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文学小史 - 徽帮棋友会

1187年，《基辅纪事》（Kyiv Chronicle）中首次出现了乌克兰（Ukraine）一词，但从长历史时段考虑，乌克兰主要经过了中世纪鲁塞尼亚（Ruthenia）到俄罗斯（Russia）两个阶段。关于中世纪，人们最常说的是基辅罗斯（Kievan Rus）。结合历史进程，丹尼洛·胡萨尔·斯特鲁克（Danylo Husar Struk）将乌克兰文学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基辅时期（the Kyivan）、哥萨克时期（the Cossack）、白话时期（the vernacular）、192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 of the 1920s）、独立前时期（the pre-independence）、当代时期（the contemporary）。

如果你熟悉欧亚大陆的文学史，你会发现，乌克兰文学史基本遵循着史实、口语文学、宗教文学、古典主义、巴洛克文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叙事，这样的文学史叙事大体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然而由于乌克兰的历史及其本土文化的层叠促成，乌克兰文学与典型的欧亚文学大为不同，我们很难在其他相对符合典型叙事的地方找到如此驳杂、如此交错的案例，但就其表现而言，乌克兰文学仍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欧亚文学。单就现代文学而言，乌克兰文学似乎很难完全适用于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食人主义等其他地区典型的现代文学成长范式。鉴于目前的研究进展，“什么是乌克兰文学（史）？”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命题。

在谈及乌克兰文学史之前，需要问一个问题：中国人熟悉乌克兰文学吗？答案或许只能是：相对熟悉，但缺乏深度了解。离中国读者最近的乌克兰文学是尼古拉·果戈理、伊萨克·巴别尔、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前两者在中国的流行都与鲁迅有关。他们后来的身份都并不属于乌克兰，但他们或出生于乌克兰，或曾经生活在乌克兰。曾出生在乌克兰后又迁移到别处的著名作家还有：亚伯拉罕·戈德法登（Abraham Goldfaden）、戴维·伯柳克（David Burliuk）、亚伦·戴维·戈登（Aaron David Gordon）、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亨利·罗斯（Henry Roth）、亚历山大·杜甫仁科（Alexander Dovzhenko）、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他们中有些几乎开创了一个时代。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乌克兰文学则主要有《伊戈尔远征记》（Slovo o pluku Igoreve）、塔拉斯·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三者都与诗歌有关。历数乌克兰文学在国内的译介，大约二三十种，最多的要数谢甫琴科和伊凡·弗兰科（Ivan Franko），谢甫琴科在中国的出版史有四十年，弗兰科则呈现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历史中，新晋的则是伊利亚·卡明斯基和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j Kurkow），卡明斯基是乌克兰流亡文学的当代代表，当代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库尔科夫是国际笔会乌克兰分会的主席，俄语世界文学作家。

基辅罗斯时期，乌克兰文学主要由翻译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构成。10世纪的基督普及推动了宗教文本的翻译和改编，源本主要来自巴尔干斯拉夫人和希腊语。除了《福音书》、《使徒行传》、《诗篇》之外，乌克兰作者还热衷于布道集和圣徒故事。例如11世纪的《斯维亚托斯拉夫礼仪书》（Izbornik of Sviatoslav），它写在266张羊皮纸上，共计34册，书页中充满了圣人、鸟兽、星座等图像。此外还有箴言集《蜜蜂》（Pchela）、《金链》（Zlataia tsip），说教作品《关于法律和恩典的说教》（Slogo o zakoni i blahodati）。

基辅时期最好的说教文学是《基辅洞经》（Kyivan Cave Patericon），现存两个15世纪编辑的版本。13世纪初，两位修道士采用书信体，记录了20个涉宗教的通俗故事。《基辅洞经》还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战俘、盐业垄断、恶典学（Demonology）、瓦里亚基人（Varangians）等，其中多讲述宗教经典和苦行生活，但这也恰恰折射了修道院生活的没落，故其主要是以反世俗的方式展现了世俗的面貌，因此有人将之与现代小说相比拟。《基辅洞经》最著名的片段之一是《圣徒鲍里斯和赫利布》（Saints Borys and Hlib），他们是基辅罗斯最早被册封的圣徒，但惨遭谋权篡位的哥哥的毒手，但这个故事是否符合史实仍有待考证。

《巴拉姆和约萨伐特》（Barlaam and Josaphat）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样本。它最早的底本是《佛说普曜经》（Lalitavistara），经过希腊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等多重语言转译和变爻，最终在乌克兰落地生根。主要的故事梗概是，印度王子约萨伐特在修士巴拉姆的教化下皈依了基督教。如今我们很容易发现，约萨伐特就是释迦牟尼。

