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后，越南五大亲华元老结局如何？其一人来到中国逝于北京 - 徽帮棋友会

1968年冬天，出了武元甲大将的住所之后，苏联驻越南代表叶格罗夫念叨着几个名字，这是他接到命令要着重拉拢的人。

叶格罗夫在来到河内之前，专门在卢比扬卡见到了苏联最大的安全干部。

克格勃主席、国家安全总政委、谢洛夫大将，同时接到了一个任务，在主持把苏联军火运到河内的同时，还要尝试和此时的越南共产党中的干部建立联系。

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小弟的越南政局明显分成了亲苏和亲华两派，其中黎笋就是亲苏派的领导人。

相对而言，长征、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欢等人对中国较为友好。

十年间，叶格罗夫的拉拢终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黎笋等人日益亲苏反华，并且在胡志明去世后逐渐彻底掌握并巩固了大权。

但是越共党内的五大亲华派由于功勋卓著，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时间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另一边黎笋也开始不断挑衅中国，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

1979年邓小平访美，被问到如何看待越南的挑衅，邓小平微微一笑，说道：“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借着中越冲突，黎笋开始在国内清洗亲华派，那五大亲华派元老结局如何呢？

1920年，胡志明与周恩来在法国相识，同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人。3年后，他前往苏联学习。

1924年，黄埔学校在广州正式成立，胡志明作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与翻译，到黄埔军校工作，与周恩来成为了同事。

工作期间，胡志明发起了革命训练班，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李富春、澎湃等都应邀去讲过课，很快发展了不少越南有识青年，并通过周恩来的关系，将部分佼佼者送入黄埔军校学习。

除此以外，胡志明领导创办革命刊物，编写革命书籍，再通过中共领导的海员工会的帮助传回越南，影响了大批身在越南的有志青年，其中就有黄文欢、邓春区（后改名为长征）、武元甲、朱文晋和阮文灵。

越南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革命力量，因思想的传播，已具雏形。

他们不知道彼此将一起领导整个越南，从法国人、美国人手中夺得独立与统一。

他们更想不到，自己的国家会在统一后与曾经的好友中国交恶，并且，即使是身为越共元老的他们，在这场国家间的角力中，也几乎身不由己。

二人很快成为越南革命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黄文欢去了泰国、缅甸、柬埔寨与欧洲各国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30年与胡志明等人正式组建了越南共产党，后来又称印度支那共产党。

后来胡志明在香港被捕，黄文欢在1935年回到中国继续革命活动。

此时的他已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习得一手令中国人都啧啧称赞的毛笔字。

越南独立后，黄文欢受任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还曾参加过周总理举办的驻外大使培训班。

1958年，黄文欢结束任期，回到越共核心，于1976年当选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然而，胡志明去世后，以黎笋为首的一众亲苏派没有选择恢复战乱为国家带来的创伤，而是推行起了霸权主义，并将黄文欢排挤出了越共中央委员会。

当时的肺结核早已并非疑难杂症，按理说正规治疗即可，黄文欢却久治不愈。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黄文欢为防止被进一步打击迫害，不得已阔别祖国，趁出访途经巴基斯坦时，在友人与中国情报部门的帮助下到达北京，从此定居中国。

到达北京后不久，中国医生为黄文欢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颇为耐人寻味：黄文欢患上的根本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且已接近晚期！

黄文欢逃到北京，让黎笋政府大感丢脸，1980年6月26日，黎笋政府宣布判其死刑。

当然，这不过是黎笋政府的泄愤之词，黄文欢在中国接受了解放军301医院的精心治疗，从事恢复中越友谊工作之余，他下棋、练字、游泳，安稳度过了晚年。

他揭露了黎笋伪造胡志明遗嘱的黑暗勾当，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使得黎笋政府民心尽失，进一步宣扬了我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

后来黄文欢一直留在中国，他积极致力于中越友谊发展，经常出席在华越南人的活动，为战后中越友谊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病去世，享年86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他的墓碑上，赫然写着“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之墓”。

中学毕业后，武元甲就参加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活动与组织，并于1924年流亡中国时进入云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回国。

越共在中国成立之时，武元甲已经是法国殖民者眼中的“危险分子”，殖民者将他逮捕后遣返家乡进行管制。

但武元甲很快考进了河内大学历史系，并且照样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1936年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最终成为了越南最杰出的军事领袖，在奠边府战役中成就“奠边府之虎”威名，后被授予越南的第一枚大将军衔。

武元甲领导越南军民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抗法与抗美战役时，曾多次受到中国的帮助，加之先前的在华学习经历，对中国始终铭感五内。然而，刚正耿直的他未曾想到，自己险些与中国友人成为了战场上的对手。

1978年前后，中越关系面临冰点，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国同志缓和矛盾”，被黎笋暂停了国防部长职务。

