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六七年年中离开印度前，多次访问了过去负责处理这一争端的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们以及曾试图在军事上贯彻政府的政策的军人们，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便再次探究中印争端真相。当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作研究员以完成这项研究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试图首先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印边界争端，不仅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叶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看作是一百五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的两边及其周围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勾心斗角的继续。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和这一地区内的各条边界的历史，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作过许多阐述。我在写本书开头一部分时，曾借助于他们的著作。本书的这一部分追溯了有争议的边界的历史。我想，这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19-12-17 13:40
一九一一和一九一二年间，除了那次为报复威廉逊遇害的讨伐外，还进行了好几次出征，都进入部落地区。一九一一年九月印度陆军参谋部准备了一份给随军测量人员的备忘录，指导他们如何寻找一条战略边界。这份备忘录惘然写道：给东北部找一条象西北部阿尔达线那样的“科学边界”，使英国人控制前沿斜坡和山口，那是已经办不到的了，因为中国人已经有效地占领雅鲁藏布江河谷，并在好几条流入阿萨姆的河源处立住脚。备忘录要测量人员“突出地考虑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建议设立一条从达旺以南几英里的不丹边境上的一点起，沿着山峰向东行的边界。这个建议是要兼并达旺地区以南的部分，但把达旺留给西藏。但是几个月后，军人们改变了主意，建议动一次更为彻底的手术，去“纠正”东北的那一段边界，使之有利于英国。参谋总长(Chief of General Staff)警告说，中国将能通过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来施加压力或影响。他的结论是：“纠正这段边界是刻不容缓的”；他提出一条理想的界线，不仅把达旺而且把达旺地区北面属于西藏的一大块土地，包括另一个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Tsona Dzong)，都划归印度。政府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位参谋总长的前进主张，但是两年后却采纳了他要把达旺划入印度境内的建议。
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这条线才“几乎是偶然地”被记起来。新德里政府的一名副秘书欧拉夫·卡罗(Olaf Caroe)先生说道，东北边境问题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一个枝节问题”， [ 注：这是指英国的植物学家和有名的旅行家金敦·华德(F.Kingdon Ward)未经许可而访问西藏所引起的争执。西藏当局以前曾几次准许华德进入西藏。但他在一九三五年没有得到许可又进入西藏时，西藏当局感到十分不快，并且向英国表示不满。华德的兴趣已超出植物的范围。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上极力主张英国占领达旺，就说明了这一点。 ] 他说：“我们经过很大困难而且几乎是偶然的机会，才查明真正位置”。卡罗立刻主张至少要在书面上推行前进政策。他建议英藏协定应该发表，不能再拖。因为《艾奇逊条约集》里没有把这些协定包括进去，如果中国政府注意到这点，就“很可能用来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印藏之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他还建议应该立刻采取步骤在官方地图上把麦克马洪线画成边界线。他指出诸如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这样权威性的地图集，仍旧以官方的印度测量局为依据，把边界画成沿着山麓走，同中国出版的地图案所画的一样。伦敦政府于是同意在《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里发表西姆拉文件，并解释说：“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理由是我们要不引人注目地发表一九一四年的西藏条约(从来没有被中国批淮)”。为了“不引人注目地”——的确是“尽量不事宣扬地”——更改记录，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上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却冒充是一九二九年的版本，还命令把初版全部收回销毁。在这次销毁命令下幸存的仅有一部原版本，现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政府伪造证据，是为了有朝一日它可以争辩说，它自一九一四年以来就已认为西姆拉条约是有效的，所以，按照正常的方式，会议后就把这些文件在《艾奇逊条约集》的初版中公开发表了(独立后的印度在一九六O年事实上就提出了这种说法)。
也就在一九三七年，印度测量局开始标出麦克马洪线作为东北边界，仅仅注明“未经标界”。显然并不是所有部门都接到了关于上述更动的通知。一九三八年测量局发表的一张西藏地图，标明达旺地区是属于西藏的，其南端——那里的边界在一八七二至七三年间就已标定 [ 注：见下文 ] ——标明是一条正式的国际边界。商业性出版机构的地图集也跟着这样画。第一本明显反映这种更动的是一九四O年出版的《泰晤士报》袖珍地图集，但并不是所有制图者都反应得那么快、那么机警。多年以后，有些地图案有时还标明印度的东北边界沿着山麓走。(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尼赫鲁写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第一版中就有一张这样标明边界的地图。甚至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一部新的甘地传记中也有一张附图标明印度的边界在山麓。)