中世纪乌克兰最重要的作品是《伊戈尔远征记》（Slovo o polku Ihorevi）。虽然《伊戈尔远征记》同属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共享文献，但是它主要存在于乌克兰的文学和历史中，其使用的语言是乌克兰语，大部分语法与今日的乌克兰语近似，同时《伊戈尔远征记》也与乌克兰民间诗歌存在着关联。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分节与格律，可以参考哈维·戈德布拉特（Harvey Goldblatt）的研究。《伊戈尔远征记》重新发现于1795年，其创作年代大致是12世纪，目前作者不详，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来自基辅。在一个粗略的说法中，《伊戈尔远征记》与《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但《伊戈尔远征记》与后三者具体的联系在何处目前还缺少详细的说法，倒是其与博扬文化（Boian culture）的关联更为确切。

简言之，《伊戈尔远征记》是记述罗斯王公伊戈尔大远征的编年史史诗。当时公国势力越来越强大，可以说内有兄弟阋墙，外有波洛夫人入侵的危机。1185年，伊戈尔希望凭借自己一方的兵力冲过波洛夫草原，到达黑海海岸，然而远征不仅以失败告终，罗斯帝国也陷落了。即使如此，《伊戈尔远征记》的基调仍是激昂的、欢唱的、爱国主义的。透过最后章节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太阳在天空照耀着，/而伊戈尔已经回到了俄罗斯国土’：/少女们在多瑙河上歌唱，——/她们的声音回旋着，飘过大海傅到基辅。/伊戈尔顺着鲍里契夫坡/向毕罗戈谢伊圣母院进发。/所有的村落都欢喜，所有的城镇都快乐。”

哥萨克早先是活跃在基辅南方的小势力，后来发展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哥萨克起义，尤其是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也标志着作为主权国家的乌克兰的诞生。同时，俄罗斯也开始介入乌克兰，俄乌争端正式拉开序幕。15、16世纪，印刷机进入乌克兰，乌克兰第一批印刷品诞生了。第一件印刷品出自于博洛尼亚大学校长尤里·德罗霍比奇（Yuriy Drohobych），但它并非在乌克兰境内制作完成。1573、1574年间，教堂执事伊万·费多罗维奇（Ivan Fedorovych）在利沃夫建立了乌克兰第一家印刷厂和出版社，即奥斯特罗出版社（Ostroh Press）。不久后，利沃夫涌现了很多出版社，这里也成为了周围各国的出版中心。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仍然很大，但具体形式已颇具现代气质，后人将这个暂时的状态称作巴洛克文学。比如利沃夫圣母院兄弟会（Lviv Dormition Brotherhood）、基辅主显节兄弟会（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基辅莫伊拉学院（Kyiv-Mohyla Academy）等教会学校在巴洛克文学生产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辩论衍生的学术论著（scholarly exposés）以及说教艺术（Homiletics）在这个时期极其流行。此外还有历史叙事，比如特奥多西·萨福诺维奇（Teodosii Safonovych）的《编年史》（Kroinika）、因诺森特（Innocent）的《概要》（Sinopsis）。以上都可以算是经院文学的一部分。巴洛克文学与此类经院文学有很强的关联，但前者主要指代更纯粹的文学。巴洛克文学过度修饰、俏皮奇崛的风格，呈现出强烈的寓言和虚幻特征，比如凯里罗·斯塔夫罗夫斯基（Kyrylo Stavrovetsky）的《无价的珍珠》（Perlo mnohotsinnoie）、伊万·马克西莫维奇（Ioan Maksymovych）的《圣母玛利亚》（Bohorodytse Divo）、赫里霍利·斯科沃罗达（Hryhorii Skovoroda）的《神曲花园》（Sad bozhestvennykh pesnei）、《哈尔科夫寓言》（Basni Khar' kovskiia）、匿名作者的《赞美书》（Bohohlasnyk）都是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相对世俗的诗歌，但没有涌现过经典的诗人。这个时期乌克兰的戏剧主要是西欧传统与本土经验的结合。

有一个体裁跨越了哥萨克时期、白话时期，也就是历经巴洛克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如此长的历史时期。这个体裁就是杜马（dumas）。总体来说，杜马是一种民歌，由科布扎（Kobzar）即游吟诗人们伴奏着bandura、relya或lira等乐器朗诵。杜马没有固定的音节结构，诗行在4到40个音节不等，但有很强的韵律。杜马的具体起源尚不清楚，但它是世俗文化结合经院文学的产物，有学者也注意到了杜马和塞尔维亚史实的关联特征。杜马主要讲述鞑靼人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哥萨克与波兰的战争。古老的杜马以抒情特质、哀伤的语调、深刻的道德洞察力而着称。

