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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围棋连载』《棋赛缘》 作者:华以刚 [打印本页]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3:59
标题: 『围棋连载』《棋赛缘》 作者:华以刚
《棋赛缘》封面

  2019年6月,中国围棋元老华以刚的《棋赛缘》系列文章在杭州棋文化公众号上发布,引发广泛关注。2019年9月《棋赛缘》一书作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棋文化全书·围棋全书·围棋丛书,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
  前言
  值此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举国同庆之际,本书正式出版了。作为新中国同龄人,我非常高兴。
  本书的主打内容第一辑“棋赛缘”,已经在 5 月至 7 月分为二十多集在杭州棋文化公众号上连载。起始部分和后记,大致讲述了棋赛缘的诞生过程。此后我又作若干重要修改和充实,凡是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所谓硬伤一律改正。例如与陈祖德下“加压棋”,最初的记忆是曹志林、邱鑫和我三个人共同下的,就根据这个记忆形成了文章。后来我有缘有幸找到了当时的训练日记,那是我亲手所记,其中对局者、对局性质、对局日期、对局胜败、对局贴子等基本要素历历在目。最为关键的是棋谱,我亲手记的棋谱!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真实历史,必须重新成文。
  在后记中提到言多必失和欢迎批评、欢迎完善等等,这不仅是常规的谦辞,更是由衷的表态,我说到做到。例如原先在《头衔对抗赛》第一部分的结尾处,论及如果举行中日韩天元赛,在赛程上的诸多不便,据此解释为什么未能举行。在微信公众号上登出不久,就有刘菁公开留言提醒:“华老名人战就有中日韩,三人赛制就是从名人战开始的。”我立刻回答:“谢谢提醒,灯下黑。”我回答“灯黑”是自责,形容观察盲区。当时没过几分钟我就意识到:贺岁杯明显也是三人赛制啊!中日韩天元赛没有出台,未必出于单一原因。
  第一辑“棋赛缘”二十多集登出后,有棋友建议,如果出专辑,还应当充实一些赛事,甚至有直接提出赛名的。其出发点完全是爱围棋,也是对笔者的信任。笔者对此不敢怠慢,所以从职业赛事到业余赛事,从综合性赛会到创造性赛制本书都有涉及。读者们还将看到更多鲜活的棋手形象。另外,等级分已经成为中国围棋界重要的管理制度,是棋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围棋界也是首创,所以作了详细的介绍。
  本书还精选了我以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围棋天地》是一本专业期刊,这次选登的主要是其中的文字稿。还有一篇记者王锐的访谈录,回顾有意思的青春往事,其文笔自然流畅,并且准确地反映了我的所思所谈,征得原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此。这也是本书唯一的非笔者作品。
  在《中国体育报》上以“明星”名义与读者互动,形成了 12 篇文章,是我不可多得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新民晚报·夜光杯》是一个颇具上海特色的老牌栏目。由于我与该报的善缘,我不时主动投稿。本书选登了其中的 4 篇。
  《琴棋春秋》是亦师亦友的吴育绅的自传,记述了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中提琴手的一生。我为此书作序,将该序收入本书中,给大家换换口味。
  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和《“政协委员一日”应征文章——智力运动会记事》文稿,是我当 11 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纪念,在此一并奉上。
  《论生命在于脑运动》是我最初发表在棋文化论坛上的一篇论文。现在看来文章的论述略显单薄,这当然是由于我的知识水平有限造成的,但是唯独题目是响亮的,不可能引发任何歧义。林建超主席在其巨著《围棋与国家》的撰写过程中,拟引用这个提法时,反复询问我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的首创并且是原创?”的确,这是一个涉及到学术严肃性的问题。我总是据实回答:“是。”理由非常清楚:1994 年 4 月 3 日我在《中国体育报》第一版上发表文章的题目就是《论生命在于脑运动》。恰好是在二十周年之后,2014 年 4 月 3 日我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也是生命在于脑运动。我之所以受到破格邀请,大概与我在全国政协体育界的会议上老唱这个调子有关。林主席予以采信并且实际使用了这个提法。这篇论文问世后,还得到了权威的某卫生出版社的关注,出版社也想宣扬这个观点并开始着手寻找有关专家,可惜至今尚未成功。我难免遐想,4 月 3 日本是我的生日,上述两件事都发生在 4 月 3 日,这个概率应当非常非常小。这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种强烈暗示,驱使我弘扬这个观点呢?
  当今中国围棋进入最强最盛阶段,技术水平称雄世界。达到世界水平的人数多、层次高,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位的国家。围棋人口稳稳地持续增长,业余段位赛报名因人数提前爆棚而被迫截止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已经从青少年学生蔓延到成人业余界。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输热度经久不衰。更应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各级领导的理解与支持。
  看完本书后,相信读者和棋友们会理解:以上状态并不是在哪一天突然形成的,是从旧中国留下的那一点点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演变过来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特别感慨的是,如果国运衰败,棋运同步跟进;再如果中国围棋人智商、情商就是低,造成技不如人,那不如就此认命吧。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人不理解中华优秀文化之美也就罢了,但是,对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不仅置若罔闻,还要付诸对抗行动,实属不可容忍!将我眼中的中国围棋人奋斗过程包括人为的干扰,尽可能真实还原,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加以表述是我的奢望。我不知道这个奢望有没有实现,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享受到创作过程的幸福,或许为中国围棋大厦增添了些许砖瓦。
  以王国平老书记为首的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关心、支持和激励令我备感温暖,是本书顺利问世的基本要素;杭州出版社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平台,笔者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专辑一经出版,就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读者们的指摘雅正。
  华以刚
  2019 年 9 月于北京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09
华以刚

  与棋赛结缘
  我这大半辈子与围棋竞赛结缘。最早是参加比赛,后来成为行政干部,经常组织比赛。自然而然还成为一个观摩者,看别人怎么参加比赛,别人怎么组织比赛。在浩瀚的现代围棋史中,竞赛无疑是其中的热点,故事最多,最能夺人眼球。本文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和读者分享其中的故事。本文称不上正史,属于自我回顾,也可以称之为随感录。信手成文难免失准。明知如此还要提笔,乃是感恩之心、服务精神与回馈之情使然。
  中国是围棋发源地,日本在近代对围棋颇有贡献,两国各自的棋战以及相互的棋战,是我最熟悉的领域,自然也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篇幅。
  中日管理机构
  首先介绍当前的中日棋战管理机构。名字听起来挺像的,一个中国棋院,一个日本棋院,其实内涵完全不同。中国棋院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它的另一块招牌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管理全中国棋牌运动的机构。中国棋院还可以“变脸”为中国围棋协会。中国围棋协会正在进行实体化改革,但不是本文主题,就此打住。而日本棋院不隶属于任何日本政府部门。日本棋院的正式称谓是财团法人日本棋院(株)。这个“株”是日语“株式会社”的简称,就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完全可以将日本棋院的内涵理解为“日本围棋公司”,只不过真要这么念,既不习惯又不合适。
  接着回顾一下中国棋院之前的管理机构。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是中国象棋在“三棋”之中一枝独秀的时代,懂围棋的人很少,还没有开始搞国际比赛,而舶来品国际象棋更是一片空白。当时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三棋”的机构叫武术处,是个处级单位,处里设一个副处级干部管理“三棋”。这就是汝南(中国棋院第二任院长)不止一次说过的“管棋的干部最高升到副处”的真实理由。1965 年,在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就是后来的国家体委训练局)里,正式组建了国家围棋队,这是重要的组织建设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围棋队都是集训队,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形式,一有任务就召集队员短期集中训练,任务一结束就遣散。而国家队员是转组织关系领工资的,性质不一样。80 年代前后,棋类项目从武术处独立出来,成立了棋类处,其管理项目开始增加了桥牌。1990 年,还曾有国家体委棋牌办公室成立。1992 年,中国棋院终于正式挂牌。往事如烟。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2


