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热爱旅游。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不待言，寻常百姓也有出游的兴致。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花开之时，“士庶竞为游遨”，“都人士女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周师厚《洛阳牡丹记》）。
我们注意到，出游的人中并不乏女性。北宋邵伯温说，“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七）欧阳修有首诗也写道：“看花游女不知丑，古装野态争花红”，描绘的正是花开时节，少女们游乐的情趣。
甚至穷人也热衷于游玩。《梦粱录》记载，南宋时，临安“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据说现在“贷款旅游”是时尚新潮，殊不知南宋的临安人早就这么玩了。
北宋京城最大、最繁华的园林“金明池”与“琼林苑”虽然是皇家林苑，但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都会对外开放，“许士庶游行”，“其在京官司（即政府部门），不妨公事，任便宴游”；一部分宫殿也“不禁游人”。换言之，每年有一个月多的时间，这两处皇家园林便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任何大宋国的民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游玩。因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
南宋皇室在杭州西湖上修建了多所御园，“湖上御园，南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北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这些御园也纵民游览，“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武林旧事》）。因而，这部分皇家林苑显然又具有公园的性质与功能。
宋代许多富贵人家拥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外开放、任人游览的。北宋范仲淹在杭州时，有退隐之意，子孙便鼓动他回洛阳老家修建园林，好生养老。范仲淹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意思是说洛阳的私家园林多的是，我想游就游，何必另造？可见宋代的私家园林是不禁止外人游玩的。这些私家园林也不收取门票，不过游客通常会给看管园林的园丁一点小费，叫做“茶汤钱”，大概园丁还提供茶水。
因为旅游业的兴起，宋代还出现了职业导游与旅游地图。
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当时叫做“闲人”，“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他们“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陪富家子弟“游宴执役”、替他们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乞觅赡家财”，工作性质有些接近今日的导游。
还有一种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梦粱录》）
今天的驴友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通常会买一份当地的旅游地图。宋人也有这种习惯。在宋朝的市场上，地图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宋人称之为“地经”、“里程图”。杭州的白塔桥，就有向游人兜售地图的商店。“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古杭杂记》）
一位不知名的南宋诗人在杭州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诗有讽刺南宋人歌舞升平、不思进取的意思，不过诗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宋代的“地经”，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里程、可供歇脚的旅店等等，游客“按图索景”，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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