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双枪失窃案：缝纫机厂和部队同时丢枪，警方如何顺藤摸瓜？ - 徽帮棋友会

双枪案，不是只有两支枪的事情，而在中国这个禁枪的国度，一支枪就足以惹出很多麻烦，让很多穿警服的朋友夜不能寐了。

有朋友到广州，我常推荐他们去看看广州博物馆，一来它藏品丰富，值得一去；二来它本身就是文物——这座博物馆所在的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三来当年这里发生过一起神秘盗案，澳门飞贼曾树基夜盗本馆并最终因此案被判死刑。只要您不顺着他的作案路线实践，现场感受一下当年这起奇案的过程还是蛮有怀古之意的。

而就因为写了这个案子，广州市公安局的退休老刑警庆叔打来电话，饶有兴味地告诉我，当年广州闹飞贼，可不止一个曾树基，他本人就参加过抓捕另一个飞贼的侦缉过程，这件事情，还间接地影响到了曾树基那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当时省里正在开人大，二王的案件刚刚发生不久，上上下下对枪的事情非常敏感。本来觉得一南一北，二王离得很远，一时半会儿影响不到我们。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盗枪案，而且一发就是两起。”庆叔道。

这兄弟二人早已在广昌围击战中被击毙，但他们的“幽灵”，似乎直到这个世纪依然经常在谈论某一起与枪有关的案件时冒出来游荡。

1983年2月22日清晨，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广州华南工业缝纫机厂武装部在昨夜被盗，希望派警力前来侦查破案。报案的是该厂厂部工作人员，在讲述完案情后，嗫嚅着又加了一句：“丢了三支枪……”

这一下子，因为熬夜而昏昏欲睡的值班人员马上清醒了——枪丢了，这个危险性可比一个博物馆被盗大得多。万一案犯盗枪的目的是针对省人大会议，想想正开着会突然出现三名持枪歹徒……那场面实在太可怕了。

缝纫机，已经如同BP机一样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所以这家缝纫机厂和他们生产的华南牌缝纫机也已经被大多数人忘记，但庆叔他们不会忘记，因为那个案子实在离奇。

尽管对报案人员有些避重就轻心中腹诽，但庆叔对该厂的武装部值班干部印象甚佳。这个原来在炮九师干过参谋的退伍军人说话井井有条，神态镇静自若，甚至还能开一句玩笑：“幸好，这班契弟没去一层，不然把高射机枪或者榴弹炮拖去就麻烦喽。”

缝纫机厂怎么会有这么危险的重武器？估计今天很多人听了会感到惊讶，但当年这并不是稀罕事。在缝纫机厂设立武装部，并不是当保安的，而是因为按照我国当时的武装力量动员体制，每一个大工厂都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时是民兵，战时便是预备役。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后读过一份美方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价，其中提到中国最多可以动员“两亿名民兵”，这在当时人口不足十亿的中国，基本是把每个适龄男性都计算进去了，而那个时代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具备随时编入部队的军事素质。

庆叔当时在刑侦处，他记得那个缝纫机厂是一个占地甚广的大厂，里面招待所、理发馆、礼堂、小卖部、食堂应有尽有，和许多国营大厂一样，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的城市。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军工企业，门卫大多超龄而缺乏锻炼，长期处于有备无防的状态，所以不能指望从出入厂区的人员方面给出什么线索。

出事的武装部是一座独立的二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坚固造型简单，出入途径十分有限，若是想找线索，那里作为现场应该是重点方向。

公安人员这样描述这座建筑——大楼高十余米，面积约500平方米，分为一层和二层，一层为车炮库，存放军用车辆、火炮、高射机枪等重型武器，前方有隧洞式大门。估计如果驻港英军或者驻澳葡军突然发了羊癫风来攻打广州，缝纫机厂的工人们可以立刻换上军服，用汽车拖着榴弹炮到到客村立交桥迎战，血洗鸦片战争之耻。

二层为办公室和存放轻武器、防毒面具等军事装备的地方，枪支存放在保险柜中。一层不开窗户，且不与二层相通，二层在建筑侧面有独立带铁丝网的楼梯与地面直接相连，楼梯口便是值班室，那个夜间值班的武装部干事前一天晚上就宿在这里。

中心现场在大楼二层南侧的一个房间，室内的保险柜被打开，内部存放的三支五四式手枪、两柄五六式三棱刺刀被盗。

这种枪的缺点是弹仓容量小了些，命中率低了些，后座力大了些，但很多使用者认为这都不是缺点，弹仓容量小搁不住它一枪毙命，命中率低对集群目标更有威慑性，后坐力大了些……更有男人味。所以，这种因为枪柄上有一颗大五角星而得名的“黑星手枪”人气始终很高。

