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一百年 - 徽帮棋友会

之后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疏离，译介热度骤然冷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慢慢恢复。来到新世纪，英语和西语文学受到更多读者青睐，俄罗斯文学的处境似乎变得尴尬。“俄罗斯文学衰落”的说法开始出现。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俄罗斯文学在当下的中国才回归到文学本身，对它的接受才是正常的。“金色俄罗斯”丛书主编汪剑钊在选择丛书时，也最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至于意识形态，已不是译介标准。这一看待俄罗斯文学视角的转变，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伟大。俄罗斯优秀作家所保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姿态，肩负时代责任和使命的勇气，永远不会过时，也将持续给我们以启示。

如果从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五四”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俄国作家及其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译介量不多，影响不大。俄国文学真正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的影响则始于“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回眸一下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轨迹。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俄国文学译介“极一时之盛”的局面。茅盾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被译介数量，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这些单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众多名家的名作。在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鲁迅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冯雪峰语）。郁达夫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他还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的关头，左翼作家开始引进苏联文学，在近20年间，陆续推出了不少“新俄文学”作品专集，如《白茶》《烟袋》《冬天的春笑》《蔚蓝的城》《村戏》《流冰》《果树园》《竖琴》《一天的工作》等小说集、诗歌集和戏剧集，涉及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扎米亚京、爱伦堡、叶赛宁、阿·托尔斯泰等。其中最受关注且作品被译得最多的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1928）和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母亲》（1929）。仅30年代，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就有57种之多。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国对“新俄文学”的介绍日见活跃。除高尔基的作品外，还译出了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雅科夫列夫的《十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二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等有影响的作品。

如鲁迅所言，在“大夜弥天”的中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面对着充满新生活气息的“新俄文学”，不少中国作家很自然地意识到了旧俄文学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一些左翼作家表示，“新俄文学”才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茅盾语）。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全面介绍俄苏文学。上世纪50年代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批经过正规院校培养的译者加入了俄苏文学的翻译队伍，俄国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俄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量虽然不能与苏联文学相比，但是其繁荣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出版的单行本计，50年代初版新译的作品，年均达20.4种，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为38种；如果加上重版的作品，年均达40.4种，其中又以1949年和1950年最高，这两年共出版了151种作品，创历史之最。

当时重点译介的是苏联文学，译出了上千位苏联作家的几千种作品，苏联文学译作占全部俄苏文学译作的九成以上。茅盾称“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静静的顿河》等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刘绍棠曾谈道：“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我从他的作品中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一个是写情，一个是写景，而且是落实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不过，当时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的并非佳作，但因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吻合，也往往能获得超过其内在价值的热烈欢迎，如比留柯夫的小说《海鸥》、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等。尽管译介量大，但文坛又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受苏联官方排斥的作家（如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扎米亚京等）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知；有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只能内部出版（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这种现象造成了当时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的跛足现象，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

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与此相应，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数量十分有限的俄苏作品的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中，80年代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期间，中国翻译出版了近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包括单行本和散见于各种报刊中的作品），涉及的作家有一千多位。而这种译介态势又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潮中出现的，它与50年代对苏联文学的倾斜的接纳完全不同，俄苏文学在中国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中所占比重渐趋正常。80年代俄苏文学约占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总量的20%-30%，前期和中期略高，后期有所下降。当然，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说明俄苏文学在此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在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出现了《苏联文学》（现为《俄罗斯文艺》）、《当代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等4种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专刊。

80年代前期和中期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苏联当代文学（主要是苏联60年代以来的作品）的高潮，整个十年里译出的作品多达五六千种。长期以来，中国对苏联文坛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对其基本面貌和动向可谓了如指掌，而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又进一步为文学译介渠道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活跃于苏联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响的作品，很自然地成了中国译者捕捉的目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作家的重要的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中艾特玛托夫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王蒙曾将他列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4个外国作家之一。不少中国作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对他们的艺术影响。例如，张承志表示，在创作的起步阶段，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艾特玛托夫小说选》我恨不能倒背如流”。

