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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档案春秋︱木刻的抗战志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7-8-30 11:34
标题: 档案春秋︱木刻的抗战志

魏松岩

1937年7月的一个清晨，远在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繁华的街头矗立起三幅巨型抗战宣传画：悬挂在总府街商业场口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到处无净土》，立于少城公园门外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此时距离七七事变没过几天，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这三幅画推出及时，画幅大，冲击感强，极具震撼力，瞬间将全面抗战的烽火气息，从千里之外的华北前线延伸到了大西南的民众当中。

意义非凡的抗战版画

三幅画由“四川漫画社”制作，这是成都一群志同道合的进步画家自发成立的团体，时年二十五岁的画家张漾兮是发起人和核心人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他的作品。在现存已经斑驳的画面里，张漾兮营造出一幅全面抗战的热烈场景：倭寇造型的日本侵略者仰翻在地，上方是抡起枪托奋力砸下的戎装军人。右侧有个人，正持刺刀刺向敌人头部，身背草帽，便装，没有帽子，应是代表着非正规武装。背景里战马嘶鸣、喊杀震天，抗日队伍正前赴后继地奔赴前线……这是画家发出的抗战动员。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多，不识字，但漫画看得懂，表情达意直观生动。这三幅画在成都市民中引起不小震动，很多年后，那个年代过来的个别人还能回忆起初见时的热血沸腾。

八十年后，西子湖畔，在窗明几净的咖啡馆里，张漾兮的长女张芦宛说：“七七事变之前，我父亲就一直在关注东北和华北的局势，他始终有危机感，预感早晚要和日本人全面开战。在那之前，他已经创作了大量宣传漫画。他学生时代就是进步团体的成员，那时他是四川美专西画系的高才生，学校本来有意让他留校。临近毕业，因为参加学潮，学校虽然惜才，但迫于压力，不但取消了他的留校资格，还扣留了毕业证书。1937年底我出生，父亲给我取名芦宛，芦沟桥的芦，宛平城的宛。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我也刚好八十岁。”

安排在中国美院附近的这家咖啡馆见面，是张芦宛女儿陈焰教授的主意。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油画博士，如今在中国美院任教，外公张漾兮则担任过中国美院首任版画系主任。

张漾兮来美院任职，是在1949年7月。那年春夏之交，他受王朝闻推荐，从香港动身，前往北平，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被推选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执委。文代会结束之后，张漾兮受邀来到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之后领衔创建版画系，成为版画系的奠基人。当时，美院版画有“两张两赵”之隆誉，张漾兮既是其中“一张”，“两赵”的赵延年、赵宗藻也是由其积极聘请而来。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1964年张漾兮因病在杭州过世，五十二年的人生中，他创作了大量进步作品。张芦宛介绍说，1970年代，自己利用出差机会，开始逐一拜访父亲的故友。从浙江大学退休之后，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更是将收集父亲作品，完善父亲生平作为余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曾经连续两个月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历史报纸的缩微胶卷，每天开馆我就进门，闭馆我才离开，像上班一样准时。几年下来，从各类档案、当年的报刊中找到的署名作品，加上母亲精心保管下来的部分，总计积累了近二千幅漫画和版画。”

近二千幅作品中，抗战版画占据相当的比例，它们的意义远不止艺术价值上那么简单。全面抗战八年，张漾兮在西南成都发起进步社团，积极组织抗战宣传，始终战斗在对敌舆论的最前沿。同行评价他“左手攻击，紧握对敌的匕首；右手激励，挥动鼓舞民众的刻刀。”

创办四川漫画社

1912年，辛亥革命的次年，张漾兮出生在成都，十四岁时考入四川美专初级师范科，两年后保送入美专西画科。在学校，他的专业是西画，学习速写、水墨、水粉、油画。能够成为版画家，完全是因为走上了进步宣传的道路。

最早，他的进步宣传舞台在《新民报》。1937年2月，张漾兮受聘为该报的美术编辑。创刊于1929年9月的《新民报》是《新民晚报》的前身，这份报纸后来在上海得到传承。创刊伊始，《新民报》就是一份面向全国的爱国报纸。“九一八”事变后，它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抗敌御辱，深得人心，销量由二三千份一跃过万，并在旗下聚集起一批进步文艺青年。当时报上每天都刊登有张漾兮的作品。起初他用“国士”“长弓”落款，1937年3月开始启用一个全新的名字——漾兮。长子张鼓峰在回忆父亲早年生活经历时说：“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幸的遭遇，使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感慨万分。他深深感到，人生好比一条小船，在波涛起伏的大海里漂泊。‘路漫漫兮，荡漾兮……’感慨之余，他为自己取了个笔名——漾兮，这个笔名陪伴他度过了一生。”

