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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冼HUAN汉回忆录之南征北战》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39
标题: 『经典连载』《冼HUAN汉回忆录之南征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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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恒汉（1911-1992）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39
第一章百色举义旗

家

我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八月初九日出生在广西右江奉议县（也称田州，现改为田阳县）四那村塘凭屯一个壮族农民的家庭，乳名“亚华”，学名冼恒汉。

冼氏家族的祖先，据说是从广东南海来的，同本地一个姓黄的壮族妇女成婚后，在那里就地落户了。一个广东人为什么到广西来落户，我们的老前辈谁也说不上来。我们村子除一家黄姓的以外，三十多户都是姓冼的，可见年代已经很久了。

我弟兄三人。哥哥九岁，我六岁，弟弟三岁就丧父了。父亲逝世后，丢下三个孩子，由年纪已到花甲的老奶奶和二十多岁就守寡的母亲，靠经营二亩多地抚养我们。但是困难很多，我们还小，奶奶老了，母亲虽然年纪还轻，但耕地、耙田都是重活，干不了。怎么办呢？就是每年春耕和秋收时，靠我姑父、姑母来帮忙。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也慢慢地能够参加农活了。我八岁时，奶奶让我读书，到近邻的录端村私人办的初小上学。我奶奶带我去，一进学校的门，首先给“孔大圣人”磕三个头，转身过来又向老师鞠躬，老师给我指定座位，这就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了。

学生都是走读，回家吃饭、睡觉，但每天必须按时到校，迟到的要打手板或罚立正，老师要求十分严格。我小的时候怕挨老师打手板，宁愿在家里放牛。再就是希望下雨，盼河水涨得大大的，好不去上学。我的奶奶很厉害，坚持冼家要出一个“识字”的人，否则孤儿寡母经常受骗被人欺负。如果我贪玩，奶奶就会拿手指弹我的脑门，或是拿烟袋锅敲我的头。就这样，在奶奶的严厉督促下，我三年上完初小，又到田州县城投考“县立维新第一高小”，考上了又继续读三年。我们那里小学不花什么钱，睡觉铺板及食饭粮食，都是自己背去的。

高小毕业后，我瞒着奶奶和母亲投考师范。因为我奶奶原想我高小毕业后，就不要再升学了，家里缺乏劳力。考试以后，大约过一个星期，我约邻村的同学一起去看榜，我被录取了。出乎我的预料，名字还很靠前哩，列为第七名，我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奶奶、母亲和哥哥。奶奶不吭声，妈妈是个中间人，平时就不多说话，家里大小事都是奶奶说了算，升学不升学她都无所谓，但是哥哥坚决支持我继续升学，他说地里的活他宁愿一人包了也要我读书，我奶奶也无可奈何，这样，升学问题就算解决了。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上师范时，奉议地区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下，农民掀起了反贪官污吏、抗租抗税的运动。我们奉议（田阳）县是右江地区中共党组织活动最早的一个县，也是右江农民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主要县份。当时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农民们叫苦连天。我们那个地方本来就很穷，结果辛辛苦苦一年，三分之二的粮食被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拿走了，再加上土匪打劫，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在地下党的活动下，在当时“大革命”的影响下，我们县二七、二八年间农民抗租抗税斗争一浪接着一浪，没有间断过。当时的奉议县长曾伯龙这个人很坏，欺压百姓，强行摊派，谁不交租、交税就抓去坐班房、受酷刑。我们放假回家，同村里人一样，白天派人到山头上放哨，晚上妇女、老小及牲畜离村一、二十里到野外过夜。我们村年青人都组织起来轮流放游动哨，害怕衙门派兵包围村子抓人和防止土匪乘机抢劫。

在师范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了用功，学得很努力，成绩也很好。这时我开始接触到同学中流传的一些进步书刊，再加上知识的增长，我对回乡务农已没有兴趣，也不满足于毕业后当个乡村教员了。我想到社会上去闯闯，为社会服务，为穷人做点事。

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已在农民中和学校里传开，黄治峰、潘宪甫、黄进才、冼志刚等农民运动领导者已加紧活动。张云逸同志的警备第四大队（属进步桂系将领李明瑞所辖）也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陆续开到百色、奉议、平马，地下党也开始半公开活动，组织人到平马领枪。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形势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情，一些地主老财出身的学生，有的已悄悄地离开学校。县长曾伯龙也被张云逸以右江督办专员的名义，把他抓起来解押到省城南宁（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喻作柏省主席同情共产党），这一下大得人心，农民欢天喜地。

当时，我们师范的不少同学都加入到农民运动中去。白天，我们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主张，晚上参加农民会议，还和农民一起冲进地主恶霸家院抗租抗税。

大约十月，警备第四大队同时在百色、田州、平马把反动的第三大队消灭了。田州战斗就在新街我们学校附近，战斗持续了两天，打得很激烈，学校也停了课。

战斗结束后，有五、六个荷枪的宣传员到我们学校来演讲，说他们的军队是革命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时还未打出红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实行土地革命。还讲到了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等，有些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还号召我们参军，为穷人打天下。

听这个宣传队讲演以后，学校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剩下未走的地主老财子弟，也悄悄地溜走了，我们受曾伯龙及地主老财欺诈压迫的学生，个个喜笑颜开，向宣传队鼓掌致意，并送他们到校门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0
投笔从戎

宣传队走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右江边上（我们学校就在新街右江边上）议论开了。大家都说，现在的形势，学校近期不可能恢复上课，就是能上学，毕业出去当个教员也没多大意思，不能解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问题。我说，出路在于“当兵去”。宣传队不是讲得清楚吗，他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剥削阶级、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这不是比我们谈的“三民主义”好得多嘛！有的同学说当兵可以，就是病了怎么办？谁管我们。我说，那些宣传队员他们病了怎么办呢？一个人病总是有的，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怕什么？这样经过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都决定去参军了。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大家面对右江发誓：“壮士此一去，不成功便成仁。别了，右江！别了，母校……”

第二天，我们都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家里，有的家里不同意，但经说服也就同意了。经过几天简单准备，我们告别家人，一路高唱当时流行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精神饱满地走上革命道路。

到田州后找到宣传队，我们象见到亲人，大伙争着说，听你们的宣传后，我们都很高兴，经过家庭同意来当兵，你们看我们够格吗？他们讲白话：“嗨（好）呀！嗨（好）呀！欢迎，欢迎！”我们把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他们把我们带到队部。由于我们几个都是学生，因此就把我们分配到驻在田州新街的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了宣传员,负责刷标语、发传单、作宣传，并担任壮话翻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驻百色、奉议、平马的部队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部队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我们的军长为张云逸，政委邓斌（邓小平），下属三个纵队，共计两千八百多人。我所在的部队成为第七军第一纵队，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条象征起义的红领带。

此后，在我党的影响下，李明瑞（国民党军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豫（共产党员、国民党军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在左江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斌任政委。李明瑞为七、八两军的总指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2
浴血隆安

右江和左江两岸先后竖起了两面红旗－－红七军和红八军，桂系军阀大惊失色，他们调兵遣将，竭尽全力镇压。终因敌强我弱，红八军经战多日不支退守河池，后来与红七军合编，统称红七军。

一九三零年初，善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挑拨粤系军阀与桂系军阀在粤北江和桂北一带发生了战争。桂系军阀吕焕炎在梧州打出了反桂旗帜，造成桂系内部分裂。

当时桂系主力集中于平乐、荔浦一带，吕焕炎部又分散于玉林至贵县、南宁一线。红七军的领导同志从情报中得知，南宁守敌只有蒙志仁、张贯之等部不过1500多人，且张部战斗力甚弱，因而认为敌人在南宁的力量极为薄弱。又估计到桂系主力原在柳州、桂林一带因受到粤军及梧州吕部的钳制，无力顾及南宁。当时红七军士气高涨，一般干部和士兵对攻打南宁的呼声很高。在这种形势下，红七军的个别领导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桂系军阀的不利因素看的过重，认为红军进攻南宁胜利在握，于是决定攻打南宁，进一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以左右江为后方，留二纵队的两个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山炮连及一纵队、二纵队一营、三纵队两个营和赤卫军千余人从右江向南江进攻。原红八军余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预定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会师。进攻前，红军以政治口号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这一军事行动，这样，敌人受惊，加强了南宁的戒备，增兵驰援，以对付红军。

打仗，就要善于扑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方能获胜。当时担任主攻的三纵队，因战前准备的时间过长，贻误了战机。结果敌人乘机聚集力量，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攻打南宁落空。

当然，攻打南宁的计划“婴死母胎”，除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队政治素质太差。总指挥部原拟定红七军与红八军协同作战，两个军务必于八日到达南宁郊外会合。可是，红八军于二月一日宣布起义后，部队还来不及进行整顿，部队官兵的思想还没有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例如，当时士兵和下级军官留恋“月薪二十元（银元）”，军官打骂体罚士兵等等。但是，因军情急、战事紧，这些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结果，有的官兵对暴动起义当红军理解了，有的仍有疑虑，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如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央现在最大的顾虑仍是你们部队中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可以发生问题，所以你们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加强士兵群众的政治训练……，渐次做到废除薪饷制度，使士兵为本阶级利益而斗争。”

可惜，当时主要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未能适时开展政治教育。所以，当部队由龙州向南宁进军时，才抵宁明，后卫部队第三营在连长郑超的策动下，300多人哗变；收编的土匪编为第二、第四游击大队，也全部调转枪口哗变了。这样，红八军不得不回师围攻靖西，消灭叛军和土匪。结果，关键时刻分兵两路，两军联合攻打南宁的计划落空了。

这时，广西政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桂系军阀一部在张发奎部的支持下，由黄绍雄率领进攻吕焕炎。结果，吕部听命于桂系，玉林至南宁一带重归新桂系统治。新桂系军阀夺得南宁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控制左江、右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急忙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革命力量，决心将红军斩尽杀绝、永除后患。桂系军阀头目之一的李宗仁点将让其亲信李琪担任总指挥，出动了四个团共3000多人的兵力，在“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着令杨骏昌团、覃兴团、蒙志仁警卫第二团和岑建英的第八独立营，从贵县出发，经宾阳，过武鸣，兵临隆安城下。

那个时候打仗，不象现在侦察技术和手段先进，敌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步兵、坐探侦知。因此，侦察兵是指挥员的“耳朵”和“眼睛”。如果眼不明、耳不灵，提供敌情真真假假或真假难辨，是很要命的事。恰恰当时红七军在这方面出了纰漏。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3
二月三日，第一纵队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南宁城内无敌军，实际上侦察情报不准确。第二天中午，隆安城内的“详和堂”老板向纵队报告，说三日夜里丁当村（离隆安县城东六十华里）来了一批军队，似有进攻隆安模样。纵队领导思想麻痹，没有再派人核实情报，也未采取应变措施严加防范，结果红军吃了大亏。

二月四日，敌军在隆安城东二十华里的小林村渡过右江，分两路从城东连安村和城南的南迂街向县城发起攻击。下午三时许，敌覃兴团两个连逼近城东，其余部队抢占了城东南的高地。

敌军兵临城下、枪声四起，纵队指挥员才觉得事态严重，忙率部仓促应战。一纵队司令李谦冒着枪林弹雨观察敌情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后送，部队由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继续指挥。红军官兵为保卫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奋勇还击，以死相拼。一营营长何莽是员猛将，指挥得力，很快率队将攻城敌兵击退，打开城门追敌至连安村附近。因城内兵力空虚，怕有闪失，这才停止追击，带领战士回到城中。这一仗除击退敌兵外还夺枪百余支、缴获机枪一挺。

第二天，敌我双方在城南山坳上激战，敌岑建英营伤亡过半，敌团长蒙志仁受伤。我军一营营长何莽负伤，但他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

当天下午，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部分红军以及二纵队、三纵队共二十一个连队和百色、思林、果德、平马等县的地方武装从龙州火速驰援隆安，三个纵队同时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由于双方投入兵力多，战斗规模较大，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官兵发扬了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打得勇敢、打得艰苦，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起义、打出红旗只有两三个月，由于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使得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还缺乏战火锤炼。虽然有勇、不怕死，但机动灵活运用战术还欠不足。加上激战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至阵地不稳、险象环生。如：预备队擅自过早出击，战场后备兵源不足；守城部队从雁江押送弹药的船在城西被国民党县长黄晓东率领的民团阻击，弹药未及时上送，阵地告罄。守城红军只有用石头、瓦块、木垒与手持真枪实弹的敌军厮杀拼搏。

七日凌晨，敌人一个连占领了城西高地，红军浴血奋战，击退敌人五次疯狂冲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九时许，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不支，全线溃退。撤退时，城内红军和城外红军失去联系，他们孤军奋战，与敌人展开巷战，损失惨重。

隆安战役，红七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以不足两个团队的兵力抗击敌军四个团，毙伤敌军500余人，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达300多人。十时左右，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20余名战士突围出城，因连续作战四昼夜，泅过右江到震东村体力不支，被民团俘虏杀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七军兵败隆安，即向恩隆、平马撤退，在这一带的山区村庄驻扎。原想在此地等待从百色方向撤退出来的红七军军部直属队及二纵队，会合以后攻打平马，但这时敌人已追至并攻占恩龙县城。二月十二日，据情报获悉平马之敌大部已去百色，城内只有一营兵力。于是，红七军领导决定以军教导队担任主攻，地方赤卫队配合，向平马发起攻击，恢复右江沿岸红色政权。

我军与敌一接触，发现又吃了侦察不准的亏，原来平马守敌是覃兴的一个团。双方激战一日，红军进入了平马的牛行街。当夜，红军向扼守牛行街的敌人发动了数次进攻，未果。因怕敌人援兵赶来夹击，我军大部撤退，小部因未得到通知，仍在街里与敌交战两昼夜，后撤退。

战后才得知，从百色方向增援平马的一团敌军行至奉议，因见兄弟部队溃退，又闻平马被红军占领，便不敢南进。此时若我军主力不撤，猛攻平马，收复平马是有把握的。

此后敌军杨骏昌团从南岸渡河想包抄红军，军长张云逸即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恩隆县北部七里区山地转移。与此同时，敌军另一支兵马从恩隆、奉议向红七军后路迂回，企图阻拦红军进入东（兰）风（山）根据地。二月底，红七军匆忙经东兰进到恩隆县城北部的燕峒、亭泗地区（今巴马县境），以便与袁任远率领的留守百色撤退出来的红七军二纵队二营会合。二月二十八日，在亭泗与敌蒙志仁团遭遇，双方混战一天，两败俱伤，各自罢兵。敌退至奉议、百色，红军则经盘阳急奔东兰、风山一带。几仗下来，部队辎重、物资损失严重，人员伤亡500多人，红军中的失败情绪蔓延开来，各项工作也随之停顿下来，红七军陷入了困境。

红七军主力撤出亭泗后，经两天两夜的强行军到达风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驻扎。盘阳山多、石头多，周围几百里都是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这个地方原是个老革命根据地，穷人多，富豪少。地主被打倒，农民分了田，农民武装和乡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因此敌人也不敢贸然进兵骚扰。红七军主要领导同志决定在盘阳进行休整，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但因这里山地贫瘠，物产不丰，供粮困难，部队的整训工作进度非常缓慢。红军官兵普遍感到困在穷山僻壤没有出路，要生存，要发展，应该向外进击，扩大游击区，争取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样，解决当前部队的给养和弹药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3
三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研究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南宁一带敌人兵力强大，是敌人反动统治力量的中心，红七军向南宁方面发展是不现实的。会议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状况，认为必须转为游击战争，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活动。会上，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红七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要进行长期作战，红七军就需要补充给养和弹药，因而主张摆脱敌人主力，跳到白区去寻找机会多打几个胜仗，以解决红军的给养和弹药问题。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以便红七军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复被敌人占去的根据地。

另一种意见认为：红七军不应远离根据地去进行无后方的作战，应该在右江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既可以保住和相机扩大根据地，又可以用就地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红七军应向贵州、云南边界发展，把部队拉到外线去作战。

会议经过严肃认真地研究，决定三纵队留守东兰、风山地区，继续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一纵队和二纵队的3000多人在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从河池出发，占怀远、陷宜北，向贵州进军。

一九三零年四月卅日，一、二纵队转战黔桂边界攻占贵州榕江县，这一仗缴获很多东西，解决了部队暂时困难。红七军在这里宣传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我们宣传队也活跃在各村各寨，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我那个时候除了提个浆糊桶和队友们到处刷贴标语外，还向群众作演讲，演出自己编排的活报话剧。我装扮成一个女的，队友扮成男的，一问一答，有唱有念，把革命的道理灌输给当地群众，这种形式十分受欢迎。而后红七军于五月上旬挥师回右江，六月初重新收复了百色、奉议、平马。

一纵队回到田州后，我向宣传队负责人请几天假回家看看，到家后看到我们全村已被烧成平地。就是在红军转战黔桂边界作战时，民团及地主武装乘虚反攻倒算，乱杀乱烧，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右江。

我回到家后，群众都哭哭涕涕地向我诉说……看到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乡亲们扶老携幼，无处安身，我对反动派更加痛恨了。我向乡亲们宣传说，哭没有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推翻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天下才能太平。现在这样蹲在树底下不行，应立即行动起来，互相帮助，每家修建一个草棚，这样下雨才有栖身之地。另外还需要站岗，防止地主民团再来倒算。

