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长江火灾” - 徽帮棋友会

虽说防火意识不分季节，但一到北风咆哮的寒冬，小区宣传栏上的各种有关预防火灾的告示或海报，还是比其他时期要明显增多，内容大致相仿，告诫居民不要在阳台、楼道、安全门附近堆砌杂物，不要破坏和损毁消防器材，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更不能乱扔烟头……不过在一些“老破小”的社区，还是能在楼道塑料布的下面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废旧物品，都知道老百姓“破家值万贯”，但一旦火起，这条唯一的逃生通道可就算立时作废了。

在很大程度上，火灾和水灾、风灾、地震、海啸等等灾害不同，如果说后面几种属于天灾的话，那么火灾固然有天干物燥导致的可燃物自燃，但更多的属于“人祸”，哪怕看似“自然灾害”的森林火灾，据统计，95%都是人为用火不慎引发的。所以，预防火灾的关键在于管好人。

前几天翻阅晚清学者、外交家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时，突然看到发生在光绪庚寅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上海轮失火案”的记录，鉴于这起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长江火灾”，不仅知之者甚少，几乎已经被公众彻底遗忘，而且在近代笔记中也罕有提及，所以笔者尽可能搜集了相关史料，算是在那些宣传栏上的海报和告示之外，给读者们做一次“防火减灾纪实报道”吧！

1861年4月，美国琼记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这标志着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管理不善和经验不足等原因，长江航运屡屡出现险情和事故，触礁、相撞，时有发生，而同治丙寅年的旗昌洋行“湖广轮船”失火被焚案，“当时诧为创见之事”，引起不小的震动。可惜这些灾难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小患不除，即是大患之伏，于是一切便在光绪丙寅年来了个“大爆发”。

在“上海轮失火案”发生之前，其实老天爷有过一次“示警”，那就是光绪丙寅年春天的“宝清轮失火案”。宝清轮上除了乘客之外，还搭载了若干箱“自来火”，也就是火柴，其实船员也并非毫无防火意识，特地将这些装有火柴的箱子放在甲板上，而没有放在货仓，按理说是正确的操作，可谁知货仓里面着起火来，“延及舱面，燃着自来火，遂至不可扑灭”。这场火灾遇难者近两百人，有数十人的尸体到最后都未能捞获，十分惨痛。

太古轮船公司是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轮船公司，系另一家经营长江航运业的英国旗昌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开设于1872年，由于资金雄厚，不仅有多艘轮船航行在长江的江面上，从事客运和货运，而且还设立了自己的码头和仓库。特别是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和光绪十六年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之后，太古轮船公司在实质上打通了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上下游航运通路，陆陆续续增添了一些轮船——而“上海号”是其中较大的一艘。

循着整个事件的时间线索追溯，不难发现，导致事故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晚十二点钟抵镇江码头装卸货物”。在镇江码头，各种搭乘“上海号”的客人陆陆续续上来了一百多人，跟原来船上的三百多客人加在一起，“统计近五百人”，再加上水手、船员，全船合计“则近六百人”。这个载客量已经大大超标，“人数既多，客舱实不能容”，于是事务长用钥匙打开了大舱，让刚刚上来的乘客暂时住在这里——大舱本来是货仓，“平时不轻启鐍，火禁更严密异常”，但这时既然住进了乘客，“遂不能禁其举火”。

“十四日早四点钟，由镇江趸船开行，至七点钟，始过大河口十余里，近铁板洲之旁，距泥炮台尚十八里，距镇江约九十里，距仪征约六十里。”这时，事务长开始检票，因为怕有人逃票，于是“暂闭楼上下诸舱门，以便稽查”。就在这时，警钟响了。

