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正人的革命友情，始建于震惊中外的“万安暴动”。“万安暴动”在经历了前三次攻城不下的困难之时，初上井冈的毛泽东知道后，就立即派人送书信一封:“万安负责同志:泽东于10月间集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目前还在井冈山略加整理。风闻万安工作同志热情甚高，甚为钦佩。但闻几度攻城未下，是否要派些武装去协助，希望复函详答。”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在接到陈正人等万安县委领导回复信后，率部攻占了遂川县城，策应万安农军攻打县城。1月8日，万安县城在毛泽东率部配合下第四次攻打成功。就是在这次激烈战斗中，陈正人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陈正人(1907-1972)，原名陈林，字代伦，江西遂川县盆珠大屋村人，1907年12月12日出生。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创建中共遂川地方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组织“遂川劫牢”和“万安暴动”。1928年1月，跟随毛泽东投身井冈山的斗争，先后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被誉为“井冈之子”，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长期打击迫害，贻误心梗救治，1972年4月6日不幸病逝。
一、毛泽东亲自修改陈正人起草的遂川《施政大纲》
在著名的“万安暴动”后，1928年1月8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天主教堂亲自主持并召开了遂川县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革命遂川史上第一个党的县级组织--中共遂川县委，经毛泽东提议，21岁的陈正人被正式任命为县委书记。1月中旬，毛泽东又在遂川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了井冈山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二字诀”，用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分几路深入遂川乡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陈正人将部分县委委员及地方干部，分别插入各路宣传队，协同工作。在陈正人主政遂川县委工作期间，也是他和毛泽东接触最多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他的良师益友。他坚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就亲切关怀和指导他。在遂川县委转入井冈山脚下的黄坳后，就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定期轮训党员干部。毛泽东亲自编写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小册子，来给训练班党员作基本教材。陈正人除自己编写训练班党员学习材料外，还亲自上讲台去讲《怎样做个共产党员》。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站立者)在叶坪村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左一徐特立、左三任弼时、左五博古、右七朱德、右五陈正人、右一邓发。
1928年1月23日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前夕，毛泽东对陈正人和县委的同志说: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遂川人民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的政府还不太晓得，县苏维埃成立后的第一大事就是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让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为谁办事。要汲取茶陵建立的“人民委员会”那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府的教训，一定要搞出一个体现人民利益的《施政大纲》。于是，毛泽东就指示陈正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一个《遂川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陈正人就连夜写好了《施政大纲》初稿，总共30多条涉及方方面面。马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认为:内容可以了，但有些条文不够通俗，公布出来是让群众看的，应该用群众的语言。毛泽东拿起笔来，从头看起，一条一条地认真修改。初稿中原来的“废除债务”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了“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了“反对大人打小孩”;……经过修改后的《施政大纲》不但一看就懂，也好记，即使不识字的人，听人家念一遍，也能完全明白。
《施政大纲》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法。
谭震林在后来回忆这段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时说:它“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
二、为开好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三次致信陈正人
陈正人的一生是很传奇的，在千里寻党，从白区来到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时，已是1937年6月。毛泽东在家中亲自接待了这位他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并邀请陈正人夫妇吃饭，嘱咐陈正人好好的养病，病好后再工作。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突围找党的经过后，毛泽东给了陈正人很大的安慰与鼓励。毛泽东深情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都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7年秋，肺病刚刚好些，陈正人就急切地参加了工作，先接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一职。之后，又于1938年春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因工作劳累过度，肺病又复发，毛泽东十分关切，决定让他与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去新疆养病，并准备飞机送他去苏联治疗。1938年7月，因新疆政局不稳，陈正人病情已有好转，便在陈云安排下乘苏联飞机又回到延安。在延安，陈正人一边看病，一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整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工作。1940年9月，由于病情好转，陈正人被正式分配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工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陈正人仍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陈正人到西北局工作后，就着手开始了筹备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事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很关心重要文件的起草，曾于1941年8月19日写信给陈正人，说:“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在起草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更准确。”
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举行开幕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和《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20日，各小组阅读整党文件。21日、22日，由陈正人在大会上作《关于整党整风问题的报告》。陈正人在报告中共讲了“整党为了什么事”“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整党草案从何而来”“党员政策”“支部建设”“干部政策”“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等七大问题。
围绕陈正人的报告，与会同志从10月23日至31日，用了8天时间讨论整党整风问题。各小组的讨论是紧张而热烈的。其间，毛泽东又来两封书信，第一封毛泽东是写给谢觉哉和陈正人两人的:“此事(指精兵简政)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好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毛泽东第二封信是亲笔写给陈正人自己的:“正人同志:整党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作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弼时)、高(岗)商量酌定为盼!”会议最后根据陈正人的报告和讨论的意见，并得到中共中央认可，对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功绩做了充分肯定，批判了打击、排挤刘志丹等的“左”的错误。为刘志丹、张秀山等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同志彻底平反。
西北局高干会从1942年10月19日开始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历时80多天，毛泽东在闭幕式又做了重要讲话。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是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和现状的大检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是非常好非常实际的一次整风会议。其效果之大、影响之深，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共党史上都是少有的。
三、毛泽东亲自点将陈正人转战东北战场
在经过了艰难困苦的全面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终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听取了我赴东北先遣部队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的一份报告中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再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就这样，抢占东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就成为一场决定国共两党两军命运的举足轻重的棋局。
