 师：以整 165 旅由杨庄科向大劳山侧击，8 时攻克劳山阵地山头 12 个及1276 高地。整 123 旅攻克甘泉，续向小劳山攻击。

整 17 师：整 12 旅任交通要点守备。整 135 旅以 404 团占领黑龙山,掩护军主力右侧背。

从 3 月14 日至 18 日的 5 天中，胡宗南果然是做到了“闲情逸致”,但是也有例外发生，迫使他不得不临时放下“闲情逸致”进行处理。

联勤总部只拨给 17 万人份半个月的干粮，胡多次命薛敏泉分向联勤总部及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

胡还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

他们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胡要求该分队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原军统局特种技术室西安电讯工作队队长、西安绥靖公署电信监察科科长张成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 49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8 月版)。

在这篇文章中，张成信回忆：他所领导的西安电讯工作队，是直属军统局本部的一个电讯特务机构，对外称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是受军统特种技术室侦测总台领导的外勤单位。

抗战期间，他们是以日伪密电为侦译对象，以及延安中共电报的侦译工作。战后，重点是对付陕北的中共电台，并架设特制的定向天线。

但限水平，只能研译边区往来的贸易电报，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从未破译过军政电报。

1946 年 6月，内战爆发，西安电讯工作队直接更名为国防部第4 侦收支台，并从陕坝调来原军委会第 2 通讯所，合并编入，加强侦收阵容。

同时，开始架设 FINCH测向机，进行试测，因系单线侧向，无法核证，后又从南京运来各种型号不同的进口电机，作为进攻延安的准备。

张成信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国防部第 2厅副厅长、军统主管电讯的大特务魏大铭从南京赶来西安，由他陪同，与胡的参谋长盛文会商配合陕北战役的问题。

魏向盛表示，打算以西安侦收台为基点，在西安架设大型 DAB机，在宜川、灵宝等地各架设中型 FINCH 机，随军配备小型(手提式)DAG 机，以使其远近互相交测校正。并希望绥署供给陕北方面的精细军用地图若干份。

盛文当时答应，在交通工具、警卫及有关需用物资方面，尽量给以大力支持。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张成信按魏大铭指示，专门成立延安分队(台)。不久，又成立了清涧测向台和整 29 军测向台，配备 DAG机。

西安、宜川、灵宝、清涧、延安及前线随军台，根据其所在位置，通过两个台以上的测证，构成交叉点，就能判明中共军用电台所在地，从而判明该部共军指挥机构的所在地。

熊向晖感到上述新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又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

经过反复思考，他只得违反秘密工作惯例，把这些情况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西安绥署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这个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

熊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因为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

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递书面文件，熊向晖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熊交办的事情一向奉命唯谨，熊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

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中央接到熊向晖的情报后，十分重视,迅速采取了周密的反侦测措施，《周恩来年谱》(1947 年)3 月 20 日载:“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 3 天。”

(1947 年)3 月 24 日载:“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对这个情报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了回忆。

他说:“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 3 月 28 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 3 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

“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熊向晖违背了秘密工作的惯例送出情报，所幸是把情报送出去了，如果被敌人发现，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不过，这个情报关系到中央安危，熊说，自己除了冒这个险，当时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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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9 00:57
（34）保卫党中央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从整个战斗的进展来看，无论是右兵团，还是左兵团，都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战斗。虽然有几次战斗，但规模都不算大。

3月14 日，是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整个洛川指挥所的人员，都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战报。

黄昏后，各进攻部队陆续来电报告战况，千篇一律地说:“没有接触”,或者说:“遇到少数民兵部队,一打即退”等等。第二天，各部队继续前进，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只在第三天，才在金盘湾一线遇到激烈抵抗，胡宗南指挥部判断：可能遇到共军大部队阻击。但是后来了解，西北解放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是 1 个旅加 1 个团，力量很有限。

前两天，基本上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在金盘湾一线，主要是利用有利地形，迟滞胡宗南部队的前进速度，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因为从观亭到金盘湾间，是一片荆棘纵横的荒山和沟谷交错的地带，村落和居民都很少，也没有什么乡村道路，相距十数里乃至数十里,才有几家茅屋和零星土窑。骡马通行困难更多，大大限制了大兵团重兵器运动与后方补给运输，便于解放军小部队施行逐次持久抵抗作战。

所以，西北野战军只在这一带组织了一次较大的阻击行动，任务达成后，当天傍晚就主动撤走了。

胡宗南的部队占领金盘湾后，洛川前进指挥所判断：可能在甘泉的大小劳山一带将发生主力战。

早在进攻准备阶段，参谋长盛文就一再警诫各部队，说大小劳山是共军的坚固阵地，若干年前，曾在此处歼灭了东北军的 1 个师。

西北野战军在金盘湾一线组织的激烈阻击，使洛川前进指挥所内气氛十分紧张。但是，第 4 天的消息传来，大小劳山并未发生激烈战斗。

此后，胡宗南、裴昌会及幕僚人员都判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已经主动放弃了延安，在延安周围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了，部队将会顺利地占领延安。

这说明，西北解放军在延安外围没有组织有力的抵抗，也说明中共中央准备主动放弃延安。

3月19日晨7时许，裴昌会电话告熊向晖，整167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熊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

胡答，不。8 时许，整 90 师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向蒋报捷。10 时左右，整1旅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给蒋，说整1 师之整1 旅率先夺取延安。

电发后，熊问胡，这是何故?胡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 1 旅恢复名誉。

原来，去年整1旅在晋南进攻解放军时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胡认为是奇耻大辱。

熊向晖了解的情况是，右兵团方面，整 90 师的行动最快，早在18 日 17 时，整 90 师的 61 旅已经前进到距延安 15 里的位置，这个时候整 1 师的整 1 旅比 61 旅落后 15 里。

但是，董钊当天夜里下令，不准整 90 师 61 旅前进。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整 1 旅先进延安城。

所以，到了 19 日早晨，虽然整 167 旅抢在整 1 旅前面占领了宝塔山，也不算数，还是要等整 1 旅进去后，胡宗南才肯向蒋报捷。

实际上，在进攻延安的整个行动中，走在前面的都不是整 1 旅，而是整 167 旅。不过，延安也不能算是整 167 旅先打下来的，因为西北解放军是主动撤退。

无论是整 1 师的 167 旅，还是整 90 师的 61旅，在占领延安的时候，都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

胡宗南把占领延安的头功送给整1旅，其部队内部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公开说什么。

这时候，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此时，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只是限于军事机密，不能宣布部队番号，因而不能为整 1 旅公开“平反”。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如谎报，一旦陕北共军主力出现，无法交代。

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1 千。如照实讲，战果平平，也无法交代。

胡宗南反复推敲，延至午后，才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两则电讯:

一、“(中央社西安 19 日下午 4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猛烈反击，昨(18 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

二、“(中央社西安 19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 10 时为国军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 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蒋管区各大城市纷纷出号外)

3 月 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同日，《中央日报》刊载题为《国军解放延安》的社论。内称:“国军本无意进攻延安，一直延到本月 13日，共军贺龙、陈赓率部十二万余人，由陕北出发对西安采钳形攻击的后两天，才决定于迎头痛击之余，更进一步去解放延安”,“共党这一次发动全面攻势，实用以配合莫斯科会议中外人酝酿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攻势……

政府对于这种出卖国家的第五纵队，自有严厉教训的必要，而最能收教训的效果者，莫过于扫荡延安。”

更使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接到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内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 21 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道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