不久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黎笋更下狠手，又解除了武元甲的军委书记职务。

但武元甲并不轻易妥协，作为越南受尊敬程度仅次于胡志明的人物，武元甲继续反对、批评黎笋。最后，他被黎笋踢出了越共核心。

直到黎笋去世，阮文灵在长征的扶持下成为越共一把手，赋闲多年的武元甲主动找到阮文灵，要助其恢复中越关系，被阮文灵政府委以重任，作为越共顾问制定了很多对华友好政策，他还在其他领域帮助越南新政府拨乱反正，清除黎笋留给越南的余毒，为越南的和平稳定过渡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0年，身着大将军衔礼服的武元甲作为越南政府代表出席北京亚运会，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等亲切交谈，并代表越南政府看望了被黎笋排挤远遁中国的革命战友黄文欢。

在北京期间，武元甲多方奔走，向中国政府阐述越南的新对华政策，力图修复被黎笋破坏的两党信任关系。一年后，在武元甲的积极推动下，中越两国划定边境线，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真正结束了十余年的敌对关系。

1991年，武元甲卸任副总理正式退休。退休后的武元甲开始致力于美越关系发展，促成了美越关系正常化。

早在越南共产党于中国成立之时，远在越南的邓春区被选入了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但邓春区很快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并判处12年刑期。

直到1936年，因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被允许在越南公开活动，邓春区才被释放出狱。

同年，红军完成万里长征，邓春区钦佩不已，从此改名长征。

上世纪70年代，亲华派都遭到了排挤，长征也因土改时的问题被黎笋免去了总书记职务，开始韬光养晦。

此时，越南开始不断蚕食周边国家，包括非法侵占我国领土，制造军民流血事件。

中越关系急转而下，我国忍无可忍，宣布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达成惩罚目标后，解放军有序撤军，战事转入了长期的边境武装对抗。

彼时越南一边深陷柬埔寨泥潭，一边与我军交战，国力长期消耗，而来自国际上的支持却日益减少。

在位的一年半时间里，长征努力扶持亲华的阮文灵成为了越共一把手，他还代表越南政府还给中国亲自写了一封道歉信。

本来长征打算领导越南大展身手，清除黎笋带给越南的余毒，可惜，世事无常，长征在1988年便离世了，在去世前，他将越南大权交给了另一位亲华派阮文灵，并邀请武元甲重新出山辅佐，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阮文灵在1929年参加革命，越共刚在中国成立的那年，阮文灵就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并流放到了昆仑岛。直到1936年才获释加入越共。

上世纪六十年代，阮文灵作为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与毛主席、周总理商讨中国援助越南抗美战争事宜，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后来，阮文灵因为反对黎笋的对华政策，同样多次受到排挤。

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越共在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越南基本靠外援生存，人民缺衣少食。

1981年，阮文灵就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当时的胡志明市，已经有部分有识之士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进行了一些值得学习的初步创造。

阮文灵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后非常支持，在越南进行了革新开放的试验。

这却被黎笋指为“越轨”行为，在1982年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此后的越南遭受了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全部失败，经济陷入更加混乱的危机。

1985年，越共五届中央全会肯定了阮文灵的改革试验，在长征的支持下，阮文灵临危受命，走上了越共总书记岗位。

虽说根基不深，但阮文灵颇具胆识与手段，在长征等人的支持下，越共中央从此全面开展了革新开放事业，并迅速修补了与中国的关系，在阮文灵领导下，中越关系正常化，越南国家建设也走上了正轨。

1991年，阮文灵不眷权力，功成身退，七年后，去世于河内，成为越南政权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受到越南朝野的爱戴。

朱文晋上将出生于1910年，本姓周，来自侬族，在中国被称为壮族。

1917年，他与家人从广西龙州县移民至越南，成年后成为知名的帮会领袖，率领投身针对越南矿主与殖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因此名声大振，是当时中越边境的绿林英豪。

同样活跃于越北山区的越共高级干部积极结识朱文晋，并向他宣传越共的主张，经长征亲批入伍。

朱文晋麾下武装力量也因此顺势成为了越共武装的中坚力量，后一直在越北一带抗击日军。

朱文晋坚持游击作战，一路积累军功，比武元甲的资历老得多，是军中威望仅次于武元甲的将领，也是越军王牌部队320师的缔造者。

然而，在1976年越共四大中，时年仅65岁的朱文晋却因华裔身份遭到排挤，被告知年龄太大必须退休了。

彼时越南国内排华情绪越发浓厚，在越华侨遭受的压迫也越发严重。

朱文晋“被退休”后郁郁寡欢，十分寂寞。1983年低调离世，成为晚年最凄惨的一位越共元老，但是好在他的四位战友代替他完成了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