毛泽东亲自点将，除了派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高岗、彭真、张闻天外，还亲派了正在患肺病中的陈正人，去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总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整编、组建部队和调配干部。
在陈正人到达东北时，正是中共在东北战场遭遇第一次挫折的时候。东北战场格局是异常艰难的。除了国共两党抢占东北地盘外，美英等国也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迫使苏联要求中共党政机关撤出大城市。于是“三国四方”争夺东北的斗争变得纷繁复杂起来了。
基于当时东北战场的全局考虑，陈正人又根据自己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工作经验，他认为，东北若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就必须大力地去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进而进行土地改革，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起广大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这也正是毛泽东为什么要点将陈正人去东北战场的真正原因。就在这决定东北革命命运乃至全国革命命运的重要时刻，陈正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决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请辞“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主动请求去做创建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46年6月上旬，中央、毛泽东及东北局接受了陈正人的请辞，并同时任命陈正人为吉辽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6年7月11日，东北局决定撤销吉辽省委，以原吉辽省委所属吉林、吉东分省委为基础，组建中共吉林省委，任命陈正人为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因吉林省委所辖区域正是东北战场的中心地段。史称的“东满根据地”正位于现在吉林省的东部，东靠朝鲜、苏联，北与北满根据地相连，南与南满根据地相望，是连接北满和南满根据地的战略要地。东满根据地是“东北的腰杆子”。这里山高林密，物产丰富，除广大的乡村外，还有许多中小城镇，工业比较发达，正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四平保卫战后，原吉辽省委大部分地区已被国民党军占领，通往南满根据地的交通已被阻断。也正是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陈正人主政了吉林省委的工作。作为吉林省委首任书记，陈正人在主政吉林省委工作的三年期间，团结省委一班人，领导吉林人民以建设东满根据地、支援前线为总任务，终于以自己超凡的胆识与卓越的领导能力，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吉林省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
四、毛泽东说，派陈正人主持江西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迅即以雷霆万均之势，跨过长江，向江南奋勇挺进。全中国取得胜利指日可待。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中央在研究主政江西的人选时，毛泽东就看中了当年在井冈山斗争中的得力助手陈正人。毛泽东说:“派陈正人去江西，主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当时陈正人正在吉林省委主政工作，在接到毛泽东的急电后，就立即赶到北京。他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又住到香山党中央的临时住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分别与陈正人面谈了两天两夜，就江西解放后的人事安排、工作部署等事项做了详细的指示。
刚刚解放了的江西，正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剿匪反霸、安定社会、恢复经济，都是重中之重的首要大事。在陈正人紧张工作的日志里，他根本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首先完成了毛泽东在北京香山临别时让他捉拿的土匪头子肖家壁、罗普权。这个当初差一点儿害了毛泽东的匪首肖家壁、罗普权，也正是残害陈正人母亲张龙秀的匪首。
在1950年秋季，江西也和全国许多新解放区一样，一场轰轰烈烈深入性的土改运动也正在江西全省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
陈正人在广泛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切合江西土改斗争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写出了《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报告书。据江西省委原文书科长王田有回忆说:“我在江西工作五十多年，都搞文书工作，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领导，可以说没有一位领导能像他那样写什么东西都亲自动手，事事躬亲，一丝不苟。记得大约在1951年严冬，一个清晨，陈政委(当时都这么叫他)拿一份长篇文件过来，说要立即送到武汉华中局去……他最后交待说，就你一人去，千万要小心，一到就来电话。我胜利完成任务后没几天，华中局对我带去文件的批复下来了，给予文件极高的评价。不日，中央也有重要批示，毛泽东让全国各地参照执行，并将文件精神发表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去了。全国各大报纸也都转载。”就这样，陈正人关于《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报告书转发给了全国，并成为了引领指导全国性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
五、解放后陈正人三次重要调研都受到毛泽东极大关注
1958年2月初，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指派下深入到河北徐水县搞水利调研工作。陈正人到徐水时县境内最大的瀑河水库正在施工之中。如何从战略着眼，把徐水兴修水利的先进经验，科学有序地推向全国广大的农村，并探索出一条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农业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的新路，是此次陈正人在深入徐水调研水利中，在脑海里不断地思考着的大问题……
在近半个多月的深入徐水工作调研后，陈正人终于提笔把这些日子里思考的问题，以《报告书》的形式给中央、毛泽东写下了6648字的《关于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
在时隔7天后，即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成都工作会议的后期，看到了陈正人亲笔写下的《关于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后，就立刻做出了重要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陈正人的这份6648字的《报告书》连同谭震林呈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书》恰似姊妹篇，一个从宏观上着眼，一个从微观上入手，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立刻就成了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讨论文件之一。
1961年是毛泽东所说的调查年，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起来。
1961年5月初，身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在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汇报调研信，毛泽东阅后很是高兴。因为毛泽东是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又正恰好陈正人这封信赶在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半个月前(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
就这样，毛泽东趁借给陈正人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此信虽是写给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但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中。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见到毛泽东在5月6日的信件后，李井泉在5月13日就写了《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毛泽东看后并没加批语的又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来阅看。
而陈正人在接到毛泽东的信件后，就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名义，总结性地呈交给毛泽东来审阅。
此《“六十条”情况简报》是在第二次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于9月6日在此件上特别地批示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写得好。要知道此次庐山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并不是来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的，是以研究工业(出台了七十条)、高教(出台了高教六十条)、轮训干部为主题的会议。而毛泽东仍着重关心和注意的是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上。
1964年12月4日，身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已快两个月时，他给薄一波写了一封很有思想深度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看到这段文字后，立刻就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在看了陈正人这段文字后，接着就批了一段份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上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什么是“阶级斗争”?为什么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认识“干部官僚腐败的严重”呢?
陈正人给薄一波的这封信，尽管有着时代烙印，但他敏锐地指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律，要经常深入实际去搞调查研究，这不但是一个干部作风转变的问题，也是党风中的一个要害问题，现在读来仍不失现实指导意义。
文据《党史博采》作者 陈阳 穆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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