这时我的嫂嫂快要生育了，我帮助我的哥哥和弟弟一起修建了一个草棚，让我嫂嫂有个生育的地方。乡亲们也都行动起来，有的去割茅草，有的去找木头，有的搬运被烧了的碎砖、瓦片和灰渣，等大家都有了安身之处我才归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4
离开右江

一九三０年，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六月混战在湖南，蒋介石命令云南军阀龙云派兵袭击南宁，企图直捣桂系军阀的老窝。龙云利用同李明瑞的旧关系，派人给李明瑞送信，要红军让出百色。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集中主力一、二纵队，于果化地区伏击滇军，激战数昼夜，双方都毫无进展而退出战斗。我红七军仍回恩隆（平马）、奉议（田州）、百色休整。九月整顿右江各县赤卫队，在田州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第四纵队，黄治峰同志任司令。

十月上旬，第一、四纵队集合在田州新街后面大草坪开誓师大会。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部队准时到达，大家席地而坐，都静静地等待张军长、邓政委亲自来动员讲话。

不一会儿，首长们到了。会场指挥员高喊：“全体起立！立正！”而后跑步向军长、政委报告：“部队已全部到齐。”张军长和邓政委叫部队坐下后，开始讲话。讲话大意，是要到外线（根据地以外）作战，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扩大苏区和红军。誓师大会第二天，第一、四纵队就从田州出发了。

就在部队集合，正准备出发时，我的妈妈和嫂嫂赶到，给我送来两双鞋子。当时家已被地主民团烧光了，家里什么都没有，这两双鞋子还是嫂嫂做给哥哥的，因我要出远门，便让我带上备用。这一来可解决了我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两双鞋，虽然是小事，但可见妈妈和全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我的妈妈还拉着我的手呜咽着问：“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 我安慰妈妈：“用不了多久就会见面。”谁知这次离家，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我才又得以重返家园，整整二十二年我与家人音讯皆无、生死不知，只有这双鞋，唯系着我对家乡时时地思念...... 后来听说，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妈妈叫着我的乳名离开了人世，她盼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儿子见最后一面，死都没有闭上双眼......五一年我回家，还特地从青海给妈妈带了一件皮筒子，好让她老人家冬天过得暖和些，结果看到的却是荒墓一座......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一、四纵队从田州出发，经凌云，凌云有几百民团，稍打一下就被消灭了，我军在那里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行动。经乐业、凤山、天峨、南丹，到河池同军部和二、三纵队会师。十一月五日在河池整编，三纵队大部、四纵队全部编入一、二纵队。纵队改为师，一纵队改为十九师，二纵队改为二十师，三纵队仍保留番号，改为二十一师，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带领该师少部分仍在东兰，继续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整编后，在河池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军长、政委的讲话和喊的口号，同在田州一、四纵队的誓师大会大不相同，讲话和口号大致都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配合全国红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听军长、政委讲话后，部队情绪饱满。我们宣传队也照此写标语作宣传。

一九三０年十一月十日，我军从河池出发，到三防休息几天，十二月四日猛攻长安，因为这是攻打柳州的必经之路。激战持续了四天三夜，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宣传队也参加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背战友、抬伤员，不少的同志背在背上时还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和喘气，等到了临时卫生所放下一看，人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由于仗打得残酷，时间耗得太久，我军难以坚持。加之桂系军阀白崇禧打败滇军后，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不断派兵增援，并坐阵指挥，我军攻打不下，不得不向北撤退。

十二月十一日退至福禄（黔桂边），休息时间很短，大概一、两天，部队又向三江、龙胜前进。因为我们是宣传员，不知道行动意图，只听传说去攻打桂林，我们宣传队就议论开了，长安都攻不下，桂林能打下？十五日，部队到三江县龙胜，知道敌人已有准备，这样就放弃原攻打桂林的计划了，部队又转向北行动。十二月二十二日进驻湖南绥宁，二十六日猛攻武岗，经六昼夜恶战攻打不下，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湖南军阀何健派兵增援，部队撤出战斗，并向南转移。

一九三一年元月六日，红七军攻占广西全州，休息四天，精简机关，我们宣传队解散。我被分配到军部“军官训练所”当学兵。

元月十六日进驻湖南道州。湖南军阀分几路围攻我们，我们连夜撤退，敌人尾追。我们又向南翻过苗山进入广西，元月二十二日到达广西贺县的桂岑，这时部队经过三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掉队、开小差的不少，严重减员，只剩三、四千人。有的连队一仗下来死、伤、逃跑，只剩下几个人，战斗之隙我们还要分头挨家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作开小差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归队。鉴于部队情况，红七军前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师缩编为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二十师编为五十八团。

从桂岑出发后，部队进驻广东连县，休息了七天。广东军阀纠集了八个团向连县扑来，我军撤出连县，转到乐昌县的梅花村，第二天粤军四个团又尾追至梅花村，我军不得不奋起抗击，激战两昼夜，敌伤亡一千多人，我军也伤亡七百多人，原二十师师长李谦同志不幸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后，绕过乐昌到乐昌以北渡河。当五十五团和指挥部及五十八团一部渡过河后，敌人正赶到，封锁渡口，雨点般的子弹落在河里。奉李总指挥、邓政委命令，没有过河的部队退回去，另找地方渡河。于是，没有过河的五十八团的一部份、军部和军官训练所沿江北上。进至石坪，把未过河的五十八团编为五个连，番号仍叫五十八团。这样五十八团、军部、军官训练所为另一路，辗转地渡过了禾昌河，进入湖南，经郴州境内，向酃县前进，于三月底至四月上旬到达酃县湘赣革命根据地黄泥塘。在当地游击队与群众的配合下击退地主武装及民团的进攻，俘敌数十人，我无一人伤亡。在黄泥塘休息几天后，继续向酃县前进。在酃县的水口镇与王震同志率领的独立一师三团，打了一个误会仗，以后得知独一师三团是来接我们的。

与湘赣独立师的会师使部队情绪大振，大家都兴高采烈，觉得与朱、毛红军会师已实现了。那些打柳州、桂林没有实现，沿途又到处碰壁，同朱、毛红军会师无期的诸多悲观失望情绪，被会师的兴奋所代替了，大家顿感斗志倍增，觉得革命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五十八团与王震政委率领的独立一师第三团，继续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前进。到茶陵附近时，湖南军阀陶广率两个团尾追而来，红七军战士与红独一师三团密切配合，将优势的敌人击溃，俘敌团长和士兵一百余人。四月二十日，我军至永新城。休息时间不长，张云逸军长率领五十八团（实际五个连）、军官训练所和红独一师、红二十军从永新出发，攻打吉安永阳镇守敌罗林旅，打垮了敌人，解放了永阳。

在这次战斗中，军官训练所开始作预备队，后来部队攻一个山头不下（敌背水而战，打得很顽强），张军长命令，由军官训练所去攻。结果我们攻下来了，并紧紧追击敌人至永阳赣江边。赣江水深，敌人无路可逃，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支德国造的双筒枪，这支枪我一直背到河西教导队毕业。

李明瑞总指挥和代政委许卓（据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去了）于五月中旬率领五十五团、五十八团一部分，从崇义赶到永新，和张云逸军长率领的从永阳胜利归来的部队汇合，从此，红七军结束了从广西到江西数千里路的辗转长征。

红七军两部分会合不久，便同二十军、独立一师统一行动，归李明瑞指挥，攻打盘踞安福之敌韩德勤旅，消灭该旅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炮约千支，其余敌人窜回安福城，闭门踞守，我们没有再攻打安福城。

红七军回永新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清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从此，我们才清楚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部队损失惨重，是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底还专题在“红大”作过讲演。他反复讲解了所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也作过精辟分析：“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5
第二章战斗在湘赣

河西教导队

一九三一年五月，部队胜利凯旋永新后，红七军军官训练所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第二期改为红大分校）。河西教导队是为红军培养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冯达飞任校长，李卜任政委，杨茂任训练部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

我在河西教导队学习五个月，校长，特别是训练部长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在军事指挥课上我们学习初级战术，每次野外演习结束后，都要讲评，全体都是立正听讲，谁稍微动一下，都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就是炮打下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我从单个教练到排、连的指挥都搞过。

在河西教导队，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政治课上，教员们讲得很认真，对我们要求也很严。王首道（省委书记）、甘泗淇（军区政委）当时都兼任我们的教员。有一次王首道书记问我们：“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指名要我回答：“什么是帝国主义？”我答：“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对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就是帝国主义。”还有一次，甘政委问：“我们不是要搞苏维埃根据地经济建设吗？什么是‘经济’？”我答：“‘生产’就是经济。”两位首长都觉得我回答的可以，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有些同志回答不上来的，就立正不准坐下。

要说以前参军打仗的思想动机在很大成份上是出来闯世界，为穷人打天下，那么从河西教导队开始，我便自觉地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我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职业革命者。在河西教导队期间我所受到的从军事到政治的一整套基础训练和有关革命斗争的基本知识学习，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同年十月，我调省委党务学习班，教务主任是张子意。主要学习党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建设。经两个月的学习后，十二月分配我到独立三师任连政治委员（即指导员），我说我是共青团员，还没有转党呢。张子意同志说，我介绍你转党，你准备好后就去上任。我说，我没什么准备的，只一个夹被，一个布垫，几本书，什么时候去都行。张子意同志说“那你就明天走吧，明天有人到独三师。”。当晚军区就给我送来委任状，署名司令员张启龙，政委甘泗淇。独三师驻关背镇，师部分配我到一连，师没有团，只有五、六个连。师长谭家述，政委袁任远。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5
转战湘赣

任弼时、肖克同志到湘赣工作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成立红军第八军，独一师改为二十二师。独三师改为二十四师，我仍任二十四师一连指导员。因害疟疾病，到后方医院治疗，出院后，分配到二十二师任重机枪连指导员，参加打高陇（茶陵县属）、九渡冲（莲花县属）战斗。这两次战斗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九渡冲战斗，缴获几千套夏服，解决了部队夏装问题。

不久，红八军又与湘赣根据地调来的红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原红八军的二十二师改为十七师四十九团，二十四师改为五十一团。这时，我调四十九团政治处任总支部书记，做党的工作。那时，团政治处的编制很小，政治主任之下，一个党总支书记，一个俱乐部主任，一个特派员（保卫工作），一个青年干事，一个技术书记（做秘书工作），总共６个人。

一九三三年秋末，敌纵队司令刘建绪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猖狂进攻。红六军团全力还击进犯之敌，在永新、茶陵交界的梅花山歼敌近千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们红十七师奉中央军委命令北上，与红十六师会合，任务是破坏九江至南昌铁路，牵制赣江以东敌人，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

部队从湘赣出发，在宜春县和分宜县之间渡过袁水，经万载县与宜丰县境，到湘鄂赣苏区赤白交界地黄沙镇，给尾追之敌湘军陶、李旅以严重打击。在古市岭、侵江同堵击我们去路之敌又打两仗。特别是完成破击南浔铁路后，回师湘赣时被敌人在龙门厂伏击，这一次打得很苦，团政委胡祖父、政治主任曾杰阵亡。这次北上，由于没有同十六师会合，造不成很大声势，没有完成配合中央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五次反“围剿”，由于还是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因此“围剿”也难以粉碎。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部队回师湘赣，红十七、十八两师集中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四月五日在永新县之沙市伏击湘敌第十五师，全歼四十三旅，旅长候鹏飞、团长徐本滇均被虏。这次战斗结束后，我奉军团首长的命令，调任五十一团政委。任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后，参加松山战斗（安福至永新之间）、安福至莲花之间的伏击战（地名记不得了）、永新石桥攻坚战斗等。石桥战斗只攻克数个碉堡，俘虏一部分敌人，因碉堡太多，无法全歼敌人。尔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停止攻击。我团的任务，改为掩护全军到壁岗州集结，休整待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6
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敌人又在加紧封锁和收缩包围，粮食和物资都成为极端困难。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并创建新的苏区，一九三四年七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入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与活动在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红三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八月七日，在任弼时（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军团长）、王震（军团政委）等同志的率领下，红六军团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的西征，可以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和序幕，应该看作全国红军伟大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开始大家都不大理解西征意图，结果我们接命令，让能带的东西都带上，搞了个大搬家，负重行军。加上一路山高路窄，曲折崎岖，行军负担重，打仗顾虑多，走得很苦，后来进入贵州东西也就扔得差不多了。

敌人一路围追堵截，我军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经过全军指战员的艰苦奋战，我们进入湖南。渡湘江时，由于敌刘建绪调重兵阻防及桂军堵截，第一次没有成功，当天，全军转回湖南著名的阳明山，露营休息一天一晚，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下山。我们五十一团奉军团首长的命令作前卫，到了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湘桂军包围中突围出来。经几天的急行军，过宁远、嘉禾、蓝山、江华等县，胜利地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并一举歼敌企图阻我西渡湘江的八个团，于9月4日顺利渡过湘江，击溃了桂军的堵击，并追击其二、三十里，敌人沿途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五十一团掩护全军渡江后，我们沿广西、湖南边界向贵州进发。

进入贵州后，经黎平、剑河又渡清水江，攻施秉，占黄平，继续向石阡前进。由于通讯中断，各部队之间无法联络，我们不知红三军的确切位置，只是在施秉时听当地老乡讲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活动过，我们继续向北。这一段时间，又打了几仗，特别是甘溪战斗。

那天是十月七日，五十一团奉军团命令担任前卫。中午我团到甘溪大休息，我们正在吃自带的米饭团子，侦察排带回两个俘虏，送到团部，说是语言不通，听不懂在讲些什么。果然，询问他们时咕咕碌碌，讲的话谁也听不懂，只有我懂啦，因为他们不会普通话，讲的是广西白话。俘虏交待大意是说广西军阀十九师廖垒部正向我们这里逼近。我听后饭也顾不上吃了，一面和团长一起紧急布置战斗，一面迅速派人向军团首长任弼时、肖克、王震报告。

不一会儿敌人果真开了上来，战斗打响了。这时敌我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开阔地，敌人向我多次发起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战斗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军团首长考虑到我团抗击时间已久，部队伤亡也大，就派李达参谋长带四十九团来接替我们，换我们下来休息。正在交接过程当中，敌人就攻上来了。这时，四十九团还没有全部接替我们的阵地，而我团团长金承忠同志又负伤后送。敌人乘虚冲上来，我们的阵地一下乱了，李参谋长率四十九团就向甘溪以北大山上撤退，五十一团也有一少部分跟着爬上去，桂军尾追不放，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险！

在这一紧急关头，我立即集合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部分剩余人员，保护着军团直属队边打边撤。当晚，我们就在军团直属队附近露营，军团首长任弼时、肖克同志来看我们，对我们团争取到抗击时间、打得顽强主动给予了表扬和鼓励，然后说，四十九团回来的少部分编入五十一团，统归五十一团领导和指挥。

贵州山大沟深，我们在群山中盘旋，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有的只靠一个独木桥通行，骡马很难通过，只有忍痛丢弃。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出来，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且边走边打，人枪损失极大，出发时的九千多人这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其中还有几百伤病员。部队在连续行军作战中，衣服挂烂了，鞋子磨穿了，骡马丢弃了，行李辎重被迫烧掉了。我们在极度的困难下，在约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山中，辗转一个多星期才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十五日，李达参谋长率领的四十九团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和红三军会合了，这时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贺龙军长率红三军主力亲自南下向甘溪方向寻找、迎接我们来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7
第三章会师南腰界

初见贺老总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当时我们早有耳闻，在黔、湘、鄂、川一带，贺龙的名字几乎家喻户哓。听到贺龙和红三军要来迎接我们的消息，大家真象是大大地开了一顿“牙祭”，兴奋极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贺龙的到来就意味着大胜利的到来！

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我们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的部队。他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不同形式的帽子，有的还缠着川贵人的帕子，真是百花齐放。我们两军会师，群情振奋，欢欣若狂，大家互相握手、拥抱、跳跃，激动的泪水止不住流了满颈满脸。“向兄弟部队学习！”“团结万岁！”激昂的口号声震动着山谷，在群山中久久徊荡……

由于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两军首长研究决定，此地不宜久留，全军速到川黔边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再休息。

二十六日，两军抵达南腰界。第二天下午，两支红军在南腰界正式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南腰界，是一个约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位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处，周围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小庄子，象众星拱月，这里是红三军（红二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二、六军团在这里会师，使这个庄子从此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

大会的会场，设在离庄子约三、四里路的一个不大的田坪上。会场的布置极其简单，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压在田埂边的标语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它给人们的感觉，却很庄严、隆重。因为这次会师，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胜利。

离开会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多钟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部队，都已一队一队的唱着歌，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到了会场。我们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因为驻地离会场较远，来得迟了一点。进入会场时，二、六军团的部队正此起彼落唱着歌子，呼喊着：“团结互助、互相学习、争取新的胜利！”的口号。

小司号员们组成的军乐队显得格外活跃，他们在会场一边的田埂上，嘟嘟哒哒尽情吹奏，有的还把自己的军号和不相识的同行调换着吹，会场里，充满着团结、友爱和胜利的气氛。

战士们都喜气洋洋，互相招呼着、拍打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由于通讯阻断、消息闭塞，大家都希望能从对方那里听到一些新情况。两军的干部们，过去虽然不认识，现在却象老战友久别重逢，三五成群地围成一个个圆圈，互相谈笑着。