  04
  全国赛与全运会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每年有三大赛事:全国个人赛、全国团体赛、段位赛。主办方都是国家体委。个人赛大多数是单独办赛,但也有过三棋合办的著名例子。1964年杭州三棋全国比赛堪称新中国棋类比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西湖边上的华侨饭店进行了将近一个月,陈祖德(1944—2012)就是在那里首次成为全国冠军。简而言之,国家体委主办的赛事都是政府出资的官办赛事,名声响亮,都带着“国”字,各种规矩制度也多。这些赛事又统称为“体制内赛事”。
  1966—1973年的特殊时期,棋手下放、转业,比赛中断。1974年的成都三棋全国比赛宣告了这一场噩梦的终结,三棋事业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陈祖德再次夺魁。
  介绍体制内赛事,绝对不能不提到全国运动会。相信大家对于“奥运战略”恐怕不会陌生。不外乎集中国家所有力量,将目标瞄准奥运会。在体育界,奥运战略又具体化为“奥亚全”战略。这里的亚是指亚运会,全就是全运会。奥亚全属于同一个体系。全运会虽然仅仅处于体系的末端,但它与奥运会、亚运会沾边,其重要性就不容置疑。有些项目将全运会作为亚运会乃至奥运会的选拔赛,其名次或者纪录是上一级比赛的出场依据。奥运会、亚运会的奖牌数,无疑是考核国家体委领导班子的重要指标,而全运会就事关省级体委了。有一个坊间几乎家喻户晓的段子:在某届全运会上,某省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都少于上一届全运会。该省体委主任在归途中叫来办公室主任:“这是我的办公室钥匙,请你转交省政府办公厅。我回去后不去省体委上班了,在家听候上级处理。”
  从表面看起来,全国个人赛和全运会围棋赛是一码事:都是国字头赛事,都是同一批人在比。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全运会实际是各省之间的竞争,围棋是其中的争夺项目之一。而个人赛纯属某个项目的全国赛,影响仅限于本项目。第三届全运会于1975年举行,聂卫平幸运夺魁。论实力那一年聂卫平已有冠军相。但是直接决定冠亚军的那一局,王汝南却因打单劫时,找错了简单的劫材而饮恨。这局棋之所以令人难忘,固然有聂卫平首次登顶、棋局过程富于戏剧性等原因,但这是全运会的决赛!绝对是重要因素。1979年的第四届全运会,围棋又一次列为正式项目。
  05
  媒体登场
  “AI邂逅围棋,是双方的幸运”——在2017年的乌镇,柯洁大战阿尔法碁的间隙,受弈客围棋网记者采访,笔者说了这么一句——采访者只允许说一句话。现在自我引用一下,权当本章的引子。
  这句话当时来不及展开。起码的一层意思是:AI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检验呢?有没有试金石?它在哪里?天无绝人之路,研究人员发现了围棋。围棋除了变化数目几乎无穷大,公开透明不可能暗藏什么猫腻之外,它的棋谱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资源。这么看起来,AI遇到围棋是何等的幸运啊!如果世界上没有围棋,AI将多么困惑!从围棋的立场来看,在智力运动中没有被电脑超越的项目,早就只剩围棋了,颇有点金庸笔下“独孤求败”的味道。而死抱着“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想法,只能是故步自封,对于开拓棋艺新境界而言毫无益处。阿尔法碁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围棋界乃至全人类的清醒剂。从技法改进而言,即使不盲目崇拜,至少可以开拓棋手的思路。阿尔法碁的各种正面效应,已经显现,相信还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AI邂逅围棋,各有所需,擦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空前的默契,可以描述为双赢。那么媒体邂逅围棋,或者说围棋邂逅媒体,会有怎样的精彩华章呢?首先中国棋院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媒体对于围棋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复强调要依靠、支持、配合、感谢媒体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二十世纪初叶,日本新闻媒体特别是报业集团逐渐崭露头角。报人发现,报道围棋与否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发行量,于是积极介入。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就成为领头人。读卖新闻的报道策略是:瞄准围棋界热点,组织实施争棋,争夺棋友眼球。
  田村保寿和雁金准一(1879—1959)同属本因坊秀荣的门下。秀荣的本意是要让雁金继承本因坊掌门人,但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落实。最终田村成为继承人,也就是本因坊秀哉。因此两者早就结下了梁子。后来,秀哉代表日本棋院,雁金代表棋正社,彼此因争夺管理职位而公开失和。于是读卖新闻促成了两人的争棋。该局的时限为每方16小时。这局棋从1926年9月27日下到10月18日。面对雁金的掏空,秀哉断然大开杀戒,屠龙成功,所以史称屠龙名局。最终结果雁金超时被判负。秀哉技术表现堪称完美,但秀哉涉嫌滥用打挂特权,也引起一片质疑声,棋下到关键时刻秀哉就要打挂,这盘棋起码打挂了4次(也有说6次的)。不管怎么说,读卖新闻成了真正的赢家。读卖将棋局分谱,每天一小段,长篇的观战记就登载了十几天,期间的报纸销量比平时猛增三倍。
  读卖新闻尝到甜头,对于主办争棋更加乐此不疲。恰逢吴清源(1914—2014)1928年赴日后,奇迹般地崛起,这就为安排争棋提供了绝好的基础。吴清源先后与木谷实(1909—1975)、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1919—1992)(三次)、桥本宇太郎(1907—1994)(二次)、岩本薰(1902—1999)、坂田荣男(1920—2010)、高川格(1915—1986)下过打入十番棋(即升降十局赛)。吴清源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将对手降格为先相先(每三局上手二白一黑)甚至常先。吴清源的十番棋是悬崖上的争棋,只要失手一次,就会身败名裂,粉丝将会抛弃他,他的艺术生命随时面临终结。吴清源的不败战绩,简直犹如神助。1956年11月27日,读卖新闻正式宣布,打入十番棋至此全部结束,不再举行。以此为标志,日本围棋界进入了头衔战纷纷出台,大致定型于七大头衔战的新时代。
  一边回顾以上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一边简直连笔者都醉了。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历史竟然会如此惊人地相似吗?读卖新闻恰似谷歌,争棋犹如人机大战,那么阿尔法碁就是本因坊秀哉、吴清源了。
  06
  走向体制外
  日本头衔战逐渐火红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处于体制内平稳发展的时代。我们继承的围棋家底是如此之薄,与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春江水暖鸭先知,围棋界于1979年7月就推出了“新体育杯”。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而不是体委)和新体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体制外赛事。金明、廖井丹、李梦华等部级领导、中国围棋协会领导出席开幕式以示祝贺。郝克强社长主编是这一新生事物的主要倡导者。对比上述日本棋战,显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闻棋战”或是“头衔战”。标志着在中国体制内赛事依然正常运行的背景下,体制外赛事已经开始萌芽。虽然赛制和参赛人数已经年久淡忘,但冠军奖金只有80元人民币仍然是一个记忆点,对比现在的奖金数额,恍若隔世。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与不设冠军奖金的体制内赛事相比,就有本质的不同,就是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当时谁能预见到后来围棋赛事的火红程度呢?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3

