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和四行仓库孤军营在一起的日子 - 徽帮棋友会

本文作者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先生的外甥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还是中学生的她，跟随父母从嘉兴来到上海租界。由于偶然的机缘，她加入了由孤军营将士和抗日民众组成的孤军剧团，与谢晋元领导下的孤军营有两年时间的近距离接触。

1939年秋天，我（本文作者叶君琰）初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上海中学。那时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已将近两年了，上海表面上似乎和内地切断了联系，实际上租界居民日常吃的、穿的、用的，仍从四周通过各种渠道运进上海。

一天放学后，在松江女中初三就读的妹妹叶珉回家来告诉我说，她们班级里有人发起组织大家去参观孤军营。她说：“孤军营是‘八一三’死守四行仓库的孤军们现在住的地方，经过他们无数次的斗争，租界当局才作出让步，允许外界人士入内参观。后天是‘九一八’纪念日，他们照例举行活动。”我听后非常高兴，希望也和她们一起去。

第二天，我混在妹妹的班级里，向胶州路孤军营进发，到达目的地后，领头的同学走上前去拿出了介绍信，看守营门的白俄清点了人数，没有为难，一摆手就让我们排队进门了。

当我跨进营门时，眼前的一切，让我非常惊讶。孤军营的营房没有窗子，墙上等距离分布着一个个正方形的洞，由此透进亮光和空气。营房墙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纸，用毛笔写着醒目的抗日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仇敌忾，誓雪国耻！”营房的左边，有一个大操场，有跑道、篮球架、双杠、沙坑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操场的一侧，有一座升旗台，高高的旗杆上，中华民国的国旗仍在随风飘扬。

孤军营里人很多，大多是各学校、工厂组织来参观的年轻人。当我们走向一座最高大的营房，那是孤军将士们自建的大礼堂，礼堂前方有一个讲台，讲台后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左右分别是国旗和党旗。礼堂四周墙上，布满着抗日的标语和漫画。

上午9时整，台上后面的小门开了，走出了几个人来，为首的是个军人，瘦高个子，态度威严，走到了讲台的中间。不用说，为首的那位军人，就是谢晋元团长了。他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沉痛而激昂地向全体到会的人作了演讲。他的话虽不长，句句激动人心。

接着，一位学生代表也上台发言。他表达了对淞沪抗战国军失利的痛心，以及对八百壮士英勇抗敌的敬仰。随后，由孤军合唱团和孤军剧团做宣传演出。孤军合唱团唱了很多抗战初期流行的抗日歌曲，立时引起了台下强烈共鸣。

出于好奇心，我和妹妹等几个人，偷偷地跑到后台去观看。由于孤军剧团正愁缺少女演员，我们几个立即答应参加孤军剧团，帮助他们向“孤岛”民众宣传抗日。

加入孤军剧团后，我们就成了孤军营的常客。这段时间，我们和官兵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唯独见了谢团长仍相当敬畏。

淞沪之战爆发时，谢晋元并不是他们直接的领导，而是团部的一名团附。当他们这个营接受留守命令时，是谢团附主动要求留下协助营长死守四行仓库的。大部队西撤后没两天，营长在一次巡逻时中弹牺牲了，这副重担就压在了谢晋元一人身上。国民党当局为了鼓励他们死守仓库，就提升谢晋元为团长。

从踏入胶州路营地的第一天起，谢晋元就感觉到情况不妙，他们是遭到了租界当局的软禁。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些年轻气盛的战士早就不耐烦了，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寻衅闹事。面对军心躁动的局面，谢晋元当机立断，召集连排长到他的帐篷里开会。

谢团长向干部们介绍了目前的严峻形势后，说：“你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这里住上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没有自由，等于集体坐牢。弟兄们吃了饭整天没事干，这样下去军心要涣散的。所以要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我们每天还是要照常升旗、跑步、出操。第一步，先自己动手，把营房盖起来。”

很快，工部局的卡车运来了大批建筑材料，谢团长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建造营房的劳动。两三个星期后，一座伙房、四座营房就造好了。然后又建造了团部和大礼堂，在营房的东边建了一个操场。

官兵们的生活安顿好后，谢团长又向租界当局提出，要在营区内出操训练、学习文化和开展体育文娱活动。得到租界当局的同意后，第二天就来了一位戴眼镜的李先生，来负责孤军营的文化教学。

就这样，孤军营对外之门便逐渐打开了。营区里，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乐器队、歌咏队、棋队（象棋与五子棋）相继成立。不久，歌咏队进一步扩大，组成了孤军合唱团，接着又成立了孤军剧团……