我和金团长在会场东边认识了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常德善同志。他是山东人，满口北方话，我们虽是初次相识，但彼此问好后，便愉快地畅谈开了。

“你们辛苦啦！”常德善同志首先热情地说。

“你们也同样辛苦啊！”

“你们走了几个月？打了很多仗吧？”

“三个来月，仗是打了不少，别的都顺利，就是甘溪一仗打得苦些。桂系军阀打算在甘溪消灭掉我们呢，可我们却在这里跟你们会师了！”

“我们进到黄平、施秉时，就听老乡们说，贺龙的部队是‘神兵’！”金团长说。

“老乡们说我们是神兵，恐怕是说我们跑得快，打得猛吧？我们走路确实是快呀！常常瞅准了敌人，一夜走百十里，狠狠把敌人敲一顿，然后又走。等到了宿营地，再打一双草鞋天还不亮哩。”常德善同志满有风趣地说，把金团长和我全逗笑了。

我们红六军团，自八月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出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经十分疲劳了，可是由于二军团的同志们的热情欢迎和鼓励，我们的疲劳一下烟消云散了。每个人心里，都在为两军的胜利会师和即将到来的新胜利而感到欢欣鼓午。

司号长发出了预备号音，这说明军团首长快要到了，全场立即肃静下来。我们和常德善同志道别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不一会儿，首长们来了，全场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我们六军团的同志，都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贺总指挥，因为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显赫人物。他身材魁梧、健壮，手里拿着一个烟袋锅，笑容满面。想着今后他将直接指挥我们作战，心里顿时涌上一阵激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8
首长们来到了部队跟前，看了看部队，并亲切地和干部们握了手。

“你们都很年青呀，”贺总握着我的手问：“你多大？”

我说：“二十二岁。”

首长们同我们握手后，就到主席台上去了，确切地说，就是那张桌子跟前。

奏了一阵军乐之后，主席宣布开会了。第一个讲话的是任弼时政委。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但精神却非常充沛。他首先宣布中央决定，红三军正式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接着宣读了党中央给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跟着又讲述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最后，宣布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并组织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的决定。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贺龙总指挥也讲了话。他上来就说：

“六军团的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上跋山涉水，打了不少的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了这里，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现在……，”他拉长声音说：“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

他讲到这里，大家哄然大笑！是呵，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有多少民族的精英在过着风餐露宿、天天搬家的战斗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走路也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当贺总讲到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时，大家会心地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和贺总心心相印的感情。

紧接着他勉励我们英勇奋斗、再接再厉创造新的更大的局面！最后，贺总提高嗓子说：“这次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顿时全场沸腾，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

任、贺首长的讲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它给了我们胜利的信心，给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两支部队在贺、任、关、肖、王等首长的领导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我们两军团的干部，也互相信任、亲密无间，成为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太阳慢慢地落山，天渐渐地黑下去，大会结束了。我们满怀信心和喜悦，回到了宿营地。

会师庆祝大会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尔后，同红二军团的同志们一起，离开了南腰界——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在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的率领下，继续踏上征程，向湘西进军。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49
调任二军团

在行军的路上，我接到贺、任首长的命令，免去我五十一团政委的职务，调任红二军团十六团任政治委员。

我接过命令后心情十分激动和喜悦，红二军团有不少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军事上很强，能走善战，长于打硬仗。这次两军团会师，二军团将自己也很穷薄的家底，尽其所有支援我们六军团，抽调骡马、配置物资、送粮、送肉、承担警戒……使我们深深感到革命同志的兄弟情意。在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两军团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从此我们将生死与共。

由于两军统一行动，所以总指挥部对干部也作了全面统一调整安排，大体上说就是二军团的军事干部抽调部分支援六军团，而六军团的政治干部抽调部分到二军团工作。

到达宿营地后，我同金团长嘟叨了几句，说我来不及交代工作了，部队的一切情况，你都一清二楚，谁来接替我的工作，由你介绍就行了。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同金团长握手告别后飞也似地赶到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到，因天色已很晚，当夜就在政治部住宿。

第二天一早，部队还未出发，我就赶到十六团的驻地。把命令交给常德善团长后，他高兴地抓住我的手一股劲地摇：“在庆祝大会上我们就象老战友一样无话不谈，现在你到我们团上来了，这太好了！欢迎，欢迎！”我说：“我初来人生地不熟，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们共同努力工作，一定不辜负贺、任首长的信任和期望。”部队集合后，常团长就把贺、任首长的命令向全团宣布，全团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尔后部队按命令的行军序列，开始了新的征途。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十一月初，我军进入湘西，攻占了永顺县城，守敌民团数百人大部被歼。二、六军团就在永顺城及其周围休息几天。

湘西军阀陈渠珍纠集三个旅一万多人向我军逼进，我两军团除留侦察部队保持同敌人接触外，全部撤到龙家寨，摆下口袋式的伏击圈，我们十六团则作口袋底。

保持同敌人接触的侦察部队，则边打边撤，引诱敌人到龙家寨我伏击圈内。十一月十六日，当傲慢的敌人宿营弄饭时，总指挥部贺、任首长一声令下，部队就四面八方地吹起了冲锋号，各部队按既定的歼敌命令，猛烈冲杀，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几个小时，除陈渠珍和几个旅长、团长化装与一些很少数的残余部队乘混乱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俘敌旅参谋长以下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这次战斗提高了部队士气，初次显示了二、六军团并肩作战的巨大威力，是打开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关键的一仗。战后乘胜再度占领永顺县城，继而进军攻占大庸。大庸攻占后，十六团奉命攻打桑植（几百民团早已逃跑）。占领桑植后，我们就在桑植发动群众，扩大部队、肃清土匪、巩固后方、寻找地下党、公开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时间长达半年。

在桑植清匪，我们曾遇到扮成“神兵”的匪徒，这些人有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有的是逃进深山的地主民团，他们勾结到一起，将脸画成五颜六色，假扮“神兵”，扬言“刀枪不入”。我们个别战士也有迷信思想，怕“神兵”有神符保护，产生了畏惧情绪。针对部队存在的这种情况，我和常德善团长召集会议，耐心地给大家讲“神兵也是人，也是娘胎里出来的，哪有枪打不进的道理！”一次，部队又与一股“神兵”相遇，我和常团长如此这般部署了一番，然后命侦察排与“神兵”接触，并边打边撤。“神兵”不知是计，很快进入部队的伏击圈，霎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直打的“神兵”哭爹喊娘，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见势不妙，也都争相落荒而逃，“神兵”瞬间溃散。战斗结束后，我和常团长组织部队打扫战场，战士们亲眼看到这些“神兵”也是人，消除了心中疑点。我们十六团很快肃清了根据地内的土匪，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治安。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0
负伤板栗园

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已退出苏区，突围长征。原打算继我们六军团之后，也来湘西会合。后中央改变了路线，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由于通讯中断，我们无法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但二、六军团几个月来的湘西攻势，迫使敌人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硬是抽调出十多个师，这样一来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配合、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鄂西忠堡截击援敌的战斗中，又一举歼敌第四十一师和一个旅零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胜利后，我红二、六军团主力回龙山以东地区待机。

我们十六团这时也奉命由桑植归建。走前，我们同县委老赵同志（外号称赵拐子）商量，把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给我团补充一部分，留下的人作为骨干，原地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我还鼓励老赵说：“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这里又是贺总指挥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他们常向部队打听贺总指挥近况，有的还说去玩（本地方言，意思是看望）贺总去，我们相信县委和游击队是能站得住脚的。”老赵同意我的意见，也这么做了。

我们归建后，六师奉命围攻龙山县城，我军主力仍在龙山以东地区待机，以逸待劳。根据师部的指示，围城的部署是：我团担负城西南并派出部队向来凤县警戒，十七、十八团在城北和城东，师指挥部设在城东。

起初，上级命令我们攻城部队只是“围而不攻”，后来又叫我们“攻攻停停或停停攻攻”。这样围攻了二十多天，我们很难猜透上级的意图。城内守敌，久被围困，粮食和弹药难以持久，只好向上求援。有一天，总指挥部截获并破译了守敌向其上级要求派兵增援和空投粮食、弹药的电报，该电报的内容也向我们团作了传达。

围城将近一个月，我团指战员们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有的连队还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大敌当前，战斗情绪松懈、自傲轻敌，实是兵家之大忌，于是我同常团长商量，召开了连营干部会，进行思想动员。会上，我向干部们讲，上级命令我们围城，大家要坚决执行，各项准备工作不能放松，听候命令，不得自作主张。从今天起，各营和各连都要按照团部预定的作战方案，重新侦察地形，选择爬城地点，选择火力掩护阵地等。要加强登城、扩大突破口、巷战的训练，还要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多找一些登城的梯子。我讲完话，常团长又强调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战斗作风、纪律培养和当前应克服的部队情绪松懈等问题。

会后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似倒扣的锅，我和常团长带领作战参谋，摸到城墙边上又勘察了一番。龙山县城西南，一片小小的开阔地，没有露岩、铁丝网、明碉暗堡之类的障碍物，但城墙高而厚，敌易守，我难攻。

翌日清晨，我们接到了师部转来总指挥部的敌情通报说，蒋介石为解龙山县城之危，敌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到鄂西，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该敌刚到鄂西，人地生疏，缺少作战经验。当他们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时，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除留侦察部队监视龙山守敌外，围城部队全部撤走。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鄂西，埋伏于板栗园地区，一举消灭该敌。这时我们才晃然大悟，原来总指挥部的意图是：围城的目的，是为了引诱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打其援兵。我向常团长说：“这就是同敌人斗智呀！我们头脑太简单了，只知斗武，不知斗智，这回又增长了一门知识。”

我军隐蔽埋伏在扳栗园地区，板栗园两边都是山，但山不太高，山上到处是矮矮的树林和茅草。两山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河，经来凤流入西水，李家河至来凤的大道就沿这一条小河南去。八月三日，当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湖北来凤行进时，我隐蔽埋伏在板栗园的部队突然对敌发起猛攻，将其截成几段，采取砍头（即敌前卫）、斩腰（本队）、割尾（即敌后卫）的战术，迫敌首尾不能相顾。我则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我团攻击敌人的阵地是敌八十五师特务营，是敌师长谢彬指挥的阵地。我团战士英勇冲击，敌军则拼命顽抗，战斗激烈而残酷。

为了尽快歼灭这股顽敌，常团长告诉我，把团预备队（一营）拉上去，我补充说：“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留在原地团指挥所，以便同师部取得联系。并派通讯员告诉第一梯队（二营和三营），继续向敌发起攻击，团预备队从第一梯队右边迂回过去，这样会动摇正面敌人顽抗的决心。”接着常团长和我带领一营，迂回到敌人阵地右侧，组织部队冲锋。突然，我的右胸似被人猛击了一下，因为经常行军打仗，负伤的事见得多了，我没有在乎，仍然和团长指挥战斗。

“呀！政委你挂花啦！”多嘴的警卫员大声喊了起来。

“你喊啥，滚开！”我喝斥道。

战场上往往有这种情景，一个人当他高度精神集中与敌人拼杀的时候，尽管负了伤，但不会感到疼痛，仍然会冲锋撕杀的。这时如果谁喊：“你负伤了！”他的精神因受刺激，人就瘫了，痛也来了。正是这个原因，我向警卫员发了脾气。

由于条件反射，我觉察到了有一股热乎乎、粘叽叽的东西从胸部流出，伤口象撒了一把辣子面，疼痛难受。

重伤不喊痛，轻伤不下火线。战前，我向指战员做思想动员的时候，不知说了多少遍。再说，战斗打得这么激烈，那能顾得上痛不痛呢？我把身体紧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团长一起继续指挥战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眼冒金花，大脑轰的一下，便昏倒在地。

后来听人说，我负了伤，常团长让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把我背下山，找来担架把我护送到救护所。抬担架的在通过一个开阔地时，被敌人重机枪手发现了，“哒哒哒”机枪扫射过来，吓得两名担架兵拔腿跑了，还是护送担架的警卫员和通讯员把我迅速背到田坎下隐蔽起来，十多分钟后，部队拿下了阵地，枪声渐稀，机枪也哑了，那两名担架兵才跑回来把我抬到救护所。

不一会儿，常团长因被敌人手榴弹炸伤，也被抬到了救护所。后来，我们都被转到“总指”卫生部坐担架随军治疗。

第二天，据总指挥部通报：板栗园战斗，我军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特务营，击毙敌师师长谢彬。

好玄呀！据当时的卫生部长贺彪讲，差一点儿我这百十斤的人就报销啦！这一枪打进去，子弹从右胸上部斜插进去，贴心脏和肺部的边，由左背穿出，当时涌出的鲜血把我上衣都浸透了一大片。战争年代，我军医疗条件十分简陋，药品更奇缺，谁要是挂了花，敷药、包扎、止血便算不错了，奇痛袭上，只好咬紧牙关硬挺。一段时间，我的伤感染化浓，当时的卫生员就用一根铁丝顶端扎上纱布，再蘸上红药水，然后穿透伤口，象拉锯似的把里面的污血和浓水拉出来。说也怪，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伤口也痊愈了。

在以后的战斗中，我又负过几次小伤，记得一次是在腿上，一次是被弹片擦掉了一大块头皮。因为都没有伤着骨头，无大碍，都是我自己用尿拌合些泥巴敷在伤口上，倒也愈合了。

在卫生部治疗了一个多月，常团长也能下地活动了。一天，他突然问我：

“政委，你是广西人，怎么到湘赣红六军团来了？”

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便转问：

“老常，你这个山东人，怎么跑到南方来了？”

老常嘿嘿一笑，幽默地说道：

“政委，你别笑，我这个人象飞萤，哪亮往哪飞。贺龙是颗星，我就飞他这儿来了。”

“你飞对方向了麽！”

“哈哈！”我俩开怀大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遗憾的是，我的战友常德善同志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在这里我写下他的英名，并告慰他的英灵：你为之奋斗而诞生的新中国象一颗灿烂的巨星照耀在世界的东方，国富民强，笑声海处。愿你含笑安息！

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胜利之后，我军即返回根据地，于八月八日在芭蕉坨一带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我军军威大大提高，敌军不敢妄动，被迫处于防御。八月下旬我红二、六军团展开攻势行动，红二军团六师攻占澧州，四师攻占津市。六军团攻占石门、临澧等。再一次大大地调动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同时我军乘机就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红军。

我军这一攻势，出于敌人预料之外，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我红二、六军团也逐步靠拢，在大堰挡与新调来的二十六路军樊松甫纵队打了一天，歼敌一部，其余溃散。我军亦逐步进入山区休息，补充新兵和训练等。蒋介石每天都以三五架飞机轮流轰炸。这时，我奉命调到四师任政委，师长是卢冬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1
第四章长征二万五

突围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百三十余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的堡垒封锁越来越紧，红二、六军团已收缩到苏区中心。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总指挥部在分析敌情后，认为我军回旋余地小，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非常困难，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由于和中央失去联系，自南腰界会师以来便再没有得到过有关中央的消息。只知道三四年的十月，中央红军已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并不知道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和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更无法联系，也不知他们实际已于三五年三月转移到四川西康两省的边境地区。面对蒋介石疯狂“围剿”革命，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在湘西桑植县刘家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贺总、任弼时政委亲自下达突围命令。

十九日，我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纵队开始突围。当时，敌人沿澧水、沅江构置了两道堡垒封锁线，并出动飞机来回轰炸、扫射。我们四师担任二军团前卫，二十日胜利突破澧水敌人封锁线，并乘胜占领辰溪，六师占溆浦，六军团渡沅江占领湘中新化。各军在原地休息，筹集粮款，并观察我军渡过澧水、沅江后敌人的动态。尔后，六军团逐步向溆浦、辰溪二军团靠拢，至此，我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成功。

二、六军团跳出封锁线，打破了敌人企图将我围歼消灭在苏区的部署。敌人发现上当，由湘西尾追至湘中，这时，我两军团却逐步向湘、黔边界转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各部队在原地过新年。二日，我四师经便水渡河占晃县，五日奉总指挥部命令，四、六师和六军团向我尾追之敌湘军李觉纵队进行反击，四师奉命首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战斗一整天，无进展。四师及参战部队黄昏时奉命撤出战斗，敌人也龟缩在原地不敢冒动。这次战斗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同志阵亡。

由于便水一仗未能有效阻住敌人，红二、六军团放弃原准备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继续西征。十一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石阡县城，两军团在石阡城及其周围取得了七、八天的休息。

贵州，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来形容，已基本概括。本来已是很穷，又加上吸食鸦片，使这些赤贫如洗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凄惨困苦。转战贵州期间，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贵州的“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杆烟枪，打起仗来，宁交步枪不交烟“枪”。

一月二十日，二军团由石阡出发，二十一日突破敌人河坝至龙溪碉堡封锁线，继续向黔西、大方、毕节进军。黔西高原更穷，此时正值春节，然而我们却处处看到饥民，衣不遮体、瘦骨嶙峋、目光呆滞……

二十四日我四师袭占瓮安县城，二十五日指挥部命令四师附六师十八团于当晚十二时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占领平越，继续向马场坪前进。马场坪敌九十九师的一个营向平越增援，被我击溃，俘敌七十余人，平越县长被我击毙。三十一日五师袭占修文。

