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是，是有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国家。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理黄河泛滥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启的继位宣告着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开始。夏朝传14代，共17个帝王，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几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对夏朝的存在依旧深信不疑。直至民国时期，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即包括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一种说法关于夏朝：
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
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第三，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要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实物依据。1953年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学者们很快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的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纪年相当。因此，二里头文化遂被定为夏文化。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较丰富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判断，“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那在当时是在为一大都会”。中国学者也大都相信，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只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有所争议。
关于夏朝有无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且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
另一种说法关于夏朝：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有的还被释读。而龙山时代从年代学上看正处在夏朝之前，那么与其紧相连接的夏朝亦应有其文字使用，且应比龙山时代的陶符文字更为发展和进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亦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当不是凿空之谈。
关于夏朝文字的记载呢，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都提到了“仓颉造字”。
尤其是汉代的纬书，也记载了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所以拿夏朝没有文字记载说来否认夏朝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夏朝人民把文章刻在木头和石头上，千百年前他们可不知道后世要研究他们，确定夏朝的存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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