10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则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介石的嘉奖电让胡宗南兴奋；但告知中外记者要来参观，却让他感到麻烦；而新华社 3 月 20 日电的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更让胡宗再忧心。

3 月 19日，胡宗南右兵团和左兵团的先头部队，陆续进入延安及延安周边地区，下午 5时，左、右兵团在三十里铺会师。

一整天，胡宗南都在眼巴巴等着看“好消息”，熊向晖心里也多少有些不安，总担心会有什么不测的情况发生，因为他对中央的情况还是不大清楚。

19日下午5 时以后,“前进指挥所”送来了这一天的战况：

右兵团：

整 1 师：续向延安突进，整 167 旅于上午7时许攻占宝塔山，整 78旅同时占领延安附近之墩儿山；整 1 旅钻隙突击于上午 8 时4 分协同整 167 旅，击破守城敌军，突入延安市区，并向北郊扫荡。

整 90师：向延安东北之清凉山及飞机场突击，于下午 15 时攻克该地。

整 27 师：整 47 旅为预备队，推进于七里铺。

左兵团：

整 36 师：于上午 8 时许，完全攻占大小劳山，续向湫雁山攻击，敌军望风披靡，17时攻占三十里铺，与右兵团会师。残敌主力向瓦窑堡溃窜，一部窜向安塞。

整 17 师：整12 旅推进至甘泉，任该地迄茶坊之守备。

整 135 旅：为预备队，推进至大劳山。

战报上只讲各部占领延安的情况，没有提到有什么俘获或缴获方面的具体战果。

熊向晖的心放下了。他知道，党中央机关都安全撤离了。

后来，熊向晖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坚持到 3 月 18 日晚上，才最后撤离延安。此时，胡宗南的前锋部队距延安只剩下 30 里路程。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

“(1947 年)3 月 18 日晚 8 时，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次日凌晨，转移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

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月 18 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后，住在延川刘家渠。19日，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

20 日，周恩来离开徐家沟，到子长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毛泽东留在徐家沟。

21日，毛泽东也离开徐家沟，转移到子长县高家沟。24日，毛泽东转移至子长县任家山。25 日，毛泽东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会合。

胡宗南的 14 万军队，前后打了 6 天，才把延安拿下来。他们吹嘘，说是“激战七昼夜”,熊向晖说，哪里有这回事。从 3 月 14 日到 19 日,即使每天激战，也只有 6天，没有7天。而6 天当中，也不是每天都打。

而且，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延安后，发现只是一座空城，几乎没有缴获到任何有价值的战利品。

《胡宗南上将年谱》上有个统计数字,声称“是役计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 16 606 名，俘获伪官 559 员，兵 9 625 名，虏获轻机枪 30 挺，步枪 2 243 枝，手枪 5 枝，掷弹筒 29具，辔马 35 匹。”

但是，《周恩来年谱》1947年)3月13日载:

“国民党集中 34 个旅 25 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部署就绪后，本日由胡宗南指挥的 15 个旅14万余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中共中央军委以教导旅等部 5 千余兵力进行阻击。”

这就是说，西北野战军参战的兵力总共才 5,000 多人，所谓毙伤 16 606 名的说法，完全不着边际。

3 月 20日，新华社播出消息《我主动撤出延安空城——中共中央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

熊向晖收到了广播稿的抄件，广播稿说:

“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圆满完成，而蒋介石企图在 3 月 10 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蒋介石占领延安丝毫不能挽救其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但是蒋介石的这一行动，将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为独立和平民主而作最坚决的奋斗。”

熊向晖把新华社广播的抄件送给胡宗南看，他的表情多少有些不屑。当时，他正处在占领延安后的巨大兴奋之中，根本不承认占领延安会是他失败的开始。

3 月 24日，熊向晖和胡宗南也离开洛川去延安，自离开同官起，胡宗南和熊向晖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3月24日晨5时30分，胡宗南由熊向晖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经茶坊、甘泉、磨子街、四十里铺，近午到延安。

延安既是胡宗南，也是熊向晖久已向往的地方。“前进指挥所”先期到达后，为胡宗南安排的行辕是延安最好的房子“边区交际处”(现在改成了延安宾馆)。

胡宗南到这个地方看了一下，嫌不隐蔽，最后选定在边区银行旁的窑洞居住、办公，这个地方的设施比较好，也比较安静。

熊向晖和胡宗南住的窑洞前面，有一个小院子，紧邻边区银行,就是“前进指挥所”所在地，他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不足两个月，一直到离开延安，都没有换地方。

截至 24 日中午，前方仍无确切情报。“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和补给困难”胡宗南到延安当天，薛敏泉报告，胡只好命令他转令各部队，继续加强搜索。

根据胡宗南先期下达的作战命令，整 1 军主力已于 24 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25 日仍回延安。

整 29 军即在延安、富县沿公路线构筑据点工事，确保补给线安全，胡宗南同时命薛敏泉转令各部队，注意节约粮食,并抓紧向陕西省政府催粮。

接着，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分队长报告，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的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提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

因为，周恩来已经在 3 月 24 日指示各野战军负责人，在战前部署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胡宗南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命他继续努力，尽快找到目标，找到后重赏。在一旁的熊向晖听了这个报告，心中兴奋不已。这说明，党中央已经得到了他违反常规送出的情报，采取了有效的反侦测预防措施。

后来，因为无线电侦测分队始终侦测不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的电台所在位置，魏大铭曾于 4 月 5 日亲到延安，了解情况，分析原因，进行指导。

魏到延安后，胡问他彭德怀部主力所在。魏答:“昨夜在甘泉测得似在榆树茆子，然仅单线侦测，未敢必也。”

胡命整 29 军军长刘戡派兵搜索，不久，刘向胡报告，已缴获一些骡马行李，询问当地居民，彭部果昨夜宿此，他窜未及 2 小时。

魏大铭来了之后，虽然有从美国进口的侦测电台，但在陕北战争期间，自始至终,没有能发挥重大作用。

王超凡负责准备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

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 27 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

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他问熊向晖有什么意见。熊说，已以胡先生的名义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如果不能马上做到，也不要违背基本精神，至少要做到不扰民。

胡宗南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

他又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3 月25 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

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也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

就在这一天，胡的精锐部队整 31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整 31 旅隶属整 27 师序列，师长王应尊，占领延安之后，整 27师担任延安城防任务。

为加强延安的侧翼安全，王应尊根据前进指挥所的指示，命李纪云率整 31旅前出青化砭，筑工据守，加强延安的防御纵深。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 余里，陕北惟一的公路咸榆公路就经过这里，是延安外围的一处交通要点。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判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后，一定是向西北安塞方向溃退了。为此，胡命整 1 年军长董钊率主力向安塞方向进行搜索扫荡。

当时，大家都不认为东北方向会有什么情况。青化砭距延安很近，又在交通线上，更不会想到有什么问题。

所以，整 31 旅接到命令后，与21日前出青化砭，限 24日前到达，并迅速构筑防御阵地。

整 31 旅共两个团4 000 余人，但一个团在经过拐峁镇时，被指令留守当地。

这样，前出青化砭的只有整 31 旅的旅部及一个团，一共 2 900 多人。

不过，旅长李纪云率部到达拐峁镇后，侦察部队发现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活动，当即电告胡宗南。

胡不相信共军会出现在青化砭，认为只是几个土共，李纪云夸大敌情，命他继续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这样一来，整 31 旅在拐峁镇耽搁了一天。

