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一善举，感动军统特务，获重大情报，李克农不敢相信 - 徽帮棋友会

蒋军败退台岛后，也曾进行过所谓的“检讨”。由于其本性所限，他们永远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所能“检讨”出来的东西，不是本末倒置，就是诿过于人。例如，他们说我方擅长“心战”，惯于“收买人心”。实际上，我方长期居于绝对弱势地位，要钱没钱，要利没利，那种赤裸裸的“银弹攻势”，反倒是老蒋在历次军阀混战和高层博弈中的“拿手好戏”。

不过，我方虽然没钱，但无论是对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还是对待尚未或已经走下战场的敌人，都待人以诚。这种真诚，恰恰是惯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蒋军内部极度稀缺的。因此，我方靠着真诚二字，不但能团结到大多数人，而且每每能将敌人转化为朋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双方经过重庆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当年12月15日，美国派遣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以“特使”名义“调处”中国问题。

1946年1月上旬，双方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根据这三项协议，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三人组成）领导。

军调部由我方、蒋氏和美国三方各派一名委员组成。我方代表是叶剑英、蒋氏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除了委员，三方还都往军调部派驻了其他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佩戴着统一的标志，理论上都拥有合法的、能自由行动的身份。

但是，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对蒋氏来说，所谓军调，只有三项功能：对外糊弄美国人，对内欺骗民众，为将猬集在西南大后方的蒋军主力运至前线争取时间。因此，蒋氏不仅利用军调挑起事端，企图给我方泼脏水，还出动大批军统、中统特务，以各种身份接近军调部里的我方人员，策反、刺探情报、设圈套、下绊子，什么下三滥手段都用。

而我方除了利用军调的机会据理力争，揭露蒋氏“假和平”阴谋，通过各种途径与国统区各阶层群众接触和宣传主张外，自然也加强了代表团的保卫工作。

创建于1900年的北京饭店，位于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都是北京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抗战胜利后，北京饭店由北平接管，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军调之初，我方代表团人员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一层和二层的一部分房间里。蒋氏代表团住在二层一部分和三层一部分房间里，美方人员住在三层。为了监视我方代表团，蒋氏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和一、二层的走廊里。就连派给我方代表团的司机、服务员，也大都由特务充任。

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的耿飚，也是我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需要外出办事。每次出去，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先在马路上、胡同里反复兜圈子，直到确信甩掉了“尾巴”，才敢去办正事。

有一回，耿飚到电影院买票时，看见两个特务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候着他，便索性多买了两张票，递到他俩面前：“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这一举动，着实让特务很尴尬。他们一边接过电影票连声道谢，一边喃喃地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嘿嘿，例行公事。”

时间久了，耿飚不仅和许多特务混熟了，甚至连特务家住哪里，也搞清楚了。一次，他发现经常在北平饭店内监视我方代表团的一个特务，有好几天不露面了。向其他特务一打听，说是得了疟疾，正待在家里呢。耿飚觉得对方虽属敌对阵营，但基层人员和高层应区别对待，本着人道精神，他到药店里买了点奎宁，到那个特务的住处——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所小房子里去看望他。

其实，耿飚并没往深处想，此举也没有任何功利性。但在特务们眼中，此举比原子弹还要震撼人心。那个生病的特务十分感动：“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倒来照顾我！”感动之余，他主动将特务内部情况，包括对我方代表团监控的分工情况，如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包括谁负责监视李克农，谁负责指挥持务司机等等。

耿飚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但因为特务提供的监视分工未涉及叶剑英，遂追问了一句：“那么，对叶剑英呢？”特务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仅是派人监视了。”一听话里有话，耿飚便立即“打蛇随棍上”：“这我知道，你们还用别的方法。”

“啊？你们也知道！”特务显得很吃惊，接着解释：“不过，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翠明庄方面的事另外有人负责。再说，像这种安装窃听的技术，我也不懂。”

翠明庄位于北平东华门拐角处，是蒋氏方面给叶剑英安排的住处。特务的这一话，信息量可不小。耿飚回到代表团驻地后，立即将情况向李克农作了详细汇报。李克农非常诧异，觉得耿飚没啥地下工作经验，特务居然主动向他透露如此机密的信息，别是假的吧？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李克农这位老地下工作者，仍然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立即带人去翠明庄“打扫卫生”，果然找到了窃听器。这一下，李克农可对耿飚这位地下工作“门外汉”刮目相看：“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至于找到的窃听器，李克农令人按原样放好，然后以有要事相商为由，把郑介民、饶伯森叫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挖出窃听器，当场提出严正交涉，给了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大大的难堪。李克农借机让我方代表团搬离北平饭店，同时也为叶剑英另寻了一出更安全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