二、六军团攻占修文，使得贵阳吃紧。敌人恐慌，怕我沿中央红军老路渡乌江、取遵义，便在乌江北岸设部队严密防范。我军却出其不意，渡鸭池河进军黔西北。二月三日六师占领黔西县城，五师三日占大方城，七日成立川、滇、黔省委，开展地方工作。我们二、六军团在黔、大、毕驻扎二十多天，发动群众打土豪，把土豪的浮财分给群众，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准备在黔、大、毕创建新的临时根据地。

二、六军团除少数分散做群众工作外，集中主力准备消灭围剿之敌，打开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局面。但是敌人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李觉纵队、万耀煌纵队、郝梦龄纵队、樊松甫纵队、郭汝栋纵队，兵分几路，齐头并进。无论你打哪一路，都不能解决问题，都会形成僵局，打消耗仗，对我们十分不利。

在黔、大、毕搞了不到一个月，二、六军团同敌人只零星地打了一些小仗，没有打开局面。二月二十五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决定结束后方工作，放弃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准备新的转移。三月二日正式决定向滇东转移，三月二十三日进到宣威地区，敌孙渡纵队、刘旅四个团，由宣威城出击，被我四师和六军团将其击溃，后因敌增援六个团，我军未能取得全胜。战斗结束后，缴获枪支三、四百支，轻机枪数挺。此次战斗四师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十一团政委黄文榜阵亡，十团团长刘开锡负伤。

三月二十四日，我军向东南转移。二十八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盘县，二军团和六军团陆续到达盘县及其周围休整。三十日总指挥部接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命义发来的电报命令，并向各师主要领导传达，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一、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总指”表示坚决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1
金沙江

四月一日，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开始从贵州盘县出发，进入云南。经几天急行军，四师按“总指”的行军命令，在昆明以北强渡普渡河。普渡河是个峡峪，水不深可徒涉，当时四师大部分部队已过了河。过河后还得爬一座大山，山上有滇军一个工兵团在堵截，我们的十团经激战，已占领敌人一部分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还没有全部击溃敌人。我们打算使用二梯队十二团从突破口进去，配合十团全歼该敌，掩护全师渡河。

当时六军团在我们的右翼、普渡河的下游渡河。我们听到他们打得很激烈，派侦察部队去和他们联系。侦察部队还未回来，我们就接到“总指”命令，已过普渡河的部队全部撤回。后来才知道，六军团在河东与敌孙渡纵队遭遇，敌人追剿部队主力已逼近，距我只几十里路程，如不及时撤回，便有被敌包围歼灭在普渡河的危险。因此“总指”改变原计划，沿金沙江上游北上，抢在敌人前面渡江。在这次强渡普渡河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

我四师从普渡河撤回柯渡街集结休息，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柯渡街等我们。王震政委向师长卢冬生和我当面传达“总指”贺、任等首长的指示：“明天拂晓前，你们要离开柯渡街，滇军孙渡纵队十二个团明天拂晓要包围这里。朱总司令、张国涛总政委派九军团南下策应我们渡金沙江，我们要在九军团未到之前全部渡过江。”

王震政委走后，我们立即把各团团长、政委叫来，原原本本地将王政委传达的内容告诉他们，并要他们督促各营连立即弄饭，下半夜三时按“总指”指定行军路线出发。行军顺序：没有过河的十一团为前卫，师直、十二团为本队，十团为后卫。我们除留骑兵侦察连一个班观察敌情外，拂晓前全部撤离柯渡街。在我们四师行军沿途都有群众在路边卖茶水。

我们一路经寻甸及昆明以北，并派骑兵侦察连向昆明附近游击，据侦察连报告，昆明城内非常恐慌，因为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经过几天的行程，十三日，到达富民县属的中村。十四日下午五时，我们奉命由现地出发，走昆明到楚雄的公路行进。为缩短行军距离，各部队都是以两路或三路纵队并行。经一夜和半天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于十五日下午三时，部队陆续到达楚雄附近，稍微休整后，开始分几个地方攻城。

主攻方向在东门，我们集中炮火掩护东门部队爬城，一小时左右，部队就爬上了城墙。上城墙的部队，一面打开城门，让城外的部队一拥而进；一面向两翼发展攻势，其他助攻部队也都爬上了城墙。我们四师指挥所设在东门附近的一个小山坡的旧碉堡内，两架敌机一直在我们上空轮翻轰炸。经两小时的战斗，一千多民团全部被歼。

入城后，我们打开一家大地主的仓库，嘿！整整一个大殿，严严密密、满满当当挂满了腊肉！我们发动战士每人尽可能多背，以作干粮，其余分给当地饥民和老百姓。我们在楚雄休息了一天。

这时接“总指”通知：各部队要尽可能地准备防寒的东西，如酒、姜、辣子之类等，准备在必要时用。

十七日，四师奉命继续向北急进，二十日攻占宾川县城，击毙守城民团一百余人，俘敌三、四百人，活捉伪县长。二军团直属队和五、六师也于当天到达宾川附近宿营。“总指”在城内县政府住宿，师长卢冬生和我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汇报部队情况，总的来说，部队疲劳，但情绪高，士气旺盛。

二十一日继续北进，二十二日占鹤庆县城，沿途凡经过的村庄和镇子，群众都摆着桌子烧香，桌子两边都备有开水，老百姓一群一群挤在一起，好奇地看我们，我们部队也向群众招手致意。对摆桌子烧香，部队很感兴趣，都说这大概是少数民族的习俗吧。

二十四日，四师顺利占领丽江城，天黑后骑兵侦察连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当夜就占领石鼓镇金沙江渡口，并掌握五条船。江边也还有不少木头，可以做木排。我们从楚雄起就一直调查并动员部队的水手（洪湖的同志一般都会摆渡），计划渡江时轮换摆渡，人休息船不休息。

二十五日，我们四师到石鼓，冬生师长和我简短布置后，十二团接着就上船过江。五只船和一个木排，一次可过一个营，骡马游浮渡过，昼夜摆渡。开始是船主摆渡（给报酬），他们劳累了，由部队挑选出来的水手替换。冬生师长先过江，在江那边指挥，我留在江这边组织部队渡江。二十六日，全师渡过金沙江。关向应政委为了了解情况，同我一起乘最后一只船过江。

当大批敌军气喘吁吁赶到金沙江边时，我们红二、六军团已经进入雪山藏区，敌人只有望江兴叹……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2
雪山草地

四月二十七日，作为前卫，我四师奉命向中甸前进。翻第一座大雪山时，十二团政委朱辉照同志被藏民反动武装伏击负伤。我们爬这座大约海拔五千米的高山，走了大半天才到山顶。我们二、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几乎清一色来自南方炎热而潮湿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没有见过雪，刚才在山下时还天气晴朗，野花盛开，茂密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现在却大雪纷飞，山顶积雪约两尺多深。我们都是夏装草鞋，而且经一路征战，已是衣衫褴缕，在山下时，由于人烟稀少，无法作充分的防寒准备，现在骤冷加上空气稀薄，许多人倒下了。后来，我们传下命令，过雪山时，不能停，不能坐下休息，后面的人看前边的人走的脚印，不要东张西望，因为不注意可能陷到雪里去。同时，一望无际的白雪，对眼睛有刺激，搞不好就会害雪盲。大家要互相鼓励，互相搀扶，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和掉队，为后续大部队翻越大雪山取得经验。

那样高的雪山，我们下山时却只走二、三百米就下来了，再走一段平川地，就到宿营地——格罗湾了。二十九日到小中甸，三十日占领中甸县城。中甸城内有一个大寺院，还有几十户汉人商店，城外是藏民，周围是一片荒野。

群众和寺院的喇嘛都没有跑。我们同寺院的大活佛说，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的政策信教自由。因为这里房子太少，部队多，想借你们寺院一部分房子住。懂司（翻译）把我们的话向他翻译后，大活佛说：“雅木雅木的”（好的意思）。这样，师部就住在寺院里。当晚，大活佛还请冬生师长和我吃一顿饭，在吃饭时我们请寺院捐助一部分粮食，他们也同意了。

五月一日，二军团直属队、五、六师全部到达中甸城及其附近，我们调整各团住房，给五、六师让房子。师部搬出寺院，给“总指”住。贺、任、关首长在中甸召开两军团干部会议，会上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分别宣讲了全国形势和党中央关于在西北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上“总指”提出了红二、六军团目前的任务是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接着动员过雪山、对少数民族政策、同四方面军会师等问题。

我师在中甸休整四天，“总指”敌情通报说，我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滇敌孙渡纵队才到石鼓，无奈只好向江北胡乱打枪打炮。我们看通报后，都讥笑他们是一群饭桶，慢的象乌龟爬，还想把我们当石达开打呢！

五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二军团为左路，在西，走德荣、巴塘、白玉。我们一直沿金沙江北上，有时走山路，有时沿江边，走了七、八十里不见一个村庄，当天晚上就在原始森林的树下露营，半夜下雨，但树高枝多叶密，小雨下不透。

六日继续行动，沿途同样不见房子，只见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宿营地也只有三、五栋房子，部队还是露营。七日在行军中，师骑兵侦察连在桥头被藏民反动武装袭击，从山上滚下石头、木头并放枪，骑兵连三分之一的马被石头、木头压死压伤，人员也有伤亡。随骑兵连行动的师参谋长汤福林同志也被乱石、乱木压砸而阵亡。敌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我们派一个连上山去，敌人早就跑了。我们把拦路的石头、木头搬开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宿营地汤堆，这里也只有几间房子，部队还是在树下露营。

十日我师占领西康省德荣县城，这里只有几栋房子。县长是一个湖南人，早就逃跑了。第二天（十一日），军团直也到达德荣，全部露营。

十二日，四师继续沿金沙江北进，一路同样看不到村子，反正走三、四天休息一天。在云南筹的粮食虽然节省再节省，也快食完了。

六月三日，好不容易才到达巴塘城东北休息。六日军团直属队与五师也同时到达，冬生师长和我把部队粮食情况向贺、任、关首长汇报后，建议打巴塘城，但侦察结果，城周围碉堡太多，要攻城代价太大，只好罢休。“总指”首长决定除派一个营向巴塘城警戒外，全军团都在城东北露营休息。

六月七日，四师奉命出发，向白玉前进。十九日占领白玉县城。城内城外都有房子，我们在这里筹到一部分粮食。军团直属队二十一日到达白玉，我们筹到的粮食，给军团直属队分了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四师和军团直属队向东翻了一座大山。山上积雪一尺多厚，山下却象春天，森林茂密，野草丛中开出鲜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下了山后又走了一段路就到绒坝岔，在这里我们受到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和当地藏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部队指战员们见到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和藏族群众，都非常兴奋，情绪十分高涨。我们也同他们团的干部一一握手，向群众挥手致意。绒坝岔位于甘孜以西四十多公里，周围是一片荒凉的草地，据“总指”首长说，六军团走插城，他们早已同九军团会师了。

晚上宿营时，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给我们送来《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我们翻开一看，内容都是反毛、周、张（闻天）、博（古）的。这时，我们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了问题。我对冬生师长说：“先压下不发。”第二天，二六三团为了给我们腾出房子，他们出发回甘孜去了。我们把他们送来的所谓《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向贺、任、关首长汇报怎样处理，首长们异口同声地说：“烧掉！”我们四师在绒坝岔休息一天。

到这里后我们才知道张国涛搞分裂，中央红军已于去年到达陕北了。张国涛还企图控制二、六军团，派他的人换掉我和廖汉生等几个师政委，但被贺、任、关首长拒绝了，派来的人也没有让他们回去，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七月三日，四师及“总指”直属队到达甘孜，四日至五日原地休息准备北上。到甘孜后，“总指”接到中央命令：原二军团、六军团总指挥部，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军团、六军团及三十二军。

这时张国涛迫于二方面军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压力，被迫同意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我们遵照上级命令，向部队进行了团结北上的正面教育，维护红军的团结，一切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大局为重，

七月六日，四师及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从甘孜出发北上。这是一段艰险漫长的路程，横在我们前面的是茫茫千里的水草地。这里人迹罕至，连鸟都见不到一只，数百里的范围内看不到一处房屋。

经过二十天的行军（包括路上休息几天），我们到达阿坝。从甘孜出发就下令，每人每天只能食二两干粮，不够的找野菜。可有时连野菜也没有，因为走在前面的是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前卫是六军团，依次是四师、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五、六师及三十二军。这样多的部队都走一条路，别的也无路可走，沿途野菜都被扯光了。

在二十天的行军中，我们翻了好几座大山，有时遇到狂风暴雪，下到山下露营，根本看不到一个村子，草地连一棵树也没有。有时遇到大雨，大家把被子当帐篷也不行，还是漏雨，全身湿得精透，根本不能睡觉。

阿坝，人们称它为“草地上海”，大家都希望到阿坝能补充一些粮食，没有粮食，羊也可以，结果希望变成泡影。卢冬生师长和我及警卫班全部出马，找了一天粮，根本没有找到粮食、野菜和牛羊，只猎获一只野狗。回来后野狗一煮熟，连盐都没有，大家先喝汤，最后吃肉，吃完后，大家都说会了一顿美餐。

七月三十日，六军团从阿坝出发。四师三十一日也从阿坝出发，本来应该多休息几天，因为部队的体力确实很弱了。但阿坝既无粮食也无野菜，牛、羊早已被藏民赶走，周围几十里路之内，根本找不到一只牲畜。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走也不行。

七月三十一日从阿坝出发，部队进入草地深处，向巴西和包座行进。阿坝到包座，十二天中走了九天的水草地。绿茵如毡的草地，气候却象魔鬼的恶作剧，忽儿烈日，忽儿冰雹，时儿下雨，时儿大雾，更多的时候则是风雪交加，狂风怒吼。没有路，沼泽软得象豆腐，积水常常漫过胯骨，要看着前面的人走，稍不注意人和骡马都可能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倾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路上没有树木和房子，部队都是露营，就是在水草中间凸出的小土坡露宿。

部队在白玉、甘孜筹到的一点粮食也吃完了，野菜被前面的部队扯光了，各团领导同志都来师部汇报情况，部队因体力太弱，牺牲、掉队的不少。怎么办？我和冬生师长研究后命令把骡马杀了，救人要紧呀！师骑兵连到包座就没有剩几匹马了。

本来可以早出草地，但遇到噶曲河水涨了，等了两天才过河。

过噶曲河的时候，附近有不少的小水洼，我们发现水洼里有很多鱼，这些鱼没见过人，我们抓它也不躲。有了鱼吃，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无盐无油，吃的多了便反胃，弄得我几十年对鱼都没有食欲。

草地的最后几天，我病倒了，患了痢疾，发着高烧，两腿象灌了铅，浑身虚软，大汗淋淋，一点力气也没有，最后只好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草地。

到草地的边缘包座后，部队休息几天，我们用高价收买群众的青稞，群众不卖也不行。因开始有的战士到地里烧青稞吃，怎样动员都不走，我们也理解战士的心情，确实饿得不行。群众要多少钱，我们都一一付清。同时，我们和群众商量也筹集到一部分粮食。

八月中旬，终于走出了草地，我们靠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走出了这片没有人烟、没有生气、无边无际浸在污水中的腐烂的沼泽地。在这艰难的长征路上，我曾经写下了整整十本的“长征日记”，记录了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斗及各种会议，记载了英雄的战士和感人的事迹。和吴杰同志结婚后，我曾请她用正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录了一遍，我视为珍宝，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转战陕北期间，一次敌机轰炸，骡马受惊，行李失散，我丢失了这份宝贵的资料，一直遗憾至今……

四师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从包座出发，沿途经过洼藏寺、莫牙寺、腊子口、大拉山、大拉寺、蔡公里坝等地，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到达甘肃哈达铺。二日至五日二军团五师、六师及三十二军也陆续到达。哈达铺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里人家较多，有几条街道，也有些店铺。我们的干部、战士来到这里象进了天堂，吃了几顿饱饭，换洗缝补好破烂的军装，理去满头乱发和胡须，有的还找到水擦洗了身子。因为长时间无法洗澡，身上长满了疥疮，我的警卫员在城边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石灰坑，里面还有些浑浊的石灰水，我们就用这些石灰水擦洗身子，还真把疥疮给治好了。经过几天休息后，大家都精神振奋起来了。

二方面军“总指”召开干部大会，讨论研究执行中央战略方针：东进甘陕边，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争取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合。休会后，我们三、五成群，激动地在一起议论：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动用他所能动用的兵力，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大军围追堵截，想把我们当作石达开，在金沙江消灭掉，但他的部下全是一群蠢货、饭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我们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象红军这样意志坚强。事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从万水千山走过来的人，如今已是两鬓霜雪，暮如残阳。回首往事，我依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饥饿、困乏、伤病、牺牲……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又伴随了我们很久，但我终生无悔，我始终为我今生能参加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3
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全军到达甘肃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短时间的整顿，并讨论执行军委新的战略任务，即乘陕甘两省敌人分散的弱点，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等城市，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

还在草地途中我就请示并经贺、任、关首长批准出草地后，让我到四方面军“红大”学习。在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虽然对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也逐步积累到一些部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政治理论、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急需系统地学习、总结和提高。在哈达铺休息几天后，我和肖克、谭家述同志一起，从哈达铺经两天行军到达岷县附近四方面军“红大”。我去“红大”后，四师政委是李井泉。

