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加拿大老太太真牛，104岁获中国最高荣誉 - 徽帮棋友会

北京时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其中，一位现年104岁的加拿大老人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荣获了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the Friendship Medals）。

这位老人持有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却选择在中国生活近90年，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变迁。

究竟是何种信仰鼓励她远离故土数十载？她曾为中国做出哪些令人敬仰的贡献，使她获得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1915年，伊莎白·柯鲁诞生于成都的传教士家庭。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Hockey）都是加拿大人。

夫妇二人在民国成立之初来到中国，参与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准备通过教育来实践济世理想。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医学大学，也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端之一，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它也是中国牙科学的发源地。

伊莎白四五岁时去了加拿大，但她的童年时光，被深深地烙下一连串独属于中国的记忆。

1921年，伊莎白回到中国。远渡重洋的枯燥时光，伴随着轮船晃晃悠悠的节奏消逝。伊莎回忆称，那时自己抵达上海后，得先乘船前往重庆，再搭纤夫拉的船赶往成都，最后还要坐滑竿，最后30多天过去了……

然而，蜀道再难也难不过军阀混战的日子。伊莎白表示自己6岁后回到成都上小学，当地正好有两个军阀对抗，她们偶尔在路边玩耍时总能捡到子弹壳，大家就像集邮一样。

除去对军阀懵懂的记忆，小伊莎白还存储了无数少数民族的美好画面。暑假期间，父母常带女儿到川西凉爽的山区游玩。在那里，伊莎白接触到了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村落，内心渐渐对农村、对人产生浓厚兴趣。

白驹过隙，伊莎白很快就长大了。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上大学，1933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刚上大学时，伊莎白还没什么政治观念。偶然在宿舍读到一份讲述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后，她才顿生兴趣。逐渐的，善良伊莎白建立起了自己敏锐的社会观，以及富有同理心的观察力。

硕士期间，伊莎白应父母要求，攻读儿童心理学课程，并于1938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伊莎白进入一段摇摆期。若伊莎白彼时留在加拿大从事儿童心理工作，那她今后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番风景。

但少年时代的成都经历让她对人类学更感兴趣，最终她选择回到战争硝烟四起的中国，在那里做人类学研究。

她返回四川阿坝理县的嘉绒藏族村落，跟村民同吃同住，一起跳舞、生活，还向他们学习纺线。后来发现村民依然用最原始的手工纺线，就特地去成都买了个纺车带回来教大家用。直到晚年，她还记得纺线的动作。

可以说，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光阴是在中国度过。她希望自己的绵薄之力，能为这个风雨飘摇的民族送去些希望。

伊莎白离开藏族村落后，和同伴来到了四川理县的兴隆场（现在叫大兴镇），参加了一个乡村建设项目。

那段特殊的时光里，伊莎白的文学才华进入井喷阶段。她先后记录了无数一手调研资料，并整理出版了《兴隆场》一书，这本书被誉为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齐名的中国人类学著作。

书里她并没有简单地画几个框，然后把人们塞进去称之为“阶层”，而是着力细微地探寻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本书细腻、详实地记录了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节，堪称社会人类学以及民国史、乡建运动史的必读之作。这也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人类学家与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

直至40年代初，长期奔走于人群中间的伊莎白终于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对方同样是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大卫出身于一个英国小生意人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18岁时，他只身奔赴美国勤工俭学，就读于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

满腔革命热血的大卫，毕业后因工作机缘来到了中国。1940年，他开始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同时与他命中的伊莎白相识。

志趣相投的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开始了一段干柴烈火的情感经历。

1942年，伊莎白和大卫正式结婚，短期移居英国。那段甜蜜的时光里，伊莎白坚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完了人类学博士学位。

1947年12月，柯鲁克和伊莎白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再度回到中国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十里店，并在那住了6个月，与农民同甘共苦，真实地记录下中国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8年夏天，柯鲁克夫妇告别了十里店村，前往石家庄西部一个叫做南海山的村子，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

背井离乡的夫妇二人，在这所中国大学辛苦耕耘近半个世纪，培养了无数外语人才，同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尝试对英语、教育等学科上做出革新。总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对夫妇二人培养了新中国首批外事干部，以及大批杰出的学者和外交人才，其伟大贡献无法用文字一一详述。

而在北外执教期间，夫妇二人还不时利用寒暑假时间，远赴中国西北，义务为当地的英语老师做辅导。

退休后的伊莎白先后6次重返农村进行再调查，资助贫困学生。

与此同时，柯鲁克夫妇与当初考察地的十里店淳朴农民也结下了深厚友谊，几十年通信往来不断。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第二代，他们的三个儿子曾代表父母多次回访，向当地小学捐资、赠送图书。

1999年，伊莎白和朋友一起设立了“伊柯基金”，帮助家境贫寒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完成义务教育。

2000年，丈夫大卫·柯鲁克去世，伊莎白继续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在中国生活。

大卫的半身像坐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的两条长椅旁边，长椅是纪念伊莎白·柯鲁克的100岁的生日礼物。

如今的她俨然是一位祥和的“中国老太太”，吃中国菜，说中国话，包中国饺子……

伊莎白作为一名优秀的人类学家，深入中国广大农村，生动记录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图景；作为一名英语外教，她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她将自己的一生，牢牢地与中国命运牵系在一起。

或许，伊莎白比很多中国人更“中国”，而她本人与中国的这份深厚情谊，就值得我们献上最高敬意。

参考信源：[1]http://news.cctv.com/2019/09/30/ARTI79fTpTQuSeNd4TkhDRr31909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