阿萨姆省督罗伯特·里德(Robert Reid)爵士有力地提出采取前进政策的论点。 [ 注：他所写的《毗邻阿萨姆的边境地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阿萨姆政府出版局一九四二年出版)是很明确的。里德写这本书是供与边界政策有关的行政官员阅读的。他从官方档案中引用了大量材料。中国政府从一九五九年起在申明其立场时，看来也象许多人一样，并不知道有里德这么一本书。 ] 然而，在有关边境政策的讨论中，温和派也总有自己的发言权。一九三九年初，阿萨姆代理省督特怀南(H.J.Twynam)从实际和法律的立场出发，对于兼并达旺的建议提出异议。他提醒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说，政府已承认在东北边界上来自中国的危险已大大减少了。他接着问道：“我们根据一九一四年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在法理上绝对站得住吗？……如果参与三边条约三方中有一方不批难条约，那么另一方能够说这个条约在它自己和第三方之间具有约束力吗？”他指出一九一四年麦克马洪和西藏代麦之间的换文“缺少同签订条约有关的正式手续”，并且指出：政府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八年都没有采取步骤来实施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在道义上和国际法上，对政府所持的立场一定有不利的影响。英国的政策是要同西藏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政府占领“一个在种族上、政治上、宗教上一直倾向于西藏的”而且又在西藏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其他方案。特怀南所建议的方案之一，就是将麦克马洪线加以修改，使之通过距达旺东南几英里的大山口色拉，这样就把达旺寺留给西藏。 [ 注：作者要向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致谢，是他提醒作者注意特怀南写的这封信的。这封信保存在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里。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编号是政治(对外)司，档案第23卷，档号36。 ]
从印度的观点看，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的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长期的先例所制约，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订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旧依靠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旧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在原部门留用并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因此理查逊从拉萨发回的报告和建议必定很受重视。他所写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书，清楚地表明他如何为西藏的独立事业而效劳。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西藏排斥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中国也自然把印度的这种政策看作是敌对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
在中印两国关于边界争端的全部来往文件中，这篇书面谈话的措词是独一无二的，既是迫切陈辞，又是直截了当，甚至毫无官样文章。这篇谈话确实是非外交的，这就是说，它抛弃了通常惯用的那些外交辞令，结尾也许可以理解为带有一种威胁的暗示。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 [ 注：一名研究中国政策的学者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对这段中国声明的含义并不感到有任何疑问。他写道：“尽管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国政府]明显感到担心的是它可能面临着来自西藏边境和台湾海峡两个方面几乎是协调一致的压力，于是它呼吁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参加进去。”(见《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页。) ] 如果说中国的意图就是这样，那么，它所作的姿态失败了。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印方斥责他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印度外事秘书向他指出，印度对一切国家都以朋友相待，“这是和印度过去的文化、背景和圣雄甘地的教导相符合的”。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一九六一年初，蒂迈雅到了退休的年龄，考尔再次提升的机会到了。蒂迈雅的继承人的人选，应在当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普·恩·塔帕尔(P.N.Thapar)中将和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将二人中挑选，这两人的资历大体相当。塔帕尔的资历略高(确切地说，他的军龄比托拉特长两个月)，但托拉特过去工作成绩更优异，因此蒂迈雅推荐了后者。但蒂迈雅的荐举又被驳回，塔帕尔继任为陆军参谋长；不但如此，又不顾蒂迈雅的积极反对，任命了考尔为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军事领导层中仅次于陆军参谋长。 [ 注：印度陆军的组织是仿效了英国的体制。陆军参谋长下属四名主要参谋官员：即参谋局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军务局长(Adjutant General)，军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和军械局长(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参谋局长占最关键的地位。他负责协调、计划、作战、训练、情报、购买武器和有关装备及其分发等项工作。他还领导其他一些重要军官，如陆军总部情报处长，作战处长等。印度后来取消了参谋局长的职务。 ] 塔帕尔是个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军官，有些喜欢取巧；同时，他的任命是由于考尔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响，因而他对考尔也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考尔的恩情，塔帕尔让考尔当参谋局长，虽然考尔毫不具有担负这项重任所必需的条件和经验。