四方面军“红大”是训练中级干部的，学校要我当政治教员。还有一方面军的同志在学校当干部和教员，如张宗逊、曹理怀是干部，黄志勇、陈志芳、庄田是教员，我们在一起说话都比较随便和投机。

肖克同志原拟接替刘伯承同志任校长的，但没有任校长而到三十一军当军长去了。

四方面军总部和没有过黄河的部队同一方面军会师，到甘肃洪德后（红大随总部行动），我直接去找朱总司令。见到朱老总，我兴奋地连话也说不出。朱总对我十分热情，待我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我把来意和自己的情况向朱总作了介绍，朱老总笑呵呵地说：“中国革命路程很长，还要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哩。你们年轻人是革命的栋梁，要努力学习，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头脑。恒汉同志，咱们穷山沟有马列主义......”说完，他亲自给我写去中央红大学习的介绍信，我拿到介绍信后，向朱总敬礼、握手告别，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学习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策马赶回学校，把情况告诉我的同事和学校首长，同时办理党的介绍信，并打问这里到保安的路线（这里已是陕甘苏区，群众条件比较好）。第二天我就向校首长告别，同我带来的警卫员、马夫和一匹骡子开始上路了。

我们三个人走了三天到达保安（现改志丹）中央和中央红大所在地。我把朱总的介绍信交学校后，教育长罗瑞卿同志把我分到一科一组，杨成武同志是组长。学校校长是林彪。

在保安我听毛主席上一堂课，讲“战略学”，他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总结性地讲中央红军几次反“围剿”和红军为什么“长征”等。

毛主席用生动的例子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正确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外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动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我们小组听毛主席讲这一堂课后，讨论很热烈，都说长征是王明路线造成的。我也发言说，红七军那样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右江，沿途又打不少恶仗，有的战斗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使部队损失惨重，这都是执行立三路线造成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把延安让出来，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延安。外面有抗日爱国之心的男女知识青年，经党在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一批一批地来到延安，中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红大”改为“抗大”。师以上干部都编为一队，许世友是我的同组同学，他经常在早操时练功夫，我戏称他为“师傅”。

在“红大”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但却学到了许多东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林彪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经常亲临学校为我们作讲演。指导中国革命的一批重要文献，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也都是在“红大”期间系统地学习讨论过的。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执著探索和毕生崇敬之情，是在“红大”时期逐渐形成并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得以根深蒂固的。

除了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文娱联欢。邓颍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红大”的生活真正体现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当时陕北的很多女青年呀，把我们经过长征的人看成最可爱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求爱，我们也以各种方式回绝。因为我们的心在前方战场上，我们盼着回前方打仗，你结了婚就等于进了坟墓，有个家拉扯着，一切想法都会变成泡影，大家决心向前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我们原来红军的干部，除留校当干部的外，都毕业上前线去了。毕业的人都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背面是毛主席提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八月初，西安办事处有一辆大卡车正巧从延安回西安，我搭乘这一辆车到耀县下车，等了两天我的马夫骡子才赶到耀县。第二天我到庄里镇报到，这时红二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又要和老首长、老战友一同并肩战斗了，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乘还没有分配工作，我回原四师看望我的老战友、同事卢冬生师长。

老战友见面，无话不谈。冬生师长向我叙述了部队反军阀主义的事，他说名义上批判他，实际上是反贺老总的。我说，贺老总有什么军阀主义？他那样的平易近人，特别是同六军团会师前，夏曦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抓、杀那样多的人，因为夏是中央派来的，贺老总党性很强，还是尊重他，这说明贺老总是遵守党纪的模范！

冬生同志含着热泪说，他要离开四师了，要到延安去学习。他舍不得四师，向往着前线生活……到延安后不久，他又被送去苏联学习，日本投降后回国，在哈尔滨被人暗杀了。一军抗美援朝回到东北，罗坤山同志给我送来他的墓地的照片，我看后十分悲痛。在这里深切悼念我的战友卢冬生同志，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4
第五章在抗日前线

接受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了。

八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由于国民党当局限制八路军的力量，我们的编制被压得很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是贺老总。原红二军团编为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原四师编为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原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七一七团、七一八团。此外多出人员，大部编入一二零师教导团。我由“抗大”毕业回到一二零师，分配到教导团工作，开始当主任，后当政委。团长是彭绍辉。

编队工作完成后，随之是更换军装。打了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又戴起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帽，思想上一时还真别扭，感情上实难接受。当然，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自己要戴，还要作部队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日，一二零师全体将士在庄里镇举行庄严的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动员过后，朱老总和贺龙师长都分别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说，国民党的帽子过去也戴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一致抗日，再戴戴也没有什么。别看帽徽是白的，我们八路军的心永远是红的！最后，我们全体将士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会后，我把红五星帽徽珍藏起来。

誓师大会第二天，一二零师雄纠纠气昂昂地在陕西芝川镇跨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我奉贺老总和关向应同志命令，带教导团一部分人，去五寨做群众工作。我们在侯马坐阎锡山的小火车，到太原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坐火车北上，到宁武下车，然后徒步行军到五寨。

当时的晋西北，是在阎锡山的手里，我们虽然通过阎锡山组织了一些抗日团体，如“牺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和一些抗日武装力量，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独立的抗日政权，县以上政权基本是阎锡山委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五寨只能利用阎老西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口号，发动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组织人力物力，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那个时候，由于国共合作，我们的干部和阎锡山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是处处宣传和贯彻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而阎锡山却明中暗里跟我们作对。有一次，在兴县开一个大会，部队和群众都参加，有一个国民党的县长在台上讲话，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满。他讲完后，我立刻上台，就他的发言针锋相对、据理争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即批判了他的错误言论，又宣传了群众，捍卫了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这一基本政策。

三七年十一月，我调回兴县，升任教导团政委。分散做群众工作的各队也逐步收拢进行训练。在兴县训练不到半年，三八年四、五月又搬到岚县明村。教导团培养的对象是营、连干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5
冀中平原

一九三八年秋，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到晋西北，在岚县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二零师将肩负“攻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壮大自己”的使命，挺进冀中战场，与冀中抗日军民一道，粉碎日军的围攻扫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三八年冬贺关首长亲率师部和三五八旅及教导团通过同蒲路、平汉路敌人封锁线，挺进冀中。其他各路纵队除留一部在晋西北坚持斗争外，也由各自战地开赴冀中，同吕正操的三纵队会师。三纵队是我党领导的东北军一个团，国民党军队南撤时，他们没有随国民党南撤，而是到冀中同各抗日武装力量组织成三纵队，建立起冀中根据地。除了三纵队外，还有不少地方武装，既归又不归三纵队领导和指挥。一二零师到冀中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三纵队巩固和纯洁其队伍，整顿各色各样抗日武装力量，壮大一二零师自身。

从晋西北到冀中，要进行数百公里的长途行军，中间还要通过两条铁路线和敌伪的许多据点。时值岁末年尾，天寒地冻，大雪纷扬，我们顶风冒雪，沿着连绵的山峦一路东进，于一九三九年元旦前赶到晋察冀边区。

冀中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兵源众多。开始我们不习惯平原作战，在这样一马平川、望不到边的地方，一无山包二无沟谷，既无法伏击又无法隐蔽，在这里打仗，开始心里还真没底。但村子密，一村连着一村，群众条件很好，村同村之间都挖了沟互相联系。我们对日本的“扫荡”作战，完全依靠村落，以后也习惯了。

冀中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抗日觉悟高，给我们一二零师每个干部战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论是打仗还是寄养伤病员，老百姓从来没二话，他们直朴、热情、勇敢，由于饱受日寇侵略之苦，抗日积极性非常高。可以说，我们一二零师在冀中战场使日寇频频惨败，离不开冀中老百姓的支持、配合和无私帮助。

在冀中打了几个漂亮仗后，一二零师名声传开了，“亚五”、“亚六”（七一五团、七一六团代号）也声威大振，百姓闻之欢欣，敌伪闻之丧胆。老乡们都说“这些南方人真能打仗呢！”不久，一二零师又对冀中原有的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合编、整理。

这些部队，即有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自卫队，也有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地主乡绅的民团。其中不少队伍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纪律松弛、战斗力弱，当地老百姓对这些队伍很有意见。

三九年春季，贺、关首长应三纵吕正操的提议，将高士一的部队编为一二零师独一旅，魏大光的部队编为独二旅，以后编到部队，取消了这个番号。津南自卫军编入三五九旅。

我们教导团，本来是到抗日前线阵地办学，为第一线输送干部，但因为在冀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行军打仗，除协助七一五、七一六团作战外，还担负师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期间一二零师在冀中几次大的反日寇“围攻”、“扫荡”战斗，我们都参加了，因此没有机会训练。一九三九年三月，奉师首长命令，教导团开回冀西东岔头一带训练。不久，彭绍辉同志调回晋西北任八旅旅长，叫“彭八旅”，喻楚杰接替彭绍辉任团长。为什么已有三五八旅（简称八旅）还有另外一个八旅呢？因为国民党害怕我们扩大部队，所以不得不用重复的番号。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5
又返西北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反共，磨擦斗争不时发生，阎锡山进攻我八路军在晋西北建立的根据地，一二零师参加晋察冀反“扫荡”后就回晋西北了，打退了阎锡山的进攻。教导团没有随师部回晋西北，仍在东西岔头进行训练。

我是七大代表，师首长要我同晋察冀的代表一同回晋西北，以便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是中央在七大召开之前，先进行整风，肃清王明路线的影响。所以，七大何时召开没有确定时间。这样，我就被分配到师里组织的“高干读书班”任政委，高士一任班主任。高士一原是河北任丘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七、七”事变后拉起队伍抗日，这次在冀中整编，他的队伍编进了一二零师。

“高干读书班”是师里组织的团以上干部短期轮训班，主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由延安马列学院的教员讲授。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即无教室又无课桌，连个固定的地方都没有，常常是随便找个地方，不管教员学员，大家席地而坐，但同志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讨论发言都非常热烈。

一九四零年，晋西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读书班的吃饭问题，我经常和学员一起到当地老乡家买黑豆，别的也没有，只有黑豆，因此天天吃黑豆。后来连黑豆也吃不到了，又天天吃山药蛋（土豆），煮上一盆，几个人一围，又当饭又当菜。读书班学习两个月也就结束了，我又调到军区（师）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调独立一旅代理政委，旅长是王尚荣。期间参加了晋西北反日寇“扫荡”的每一次战斗。

四一年下半年，独立一旅调陕甘宁边区绥德，接替三五九防线，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停发了根据国共协议应拨的微薄军饷，还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困死、饿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亲自带领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不仅是三五九旅开荒种地，边区各部队和延安所有机关都一样，开荒生产、养猪种菜、捻毛线、织毛衣。我也学会了捻毛线，一有空就捻，手艺还不错呢。我们还包产到人，每个人必须完成定额。和吴杰同志结婚后，我们俩人捻的毛线除超额交够定额外，吴杰还将余下的线给我和我的战友织了毛背心和毛袜子，结果国民党没卡死我们，我们的生活反而一天一天好起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6
吴杰同志

驻防绥德后，部队相对稳定下来，除边防外，我们日常主要工作是训练、学习、整风、生产。这时，我们这些长征过来的人，很多都三十多岁了，忙中偷闲，不少人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

一九四三年，我三十二岁，在革命队伍里已经南征北战了十四个年头。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这里，有我敬重的首长，有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也有共同出生入死的广大部队的同志们。我们俨然象个大家庭，虽然都是离乡背井，远离亲人，但在这革命的集体里却倍感家庭的温馨和手足的情谊。

那些年生活虽然清苦，但也多姿多彩，我们在闲暇的时间，经常打打篮球，跳跳舞，有时也组织晚会，由地方的群众文艺剧社向部队作慰问演出，有些水平还满高呢。环境稳定了，我的老首长和同志们都不断地催促我尽快成个家。

初春，边区一片融融暖意。王尚荣、高士一、袁任远、彭绍辉……等一帮子约上我一同去看望冀中“老乡”。

这是一批冀中的地方干部，千里迢迢刚从敌后过来，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风尘仆仆赶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战初期我们一二零师到冀中打过仗，对冀中的干部印象很好。由于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又是我们一二零师驻地，来往干部大都先经过这里，因此，大家便吆喊着说去看看“老乡”。

从四二年开始，党中央便决定利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机，对全党进行一次集中整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专题作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四月，延安整风在全党普遍展开。

四三年初，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我党在敌后的干部暂时多了出来，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样在四三年的春天，数千名干部便从各个根据地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汇集到陕甘宁边区。

我们一行骑着马，一路说说笑笑，来到冀中同志们临时休息的地方，那是几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土窑洞。下马后，我们鱼贯而入。

进了窑洞，只觉眼前一亮，十几个年青的女同志，精干利落，浑身透着青春的朝气。带队的同志是我们的老相识刘亚球，他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她们大多是城市里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在我党的指引下，跑到冀中去参加抗日工作，经过在根据地几年对敌斗争的锻炼，已经成长为我党县级以上的基层干部。

我这个人平时就不多说，在女同志面前更没什么话。听着王尚荣、高士一他们大声地谈笑着“亚五”、“亚六”的趣事，我只下意识地往人堆里扫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位女同志，齐耳短发、干净利索、中等身材、白净秀气，说是抗日干部，倒更象是一位书卷气十足的大家闺秀。她不主动说话，只是问到才答一句，大多数时间只是靠在炕沿看自己的布鞋。

窑洞不大，人多了便显得有点挤。我坐在人群后面一角，没参与大家的闲聊，因此我肯定她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后来知道，她叫吴杰，是保定女师的学生。她的祖上是蒙古族，曾经当过清王朝的大官，后来家道败落了。“七、七”事变后，她在姐姐的影响下到冀中敌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来延安前是武强县妇救会主任兼妇委书记。

听说她们休息几天后就动身去延安进党校，回去的路上，王尚荣等人开我的玩笑，问有没有看上一个合适的对象？如果看上了，他们负责给她作工作。已经成家的同志拿我们几个单身逗着乐子，我也半真半假，打着哈哈：“可以嘛。”

结果大家认了真，还搞到贺老总那里去，贺老总亲自出马找吴杰同志谈，大家轮番作工作，结果，吴杰同志没有去党校而是留在了一二零师独一旅报社工作。对于没有进中央党校学习，吴杰遗憾了多少年，后来贺老总还开她的玩笑说：“我给你找了个老师，比上党校还好呢！”

五月二十二日，我和吴杰同志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正好师里开干部会，大家起哄，贺老总也说：“赶快办，速战速决！”结果贺老总、徐向前、习仲勋、王尚荣……等都自告奋勇当起了我们的证婚人，李贞同志和黄克同志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盘瓜子、一碗大枣，我们就算结了婚。那个时候年轻，大家在一块儿都好开玩笑，晚上王尚荣、彭绍辉、高士一、张宗逊他们搞恶作剧，冒着漂泼大雨扒在窗口听房，结果第二天一个个都又打喷嚏又流鼻涕。

从那个时候至今，吴杰同志和我同甘苦、共患难，已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对吴杰同志始终充满感激之情，感谢她几十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

一九四三年秋，我又调到晋绥陕甘宁五省联防军下属的三八五旅任旅政委。旅长是王维舟同志。

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参加“七大”后，没有再回三八五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贺老总上前线，我奉贺总的命令随他同行，组织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我任付主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7
第六章保卫陕甘宁

内战风云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便忙于“摘桃子”，打着“收复失地”和“受降”的旗号，到处与我军争夺战略要地、抢占地盘、进攻我解放区，内战的阴云又压向中国人民头上。

中国究竟何去何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面临选择。

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指出，在新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反复学习中央精神，搞清楚：谈判也是一种斗争，使每个干部都懂得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对和谈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对部队，我们一面抓形势教育，保持高度警惕；一面抓训练，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十月十日，蒋介石与毛主席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便故伎重演，撕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大批兵力从空、海运往东北、华东、华北，伺机对我各根据地大举进攻。同时，国民党军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我方的进犯。

由于傅作义的部队在北线绥东一带骚扰进犯我边区，刚刚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组成的晋绥野战军，奉命开赴绥远（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在卓子山打第一仗，激战一夜，消灭何文鼎一个师的大部，其余溃散。战斗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也来了，我们在卓子山稍休息，晋察冀野战军继续前进，包围旧绥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他们围攻城东，我们围攻城西。围攻一个多月，没有结果。晋绥野战军主力和晋察冀一个旅又二次去打包头，包头是傅作义的后方，他们一万多人全部武装起来，加上一些未放下武器的日本人。我们除打掉其外围的一些据点，俘虏一些朝鲜人外，包头也未攻下，教训就是逐渐增兵。第一次独一旅已打进去，并进行巷战，但敌众我寡，没有解决问题，只有撤出。这次战役我一旅二团付团长彭济民同志阵亡。

一九四五年冬，天寒得出奇，部队冬服供应困难，迟迟未发。晋绥野战军除独一旅在卓子山设防外，八旅，二旅、三旅、野战军总部都撤到凉城、左云、右玉、丰镇地区整训。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东北，准备在全国发动全面内战。六月，傅作义出动军队攻占我卓子山一旅防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在绥东地区迎战傅军。我军拟在集宁消灭其一零一师，但由于友军没有很好配合，未能得胜。集宁撤退后，傅军继而进攻张家口，胡宗南也开始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破裂。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8
调赴延安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七月，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八月，国民党出动八架飞机轰炸延安。