侦破工作迅即展开，公安人员一边勘查现场，一边对最初发现案情的人员进行了讯问——这个人就是那个武装部值班干部。

20世纪是殖民主义退潮的时代，在历史上喜欢征服某块大陆的各个国家都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因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都从殖民狂徒变得能歌善舞，南海方向日渐和平，武装部这些年也颇平静，大有一点马放南山的味道，工作秩序井然，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盗案。根据那位值班干部所言，该厂一贯安宁，很少刑事案件。

按照规定武装部每晚有人值班，前一天正是他当值。晚上约9点钟，他曾经巡视各房间而未发现异样。夜间他就睡在值班室，也未见异常。
凌晨4点多钟，他从睡梦中醒来，听到外面狂风怒号，下起了大雨，便决定起床去把各个房间的窗户检查一遍，必要的话把一些用于空气流通的窗户关掉。
这个负责任的干部上楼打开楼梯口的大铁门——那里锁得也很牢靠，进入走廊，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进行检查，到南边这间房的时候，突然发现保险柜柜门敞开，里面的武器不知去向。

这位干部第一个反应是看周围有没有暗藏的窃贼，待确认无威胁并确实失窃后，便通过内部电话叫通了厂部值班室，该厂随即报案。其间，曾有相关人员想进入现场，但保卫人员颇有经验，制止了这种行为，现场保护较好。

负责办案的公安人员问过夜间有无异常声音，值班人员表示自己睡觉很轻，如果有较大的动静，便应该会很快醒来。

根据现场勘查，发现室内前一天进行过打扫，房间中仅发现两种足迹，其一是属于武装部值班干部的脚印，可见其曾经从门口直接走到保险柜前，而后到窗前并在屋内形成一个环形，最后又从房门离开。

根据技术人员鉴定，走向保险柜时足迹的重心基本在前脚掌，步幅较大，显示这名值班人员当时可能较为急切，而此后的足迹重心在后脚掌，步幅较小，显示他当时可能比较紧张，一边移动一边小心观察四周情况，与他自己的描述是吻合的。

现场发现另一种足迹则是一种奇怪的脚印，显示留下脚印的人没有穿鞋，留下的是带着袜纹线痕的印记。这很有可能便是作案人留下的痕迹了。

而庆叔自己注意到，那个保险柜的钥匙就挂在门上。根据工作人员回忆，因为一直没出过事，所以他们有图方便，平时只把暗号盘拨乱，而不拔掉钥匙的不良工作习惯，这可能给盗贼提供了便利。

当然，这样一来，盗贼盗枪之时，只需要拨动转盘对正两级密码就可打开保险柜，而无需对保险柜进行硬性破坏，也就不会发出太大声响了。

袜纹足迹较为凌乱，保存不佳，而保险柜钥匙等上面采集不到案犯的指纹，推测此人在作案后曾对现场进行破坏，结合其熟悉保险柜的特征，提示作案者可能是一名有反侦查经验的惯犯。另一方面，他没有对室内其他物品进行盗窃，也没有到其他房间，显示了较强的目的性，推测是熟悉武装部内部情况的人员。

在室外勘查的人员，首先对犯罪人员进出大楼的通道进行了推断。他们经过反复实验，否定了进入二楼的大门会出现虚锁的现象。而此后，于大墙下又发现了一架竹梯，上方二楼正是失窃房间的窗户。武装部人员表示前一天还没有见到过此物，很可能是案犯所遗。

根据以上情况，负责侦破的公安人员提出了初步侦查方向，认为案犯很可能是孤身一人完成作案的（不排除附近有接应人员）。由于大雨在夜间12点前开始下，但袜纹足迹上并无水迹，现场也未发现其他水滴痕迹，综合值班干部的说法，认为案犯的作案时间应在前一天，即2月21日夜晚9:00至12:00之间。他采用的作案方法应该是预先踩点后将竹梯搭在武装部大楼南侧墙体上，借此爬上二层窗口，利用通风窗进入室内，而后设法打开保险箱实施的盗窃。

这样，案件的排查重点，便落在了厂内有犯罪前科，熟悉盗窃技术，并了解武装部内部情况的人员中。

对这样的分析，大家基本是认可的，而庆叔说自己本来也赞同这个分析，布置排查时心中不知怎么的却掠过了一丝阴影——他觉得这个分析中有什么好像站不住脚，但一时又没抓着，这种感觉让他十分不舒服。

而和他一样觉得也许案情另有蹊跷的也不在少数。在“诸葛亮会”上，有人也提出了另一个推断——可能存在内鬼。也就是说武装部内部或有能接触到锁钥，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参与作案，案犯可能得到他的协助，甚至他本人可能就是案犯。会议决定对武装部内部也进行封闭式筛查。