中日围棋擂台赛



 07 中日友谊赛
  回顾1960年,中日两国还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当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开展民间交流是缓和对抗的理智途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日本参议员松村谦三共同倡导的中日围棋交流就于1960年起步了。当时中国的水平很低,完全是受教方,没有半点对抗的意思,所以叫中日围棋友谊赛,名副其实。到1966年因中国文革,赛事中断。牵头赞助友谊赛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本部。1973年友谊赛重新恢复,牵头赞助方改为读卖新闻社,日中友协依然参与。单年日方来访,双年中方出访。出访代表团的棋手一共8人,包括女棋手。每次活动都安排7场比赛,所以对局总数是56局。日方的名单无论出访还是迎访,棋手都由职业男、女棋手和业余强豪等三部分组成。中国队出访时,强手相对集中,而迎访时上场的面相对变宽,所以出访胜率高于来访。中国队的总胜率随着“聂旋风”的出现而逐年上升。1976年27胜5和24负,中国队首开出访纪录。1978年日方东道主首次在7场中插入了三番棋,这是将中国队视为正式对手的标志。1980年32胜24败。1982年起陈祖德、华以刚等老棋手相继淡出,大量起用了逐渐成熟的60后新人,取得骄人战绩,43胜13败!日本主办方大跌眼镜。于是1983年的来访代表团,棋手名单史无前例:没有女棋手和业余强豪了,清一色职业高段。由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石井邦生(井山裕太之师)、苑田勇一等4名九段和4名八段所组成。出访前石田团长公开宣布:代表团的目标是总成绩40胜以上。意味着每人都得5胜2败以上。对此,中国队对内对外都没有吭声,只是在出场办法上作了改变。原来,一直以来的出场办法,都是下完一场,晚上经过领导层讨论之后,才通知对方第二天的上场名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竞技状态好的棋手出场多一些。记得连出访都这么办。这样对日方当然不够礼貌,也不方便。但是日方对此从未吐槽。这一次,中方一揽子交出了所有场次上场名单。最后结果虽然是日方31胜25败,日本大胜。但是与石田的至少40胜的目标,差距也是显而易见。1984年访日代表团更加年轻化。东道主强调,现在已经是“日中围碁决战”的时代。其实使用中文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这一叫法在1985年访华时终于正式启用。从中日友谊赛到中日对抗赛,包括1966到1973年的中断,花了二十四、五年。
  08
  中日围棋擂台赛(一)
  在中国队迅速进步的背景下,中日围棋擂台赛于1984年10月6日在东京隆重开幕了。这里首先从实际主办单位说起。日方是日本棋院机关报“碁週刊”。中方是国家体委所辖的新体育杂志社。而挂名主办单位则是中国围棋协会和日本棋院。后援单位是朝日新闻。赞助单位是日本电器集团NEC。此处的“实际”和“挂名”是实话实说,从一开始互相联系的就是这两家。擂台赛的每一局棋都登载于碁週刊,显然是名副其实的主办单位。中方以新体育杂志为主办单位,首先因为郝克强社长主编是位超级围棋铁粉。其次听说郝克强有中央高层亲戚关系。擂台赛成功举办有赖于老郝的魄力。
  碁週刊作为出版物,当然要考虑提高发行量。中国队在进步,但是程度如何呢?有没有威胁到日本老大的地位呢?那就请看碁週刊主办的刺激性赛事吧。对于中方而言,所谓中日交流,迄今为止中日友谊赛的模式充斥大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有擂台赛这种方式。而且输赢够恐怖的——对方一个人把我们全灭——有这个可能性——那怎么办?
  围棋界领导层、技术高层最终的共识是:敌强我弱,事实不容回避;怯战于事无补;练兵正值良机。
  赛事的经费条件,中方很满意。赢了有400万日元奖金,即使输了,还有100万日元出场费安慰一下。中日两国轮流举办,每一次比赛两场。中日双方的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中方需要支出的仅仅是客队来访接待费和场地费。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只有一件麻烦事,就是外事手续和签证周期。国家体委的外事活动,每年年底都要制定明年的外事计划。到明年具体执行时,工作人员看到“计划内项目”几个字,那就是通行证,就是如何落实的问题。而1984年下半年的擂台赛双方一拍即合,头年年底前显然没有申报并获得通过,令外事部门措手不及。虽然有抵触,无奈压力山大,只能临时加项。还有一个没有规律的就是办理签证。一场比赛之前,谁输谁赢根本没法预测,比赛之后,等待外事部门的往往是签证急件。总体而言擂台赛无疑圆满成功,但外事部门的无名英雄们真是疲惫不堪。特别在此致敬!同理,两国棋院相关部门为顺利搞定日程也是绞尽脑汁,辛苦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届擂台赛之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擂台赛,日程的困难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09
  中日围棋擂台赛(二)
  强调一下,擂台赛的全称,中文是NEC杯中日围棋擂台赛。而在日本称为日中超级围碁NEC杯。碁週刊以外,在日本独家报道的是朝日新闻。而中国媒体的潜意识是,擂台赛既然是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当然不能局限于哪一家,而是谁都可以报道,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媒体都在争先恐后。这也是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之处。回想当年重要场次中方代表团出征之前,经常遇到记者采访:“请问日方对这一场比赛有何反应”?——实际上没有任何媒体的任何反应。除了朝日新闻(一般不做前瞻性的分析),谁都不可能吭声,不愿意吭声——可是我不能直截了当,怕被扣“简单生硬”的帽子,只有委婉地绕着圈子费口舌。
  擂台赛成为聂卫平创造奇迹的舞台,成为中国队的“钢铁大门”。一人终结了三届,总成绩11连胜。聂卫平战绩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第一版甚至报眼。
  以常人眼光看来,擂台赛于1996年12月27日终止。在总共举行的11届赛事中,中国队7胜4败,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性胜利。终结过比赛的中方棋手是:钱宇平(第5届)、曹大元(第9届)、马晓春(第10届)、常昊(第11届)。日方棋手是:羽根泰正(第4届)、加藤正夫(1947—2004)(第6届)、淡路修三(第7届)、依田纪基(第8届)。而NEC认为,从第12届起,只是比赛形式改变为NEC杯中日三番棋决赛。出场赛事的是三部分棋手:双方国内的NEC杯优胜者;日本NEC俊英战和中国NEC新秀赛;日本女流本因坊战优胜者和中国女子全国赛冠军。获得其中两个三番棋胜利的就是优胜方。这一比赛形式可以形容为基础建设工程,功德无量。但是宣传效果显然不如前11届。赛事进行到2001年的第16届为止。另外,从1995年开始,还出台了中国NEC杯围棋赛,将在国内章节中阐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7
幸会围棋之神吴清源(右)

  媒体登场
  “AI 邂逅围棋,是双方的幸运。”——在 2017 年的乌镇,柯洁大战阿尔法围棋的间隙,受弈客围棋网记者采访,笔者说了这么一句,采访者只允许说一句话。现在自我引用一下,权当本篇的引子。
  这句话当时来不及展开。起码的一层意思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缩写,意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检验呢?有没有试金石?它在哪里?天无绝人之路,研究人员发现了围棋。围棋除了变化数目几乎无穷大,公开透明,不可能暗藏什么猫腻之外,它的棋谱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资源。这么看起来,AI 遇到围棋是何等的幸运啊!如果世界上没有围棋,AI 将多么困惑!从围棋的立场来看,在智力运动中没有被电脑超越的项目,早就只剩围棋了,颇有点金庸笔下“独孤求败”的味道。而死抱着“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想法,只能是故步自封,对于开拓棋艺新境界而言毫无益处。阿尔法围棋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围棋界乃至全人类的清醒剂。从技法改进而言,即使不盲目崇拜,至少可以开拓棋手的思路。阿尔法围棋的各种正面效应,已经显现,相信还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AI 邂逅围棋,各有所需,擦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空前的默契,可以描述为双赢。那么媒体邂逅围棋,或者说围棋邂逅媒体,会有怎样的精彩华章呢?首先中国棋院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媒体对于围棋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复强调要依靠、支持、配合、感谢媒体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20 世纪初叶,日本新闻媒体特别是报业集团逐渐崭露头角。报人发现,报道围棋与否直接关系到报纸发行量的大小,于是积极介入。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就成为领头人。《读卖新闻》的报道策略是:瞄准围棋界热点,组织实施争棋,争夺棋友眼球。
  田村保寿(1874—1940)和雁金准一(1879—1959)同属本因坊秀荣的门下。秀荣的本意是要让雁金继承本因坊掌门人,但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落实。最终田村成为继承人,也就是本因坊秀哉。因此两者早就结下了梁子。后来,秀哉代表日本棋院,雁金代表棋正社,彼此因争夺管理职位而公开失和。于是读卖新闻社促成了两人的争棋。该局的时限为每方 16 小时。这局棋从 1926年 9 月 27 日下到 10 月 18 日。面对雁金的掏空,秀哉断然大开杀戒,屠龙成功,所以史称屠龙名局。最终结果,雁金超时被判负。秀哉技术表现堪称完美,但秀哉涉嫌滥用打挂特权,棋下到关键时刻秀哉就要打挂,这盘棋起码打挂了 4 次(也有说 6 次的),也引起一片质疑声。不管怎么说,读卖新闻成了真正的赢家。《读卖新闻》将棋局分谱,每天刊载一小段,长篇的观战记就登载了十几天,其间的报纸销量比平时猛增三倍。
  读卖新闻社尝到甜头,对于主办争棋更加乐此不疲。恰逢吴清源(1914—2014)1928 年赴日后奇迹般地崛起,这就为安排争棋提供了绝好的基础。吴清源先后与木谷实(1909—1975)、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1919—1992)(三次)、桥本宇太郎(1907—1994)(二次)、岩本薰(1902—1999)、坂田荣男(1920—2010)、高川格(1915—1986)下过打入十番棋(即升降十局赛)。吴清源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将对手降格为先相先(每三局上手二白一黑),甚至常先。吴清源的十番棋是悬崖上的争棋,只要失手一次,就会身败名裂,粉丝将会抛弃他,他的比赛生涯随时面临终结。吴清源的不败战绩,简直犹如神助。1956 年 11 月 27 日,读卖新闻正式宣布,打入十番棋至此全部结束,不再举行。以此为标志,日本围棋界进入了头衔战(大致定型于七大头衔战)纷纷出台的新时代。
  回顾以上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时,笔者醉了。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历史竟然会如此惊人地相似吗?读卖新闻恰似谷歌,争棋犹如人机大战,那么阿尔法围棋就是本因坊秀哉、吴清源了。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7
笔者与郝克强(左)