25 日上午 10时左右，整31旅在青化砭地区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圈，仅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全被活捉，官兵 2 900 余人全部被歼，另损失各种枪支 498支，各种子弹 68 000 余发，收发报机 1 台，火箭筒 4 支，化学炮 2 门。

25 日中午，胡得到整 31 旅中伏的消息后，当即命董钊派刚从安塞搜索返回的整 1 军迅速驰援，等到整 1 军赶到青化砭的时候，战斗早已结束，西北解放军已不知去向。

整 31旅被歼后，胡宗南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青化砭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取得陕北“三战三捷”的第一役，也是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走下坡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坏消息不断，熊向晖再也没有听到胡宗南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

胡宗南依然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 25 日在延安东北 70 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 27 师 31 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四千余人。

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 20 比 1。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 6 天。”

地点、番号，完全正确，只有人数略有差异。事已如此，胡宗南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了。

为了接待来延安的中外记者团，胡宗南让他任命的肤施县县长做了手脚，并偕熊向晖对王超凡负责的接待准备工作，进行重点检查，查问冒充的被俘共军旅长。

王超凡还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干4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这人一见胡宗南，马上立正、敬礼、弯腰。

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回答。向了几句，胡不耐烦,把王带到边区银行，批评他不懂革命，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出口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

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

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熊去导演。熊向晖把王超凡领到他住的窑洞，对王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

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如果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

他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熊和王超凡找到那个“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

他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

熊又交代几句，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运大队的运输机，由南京飞西安。休息一晚后，隔日再飞延安。

这个团由南京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楫率领，计有外籍记者七名、女记者二人，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新民报》记者宋凯沙、《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潘启元、上海《申报》记者俞振基、上海《大晚报》记者邹启元、《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等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则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一道前来。

胡部政治部为中外记者们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飞抵延安，下榻边区政府招待所，盛文参谋长简报，下午参观枣园、中央大礼堂、杨家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居所、中共党校、凤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礼，参观“共军战利品”陈列，采访“共军战俘”，下午自由采访，晚上胡宗南将军邀宴

4月6日：上午民众大会，中午发放延安百姓每人两万元救济金，下午自由采访。

4月7日：上午原拟飞离延安，因雨待在室内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飞离延安。

刚进《中央日报》不久的龚选舞，年纪轻轻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访任务，既光荣又兴奋。

在延安飞机场迎接记者团的有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长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备副司令赵才标，肤施县长白崇熙。


他们在机场举行一场阅兵仪式，然后，记者们分乘六辆大型美军吉普车南下，首先前往边区政府大礼堂，听取参谋长盛文的战情简报。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复延安的全国新闻采访活动就此正式展开。

整个采访活动只有短短的三天，记者的报道也都集中于上述的内容，《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在延安采访的一段报道：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

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

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中外记者团路经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陪同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魔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魔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

胡本人只接见了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胡一向不大见记者,但对《大公报》例外。)

4 月 14 日,热闹气氛未散,胡部整 135 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幸亏新华社留情，在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才发出消息。

自从整 1 军北进安塞扫荡扑空、导致整 31 旅青化砭被歼后，胡宗南吸取教训，认为在当前不能查清共军主力去向和位置的情况下，一定要防止兵力分散，遭共军伏击，被各个击破。

为此，胡宗南下令仍采取南京国防部制定的所谓“方阵战术”。这也是薛敏泉、汪承钊在洛川军事会议布置的“方阵式”进军方法，把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首尾相顾，左右相连，行则同行，宿则同宿，这样不致暴露弱点，遭到各个击破。

对于西北野战军主力的去向，原来判断是在延安西北方向，这时胡宗南把注意力集中到延安的东北方向，主观判断在青化砭伏击整 31 旅的是西北野战军的掩护部队，其主力部队必然是向东北方向撤退了。

因此，他决定使用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向延川、清涧方向，进行一次威力搜索和大扫荡。

从 3 月 27日开始，董钊、刘戡率领 9 个旅，自延安出发，向东北，经拐峁镇、甘谷驿、延川到清涧；再向西进，经折家坪镇，到瓦窑堡；再掉头向南，到永坪镇；接着，又从瓦窑堡出发，北进绥德，因途中刘兵团遭解放军尾击，董兵团折返南进回援，两兵团在永坪镇会合。

这时，两个兵团因连续行军，极度疲劳，且粮食缺乏，逃、病兵员日益增多，胡宗南下令暂推迟北进绥德的计划，于4 月 10 日回到蟠龙镇补充粮食。

从 3 月 27 日到 4 月 10 日的 14 天中，董、刘率9 个旅，先向东北，再向西，再向南，又掉头向北，最后再南返，几度回旋，几次扑空，不但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反而把自己搞得疲乏不堪。

不过，胡军采用的这个“方阵战术”,也确实叫西北野战军一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据《彭德怀年谱》(1947 年)4 月 2 日载:“(彭德怀)和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敌 10个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我 2 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 35 里、东西 45 里纵深以 10 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

这一天，彭德怀是准备打的，但苦于没有机会下手。

当日，彭德怀与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放弃这次伏击的原因:“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

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以打击分散之敌与打援敌。”

4月3 日7时，毛泽东复电:“敌 10 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可见，这时候双方都很难，胡宗南难在找不到彭德怀的主力在哪里；彭德怀难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时是在比耐心，比意志。

董、刘两兵团在蟠龙补充粮食之后，胡宗南还是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他根据总部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

4月13日，胡命令董、刘兵团，从蟠龙以西地区，铺开数十里宽的正面,开始向北扫荡。

胡宗南的这次判断，大体上是对的。当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就埋伏在瓦(窑堡)蟠(龙)大道东西地区，待机歼击 135 旅。

彭德怀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呢？因为在4月 11日，彭德怀发现胡部整 24 旅的第 72 团，由清润开抵瓦窑堡。彭德怀判断，这个团可能是要接替整 135 旅，担任瓦窑堡的守备任务。

整 135 旅替换出来后，会往哪个方向走？彭德怀分析，有几个可能：向南，到蟠龙镇；向东南，到永坪镇；向东，到清涧；也有可能冒险向西南，到安塞。

对于这几个方向，彭德怀都进行了部署，无论整 135 旅出哪个方向，都要消灭它。

4 月 14 日清晨，整 135 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采取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结果钻进了彭德怀的口袋。

自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经 8 小时激烈战斗，将沿瓦蟠大道两侧高地南进的整 135 旅 4700余人，全部歼灭，创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歼灭胡部一个整旅的先例。

羊马河战役结束后，熊向晖向薛敏泉、汪承钊了解整 135 旅南出瓦蟠大道的行动意图。他们告诉熊，这一天，董、刘兵团从蟠龙以西地区北上，整 135 旅自瓦窑堡南下，如果发现解放军，就南北夹击，消灭敌人；如没有发现解放军，就先回到蟠龙补给粮食，再归队刘兵团。

因为整 135 旅代旅长麦宗禹曾多次急电延安前进指挥所，说是自 135 旅到瓦窑堡后，由于老百姓仇恨国民党军队，坚壁清野，搞得十分彻底，部队得不到任何补给，士兵所带粮食已经全部消耗完毕，请求补给粮食，这就是当时整 135 旅南出的原因。

始终在监视整 135 旅动向的彭德怀，弄清敌人的行动意图后，立即布置，以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兵力在永坪一线，抗击北上的敌军主力，而以 4 个旅隐蔽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地区伏击。

羊马河战役结束的当天，新华社没有发消息，4 月 15 日、16 日，也没有。4 月 17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熊向晖把收听到的新华社广播的抄件送给胡宗南，同时送给他的，还有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社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 135 旅被歼》。