他们也曾经了解过这个干部的情况，在部队期间作风正派，工作认真，多次受过表彰，平时人品也很好，一时找不到什么犯罪动机。而且，庆叔他们都和这个人谈过，感到他为人坦诚，对很多问题都能答到点儿上，甚至让人有一些惺惺相惜。
虽然对他有所怀疑（实在因为他最有作案条件），但抛开工作，庆叔其实很不愿意最后证明案犯是这么一个人——而且，技术人员对袜纹足迹进行了鉴定，认为案犯身高不超过一米七，而这位干部却是一条身高一米八的大汉，技术上便显示他不是那个案犯。

不是案犯，但也可能是同谋啊。当他们找这个干事谈话的时候，他依然沉静如初，既没有歇斯底里地表示清白，也没有抗拒的姿态，丝毫不为自己辩解，回答问题十分客观，不带半分烟火气，好像被审的完全是别人一般。

倒是武装部的部长，在接受审查时脸一下变得刷白，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看起来便是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

案件一时没有进展，刑侦处上报后，这一特大案件立即震动了公安机关，也迅速上传到了广东省委，省委负责人当即指示要限期侦破此案。

限期体现了上级的重视，但案件的侦破不是修工程，有时并不能如期进行，整整一周，案件再无进展。

他给我看了几个数字——这座楼地面到二层的窗子之间是光滑的水泥墙面，窗户距离地面的最低点是5.34米，那把梯子的高度是3.5米，而案犯，根据对袜纹足迹的鉴定，不超过1.7米。

就在庆叔刚刚若有所悟的时候，大门忽然被推开，队长急三火四的对他们吼了起来：“大鲁，小庆，老黄，你们几个马上跟我走——北郊驻军那里，也丢枪了！”

队长是被处长点名叫去的。这天上午，广州军区直接给刑侦处打来了电话，称本市北郊某驻军部队在27日凌晨丢失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请求派人协助勘查此案。

打仗虽然已经有点落后，但五六式的特殊性能使公安人员对它的丢失更感到紧张——优秀的射手可以用五六式在600米的距离打掉麻雀，这意味着它可以不折不扣地执行狙击任务。想想有这么一支枪在社会上，各部门和会议的保卫人员怎么能睡得好觉？

这是因为缝纫机厂丢失多支枪支事件发生后，省公安厅发出了协查通告，严格检查出入广州的人员携枪问题，并向各个部门通报此案，以利提高警惕，防止遭到带枪歹徒的袭击。驻军部队也接到了这条通报，这次发生丢枪事件后，该部最初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但经过一天仍未寻获，不得不接受丢枪的现实向上汇报。

军区得到报告后，分析认为这不是敌特行为，也不是军人携枪潜逃或意外装备受损，而应该是一起盗窃案。结合缝纫机厂的事件，有理由怀疑这是一起相关案件。故此他们与省公安厅联系，要求地方公安机关了解这一情况并介入侦查。

部队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公安部门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毛了——如果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伙或同一人所为，那就可以装备起一个既有远距离精确狙击能力，又有近距离强大自卫火力的作战小组了，这罪犯是要干什么？

就这样，接到军区和省公安厅的命令，刑侦处当即出动人员，配合广州市郊区刑警队的侦查员一同前往部队驻地，勘查这一案件。当然，正在对缝纫机厂案件进行侦查的人员必须参与，以断定两起案件究竟有无相关。

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公安干警和部队堪称亲如一家，很多警员便是从部队转业进入公安机关的，所以双方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军人的特点是雷厉风行，所以见面后仅仅寒暄几句相互认识一下，该部队的保卫干事便带公安干警们前往案发现场了。

失枪的中心现场在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大楼顶层，是该层最顶头的一间房。这座大楼坐落在部队营区之中，南、西、北三面都是部队的营区，东面离大楼不远处则是部队的养猪场和厕所，没有围墙，再往东就是大片的农田、鱼塘了。

听到这句话，路上还为自己在缝纫机厂案件中的发现而分神的庆叔不禁暗暗叫苦——又是钢筋混凝土大楼顶层失窃，又是在大院之中，又是在夜里发案，难道真是一伙贼人干的？

保卫干事继续介绍案件发生的详细情况，这起案件的细节问题上，似乎又与缝纫机厂的案件有较大差异。

原来，这座大楼的里有部队的重要部门（具体情况不宜细说），每天昼夜都有一个警卫班的战士在大门前轮流值班站岗，他们站岗的时候都是荷枪实弹的，携带的就是五六式步枪。丢失的，便是值班人员使用的枪支。

具体说来，2月27日夜间凌晨两点到三点是警卫班班长谢某值岗。他在2点55分的时候，看到应该接岗的副班长张某还没有到来，便携枪上楼，到三楼顶层的宿舍叫他起床上岗。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不足为奇。谢某他们班的宿舍便在三层走廊尽头的地方。