  走向体制外
  日本头衔战逐渐火红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处于体制内平稳发展的时代。
  1978 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春江水暖鸭先知,围棋界于 1979 年 7 月就推出了“新体育杯”。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而不是体委)和新体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体制外赛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出席开幕式。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围棋界勇敢探索改革新路。时任新体育杂志社社长郝克强是这一新生事物的主要倡导者。对比前文所述日本棋战,显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闻棋战”或是“头衔战”。
  “新体育杯”标志着在中国体制内赛事依然正常运行的背景下,体制外赛事已经开始萌芽。虽然赛制和参赛人数已经年久淡忘,但冠军奖金只有 80 元人民币仍然是一个记忆点,对比现在的奖金数额,恍若隔世。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与不设冠军奖金的体制内赛事相比,就有本质的不同,就是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当时谁能预见到后来围棋赛事的火红程度呢?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9
1976 年中国代表团参观日本棋院特别对局室“幽玄”

  中日友谊赛
  回顾 1960 年,中日两国还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当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开展民间交流是缓和对抗的理智途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日本参议员松村谦三共同倡导的中日围棋交流就于 1960 年 5 月起步了。当时中国的水平很低,完全是受教方,没有半点对抗的意思,所以叫中日围棋友谊赛,名副其实。
  1966 年 11 月日本代表团来访,这是中国“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中日友谊赛,此后赛事中断。牵头赞助友谊赛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本部。1973 年友谊赛重新恢复,牵头赞助方改为读卖新闻社,日中友协依然参与。单年日方来访,双年中方出访。出访代表团的棋手一共 8 人,包括女棋手。每次活动都安排 7 场比赛,所以对局总数是 56 局。日方的名单无论出访还是迎访,棋手都由职业男、女棋手和业余强豪等三部分组成。中国队出访时,强手相对集中,而迎访时上场的面相对变宽,所以出访胜率高于来访。中国队的总胜率随着“聂旋风”的出现而逐年上升。1976 年,27 胜 5 和 24 负,中国队首开出访纪录。
  1978 年,日方东道主首次在 7 场中插入了三番棋,这是将中国队视为正式对手的标志。1980 年,32 胜 24 败。1982 年起陈祖德、华以刚等老棋手相继淡出,大量起用了逐渐成熟的 60 后新人,取得骄人战绩,43 胜 13 败!日本主办方大跌眼镜。于是1983 年的来访代表团,棋手名单史无前例:没有业余强豪了,清一色职业高段。由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石井邦生(井山裕太之师)、苑田勇一等 4 名九段和 4 名八段选手组成。出访前石田团长公开宣布:代表团的目标是总成绩 40 胜以上。这意味着每人都得 5 胜 2 败以上。对此,中国队对内对外都没有吭声,只是在出场办法上作了改变。原来,一直以来的出场办法,都是下完一场,晚上经过领导层讨论之后,才通知对方第二天的上场名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竞技状态好的棋手出场多一些。记得连出访时都这么办。这样对日方当然不够礼貌,也不方便,但是日方对此从未吐槽。这一次,中方一揽子交出了所有场次上场名单。最后结果虽然是日方 31 胜 25 败,日本大胜,但是与石田的至少 40 胜的目标,差距也是显而易见。
  1984 年,访日代表团更加年轻化。东道主强调,现在已经是“日中围棋决战”的时代。其实使用中文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这一叫法在 1985 年 5 月坂田荣男代表团访华时终于被正式启用。这个代表团成员段位之高又创新纪录,由 6 名九段和 2 名八段选手组成。中国队取得 26 胜 26 负 1 和的历史最好成绩,属于重大突破。
  特别是其中的三番棋,5 胜 1 和 1 负,被坂田荣男表述为“惨败”。坂田还认为,这次比赛表明日中之间的差距极小,日中围棋已进入真正的对抗时代。从中日友谊赛到中日对抗赛,包括 1966 到 1973 年的中断,一个关键词的改变,我们花了二十五年。本书另附新作《1960 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始末——新中国与日本围棋外交溯源》一文,对 1960 年中日围棋友谊赛的缘起作了深入的探索,对围棋在中国外交工作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是笔者最新的思考和视角。这篇新作是应约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专稿。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19
第 16 届 NEC 杯中日围棋对抗赛现场

  中日围棋擂台赛
  
  在中国队迅速进步的背景下,中日围棋擂台赛于 1984 年 10 月 6 日在东京隆重开幕了。这里首先从实际主办单位说起,日方是日本棋院机关报棋周刊社,中方是国家体委所辖的新体育杂志社。而挂名主办单位则是中国围棋协会和日本棋院,后援单位是朝日新闻。赞助单位是日本电器集团 NEC。此处的“实际”和“挂名”是实话实说,从一开始互相联系的就是这两家。擂台赛的每一局棋都登载于《棋周刊》,显然是名副其实的主办单位。中方以新体育杂志社为主办单位,因为郝克强社长是位超级围棋铁粉,擂台赛成功举办有赖于老郝的魄力。
  《棋周刊》作为出版物,当然要考虑提高发行量。中国队在进步,但是程度如何呢?有没有威胁到日本老大的地位呢?那就请看棋周刊社主办的刺激性赛事吧。对于中方而言,提起中日交流,中日友谊赛的模式充斥大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有擂台赛这种方式。而且输赢够恐怖的——对方一个人把我们全灭——有这个可能性,那怎么办?
  围棋界领导层、技术高层最终的共识是:敌强我弱,事实不容回避;怯战于事无补;练兵正值良机。
  赛事的经费条件,中方很满意,赢了有 400 万日元奖金,即使输了,还有 100 万日元出场费安慰一下。中日两国轮流举办,每一次比赛两场。中日双方的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中方需要支出的仅仅是客队来访接待费和场地费。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只有一件麻烦事,就是外事手续和签证周期。国家体委的外事活动,每年年底都要制订明年的外事计划。到明年具体执行时,工作人员看到“计划内项目”几个字,那就是通行证,就是如何落实的问题。而 1984 年下半年的擂台赛双方一拍即合,头年年底前显然没有申报并获得通过,令外事部门措手不及。虽然有抵触,无奈压力大,只能临时加项。还有一个没有规律的就是办理签证。一场比赛之前,谁输谁赢根本没法预测,比赛之后,等待外事部门的往往是签证急件。总体而言,擂台赛无疑圆满成功,但外事部门的无名英雄们真是疲惫不堪。特别在此致敬!同理,两国棋院相关部门为顺利搞定日程也是绞尽脑汁,辛苦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届擂台赛之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擂台赛,日程的困难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擂台赛的全称,中文是 NEC 杯中日围棋擂台赛。而在日本称为日中超级围棋 NEC 杯。《棋周刊》以外,在日本独家报道的是《朝日新闻》。而中国媒体的潜意识是,擂台赛既然是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当然不能局限于哪一家,而是谁都可以报道,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媒体都在争先恐后。这也是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之处。回想当年重要场次中方代表团出征之前,经常遇到记者采访:“请问日方对这一场比赛有何反应?”——实际上没有任何媒体的任何反应。除了《朝日新闻》(一般不作前瞻性的分析),谁都不可能吭声,不愿意吭声——可是我不能直截了当,怕被扣“简单生硬”的帽子,只有委婉地绕着圈子费口舌。
  擂台赛成为聂卫平创造奇迹的舞台,成为中国队的“钢铁大门”。一人终结了 3 届,总成绩 11 连胜。聂卫平战绩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第一版甚至报眼。以常人眼光看来,擂台赛于 1996 年 12 月 27 日终止。在总共举行的 11届赛事中,中国队 7 胜 4 败,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性胜利。终结过比赛的中方棋手是:钱宇平(第 5 届)、曹大元(第 9 届)、马晓春(第 10 届)、常昊(第 11 届)。日方棋手是:羽根泰正(第 4 届)、加藤正夫(1947—2004)(第6 届)、淡路修三(第 7 届)、依田纪基(第 8 届)。而 NEC 认为,只是从第 12 届起,擂台赛比赛形式改变为 NEC 杯中日三番棋决赛。出场赛事的是三类棋手:双方国内的 NEC 杯优胜者;日本 NEC 俊英战和中国 NEC 新秀赛;日本女流本因坊战优胜者和中国女子全国赛冠军。获得其中两个三番棋胜利的就是优胜方。这一比赛形式可以形容为基础建设工程,功德无量。但是宣传效果显然不如前 11 届。赛事进行到 2001 年的第 16 届为止。另外,从 1995年开始,还出台了中国 NEC 杯围棋赛。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0
中国围棋现任天元 连笑九段