在《新民报》，张漾兮创办《新民漫画》专栏，创刊词里，他写道：“拿起自己所使用的工具——漫画，来参加这一悲壮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新民漫画》创刊号

这句话是鲁迅先生新兴木刻运动精神的呼应。1931年鲁迅在上海创办“木刻讲习会”，拉开全国规模的新兴木刻运动。张漾兮对鲁迅先生极为崇敬，自从1936年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后，他在1938、1939、1940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日连续刻制和发表鲁迅像，1949年又在香港报纸发表鲁迅坐在纪念碑座上的形象作品——《路是人走出来的》。其间还发表过几幅歌颂鲁迅的漫画，他刻过祥林嫂，曾计划将祥林嫂刻成连环画。这些经典的鲁迅形象，不仅在当时引发好评，2017年4月四川美术馆举办“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鲁迅像仍然是最引人驻足品赞的展品，张漾兮创作的经典鲁迅形象跨越八十年经久不衰。

几年后，木刻运动逐渐形成三个中心：沦陷区以杭州为中心，解放区延安的版画声名最响，国统区的核心就在成都。其时，关外陷落，日寇铁蹄日益向中华腹地迫近，木刻版画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便是“抗日”。张漾兮的朋友乐以钧、苗勃然自鲁迅身边学习归来，从上海带来“为大众而艺术”的理念，强调 “美术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功能，在民众中要起到宣传革命真理、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漾兮立即联合乐以钧、苗勃然、谢趣生等一群艺术青年，第一时间发起成立“四川漫画社”,抓紧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据张芦宛说，四川漫画社的准确成立时间应是1937年8月7日。

《四川漫画》创刊号

因为是自发的组织，没有经费，而创作任务又很急迫，四川漫画社成员都是自己出钱购买彩漆代替颜料、购买木料，自己动手制作木框、木架。自成立开始，漫画社的宣传作品，经常出现在春熙路、祠堂街等繁华街口，其中最轰动、最响亮的就是那三张巨幅。

为鼓舞民众，漫画社将漫画与其他文艺形式结合，以观众“看得懂、有触动”为目的，扩大受众。成都人喜爱看电影，漫画社就制作宣传抗战的幻灯片，无偿赠送各影院，在正片前加映，使那些爱看爱情片、文艺片的太太小姐公子少爷们也接受抗战教育。

1937年底，淞沪会战之后，政府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大批知名文化人士、进步作家和画家从沦陷区辗转来到西南，四川逐渐成为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知名学者侯外庐在回忆录中说：“抗战年代的西南大城市，聚焦着中国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学者和文化人，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及至一些县城和乡村，集中各种科学家和各类学者密度之高，前所未有，今日也难再现。”

此时，版画作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表现方式，吸引着更多的进步画家投身其中，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四川漫画社，漫画社的规模和影响日益广大，创作力量不断加强。他们有自己的刊物《四川漫画》。社员也向各进步报纸投稿，一律不收稿费，这些报纸包括《四川日报》《星芒报》《国难三日刊》等等。张漾兮、谢趣生还先后创办了《战时后方画刊》《自由画报》两个专为自己社员发表漫画、木刻的美术专业报刊。年轻的版画家们，以艺术家和战士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抗战舞台之上。

临近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阶段，悲观低落的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国民政府中分化出的一批人，甚至流露出投降言和的倾向。漫画社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氛围，为振奋士气，这年1月，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漫画社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教会举办了首次“抗日救亡漫画展”。展览规模空前，共展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劝夫从军》《敌后游击队员》《如此凯旋》《比娘子关更重要》等一百六十多幅作品。多家报刊刊发漫画社的《为掀起全民抗战宣言》。展览结束后，张漾兮等人的十幅作品被选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反法西斯漫画展”，在世界范围内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这期间，张漾兮夜以继日，一日一画，一周一刻，持笔不辍，既要创作，又要筹划宣传活动和管理漫画社的日常运转，殚精竭虑，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抗日救亡漫画展”在成都展览之后，又到崇庆、双流、温江等地巡展，木刻、水粉、水彩、素描等作品均标价出售，以收入购买布匹，全部捐赠给从沦陷区入川的难童。漫画社的义举受到多家报纸赞颂，作家沙汀、周文、陈翔鹤、杨波，演员白杨、谢添到场支持。观众在留言簿上写满“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每幅画都是射向敌人的炮弹！”“于无声处听惊雷！”等语句。这样的义卖，漫画社前后组织过三次。

