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18日晚，北京城华灯初上，一辆接一辆的吉斯、吉姆轿车驶进中南海怀仁堂。
这天夜里召开的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除极个别领导同志以外，其他与会者在会前只接到了军委办公厅的会议通知，对会议内容均一无所知。
“……蒋军金门岛上的喇叭不仅再三叫嚣‘反攻大陆’，空军还连续出动飞机侵入我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侦查活动，大小金门守军炮击我福建沿海村镇，造成人民群众伤亡……”
“主席随后作出重要讲话：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军委决定炮击金门、马祖。
这是自朝鲜战争后，主席再一次亲自决策并部署重大的军事行动。
经过这个会议以后，我们总后勤部立即开展工作，把所有库存都清理一遍，清理有多少炮弹，现存的大炮有多少，需要淘汰的大炮和炮弹有多少，需要修理维护的大炮和炮弹又是多少。
另外呢，就是对于炮弹数量的充分准备，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供给一线部队充足的炮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亲自去到福建前线，了解炮兵的情况，了解炮弹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确保在炮弹供给上不出一点问题。”
“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他当晚给我打电话，头一句话就说炮击金门要我指挥，他头一句话就讲这个，我就很奇怪，当时我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地方了，部队的主要工作由韩先楚司令员负责。
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炮战要我指挥呢，有司令员嘛，而且韩先楚就在北京参会嘛，为什么要我指挥呢？
王向荣就讲，这是中央决定的，是主席决定的。
我说，那好，我坚决执行。
后来总理告诉我，主席点我的将，是为了激励我。
我当然不会忘记9年前10兵团的金门血战，所以18号夜里接到通知，我当晚就把省委的工作交代了，19号就到厦门前线去了。”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已于昨天胜利闭幕，会议对目前国际局势和国际工作进行了讨论，并且做出了决定。
“1958年7月21号开始，福建沿海暴雨滂沱，这场50年不遇的恶劣天气，使得日常侵入我福建厦门空域的蒋军侦察机无法出动，也为我海、陆、空三军的军事调动，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
但是，陡然暴涨的江水引发了山洪，冲毁的桥梁和坍塌的道路，把我们28军困在了泉州。
叶飞要求我们22号进驻前沿阵地，军令如山，叶飞可不会因为你说有多困难呀，他就给你宽限日期，我们就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
军机关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下到下面的师、团，我派副军长刘华到大桥那守着。我当时告诉他，所有往这边来的地方车辆，你统统给我拦住了，叫它不能往这边来，你就在那边给我堵住，我带部队先过。”
“当时我们不知道前面这个路已经被完全冲毁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和军长（詹大南）到了以后呢，他性格也比较容易激动，加上任务又紧，他找到这个工兵团长，火了，指着鼻尖吼他，赶紧给我修通，修不通的话，我枪毙你。”
“当时风大雨大，那个工兵团长呢，当时也是急眼了，也是大声冲詹大南喊着，哎呀，军长啊，你就是枪毙我，你现在也还是过不去啊，你就别来骂我了。
我检讨，你撤我的职也行，求你给我点时间，我组织部队赶紧修路。你光这么骂，路修不好，你还是过不去。
詹大南就不骂了，说，那好好好，我给你时间，你说，要我给你多长时间，你给我把道路修好。”
一个方案是从海上开过去，航程约700海里。途中，在温州以北肯定顺利，再往南便进入了国民党军占领的岛屿海域，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监视之下，无密可保。
另一个方案是走陆路，用火车装载过去，既保密又快捷，但沿途多为崇山峻岭，快艇要随车驶过很多桥梁和隧道，技术要求高，有一定的风险。
“鱼雷快艇从哪上车呢，从张华浜。陶勇司令员亲自组织，想了很多办法，这个鱼雷艇怎么样伪装呢，在车皮上搭个架子，外边用帆布包起来，包起来像个箱子一样。”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鱼雷艇装载现场，全部是党员和科以上干部。所有参加装载的铁路工人，都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来工作的。
为了更好地隐蔽起见，陶勇司令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陆军军装，我们每个人都是穿着陆军衣服，执行装载和押运任务，那些天，全都从海军变成陆军了。”
“我们这些列车进入以后，首先是个安全问题，列车在山洞的隧道里边整整待了一天。
8月3号，开始下载。
出于隐蔽和安全的考虑，指挥员彭德清将军下令将鱼雷快艇全部开到厦门港内侧海外的小岛虎屿，锚泊待命。那里背对金门，国民党守军无法观察到。”