  天元赛登台
  擂台赛使围棋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围棋爱好者爆发式增长。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围棋界的日常训练和比赛仍然停留在体制之内,国家围棋队仍隶属于国家体委训练局,全国三大赛仍然是最重要的赛事。擂台赛实际出场的毕竟只是少数几个人。围棋界亟待改革,围棋手翘首期盼改革。
  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显然是增加比赛,创办像日本新闻棋战那样的赛事。1987 年 2 月下旬,元宵节刚过,上海老资格新闻媒体《新民晚报》就派出得力班子专程来到北京,与中国围棋协会共商创办天元赛事宜。提出的方案是:一、首先确定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这三个种子。二、由协会提名十六人,进行四轮单败淘汰,决出第一名。三、以上四人经抽签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三局两胜制。四、以上两组胜者也采用三局两胜制,决出冠军。三局两胜过程中如果下成一比一,则第三局采用 30 秒一手的快棋。半决赛和决赛从 3 月上旬至 12 日在上海进行。五、由于决策过程仓促,来不及找赞助单位,拟使用报社自有资金 1000 元(当时工资 100 多元就算高的,笔者注)。
  新民晚报社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三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厥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队员们对于参赛总人数偏少也有微词。协会的最终意见是:十分感谢新民晚报。晚报已经有了一揽子方案乃至具体日程,如果另起炉灶很有可能费时费力,前景并不明朗。所以原则上接受提案。晚报使团充分感谢协会的谅解,认为带来的方案虽有一定的理由,毕竟不是尽善尽美,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改进。天元赛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当时笔者担任中国围棋队领队尚不足半年。队员不便向客人吐槽,多有向笔者发泄的。笔者相信,只要看准方向,不涉嫌谋私,总会得到理解。
  作为后话,第一届天元赛的“预设种子门”此后没有再出现过。参赛人数逐步增加,第四届增为 26 人,第六届增为 28 人,第七届增为 32 人。中日国情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围棋的发展水平也不同。职业棋手不能尽数参赛其实并不是天元赛独有的问题,围棋协会主办的其他赛事也有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前进中的问题,协会也在不断改进。最近许多全国性新闻棋赛,不仅有本赛、预赛,甚至还有网上选拔赛,不仅有职业棋手参赛,甚至吸纳了业余棋手。说明这个问题日益趋于解决。
  在天元赛 30 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笔者提到,从来没有与《新民晚报》有关人士交流过,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办赛。而实际上此后各种国际国内大赛犹如雨后春笋,1988 年堪称国际围棋元年。天元赛创立在先,可谓先知先觉。
  答案明明白白。想到当时的白纸黑字竟然这么没水平,不禁几分汗颜。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1
人民日报上的《四杰弈经》栏目

  名人战诞生
  出乎意料的是紧跟着《人民日报》系统也开始办围棋赛了。1987 年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的袁先禄热衷于推广中华文化,围棋理所当然进入他的视野。他请陈祖德、聂卫平、华以刚、罗建文(1943—2017)《四杰弈经》预告 等四人在海外版开设了《四杰弈经》栏目,并且动员体育部陈昭等骨干,积极筹划围棋赛事。陈昭向我介绍:苏联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不组织任何体育赛事。看到人民日报社办的一切事情,基层群众会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意志,影响力会非常大。陈昭认为,第一大报办赛就要用最响亮的赛名,当然是棋圣战。华以刚委婉建议,“棋圣”这两个字在当时比较敏感,最好暂时回避一下。而唐代就有棋手被称为名人的,日本围棋界也有名人这一说法。日本围棋界的名人称谓源于幕府时代。棋艺最高、地位最高的才能叫名人,又称九段,在整个围棋界独此一人。曾为争夺名人宝座,演绎出许多“争棋”。
  当今日本三大赛里也有名人战。这个名人有效期仅一年,当然不同以往,但是名人战的名号依然响亮。我们可不可以叫名人战呢?陈昭直率干练,从善如流,立刻表示赞同。这就是名人战的缘起内情。名人战的冠亚军决赛,从一开始就是五战三胜制,也是刻意暗暗模仿日本的五番胜负,并非偶然撞上了什么运。总之名人战由此顺利起步。
《四杰弈经》之《开场白》

《四杰弈经》之《不是新型  老 将败北》

《四杰弈经》之《绝妙的跨断》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2
第五届应氏杯闭幕式留影(右一为笔者)

  国际围棋元年
  一
  坊间流行一句话:形势比人强。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地持续发酵,它所引发的蝴蝶效应,竟然迎来了国际围棋元年。
  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一辈子热衷于研究围棋规则。1991 年,第一版《应氏计点制围棋规则》出版之后,应昌期不断修改,以期精益求精。他将毕生心血用于研究规则上,普及推广计点制规则是他的梦想。应昌期还有一个梦想是中国棋手夺得世界冠军。聂卫平在擂台赛上创造的奇迹使应昌期看到了曙光。多年以前,有一位日本友人向应昌期建议:要普及推广规则,最便捷而有效的就是主办一个世界围棋比赛。当世界一流棋手都使用你的规则时,还需要什么解释吗?之所以久久没办,完全是不愿意将世界冠军拱手送给日本棋手(那时候不知道韩国)。中日擂台赛之后,办一个世界比赛的时机成熟了。
  应昌期于 1987 年 8 月 17 日正式宣布世界大赛方案。赛事的资金则由台北的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提供。唯一不方便的是联络渠道。显然只有获得中国围棋协会首肯,再由中方联系日本、韩国。中方于 1987 年下半年向日方转达应昌期的意向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日方表示,正在积极筹备一个国际比赛,但是有些细节尚未落实,来不及向中方通气。日方当然支持应昌期的设想,但是希望中方优先配合日方的赛事。最后的实际情况大家都清楚,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和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先后成功举办,日本如愿成为第一个主办世界围棋大赛的国家。再强调一下事情的经过:中方最先获得的世界比赛信息肯定是应氏杯。但是日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了主办富士通杯的意向,对于外国人成为永远的谜。无论历史真相如何,围棋界对这两个主办者都要脱帽致敬。
华以刚与应昌期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4
在日本主持庆典

