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城，两河流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古城。《圣经·启示录》中曾说：“大巴比伦，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这一评价曾一度主导着西方对巴比伦的看法。19世纪以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令人亲眼目睹了来自古巴比伦城的遗存：内容完备的《汉谟拉比法典》，高达15米的伊什塔尔门，巨幅釉砖画上的神兽图案……这些震撼的文物让巴比伦以外的世人逐步以新的视角观察和注视这座城市。
巴比伦城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巴比伦城与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城（Babylon city）位于两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80多公里，幼发拉底河流经此城。关于它的起源，人们知之甚少。有关它的最早记录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指公元前3000年-前2001年）晚期。这一建城时间，相比于其他两河流域的古城如埃利都、尼普尔、乌鲁克、乌尔等，的确晚了不少。但它一旦崛起，就引人注目。
约公元前1894年，一个阿摩利人（Amorite）部落占领了巴比伦城。部落首领名叫苏姆阿布姆（Sumu-abum）。他的继任者苏姆拉艾尔（Sumu-lael）兼并了周围一些小城邦，建立起一个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的阿摩利人王国。
公元前1792年，苏姆拉艾尔的后代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登上王位。不过当时的古巴比伦王国还是一个小国，从巴比伦城向南北延伸60公里，即到了国家的边境。
在执政早年，汉谟拉比并未急于吞并邻国，而是在各国之间施展复杂的联盟与反联盟策略。在执政第29年，他联合北方的亚姆哈德（Yamhad）和马里（Mari）城邦，击败了东方的埃兰（Elam），并控制了埃兰曾经占领的东北方城邦埃什努那（Eshnunna）。在执政第30年时，汉谟拉比再次与北方的马里联合，出兵南方的拉尔萨（Larsa），成功兼并了该城邦。此时汉谟拉比依照两河流域的传统，称自己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在执政第32年，汉谟拉比反手击败马里，成为两河流域无人能敌的霸主。于是，他又称自己为“世界四方之王”。
因为巴比伦城是王国的首都，这个王国就被后人称为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加上“古”字，也是为了区分一千多年后的另一个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公元前626-前539年）。另外这一王国统治的两河流域南部，也被后世称为巴比伦尼亚。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诞生了灿烂的文明，如其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深刻影响了后世，也在宗教神话、艺术、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滋养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后来者。而在汉谟拉比时期，他在四处征战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建战争或洪水摧毁的城市，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挖掘灌溉用的水渠，促进农业复苏，允许逃避战乱的神职人员重建神庙，继续他们对自己所信奉神明的信仰，还颁布了影响深远的法律。
这些措施不仅令王国强盛，也为首都巴比伦城留下了印记。只是我们对该城当时的样貌和遗存下来的文物所知甚少。原因是近几百年来，地下水位的提高，令针对年代更久远的、更深层的地下考古无法进行。因此巴比伦城在公元前两千纪及以前的样貌还不被人所知。
人们对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城的了解，有的来自两河流域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在后世的抄本以及由于战争被掠夺到其他城市的巴比伦遗存等。这些相关资料中，大部分是文字信息，而兼具文献和视觉艺术效果的遗存，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被劫走的石柱
西方早期重要亚述学家罗伯特·弗朗西斯·哈珀（Robert Francis Harper）曾详细记录了《汉谟拉比法典》石柱的发现过程：1901年末至1902年初，法国政府派遣的一支赴伊朗考察队，在古代埃兰都城苏萨（Susa）卫城发现了《汉谟拉比法典》石柱。当时的石柱断裂成三块，但很容易就被重新组合在一起。石柱高达225厘米，由黑色玄武岩制成。此外，考察队还发现了刻有法典内容的其他碎石。这说明《汉谟拉比法典》不仅刻在这一块石柱上，还应有其他石柱。之所以在苏萨发现这个石柱，是因为公元前12世纪，埃兰国王从巴比伦城掠走了它，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自己的都城。
在石柱正面上方是一组浅浮雕，刻画着汉谟拉比以虔诚的姿态站立在太阳神沙玛什面前,而太阳神则坐在宝座上，似乎在向这位巴比伦王传达神谕。卢浮宫的学者认为，这一场景代表了神赋予汉谟拉比王权及法典以合法性。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黑色玄武岩，高225厘米，藏于卢浮宫。
在浮雕之下是16栏文字，石柱背面是28栏。法典内容分三部分：序言、正文和结尾。序言中，汉谟拉比描述了自己对四方的征服，又虔诚地修建都城。他成为神选之王和公正之王。