胡宗南对那条他已知道的消息不甚重视，他重视的是新华社的那份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 135 旅被歼》的社论。

社论说:“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

“又据俘虏讲——胡宗南又新发明了所谓“钻隙战术’，遇到我军，绕道而过，以求迅速。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

“胡军所集中的兵力，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

“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况就完全相反。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勇”

社论说,“135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 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

羊马河战役后，蒋介石从空军方面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命胡宗南主力9 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形成南北夹击，一举消灭西北野战军主力。

胡宗南决定：以董钊的整 1 军和刘戡的整 29 军为南方攻击兵团，由延安附近沿延榆公路向绥德并列前进；以原驻榆林的第 22 军 86 师徐之佳部，以及整 28 旅徐保部、第11 旅于厚之部等，组成两个纵队，沿榆绥公路南下。

南北两路肃清延榆公路残敌后，会师绥德，然后向西清剿。战区其余部队扼守碉堡线，并搜剿“囊形地带”散敌，缩小包围圈。

4 月 26 日，南方攻击兵团经瓦窑堡、王家湾、裴家湾一路北上，先后占领延长、延川、清涧各县。5 月 2 日，南方攻击兵团占领绥德， 4 日，南方攻击兵团与北方攻击兵团徐保部在米脂旧城会师。

但是，胡宗南的南、北兵团并未在绥德一带找到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

原来，蒋介石得到的是假情报，中共中央并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 100 多公里的王家湾，主力则隐蔽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

当胡宗南的南方攻击兵团北上大游行，并于 5 月 2 日攻占绥德的这一天，西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出现，包围了胡宗南部队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镇。

担任蟠龙守备任务的是胡部整 167 旅直属部队及一个团，加上一个保安总队及各部的后方兵力，旅长李昆岗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是胡宗南比较赏识的一员大将。

当时，蟠龙储备了 4 万袋面粉、5 万余套军服及大量枪械、弹药，是胡宗南部队设在陕北地区的一处最重要的补给中心，胡军还在镇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

蟠龙战役前一两天，李昆岗曾向胡宗南报告，在蟠龙四周发现解放军的便衣侦探和侦察部队出没，故判断解放军主力有可能在蟠龙地区集中，似有攻打蟠龙迹象。

胡宗南不相信，认为李昆岗是夸大敌情。5 月 2 日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发觉情况不妙，急令董钊、刘戡两兵团星夜南援，但已经来不及了。

5月4日，解放军经两昼夜强攻，整167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人覆灭，蟠龙失守，所有物资均被我军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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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9 01:01
（35）出国之前的那段时间

5月 8 日,新华社播发题为《评蟠龙胡军被歼》社论，同一天，新华社还播发了《胡宗南凶焰剧烈下降——胡军顾此失彼已感疲于奔命》的新华社记者述评。

述评说:“4 月，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歼灭胡军 135 旅之后，我们就指出，不管胡宗南今后继续进攻或者转为防御，他的凶焰从此下降，西北战局已经到了转折点。”

5月 12 日，新华社又发表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社评,内称:“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

这篇社评是周恩来写的。5月14日晚，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情报，上面说：5 月 14 日黄昏，在安塞附近的真武洞，中共隆重举行 5 万人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热烈庆祝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公开宣布:“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他号召边区军民下定决心，消灭全部胡宗南军队，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并同全国军民一道，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

彭德怀检阅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之后，在会上讲话：边区军民自 3 月 19 日至 5 月 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习仲勋也在会上讲了话。

熊向晖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

熊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熊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这次蟠龙失守，整 167 旅被歼，虽然损失的是一个旅，丢失了一个小市镇，但对胡宗南本人及在胡军内部的影响极为重大。

胡宗南原以为凭借精良武器、坚固工事和精锐部队，就能在西北战场取胜。经过蟠龙战役后，他感到对陕北地形不熟，情况不明，情报不灵，无法掌握战场主动权；而且军心涣散，士气低落，部队疲惫,官兵不肯用命，前途堪忧。

他辛辛苦苦从西安等地运来的大量给养、服装、枪械、弹药等，就这样白白送给了解放军，现在他再要筹借这些东西，谈何容易。

后勤补给方面，从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十分困难，忧虑重重，胡宗南对蟠龙的失守，感到十分懊恼。

真武洞祝捷大会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马上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未提具体地点。

从此之后，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也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当时，他把自己关在延安边区银行隔壁的小院里，几天不见客，也不理公事，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

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未及去南京报告，“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就泡汤了。

5 月 5 日晚，也就是丢失蟠龙的第二天，胡宗南亲自主持召开作战汇报会，他故作镇静地与裴昌会、薛敏泉开玩笑，说：如果共军来打延安，我们 3 个人各守一个山头，我守宝塔山，你守王家坪，他守杨家岭。

虽是说笑，却暴露了胡宗南内心的失败感和对前途的忧虑。会后，前进指挥部炮兵指挥王观洲说:“胡先生是强颜欢笑!”

胡宗南曾写过一篇《论蟠龙之失》的纪念文章,副题为“惨痛的回忆——纪念蟠龙战斗一个月”。胡认为蟠龙之失，主要归结于情况不明，失于主动；将不用命,士气不振等。尤其是有两点重要教训，必须认真吸取，一是要加强精神教育，一是要改善工事构筑。

但是，胡宗南总结的这两点教训，并没有能挽救他不断失败的命运。

5 月 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熊向晖向胡宗南告辞，他伸出手来同熊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此后，熊再未见到他。

5 月 21 日晨，熊向晖带 1 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中途驶经长约 1里的隘路，前面高坡和后面高坡都响起枪声，向熊向晖乘坐的吉普车射击。

熊知道，这一定是我们的民兵或游击队把他当敌人打，司机停车，警卫员拔出手枪准备还击，熊制止，要司机加速马力冲过去。

子弹打中前座玻璃，幸亏是土枪，没有打穿，熊才幸免于难。熊向晖心里想，若是此时此地被自己的同志打死，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在西安，熊向晖和谌筱华在新华巷 1 号王石坚住宅的后院安家。不几天，他从盛文口中得知，胡宗南子 5 月 25 日从延安飞南京，向蒋报告仿效李鸿章“剿捻”办法制定的新的作战方案。

当日下午 3 时，蒋召见，问: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答:毛泽东现在绥德以西地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震、贺龙亦皆在陕北，企图再与我决战，故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

蒋告胡：毛尚在陕北，陕北兵力暂不南调，命与刘斐参谋次长研究。

5 月 26 日，参谋总长陈诚约胡宗南晚餐，讨论陕北作战方案，所获结论为：以主力向共军主力攻击，而以一部配合骑兵、装甲兵，向绥德以西地区的毛泽东驻地突袭，并配以空军作战。

与此同时，晋西以第 30 师主力退守河西，确保小船窝桥头堡，而以陕州集中之整 10 师，用汽车运宜川渡河，配合第 30 师向敌攻击，使陕北作战不受晋西之牵制。

5 月 27日，胡再谒蒋。蒋论及陕北军事，面谕约1 个半月到两个月肃清陕北共军，回陕后重行部署，主力向龙安镇及保安方向攻击前进，求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之。

敌主力如向陇东逃，则我主力向左旋回；敌主力北窜，我主力则向右旋回。此次作战行动，拟于 6月初开始攻击，上旬完成。

当日，胡返回西安。

5 月 28 日，年已 52岁的胡宗南在西安南郊王曲青龙岭招待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 个人。

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 3 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熊向晖都保了密。