他们班前一天刚刚拉练回来，大家都十分辛苦，作为班长的谢某按照传统要关心战士，帮助他们处理内务等，忙得很疲惫，又站了一班夜岗，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他看到张某依然在酣睡，便喊了他一声，呼唤班副接岗，听到张某哼了一声，便把步枪放在大门边的一张空床上并用大衣盖上，而后自己就上床就寝了。

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谢某总不能把枪拿到宿舍里面的狭窄地方，那样很容易出事的。把枪和大衣放在门边，下一班岗起床后会披上大衣，携枪下去站岗，这也是惯例。

当然谢某这样做严格来说不合条例。如果在战时，那么岗哨应该一定要等到来接岗的人员来到才能离去，不然脱岗期间出现敌人偷袭怎么办？然而，这不是和平已久嘛，地处军营之中，最近的阶级敌人也在百里之外，大半夜的周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松懈虽然该受处罚，但也可以理解。

3点50分，睡了个回头觉的谢某朦胧醒来，忽然听到张某那特有的呼噜声，顿时一惊——这位老兄误岗了啊！

谢某赶紧跳起来把张某唤醒，张某醒来后赶紧准备上岗，却发现空床上大衣被掀到了一边，枪，早已不知去向了！

开始，张某还以为谢某是睡糊涂了，便拉起他来，询问枪在哪里。然而，谢某明确地记得自己是把大衣盖在了枪上，他当时就急了，认为枪一定是被人偷去了。但中间一段时间两人都在酣睡，他们也不知道谁拿走了枪。

两个人都被扣了起来，部队整整找了一天，贼也没找到，枪也没找到，保卫干事很想知道，地方上的公安同志，是不是更有办法。

后来庆叔才想通，保卫部门会这样回答，早在队长的意料之中，而且听到这样的回答，这边明显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来两个枪案，压力太大了，队长看到现场，准备速战速决先把这边的案子解决了，让它告一段落，便可以专心对付缝纫机厂的那个案件。假如让他马上人赃俱获可能有些困难，但如果只找枪，也许还有几分把握。

的确如此。因为公安人员发现，当夜那个房间的门和窗户都是开着的（所有的房间都是一样），所以无法排除外部人员作案的可能。

当时的勘查，包括部队内部进行调查的结果，是没有盗枪者的痕迹留在现场，也没有人看到过盗枪的人。然而，公安人员很快认定，这个案子与缝纫机厂的案子没有实质性的相近之处，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案子。

他们认为，盗枪者不会是外来人员。如果是外来人员为盗窃枪支而来，他应该上三楼后直奔第一个房间的枪库，那里长枪短枪都有，但那个房间没有任何盗窃撬凿之类的痕迹。要为了盗窃财物而来看到有机会（谢某和张某的误会纯属偶然，谁也预料不到）顺手把枪盗走，则他也应该拿走一切其他值钱的物品，而整个大楼没有发现其他失盗。况且，如果是外人作案，那盗走枪支以后，为何不把大衣也披上以掩饰赃物？这有些不合情理。

这样一来，便意味着是内部人员作案，而且应该是本大楼的内部人员，他们才会了解这种混乱的交接岗情况，乘机偷偷把枪窃走。

然而，要在短时间内彻查部队内部人员关系，以了解犯罪动机和抓到罪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倒是枪的去向，公安人员有些想法。

他们认为，既然是内部人员作案，时间只在2点55分到3点50分不到一小时时间里，而且中间不知何时张某就会醒来发觉问题，那步枪一定去向不远。大楼内部部队已经用探雷器搜查过了，那么大的一支枪存在楼里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内部人员盗枪后，把枪放在外面的可能性很大。

而他出了大楼，必然不敢朝南、北、东三个方向走，因为那边都有岗哨站岗巡逻，容易暴露。他跑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只要向西搜查周围的农田、粪池和水塘就有很大概率找到枪。

而公安干警方面，又给了一个建议：先不急着找农田和粪池，把那几个水塘作为重点吧，很可能就在那里。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之一，广州附近的农田基本是种植着稻子的水田，部队附近那一片归他们搞生产的田地也是如此。因此，案犯盗枪之后如果不想被人看到，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便是往水田里一扔。此外，这里沤肥的粪池也不少，大部分是指战员们的“产品”，用于部队自己的水田，可谓自产自销。

但是公安人员认为水塘是最有可能成为藏枪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假如扔到田里，不埋容易被下田的时候趟到发现，埋则必让手上脚上沾染泥污，且消耗时间，不是理想选择。扔到粪池里倒是不用进一步处理，但容易弄脏手脚，这样一来，对案犯来说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水塘。

这一推断得到了部队人员的赞同，立即调动了一个连的人员，携带探雷器、抽水机到现场附近区域进行搜索。

但一时也不可能出结果。公安人员便将此案也向全市发了通报，严加缉拿，以防万一案犯是个幸运的“闯王”，已经带着枪潜入流花市场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当然也给上级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一双案子虽然发案时间较近，但应该没有关系，无须并案处理。

