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眼中的抗美援朝 - 徽帮棋友会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宣传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各地掀起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祖国优秀儿女斗志昂扬奔赴朝鲜战场，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各种民工队志愿到前线担负战地勤务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刚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作出了他们的重要贡献。“两弹元勋”朱光亚和钱三强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朱光亚是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核科技事业特别是核武器技术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他说“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而这一件事就足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1949年，25岁的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朱光亚欢欣鼓舞，与其他几位同学组织成立留美中国学生科学协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编写《赶快回国歌》、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等，动员大家回国效力。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发表，他也抢在美国对华施行全面封锁前自筹经费，于1950年2月回到祖国。朱光亚回国后，在北大担任副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邻国燃起的战火，国内出现一些消极论调，有的发展到传播甚广的谣言。特别是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恐美”“恐核”的心理。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蠢蠢欲动，想乘机反攻大陆。这时，朱光亚以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专业知识，撰写了一篇题为《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的文章。文章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以来，国际的局势骤然紧张。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火已经威胁着我国的东北，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安全。在这个全世界和平受着严重威胁的时候，我们坚决保卫和平，我们的使命是极其重大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慌乱，我们不能也决不允许惧怕。文章以通俗的文字说明了原子弹的原理及如何防御，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原子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章中引用了英国物理学家勃兰开特的著作《原子能的军事与政治后果》中的一句话：“（美国）原子弹的投掷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一个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冷战开始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朱光亚文章由北京大学油印后，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在当时的局势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宣传和教育效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到北京大学采访了朱光亚，向全国播送了有关原子弹的专题节目。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还在宣传橱窗里，展示了朱光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授原子弹知识的大幅照片。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到1951年6月，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根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美国在遭受损失及其盟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进行谈判。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谈判地点先是设在开城，后移至板门店。1952年春，为了争取朝鲜停战谈判的胜利，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等部门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作为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朱光亚被选中。选调朱光亚参加朝鲜停战谈判，除了他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之外，还因为他具有原子弹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为中方谈判代表团提供有关专业咨询。1952年4月26日，朱光亚到达开城，正式投入到了停战谈判工作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经受战火的严格考验。”在朝鲜期间，朱光亚一直坚持记日记。他一直保存着日记，直到2011年2月去世后，他的秘书才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

到开城后不久，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朱光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五月一日，开城的老百姓和人民军开运动会庆祝五一，学生们唱歌、赛跑，兵士们踢足球，妇女们荡秋千，人很不少，也真是热闹。下午代表团开纪念会，杜平主任作了报告。晚上文艺晚会，大家都觉得‘阿妈妮’歌剧很不错。昨日，魏科长谈到北京的五一节，说明年该可以回到北京过五一了吧。的确，我们就该作这样长久的打算。今天下午纪念会上，司机排的一位代表说：‘美国鬼子拖，我就给他干个20年，回家干什么？’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表现在这里。”

朱光亚制订的学习计划是什么，在他的日记里没有具体记载，但就日记里记载的内容看，他的理论学习主要是结合朝鲜战争进行的。7月22日，朱光亚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以前幻想美帝国主义有任何好意给予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以援助？是不认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质？还是根本不认识阶级斗争？”

多年后朱光亚曾在一次会议中间短暂休会时，点燃一根烟，并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令在一旁的青年技术员禁不住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有这样高的吐烟圈技巧。朱光亚不禁哑然一笑，幽默地告诉他说，这还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当时中、朝代表与美国佬谈判，常常是双方一言不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静坐一两个小时后，宣布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就散会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学会了抽烟。美国佬从鼻子里喷烟，还从嘴里吐烟圈出来。我们的谈判代表也如此对之，而且吐的烟圈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大，停战谈判成了吐烟圈比赛。美国佬谈判谈不过我们，吐烟圈也吐不过我们呀!

朱光亚的到来，在整个校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缘由在于朱光亚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当时魏巍撰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广大人民中激起了持久的强烈的共鸣。因此，当穿着志愿军军装的朱光亚走进校园时，立刻引起轰动。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系的朱老师，是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大家都非常崇拜。朱老师讲课讲得很好，我们很喜欢听。上课的时候，朱老师穿着一身志愿军的军装，很帅的。我们都想听朱老师讲讲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有的同学提出了这个要求。朱老师没有讲，是个很谦虚的人，但他给我们唱了《金日成将军之歌》。”

朱光亚最喜欢那件志愿军军大衣。一到冬季，总把它披在身上。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时，秘书好奇地问起来，朱光亚自豪地说：“我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参加过停战谈判，当过英文翻译，在谈判桌前面对面跟美国佬较量过。”十多年后，穿着同一件大衣，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这么解释。

朱光亚不仅完成的教学工作量居全系第一，而且教学质量很高，深受学生爱戴。他亲自指导的学生中，许多人都成为我国物理学领域的业务骨干。特别是其中有三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土，并与朱光亚保持了一生的师生情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朱光亚80岁生日时，撰写了一篇题为《我心中永远的老师》的文章，表达了他对朱光亚的敬爱：“那时，同学们都听说他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原子核物理专家，是系里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又是全国青联委员，而且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文翻译参加举世闻名的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为国家立下了功勋。所以在班上同学们眼里，他是我们一心想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同学们都怀着十分尊敬和诚挚的心情，来聆听他给我们开的原子物理学课程。”