  国际围棋元年
  
  富士通杯的主办方是日本棋院、关西棋院和日本读卖新闻,由富士通公司独家赞助。其冠军奖金高达 1500 万日元,当时的汇率约为 1 万日元比 800元人民币。与日本的棋院、报社、企业合力办赛这种主流模式相比,应氏杯显得比较独特,它实际上由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包办。而这个基金会,就是由应昌期个人独资捐助于 1983 年 8 月 26 日成立的。吴清源先生强调应氏杯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个人主办的世界大赛言之有理。应氏杯冠军奖金高达 40万美元。当时的汇率约为 1 美元比 8.23 元人民币。由于应氏杯每四年举行一届,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举行,所以就有“围棋界的奥运会”之称,应昌期成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相比之下,1987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金为 25 万美元,已经是当时体育界翘楚了。
  这两个世界大赛极大地提升了围棋项目的行情,或者换个直白说法,提升了围棋手的社会地位。当时国家体委刚巧出台了一个“国际大奖赛奖励办法”,其中最醒目的一条是,参加国际大奖赛,运动员实际所得,以 1 万美元“封顶”。由于这与两大赛矛盾太大,笔者时任国家围棋队领队,义不容辞地向上级提请交涉。制定文件的财务干部的解释是:这些年体委对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的正式奖励是 8 万元人民币,以此为参照规定了大奖赛的封顶数额,没有想到撞上了围棋世界大赛。财务干部反过来向我诉苦:刚发的文件就开口子,怎么也不合适吧?我表示某种程度上的理解,但是我的后退也有限度。具体的交涉过程繁琐而冗长,姑且割爱。高额奖金在体委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正面效应,不容置疑。
  富士通杯的用时是每方 3 小时,保留 10 次一分钟的读秒。这是兼顾赛事规格、棋手用时需要和记者交稿时段的稳妥措施。在这个制度下,比赛 10 点开始,含午餐午休 1 小时,一般不会多于 9 个小时,也就是下午 7 点钟基本结束比赛,不太会影响晚餐和日报记者的交稿。如果像当初中日友谊赛那样每方 4 小时,拖到晚上 9 点钟,不仅所有相关人员人困马乏,而且直接影响记者的交稿。日报的截稿时间通常为晚上 9:00—10:00。记者在此之前交稿,可以根据棋局的精彩程度和输赢自由地决定稿件的写法和字数。超时未交又必须明天登报的,总编就只能留出空白页面,等待记者交稿,行话叫作“开天窗”。这对于编辑和记者都很尴尬。重要的国际比赛,当然要极力避免。
  应氏杯第一届时限为 3 小时 30 分钟,保留 5 次 1 分钟读秒,并未标新立异。但从第二届开始,时限为 3 小时 30 分钟,用完后不采用读秒,而是采用了计点制规则中的“延时罚点”。每延时 35 分钟,计算胜负时须额外贴出 2点。延时罚点也有限制,每人每局至多延时 3 次,不能无休止申请延时。延时罚点是应氏计点制规则的独一无二的发明,其逻辑为:下棋慢,用时间多的,那就请用目数来换(买)。这是不是受了“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名言的启发?
  为顺应棋局加快的世界潮流,这个用时规定到 2016 年第八届时,缩短为基本用时 3 小时,延时不超过 2 次,每次 20 分钟。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4
应氏杯30年纪念对局 聂卫平与曹薰铉

  国际围棋元年
  
  应氏杯登台的时代,日本的贴目长期稳定在五目半。中国的贴子是二又四分之三子,一个意思。而计点制规则通过统计大量棋局的胜负数额,规定黑先贴 8 点,相当于日本规则贴七目半。第一场比赛前夜,主办方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座谈会,主题就是由应昌期对于贴 8 点的释疑解惑。约两三位棋手简要地表示感谢应昌期主办了如此高规格的赛事,对于贴 8 点就一带而过。这时候赵治勋发言:“分先的围棋反正是一先一后,所以贴多少目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我看贴 15 目也可以么!”此言一出,全场肃静,众人面面相觑。应昌期只能请专程来北京捧场的吴清源先生出面。吴清源说,今天是围棋界大喜的日子,大家都感谢应昌期先生,对于贴目可以好好商量,明天大家先下好比赛再说吧。语气虽和缓,态度很明确。至此,赛前风波告一段落。
  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从不贴目到贴目的历史性争论。在新闻棋战中首次正式采用贴目制的是本因坊战。这个新制度的出台过程并不平静。传统势力认为:自古以来的正规比赛从来没有用过贴目,贴目只是游戏手段,是不同段位棋手在大手合(即升段赛)时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在本因坊战这样的重大赛事中率先引入贴目制,是对本因坊名号的严重亵渎,是数典忘祖。其代表人物广濑平治郎(1865—1940)及其弟子加藤信(1891—1952)表示,本因坊战如果采用贴目制,就坚决不参加比赛。可以想象,加藤信在当时的日本围棋界必定很有影响。而对于主办方每日新闻社而言,新闻棋战的某些阶段必须采用单淘汰制,为公平起见,贴目无疑是最佳选项。从长远看,引入贴目是围棋比赛的必然趋势。因此拿定主意不动摇。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退半步。1939 年 6 月,第一期本因坊战预赛开始之前,在主办方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的围棋栏目中,刊登了加藤信的论文《贴目的围棋不是围棋》。论文很长,一天没有登完,分成了两次。至此贴目风波才大致平息。
  如果说 1988 年之前就有国际棋坛的概念,那多少有点苍白,因为国际上只有中日两国的交流互动。中韩两国 1992 年才建交,此前不可能搞双边交流。日韩两国因为笔者并不详细了解的原因几乎没有正式交流。1988 年的这两大赛事,犹如开启了一扇大门,对韩国围棋界加入国际围棋大家庭表示欢迎。
  从此之后国际棋坛就步入正常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1988 年就是国际围棋元年。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5
韩国的天王级棋手们

  强势韩国围棋
  韩国围棋界在国际舞台一亮相,就显示出超强的实力,令人措手不及。
  韩国围棋界的“四大天王”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李昌镐竟然一个接着一个包揽了前四届应氏杯的冠军。富士通杯的情况有点类似,前五界冠军依次由武宫正树(两次)、林海峰、赵治勋、大竹英雄获得,接下来的 19 届比赛,韩国夺标 15 次,中国 3 次,日本 1 次。在 2010 年的 23 届富士通杯中,日本队掉到谷底,竟然没有人打进前八名,加上经济不景气,终于导致了 24 届富士通杯成为绝唱。应氏杯在奥运年通常是双年开幕,由于赛程长,决出冠军是下一年。常昊在 2005 年第五届决赛中力克韩国崔哲瀚而登顶,吹响了中国围棋触底反弹的号角。范廷钰、唐韦星分别在第六、第七届夺魁。中国围棋领衔于世界棋坛的事实,在应氏杯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俗话说金无足赤。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恰恰在于它有时候的不完美。第二届应氏杯,由于选手报名等细节问题上的误会,中国棋院与基金会失和,以致没有正式派队伍参赛。大约 1996 年,中国棋院拟在第三届翻开新篇章而请示上级时,时任国家体委专职委员、主任助理魏纪中不仅全力推动复和,而且明确批示:“对台独都要搞统战,更何况基金会呢?”时隔多年的一次应氏杯开幕式上,我向每届都出席的魏老表示敬意并感谢当年的批示时,魏老正色道:“我哪有资格那样说啊,那可是兆国同志的意见!”
  韩国棋手在国际元年之后的卓越表现,调动了企业界的积极性。韩国主办的国际比赛纷纷出台。东洋证券杯在 1988—1990 年是韩国国内最重要的比赛,从 1990 年升格为国际大赛,到 1998 年终止。马晓春 1995 年是国际大赛“双冠王”,东洋证券杯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富士通杯)。
  真露杯三国擂台赛 1992—1997 年办过 5 届,徐奉洙在第五届中九连胜一杆清台,树立了一时难以突破的纪录。真露杯停办后,农心杯于 1999 年续办三国擂台赛至今已经 20 届。韩国虽然以 12 次优胜领先,但是中国队于第九届取得突破之后,13 届、15—18 届、20 届连连夺标,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三星杯、LG 杯分别于 1996 年、1997 年诞生并且持续至今,中国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俞斌在 2000 年勇夺 LG 杯,开了一个好头。截至 2019 年,在LG 杯中冠军数已达 11 个,相当于韩国加日本之和。正当本稿即将截稿,投入最后编辑的要紧关头,三星杯 8 强赛于 9 月 1 日传来消息,朴廷桓负于唐韦星,申真谞负于廖元赫,申旻埈负于辜梓豪。由于另外一对是中国棋手内战,这样韩日棋手全部无缘 4 强。本来这也是一种概率而已,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关键在于,坊间早就盛传三星杯即将停办。这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而 2009—2012 年问世的 BC 信用卡杯虽然比较短暂,其赛制却非常独特,重要的棋局都安排在晚餐时间,在电视演播室进行,便于主办方进行直播。
  服务效果和宣传效果当然非常棒,但对棋手的生物钟造成一定程度的紊乱,也是不争的事实。据笔者所知,各参赛队还是充分尊重赞助者意愿的。赛事的终止也许出于其他原因。
  韩国 2006 年推出的中韩围棋擂台赛,刚开幕就闭幕了,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葩。李世石踌躇满志勇任先锋,在第二轮就遭遇陈耀烨当头一棒。后来稍有扳回趋势时,又被常昊断然终止。这与常昊 1996 年终止第 11 届也就是最后一届中日擂台赛相隔 10 年。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6
春兰杯签字仪式现场

