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失利后，政委和参谋长撤职并判刑，之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 - 徽帮棋友会

“打了败仗要军法从事”，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解放军，在战争时期都有着一套军事问责制的处罚制度，轻则当众做检讨，重则撤职、判刑甚至枪毙，具体则要由部队的受损程度和军事主官是否犯有主观上的错误来定。今天笔者就来介绍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失利及战后处分的事例。

赣西南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卫星苏区之一，行政上归湘赣苏区管辖，但在地区上却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西部的上犹县和崇义县，与属于中央苏区的赣南苏区仅一江之隔。1932年3月上旬，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受挫后，红三军团和红七军组成西路军，在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政委滕代远率领下，西进上崇地区活动了两个多月，极大地巩固和扩展了这一根据地。

在西路军的庇护下，赣西南苏区的地方武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苏区武装正式升级为湘赣军区第四分区，下辖崇义和上犹两个县独立团，红三军团还在这里设立了后方医院，安置了600多名轻重伤员。到6月，红三军团主力北返中央苏区，为了保卫这一新根据地，军区指挥部将几支地方武装合编为一支红军地方正规武装——独立第十二师。

独立第十二师师长为曾任红三军团团长的叶长庚为师长，政委为曾任红三军团第七团宣传科长的魏恒，参谋长为曾任红五军连长的童山（也作童珊），全师起初共有两个团500人枪，主要由上犹县独立团和汝城、桂东、遂万赣游击队和红七军留下的部分伤病员组成。除了该师外，苏区还有警卫团、独立团、补充团和教导队等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总数约上千人。

叶长庚是从国民党军投奔过来的排级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虽然没啥文化但有一定军事经验，因此晋升很快。魏恒是青年学生出身，有点文化且能说会道，但缺少带兵和指挥作战的经验，由于担任中共河西道委书记的陈葆元曾在第七团任政委，与魏恒比较熟悉，因此才提名由他任师政委。

1932年7月，获悉西路军主力撤离赣西南苏区后，国民党军粤军余汉谋部立即派第一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前来“进剿”，并很快占领苏区内的各主要县城。面对敌军的优势兵力，8月下旬独立十二师决定以少数地方武装在苏区牵制敌人，主力则出击外线以求得发展，临走时师政委魏恒为了加强主力，将崇义独立团改编为师第三十四团带走。

之后独立十二师先后在赣西南各县进行游击作战，攻打了衙前、马石井、唐江等地的地主保安团，缴枪数百。获悉唐江镇沦陷后，粤军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独立十二师夹击而来，红军在师长叶长庚带领下，向北连夜急行军八十里，在板桥镇桥头岗阻击追敌一夜。待敌退去，独立十二师根据情报突袭遂川县城，歼敌一个营300余人，俘粤军营长、副团长各一人。

独立十二师在遂川县城呆了三天，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开展群众工作，通过补充俘虏兵和招募当地群众，部队扩展到近1800人，并整编为三个团，其中第三十四团团长吴某某，第三十五团团长田海清，第三十六团团长吴志高。红军战士们手中的老式汉阳造步枪也都换成了粤军从海外购买的新式步枪。

但此时在原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却损失惨重，10月河西道委书记陈葆元在与粤军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各独立团营基本解体。连设在崇义县大王洞的红三军团后方医院也被粤军破坏，200多名重伤员被烧死，400多名轻伤员被俘，库存的800多枝步枪和4门迫击炮被全部掳去。

10月后，粤军认为清剿基本结束，便将主力撤回广东。获此情报，在遂川城的独立十二师准备回师苏区，相机恢复沦陷地区，由于此时叶长庚患疟疾无法行动，军区批准其离队休养，并由第三十五团团长田海清代理师长。

1932年11月，独立十二师抵达原苏区崇义县思顺镇，粤军在镇上尚驻扎有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的一个步兵营。红军对对方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攻，只是派尖兵骚扰了几枪，粤军则干脆坚守不出。田海清和魏恒就这样带领部队在思顺镇对面的山上白白停顿了六个小时，直到粤军第五团的另一个营赶来增援并包抄独立十二师侧背时，才匆忙下令撤退。

红军只走了三十多公里，魏恒自以为已经没有危险了，便下令部队停顿下来宿营过夜。但此时粤军第二师的两个营早就在红军次日将要通过的鹅行山区设下埋伏。第二天红军果然通过这里，结果遭到粤军两个营的伏击，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只有一半得以突围，另一半则溃散逃入山中，并在粤军之后的搜山中大部分缴械投降。

此战之前独立十二师原有兵力1800余人，步枪上千余支，结果战后收容时只剩下710人，步枪380条。但根据粤军事后编撰的战报显示：此战粤军仅“毙匪二十名，俘百余名，获机关枪一挺，步枪百余枝”。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是在混乱中带着武器与大部分失散。

对于赣西南苏区的沦陷和独立十二师的失败，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早有定论：“由于师政治委员魏恒没有听取第三十五团团长、代理师长田海清的意见，指挥部队与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硬拼，致使战斗失利……”

这一结论显然来自于叶长庚于1961年接受采访时的谈话，他指出：“遂川战斗胜利后，政委魏桓、参谋长童山骄傲了……田海清代理师长虽是当事人，但没实权，只得由他们决定……那时大部地方武装编掉了，只剩少量地方武装，同时，地方党随主力部队活动，对地方武装没有抓紧领导，这样就剩下十二师孤军奋战。”

由于叶长庚没有随部队活动，显然不能说了解事件的全貌，这一结论应该是来自他对当时战后总结的印象。事实上，当时湘赣军区所做的报告在提到鹅形战斗时也都有着类似的结论：一是认为由于地方武装都被独立十二师编调导致苏区轻易沦陷，二是把责任都归在陈葆元、魏恒和童山身上，指责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改组派分子。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当时的主客环境，便会发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赣西南苏区的区区一两千地方武装，来对付粤军的一个正规师，地方武装不管留多留少，都是以卵击石，毫无招架之力，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十二师带走一部分地方武装出击外线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唯一有问题的，大概确实是魏恒、童山等人的指挥问题。

鹅行战斗失利后，湘赣省委开始追究起相关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师政委魏恒由于拍板了部队经鹅形撤退的路线，被认为犯有“官僚主义、忽视党的工作和贪污腐化”，最终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并被判处监禁三个月。

师参谋长童山由于在战斗失利后没有及时掌握部队，临阵脱逃，导致整班整排的红军战士在粤军的喊话下主动缴枪投降，再加上他被查出有“改组派”的嫌疑，因而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并被判处监禁一个月。之后童山和魏恒都消失在了相关历史记录中。

原师长叶长庚虽然由于生病没有随部队行动，但被认定为对率领部队离开苏区而造成苏区失陷负有一定责任，因此被撤去师长职务并留党察看半年。之后叶长庚参加了红六军团的长征，又先后在晋察冀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工作，并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代理师长兼第三十五团长田海清由于在战斗中坚持了正确意见，因此虽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仍被任命为独立十二师新师长。长征途中，田海清任红六军团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二团团长，在甘溪战斗中遭桂军包围，最后弹尽粮绝跳崖牺牲。

独立十二师则在之后一直随湘赣军区主力红八军活动，参与九渡冲伏击战和棠市伏击战的胜利。1933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红八军被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独立十二师也被改编为第五十一团，此时恰好是该师成立一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