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
但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早已失去了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论点不是合乎逻辑的论点，而是进行不断侵略的威胁。在印度看来，根本不存在边界争执。尼赫鲁在几个月以前对议会解释说：“照我们的想法，边境上的纠纷完全不是一场争执，也许这是用词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争执。当我们为某桩事争论时，这是一场争执。但是我的论点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就不是一场争执。就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争执，而是对我国的领土提出的一种要求——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深信它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中国关于形势发展的逻辑的见解，可以置若罔闻，对中国多次的警告，可以斥为侵略者的威胁而不予理睬——由于印度深信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就更可以轻易抹杀中国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谈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国发生对撞的道路。随着前进政策的执行，总要碰到相撞点。但印度仍然深信在这场巨大的“胆量比赛”(Game of Chicken)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将是中国。
但是这一类型的政府和领袖本质上具有两面性，而且进步的杰克尔可以很快地变成为反动的海德： [ 译者注：这是苏格兰文学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说《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奇闻记》(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ell&Mr.Hyde)中的主角，叙述杰克尔原是仪表堂堂的“善良绅士”，因受诱惑服药后，可随时变成凶恶狂暴的侏儒海德。这个两面人的双重性格经常变幻。此处作者指双重人格或两面派。 ]
在其他国家，尼赫鲁的讲话也被看作是一个准备打仗的正面声明。《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卫报》(Guardian)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最后通牒。中国得出相同的结论。《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已经公然以印度政府总理的身分，正式宣布授权印度军方随时可以发动对中国的西藏地方的进攻。”社论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迫在眉睫了。”社论要“在中印边界上守卫着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百倍提高警惕，因为“印度军队随时可能执行尼赫鲁的命令，来‘清除掉’你们”。中国人也忠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吧，不要拿印度军队的生命作你的赌注了。”
军事上的溃败使陆军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是翻了一个身。文职官员再也不能干涉陆军的内部事务了。从今以后应该乖乖地听话的是那批政客，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对军人摆架子，发号施令了。政客们对军人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尼赫鲁在十二月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印度政府还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比·齐·帕特奈克除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外，又奉命制定应付政变的计划，并由情报局长马立克充当他的副手。高级军官受到了监视，他们的谈话被窃听，据一名同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说，甚至对来访的英帝国参谋总长理查德·赫尔(Sir Richard Hull)将军的谈话也同样地进行了窃听。中央后备警察的几个特务营也部署在首都附近。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一旦发生政变时，在陆军还未来得及劫持尼赫鲁之前，迅速地把他送到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个安全地点隐藏起来。其实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军人们十分安心于进行他们份内的工作，他们对将要进行的重新装备和扩编队伍的巨大任务尤其感到高兴。虽然如此，恐惧仍是实情，而且始终存在，这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逝世的那一天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天，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增调了几千军队进入首都，以加强送葬队伍所经过的道路和火葬场的警戒。这就使马立克怀疑政变终于就要发动，政府也加强了监视。在葬礼后，乔杜里中暑躺倒，这才使文官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国防部部长恰范要求乔杜里对那次调动军队作出解释，乔杜里激愤地指出：根据他参加甘地葬礼的经验，他有充分理由认为可能需要增派部队以免人群拥挤、秩序紊乱。象过去一样，这不但是一场虚惊，而且愚蠢可笑。有人说这同马立克对乔杜里的私怨有关，因为乔杜里曾批评情报局对一九六二年战败负有责任；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 [ 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 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 ] 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 [ 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 ] 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 [ 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 ] 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 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 [ 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 [ 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T.S.