对于是谁盗的枪，大家也有一定的思路，基本看法是这次盗枪的案犯不似是为了用。这样一个失枪的案件，在部队的影响是爆炸式的，从种种迹象分析，案犯没有携枪离开营区的机会。即便一时查不出来，这不是一两颗子弹而是一杆长枪，复员或探家的时候偷枪的人员又怎么能把它带走呢？

如果真的是急需用枪比如准备报复杀人，他应该发现机会立即携枪潜逃才合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说明他盗枪的目的，很可能是针对某人的，确切地说便是针对没有按照制度交接岗的谢、张两位班长。

出事的谢某入伍三年，年年先进，群众关系好而且积极上进。根据保卫人员介绍，部队正在考虑从当年即将复员的七名战士中选择两人作为志愿兵，谢某是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在部队人员耐心搜寻那支枪的时候，庆叔找个机会和队长把他那三个数字讲了。他说那个梯子虽然量过是长3.5米，实际上最上层的横档离顶部的距离还有25公分，队长也同意案犯不可能站在梯子头上作案，那不是盗枪，是表演杂技——所以案犯站得最高的位置也只能在3.25米，他的身高低于或等于1.7米，而窗户的下沿在5.34米高处……

不过队长不是老萨，他不能糊弄上级，只好咬着牙给出了答案——3.25米+1.7米=4.95米，离着窗沿还有将近40公分呢，他够不着啊。

这一下子队长也反应过来了，说对啊，怎么没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梯子它就不能是作案工具。如果这个梯子它不是作案工具，丢在那儿是怎么回事儿呢？肯定是有人想混淆我们的侦破方向，让我们误以为案犯是从窗户进来的，实际上他可能另有入室通道。那么这个线索是谁提给我们的呢？是那个有重大嫌疑但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武装部干部。

队长高兴地双手一合，想了想问庆叔：“你不是跟那个干事聊得不错吗？看着都快称兄道弟了，你觉得他像是作案人吗？”

“有脑子，又六亲不认，你小子有前途。“队长很真诚地说，只是让庆叔觉得有点儿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骂自己。

以庆叔的意思，赶紧跟处里联系，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对那个武装部干部进行突击审查，务必搞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队长不这么认为，他说那个干部已经扣起来了，跑不了，而且大多数侦缉力量都调到了这边，告诉处里一时也改变不了什么。他认为很快从水塘中就能找出枪来，那时候携一天破了一个枪案的彩头，再向处长报告不迟。

不过，老天爷似乎不准备成就小诸葛。这一天的工夫，部队把周边几个水塘都放干了也没查出那支枪，保卫部的人来找队长，问明天怎么干。

罪犯不肯按自己的思路作案，队长也心虚，臊眉搭眼的带着庆叔他们几个赶回处里汇报。因为没找到枪，自然也不会得着什么好脸色。末了队长还是把庆叔的思路说了，建议重新确立对缝纫机厂枪案的侦查方向。

“你两个肩膀上头扛的那是什么东西？Z头吗？！”处长突然发飙，“以为就你俩聪明，会算数啊？”

“数字数字，你那个数字只能说罪犯的脑袋够不到窗沿，手呢？怎么忘了胳膊可以举到脑袋顶上啊？！说你是Z头还真抬举你……们俩了。”处长手一划拉，把庆叔也划拉进Z头的行列里去了。

俩人被骂得狗血喷头地往外走，庆叔想了想，反复心算几次，赶紧叫住队长，说：“处长算得不对！他没细算手臂的长度，按他的算法，两个胳膊举上去，最多也只能把手指搭在窗沿上，大拇指都上不去，他就是猴子也翻不上去啊！”

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也，两个人硬生生地返回去，给莫名其妙的处长又上了一回课，庆叔连算式都列出来了。

盖这位处长破案很有一手，堪称明察秋毫，但脾气比较暴躁，大家在他面前都有一点又恨又怕的感觉。但是他敢进去，便是坚信自己算的没错，只要足迹专家对于案犯身高的推测不出纰漏，那么他认为即便是处长也没法给犯罪分子多变出10公分高度来。

处长大人从办公桌后走出来，站在两人面前，踮起脚尖做了一个伸展运动的姿势，案犯所需要的那10公分，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这就叫当局者迷。在正常情况下，队长和庆叔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人的思维是常常钻牛角尖的，被一个拍脑门的想法一下迷住了，便顾不得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要不怎么说群策群力很有必要呢？