关于胡宗南的婚姻，不少史料上提到他与孔二小姐谈恋爱的事情。实际上，是宋美龄，不是陈立夫，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

胡宗南到重庆，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在抗战期间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理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就使宋美龄绝望了。所以，胡宗南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结婚，以免违背对宋美龄，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的承诺。

胡宗南的新婚夫人叫叶霞翟，是戴笠介绍的，1936 年，戴笠就介绍叶霞翟与他在杭州相识。

在《宗南文存》里，胡宗南赠诗叶霞翟,诗中写道:“八年岁月艰难甚，锦绣韶华寂寞思；犹见天涯奇女子，相逢依旧未婚时；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

所以，他一直到打延安才结婚，也才有个家。

胡宗南一年几次去重庆或成都，或者汇报，或者休息，究竟干什么？熊向晖不知道。

他到重庆去，只带卫士去，都是戴笠接待。凡是在西安，至少外面日夜总是有警卫的。

如果在东仓门，是徐先麟负责;离开东仓门,都是熊负责。熊向晖说，反正在这个范围内，没有看到胡宗南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有的书上把他的男女关系写得乱七八糟，是不确实的。

胡宗南结婚以后，1948 年 3 月 27日，在蒋管区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一文。

文中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抗战胜利时他并没有结婚)。他该是如何兴奋高兴，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哪晓得，当时就有晋南富饶之区的易手，山西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中共中央始终没有离开陕北，新华社广播电台还在那里呼喊。”

胡宗南自从与叶霞翟结婚后，不久就悄悄地返回西安，不再亲自坐镇延安指挥了。

实际上，延安的前进指挥所,由裴昌会任主任，胡宗南并不需要亲自坐镇前线指挥。但是，为了证明攻略延安的胜利是他亲自指挥的结果，所以，自 3 月 9 日开始，胡宗南就一直和前进指挥所在一起。

打下延安后，参谋长盛文几次打电话，请他返回西安，指挥全局，胡宗南都拒绝了。

叛徒周天谬甚至用:“你打延安，是和毛泽东打对手；打下延安后，你再驻延安，就变成和王震做对手。”想用这等言辞刺激他，都被他断然拒绝。

许多人都不知道胡宗南究竟是什么心思？熊向晖说，其实，他是想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再漂漂亮亮班师回朝，返回西安。但在蟠龙失利后，胡宗南发现陕北战场的情形愈来愈不妙，再不走恐怕真正不好回来了。于是，在对前线部队稍事整训后，就找了一个借口，悄悄地返回西安了。

熊向晖在西安停留了个把月，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的熟人聚会，借机介绍他们同王石坚相识，其中包括胡宗南住处的行政副官张德广，他为王石坚办了不少事。

1947 年6月，熊向晖去南京。7月，谌筱华送熊向晖到上海乘船去美。此时，谌已怀有身孕。熊事先与王石坚商定，谌筱华在南京母亲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熊向晖去美国，比陈忠经、申健晚走了半年。但是，他参加了胡宗南打延安，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奇功。

对于熊向晖在情报战线对陕北解放战争所做的贡献，很多严肃的史料都有记载，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也专门提到这件事。

在该书第 532—533 页，童小鹏说:“一般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童说，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并特别指出:

“还有一直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等同志，隐蔽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为中央及时提供国民党党政军的各种重要情报，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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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9 01:02
（36）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1947 年8 月，熊向晖乘美国“美琪将军号”邮轮赴美。

这是二战期间的一种运兵船，战后改造成邮轮，属美国总统轮船公司。

它到中国的航线是：从美国出发，经马尼拉、香港，到达上海；返程航线是：从上海出发，经日本神户、檀香山，到达美国旧金山。

熊向晖乘的这条邮轮，有头等舱、二等舱、普通舱。头等舱有游泳池。二等舱是 4 人间，船票 300 美金。普通舱是大统舱，船票 180 美金。

他乘的就是普通舱，大部分是华人留学生，在船上洗澡，也只能先用海水洗，然后用淡水冲1分钟。

开船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五颜六色的彩带，从码头系到船上，并有专门的乐队伴奏。开船时，船渐渐地驶离码头，彩带在悠扬的送别曲中，渐渐地被拉断,飘落在黄浦江的江水中。

从 5 月份离开胡宗南部队，到 8 月份乘邮轮出国，中间虽然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给熊向晖印象最深的几大新闻是：

5 月 16 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对被包围在山东孟良崮的国民党整编 74 师发起总攻，全歼整 74 师 33 000 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张灵甫原来是胡宗南的人，后来到王耀武的手下干，整 74 师全部是美械装备，号称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内战初期，在进攻淮阴的时候，立下大功出了名，整 74 师被歼灭,对国民党的士气影响很大。

6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3、6 共 4 个纵队 12 万大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县横宽 300 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7月4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称“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会后，各省市参议会及国民党控制的组织，纷纷通电拥护“戡乱”令，并召开所谓“戡乱救国大会”。

7 月 14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总动员与总崩费》,指出国民党下“总动员令”,“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人民的方针就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军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看了这些新闻，熊向晖十分感慨。从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只不过一年多时间，国内形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国民党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加坚信不疑。

他希望自己尽快在美国完成学业，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这是熊向晖第一次乘海轮。站在甲板上，看日出日落，别有一番景色。一次在甲板上，熊向晖看到有个美国人打中国人，有中国人为之不平,拔拳相助，与美国人对打，虽然打输，但是熊向晖对这个助拳的中国人十分赞赏，和他交了朋友。

船到日本神户，靠上码头，却不准乘客下船。当时，正是美国占领时期，只见美国大兵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日本苦力，生活很惨，他们抽不起香烟，许多日本人就捡美国大兵抽剩的烟蒂。

回想起日本人投降时，日本兵走过，中国宪兵看得不顺眼，抬腿就是一脚踹过去，中国老百姓在旁边看了鼓掌，日本在战后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真让人感慨。

离开日本神户后，在公海上航行了 10天，邮轮抵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檀香山。旅客上船下船,都按等级来,头等舱的旅客先下，然后是二等舱的旅客下，最后才是普通舱的乘客下。头等舱的旅客下船，码头上还有人欢迎。

熊向晖与同舱的旅客顾茂祥一起下船后，看到檀香山的风景，充满了异国风情，熊、顾先到市中心，找到一家中餐馆。

十几天来，他们在船上一直吃西餐,每餐都是一点相同的菜，几片面包,一点土豆泥，早就吃倒了胃口，所以他们一上岸,就想找中餐馆，解解馋。

进了中餐馆，点了菜，等不及菜上来，看到桌子上有酱油瓶，他们拿起来就喝，觉得那味道真美。

饭后，熊向晖与顾茂祥一起来到海边沙滩，欣赏风景，他们还一起乘坐一艘玻璃潜水艇，潜入水底看海景,观赏各种各样的热带鱼，这样的观光项目，给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当时的情形。

邮轮离开檀香山码头，他们又在公海上航行了两天,终于抵达这次航行的终点——美国旧金山。

过关时，海关人员检查他们带的行李、袜子之类，只准带两双，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作为走私物品，不但要没收，而且重罚。

但是，只要给海关检查人员小费，就可以免检。有好心人事先对熊向晖作了提醒，所以他通关很顺利。但也有的旅客因为没有给小费，结果被认为是走私，罚得很厉害。

熊向晖到美国后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海关人员在神圣名义下的贪污受贿，这令他很失望，想美国怎么也有这种事情？

从旧金山登陆之后，熊向晖转由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乘火车，经沃格、夏延、俄马哈，跨过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最后到达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