在现代历史，杜马和科布扎首先被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Кондрат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Рылеев）激活，而后被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推向极致。纵观乌克兰文学史，科布扎几乎被赋予了一个介乎于历史、天堂、上帝之间的萨满式中介身份，而谢甫琴科的科布扎则代表着那个最高者。谢甫琴科本是乌克兰的农奴，但他志向远大，后随地主来到了彼得堡后，更是将自己的命运与绘画和诗歌联系在了一起。在观看布留洛夫的作品时，谢甫琴科不断沉思冥想着盲乐师科布扎、海达马克起义者以及乌克兰的地理和历史，由此写出了他最早的作品。“我的可怜的黑特曼首领们受尽苦难的影子在我的眼前闪现过去，散布着许多荒冢古墓的草原，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美丽的，我的贫苦的乌克兰，指着它全部纯洁无瑕的忧郁的美丽，浮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沉思着：我不能把自己心灵的眼睛，从这种亲切又迷人的魅力转移开去。”

《科布扎》（Kobzar）就是谢甫琴科第一本诗集的名字，他刚脱掉农奴的身份，还没有获得自由画师的身份，也还没有受到牢狱之灾。参照谢甫琴科的一生，科布扎也有了真理和正义的斗士的形象。根据D. 奇哲夫斯基（D. Chyzhevskyi）的看法，谢甫琴科的本质在于心，即从心脏中生长出思想、愿望和感情。据统计，谢甫琴科诗中的“心”总计出现了1146次，是基督的2.5倍，有腐烂的、加热的、撕裂的、被洗的、真诚的心等等各种。但“心”底下却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谢甫琴科后来曾记述道，“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在这篇紊乱的叙述当中所写出的我的生活的简短的历史，说老实话，它所付出的代价，比我所想的还要大。多少消逝了的岁月啊！多少凋谢了的花朵啊！我用自己的努力从命运那儿所购买到的——就是为了不死吗？这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的可怕的解释：它是可怕的，它对于我尤其可怕，因为我的亲弟兄和妹妹——在自己的叙述里我怀着苦痛的心情回想起他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农奴，是的，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是农奴！”谢甫琴科不曾了解的是，他将成为乌克兰文学的最高偶像，就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学一样。据马尔科·帕夫莱申（Marko Pavlyshyn）所说，东欧文学以文学人物为尊，西欧文学以经典文本为尊。

谢甫琴科对尼古拉·果戈理尤为不满，认为他疏离了自己的乌克兰语，而谢甫琴科则对乌克兰语非常执着。1847年，舍甫琴科在《科布扎》新版前言里阐明了自己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原因，“我的灵魂被巨大的忧伤笼罩。我听说，有时候也读到这样的消息：波兰人在出版书籍，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黑山人和俄罗斯人都在出版书籍。但我从未听说乌克兰人出版书籍的消息，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的同胞们，这是为什么？也许你们害怕受到外国记者的打扰？不要害怕！不要理会他们……也不要理会俄罗斯人。让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我们也是。让人民来评判谁的作品更好吧。”谢甫琴科对乌克兰语的呼唤，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内在估量，还是本土思想重启的标识。

承接哥萨克时期的是古典主义文学，也就是具有崇高品格的文学，即以高级语言为中心、以中低级为外延的广义文学场。但乌克兰较为崇高的文学却没有留下经典，主要的经典都来自于中低级语言，有赫尔霍里·克维特卡·奥斯诺维安科（Hryhorii Kvitka-Osnovianenko）的短篇小说、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的史诗、伊万·涅克拉舍维奇（Ivan Nekrashevych）的《集市》，这些作品更像是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开端。1836年，乌克兰第一本白话文文学《德涅斯特河宁芙》（Rusalka Dnistrovaia）在匈牙利出版，但在加利西亚等地受到了禁止。接续古典主义的是浪漫主义，以《乌克兰人民的创世纪之书》（Knyhy bytiia ukraïns'koho narodu）、《黑色议会》（Chorna rada）等书为标志。浪漫主义的中心在哈尔科夫，而谢甫琴科就是浪漫主义潮流中最重要的诗人。接下来是现实主义，以马尔科·沃夫乔克（Marko Vovchok）、斯捷潘·鲁丹斯基（Stepan Rudansky），以及数个戏剧家为代表。白话时期，乌克兰境内的出版和文化交流很受限，且大多时候受到审查和禁止，其成果并不可观，但戏剧创作颇为受益。出版禁令在1876年《埃姆斯上谕》（Ems Ukase）发布后成为永久性的。整体来说，乌克兰现代文学的起源阶段很坎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了可以与欧亚大陆同时期文学相比拟的作品。