尽管把两个部下赶了出去，但处长大人显然对他们的分析还是比较重视的。第二天又把两个人找了回来，让他们找几个干警试试，能不能用案犯的方式从外面爬进窗户里去。

警队之中一米七以下的警员不多，其中还有一半是搞内勤的，那体格肯定和飞贼没法比，剩下的也不是个个都有空来爬墙，庆叔的身材恰好在规范之内，人又年轻，于是一天被逼着爬了七八次——每一次都不幸掉了下来。他自己感觉在这样光滑的墙面上攀爬，而且窗沿只有30公分宽，引体向上时两肘又无法前曲，这个攀爬难度是相当大的。

这期间庆叔他们也再次提审了武装部那几位可能与本案有涉的人员，那位值班干部的嫌疑显然增加了。

但是他表现得依然泰然自若。无论你的问题多么刁钻，甚至具有伤害性，他都能不温不火地一一回答，绝不多说一句，也绝不少说一句，这份镇定和专业固然让公安人员佩服，但也产生了另外一种不良猜测——这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准备充分”呢？难道他早就料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审查，因此才能保持如此稳定的情绪呢？反正从他这里没有能够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攀登专家还没有来，部队的那边倒是来了好消息，尽管第一天抽干了四五个水塘，都一无所获。但第二天开始抽粪池时，到了第二个粪池，便顺利地发现了丢失的56式半自动步枪。

经过检查，这支枪编号完全相符，部件一个不缺，松了一口气的。保卫部门人员完全忘了昨天对刑侦处兄弟们的不满，急急忙忙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感谢侦查员们在毫无现场痕迹可依据的情况下，做出了“内部人员作案”和“步枪去向不远”的推测。当然这一方面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另外一方面也有赖于建立在情理逻辑基础上的想象。

有道是“既得陇复望蜀”，枪找到之后，部队接管了剩余工作，保卫人员也曾向刑侦处请教作案人员的搜寻问题。刑侦处方面通过分析各种信息认为，盗枪者把枪丢进粪池时没有做任何保护，显然没有捞起来再用的打算，很可能是为了使谢某因失枪受处分而失去当志愿兵的资格而作案。因此，搜寻盗枪者可首先从最有希望取代谢某而留队的人员开始。

部队内部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侦查，果然找到了真正的作案人。据他交代动机，也与公安人员的推测相符，这是后话不提。

无论如何，找到了部队丢失的枪支，这一案件对社会造成的威胁算是基本解除了。刑侦处这边也轻松了不少，现在的关键便是缝纫机厂武装部那起盗案了。

缝纫机厂武装部这个案件中，丢失的尽管只有三支手枪，但它携带方便、体积小，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一特点，盗窃56式半自动步枪的案犯无法把它携带离去。但是缝纫机厂丢失的枪支，在警方严密布控之下，仍然被带出了广州。

几乎与此同时，请来的攀登专家到了。这位专家看过现场后，认为能从楼外爬上二楼窗户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窗户上还带有铁制护栏，也就是广东人常说的千秋窗，外人由此攀登入室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公安人员认为自己爬不上去，也许是技术不精，但连专家都这么说，这个结论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那唯一的作案进出口就只能是二楼的大门了。侦查重点便又锁定到了武装部内部人员的身上。

此后几天，他们对有可能涉案的人员进行了夜以继日的紧张侦查，但是最有嫌疑的那一位值班干部表现依然超级稳定，异常冷静配合，的确找不出他的嫌疑来。

因为侦破工作工作得不到进展，刑侦处开会的时候，庆叔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认为也许这案子的确不是武装部内部人员做的，而是案犯运用了一种奇特的作案逻辑。

正在他要说的时候，负责提审的一位干警匆匆赶来，向大家通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消息——“那个武装部的头儿撑不住了，他交代了！”

最有嫌疑的值班干部不动如山，完全没有嫌疑的武装部负责人却招了，这件事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早在这个案子开始侦破的时候，就有公安人员注意到这位领导的脸色不大对头，不过要说他和盗枪案真有什么关系也有些牵强，因为他不在场的证据太充分了，也没有盗枪的理由。

可是在这些天的审查过程中，此人的确显得忧心忡忡。要说他身上一点事没有，也有些说不过去。结果还没下什么功夫，这位领导自己就撑不住如实交代了，只是他交代的内容和这个案子却风马牛不相及，原来他把武装部里的几个房间偷偷租了出去，给熟悉的港商充当了库房。

那时刚刚打开国门，所谓的港商，其实不过是吃两头的小商人，并没什么政治或者社会背景，只是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觉得大陆这边很有发展前途，才来试试水的，和盗枪案风马牛不相及。这位领导手头紧，自己的心思又过于活泛了些，并先他人之先，干起了以权谋私的勾当。