从芝加哥，再转到密歇根州首府密歇根市，进入密歇根大学。

不久，熊向晖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西保(Western Reserve,今凯西西保)大学申请到一笔奖学金，便转到那里读政治学研究生课程。

奖学金虽然只有几百美金，但对熊在美国的生活帮助甚大。而且，他的三姐熊彙苓(今名熊友臻)和姐夫申健也在这里读研究生。

熊在美国没有“特殊任务”，学习和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他写了几篇稿，寄回国内,为王石坚主办的《新秦日报》写“旅美通讯”。

美国大学的后勤管理往往是开放式的，西保大学研究院不向学生提供宿舍，学生向学校教务处注册学籍后，由教务处同学校周围的居民进行联系，替学生介绍可以租赁的房源。

学校与周围的居民订有协议，一旦有需要，可以很快找到房源。学校替熊向晖介绍的一家房东，距学校 2 公里，路程并不算远。

这里整条街道上的房子，都是木板房，外墙白色，中间是花园。

熊向晖的房东是夫妇两人，男主人叫克劳夫德，40 多岁。他们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房子是假 3 层,1 层是大客厅、餐厅、厨房；2 层是卧室，一共 3 间，房东夫妇与女儿各 1 间，另 1 间供出租，厕所、浴室合用。

房租每星期 5 美金，含家具、卧具、床单、枕头套等，每个星期免费洗 1 次澡，房租并不算贵。

吃饭到学校的自助餐厅，或者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一般情况下，早餐 5 角，中,晚餐各 7 角至 8 角，吃好一点需 1 美金。

初到美国时，为了熟练英语，熊还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一般看第二轮的片子，每张票 3 角。

克劳夫德先生一天到晚在外面做工，女儿上学。1947年11月的一天，房东突然表示要请熊吃饭。熊把从杭州带来的小礼品，选了几样送给房东夫妇。

吃饭时，房东夫妇才告诉熊,今天是他们结婚 17 周年。吃的食物，是一种黑豆制成的像窝窝头似的东西,很难下咽。

克劳夫德先生问熊:“好不好吃?”熊坦率地回答:“不习惯！”他说:“你很诚实。”他告诉熊，他们夫妇是 1930 年结婚的，当时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生活非常困难。

他夫人在乡下，他打工，帮人家喂马，没有工钱，只给伙食，每天吃一种黑豆类的东西。那一年，他们结婚，就吃这种东西。

结婚之后，克劳夫德夫人也进了城，但是到处找不到工作。有一天，路过一个咖啡店,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则“招工启事”。

她推门进去，看见一个胖老板躺在躺椅上。克劳夫德夫人问他招工的事,老板说，必须是 24 小时干活，没有工资，管吃。

她问：为什么要 24 小时干活？难道夜里还要招待客人吗？老板说，夜里不需要招待客人，但要陪老板睡觉。克劳夫德夫人愤怒地骂道:“你是个猪!”掉头走了。

但是，回来再经过这里时，那块“招工启事”的牌子已经没有了，这说明咖啡店的老板已经招到了愿意为他“24 小时干活”的女招待。

人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是很容易失去尊严的。

房东夫妇说，为了纪念美国大萧条时期那一段艰难的生活，他们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要把结婚时吃过的黑豆，重新吃一次，目的是在生活富裕时，不要忘了当年的困苦。

说完了这段故事，他们当即撤下黑豆，重新端上丰盛的食品，款待熊，熊也祝福了他们。

克劳夫德先生说，你看，我现在有房子，有钢琴，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其实这都是抵押的。

在美国，只要有工作，一切都可以透支。一旦没有工作，这些家具马上搬走。他们说，我们美国人没有任何锁链，一切都是自由的。但是,房子、钢琴，就是我们的锁链。

为了能住上房子，能用上钢琴，就只有拼命工作。房东家里挂着罗斯福的像，他们认为已故的罗斯福总统是他们的大恩人，正是由于罗斯福总统，才把他们夫妇带出了 30 年代的大萧条。

从克劳夫德夫妇身上，熊向晖感到美国老百姓的善良。1947年，中国许多地方受水灾，美国很多老百姓向中国灾区捐助旧衣服。在熊住过的地方，真可以说夜不闭户，牛奶送到门口，就往门外一放，没有人偷。

在西保大学，熊向晖读了两个学期，一个暑期班,拿到了硕士文凭。

此时，国内的王石坚出事，是 在1947 年 9 月底，距熊向晖出国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熊向晖先在 10 月初看到《纽约时报》刊登消息，说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

不久，谌筱华从南京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她，王石坚被捕。后来得知，他们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部被搜走。

谌筱华担心熊向晖的安全，熊更担心她的安全，他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他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王石坚的被捕,给正在美国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947 年 10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忠经听到王石坚出事的消息后，感到紧张，从纽约来到克利夫兰，找熊和申健商量，这个事件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会对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陈忠经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钱。

作为国民党的公费生，他们到美国留学，学费、生活费半年一发，是 900 美金，另外还有路费 200 美金。

陈、申比熊向晖早来半年，已经领了两个半年的生活费总共1 800 美金。此时是 10 月份，第二个学期才过去一个多月，陈忠经就没有钱了，熊向晖也不清楚他的钱是怎么用的。

熊这个时候，刚到美国不久，买了一些衣服、书籍之类，还剩下 400 美金，为人一向慷慨的熊就拿出一半，200美金，给了陈。

申健和熊彙苓结婚之后，彙苓已经怀孕，对陈无法资助。

对如何回国，他们意见不一。陈忠经提出要闯苏联大使馆，通过苏联大使馆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熊向晖反对，因为当时美苏关系已经紧张起来，苏联大使馆在美国很受注意。熊说，如果先给美国发现了，就得不偿失。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香港，到香港找关系。

但是，陈忠经还是去闯了苏联大使馆，一如他当年在西安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样，在苏联大使馆，他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苏联大使馆出来一个二等秘书跟他说，“你讲的像神话一样。”他收下那个书面材料，就没有下文了。

1948年春，熊向晖的美金用完了，他就给胡宗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写信，徐先麟居然又寄来了 900 美金。这是王石坚案发生后，胡宗南叫徐先鳞又给了熊一笔 1948 年上半年的生活费。

到了 1948年暑期班结束，熊向晖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没有办法了。第二笔900 美金的生活费，他节衣缩食地用到 1948年冬天，又用完了。

这时，胡宗南已经一败涂地，早在 1948 年 3月，整 29 军 2 万 9 千余人在陕北宜川被歼，军长刘戡、师长严明都被打死。4月，延安、洛川相继被解放，胡的后方补给基地宝鸡也一度被彭德怀攻克，损失的物资比蟠龙还要大。

5 月、6 月，胡宗南在关中连遭败绩，被迫转入机动防御，苦撑待变。8月，整 36 师 9 千余人被歼。10月，胡宗南在荔北战役中被歼 2 万余人。11 月，第 76 军李日基部在永丰镇被歼。眼看着胡宗南已经倒霉到这步境地，所以，熊向晖也不好再向他要钱了。

但是在克利夫兰，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于是，熊向晖就到了纽约，在纽约的陈忠经已经通过唐明照的帮助找到了工作。

唐明照，广东恩平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人天津南开中学，后考入清华,并于“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唐明照赴美进入加州大学历史系，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以后，他在纽约与冀贡泉(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之父)共同创办了《美洲华侨时报》，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该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在旅美侨胞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不少华侨儿女就是读了《美洲华侨时报》上的文章后，毅然回到祖国，投入到革命队伍之中的。

