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曾有一条曹操运河 - 徽帮棋友会

　　合肥之源，源远流长。去年6月，经由诸多学界专家专题论证，得出了蜀山乃合肥城市之源这一重要论述。旎迤7000米的“合肥之源”，把将军岭、曹操河、鸡鸣坝、凤凰墩等历史遗迹串联起来，并以生态的形式，活性地连接起东淝河和南淝河的源头，为今人再现了古江淮运河，即曹操运河遗址的景观全貌。

　　回溯历史我们知道，大约4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华夏大地一度水患恣肆，尧命鲧负责治水，鲧采取“水来土挡”的方法，一再失败，尧遂命鲧唯一的儿子禹担当治水大任，大有“让禹赎其父治水不力之过”的用意。大禹虽然身心压力巨大，但经过认真的考察、严密的测量，脑洞大开，逆其父以堵治水的思路，采用“因势利导”以疏治水的方法，“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凿通，低处疏导”，洪水由此一泻千里，江河从此畅通。大禹治水大获成功，其卓著的治水功效和功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投入精神，以及担当睿智的德才，为人称道，信服天下，最终受舜的禅让而继承了帝位。

　　现在看来，大禹“高处凿通”的治水思想，肯定也启示并直接促成了江淮水系沟通的工程。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典籍中寻到蛛丝马迹：

　　《史记·河渠书》载，“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处的“楚国东方通(鸿)沟江淮之间”的水利工程应该指的就是将军岭的古江淮运河。而据史料记载，古江淮运河，是指长江经濡须河通往巢湖、巢湖水经施口、过施水北上，至寿县进入淮河此段的自然形成的水系。这段水系，上衔淮河通达中原，下至长江远达吴越及大海。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的话，“(楚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这更可以说是一佐证。因为淝水的发源地将军岭，在先秦时期正是楚之“东方”，在地形上也是最便于沟通江淮水系的。《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的记述，同样也证明了：秦汉以前，寿春、合肥间的“皮革、鲍、木输会”是依靠南北潮(湖)水运来实现的。而这些，只有利用淝水在将军岭沟通江淮水系才行。

　　时光的镜头再次拉近。东汉末年，合肥成为三国时魏国的重镇。此时的曹操，已经统一中国北方，为东征孙吴，他从战略的高度认为，十分有必要沟通长江和淮河，于是命令手下大将，在合肥修筑“新城”，同时，开挖、疏浚沟通淮河、淝水的人工运河，使淮河的船能经由淝水顺利进入长江，以备运送攻吴的粮草淄重。因为是曹操命令修建，所以这条古江淮运河又被人们称为曹操运河。

　　那些战船翔集、昼夜不息、往返不绝的景象，似乎可以从史载东吴与曹操在合肥的五次争战中窥见一斑，而合肥至今留有张辽威震逍遥津、教弩台、筝笛浦等遗迹，三国新城遗址，似乎也都在诉说着曹操运河当年的战备输送是何等的繁忙。

　　其后的一段时期至唐，曹操运河仍一度漕运繁忙，当然主要还是为战事通运而兴。关于这一点，也不难从史籍里查知或得到印证。

　　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就记载：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他在自己的故乡谯(今亳州)“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曹操大军沿淮河、淝河的水路到达合肥，那是非经将军岭这段运河不可的。

　　另外，《三国志·魏志·满宠传》中还记载：“吴将陆逊向庐江，宠整军去杨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道。”当时，满宠为魏扬州刺史，驻合肥。而在《晋书·陈敏传》中有记述：合肥设漕运“度支”，为南北水运要路。兴宁二年(364年)，“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杨仪道通运，温率舟师次于合肥。”有学者因此认为，这两处史料中的“杨宜”与“杨仪”同音，可以说，杨仪水道应在这一地区(巢肥运河)，“凿杨仪道通运就是开运河”。

　　当然，这样的记载在不少史料中还有体现。1975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就有图标出，东晋和南北朝时，两淝水源头处有运河联结。《新唐书·食货志》记述，唐代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曾提出：“疏鸡鸣岗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此处的“鸡鸣岗”指的应该就是今将军岭东边的鸡鸣山。

　　《肥西县志》中也有关于曹操运河的记载，“楚国曾开凿‘（鸿）沟，通江淮’，三国时拓修，河长7.5公里，称‘曹操河’。唐以后渐湮没，今遗迹犹存。”“开凿于先秦，三国时拓修（因名曹操河），唐代已不通航，宋代曾疏浚未成，后长期湮没，不为人知。”

　　但让人惋惜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自唐代以后，曹操运河长久堰塞湮没，功能无显或彻底丧失，给当时的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甚至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底，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淮河中上游地区，大雨持续半个多月不曾停止，雨水汇聚成滚滚洪流，急速冲击着淮河中上游广大地区，灾情严重，中共中央收到灾情报告后积极防控洪灾，谋划治淮决策。面对江淮灾情，毛泽东主席更是思虑沉重，他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奋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1年5月15日，向全国发出了治理淮河的伟大号召，拉开了淮河流域人民根治水患、兴修水利的大幕。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在安庆与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时就问过：“淮河的水位比长江高多少？要不要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

　　与此同时，安徽、河南两省经过1958年至1974年16年时间，200多万人前赴后继的奋斗，胜利建成“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淠史杭”灌区工程！在皖西、豫东1.30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岗地上，织就密如蛛网的13条总干渠、385条分干渠和支渠，从此碧水长流，终结了900多万亩农田十年九旱的历史。而作为淠史杭工程的重要网络滁河干渠，其中横切将军岭的一段，就利用了曹操运河最西端的一千米故道。

史藉的记载，方家的考证，也进一步为城市建设发展的工程勘探所证实——机场高速路从将军岭街道西侧斜向横跨“曹操河”，进行了施工钻探。通过钻探了解到，曹操运河的南、北岸间距约200米，紧靠南岸和北岸均有东西向水沟，中间地势平坦。河道内有两道堤岸：第一道岸南北宽约130米；第二道岸南北宽60米，底宽30米。第一道岸与第二道岸之间呈斜坡状，高差约3.0米，第二道岸距底深约6.0米。河道总深距地表约10米。　

而且，在河道内发现有大量的青泥和淤积层，在距地表深8.50-9.20米处含有大量沙粒，成软泥状。部分钻探区域距地表深4.50米见青泥，厚约5.50米。专家因此指出，这样厚的青泥说明该河道在当时已经使用或者储水，并且利用相当长时间才被弃用。　

如今的合肥之源上，曹操运河以故有的平静，迎接每天和未来的喧嚣。曾经风云际会，如白驹过隙，那些宏阔篇章，更是翻到了新页。今天的古曹操运河，又以另一种形式在为合肥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