第二部分阐明了275至300条法律规定。这些条文都有着相似的叙述格式，即一个人的行为会导致相应的后果。条文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做伪证、偷盗、劳动、家庭事务和人身侵害等方面内容。其中所奉行的“同态复仇法”最为知名，即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后来的《圣经》中也有类似阐述。
第三部分以诗歌的形式强调了法典在未来的不可动摇性。“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灵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
从法典中，人们可得知当时巴比伦社会的阶层划分，即贵族、平民和奴隶。不同阶层的受害者，得到的赔偿也不同。贵族可受到同态复仇法的保护，而下等阶层只能得到经济赔偿。
该法典通行于整个巴比伦王国。它在各阶层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为社会树立了道德、社会阶层、两性关系和宗教信仰上的规范。同时，也确立了国王在国家中的绝对权威。
有学者引证法典中提及的内容，认为此石柱立于首都巴比伦城内汉谟拉比的雕像前；也有学者认为，石柱立于诸如神庙这样的庄重之所。无论如何，将法典刻写在石柱之上，是国王做出的一种宣告，即昭示自己作为神选之王所带给臣民的正义。也许这件石柱也成了一种象征——“象征两河流域建立在王权和法律程序基础上的正义观。”
这部法典的影响是深远的。记载部分法典内容的泥版曾出现在一千年后亚述帝国的图书馆里。尽管两河流域在公元前6世纪起陆续遭遇波斯、希腊和帕提亚帝国的征服，但这部法典的部分内容仍然被沿用。在两河流域之外，《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也存在。甚至如今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中，挂着23位对奠定美国立法基础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浮雕像，其中就有汉谟拉比。
几度易手的巴比伦城
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遭遇来自北方安纳托利亚高原（今土耳其境内）的赫梯人入侵，汉谟拉比的后代未能成功御敌，王朝灭亡。之后来自两河东部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Kassites）渗透进来，占领了巴比伦城，建立了加喜特王朝（公元前1595-前1155年）。这一王朝持续了四百余年，继承了古巴比伦的宗教和传统，也留下了展现两河流域神明形象的纪念碑和滚筒印章等文物。
之后，巴比伦城的统治权几经易手，曾被亚述人统治，也遭到埃兰人的洗劫，直到公元前8世纪时，成为不断扩张的新亚述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巴比伦城的持续发展被打断，留在地层中的遗迹常呈现剧烈变化。但无论如何，自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巴比伦城都是两河流域南部重要的政治中心。
这段时间里，很多国王对巴比伦的神庙怀有敬畏，将纪念碑立于其中，企图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并彰显自己的荣耀。但也有的统治者掠夺其财富，或惩罚巴比伦人的反抗。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当时面对亚述帝国的控制，两河流域南部、即巴比伦尼亚地区常爆发抗议，辛那赫里布因未能有效控制局面，遂将怒火燃向巴比伦城。在公元前689年，他曾记录下自己对巴比伦城的报复行为：把建筑物夷为平地，将瓦砾丢进河里，犹如洪水从大地的脸上冲刷过一样。但这位国王的继任者们却羞于谈论这次巴比伦城的人为毁灭，认为这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只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为自然灾害。
不过，该城遭遇的浩劫却给了不久后一个新王朝以重建巴比伦城的机会，这就是新巴比伦帝国。
新巴比伦帝国时期的大都会
新巴比伦帝国在原有城市规划及亚述帝国晚期的建筑基础上进行重建。从目前发掘出的巴比伦城遗迹看，“比亚述帝国晚期更早的皇室或神庙建筑的确没有发现，并且作为大规模重建的结果，神庙、宫殿和城墙的废墟主要都来自新巴比伦时期。”
巴比伦城很大，近900公顷，是古代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它紧邻幼发拉底河东岸，其外轮廓像一个大三角：一个边是幼发拉底河，另外两个边是带有护城河的外城墙。外城墙长度达18公里。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该城墙共有25米宽，可容纳四马战车驶于其上。经过现代考古发掘，学者认为，城墙为双体围墙，内体墙和外体墙的高度都超过5米，其宽度都超过7米。两墙之间还有12米宽的缝隙，由碎石或瓦砾填充，其高度直达城墙顶端。可见，希罗多德的说法并不算夸张。这样的城墙，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必定是叹为观止的，它也因此入选过最初版本的世界七大奇迹。
在巴比伦城中，还有一个长方形内城。内城的一部分延伸至幼发拉底河的西岸，以桥梁和东岸的内城相连通。内城中，建有献给巴比伦城守护神——马尔杜克（Marduk）的埃萨吉拉神庙（Esagila）和埃特曼安吉塔庙（Etemenanki）。内城也有城墙环绕，并配有8个进出的大门。其中最大的城门是位于内城北侧的伊什塔尔门。它的建造者是著名的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04-前562年在位）。他被誉为新巴比伦帝国最伟大的建造者。
伊什塔尔门是一座复合城门，其中一个城门保存于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城进行考古发掘时，惊叹于城门的高大雄伟和华丽装饰，竟将这座城门搬运至德国。如今，高达15米的伊什塔尔门矗立在佩加蒙博物馆内。而巴比伦原址上的另一部分城门，高度也有12米，其原始高度可能更高。
