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宁月潭星洲寺与徽州佛文化 - 徽帮棋友会

　　优越的地理方位、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村落形制、众多的才俊贤达，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月潭村成为古徽州的名村望族。明清进士13人、举人20，在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人达200余人。清末翰林、歙县人许承尧为月潭朱氏第四次修谱所作的《序》中称：“朱本吾徽望族，而月潭一支尤踔厉风发，魁硕迭出。其进而树令名，登贵仕，请覃泽民社，经纬邦国；退而修内行，秉高节，型于乡而可祀于社者，踵武相望。”
　　村中释儒道文化昌盛，寺观庙宇、祠堂牌坊宅第众多。财神庙、五猖庙、土地庙、鲁班庙、关帝阁、文昌阁、金佛寺、尼姑庵星罗密布，祠堂牌坊、楼阁亭榭比比皆是。

　　自元代开始，月潭乡贤文达们建月潭八景于村周，湖南宣使朱汝辅建（临清阁）于村东，构（平林小隐）于率水之北，其子朱伯初建（观澜亭）于溪北，造（钓雪舟）于河上，同月潭、石门、星洲寺、颜公山构成“月潭八景图”。元代赵汸在《月潭八景记》记载：“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张公山二百里尽，浙江之源水自高注下，湍流峻急滩浅者可揭也。当山水奇会处輙汇为蛟龙窟宅，自浮游至龙深以潭名且十数而月潭最奇。潭上两山相揖如牛饮于溪，其鼻皆巨石，夹溪对峙如门。其南有山合诸小水来会离立参拱，故潭形正圆其深不可测也。每春夏溪流大涨，束于石门涌而复坠则震荡回繘，声振天地势摧山岳，水之所入深若归壑。虚泊之所出旋如车轮，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视，其水落波平则浅深一碧茔彻无瑕。鸟飞鱼跃于溪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夹溪多白沙翠竹，贩舟鱼艇往来其间如图画然而雪天尤为清绝，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独有乐，于是乃阁其南，曰临清亭，其北涯曰观澜，造小舟置笔床茶灶其中曰钓雪，其取于是潭者备矣，其于游观之乐至吴潭之北曰平林，竹树蒙密有隐君子居之，平林东五里有古丛林曰星洲寺。每与客舣舟其下意适则澹然忘归。”后人又将此八景重新起名为新八景：柳堤鸣莺、松石晴岚、钓台烟雨、石门瀑涨、澄潭印月、南屏叠翠、西山晚烟、玉峰积雪。由此，清代名家王学浩绘月潭八景图，其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宋代休宁商山人吴儆惊叹月潭山光水色，以“星洲寺”为题作《星洲寺浣溪沙词》一首：十里青山泝碧流，夕阳沙晚片帆收，重重烟树出层楼。人去人归芳草渡，鸥飞鸥没白蘋洲，碧梧群竹未曾游。诗中刻画出月潭碧水云天、夕阳片帆、鸥飞草绿的秀丽景色，诗句清秀隽永，让人读后赏心悦目。
　　说到月潭村寺观庙宇众多，其兴衰盛败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徽州民众宗教信仰文化变迁。史籍记载，梁代有佛寺两千八百余所，尤为鼎盛。据清代佘华瑞所编撰、乾隆刻本《岩镇志草》记载，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唐朝名僧山蕴禅师奉代宗手诏，集四方参学者集结于徽州岩寺镇，始创三摩圣地，建有东西寺庙无数，殿堂鳞次错落其间，当时驻僧侣500人之多，因寺庙建在石壁岩洞前，故唐朝皇赐名“岩寺”。岩寺的石壁岩洞的寺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品位就是典型的石窟佛文化。