穆尔蒂(Murty)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 [ 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 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 ] 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 [ 注：摘自1954年7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
一条国际边界是不能仅仅由相邻国家一方的行政法令来确定。至少双方都必须参与，而且为实现它们领土之间的一项可接受的划分，它们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着手勘察并在其边界地区划界，而另一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其实施中没有给予任何方式的合作或者同意接受其后果，则没有司法原则将可用来说明此种单方面的行为会对另一国家有效。从没有参与国家的观点看，国际边界依然没有划定。 [ 注：A.O.卡克乌拉赫：《解决边界争端的国际法》(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59页。 ]
根据穆立克的陈述，在1952年当他就印度的战略方向寻求尼赫鲁的指导，以便确定情报局工作的主要目标时，他得到的指示是，中国必须被看作是“两个敌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巴基斯坦。因此，他被告知要向反对北京的西藏流亡者提供一切支持，“以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并保持他们的斗志”。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84-85页。 ] 穆立克是曾经敦促派出印度远征军以阻止和反对中国占领西藏的人之一，他迅速地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和在人民解放军抵达拉萨后立即逃往印度的西藏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建立起支持性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他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后者的代理人至少是在印度的默许下，大约从1956年起便进行工作，在西藏煽动于1959年暴发的叛乱。 [ 注：A.汤姆·格隆费尔德：《现代西藏的建设过程》(The Making of Modem Tibet)，(M.E.安尔派公司，纽约，1987年)，第8章。 ]
根据穆立克的看法，尼赫鲁预见到与中国在边界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拖延着以争取时间。因此，他保持其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真诚的友谊姿态，哄骗中国使它有一种安全感，而印度则实现其对边界的主张。尼赫鲁自己在争端在印度成为一个公众性问题后，在议会为自己的策略进行辩护时，也以某种方式肯定了这种解释。他说，政府“正是从第一天”起，便注意到北部的边界问题(设想其存在)。决定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宁可在地图和声明中清楚地说明印度将边界放在哪里：“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吗要去问中国[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消逝，各种事变将确认它，而在那时前，也许当挑战[从中国]来临时，我们将会处于一种更强有力得多的地位去面对它。” [ 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执》(China and India: The Un-Negotiated Dispute)，《中国季刊》，1970年7-9月，第51页。 ]
由尼赫鲁启动其进程的碰撞彩排，或开始演奏。从1954年7月中国政府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入侵的措词温和的照会开始，来到被称为是边界中段的地区。在这段发生了什么事呢，看来是这样的：中国人支持西藏位于传统边界上的阵地，巩固了一条“科学的边界”。他们声称，这条边界不仅包括各个山口，也包括一些山口外面的地片，他们控制了它。在整个1954、1955和1956年间这个地区出现过巡逻冲突。外交抗议持续不断，直到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讨论。这些均无结果。1956年下半年印度的一项照会中出现了不祥的语调，它将中国军队出现在新德里认为是边界标志的一个山口的印度一方——北京否认这种断言——说成是“侵略”。 [ 注：一个邻国进行的“侵略”向一个国家提供可以借以实行自卫权的基础——但不是“指一个国家所声称要保护的其主权存在着争议的领土，在边界争执中肯定会有这种情况……”A.O.卡克瓦拉：《国际法中边界争执的解决》(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 ]
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 [ 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 ] 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 [ 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 ] 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 [ 注：拉维·里克耶：《从未有过的战争：印度战略失败的故事》，(Ravi Rikhye, The War That Never Was: The Story of India's Strategic Failures，西纳克亚出版社，德里，1988)，第35页。 ] 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注意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