这件事当然是另案处理了。看来在一些案件的审查中，提审神通广大，对方连八九岁时偷看王寡妇洗澡都能供出来，并不是传说。

提前抓出个贪官，可喜可贺，也算是为纠正不正之风做贡献了。但枪案的侦缉工作依然搁浅。在始终找不到进展方向的时候，公安人员提出了种种思路，有的堪称匪夷所思。

他认为这起案件也许真的不需要内应。那个案犯有可能在上班时间便已经潜伏在了武装部大楼之中，大家下班之时，他隐藏在楼内一个隐蔽之处，夜间再出来进行盗枪，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进入现场。至于他怎么离去的，即便没有内应也不是没有机会。那位值班干部推门进来之时，他也许就藏在门后，待其进入房间检查之时，便可以乘机溜出去逃掉了。

这个似乎很有些道理的推理，却被那个嫌疑最大的值班干部推翻了。向他咨询这种可能时，他并不认为这个可以让其置身事外的说法合理。这位干部说开门之后，自己曾习惯性的对周围进行过观察，而后才进入丢枪的房间，这期间不可能有人从他身边溜过去钻出大门。

这里顺便要说一句，此人原来在部队的时候，是干过政治保卫工作的，庆叔觉得如果自己和他换个位置，闹不好，人家会干得更好。

值班干部的说法，得到了现场痕迹勘查警官的支持。他也表示在门口除了值班干部的脚印，也没发现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迹。而如果是他进去的时候，嫌疑人朝外逃脱，此时大雨刚过，外面一片泥泞，假如嫌疑人不是一只鸟，要想逃脱而不留下点痕迹，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此时关于部队丢枪案件的侦破过程已经上报，相关领导十分重视，对迅速破获这起案件深感欣慰，同时鼓励公安部门再接再厉——这再接再厉的含义，其实每个人都明白，那就是尽快把缝纫机厂这个案子破了，把枪找回来呗。

我曾带点儿恶意地故意问庆叔，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因为压力比较大，有没有人想过把诸如值班干部这样的嫌疑人直接推出去以安民心？

首先，按照刑事侦查的原则和历次类似案件中的经验，这样乱来将来造成的危害只有更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

这时那位以小诸葛自居的队长，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让人去弄来了一台高倍望远镜，亲自到案发现场附近，从各个角度对着武装部的大楼仔细搜寻，特别是对下面发现梯子那个窗口附近的墙壁放大观察，足足有一天多的功夫。

庆叔和他关系密切，两人讨论案情的时候，队长对他说，自己怀疑那位专家的话也未必可信。他说，尽管专业的运动员上不去这样的墙，但盗贼未必没有办法。历朝历代有各种各样的飞贼，自有其生存之道。在到省城工作之前，他曾在清远乡下做刑警，当时便曾抓到一个奇特的入室盗窃犯。

其实这种技术在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人能够做到，这就是著名的跑酷，也完全符合科学——只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大概全中国也没有人知道跑酷是怎么回事

既然能用助跑的方式攀上两三米高的墙头，也不能排除某个奇特的盗贼可以做到连攀登专家也无法完成的事情，这也是他仔细观察那段墙壁，希望找到线索的原因。随着侦查深入，越来越多的干警认为他的想法有一定道理。

根据庆叔讲，他们当时使用的是一台刚进口的长焦距望远镜摄像仪，站在30米外，他们对大楼外部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仔细观察。最初的搜索一无所获，但是在第二天的观察时，这位队长偶然将望远镜朝上甩了一下，忽然感到在二层千秋窗的玻璃上似乎有一点奇怪的东西一闪，他连忙调整望远镜，却又看不到什么了。

这块玻璃所在的窗户当时没有打开，案发后也做过勘查，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但这位队长坚信自己当时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于是他便把望远镜的角度一点一点地上下调节，对那块玻璃窗反复观察，终于在某一个特定角度，那个东西又出现了。

苦苦搜寻线索的干警在缝纫机厂武装部二楼玻璃外侧，也是这样发现了一处痕迹。这块痕迹的面积只有大约一个平方厘米，而且换个角度就难以发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雨点造成的污渍，只是在高倍望远镜下的反光有些特别，这才吸引了公安人员的注意。经过鉴定，这是一个右手食指中环形成的指印。

人的皮肤上带有少量脂肪，因此在接触玻璃这类物体时，可能形成指纹，但那个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在试图打开保险柜时戴了手套，并在作案后擦抹过自己可能接触过的地方，因此现场一直提取不到他的指纹。

但是，现在这块玻璃外侧的痕迹却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经过反复试验，公安人员确定，那个位置从房间里根本就触碰不到，这说明形成这枚指纹时，其主人只能是站在窗台上的！

这枚指印证明专家的意见也只能供参考，的确有人曾把这个窗户作为进出通道。它的清晰度表明其形成时间不久，上面却又神差鬼使地沾了一点雨水的痕迹，而最近一场大雨，便是发生在盗案发生的夜里。