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曾任中联部副秘书长、顾问、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

在纽约，他给陈忠经介绍了一个洗衣房的工作，一个星期可以挣 70 美金，很不错，陈忠经单独租了一间房子，比较大，还带厨房。

熊向晖到纽约找到陈，陈给他另找了一间房子租。熊说，我们住在一起不好吗？省一省。

陈不同意，说各住各的，方便。在克利夫兰，一星期的房租是 5 美金，在纽约是 6 美金。

陈忠经一分钱也没有给熊向晖，最后，熊向晖也找到唐明照，唐听了熊的情况，介绍他在一家中餐馆打杂，一个月 180 美金，还管饭。

1948 年圣诞节，陈忠经闯苏联驻美大使馆一年多之后，苏联大使馆来人，与他秘密接头了。

后来才知道，是李克农通过高岗要求苏联帮助联系这三个人，所以，两方面接上了头。

苏联方面给他们的答复是：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

章汉夫当时是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原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干部，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南方局 16 人委员会成员，与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等人一起，同为候补委员，书记是董必武，副书记是王若飞，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等人任委员，力量很强。

1947 年1月，章汉夫与方方、林平,潘汉年等人，组成香港分局，领导中共南方党组织的工作。

熊向晖打工 3个月，挣出了回国的路费，但是，陈忠经要等苏联的船，让苏联的船带他们回去，熊向晖得知，苏联的船是把他们当“黑货”运,认为太危险。

他觉得中央有指示到香港，何必等苏联船呢?他 3 个月已经挣了 540 美金，花 360 美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二等舱走了。

于是，他不再等陈忠经和申健，一个人买了船票，先行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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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4-29 01:05
（37）在北京归队

1949 年4 月底，熊向晖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启程回国。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船到香港码头，许多旅馆安排在码头兜揽旅客，熊向晖选住九龙房金较廉的小旅馆，随即找到《华商报)社。

接待熊的是被称为小谭的青年，他说章汉夫已离开香港，问熊有何事？熊告以姓名，来由及所在旅馆，请他转告负责同志，派人同熊联系。

等了一星期，没有回音，熊剩下的钱已不多，他卖掉英文打字机和半箱子书救急。

又等了几天，小谭来，引熊见负责同志乔冠华。乔简单问熊几句，说小谭为他代订船票，到天津后，有人持写着熊姓名的牌子接。

小谭为熊向晖买了“湖北号”轮的统舱票，熊付了票钱给他。到了天津后，熊在码头上东张西望，也没有看到写熊姓名的任何标志。

乘客一会就走光了，只剩熊一人，他遂单独去北平，下榻前门外一客栈，不知该找谁。

在党的领导人中，熊只认识周恩来、董必武，又不知如何找。

闷了两天，他从报上看到蒋南翔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讲话的消息，大喜过望，立即找南翔。

阔别多年，南翔热情相待。他谈到，1941 年他从重庆到延安，周恩来指示他把熊的情况，详细向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汇报，陈云认真听取，要他再向康生讲。

在西安时期，熊曾听王石坚说过，康生是书记处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人。

熊向南翔讲了在天津扑空的事，南翔问明熊住的客栈，说他马上转告李克农。

熊问，李克农是谁？南翔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做你这项工作的，都由他管。

第二天，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熊向晖，说他叫罗青长，接到香港电报，说熊坐“湖南号”到天津，派人接，没接到。

熊说，坐的船是“湖北号”，原来是错一个字，才引起这番波折。

罗让熊随他走，熊已付不出旅馆费，请他代付，这是熊第一次用党的钱。

罗青长安排熊向晖住弓弦胡同 15 号，这本是戴笠的公馆，熊在这里住下后，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就是王石坚被捕，他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而在美国的他和在南京的妻子谌筱华竟都安然无事。个中原因,实在猜不透。

罗告诉熊，1940 年，他由申健掩护，在西安三青团工作了短时期。因熊处境特殊，没有见熊。

以后，他在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很清楚熊向晖的情况，1947 年撤出延安时，他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主管情报，周副主席说过，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王石坚被捕后，周副主席在陕北打电报给在山西的李部长，设法营救,未成。

李部长爱护干部，很担心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的安全，以中央名义的口头指示，就是李部长多方设法请人转达的。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

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 3 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周恩来年谱》(1947 年)9 月 28 日载:

“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 2 人 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 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10 月 3 日从合众社 1 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 月 6 日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津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办法，望告。”

王石坚是中央社会部的情报人员，由李克农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建立和领导着不同的情报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与地方党组织也不发生横的关系。

其中比较大的情报系统，包括潘汉年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以及王石坚情报系统。

熊向晖原来是由中央单线联系，不归人任何情报系统。后来中央派王石坚到西安,专门负责联系熊，也联系陈忠经、申健等，他本人也在西安发展了一些新的关系,逐步发展成一个情报系统，但熊向晖除与王联系外，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对于他而言，王石坚只是起一个居中联络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尽管王是社会部在西安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是他指挥不了熊向晖。

他想要熊做的一些事，如偷密码本等，往往不符合中央的方针，因而熊不能执行。

熊向晖能在胡宗南身边，隐藏 10 年而不被发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建立奇功，除他本人的大智大勇外，应当归因于周恩来、董必武交代的工作方针正确而合乎实际。

若是事事都听王石坚的，情况会怎么样，就很难说。熊的个人安危还在其次，关键是后来的很多重要情报，很可能就搞不到手，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也就无法落实。

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在中共情报工作历史上，是许多年未曾发生过的一起惊天大案，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 5 部地下电台，中共情报工作人员 44 人被捕，牵连被捕人员达 123 人。

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国共内战，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与国共双方代表，成立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作调查。

军调处北平执行部也是由三方组成，共产党方面，叶剑英是首席代表，李克农是参谋长。

利用这个机会，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在北平发展了一批秘密关系。

1946 年 6 月，内战爆发。8 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执行部随之关闭。在军调处北平执行部结束以后，李克农等回延安之前，把王石坚调到北平，把北平的情报关系都交由他管，包括北平的情报组织和电台。这类关系,从北平又发展到沈阳，从西安又发展到兰州。最后，整个北方的情报组织，都归王石坚管，等于是半壁天下。

事情还是出在电台，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划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是原西北军的孙连仲。

党外进步人士余心清任十一战区(后改称保定绥靖公署)少将设计委员，1947 年 9 月，他通过关系人找到王石坚系统驻北平的情报人员董明秋，要求速电周恩来、叶剑英，说孙连仲准备起义，请速派人来谈。

董通过北平密台电告中央前委，对此，周恩来认为，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隶属胡宗南的第 34 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 34 集团军歼灭，应予劝阻。

经中央前委同意后，复电北平王石坚系统转告余心清，但余出于良好的愿望，很想作出贡献，自行决定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美联社立即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 1936 年西安事变之势，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对北平方面的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和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利用美国新制无线电侦测电台，从北平城四个方面进行侦测，一步一步缩小范围和方位，最终确定密台的具体方位。在此基础上，又连夜挨户侦查，查到密台的确切地点。

保密局这次使用的无线电侦测电台仪器，与军统特务魏大铭在陕北战争期间使用的电台侦测手段一样，都是利用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

这方面的技术和器材都是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的。早在抗战时期，中美特务就有合作，由戴笠与梅乐斯搞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中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由美国特务帮军统训练一批掌握雷达技术的特务。