伊什塔尔门蓝色基调的釉砖上，装饰着两种意义非凡的动物浮雕——蛇龙（Mušḫuššu dragon）和公牛。这两种动物在当时巴比伦宗教中都代表着神：蛇龙象征着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公牛代表着天气之神阿达德（Adad）。而大门底部水平排列的花饰，则可能代表着战争和爱之神伊什塔尔。
蛇龙是多种生物的组合体：有蛇的头、颈、尾巴，还像蛇一样吐着舌头；有狮子的前爪、鸟的后腿，身上还有鳞片；它头上有角，尾巴尖儿还有蝎子的蜇刺。蛇龙前进时昂着头、翘着尾。它所象征的马尔杜克最初只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和农业之神，在新巴比伦帝国时发展为国家之神和巴比伦众神的主神。
以往两河流域的建筑主要使用土坯和烧砖，到了新巴比伦帝国时期，虽然也是如此，但“烧结砖在皇宫建筑上部结构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为新巴比伦工匠们发明光彩夺目的彩釉技术提供了可能。”
这些彩釉砖既用于装饰伊什塔尔门，也装饰在宫殿墙壁和重要大路的两侧。特别的图案，如动植物、几何图案等需要提前设计好在砖上的位置，然后上釉烧制。蛇龙和公牛呈现橙色或白色，衬托在青金石般深蓝色釉砖的背景中，更显突出与庄重。
在城门一侧的墙壁上，釉砖上刻写着这样的铭文：“我（尼布甲尼撒）把城门的地基深深扎根至地下水位线。我用纯蓝之石建造城门。在城门内侧墙壁上，是公牛和龙。我用华丽的色彩隆重地装饰它们，好让所有人屏息凝视、肃然起敬。”
由伊什塔尔门进入内城，人们将走在笔直的巡游大道上，直通内城的核心地点——马尔杜克神庙。在巴比伦的新年期间（春分左右），这条大道是神圣之路，人们要抬着马尔杜克神的雕像进入神庙。同时，这道门也是王者之门，国王经过这道门，也是再次确认神之庇佑下的王权。
1899-1917年，德国考古队挖掘出长达250米的巡游大道。其中180米的大道两旁装饰着釉砖画，其风格和色调与伊什塔尔门一致，只是动物换成了狮子的形象。在巴比伦宗教中，狮子代表女神伊什塔尔。
佩加蒙博物馆复原了巡游大道上部分浮雕装饰，长30米，路面的宽度为8米。而原址上的大道宽20-24米。
如此突出这三种动物形象，恐怕不仅仅是彰显尼布甲尼撒二世对神明的崇敬，他可能也希望这些被神力加持的动物可以保护巴比伦城。26同时，庇佑自己，威慑敌人。
关于巴比伦城，很多人还会联想到空中花园。只是，人们还没有找到确切与之相对应的遗迹。甚至有学者认为空中花园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亚述的尼尼微。传统上认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来自米底王国的妻子阿米蒂斯（Amytis）所建，以安慰她对家乡山水的思念之情。
独一无二的城市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巴比伦城发展至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代近东部专家迈克尔·西摩在一篇文章中说，尼布甲尼撒二世延续以往亚述的传统，将大批民众从帝国的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其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滋生潜在的反抗中心，或调动劳动力。也正源于此，他对西边的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城所采取的类似举措，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让这位国王在《圣经》中饱受恶名。也因此，巴比伦成了邪恶、颓废的代名词，是罪恶之地，还被预言将在上帝的复仇之手中倾覆。但巴比伦的国王却把自己定位成虔诚的信徒，并在重建神庙时，以铭文的形式反复强调这种虔诚。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并不是耶和华。
此外，在以往基督徒眼中，这个城市还极为傲慢自大，因为《圣经》中记载，巴比伦人妄图建造高塔，要让“塔顶通天”。因而招致耶和华的不满，于是他“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babel，意为‘变乱’）。”
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中，巴比伦被称为“巴别”。而“巴比伦”这个名字来自于犹太教经典——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圣经·旧约》内容相同）的希腊语译本。但在巴比伦人自己的眼里，他们的都城，自苏美尔文明时期就有自己的名字，叫做“神之门”，而且这一含义贯穿巴比伦城的整个历史。
公元前539年，波斯第一帝国占领巴比伦城；两百年后，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巴比伦城；不久之后，这座城又成为塞琉古王朝的一部分。此后，巴比伦的地位不断下降。在公元前2世纪时，巴比伦被帕提亚帝国占据，其艺术受到了希腊风格的影响。尽管之后的巴比伦城附近依然有人定居，但其辉煌的历史已一去不返，甚至其古代建筑中的砖块也被民众搬走用来建造住宅。那些砖块上，时不时出现尼布甲尼撒二世曾经印上去的铭文。
巴比伦城在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荣后，没落了，那些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已重归泥土本色。如今，巴比伦古城遗迹虽然仍旧壮观，并跻身世界遗产之列，但我们所能见到的巴比伦城的样貌毕竟有限，更多的依然掩埋于泥土之下，被蒙上厚厚的神秘面纱。同时，这些遗迹往往与神话和传说交织在一起，成为巴比伦城特有的标签。
不同时代里，具有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对巴比伦城的印象也各不相同。哪个才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很难回答。或者说，难以有统一的答案。也许正因如此，巴比伦城才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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