九月，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手令进攻张家口。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进攻张家口表明国民党决心实行最后破裂。我野战军奉命进行张家口保卫战，由于傅作义军队侵占了张家口，我军于十月初奉命撤出，由雁门关向太原方向挺进，于十一月一日收复了被阎锡山重占的崞县县城，二日围歼了原平之敌一个团，五日又攻占平社，全歼守敌，活捉了敌人一个团长。

由于蒋介石妄图从军事上摧毁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命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集团是蒋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调集了三十四个旅，兵力大约二十五万左右，而当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加上我们野战部队也才只有六个旅，两万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旬，为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和独立一旅及原晋北野司机关合编，组成第一纵队（军），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纵队司令张宗逊、贺炳炎（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陕北部队编为四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编为六纵队。不久，三纵队、二纵队（三五九旅）也由晋西北过来了，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战争开始，西北野战兵团就靠这六支纵队（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同胡匪宗南十倍于我的兵力周旋。

十一月八日，一纵由山西崞县向西行军。早晨，我们从崞县崖底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六十里才休息。由于究竟去哪里还暂时保密，我们政治部的一帮机关人员故意在我面前瞎猜测，想套出“谜底”，我也不加理睬，由他们去随意想象。

穿越了晋西北的云中山，跨过了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一路经静乐县、岚县、白文镇黑茶山、临县，我们以急行军日夜兼程。

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曾经被日寇侵占过，四零年以后，老百姓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惨遭日本鬼子屠杀，被烧毁的房屋成村连片，惨不忍睹。去年，我军解放了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如今这一带已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我们行军路过这里，看到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派饭时不管分到哪一家，都是热情款待，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部队吃，真是军民鱼水情谊深。十一月十五日纵队到达黄河边上的三交镇碛口。

十六日早晨，贺龙司令员特地从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赶来亲自给一纵干部作动员，宣布任务。

会议在碛口村头大庙里召开，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座庙院。贺龙司令员大声宣布：“今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向大家讲清一件事情，把你们从晋北前线调过来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过黄河，去延安……”人群激动起来，突然暴发起一阵掌声。贺司令员接着说：“要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贺老总要求我们保持革命传统，发扬我们这支光荣部队的优良作风，努力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由于这次行动保密，除了我们纵队干部外，基层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现在解开了“谜”，部队情绪激昂，恨不得飞过黄河，一步跨到延安。

第二天，我一纵由碛口乘船渡河。部队渡河过程中，蒋介石的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向下扔炸弹、扫射，子弹落在河里，溅起无数浪花和水柱。战士们义愤填膺，把机枪架在船上，一齐向天上打。河面上大小船只、木排在惊涛骇浪中接踵而进，傍晚时分，我纵渡河完毕。

踏上陕北的土地，有一种归家的亲切感。吴堡和绥德县境，群众起居劳动，赶集走街，生活井然有序。十一月二十日开始，部队全部走大路，行军很轻松。一路经田庄、石嘴驿、清涧、延川和甘谷驿，五天功夫就到了延安四十里铺。一路上，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都说，部队来了，延安就安全了。不知是谁在路边的土崖上写着：“长江里的轮船黄河里的水，苏联人的飞机八路军的腿。”是在形容我们走得快。到达延安东边的拐峁，我们休整待命。

十二月五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在延安东关飞机场接见由晋绥西渡黄河的我一纵全体指战员，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保卫边区。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要来检阅一纵的消息，我们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大家喜出望外，纵队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布置，决定把这次检阅作为对部队最好的战斗动员。

下午五点许，一纵万名指战员集结延安机场，全体列队等待毛主席的来临。正是严冬季节，寒风刺骨。毛主席披一件灰布棉大衣，脚穿一双粗布鞋，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在朱总司令、林伯渠、刘少奇、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李鼎铭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向队伍。

检阅完毕，纵队政委廖汉生同志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不远千里从晋绥赶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致意！”毛主席还提出了三年打败蒋介石。他说：“同志们！三年哪，三年！三年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动员大会之后，部队情绪高涨。我纵队移驻延安城附近七里铺、柳树店。由于其他战场的压力，迫使胡宗南调兵回援、暂停对延安的进攻计划。延安形势缓和，我一纵利用这段时期整训、练兵。

在延安驻防两个月，我纵政治部抓紧时间落实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成立了纵队宣传队，加强了宣传部的领导，出版了纵队自己的刊物《学习通讯》、《新闻摘要》和《前线生活》，这些都是油印的小册子，对教育部队起过不小的作用。

为配合形势教育，我纵宣传队排演了一批短剧，如《拜年》、《民兵》、《兄妹开荒》、《夫妇识字》等，很受部队欢迎。陕北的群众地方语言生动、形象、优美、新鲜，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揉进作品，即有教育意义又相当生活化，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有些词到现在我还记得。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凛冽，刺骨钻心，皑皑白雪铺满山岭、田野，可正在训练的部队却生龙活虎、热气腾腾，有不少的战士练的满头大汗，把棉衣都脱掉了。整个部队的情绪非常饱满，大家随时准备歼灭胡匪的进犯。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8
转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春节过后不久，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亲自布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当天，胡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部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进犯。

三月十一日，彭老总在富县茶坊召集第一纵队旅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和研究阻击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动用部队十五万，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进发；马鸿逵、马步芳向西面陇东、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挺进；而榆林邓宝珊部，则向西面绥德、米脂攻打。

审时度势，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三月十九日早晨，我纵按命令规定时间全部撤离延安。中午，敌人占领延安。

我军放弃延安，敌人喜气洋洋，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一面大吹大擂，一面急于找寻我党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我纵按预定部署，主力向安塞转移，一部分沿公路向青化砭诱敌尾追，我主力则继续向安塞北，然后迅速向东至青化砭伏击。

二十四日凌晨，我纵进入伏击阵地，当时山上积雪还未消，战士们在雪地里整整爬了一天。日落渐黑，敌人还未来，我纵下山宿营。敌人未进伏击圈，有的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但彭老总根据分析，坚信敌人一定会来。结果，二十五日上午，敌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进至青化砭，大摇大摆落入我“口袋”。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顿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冲杀，敌军措手不及，象一群没头的苍蝇在狭窄的沟底乱作一团，眼睁睁束手待毙。战斗只一个小时左右，敌军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等三千余人全部被俘，缴获近三十万发子弹，还有部分火炮和重机枪。这次战斗虽然只消灭一个旅部和一个团，但旗开得胜，意义十分重大，给边区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四月十三日，西北野战兵团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一纵在蟠龙西北一带牵引敌人九个旅，以便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等部队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

四月十四日，我纵佯装主力，牢牢拖住敌人九个旅，使其紧追不舍，而我却打打退退、退退打打，死死牵制住敌人使其不得脱身。就在当天，敌整编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进，在羊马河被二纵、教导旅、新四旅全歼。俘敌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以下四千余人，残敌向南逃窜。我纵完成任务，迅速甩开敌主力进入群山。

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提出“蘑菇”战术，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磨”、“打”结合，拖垮胡宗南。

由于和胡宗南“蘑菇”，部队天天在行军走路。在有的村子，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和几年前在晋西北看到被日本人扫荡过的惨景一样：窑洞烧成了黑窟窿，死狗鸡毛、羊皮牛腿满地都是，破盆烂碗、麦杆谷草乱七八糟，庄稼地里长出了半人高的蒿草。那些逃不动的老年人，颤兢兢躲在草丛中，见了我们，拦住就哭，叫我们一定给报仇。

四月底，陕北渐暖，中午的太阳烤在身上象贴了块热膏药。部队无足够夏装，许多战士还裹着一身老棉袄在烈日下行军。我们动员机关和直属部队把新发下的单衣交回，送到单衣不够的作战部队，大家毫无怨言。

五月一日，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纵正在行军路上，人滑马跌，不时有人摔倒。但战士们却十分开心，他们说，贺龙的部队，有雨就打胜仗。果然，下了一天雨，敌人的飞机飞不起来，天上少了讨厌的嗡嗡声。

五月二日至四日，我纵奉命参加蟠龙攻坚战。胡宗南北进绥德，蟠龙是其聚集物资的中间站，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镇内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我军决心攻取蟠龙。二日开始，我军各部队先扫除一些外围据点，逐渐迫近主阵地。四日黄昏各纵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之敌猛攻，镇内守敌人慌马乱、东奔西窜，至二十四时守敌全部被歼，攻占蟠龙镇。整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参谋长柳屈春等以下六千余人无一漏网，缴获面粉一万两千袋、军装四万套、子弹上百万发、骡马千余匹，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物资补充我军急需，更重要的是我军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7:59
从三月十九日我军撤离延安到五月四日蟠龙大捷，只一个半月时间，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俘虏三个旅长，敌人那种狂妄自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五月十四日下午，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于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会上，周恩来副主席首次宣告毛主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我军作战，这个消息，使会场一片欢腾，大家兴奋极了，不断欢呼：“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祝捷大会后，周副主席和彭总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三战三捷的胜利，研究下一阶段工作。我们一纵也利用在安塞休整对部队进行了总结、表彰及检查群众纪律和烈士追悼活动。

正值春耕，我们纵政下发了《关于协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部队、机关和直属队纷纷行动，帮助老百姓送粪、翻地、下种，宣传队的女同志们则拾柴、推磨，干得很积极。

由于“青马”、“宁马”进犯我陇东、三边地区，五月二十一日，一纵、二纵、教导旅、新四旅西进陇东。我因参加晋绥军区建军会议赶赴山西兴县，见到分别数月的贺老总，贺老总非常关心一纵的工作，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亲自带我去看了看几个月来解放区的建设，看到短短几个月解放区又有大的成就，我真为晋绥人民的繁荣昌盛高兴。六月初，我回到部队。

这些日子雨水不断，有的地方引起山洪暴发，给我们行军造成极大困难。在山上行进，风雨更大，虽然披着雨布骑在马上，但半截身子都湿透了。有时夜里行军遇上下雨，天漆黑，黄土粘泥的路更难走，脚都拔不起来，战士们跌跌撞撞地行进，滚得一身烂泥。说也奇怪，白天雨过天晴，太阳又格外灼人，路硬泥干，这就是黄土高原沙土结构的特点。

我军连克蒋台（一纵）、合水（二纵）、悦乐、环县（一、六纵），而后继续北进，收复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地，之后，我一纵进驻宁条梁休整。

进入七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步署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并决定由西北战场部队出击榆林，诱敌北上，寻机歼敌有生力量。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

八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开始集结北上，不分昼夜向长城边上的榆林前线进发。艰难的沙漠行军，常常是走一步，退半步，鞋里灌满了沙子，消耗了体力却走不出速度来。太阳猛烈地喷火，沙漠被烤得滚烫。没有一滴水，战士们渴得嘴唇干裂，很多人流鼻血。沙漠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的功夫又刮起了狂风，黄烟似的沙暴裹住了队伍，砂石没头没脑打得人脸生疼，眼都睁不开。

八月六日到十二日我军攻打榆林。榆林邓宝珊凭借坚固城墙和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加之榆林城外一片沙漠开阔地，我军武器装备简陋，很难接近城墙。我军是夜间攻击，白天留少数部队坚守已经夺取的城郊阵地，监视敌人。连续攻了几晚后，没有奏效，敌人还抓了好多老百姓在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并不断打出照明弹，搞得城下通亮如白昼。

由于敌大批援兵逼近，我军撤出榆林进至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隐蔽待机，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中央留在陕北的精干机关挤在一起。无粮，天天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吃黑豆、粗糠、野菜熬成的“钱钱饭”，部队人多，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敌以为我过黄河，胡宗南派整编三十六师向佳县追击我军，不料八月十八日在米脂东北沙家店被我一纵、二纵和新四旅、教导旅伏击，除敌师长锺松等少数人逃跑外，歼敌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六千余人，俘虏少将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阶段。此后，我西北野战军沿咸榆公路两侧一路追击，而敌人却象决了堤的水，顺咸榆公路向南溃流。

进入九月，我军乘敌人累吃败仗、士气低落之机，野司率一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延安东北进行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肃清驻守延长、延川、清涧之敌，将敌四个旅击溃在延川一带，迫使敌军龟缩在延安地区无法行动。是役，敌师长廖昂、旅长张新等全部被歼。

延清战役后，野司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围攻榆林半月多未拿下。当时十二月冬临，陕北气候寒冷，北风呼叫，夹带着沙石往怀里钻，穿着棉衣都不顶事。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半年多，疲惫加上人员伤亡，急需休整恢复，且“宁马”又来增援，这样，我军除一部监视榆林守敌外，主力撤出，迎击“宁马”增援部队。在给“宁马”以很大杀伤后，撤回绥德以南进行冬季整训。一纵队撤至青涧至瓦窑堡之间折家坪进行冬季整训。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0
家属支队

就在我们一纵驰骋陕甘宁，与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纵横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后面大约一两天路程的地方，跟着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我们第一纵队的妇女学校，即家属支队。

当时，我们纵队团以上干部基本都是老红军，年龄都不小了，大部分都已结婚成家，爱人有的在一纵工作，还有不少是随军家属。部队转战陕甘宁与胡宗南周旋，需精干、轻装，女同志和娃娃随大部队一起行动既累赘又不安全。但是又无法将她们留在某一固定地区，因为胡匪大举进攻解放区，到处都是敌人，连当地老百姓都坚壁清野，撤离转移了。

纵队领导研究后，决定组织一纵留守处妇女学校（实际是个家属支队），将团以上所有家属（包括在纵队工作的女同志）及小孩三百多人集中起来，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与大部队保持一、两天的距离。部队前进，她们前进；部队后退，她们后退；部队休整，她们停下休息。除了行军外，她们还要作鞋、作衣服，支援前线……

为什么叫妇女学校呢？因为当时女同志都不愿被称作家属，你叫个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去。开始这支队伍的带队是个团长，是贺老总早先的马夫，后来他坚决不干了，说什么也要到前方去打胡宗南，“坚决不当婆娘娃娃头！”

谁来干呢？后来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找吴杰还有其他几个同志谈，作她们的工作，让她们带队。当时吴杰在纵队组织部工作，贺司令和廖政委给她们下达命令：第一，不能有一个娃娃和大人掉队、被俘、死伤，要保证前方安心打仗，不能有后顾之忧；第二，安排好三百多人的行军、吃饭、住宿、医疗、学习和支前工作。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不准有半点差错。

开始吴杰有顾虑，怕搞不好，不想接这个任务，我给她做工作，鼓励她搞，并且给她理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二、三，后来吴杰和其他几个女同志一起，把家属队的工作搞了起来。

家属队的事情很麻烦，要行军与敌人周旋，还要安排生活：号房子、搞饭、娃娃生病、大人闹意见，有的家属丈夫在前方牺牲了，要作她们的安抚工作，还有不少的女同志正赶上生育期，有时敌人很近了，这边还正在分娩接生……但家属牵着前方的心，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点问题都不能出。

往往一天的紧张行军过后，一住下来便赶紧拾柴点火、烧水作饭。大人们可以坚持，娃娃们却早已饥肠碌碌了。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天黑以后才三三两两地回来看看。由于胡匪的骚扰，老百姓整日在恐怖中过日子，他们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到处都是谣传。一会儿说敌人到了这里，一会儿说敌人到了那里，看到部队的家属娃娃们，心里才安定下来。

早晨出发前，要检查群众纪律，用过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住过的房屋要打扫干净，暂借的牛车、骡马要打条子，并补发边币。老百姓都很满意，纷纷说：“还是咱自己的部队，连婆姨娃娃们吃顿饭，烧些柴火还又打条子又给钱，要是胡儿子们，又吃又抢还要烧房子……”

胡宗南找不到我军主力，象个疯子一样到处转。有时敌人就在山那边过，队伍在山这边，一点响声都不能发出。听吴杰讲，我的小孩哭，被她紧紧捂在被子里，怕被敌人听到暴露目标。等敌人过去，娃娃的小脸都憋青了。很多小孩都被这样捂过。

家属队行军，娃娃都是放在筐子里，筐子驮在骡子的两边，中间还放些简单的行李。几百口子的队伍就是这样翻山、越沟、淌河，和敌人周旋。冷了，筐子上蒙床被子，下雨了，筐子上盖块油布，我的两个娃娃也是这样一边筐子里一个。有时吴杰怕小孩哭闹，拿一个小碗，里面放两块小石头，说是“鱼”，让拿在手里玩。有一次敌机轰炸惊了骡子，骡子驮着的两只装小孩的筐子翻下山去，吴杰紧追下去，两个娃娃摔的满脸是血，幸好山不高。我的儿子爬在地上，满脸满手是伤，一声不哭，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块石头说：“鱼！”

家属队行军，象一座迁徙的部落。丈夫们都在前方打仗，部队的胜败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部队奉命西进收复陇东。进入甘肃境内，家属队的女同志们也参加了伤员救护工作和俘虏宣传教育工作。临时设置在老百姓场院的伤兵救护站，人流不息，接送不断，这些家属同志就象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护理着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同志，为我一纵前方将士作了很多工作。