  中国企业登台
  中国内地企业赞助的世界围棋大赛,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是第一家。1998 年创办时,中国围棋界正面临着“只参赛,不办赛”的外部吐槽,春兰杯像久旱的甘霖,滋润了中国围棋,中国棋院领导层对春兰公司格外感谢,格外器重。遗憾的是前五届春兰杯全部花落韩国、日本,令整个中国围棋界深感有愧于以陶建幸为 CEO 的春兰公司。但是春兰公司矢志不渝,坚持办赛,终于迎来 2007 年的第六届古力夺冠,才一举扳回颓势。此后,常昊、陈耀烨、古力(再次)、檀啸依次登上领奖台,当中只被李世石成功阻击一次。由于2000 年之后,春兰杯改为每两年一届,所以从 2001 年第三届开始,都是单年决出冠军。目前中韩各持 5 冠,日本 1 冠。
  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创办于 2012 年,除了冠军奖金高达 180 万元之外,还有两个特点:其一,国际围棋联盟 IGF 是其主办单位,充分显示对于围棋界唯一的国际组织的尊重,使本赛具有官方正式比赛的含义,显示出与迄今为止赛事的不一样的理念和规格。主办单位中贵州省人民政府赫然在列,给人们带来某种权威和可靠的印象。其二,比赛形式是国际流行的公开赛模式,门槛放低,有意者请进。比赛每两年一届。目前中国队包揽了前四届冠军。
  MLILY 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创办于 2013 年,也由国际围棋联盟 IGF主办,也是公开赛赛制,冠军奖金 180 万元。这是中国内地资本赞助的第三个国际大赛。
  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创办于 2017 年。主办单位是国际围棋联盟 IGF、河北省体育局和廊坊市人民政府。冠军奖金高达 220 万元。决赛采用五战三胜制,新科状元柯洁。这是中国内地资本赞助的第四个国际大赛。
  富士通杯之后,久违的日本围棋界终于在 2002 年推出了丰田杯围棋王座战。比赛每两年一届。从第二届开始冠亚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已于 2009年终止。总共四届中韩国夺标 3 次,中国古力 1 次。
  纵观世界大赛的中方主办者、赞助者,从应昌期、应明皓到陶建幸、百灵 CEO 姜伟、梦百合 CEO 倪张根都有深厚的围棋情结,爱围棋,愿意回馈围棋。
  主办者和赞助者以及新闻媒体显然都看好围棋的发展前景,看好围棋爱好者持续增加的趋势,看好其中的回报可能性。世界上不存在免费的午餐,协作是理性的选择,单方面受惠只能是有特定条件的、短暂的,双赢乃至共赢才能持久。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27
智运会为中国冠军组合颁奖

  世界智力运动会
  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于 2008 年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由世界智力运动联盟(IMSA)主办,中国棋院、北京市体育局承办的综合性智力项目世界大赛。包括桥牌、国际象棋、围棋、国际跳棋、中国象棋等智力项目的高手云集北京,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家福大聚会,参赛总人数 3700 人,赛会总规模近 6000 人,仅围棋项目参赛人数就达 560 人,此运动会堪称智力运动奥运会。北京留下了历史性美名,支撑北京的是举国之力。
  两年之后,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中,将围棋设为正式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亚运会唯一的一次。中国为此投入了大量无形资产。广州棋院地处越秀区闹中取静优质地段,是专门为亚运会围棋比赛而修建的岭南风格庭院,景色秀丽,建筑适合棋赛,令所有来客啧啧称赞。为服从大会整体赛程,围棋项目的小项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男女混合双人。
  紧接着又有 2011 年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这是 2008 年世界智力运动会的升级版和紧缩版。2008年参加人数多,还有业余选手。2011 年办成“精英”会了,围棋参赛人数减至 30 人。赛事规格有所提高,第一号主办单位升级为世界体育总会。精英运动会一直办到 2017 年才告暂停。
混双选手谢依旻(后左)、周俊勋(后右)

  这一系列运动会是全世界智力运动项目的高调集体亮相,是发展智力运动的积极信号。中国一贯重视智力运动,为世界智力运动扛了大旗,出了大力气。围棋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也崭露头角,使全世界更加了解围棋,知道它的价值。如果没有迄今为止围棋国际化的进程,恐怕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竞赛就有胜负,中国队也是有得有失。我们不会在胜利时沾沾自喜,像有些人得意忘形时说的:“统治了某某项目”“碾压了某国”。不顺利时我们也不气馁,坚持努力就是了。与智力运动会的整体正能量相比,局部的输赢真是不足挂齿。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35
吴清源杯围棋会馆里的吴清源杯决赛

  女子国际比赛
  吴清源先生说过,发展女子围棋很重要,是事半功倍的捷径。一位女性爱好围棋,可以带动家庭的男性也来下围棋,包括丈夫、孩子甚至长辈。在围棋国际化的过程中,创立过许多女子国际比赛,可惜持续时间都不长。为向有关女子国际围棋赛赞助商表达尊敬和谢意,笔者尽所知,按时间顺序列出赛次,并注明主办国和届数:翠宝杯(1993 年,中国,1 届)、宝海杯(1994—1998,韩国,5 届)、兴仓杯(1999—2001,韩国,2 届)、东方航空杯(2000,中国,1 届)、山水黔城杯(2001,中国,1 届)、豪爵杯(2002,中国,1 届)、正官庄杯(2002—2011,韩国,9 届)、大理旅游杯(2006,中国,1 届)、远洋地产杯(2007,中国,1 届)。不难看出,中国主办了 6 个“一届而终”的赛事。要没有以下所介绍的四个大赛,中国围棋人还真有点汗颜了。
  穹窿山位于苏州西郊,为太湖东岸群山之冠。相传当年孙武隐居此地,写下了蜚声中外的传世经典《孙子兵法》。苏州兵圣杯世界女子围棋赛 2010年就诞生于这个传奇的地方,每年一届持续至今。世界美女棋手在兵法胜地纹枰比武,真是别样的风景。黄龙士(1651—?)是江苏泰州姜堰镇人,清代著名棋圣。吴清源评价其实力为十三段。
  为纪念先人,宣传地方美誉度,黄龙士·精锻科技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于 2011 年在泰州姜堰溱湖湿地公园开张。比赛方式是中日韩三方的擂台赛。每年一届,顺利举办至今已完成第 9 届。
  天台山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 2012 年起登台于浙江天台县,至 2019年 5 月已经举办了 8 届。天台山不仅山水神秀,文化底蕴更为深厚。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道教南宗创立地、五百罗汉应化地、济公活佛出生地、刘阮桃源遇仙地、羲之书法悟道地、诗圣寒山隐居地、唐诗之路目的地、霞客游记开篇地、和合文化发祥地。国际女子比赛与当地风土人情十分吻合。天台县还是俞斌和众多知名女棋手的故乡。
  福州是吴清源杯的故乡。在这里举行世界女子围棋赛,显然具有特殊的涵义。2019 年已经是第二届了。
  难能可贵的是以上四个赛事都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祝愿赛事长长久久,常办常新。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35
中日天元赛间歇,笔者访问秀行家