陈焰对外公张漾兮的事迹已经非常熟悉，据她说：“四川漫画社的存在时间不算长。1940年，当局找借口，解散了一切抗日民众组织，漫画社也被勒令停止活动，但这支力量和精神仍在，直至1945年创办《自由画报》，骨干力量仍是四川漫画社的成员。”

在全面抗战的最初几年，漫画社起到鼓舞人心，传递希望的作用，当时四川大凡重要的抗战画本，都由这个团体的成员创作。张漾兮是漫画社的发起人和领导核心，也是其中创作水平最高、数量最多的一位。

《四川漫画》第二期

北古元，南漾兮

距成都千里之远的延安解放区，版画创作呈现出另一种明亮火热的景象。早在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一大批追随左翼文艺工作者，包括三十年代参与新兴木刻运动及爱好美术的青年人，如江丰、叶洛、力群、胡一川、陈铁耕、张望、沃渣、马达、王流秋、陈叔亮、华山、彦涵等先后来到延安或陕甘宁边区。

据彦涵回忆，1938年夏天，他徒步行走11天，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当时，和彦涵一样的人不在少数。同年，鲁迅艺术学院创立，内设美术系。毛泽东为之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延安的版画创作以鲁艺为基地，活跃又持久地开展起来，《狼牙山五壮士》《黎明》《保卫家乡》《向敌后挺进》《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从敌后运来的胜利品》《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就是这一时期延安抗战版画作品的代表。

后来，张漾兮从朋友处借到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以后深受启发。他也看到了一批解放区木刻作品，对照研究，提升了自己作品的战斗性。

张漾兮曾有过“去延安”的念头，并和王朝闻商议过具体方案。后因各种因素，他延安之行的想法一次次搁置。当时，王朝闻还是单身，张漾兮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家中岳母在堂，妻子没有工作，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靠他一人维持。后来，王朝闻去了延安，张漾兮为他送行，很是羡慕。临行前，他帮王朝闻化妆，打扮成小伙计的模样。王朝闻就是凭借这副伪装，在一位赶大车老头儿的掩护下，顺利进入到解放区。

张芦宛说，父亲与王朝闻1930年，学生时代时成为朋友，为反对军阀压迫和镇压学生活动，他们曾在社会上组织过“时代画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1939年1月，又共同组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起策划抗战宣传，一起面对危险，并肩作战。

王朝闻离开后，张漾兮接替他的工作，担任成都民众教育馆主任一职。张芦宛说：“那时我父亲还不是党员，但他猜测自己身边有中共的地下党，因为身份都不公开，这个猜想没有得到验证。”

其间，张漾兮与洪毅然、谢趣生、梁又铭、王希谨、秦望等人定期举行艺术座谈会——“星期画会”，研讨延安的版画作品，研究版画创作如何更好支援抗战。

画家严波回忆说：“有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集》被我遗失了，里面有张老师不少作品。张老师的作品意义深刻，大多是宣传抗战救亡与反映旧社会的黑暗与痛苦。他告诉我们年轻学生要起来投入到抗日和反压迫的斗争，这个运动蔓延到了全国。张老师的木刻艺术同时告诉了我们年轻学生要奋斗，要追求理想，并且帮助我们认清了现实社会的黑暗，鼓励我们奔向光明。它帮助我们突破了原来的思想，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去追求进步、解放、民主和自由。”

严波提到的这本《抗战八年木刻集》，194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先生在序言中评价张漾兮的作品：“风格豪迈，有倔强的线条，正和他的困苦不倔的性格一样。”

受延安版画艺术的影响，张漾兮的创作有了新的面貌，他的《擦皮鞋的孩子》《饥饿的愤慨》《告地状》《煤矿工人》等作品，更突出地体现浓烈的情感，风格更为朴素写实。抗战后期，他因为版画作品中强烈的战斗性，获得了“北古元，南漾兮”的声誉。

《战时后方画刊》

抗战版画捐赠国家

从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张漾兮的创作脉络一路追随抗战轨迹。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一系列重大战事，在他的刻刀下成为一幅幅催人奋战的画面。他关注抗战的每一个领域，创作主题覆盖面极广，有反映世界和平和国际反法西斯主题的《三个摩登男性》《两只狼》《盖棺》《敌国新兵》《人类耻辱的两个代表》《希特勒的最后领土要求》；有揭露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血债》和《日寇暴行》；有痛斥汉奸走狗的《后方的汉奸》《怀鬼胎》《妹妹来看汉奸傀儡》《华北自治联合政府》《标准亡国奴》；有鞭挞大汉奸汪精卫的《出卖中华民族的汪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平型关、台儿庄两次大捷的作品。