在我军新解放的地区，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老百姓不了解情况，不敢接近我们，有时连家都不让进。我们的家属们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忍着饥饿，把孩子放在一边，为老百姓打扫院落、垫土、担水，遇上农活还帮着一块干，很快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消除了他们害怕并怀疑我军的心理。

就这样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从转战陕北到解放大西北，吴杰她们几位女同志，加上炊事班几个老战士，整天枪不离身，带领着这支几百人的特殊队伍，跟在我们纵队的后面，在陕甘宁晋绥方圆几千公里的山峦、沟谷、大漠里与敌人转圈子，圆满完成了纵队首长交付的任务，不但无一人死伤、掉队、被俘，还增添了一批小“一纵战士”。

我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在行军路上。那天前方失利，天上敌机在轰炸，地上是后撤的部队，骡马受了惊，吴杰被抛下马背，孩子七个月便早产了，生在荒郊野外。小孩很弱，奶都不会吃，哭起来没声音。我听说后，让警卫员去看看，回来讲象个小猫，可能活不了。孩子八个月时，部队休整，我去看了一下，小孩又胖又大，很好玩，一点不象早产的娃娃。后来说是靠输吴杰的血和吃陕甘宁老乡的面糊糊才长大。

西北的解放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充分证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从此我军频频获胜，连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在迎接西北解放战争的大决战时，我又想起我的大女儿离开一纵去家属队前与我的对话，她问我：“爸爸，你干什么去？”我说：“爸爸去打胡宗南。”“爸爸，等打完了胡宗南，你给我带一个回来玩好吧？”孩子天真的话使我忍俊不禁。大反攻的高潮就要来了，胡宗南就要彻底被打败了，蒋家王朝二十年的反动统治最后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全国解放为时不远了，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我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夺取全国的胜利！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0
第七章解放大西北

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冬季，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这是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由于我们第一纵队的诉苦三查搞得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肯定，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被毛主席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将这次运动肯定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也称赞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

有关这一段的内容，我想，四十多年以前我作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时写给野战军前委的关于运动的工作总结材料更能具体地再现当时的整军实况。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但那是我亲手撰写的“马背之作”，现在找出来读一读，自己还感亲切。以下便是摘要。

冬季整训。纵队党委召开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整训以什么为主。到会同志热烈发言，多数同志认为部队“解放兵”比例相当大（占部队兵员总数的80％），觉悟也比较低，他们认为参加解放军，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之间、新老兵之间，感情融洽、精神愉快。在国民党部队，虽然吃得好、穿得好一点，但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欺辱新兵，他们恨国民党部队，但有很多糊涂认识。他们有的暴露出“打仗和在国民党那边一样，还是为官长们打的仗”。这样，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诉苦，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教育对象主要是“解放兵”。

发动士兵们诉苦，并不是象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大会一开无人发言，各连都有类似情况。为了找其原因，我们暂时不开大会，而是开展谈心活动。谈心活动中，发现有的战士不愿暴露家庭的事，如有的曾经讨过饭，有的母亲给恶霸地主当过老妈子，有的还不起债，姐姐被迫给债主当丫头等。他们说，这些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有的还说，他给地主当长工是两厢情愿的，他给我钱，我给他做工，怎么是剥削呢？他们不懂剥削，干部和党员慢慢疏导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如你父亲辛苦一年，才得三十块白洋，这合理吗？一年的辛苦创造的价值，不止三十块白洋，比三十块白洋多得多，多的部分被地主装到腰包里去了，这不是剥削吗？又如井水、河水是流动的，河边的石头是无用的东西，你把水挑上来倒在地主水缸里，把石头背上来，给地主修这修那。本来这些无用的东西，经过劳动，变成了价值。而享受了你们的劳动价值，却一分钱也不给你，这是不是剥削呢？经过这样反复疏导，他们才恍然大悟，对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豪绅更加仇恨，发誓一定要报仇雪耻。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并鼓励他们把这些苦诉出来，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大家我们通过谈心和疏导，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以后，诉苦运动就迅速展开了，那些所谓“丑”事都痛哭流涕地讲出来了。会场一片沉默，有的低声哭泣，有的高呼口号“要报仇雪耻！”围观的群众，也参加进来了，形成军民同诉旧社会的苦。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边区文工团来慰问我们，演出《白毛女》，当见到黄世仁奸污喜儿的场面时，有一个战士上了刺刀，要上台捅那个黄世仁，坐在这个战士旁边的同志把他拉住说，这是演戏。他说，这个戏好象演他家的事。

诉苦运动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之后，我们适时地诱导大家挖苦根。苦从何来？讨论很热烈，但都局限在同自己有冤仇的地主恶霸身上。我们也表示同情，但“苦”不是你一个人呀！全国千千万万穷人都同你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大家脑子想得宽了，有的说，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又互相勾结，这三个东西毛主席称之为“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只有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当家作主，这样大仇报了，小仇也就自然报了。过去那些认为在解放军里打仗同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一样，是为官长打仗的也觉得认识太低了。这种办法基本上是士兵教育士兵的方法。干部是疏导诱导。这个方法比灌输式的教育不知要好多少倍。

查阶级。这是与地方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在晋绥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地方上的这个运动，无疑是要反映到部队中来的。解放区的战士都给家里写信，问他家是什么成分，分得多少土地，有的就问他家里的土地被分了没有。“解放兵”亦有反映，想知道他家是什么阶级，全国解放后，他应分得土地呢？还是土地被分走呢？总之，“土地改革”运动，在部队中反映强烈。我们虽然在平时特别是诉苦运动中，对每一个人的阶级成分都了解一些，但总不能对每一个人都了解的那么全面、深刻。同时，我们也想通过查阶级，清查“解放兵”中有没有混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和伪装士兵潜伏下来的军官，以纯洁部队的组织。

查阶级，原来我们想走群众路线，每个连队分为若干组，每个人自己介绍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即你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来源，然后由大家评议。大家听了后，就议论开了，说谁属于什么阶级，根据什么条件来衡量。要求领导先讲一讲，使每个人都掌握一把“尺子”，有这把“尺子”就好衡量了。这个问题反映到纵队政治部来了（当时我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们同纵队首长研究，决定按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统一去讲，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关于阶级划分的材料，《土地法大纲》我们还没有看到。

根据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各单位都照书本去讲了。讲了什么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等。讲完后，让大家讨论，有的说心里有底了，有的说了解的还不透。同时，我们又根据在延安时中央领导同志讲过的“重在表现”，就是说，阶级出身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政治表现，例如：我们的党员也有出身不好的，但他们革命很坚决，这一点大家很感兴趣。

在分组自我介绍家庭经济情况、由大家评议时，大家都说，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我们都不够格，我们大家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即中农）、半无产阶级（贫农）、无产阶级（雇农）。“解放兵”说，我们当兵是抓来的，有钱人上学去了，上学的不当兵，不上学的也进城藏起来了，就是被抓了，他也有办法用钱赎回去。被抓来当兵的，都是我们这些穷汉子。经过清查，也有个别坦白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在这里当兵比在国民党那里当排长还痛快。不是重在表现吗？我打仗也不比别人差呀！我们也没有调动他，当兵还是继续当兵，主要是搞清其政治面目。他们原来怕坦白交代后就不要他们了，我们这样处理后，他们很高兴，说共产党的政策好。

查阶级结束后，各连都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为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查斗志。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胡匪宗南以十倍于我的兵力进攻边区，当时我军只有两万余人，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十分困难。边区人口不多，生产的粮食敌人抢、自己吃、解放军亦吃，加上战争，群众不能安定地生产，这样我们能否打持久战，能否打败胡匪宗南，收复失地，有些干部、战士抱着怀疑态度。

十月我二次攻打榆林，“宁马”增援，我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守敌外，集中主力西进迎击“宁马”。十三日下午，我一纵队先头部队在元小滩附近与敌遭遇，由于没有高度的战斗准备，轻视敌人，结果七一五团一个营受挫。如果有高度的战斗准备，坚强的战斗意志，敢同敌人拼搏，这个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宁马”战斗力果然很强，但我军十四日同他决战于元大滩，予敌以重大杀伤，敌死伤、被俘、逃散等在五千人以上，其余西逃。

纵队党委在部队休整中特别提出要“查斗志”的问题，通过群众路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教训，以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提高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

在讨论到物资供应困难能否坚持持久战和打败胡匪宗南的问题时，发言非常热烈，经过长征的同志（那时营团干部还有不少是长征的，旅、纵队都派人参加重点连队）说，红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长征时，我们的困难和现在的条件根本不能比，一天三两干粮，还要走七、八十里路，如果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对共产主义高度的信仰，我们能战胜各种困难、走出雪山草地吗？我们现在虽然困难一点，但同红军长征时比不知好出多少倍呀！我们第一次打榆林，撤到米脂、佳县三角地带，才吃几天南瓜，就议论纷纷，对打败胡匪、收复失地信心不足，有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就用算账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能否打败胡宗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撤出延安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就歼敌正规军三个整师师部、三个旅部、五个整旅、十一个整团，共六万一千余人，另非正规军万余人，俘、毙、伤、投诚起义的团以上军官三十六人，中将师长廖昂在清涧被我俘虏，除榆林外，延安以北广大地区已收复，同晋绥解放区联成了一片，那些怀疑能否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胡宗南已处于被动的局面，我军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有人插话说，还要看一看各兄弟野战军，如东北、华北、华东、晋冀鲁豫野战军消灭敌人比我们多得多哩！蒋家王朝离倒台的时间不长了，现在我们已看到黎明前的曙光。问题讨论清楚了，大家就豁然开朗了，会场十分活跃，有的叫喊快出击吧，不要再休整了。

查工作和推选干部。查“工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发现一个部队中连和连的工作比较相差很远，有的连伙食好、纪律好、团结好、作战好、走路不掉队，大小休息歌声四起，部队作风朝气蓬勃。有的连则相反，伙食很差，违犯纪律的多，内部不团结，经常互相吵嘴打架，行军稀稀拉拉，大小休息东倒西歪。这是为什么？

战士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之后，觉悟提高了，为了使后进连赶上先进连，大家很尖锐地但又是善意地提出批评，说一些连队后进的原因不在于战士，而在于党团支部和连排干部，特别是党支部，没有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如伙食不好，为什么不去检查呢？有的连长爱喝酒，多吃多占，大家都是三钱油、五钱盐，你多吃多占，大家就有意见。连排干部不能同战士同甘苦，你说话就没人听，你对后进战士否定一切，人家有时也做了一些好事嘛，早晚点名，总是受批评，看不到人家一点优点，大家也觉得不公平，他自己也觉得无奔头，你说我落后，我便破罐破摔…… 党支部书记（一般是指导员当）和连排干部没有同战士谈心，特别是对后进战士的谈心，这样，工作就不能对症下药，一般化，说话说不到点子上。有的不愿听取意见和批评，害怕影响威信等，这是错误的。有一个连长，战士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铁匠”，爱喝酒，喝醉了乱打人，后因他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得到了战士的谅解。大家一致说，连长有一个好处，打仗是好样的，请求组织继续留任连长。我们表扬了这个连长，并将群众对他的态度通报全纵队，一方面对他个人是鼓励，另一方面也教育了那些怕批评、同群众对立的人，这样检查工作顺利的开展了。

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和查工作之后，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干部，干部也进一步了解了群众，这样推选干部（那时叫推荐）就好办多了。那时连排干部缺额太多，解决方法，每一个职务，都推选二至三人，最后群众评议从中择优录用，报上级审批后正式任命。本连如实在没有合适的，便从其他连调配，经过诉苦三查后，缺额的干部均补齐了。

运动中群众提出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纵队决定，连队连、排长一定要到班上参加战士食堂，连里每天要派两人帮厨，月底公布伙食账目。机关按标准吃大锅饭，不准另开小灶。战争年代，平均主义和与群众同甘苦是非常需要的。

诉苦三查后，接着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方法与过去有不同，过去都是连、排长从头到尾教战士，但是连、排长有些动作还不如战士熟练。现在采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方法，结果这个方法效果很好，训练成绩提高很快。

以上是关于诉苦三查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工作总结的部分内容。

四八年元月，针对“三查”中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纵队组织“人民革命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大会成立“审判委员会”，推选我为主审人，下有陪审员十人。被审的都是罪行严重的我军基层干部中的败类。

第一人是我纵二支队七连一个排长，叫侯玉柱，冀中人，家庭地主成分，本人混入我军后一贯腐败堕落，在米脂强奸一个十三岁小女孩，文水战斗中贪污大烟一百二十两，此次“三查”被揭出，竟抢了十多颗手榴弹公开抵抗，打伤哨兵，企图逃跑；

第二人和第三人都是连级干部，在元小滩战役中放弃指挥，临阵逃脱，造成部队重大伤亡，而自己一个人跑回来；

第四人是五支队一营机炮连连长，湖南人，佃农，一九三四年入伍，跟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西北。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侦察敌情时与另一个人轮奸一民女。

对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审判委员会根据其罪行和群众意见宣判，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判了有期徒刑，对整个部队教育很大。

诉苦三查运动结束后，部队士气进一步高涨，各连队纷纷制定杀敌立功竞赛计划。春节一过，野司即决定开始宜川战役，由此揭开了一九四八年西北战场的序幕。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1
打出去

西北野战军要打出去，开展外线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怎么个打法？首先打哪里呢？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彭总在吕家沟野司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南下作战方案。

宜川，西临洛川，东接黄河，北通延安，形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三角地带，是战略上的要地。彭总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围宜川，敌军必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彭总分析了敌人必来增援的可能性，同时也作了不来的方案准备。我们与会干部都纷纷表示，决心打好南下第一仗。

我军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诉苦三查和军事训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分别由绥德、米脂、安塞南进。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也配和行动，从千里之外送来了粮食、药品、被服和刚刚经过土改翻身的青年参军农民。

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十六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带隐蔽。彭总分别找各纵队领导同志到他住处授领任务，彭总摊开地图，指点三、六纵队围攻宜川，六纵队除一部参加围攻宜川外，主力向西抗击增援之敌，不能让其援兵窜入宜川城。一、二、四纵队集中全力歼其援兵，各纵队要按时到达伏击地区，并反复说明，宜川是胡宗南必救之地。

二月二十日，野司发出宜川战役“一号令”，第三、六纵队开始肃清外围武装据点并包围宜川城。我第一、四纵队则向洛宜公路两侧隐蔽集结。

纵队冒雪向集结地出发，一路山大林深路滑，人滚马跌行进艰难，我们的纵队机关还带着文件、资料、油印机、纸张等，驮东西的小毛驴一滑一个四脚朝天，驮子翻了一地，结果机关的同志们不但自己负重，还要时时拉着小毛驴的尾巴让它站起来。到达宜川县境，部队休息。这里前两天刚被我军解放，全镇大多数人以买卖为生。开始他们对我们有戒心，不要边币，我们拿钱吃不到饭，后来我们给他们宣传我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政策，他们乐意要边币了，还说：“蒋贼快完蛋了，法币没用了！”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五个旅十个团以轻装由洛、宜公路经瓦子街东进，增援宜川。我纵按野司命令在瓦子街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为了配合总攻，我纵在雪地、森林里埋伏了一天一夜。雪仍不断地下，且越下越大，变为鹅毛大雪，入夜，起了风，更是风雪交加，但干部战士毫无怨言。

三月一日晨，敌人全部通过我一纵队伏击阵地后，各旅即按纵队预定计划，沿洛宜公路两侧，由西向东攻击。敌人发现他的后尾打起来后，坚决攻击我正面抗击部队，妄图打开前进道路，窜入宜川城，然后依靠宜川城作为据点与我决战。但正面攻击未能得逞，遂改由向西和西南突围，向我三五八旅阵地反复冲锋不下十次，而我军每次都以拼刺刀将敌击退。

七一四团在团长任世鸿的率领下，打得最艰苦。六连（后改为一师一团六连即硬骨头六连）阵地上，战士们同敌人短兵相刃，展开肉博，几乎到了白热化。战士刘四虎只身冲入敌阵，一人刺死四个刺伤三个敌人，自己身负十一处重伤，纵队授予特等战斗英雄。七一四团自己伤亡也很大，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阵亡，六连只剩十三人，仍牢牢坚守阵地，战士称为“膏药”战术；三团战士陈润旺一人拿着手榴弹在敌群中大喊交枪不杀，吓得六十多个敌人乖乖投降。还有的战士怀抱机关枪和冲锋枪，站立起来向敌人集团冲锋扫射，阵地前一片死尸，战士称之为“低近射击”战术，战至黄昏各纵队才将敌全部聚歼于任家湾狭窄地区。宜瓦一战，仅用两天一夜，便获空前辉煌胜利，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整编师另五个旅约三万余人，敌军长刘戡自毙，师长严明等被击毙。

战争结束后，满山遍野全是敌人的尸体和行李，山沟里到处堆满了枪炮子弹、车辆马匹，我纵战士欢天喜地打扫战场，庆祝胜利。

宜瓦战役，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证明诉苦及三查方法教育部队，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中央军委三月二日贺电语）。毛主席在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此后，西北野战军乘胜长驱直入，进军关中。