  头衔对抗赛
  一
  前面讲到,新民晚报、人民日报先后主办了头衔赛。出乎笔者意料的是,这两个头衔赛竟然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办成了各自的头衔对抗赛。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外双方都有积极性而且相互信任以及中国棋手的迅速进步。天元赛成功主办之后,发起人之一、时任新民晚报体育部副主任徐世平脑洞又开了:中国顶尖棋手如果能与日本头衔战冠军有直接交流渠道,岂不美哉?再一打听,日本天元战的主办新闻单位是由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西日报新闻、和北海道新闻组成的“三社连合”。三社连合与新民晚报还挺门当户对的。中日天元赛就这样一步一步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中日天元赛由两国天元进行三局两胜制的对抗,日本称之为三番胜负,一年一次,轮流在日本、中国进行。日方提供优胜奖金 150 万日元。中日双方均须负责来访代表团的食宿。但是无论日本团访华还是中国团访日,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
  显然这是又一个经济上非常不对等的协议,充分体现出日方的善意。马晓春获得首届天元时,中日天元赛还没有诞生。第二届天元刘小光获得了出场权,1988 年 6 月 7 日中日天元赛在东京开幕时,对手是赵治勋。赵治勋虽隶属于日本棋院,也许因为祖籍是韩国,所以从来没有在中日擂台赛中出场。中日天元赛第一局就能与赵治勋切磋,简直是没得说了。
  前四届比赛,中国四连败。正当舆论感叹日本头衔获得者还是厉害的时候,风向突变,中国队一举八连胜,其中的七次还是 2:0 速胜。这八位胜者是:聂卫平、刘小光、马晓春(三次)、常昊(三次)。此后常昊还有一败一胜的战绩。常昊一共出场五次,是出场最多的棋手。2002 年在日本举行的第 15 届,成为中日天元赛的告别赛。2003 年轮到日本团来访,因为中国突发非典(SARS)疫情,日方认为不宜访华,赛事就此终止。中方的总成绩是 9 胜 6 负。
  新民晚报还主办了中韩天元赛。1997 年,韩国推出天元赛,由于规模有限,上一年的冠军不保持头衔,也要参加第二年的单淘汰第一轮,增加了夺冠难度。所以先后获得韩国天元头衔的多达 10 人。中韩双方顺利谈妥天元赛三番棋。回顾全过程,无论出场次数还是胜率,陈耀烨 5 胜 2 败,无疑独占鳌头,古力 4 ∶ 2,常昊 1 ∶ 4,黄奕中 0 ∶ 1。2015 年由于韩国天元赛停办,中韩天元赛不得不终止。同时,中日、中韩之间的头衔赛画上了休止符。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36
马晓春与小林光一

  头衔对抗赛
  二
  前述的名人赛刚于 1988 年成功举办,中日名人对抗赛就于同年顺利推出。除了中日两国的围棋组织,作为两国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无疑非常热心地促进了这一赛事。中日名人战也是三番胜负,每年一届在中日轮流举行。第一届的出场者是小林光一和刘小光。小林光一尽显强势,以 2 ∶ 0轻松获胜。国内的名人赛从第二届开始,马晓春高度重视,屡显神威,竟然达成了从第二届到第十四届的十三连霸!这是一个空前的惊人纪录,要知道迄今为止的国内各大赛中,连七连霸、六连霸都非常罕见。接下来马晓春的舞台就是中日名人战了。而在日本,小林光一的名人头衔也在不可思议地延续中。命中注定两人要在中日名人战中共同演出,途中任何一个人失去国内名人头衔,这台戏就演不下去了,或者说,将要演成另一台戏了。
  第二到第四届,小林光一转眼就是三连胜,而且届届 2 ∶ 0。马晓春内心之焦躁和痛苦可想而知。中国爱好者粗鲁的谩骂声时有所闻,简直令人不忍见诸文字。小林光一的棋风,绝对扯不上华丽和大气,反而显得有几分笨拙。一着一着踏踏实实,凭准确的算路行棋而已。由于在厚势和实利的选择上,偏重实利,被某著名棋手形容为“地铁流”。小林光一对此嗤之以鼻,认为纯属无知。在笔者看来,小林光一的棋风属于紧凑型,着着追求效率,一旦得利就收兵定形,恰似经商中的“落袋为安”。小林光一将优势转变为胜势的能力无出其右。小林光一挚爱围棋,事业心强,勇于捍卫日本围棋的荣誉,他多次宣言:“我是名人,代表着日本的荣誉,我绝对不能输棋。”小林光一执着于胜负,他下一盘棋要赢对手两盘——复盘他也要赢,他要让对手明白,无论你怎么下,都是一个输。好一个马晓春,面对超强对手,屡败屡战,但终于在第五届以 2 ∶ 1 获胜。第六届小林光一卷土重来,2 ∶ 1。第七届马晓春又一个 2 ∶ 1。我们不禁回忆起小林光一当年的名言:“对马晓春这样的棋手,一局也不能让他赢。赢了一局,他就会一直赢下去。”中日名人战就这么七届而终,有人猜测朝日新闻经费出现困难,有人说小林光一怯战。
  总而言之,中方总分虽败,趋势已胜。第二年,在 1995 年富士通杯决赛中,马晓春战胜小林光一而夺冠。借用当今的流行语,马晓春无疑应该对主办单位特别是小林光一感恩。按日本传统思维,棋手战胜自己的老师,就是对老师教诲最好的报答,并有固定成形的表述,叫作“恩返”。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0-1-30 14:36
阿含桐山杯中日对抗

  头衔对抗赛
  三
  阿含桐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是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中国棋院共 同主办的快棋赛,从 1999 年创办至今已经 20 届了。其赛制是标准的快棋模式: 30 秒一手,保留 10 次 60 秒的读秒。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独家赞助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新闻媒体,而是日本佛教团体阿含宗。由桐山靖雄担任管长。 阿含宗的宗旨是弘扬佛教精神,增进人们福祉,促进世界和平。阿含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遭遇 1998 年长江流域大水灾、2008 年汶川地震等自然 灾害时,阿含宗都伸出援手。阿含宗还热情援建多所希望小学。桐山靖雄管 长 2016 年仙逝后,和田管长继承了阿含宗的大政方针。阿含宗在日本也主办 了类似的赛事,所以促成中日阿含桐山杯冠军对抗赛完全是顺理成章。对抗 赛一揭幕,日本队就来了个四连胜的下马威。无独有偶,中国队一发威,竟 然转眼十二连胜。第 17 届井山裕太奋力扳回后,中国队又连胜 3 届。先后获 胜的中国棋手是:古力(4 次)、周鹤洋、刘星(2 次)、孙腾宇、邱峻、朴 文垚、连笑、柯洁(2 次)、柁嘉熹、辜梓豪。名单整体的年轻化一目了然。 中央电视台、贵州卫视连续播出这一中日头衔对抗赛引人注目。
  日本国内的龙星战由株式会社围棋将棋频道于 1991 年创办,采用电视快 棋赛模式。该公司简称 ISC,于 2007 年开始赞助中国龙星战,2014 年创立中日冠军对抗赛。虽然时间不长,但是 ISC 对于主办国际对抗赛颇有兴趣,2019 年 已经办成中日韩三方对抗赛,柯洁勇摘首届桂冠。让我们预祝赛事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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