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史话：国内监察前线部队军纪，国外侦破美军准将遇刺大案 - 徽帮棋友会

抗战进行到1942年时，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几乎全为日军占据。唯一通往外界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承载着盟军援华物资运送的重要任务。

滇缅公路对于当时的中国抗战，起着“输血”的重大作用，是整个抗战后期盟国向中国进行战略运输的大动脉，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早在抗战前，当时还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就奉军委会命令，未雨绸缪预先布局。

复兴社特务处在缅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镇腊戌设立了特勤站，以中国西南运输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一方面对缅甸战略要地进行地形勘测和地图绘制，另一方面展开情报搜集工作。

1942年3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使用的作战地图，大多都是由军统特工绘制而成的。

在中国远征军整个入缅作战期间，军统局重庆本部、军统云南站特工在对中国军队提供各类情报的同时，还负有监察军纪的重要职责。

1943年7月17日，一封由戴笠署名的长电紧急呈送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案头：

今年2月间，何总长（何应钦）由印度过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军师长会议，各师长提出报告，皆称各师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87师师长张绍勋为人爽直，席间照实报告该师仅有战斗士兵五千人，并以战线过长，请求补充。

何总长以各师皆有八九千人，唯该师仅有五千人，缺额过大，加以责备。

实则各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36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88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87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但其他各师师长所报之人数，均非实在之数目也。

又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日军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匹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

本部特工月前查获我方军官六人，向日军贩卖食盐，私渡怒江（供词简报附后）。

今年5月间，怒江西面马面关之失，亦因敌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装商人，乘隙侵入。

查各师缺额过大影响作战实力，官兵走私，每予日军以可乘之机。当此怒江西岸敌人常思蠢动之际，上述情形深可忧虑，似应一面严格查验各师缺额，加以补充，并从严取缔官兵走私，以免贻误大局。”

戴笠在电报中有理有据地陈述了怒江前线部队两大问题：

戴笠所指滇缅战场腐化堕落之严重，是抗战期间国军普遍性的劣行顽疾。怒江前线关乎抗战大后方之安危，各师官长为吃空饷，竟不顾国脉存亡，坐视部队半数战力缺损而拒绝补员。

更有甚者，为谋私利，少数军官和奸商勾结，向日军走私食盐和药品，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国军军纪败坏，贪污腐败的情况由来已久。1942年夏，日军为了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与中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史称“浙赣会战”。

以顾祝同为司令官的第三战区经顽强战斗，虽使日军伤亡1.7万人，但日军仍然达成了破坏浙赣铁路沿线设施和器材、抢掠物资、掳劫青壮年“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

“浙赣会战”期间，1943年6月1日，戴笠致电顾祝同，向其汇报第三战区作战部队之军纪涣散：

“各级官长大都有家眷随身。日来，各部队眷属均向江山浦城一带迁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护送，沿途拉夫，到处占住民房，查军队原有军盐发给，今则所过地方，则强要地方供给食盐，而以所领军盐高价出售。因是各县乡镇保长，均有无法供应之痛苦。”

1943年6月24日，“浙赣会战”结束后，戴笠又致电胡宗南：

“此次三战区战事之失败，完全因官兵俱无斗志也。高级军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风尘）女子来玩者，前线退下之士兵，则到处搜劫，人民不堪其扰，苦不堪言！”

以上种种，戴笠虽多次把军统局战时监察报告直接呈送蒋介石，但最后均是不了了之……

重庆军委会并未对任何高官进行惩戒，就连被抓获的6名在怒江走私食盐和药品资敌的军官，也在短期关押后，就被军、师长们出面给保了出来。

1945年末，抗战刚刚胜利，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际，驻天津的94军副军长杨文瑔却在天津公开纳妾，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了恶劣影响。

这下子，国民政府的面子再也挂不住了，蒋介石命戴笠专程赶赴天津，查处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一案。

戴笠虽然挂着中将军衔，但他的铨叙军衔仅是少将。而杨文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的国军中将，而且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早年还进过侍从室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

戴笠要去处置这样一个中将副军长，其难度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杨文瑔被军统天津站逮捕押赴南京后，仅仅过了4个月就又重回天津。

杨文瑔不光回来了，还升任第72军军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反倒成了军统天津站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因为军统各地方站站长，都在警备司令部里有兼职，名义上属于警备司令的下级。