宜川、瓦子街战役后，由于延安、洛川敌人未撤退，敌人重兵集结铜川、耀县。延安、洛川不好打，铜川、耀县更不好打。只有挺进到蒋管区，才能把敌人牵出去。所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打西府（宝鸡）陇东战役。宝鸡是陇海线上的重镇，也是胡宗南多年苦心经营的战略物资屯集之地。这里有庞大的军火武器库，储备着大量军用装备和武器弹药、物资器材，还有堆集如山的粮食、布匹、军服、被褥等，战斗胜利则会大大装备我军。这个战役从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二日打了整整一个月，战绩很大：延安、洛川的敌人全部撤走，坦克、战车等重武器被三纵队全部缴获；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的所有军用物资、弹药、粮食等，我军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全部烧毁；占领十多个县城，虽占了又弃，但起了宣传我党我军的作用，扩大了政治影响，取得群众的拥护。有些部队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同战绩比较是微乎其微的。

我纵在出击西府、陇东的行动中共歼敌俘敌七千余人，敌人望风而逃，我则一路宣传，所到之处虽是新区，但群众对我们却很友好，有的老乡讲：“以前怕你们，现在亲眼见到你们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态度和蔼，还发放救济粮给我们，真是咱穷人的队伍。”

五月二十六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夏季整训计划，确定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逐步扩大新的解放区。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的指示》。

会议结束后，我们按照前委的决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夏季整训。我们政治部机关，除了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开展评功评过运动外，还通过《前线生活》报宣讲西北战场和全国各兄弟战场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各宣传队排演了一批优秀剧目，有《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刘四虎》等，在部队演出后，大家反映非常好，教育意义很大。机关全体干部和连队还在不妨碍练兵的原则下，积极帮助驻地群众收麦，老乡们拥护我军，都说：“割它一个地净场光，看他胡匪来吃什么？”

八月，西北野战军发动澄城，合阳战役。

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先消灭整编三十六师，得手后，歼击整编十七师、整编三十八师，以粉碎敌人封锁我出关中、威摄西安之目的。

八月八日战斗开始，十三日结束。这次战役，我纵协同兄弟部队在壶梯山、冯原镇、王庄镇共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副师长朱侠、二十八旅旅长李规以下三千余人，俘虏敌整编三十六师参谋长张先觉、三十六师政工处长兼四九四团团长陈定等以下近一万人。收复澄城、合阳两县城。

胡敌整编三十六师残部、六十五师、十七师、三十八师、九十师、十三师、二十七师等，在澄、合战役失败后，转入重点防御。八月中旬以大荔、蒲城为依托，西至咸阳，东至华阴，构成一条防我突入关中的防线。

我野战军经过将近两个多月的休整训练，并补充华北来的子弟兵和溶化“解放兵”，部队斗志旺盛。为配合晋中及中原友区部队的战斗，野战军总部决心集中全部兵力进行秋季攻势作战，破坏敌人防御带。

我一纵队以“挖心”战术，直插敌人心脏张家城，消灭一个旅部，并切断十七师与四十八旅韦庄至酥酪的联系。整个战役前后共十四天，俘敌旅长万又麟以下一万一千余人，争取非正规军起义一千余人，合计毙、伤、俘及起义者共二万五千余人，打乱了敌人的防线。

此次荔北战役，我纵表现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分割围歼敌人的任务，受到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1
进军大西北

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二日，边区《群众日报》发表贺龙撰写的《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的文章。紧接着西北野战军于澄城北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我们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在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一纵首届英模大会，会上我们大力宣扬刘四虎、周黑子、硬骨头六连等英雄模范，树他们为全纵的旗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在全纵队掀起学习和练兵的高潮。

二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新的整编，我第一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陈外欧、我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我野战军开始春季攻势，目的是攻占蒲城县并相机歼灭铜川、耀县、富平县之守敌，即以实现解放渭河以北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野司集中一、二、三、六军攻歼蒲城之敌，四军向西行动，首先歼灭宜君（民团）之敌，得手后继续南进威逼耀县。这个战役到三月十八日结束，共解放与收复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大荔等八座县城和临潼等六县部分地区，并俘敌二十师师长楮静亚、参谋长张凌汉以下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炮四千余件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渭河以北地区全部为我解放。战役目的基本完成。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机关某些干部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表现在集合动作慢，很长时间集合不起来，行动松散，拖拖拉拉，简直不像个军队的样子。晚上休息锁大门，睡觉时无戒备，总务行政管理差，事务主义作风严重等等。针对这些，我召集军政治部全体人员开会，反复跟大家讲：目前全国已经打了辽沈、平津、淮海三个大仗，敌人再组织这样的大战役是不可能了，但西北还没有打过大仗，我们要积极准备迎接将来大的战斗。现在，我们要作的事很多，一定不能麻痹松懈，要拉紧思想上的弦，养成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迎接全国的解放。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震撼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胡匪自知其迭次被我打击，败局已定，自四八年十二月起，将伪西安设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部队也逐步西移，西安城没有大部队设防。

五月四日，一野发起陕中战役。十四日，一军解放三原，胡匪向秦岭、宝鸡撤退。随即六军进攻西安，西安守敌南逃，六军于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我一、二、三、四军向西尾追敌人，四军解放麟游。二十一日一军解放永寿，二军解放岐山、扶风。三军配合六军占领西安后，继续南进追击逃敌。这次陕中战役，历时二十五天，共毙伤俘敌一六五师师长以下二万二千一百余人，解放西安市及县城二十四座。

六月，一野成立兵团，一、二、七军编为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三、四、六军编为二兵团，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由于兵团的组建，一军领导班子作了加强，我被任命为军第一副政委，二师师长王尚荣任命为副军长。

这时华北的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已过黄河编入第一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这样西北的兵力就由五个军变成十二个军，部队素质和数量都超过胡宗南和青海、宁夏两马尚存的兵力。

我军四个兵团以西安为中心休息整顿，以逸待劳。我一军集结在户县。

七月一日，一野司、政向全军联合发出《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二日，一军在户县涝店村外举行纪念“七一”、“七七”、欢迎三师归建及进军大西北誓师大会。

涝店村外红旗招展，人拥马挤，歌声如潮，枪杆如林，三万健儿汇集在一起。下午四时，大会开始，信号弹、照明弹腾空而起。除一野首长张宗逊、李井泉、甘泗淇，兵团首长王震及西北军区首长王维舟外，多日未见的老首长贺老总也驱车赶来并讲了话。贺总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很老的部队，一军一师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根子之一，我们有光荣的传统和作风，我们之所以英勇善战，基础就是政治工作……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进军命令，消灭胡马匪帮，解放大西北！”

七月六日，一野在咸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我军作战方针“箝马打胡，先胡后马”，进行扶眉战役，解决胡宗南主力，然后进军甘肃，歼灭青、宁二马。

针对胡宗南和“青马”“宁马”妄图在西安以西、宝鸡以东与我军决一死战，野司的战斗布署：以十九兵团（附骑二旅）进至乾县、醴泉及其以北构筑工事阻击马匪。

二兵团（三、四、六军）由醴泉附近出发，经乾县、武功间再经法门寺并向扶风及其以南之敌主动攻击。

十八兵团（欠六十一军两个师）守备西安及其以南地区。

一兵团（欠七军）由户县沿渭河南岸西进，歼灭敌九十军、三十六军，得手后，迅速进占益门镇，断宝鸡敌南逃之路，并策应河北岸作战。

从七月八日开始，各个兵团都按野司的布置开始行动。一军沿河南岸前进，午后攻占眉县，敌人还不知眉县已被我占领，都向眉溃逃，我共俘敌八千余人，至十四日占领宝鸡以南益门镇。至此，预定的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役共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此役，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胡马两敌被彻底分割，“青马”“宁马”退据陇东。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2
乘胜追击

扶眉战役后，一军进驻宝鸡休整，准备西进解放兰州、西宁。但此西去，沿途干旱，路上严重缺水，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队。由于全西北解放指日可待了，部队情绪非常旺盛，干部、战士们都说，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能在那里，我们只是路过，顶多停一下，算什么困难呢？“青马”、“宁马”不是叫喊要同我们“决一死战”吗？希望部队快些行动。

野司对西进的布署：十九兵团为右路，二兵团中路，一兵团左路，十八兵团驻西安到宝鸡一线，防胡匪残部扰乱我后方。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行动，沿途各兵团都顺利地消灭或击溃拦阻我军前进的障碍，如六盘山、固关防线，不费大力就被突破。

固关防线打开后，我军乘胜追击，一军解放秦安，二军解放天水，其他部队也相继解放陇东大片土地。八月十二日，我右路（十九兵团）和中路（二兵团）已兵临兰州城下，并布署解放兰州。二兵团、十九兵团围攻兰州，一兵团经临桃、临夏，直指西宁。兰州八月二十六日解放，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残敌向永登、西宁逃窜。

兰州战役刚刚结束，彭总便召集兵团和军以上干部会议。他浑身征尘和硝烟，但精神抖擞，两目放光。他说：“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只要把马步芳消灭了，西北就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

彭总接着说：“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因此，我们从今天起，即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要解放大西北，要担负驻区剿匪的任务，还要从现在开始搞建设。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从兰州落荒而逃的“青马”匪残部，沿路抢劫，马继援带着少数亲信窜回西宁，正值我第一兵团兵临城下，马继援惊惶失措，爬上飞机逃离老巢西宁。群众自发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并派代表迎接我一军入城。

九月五日西宁宣布解放，一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军管会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马匪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安抚百姓，并命残敌立即到军管会报到登记，缴械投降。由于我军对来降敌官兵给予政策教育，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级以上军官集中学习改造，因此，前来登记受降的“青马”官兵很多。

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复电西北局：“同意青海省委以张仲良、廖汉生、冼恒汉、贺炳炎、王尚荣、张国声、傅子和、余秋里八人组成。并以张仲良为书记，仲良、汉生、恒汉三人为常委。”

九月十八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同胞三万多人和我军将士共同举行大会，隆重庆祝西宁解放。我军整队入城，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骑兵们跨着高头大马，炮兵们牵引着蒋介石送来的一门门美式钢炮。队伍行进在西宁市的主要街道，道路两旁，挤满了回、汉、蒙、藏各族群众，大家喜笑颜开，争相观看，一片欢腾。

庆祝大会的会场设在东关的大教场，人流涌着部队，旌旗伴着阳光，在宣告胜利的礼炮声中，大会开始。兵团司令员王震首先讲话，接着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我以及西宁市委书记刘枫和各族代表、战斗英雄等都讲了话。会后，军文工团和各族群众一起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几天以后，王震司令员率领一兵团部和二军、六军由青海继续西进，进军新疆，一军留驻青海，担负剿匪并建设人民青海的任务。

由于兰州的溃敌大部向河西走廊逃窜，我二兵团（附野炮团、战车营）继续沿兰新公路追击。一兵团二军也翻越祁连山与二兵团钳击西逃之敌，至九月二十五日，除少数逃散外，共歼敌合计四万余人（含投诚、起义的三万五千余人），至此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十九兵团也于九月二十五日先后进入银川，“宁马”全部被歼，起义、投降、被俘共三万三千余人，其余溃散。宁夏全部解放。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全部解放，新疆敌人完全陷于孤立。陶峙岳派和谈代表曾震五九月二十三日经酒泉到兰州，随后，陶崎岳及伪省主席鲍尔汉，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条款，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起义通电。我一野二军及二野六军，由苏联帮助组织空运并汽车陆运进疆，起义的部队有正规军三个整编师、两个独立旅、以及边卡部队和联勤等直属机关共六万八千余人。

青海解放以后，我们遵照毛主席“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从部队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九月底，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组织市军管会所有派出代表进行学习。在中山堂，我跟大家讲：“敌人主力已经被消灭了，宁夏问题也解决了，新疆正在和平解决中，只剩下汉中的一点敌人，有我们的十八兵团和七军，很快就能解决。大西北解放了，战争终于结束了，新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将要开始。我们要长期留在青海，把青海当成自己的家，进行长期建设，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大家一定要愉快地担负起来。

青海过去没有党的组织，连统战关系也没有，民族又复杂，这就是这个地区的特点。我们要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工作，把青海的事情办好。”

西宁是青海省会，据湟水南岸，附近土地肥沃，宜耕宜牧，盛产皮革、羊毛、牲畜、药材等，街内市场密集，藏蒙回汉贸易极盛。但由于马家父子对青海各族人民长达四十年近乎洗劫似地残酷压榨、肆意掠夺，使我们接收下来的竟是一付烂摊子。

在清剿残余顽匪、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我们军管会设立了生产、财经、交通等部门，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清理战后创伤，修复机器，恢复生产，筑路架桥，修渠引灌，组织贸易，平易物价，遏制通货膨胀。为了帮助人民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我们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部队调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以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支援地方建设。

这次，我们一军共抽调两千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无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愧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从此扎根青海，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安家落户，一干就是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为准备在成都及其周围同裴昌会兵团决战，贺龙司令员奉命率十八兵团及一兵团七军进川配合二野歼灭该敌。我奉命调任七军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军长是彭绍辉。七军刚进至文县，裴昌会即宣布起义，这样贺总命令，除十九师外，七军其余部队回天水改编起义的一一九军蒋云台部队。

十一月中旬，新疆各部队开始整编，整编前由陶峙岳将军发出《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十二月中旬整编就绪，十二月二十九日于迪化（现改为乌鲁木齐）正式举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典礼大会，至此，新疆正式宣告解放。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20-3-9 18:03
胜利以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国民党数百万正规军已被消灭，残存的反动武装滚到台湾岛上去了，全国除台湾外，已无大仗可打。零星的国民党特务带领少部分人在深山老林躲藏，并不时出来抢劫群众的财物，骚扰社会秩序。

一九四九年底，天水、武都两个地区十六个县一百四十多股匪特约两万余人，组织反动武装，到处抢、烧、杀，严重危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一九五零年元月，第七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奉命出兵进剿。会上，我和彭绍辉军长作了动员，我们讲，现在打完了国内解放战争，刚刚开始和平建设新中国，但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要一边镇压反革命分子，一边建设，土匪逃到那里，我们就把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在那里。

七军与当地人民政府一道，经过军事围剿与政治瓦解，取得了剿匪的胜利，为甘肃土地革命铺平了道路，为甘肃地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围剿残匪马良、马元祥的时候，情况就复杂的多。这股残匪出没于甘、青、川交界地，得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空投接济。他们多系回族上层人物，因在藏区活动较久，与藏区部落头领有来往，熟悉地形，穿着藏族服装，匪民难分，他们趁人民政权未建立、人民解放军未进驻，利用群众宗教迷信情绪，在群众中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杀害我共产党干部，迫害进步群众。加之匪徒活动地域辽阔，全是山地草原，人烟稀少，困难很大。针对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要求部队充分认识剿匪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建立必胜信心，并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工作，剿匪任务胜利完成，为藏区建立人民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零年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指示，在剿匪、土改的同时，修筑宝鸡至天水、天水至兰州的505公里铁路。我们七军奉命修建天（水）宝（鸡）段。四月下旬，彭绍辉军长和我带领三万五千名干部、战士开赴工地，打响了这场筑路的战斗。

天宝线，全长155公里，工程艰险，全线穿行于陡峭的秦岭之中，大小桥梁近百座，光穿山隧道就有125条。这条铁路国民党曾经修过，1945年勉强通车，但由于经营不善，山石塌陷，设施损毁，路段几乎报废。进入六月，连绵暴雨引起山体滑坡，几千多方碎石一下子拥到七米宽的路基上，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彭绍辉军长和我带领师团干部来到现场，彭军长挥舞着打仗剩下的一条胳膊，亲自指挥部队日夜奋战，将碎石移到渭河边。七军经过两年奋战，铁路按时全线通车，受到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的赞扬。

为了腾出经费，医治战争创伤，庞大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要适时裁减。第七军奉命裁减了，十九师编到铁道兵部队，二十师、二十一师编为地面炮和高炮部队。军部的架子组成天水高级步兵学校，我任学校的政治委员，彭绍辉同志任校长。一九五二年，奉上级命令，天水高级步校又撤消了。西安步校迁移天水，原天水高级步校交总后勤部，组成后勤学院。一九五二年八月我调西北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廖汉生同志任主任，廖任副政委后，我任主任。彭老总、习仲勋同志仍是司令、政委。张宗逊同志任副司令，彭绍辉同志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一九五五年西北军区改为兰州军区，张达志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第二政委（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第一政委。从一九五五年算起直到七七年六月免职止，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共二十二年。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中央军委授予我中将军衔，并由贺龙元帅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授衔。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贺龙元帅又两次代表中央和军委授予我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我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第四届代表。

几十年戎马倥偬，如今，我也到了爱追忆的年纪，奇怪的是总觉得那一切离我并不遥远，似乎就发生在昨天。艰苦的岁月，残酷的战争，良师挚友般的老首长，一个接一个倒下的老战友，敌人失败的惨相，我军胜利的狂欢……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仍会使我激动、兴奋、心情不能自抑。

将近八十年的人生，感觉只是一瞬。

所幸的是，我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认准了毛主席、共产党，亲身经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斗争，亲自参与了这场全人类最伟大的革命，我以此为自豪，终生无悔。

写下这一切，就是要告诉年轻的一代，人民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这鲜血换来的江山。

我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幸存者，我曾经亲眼看着身边的同志前赴后继、血洒疆场。他们都很年轻，不过只有二、三十岁，任何时候回想起来，心里都很难过。谨借此文表示深切悼念，一切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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