20世纪60年代初，陈佳洱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公派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学者，到了英国。尽管他研究做出了成绩，英国人对他很友好，但他始终觉得英国人往往是带着一种同情弱者的心态来对待他的。直到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种情况才突然改变。他也立即成为了明星人物，“所有的同事都向我围拢过来打听中国为什么能这么快造出原子弹。英国人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这么快地掌握原子弹的核心技术觉得难以置信！”“我感到从此以后英国同事对我更加尊重了。我走在路上，腰板更挺了，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国家实力增强，才能使中国人得到国际友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1937年钱三强留学法国，成绩卓著。1946年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他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1948年夏，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同年8月到达北平，就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所长。12月拒绝登机“南往”，留在北平迎接解放。1949年3月，钱三强作为代表团团员随郭沫若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和巴黎同时举行）。7月出席中华全国自然工作者代表会议，参与“建立国家科学院”提案交全国政协会议。9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采访记者名叫斯巴诺，是《团结报》的政论专栏记者兼评论。《团结报》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在西方具有相当影响力。斯巴诺按自己的思路，问了新政府的组成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土地改革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毛泽东一一作出回答，周恩来见机作补充，有时还对钱三强翻译作帮助和提示。

毛泽东的这番话，诙谐生动，充满自信，但钱三强在翻译时出了一个小插曲。毛泽东的湖南话，讲“马蜂”时，钱三强听成了“马烘”。他搞不清“马烘”是什么，停顿了一下。周恩来及时察觉，马上作了解释，钱三强恍然大悟，大家都乐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对钱三强说：“我的家乡土话，给你添了麻烦啰。”

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的钱三强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作为团长郭沫若的工作助手出席了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特别会议。钱三强晚年回忆：“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特别会议，我再一次随郭老与会。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意见不一，斗争十分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富有斗争经验的郭老抓紧一切机会，会上会下进行工作，包括和约里奥·居里的联系。后来约里奥·居里专门召开一次小型会进行宣传，他旗帜鲜明地说：‘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次日，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会上气氛非常紧张。郭老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又担心又着急，但他面临战斗却显得格外沉着冷静，细心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当我们看到他那镇定自若的态度，便觉得增加了信心。会议终于在约里奥·居里坚持下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像一束绽开的花，然而却不是在笑，而是流出了兴奋的泪水！郭老听完决议，忍不住内心激动，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不想让人看出他在流泪。一到休息室，他就对我们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他这简短而又充满深情的话语，充分表达了郭老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他的这种精神，当时以至后来一直深刻地教育着我。”会后，郭沫若安排钱三强留在布拉格协助在巴黎的约里奥·居里组织细菌武器调查团。

参加调查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等国家的顶尖专家组成，由世界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李约瑟率领。他曾于二战期间担任英国赴华科学使团团长，当时侵华日军731部队及其分支机构正在中国各地发动生物战。6月22日，钱三强刚陪同委员会成员抵京，就接到新任务，他被邀请为委员会的唯一“联络员”，并且规定要全程陪同调查，委员会讨论时他可以发言，但没有表决权。

1952年6月23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八月完成调查，九月十七日发表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568页）

1952年8月10日，钱三强陪同委员们回到北京。撰写调查报告的任务，主要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承担。经过全体委员反复讨论，调查报告最后写成厚厚一本书，连同附件共有45万字（按世界和平理事会规定，译成法、英、俄、汉、朝、德、日、意八种文本，法文本为正本）。报告中明确表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结论完全基于对细菌样本的检验、分析以及对目击者的采访”。报告称，数百名证人的证词“非常简明、非常一致且非常独立”，以至于无法被质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结论，美国空军在朝鲜使用的（播撒细菌的）方法与日本在二战时期用来传播鼠疫的方法如出一辙。”

报告书写成后发生了一点小曲折。个别委员提出来，报告书可以以委员会的名义落款，不必签署委员个人名字，需要的话，附一个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就可以了。这主要是怕美国胁迫委员所在国搞报复。钱三强知道，这些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已有前车之鉴。但如果真照那样做，调查报告书的作用会大受影响，起码国际上对其中所列事实的信誉度会降低，甚至给人某种可乘之隙，别有用心的人正好就此进行中伤和恶意歪曲，淆惑视听。钱三强就此找彼此能说心里话的李约瑟，并且取得了共识：调查报告应该由所有参加调查和讨论的委员签名。李约瑟答应去向委员作个别解释，他很有信心地对钱三强说：相信会签名的，因为参加这个委员会的科学家，是为支持正义而来。

1952年末，钱三强又接受任务随同宋庆龄（团长）、郭沫若（副团长）率领的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来自85国共1875人出席）。三天会议中，有一项议程即由巴西生物学家贝索亚代表国际科学委员会陈述调查报告，以事实证明，朝鲜和中国东北人民确已受到美国细菌武器攻击，又一次向世界伸张了正义。

20世纪60年代初，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分册》(英文版)出版，李约瑟在扉页上印了自己的一段话中，称钱三强是“1952年北京、沈阳和朝鲜每当需要时就会出现的骑士”。1984年1月21日，李约瑟写信向钱三强解释了“骑士”称谓的来由和意思，称钱三强“是拯救灾难和为人民幸福而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学者”。信的末尾李约瑟再次写道：“至今我一直记得我们1952年在朝鲜的那段时光。”

钱三强四次随郭沫若出访欧洲，其中三次的热点都直接与抗美援朝有关。站在世界看中国，看中国的抗美援朝，使钱三强树立了一个坚强的信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晚年回忆：“他（指郭沫若）启发我要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科学家。还对我说：这几年你在实际斗争中受到一些锻炼，希望抽时间读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月26日，我被光荣地批准入党了。第二天我将消息告诉了郭老，他听了非常高兴，除了一番鼓励之外，特别指出我有时遇事急躁的缺点。之后，他欣然提笔，为我写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领域内，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怕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以此为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