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军一路西进，芜湖、九江、南昌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上海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恶劣。由于孤军营的名声越来越大，与上海民众的交流日益密切，引起了日本占领军的抗议。他们要求租界当局不许群众入营参观。租界联系人几次和谢团长交涉，均被谢团长严词拒绝。最后谢团长表示：“如果你们非要屈服于小日本的压力，那我们就采取绝食方式进行抗议。”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孤军营有接待演出的任务。我们一清早就去了孤军营，起初门口站岗的白俄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拿出了工部局发的出入证，再三和他们交涉，最后还是放了我们几个人进去。其他手持参观券的人，一律被拒之门外。

营里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昨天夜里租界联络人又送来了租界当局停止孤军营对外开放的通知。谢团长宣布从今天清晨开始绝食，直到斗争胜利为止。所以我们进营时，看到孤军将士们一排排静坐在操场上。

谢团长看见我们进来了，马上劝我们赶快回去，怕连累了我们。我们坚决不肯，抬眼四望，孤军营四周瞭望台上都架起了机关枪，白俄哨兵的人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绝食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挨到中午时，还有饥饿的感觉，到后来只觉得头昏身子软，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孤军合唱团为了鼓励士气，还不时地带领大家唱军歌。到了下午，有几个年老体弱的战士晕了过去，被抬进了大礼堂，我们连忙去照顾那些晕倒的人。

挨到天快黑了，我们也只好回家了。临走时我们和战士们约定，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再来，如果看门的不让进来，我们会在围墙外面等着，有什么情况，让孤军营将士们用纸包块石子丢出来，我们可以给李先生或《正言报》送信。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孤军营，我们想按照老办法混进营去，站岗的白俄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们见交涉无效，只好退了回来。

据附近的市民说，昨天晚上租界当局派了好几个人来，要孤军营停止绝食。官兵们坚决不答应。那几个人火了，就下命令切断水电供应。战士们气极了，拿了棍棒就往外冲，和白俄警卫发生了冲突，白俄警卫也朝天开了枪。后来还是谢团长和几个连长，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要求租界当局派人来谈判，否则他们就静坐绝食到底。

我们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进不了营门了，就跑到昨天和战士们约定的地方去坐等。下午2点钟，在我们坐的马路街沿背后，突然有个纸团掉在墙脚边。我们几个人赶紧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一卷照相胶卷，和一封《告上海市同胞书》，加上一张便条，要求“速送正言报社”。我们拿了这些东西，立即朝报社跑。我们请报社的朋友尽快把照相底片冲出来，和《告上海市同胞书》一起见报，这样可以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

次日一早起来，我们又来到孤军营。抬头看瞭望台，架着的机关枪不见了。我们心想，肯定是租界当局让步了。我们飞快向营门奔去。果然，门口的白俄守卫，二话没说，就让我们进入了。

进了孤军剧团办公室，他们才告诉我们：“昨天晚上，租界联络人和李先生等人来到团部。租界联络人正式向谢团长道歉，说这是个误会，希望我们停止绝食，今后孤军营仍和过去一样对外开放。”

据李先生说，开始时租界当局的态度还很傲慢，后来，李先生拿出了《正言报》准备刊登的照片和《告上海市同胞书》以及相关报道，严正告诉他们，如果今天不把问题解决，明天一早就见报，让全上海的人看看你们是如何对待被非法囚禁的国军官兵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软了下来，同意孤军营按原来方式对外开放。

1941年春末的一个早晨，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排戏，一跨进营门，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战士们个个魂不守舍，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坐在地上发呆。待我们走进去才知道噩耗，谢晋元团长在当天清晨遇刺身亡了。

原来，那天清晨，在例行晨操的时候，谢团长站在司令台上看战士们跑步。当队伍走过他身旁时，排在最后一排的郝某某突然从队伍中窜了出来，弯下了腰，从绷带里抽出一把一尺左右的匕首，转身向毫无防备的谢团长胸部和腹部乱刺。等大家回头看时，团长已倒在血泊之中。只短短几分钟，团长就停止了呼吸。

郝某某在行刺得手后，拿着匕首，从操场向营口逃去，被门口的白俄守卫截住了。不一会，来了一辆警车，把郝某某带走了，说他是杀人犯，要送他到巡捕房审问。

战士们当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还是徐连长叫人把团长抬回团部，清洗血污，换上干净衣服，抬到大礼堂里安放。同时叫白俄领班打电话通知李先生他们来营，共同商量后事。

战士们一个个义愤填膺，都说郝某某肯定和外面有勾结，白俄门警让他冲出营门，却不让大家抓她回来，一定是事先就布置好的。

谢晋元遇刺身亡的噩耗，很快就传遍了上海滩。各家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各界人士和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报社，要求严惩凶手、追查幕后指使者，同时还提出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不屈的民族英雄。

谢团长去世后，整个孤军营的气氛变了。孤军营真的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早锻炼流于形式，文化课上不下去，孤军剧团的排演也时有时无。

1941年冬，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将孤军营将士全部解送各地为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