当然，新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苏联当代文学时的独立意识已大大加强，王蒙曾指出：“不能够说苏联的作品都写得很好，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艾特玛托夫太重视和忠于他的主题了，他的主题那么鲜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他要表达的苏维埃人的高尚情操、苏维埃式的人道主义、苏维埃式的对爱情、友谊、理想、道德的歌颂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他，使他没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与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量锐减的状况相反，因不受版权制约和有名著效应，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在这一阶段却再度繁荣起来，大量的名著被重译。应该说重译并非坏事，名著出版的繁荣亦是可喜的现象，只是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继8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以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全集》《果戈理全集》《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就单个作家而言，也可以见到这种繁荣景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普希金的集子，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10卷本外，还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普希金长诗全集》等。其中，冯春先生独自完成的《普希金文集》（10卷）包括了译者重新译出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抒情诗、叙事诗、童话、诗体小说、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论文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而且，从翻译的水准上看，不少重译本较以前的译本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由徐振亚和冯增义新译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其翻译的质量明显超出了以往的译本，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俄国古典作家为什么会受到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读者的喜爱，新时期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话说“沉甸甸”》一文中谈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学爱好者心仪。倒也不是人们钟情于他们终极追求的所得，什么‘勿以暴力抗恶’，什么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热，依然不为人们所追求所信奉，但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到灵魂的震撼和审美愉悦的并不是那终极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终极追求的本身；那弥漫在他们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到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继承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

苏俄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古典文学的译介有些不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名家继续受到关注，高尔基还是新时期第一个出大型文集的俄苏作家。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出版总量在世纪之交明显减少。而当年走红的法捷耶夫、吉洪诺夫、巴甫连柯、柯涅楚克等不少苏联现代作家的作品普遍有不景气之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昔日“倾斜的接纳”有关。当然，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过时的。作家张炜在谈到高尔基时这样认为：“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的，但后来又被急躁的年轻人过分地挑剔了。……我读他那些文论和小说戏剧，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可真难，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与此同时，过去中国文坛重视不够的、或者根本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知晓的一大批重要的苏俄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有了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体相应的译介。叶赛宁、勃洛克、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的代表作均被译成中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王家新强调，“这些20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以其优异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在20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这些诗歌“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世纪之交，国内陆续译出了一些活跃在俄国当代文坛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在“中俄经典与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的支持下翻译出版了的作品就有叶甫盖尼·希什金的《魔鬼的灵魂》和《爱情守恒定律》、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弗拉基米尔·沙罗夫的《此前与此刻》和《像孩子一样》、乌特金的《自学成才》和《环舞》、玛雅·库切尔斯卡娅的《莫佳阿姨》，以及“俄罗斯少年文学”丛书等。同时，一些出版社还以不同形式推出了包括“金色俄罗斯”在内的多套综合性的大型的“俄苏文学经典译著”丛书。而新世纪以来，古典文学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仍在继续问世，如《普希金全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等，其中2011年由陈燊主编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尤其引人关注。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译著，其中融入了中国陀氏研究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该全集共22卷，翻译和出版工作历时十多年，长达6万字的精要总序、严谨的注释和题解，使该译本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尽管就译介的数量而言，新世纪的俄苏文学翻译不能与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相比，但是它们的影响继续存在。如张玮所言：俄苏文学的“这种影响长时间都不能消失”，“在不少人的眼睛盯到西方最时新的作家身上时，有人更愿意回头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米兰·昆德拉及后来的作家不好吗？没有魅力吗？当然有，当然好；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喜欢也重视拉美，但让我倾倒的是俄罗斯作家，受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百年来，“中俄文字之交”根深叶茂。目前的发展势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百年积淀的基础上，“中俄文字之交”将变得更加理性，并将获得更丰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