戴笠天津查处杨文瑔一案，最后的结局，反倒是让自己大失脸面，面子里子都一块儿丢光了！

戴笠是黄埔6期生，虽说在黄埔将领中属于小字辈，但在军统内部却权势遮天，不仅自己深受部下畏惧，就连与戴笠交往过密的好朋友，军统人员都会对其另眼相看，特殊对待。

军统人员称宋子文为“部长”、称张学良为“副座”，唯独对胡宗南称“胡先生”。

因为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亲密，非比寻常，这在军统内部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故军统特务无论职务高低，无论人前人后，提及胡宗南必称“胡先生”。

抗战期间，军统开办过二十几期特工训练班，每期训练班，戴笠必兼主任，因而这一大批学员均受到戴笠的特别垂青，至抗战结束时，有的学员已升至少将军阶。

这些学员大多都成为了军统局和后来保密局的骨干。他们尊戴笠为师尊，自认是其门生，每见戴笠，必称“主任”或是“老师”，但其内心，都对戴笠畏之如虎。

军统局本部机关和一些公开的军统单位都不挂牌，对外都是称呼“某某公馆”，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特务机关。

军统局内部文件、电文、档案、命令中从不会提到戴笠的名字，只能见到“奉谕速办”、“奉口谕”等字样。戴笠下达的暗杀任务等，从军统档案中完全见不到到底是奉谁的“谕”，但人人皆知是戴笠所命，其心狠手辣让众人胆寒。

1949年逃到台湾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私下里曾和亲近的慕僚拿戴笠和郑介民作对比：

“戴老板好大喜功，一块钱要做十块钱的事。郑介民小气保守，一块钱只做六毛钱的事，扣下四毛决不动用。

戴老板一生都在处处树敌，郑介民半辈子却处处讨好。戴老板做事认真负责，郑介民则是得过且过。

戴老板尊严、威猛，令人敬畏，很难接近下层。郑介民和气一团，打牌、跳舞，容易与部下打成一片。

戴老板风流成性，四处流情，容易泄露机密。郑介民则矢口不言，连对老婆都不说真话。

戴老板与郑介民相比，唯凶狠之处略胜一筹，狡猾之处则差之甚远。但戴老板的情报工作能力，却是整个国民政府情报系统的翘楚，无人能及！”

军统在整个抗战期间，情报组织不仅遍布全国，还在印度、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设有国际情报组。

抗战开始后，印度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凸显，引起了戴笠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印度仍处在英国控制之下，戴笠对傲慢的英国人向无好感，甚至是厌恶。

戴笠十分讨厌与英国情报机构合作，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欲将英国人撇开，军统自己单独搞情报，最终获得批准。

戴笠曾向宋子文说起军统局为何与英国军情局中断合作的原因：

“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籍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

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军统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

后来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工作站，瞒着英国人到处广设据点和情报小组，军统印度站的地下情报网，遍及阿萨姆每一个小村庄与新旧德里等大城市，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

这一切的秘密部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设在印度的所有谍报机构竟无一察觉。

1943年8月，美国海军准将、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将军，由美国孤身秘密赴华，途中在印度停留。

梅乐斯去加尔各答，经阿拉哈巴德，途中停车间隙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连砍两刀，一刀砍中左臂，一刀刺在大腿，砍入大腿的刀刃断了一截，留在了梅乐斯体内。

梅乐斯准将是特工出身，空手与袭击者搏斗，飞起一脚踢中对方下巴，致使袭击者咬断自己一小段舌头。梅乐斯虽未生擒凶手，却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遇袭后赶紧联系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处。

美国海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处，将梅乐斯准将紧急送至医院进行手术，将断了的刀刃从他大腿伤口中取了出来。

次日，梅乐斯准将把袭击者的舌头和小半截刀刃，交给了军统局驻加尔各答的情报组。

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对这起袭击事件追查了一个多月后仍查未头绪，束手无策之下，最终只得放弃。

当梅乐斯准将裹着一身绷带，一瘸一拐地来到重庆时，戴笠向他承诺，一定会把袭击者查出来，并进行抓捕。

梅乐斯当时也不在意，认为戴笠仅是说说而已。结果，军统印度站在当时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抓住了刺客。

刺客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朝鲜血统，是一名在山东烟台日军间谍学校里训练出来的日本情报机构的外勤特工。

梅乐斯在其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感叹道：“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