1937年9月25日，在抗战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以简陋武器主动迎战日军，歼敌一千余人，击毙中佐二人，取得抗战的首个胜利。平型关大捷震动全国，一些悲观人士号称“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粉碎。张漾兮激情澎湃之余，即兴创作了大型宣传画《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和《平型关大捷》，很快摆放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画前吸引成千上万人驻足观看。

第二年春天，捷报再次传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二万余人。1938年4月16日和23日，张漾兮创作的系列版画《台儿庄战役》《侵略者最后的晚餐》和《老子同你拼一下》发表。

同时，他还以东北军“雪国耻复故土”为主题，发表了《走！带你回老家》，强烈地抒溢了“打回老家去”的期望，东北军悲怆中奋起的情绪应和着国人的共鸣。1945年日寇投降，张漾兮庆祝抗战胜利的大幅宣传画出现在成都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他的抗战版画传播广，影响力大。曾是上海中学生，1956年第一批考进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版画系的陈聿强说，他在童年时曾经历过日寇侵占者的肆意横行及遍野凄凉，也知道些旧社会的国情凋敝以及满目疮痍，自己青年少年时代的心底蕴藏着追求光明和希望的心愿。而这一切都和张漾兮有关——正是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的张漾兮木刻版画给了他前行的力量和方向。

鼓舞别人，在民众面前精力充沛、信心满怀的张漾兮，本身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八十年后，张芦宛的回忆再现当年的情景:“抗战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就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抗战版画都是无偿创作。因为没钱，有时就要全家挨饿。我母亲很伟大。她和我父亲是四川美专的同学，出身在富贵人家，在学校的时候，就常接济我父亲。我父亲7岁那年，父母双亡，很不幸。他寄养在叔父家中，14岁的时候，违背家人让他从商的期望，偷偷当了被褥，考入四川美专初级师范科，两年后保送进美专西画科。其间，叔公家业破败，我父亲没了经济支持，本想退学，幸而得到师友资助，这其中我母亲出力最多，多次用默默节省下的零用钱，为他交学费。“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他们结婚。为和我父亲结婚，我母亲家里和她断绝了关系。起初她有工作，当小学教师，后来为了支持我父亲，照顾家庭，就辞职回家包揽了全部家务。”

张漾兮从事进步创作，在国共合作前一直被当局当作“共党嫌疑”，抗战结束后，这种局面更加严峻。陈焰说:“我听家里的长辈讲，1947年5月底，有地下党员传来消息，说6月2日将进行大搜捕，我外公的名字在黑名单里面。后来搜捕提前了，6月1日就有很多人入狱，包括杨伯凯。他是刚过世的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的父亲，受周恩来派遣，在四川从事统战工作，是我外公的朋友。我外公躲过去了，因为搬家，特务按原地址没找到他。那些年，外公外婆总在搬家，不停搬，十二年搬了九次家。我外公是在6月1日转移的，当时天刚亮，新搬的家没来得及安顿。”

那次转移由共产党和民盟一起组织，去绵阳。到绵阳后，没找到接头人，接头人已经被捕了。张漾兮和张天翼等人就转移到郫县，住在河心竹林的草棚里。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几张代表作《煤矿工人》《人市》《抢米》。一年后，在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以及致公党朋友的安排下，他从重庆，到武汉，辗转去了香港。战乱中，张漾兮的作品散失掉不少，非常令人遗憾。

“首届全国文代会结束后。刘开渠、江丰就让他去了杭州。1951年暑假他才回成都，和家人见上面，那次他把我带到了杭州。我跟着父亲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1956年，学校买了少年宫边上一栋房子，我们分到一间，全家才从成都搬来。我记得我母亲很多东西都没带，但是将那些画装箱带到了杭州。我母亲过世很多年了，我总记得她指挥我两个弟弟抬画箱的场景。”张芦宛说。

如今，这些辗转保存下来的画，多由张漾兮的后人捐赠国家，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四川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画家梁江说：“少年时代学画，最直接的老师是画刊或报纸。由此，我记住了张漾兮的名字。”张漾兮和他的抗战版画向世人昭示，八十年前的抗战，是一场民族的全面抗战，他的版画在黑暗中镌刻光明、传递希望，在烽火中鼓舞斗志、呼唤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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