将我们引入乌克兰现代文学的是伊凡·弗兰科（Ivan Franko），弗兰科是乌克兰历史上仅次于谢甫琴科的文学大家。弗兰科类似于中国的鲁迅、奥地利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他的一生都与报刊媒体、论辩、进步主义等分不开。弗兰科先后参与撰稿的媒体有《同仁》《劳动》《社区之友》《世界》《明星》《契约》《真理》《生活与世界》。而由于严格的言论管控、尚未成熟的民族意识、有待开展的现代主义等等因素，弗兰科的事业一直饱受压迫和监视。但弗兰科从心底认同为民族献身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也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其中，他写下了一千多件作品，门类无所不包，同时翻译了大量文献。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弗兰科开始和进步作家关系过从甚密，而他的名望也与日具增。根据其作品，弗兰科的进步主义主要来自于他的无产阶层出身，而这就是他文学的内在生命力。1898年，弗兰科在他本人的纪念大会上宣布，“我作为一个吃庄稼汉的黑面包长大的农民的儿子，认为把自己的一生的劳动贡献给这些普通的人民是自己的本分！”

虽然弗兰科主要被认为是民粹派，但是他并没有排斥个人主义，以及文学中的现代成分。弗兰科在1989年《来自于诗歌创作的秘诀》（Iz sekretiv poetychnoï tvorchosti）提到真正的诗歌可以帮助人成为更崇高的、更理想的世界公民，将人们从日常的不幸和利己主义中解脱出来。当然，他的诗学大体上是民粹主义和个人主义调和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他的表述中发现这一点，“诗人创造他的形象，用他的幻想穿透它，从不同的侧面照亮它，通过诗学的手段，他试图在读者的灵魂中唤起可能以同样的状态、同样的力量存在着的气氛……考虑到诗艺的心理感知和联想规律，这个目标最好借助最简单的手段和具体形象的组合来实现，使诗句在隐没不发的情况下触动我们灵魂中最隐秘的弦，并披露情感和生活的广阔视野。如果缺少类似基本的和谐，诗人可能会勾勒出非常漂亮和可塑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不会在我们的灵魂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如果诗人的个性是不成熟的、低级的、不和谐的，那么他的诗歌即使有巨大的才气，也不会提升自己，不会触动我们的灵魂。”

1920年代前，乌克兰现代文学主要的人物有：赫纳特·霍特凯维奇（Hnat Khotkevych）、列霞·乌克兰卡（Lesya Ukrainka）、米哈伊洛·柯脩宾斯基（Mykhailo Kotsiubynsky）、瓦西里·斯特凡克（Vasyl Stefanyk）、彼得·卡曼斯基（Petro Karmansky）、奥列克桑德·奥列斯（Oleksander Oles）、奥尔哈·科比连斯卡（Olha Kobylianska）、弗拉基米尔·温尼琴科（Volodymyr Vynnychenko）。他们立足于不同地方，如基辅、哈尔科夫等地，有不同的政派取向，有些结社，有些则没有，但基本都受过大学教育，且受到了现代主义狂潮的感召。

接下来的一代则相对系统化，组织性社团性相对更强，各种体裁间的协助也更多，如尤里·拉夫里宁科（Yurii Lavrinenko）、米克拉·泽洛夫（Mykola Zerov）、帕夫洛·蒂希纳（Pavlo Tychyna）、米科拉·巴赞（Mykola Bazhan）、米哈伊洛·塞缅科（Mykhaylo Semenko）、米克拉·科维洛维（Mykola Khvylovy）、米克拉·库里什（Mykola Kulish）。他们分属于凝固（Hart）、无产阶级文学院（VAPLITE）、革命文学作家坊（MARS）、未来派（Aspanfut）、新古典主义者（Neoclassicists）、犁（Pluh）、西乌克兰（Zakhidna Ukraina）等不同社团。时间很快来到“被处决的文艺复兴”（Rozstrilyane vidrodzhennya）或“红色文艺复兴”，即未实现的文艺复兴。帕夫洛·蒂希纳则实践了一条将现代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监禁屠杀一直以来都是乌克兰文学的一条暗线，前有瓦西尔·斯图斯（Vasyl Stus）等人，后有马克西姆·雷利斯基（Maksym Rylsky）、奥列西亚·乌里扬科（Olesya Ulianenko）等人。同时它也创造了一批乌克兰流亡文学、侨民文学，其中主要团体的有乌克兰艺术运动（Ukrainian art movements）、纽约诗人小组（New York Group of Poets）、《现代性》（Modernity）。