“我这个人属鸟，命中注定要和天空结缘，炮击金门，很可能是我们空军打响第一炮。”
“米格15飞行员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在佳木斯航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
这些飞行员的成分都很好，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分，其次才看是否具有空勤体格、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十分重要，会飞就行了。”
“世界人民看中国，中国人民看空军，这是我们当时立下的誓言。我们一定要争取首战胜利，你不能打败国民党啊，咱们就丢人了。咱们这些年辛辛苦苦训练，这一仗无论如何也要打赢。
知道要打仗了，部队情绪也很高。
7月29号这一仗呢，在南澳岛前面大概100多公里吧，就雷达上发现了两个小点，很不连续的一点两点。那时我戴着耳机，就听到这个空中的国民党飞行员讲话，有时候讲英语，有时候又讲的是很标准的这个北京话。
我突然听见一句“好像前面就是吧”，这声音非常清晰。我就肯定，根据标图上发现的两个点，又有前方的预报，又有这么一个声音，我觉得肯定是敌机，而且距离不会很远，我立即命令赵德安率编队起飞。”
“我们起飞之后呢，100公尺就转弯了，4机集合好以后，穿过云层往海的方向，往南澳岛那边，按着地面指挥所指挥的航向飞向战区。”
“开始发现敌机两架，师长林虎在指挥所呼叫我们，他说不是两架，应该有4架。”
“因为我事先通过这个地面的情报，对国民党空军过去活动的规律啊，我就知道他不会是两架，它既然能到汕头这个地区来啊，一般都是4架飞机，他才会觉得保险。我就呼叫我们的飞机，告诉他不是两架是4架，你们注意搜索喔！”
“我一看，后边真的还有两架，一共发现4架。当时呢，我就报告大队长赵德安，他指挥我，他说你攻击，我来掩护。
我们在地面就商量好了，谁有利，谁打。过去的老条令规定，是长机攻击，僚机掩护。我们研究以后认为，这样会耽误时间，起飞前赵德安大队长就跟我们说过，谁有利就谁攻击。”
“国民党这边呢，他们的飞行员都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特别是他们的这个上校副大队长汪孟全，这家伙已经飞了好多年，资历达3000多个小时。那时候我飞这个歼5才有5个小时。
刚接敌，我们这个2号机就被汪孟全咬住了。我飞在他后面，我那时候呀，没有经验，但没有经验有一条野路子，我就死死跟着你，我就咬着你，我这一跟上去，还没来得及瞄准我就赶快打一炮。
我一追上就逮着他打一炮，为啥，怕呀，怕前面2号机的战友叫他给打下来。你就得咬着他，不停向他开炮，咱们2号机才有机会摆脱他。
那时候的我呀，不管打着没打着，就一直不停地撵着他打炮，他不服气啊，他也不追2号机了，接连几个摆脱动作把我甩在他机腹下面，之后他又咬住咱们2号机了。
我也没办法了，操纵杆往后一拉，飞机斜斜地从下面冲他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打。情急之下，那几炮都根本没瞄准，就是担心战友的安全，不停地打炮。
这家伙不耐烦了，也不打2号机了，向上一拉，飞机反扣过来，就追着我来了。
我俩就在天上斗起来了，基本上什么动作都做了，我学过的所有动作全用上了。打了多久我都不知道，突然看到他冒烟了，然后就见他很快脱离了战场。”
“当时，哎，雨下得那么大，那个土啊，挖那个土啊，就是挖一锹抬起来，那个土顺着那水就流出去了。那连日的暴雨就到了那么个程度。
那段时间那个病号啊，主要的是拉痢疾，再一个是烂脚和发烧。整天在水里泡着，全连都是烂脚丫子，不烂的几乎没有。
拉痢疾的，高烧不退的，送医院。烂脚丫的都一直在坚持。
除了伤病，就是疲劳啊，炊事班把这个饭送来以后，大家一声不响都在埋着头吃。开头呢，咔嚓咔嚓吃的声音很响，过一会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一个个趴着、蹲着全睡着了。”
“早晨吃南瓜，中午吃南瓜，晚上还吃南瓜，我就找我们那个后勤处长，我说你天天吃南瓜，你就不能变变口味吗？
后勤处长跟我叫屈，我也想给战士们弄点好吃的，这里供应不上，我还打算调几辆车去团里的生产基地拉点东西来的，但是军区不允许车辆返回呀！
唉，也真没办法，那时候准备打仗，道路保通是重点，车辆只准进不准出，怕堵塞了道路，炮弹运不进来。”
“侦察情报部门也利用这段时间对国民党军在金门岛上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情况，以及指挥部的具体位置有了更为详细精确的情报。
“尤其要把胡琏指挥部的位置要查得很清楚，我就想通过这些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飞行员，以及偷偷渗入大陆被我们抓获的国民党特务身上获得口供，来进一步的了解胡琏指挥部的具体位置。
我和警卫排带俘虏到厦门云顶岩，不止一个俘虏指着金门岛上的太舞山，说这不是太舞山吗，顺着最高点向西南这个方向延伸下去，大概有500公尺左右，在一个山垭口，胡琏指挥部的那个坑道入口，就在那个山垭口。
我们再综合其他情报研判，将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指挥部坑道口的坐标，精确到误差不超过100平方米的一个点上。我们在地图上，最终将“翠谷”这个位置作为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标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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