　　不过，徽州最早见于记载的与佛道文化相关的寺院，是319年所建的休宁万安南山庵。据县志载，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僧天然在休宁万安镇水南村建南山寺。佛教传入徽州当在此前，南北朝时，各县均有了佛教活动。据《黄山图经》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5年）就有新罗（今朝鲜半岛）僧到黄山结茅，传经布道，并在钵孟峰下，创建新罗庵。南朝梁（公元502-527年）时，祁门县建有普福庵，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黟县建有广安寺和居尼寺等。唐贞观初年（627年），太宗诏令天下：“交兵之处建立寺刹”。由于皇帝的推崇，自隋唐始，佛教在我国迅速发展兴盛起来，寺、院、庙、庵、堂、塔大兴，徽州也不例外，仅休宁、屯溪就先后于唐贞观十年（636年）、会昌年间（841-846年）建新屯寺、齐祈寺和龙山寺。据宋《新安县志》记载：休宁县“其乡十一，其里六十。嘉善乡在县南，其里：奉正、睦亲、绍圣、从善、永丰。”，而月潭星洲寺“在嘉善乡睦亲里，唐咸通中建”。唐咸通年是公元860至874年，说明星洲寺建于唐代，早于元时期的“月潭八景”。然而，宋代理学家陈栎在钦定四库全书的《定宇集卷十二》所撰写的《星洲寺记》中这样记载：“寺始创於唐太宗贞观十年丙申，立公开山僧也。三代而下最称太平，未有及贞观者。此寺之建首逢此时，非得时欤。始建迄今六百八十有九年，嗣而堂构代不乏人”。这里记载与方志不同是星洲寺建造时间更早，于唐贞观十年丙申（636），符合贞观年间徽州大兴寺院佛庙建设背景。只是到了“延佑甲寅（1314）不幸毁於火仅存藏殿寝堂又能硬着脊梁心弗退转经”，随后，“寺随毁随创，金地清净、木天高明赫奕如昨”。文中盛赞“寺僧一荣”及其僧徒“大椿”“始于乙卯(1315)陆续於累年佛殿重营厥费颇夥，倒已囊鬻已田用溃于成塑像制器种种，渐备用钞以锭者千计，持鉢所获者居什之一。其徒大椿则创钟楼，永庆则创斋厅”。
　　徽州佛教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到清末已是寺庙遍布城乡，凡人口较多的村落或名山风景之处均建有寺庙庵堂且有僧尼居住。高僧羽士辈出，仅《新安志》记载的就有郑姑、智琚、定庄禅师、茂源和尚、谦禅师、澜大德、雪山子、宁道者、宗白头等。明朝至清中叶，佛教建筑渐多，名胜景地均有寺庙。1606年，普门和尚入黄山，建法海禅院，宠得万历皇帝和皇太后的厚赐建护国慈光寺，徽州佛教文化盛兴至极，清道光《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属六县寺院庵堂435处，塔和神皋18座。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有绩溪小九华山、歙县小南海、石台县会主山和屯溪的稽灵山寺及鬲山等，到1949年，徽州境地仍有寺院庙庵182处。民国二十九年，月潭星洲寺重新修缮，临近伦堂、星洲、高碣村朱氏后人纷纷捐资献物。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庙、道观和山庵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就是徽州宗族祭祖往往依附或者结合于佛道及其寺观，宋元时期尤为明显。尤其“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既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又推动祭祀礼制朝着佛道儒文化“三合一”融合的趋势发展变化。休宁率口程氏在齐祈寺西庑建祠祭祖，汪循《柏山祠堂记》记载：“宋三三宣议府君讳敦临姓程氏，既定卜居于率口，复捐资辑众，徙里中齐祈梵刹于柏山。既没，释者净昙德公，乃相与筑祠肖像于刹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干亩，畀之以为常祀。”这里，休宁率口程氏借寺观以存祠祭祖先是因程敦临有功于寺院，所以寺院为他筑祠肖像，程氏进一步为寺院割祭田。
　　到了明初，朝廷对佛教和道教实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其发展。“洪武二十四年又下归并之令，合数寺观各立一丛林，且严私创庵院之律，故本府寺观皆仍前代之旧，未尝少有私创者。”（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寺观”）。由此，反而促发了大量民间宗教的兴起。徽州当地大肆兴建神坛、祀庙、祠堂或家庙，以加强儒教统治，逐渐填补佛道教化文化的空白。值得关注的是，佛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安画业繁衍。在一些徽商经贸发达、财富集聚的村落，除了寺院道观鼎盛外，以佛艺为内容的画风十分昌盛。新安画派的开山始祖渐江为寺僧画师，出家数年便长居歙县西溪南村。这里宋元以降，佛文化十分兴盛，建有许多禅林寺院。村西有仁义禅院、临塘寺，村西的金竺山建有保安寺，汪道昆故居松明山建有肇林精舍，四季香客纷至沓来、香火旺盛。
　　渐江来此地后重修白榆社，开展研学习画授教活动。名禅文达闻讯也聚集于此，诵诗作文，切磋画技。金声、江天一、吕应昉在临塘寺成为同窗好友。渐江还结识西溪南收藏家吴伯炎，发觉其珍藏着元代倪瓒的《幽涧寒松》、《汀树遥岑》、《东冈草堂》、《吴淞山色》等画作，大喜过望。“一日获观于丰溪吴氏，遂佯疾不归，杜门面壁三月，恍然有得，落笔变觉超逸，因取向来所作悉毁之。”（黄宾虹语）渐江的好友程守在《晓江风便图》的跋语中也写道：“渐公留不炎家特久，有山水之资，兼伊蒲之供，宜其每况益上也。”（《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渐江《晓江风便图》跋文”，安徽美术出版社）渐江在西溪南村的研习画技经历使自己画艺有了质的飞跃。

　　明清时期，由于受徽州佛文化兴盛和传播影响，伦堂当地禅道画艺受渐江等新安画派画风影响颇深，在一些仅存藏画中以梅竹为主，但也有许多是以佛像为内容的藏画。明时期，朱氏后裔朱昙禅师就曾作有一幅绢本的“大行普贤菩萨水陆圣像”壹轴奉供星洲寺。大行系“行业广大”之意，而“大行”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两位胁侍之一。从这幅183x87(cm)见方明代绢本佛画中，不难发现有着渐江“境界宽阔，笔墨凝重”的画艺风格，而且也寄托了作者作为朱氏后裔的信士倡导族亲家人善行天下、积大功德美好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