美国人并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关系，在兰州、陕坝等地，设立电台，布置雷达网。日本投降后，这些电台都应当撤销，但军统特务建议签订“中美气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特务在兰州、陕坝、上海和广州等处设立电台，布置雷达网,以“气象测候站”名义为掩护,继续进行无线电侦测活动。

这样，美国特工部门又供给军统一批无线电侦测台的设备，帮助军统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地，建立无线电侦测台。

他们利用当地军事机构如行营、行辕、战区司令部或绥靖公署所属第二处，设立电检科，其主要任务一是指挥侦测台收抄当地秘密电台所收发的电码，提供特种技术室研究破译，作为情报来源；二是侦测秘密电台的方向位置及地点，作为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重要线索和突破口。

他们测定的办法，是由面缩到线，再由线缩到点，利用各线的交点，分析密台的所在地，然后派特务到假定地点实行就地侦察。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北平行营第二处电检科科长赵容德，他是军统杭州特训班第 5 期无线电队毕业的，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务的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他到北平后，利用无线电侦测电台，发现在北平鼓楼兆丰街方向有可疑的电台呼叫信号，于是就跟踪侦测信号的方位，用吉普车载运侦测台，由报务员守听呼叫号，在行进到兆丰街周围地区时，命令发电厂突然拉闸停电，此时如果可疑电台呼叫号也突然停止呼叫，即证明可疑电台就在这一地区内。

自保密局长郑介民向北平站下达加紧侦测中共密台的指令后，赵容德等特务人员加快了侦测的进度，再三用线点的交错办法，缩小区域范围。

随后，赵容德将侦测结果报告保密局北平站长黄天迈，黄迅速派特务对该处实行秘密监视，并利用北平市警察局调查户籍为掩护，到嫌疑住室视察，发现该室确有电台。

1947年9 月24 日夜，正当北平中共地下密台报务人员准备架机工作时，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突然闯入室内，将密台负责人李政宣等 4 人当场逮捕，电台、密码、情报底稿、活动经费以及来往名片等全被搜缴。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 9 月 25 日逮捕了董剑平，于 9 月 26 日拘捕了董明秋，于 9 月 27 日拘捕了余心清等 2 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 5 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保密局特务在逮捕谢士炎的过程中，得知谢与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代处长王书鼐、东北行辕新闻处科长李年等有联系。

结果，南京保密局特务亲赴沈阳督办，将王书鼐夫妇及李年、巩天民等人逮捕解往北平。

在破坏东北地下组织的过程中，又获得西安方面的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并由南京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督办，于 9 月 29 日深夜逮捕了王石坚夫妇，破坏了西安交通联络站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了奇园茶社经理梅永和等人，胡宗南的电台台长戴中溶等人，也都是这个时候被捕的。

保密局特务从王石坚处又得到兰州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尹家明的地址,叶翔之指令兰州方面的特务将尹家明及家属逮捕。

结果，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保定绥靖公署谢士炎等 5 位同志被捕后，特务施加各种酷刑，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代表了我们党情工人员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1948 年 10 月19 日，5 位勇士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

王石坚系统的破坏，还连累到系统以外的同志，在特务逮捕李政宣等人的当天夜里，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陈琏夫妇也随即被捕。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是陈琏的丈夫、陈布雷的女婿，他们两个人的被捕令周恩来大为意外。

因为这次特务破坏的王石坚系统，属于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北方情报系统；而袁永熙、陈琏夫妇属于学运系统，受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与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系统并没有横向联系，王石坚事件本不应该牵涉学运系统的袁永熙、陈琏夫妇。

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上海局的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通知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因为弄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才知道，袁永熙、陈琏夫妇被捕，是带有偶然性的。

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有个同事，是贝满女中的教师，叫田仲英，也是地下党员，但不属于袁永熙领导的北平学运系统，田仲英也不清楚袁永熙、陈琏夫妇的真正身份。

但是，在袁永熙、陈琏夫妇结婚的时候，田仲英以陈琏的同事关系，前来道贺，并主动与袁永熙交换了一张名片。

袁永熙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与田并没有交往关系。袁与田交换名片，从秘密工作的原则来说，也是一种疏漏，只是当时身为新郎官的袁永熙，在喜庆之日，心情亢奋，放松警惕，也属情有可原。

问题不是出在田仲英，而是出在田仲英的朋友李政宣。李被捕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

于是，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对袁永熙、陈琏夫妇早有怀疑，随即就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则坚不承认地下党员身份,李政宣亦不能指认,最终因“查无实据”,经蒋介石同意，由陈布雷派人领回,“严加管教”。

虽然袁永熙、陈琏夫妇的被捕。与王石坚案件无关，只是偶然因素被牵连进来，但由于他们夫妇俩的敏感身份，结果在王石坚案件中，反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受王石坚案牵连的还有胡宗南的电台台长戴中溶，也就是中共领导人欧阳钦的夫人黄葳(戴中庚)的哥哥。

1938年，吴德峰在西安时，通过黄葳把他发展为情报关系。

王石坚出事时，戴中溶正在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以后，戴中溶带着电台，就留在延安。

西安破获了王石坚，胡宗南就知道戴中溶是共产党了，他在延安接到参谋长盛文从西安打来的电话，让他回西安一趟，戴不知道是什么事。

回到西安见到盛文，盛说，你到下马陵见胡先生，他便到下马陵见到胡宗南，他跟胡是很熟的，胡对他左看右看，一句话没有说，就叫他走了。

走了以后，他就关起来了，这很符合胡宗南的性格，也说明一种态度。

后来王石坚交代说，戴中溶那个电台台长,没有起多大作用。随后，戴中溶被辗转关到南京，再关到杭州。解放军解放杭州的时候，他被解救出来。

王石坚的妻子范行先与王石坚一起被捕。解到南京后，范行先因有身孕，便被保释，到国民党撤退时,她已经回到常州老家。

1949 年熊向晖从美国回来以后，罗青长让他把范也从常州接到北京。

王石坚系统被捕的几十人当中，除了牺牲的，只有两个人去了台湾：一个是王石坚，一个是张振邦。张振邦前几年还回过大陆。

在北京，罗青长引熊向晖见李部长，李部长很亲切，请熊吃饭喝酒，使熊感到党的温暖，熊还奉准去南京，看妻子筱华和尚未见面的儿子，把他们接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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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夫妇和子女合影

1949 年 11 月 5 日,熊向晖收到周恩来的请柬:

“国历 11 月 6 日(星期日)中 12 时半洁樽候叙

周恩来谨订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熊向晖和司机都不认识路，结果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熊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熊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当局的和谈代表。

张治中是熊很熟悉的，1944 年 5 月,他和王世杰、雷震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各项问题。

那次会谈的地点，就在王曲青龙岭，胡宗南是东道主，具体事务由熊向晖负责安排，时间差不多一个星期。而且，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也在胡宗南的部队任职，他们也很熟悉。

所以，张治中一见到熊向晖,就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周总理看出客人们似乎都有些茫然，便在席间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总理指指熊向晖，说，他是 193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顿时大为惊讶。

国民党南京国防部成立后，刘斐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直接参与制定了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及陕北战争的方案，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

周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抗战时期，张治中曾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对军统头子戴笠、中统头子徐恩曾等一批高级特务，都有所了解，也曾经手处理过不少涉及军统、中统送呈的重要情报，对中、军统等特务组织内部及军统、中统之间的明争暗斗，相互攻讦的丑行，都有所了解。

张治中感慨地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

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做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

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

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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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熊向晖夫妇在韶山合影留念

总理又指指熊向晖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熊向晖仍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进人新中国外交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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