此后，根据这一发现扩大搜索范围，结果在本来以为没有痕迹的墙面上，提取到了微量棉线纤维物质，与室内发现的线袜痕迹相符！

据说，这个结论在公安系统内部影响了另一个案件的侦破工作，那就是1981年发生的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被盗案。该案发生后，同样因为专家认为案犯无法从加了铁护栏的窗户中进入室内，而被认定为内外勾结案件。结果，馆内多名工作人员长期受到审查，而将近两年的时间都无法破案。

正是缝纫机厂盗枪案的侦查工作，使处理镇海楼盗案的负责人感到本案也可能有类似情况，所以适当减轻了对于接受审查人员的压力。几个月后，夜盗镇海楼的澳门飞贼曾树基在试图盗窃沈阳故宫时被捕，此案也随之真相大白。

回到缝纫机厂的案件，干警们试图还原那一晚发生的盗案经过——入夜，值班人员最后一次巡视后，预先藏在厂区的案犯携梯子来到武装部楼下，搭上墙面后爬到梯子顶端，踮起脚来够到窗沿，用猿猴般的灵敏攀爬上来，从千秋窗的缝隙中钻进室内。其间，他可能为了保持平衡用手撑了一下那块留下痕迹的玻璃。

进屋后，他戴上手套，直奔窥伺已久的保险箱，却惊喜地发现钥匙就挂在上面，这大大简化了他作案的流程……深夜12点前，作案完毕的案犯抹拭掉可能留下的痕迹，从原路退出，在大雨来临前携带赃物离去，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扶过那扇窗户。

调查重点，应该转到周围有犯罪前科，熟悉武装部情况，特别是身体轻捷的嫌疑人中……可这本来就是一贯的侦查重点，调查至今，结论是——周围并没有符合这几个条件的人员。

还是基本解除了嫌疑的值班干部提了个思路。他思前想后，对公安人员讲，这武装部的格局十年不变，会不会是以前在这里工作过，后来离去的什么人作案的呢？

最终，是技术科和区刑警队技术人员立的功，他们利用现有有前科人员留下的材料，进行指纹比对，最终，在3月7日对出了结果——有一名曾盗窃保险柜，叫做梁瑞南的案犯，留下的食指中环指印与现场留下的完全相符。

再经查对，发现他因为盗窃被捕后因年龄较小未被正式批捕。这个缝纫机厂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工读班，梁瑞南就在里面学习过，而且学习期间还在武装部干过几天勤杂！

原来，公安人员找到了梁瑞南的家，但发现其早已离去，顺藤摸瓜搜索他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梁瑞南这些年经常非法出入香港，并组织不法人员驾驶“大飞”进行抢劫。前几天，他曾回过一次家，有人听到他与同伙谈论到香港抢劫银行。

所谓“大飞”，是一种挂机快艇，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歹徒操纵这种小艇对香港岛和九龙沿海的水上餐厅、海鲜舫进行抢劫，因为速度快、目标小而难以拦截。

大陆警方因此迅速向香港警方通报了这一消息。加强戒备的香港警方在几天后抓捕到了携枪外逃到港的梁瑞南及其同伙，并在审理后将其遣返。梁供认自己为了到香港抢劫银行、金铺，利用对缝纫机厂武装部的了解和矫健的身手在该处盗枪的经过，过程与警方推测的基本一致。

也就在这一年夏天，盗窃望海楼的飞贼曾树基也被押回广州，连续两个做到了专家所说“不可能”的飞贼，让人们意识到原来燕子李三这类人物的确可能存在。不过，连续两个飞贼的失手，似乎也宣告了这种盗窃文化的没落，此后广东再未发现类似“身怀绝技”的空中盗客。

关于这个案件，有很多朋友作出了诸如从大门入，用梯子下这样精彩的推断，估计要是去做这个案件，可能比梁瑞南先生的手段更加高明（是夸人吗？？？），不过，这两起案件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如此，案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贼也没想到过竟然有这么多古怪的手段可以选择，这一点老萨也无法改变，只好实话实说啦。

至此，两个枪案先后告破，未丢一枪一弹，未在社会造成新的刑事案件，广州警方上上下下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这两个案件的侦破，也成为广东警方里程碑式的精彩案例，只是当时因担心引发社会恐慌宣传不多，如今，却成为了我们可以耐心品味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庆叔在这个案子中交下了一个好友，那便是缝纫机厂武装部那位值班干部，主要是对方那种宠辱不惊的态度，让他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问之理由，对方说，被审查肯定是不会舒服的，但自己在部队的时候也做过政治保卫工作，想一想当年也曾经用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别人，便觉得易地而处，体会一下对方的感觉，也是人生中应该经历的事情。

一瞬间，对这个连照片也不曾见过的人物，忽然有了些好感——想来，能这样想的人，在做那份工作的时候，也是不会随便冤枉别人的吧，否则，如何能有这份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