从流亡文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苏联时期和当代的关联，而将两个阶段分开来的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学者将1990年代后的文学追溯到布巴布（Bu-Ba-Bu），布巴布的三个主要人物是尤里·安德鲁科维奇（Yuri Andrukhovych）、维克多·纳波拉克（Viktor Neborak）、奥勒桑德·爱尔文兹（Oleksander Irvanets）。和布巴布同期的还有诸多小团体，他们统一被称作布巴布一代。布巴布由三个乌克兰词汇拼接而成，小丑（bufonada）、闹剧（balahan）、滑稽娱乐（burlesk），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词把握布巴布们的创作旨趣，以及制式考究。布巴布们常常聚在咖啡馆和公寓朗读作品或即兴表演，他们的文学完成了乌克兰史上一次迟来的反叛，但其主要遗产是语言革新。有学者也将布巴布和巴洛克文学做过比较。

在漫长的苏联时期，乌克兰文学主要是在苏联的阴影下生存。其理论支持来自列宁在1923年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谈论俄罗斯文化的优越性和提出水平较高的俄罗斯文化必然战胜落后民族的（乌克兰的、阿塞拜疆的、乌兹别克的、吉尔吉斯等等的）文化的论点，无非是企图巩固大俄罗斯民族的统治。”乌克兰文学俄罗斯化了，不仅如此，乌克兰语文学被认为是低阶层人民讲的语言。在这种结构下，乌克兰文化开始大规模衰退，占据中心的“既不是乌克兰语，也不是俄语，而是一种被人称作杂七杂八的混合语”。1985年，回答《俄罗斯文艺》（《苏联文学》）主编刘宁的访问时，时任乌克兰作协理事会书记冈察尔表示，他“力求塑造出我所喜爱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他内心孕育着我所珍视的思想。他是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思考着人类的明天，思考着怎样防止战争，怎样维护生态平衡，怎样根除核战争的威胁。这种为世界命运、人类明天而忧虑不安的忧患意识正在广泛地深入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都力求摆脱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增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和谅解。”

但在苏联时期，“六十年代人”（shistdesiatnyky）的风采却别样夺目。“六十年代人”以利娜·科斯坚科（Lina Kostenko）、瓦西尔·西蒙年科（Vasyl Symonenko）为代表，聚集了一批反俄罗斯化的诗人、评论家。“六十年代人”希望突破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限制，重新启动属于乌克兰的现代与讽刺。六十年代的成员瓦伦蒂恩·莫罗兹（Valentyn Moroz）曾在狱中写道，“创造性的本质植根于前所未有的和不可重复的事物，后者的载体是人。每个人的意识都包含了包罗万象、无边无际的存在的某个方面，它不可重复，只能由特定的个人来反映。我们能意识到越多的这些方面，我们对世界的描绘也就越完整。个人的价值正在于此：随着一个个体的观点的消亡，一种可能性不可逆转地失去了，同时人类精神的百万马赛克有一个不再闪耀。”而在1960年代写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伊凡·久巴（Ivan Dzyuba）则充当了这个团体的唯一妥协者。

而切尔诺贝利之后的乌克兰文学，又是另一个故事。独立、去俄罗斯化、全球化、互联网等等都参与到了文学的生产中。在这个广阔的场域，研究所、文学奖、文学节、作家团体、小众出版社、艺术书、播客都各自发挥着他们的作用。这里仅举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家：奥克萨娜·扎布日科（Oksana Zabuzhko）、尤里·安德鲁霍维奇（Yurii Andrukhovych）、伊凡·马尔科维奇（Ivan Malkovych）、谢尔盖·扎丹（Serhij Żadan）、伊戈尔·巴甫留科（Ihor Pavlyuk）、瓦西里·马赫诺（Vasyl Makhno）、契赫·阿尔乔姆（Artem Chekh）、塔尼娅·马尔扎楚克（Tanja Maljartschuk）、列夫科娃·阿纳斯塔西娅（Levkova Anastasia）、安德里·柳布卡（Andriy Lyubka）、奥列克桑德·米赫德（Oleksandr Mykhed）以及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