钟声喤喤，只见黑烟红焰，从大舱直冲而上！由于正刮着东北风，火势很快蔓延到了甲板上，点燃了近桅杆处的二十多具铺盖，“火从铺盖中出，一经搬动，火益炎炎”。更加糟糕的是，在附近堆放着很多棉纱大包，简直就是给火神爷助攻，“须臾，烟焰遂成火球，往来奔突”！大副知道情势不妙，喊水手拽消防水龙来，可是乘客们已经乱成一团，在甲板上纷纭扰攘，很多人就站在消防水龙的皮带上，导致不能吸水灭火。情急之下，很多水手用水桶从江里捞水扑火，但这种办法又慢又笨，“骤闻辖然一声，舱板进裂”，眼看着船有沉没的危险，船长命令舵手赶紧向江滩靠岸。

“须臾，船头已近岸上”，船长知道大火已无法扑灭，眼下转移上岸才是唯一的办法，水手们准备解下救生艇逃生，但一看火势，知道已经来不及，沿着系在船头的粗绳子缘之而下，逃到岸上，至于乘客们的死活，就直接抛在脑后了。就在这时，火势突然变得更加狂烈，“倏忽之间，全船皆火，船首船尾猝已烧断”，船首的客人们“皆因心慌意乱，不知奔避，以及于难”，只有极少数人沿着那根粗绳子逃上了岸。船尾的客人更加倒霉——“客舱多近船尾，诸客无可存身”，纷纷跳入冰冷的江水中。

“天寒浪急，游泳为难，十不活一。”面对船上浑身被火者的奔逃惨叫，对面江水中挣扎灭顶的惨绝人寰，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附近的“炮船、盐船、渔船，皆坐视不救”。由于狂风助纣为虐，从火起到“全船俱烬”，只用了十五分钟，死者超过三百人，而放弃救援乘客、只顾自己逃生的船员和水手只殒命三人：分别是一名茶房、一名厨师庖丁和一名司舱。

惨案发生后，“上海仁济堂绅董遣人雇救生船连日打捞，得尸二百数十具”，不仅逐一入棺，而且请来照相馆一一为之照相存留，这样，遇难者的家属哪怕是远道而来，尸体因为时间的原因导致腐坏，依然得以认领，而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则丛葬于义冢。在幸存的二百人中，除去水手和船员外，乘客仅有百余人而已。火灾发生七八天以后，那艘烧得残缺不全的上海轮，由两艘轮船拖曳着带到镇江七濠口，“船中尚有余烟，亦有焦臭”，往来经过的人们莫不掩鼻而过，境况之惨，可见一斑。

对火灾现场的勘查，一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依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何况1890年的大清朝，这也就导致上海轮的起火原因，一直是个谜，在众说纷纭中，有传闻，有臆测，真个是言人人殊。但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吸烟说。“有客在大舱吸水烟，遗火煤纸于舱板，觅之不见，以壶中茶灌之，以为熄矣。不虞少时烟焰迷漫，火仍冒起。”不过也有人说，引火物并非吸水烟用的火媒纸，而是鸦片烟。有人抽完鸦片烟之后，把没有熄灭的烟灯放进鞋篮子里，顷刻间火就着了起来，肇事者“遽取掷之水中，而余火已延及棉花包矣”。

三、报复说：当时船上有扒手，船员将其缉拿，“匪徒衔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窃之辈，岂不知一经种火，四面波涛，无可逃避，将必同归于尽。彼计虽凶很，未必若是之愚也”。

不过上面三种说法，都不是出自目睹者，“以目睹者，皆已葬身火中也”，但排除第三个原因之外，前面两个原因都可以说是乘客的消防意识不到位导致的。当然，起火后，混乱局面下，消防器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也导致了灾害不断扩大。至于水手和船员在灾害面前放弃对乘客的援救，可耻地临阵脱逃，更是遇难者数量如此惊人的主要原因。

一是生死关头，时间就是生命。有位姓邓的，与一位姓李的朋友在客舱里并榻而卧，火起的时候，他见火已经逼近门口，催促李某跟自己赶紧往舱外跑，但李某居然好整以暇地先穿袜子，又寻腰带，一时找不到腰带，彷徨无措。邓某急了，拉着他要往外冲，李某却执意要找腰带，居然把邓某推了个仰八叉。邓某一见好良言难劝该死鬼，“遂冲火突出”，回过头时，见大火已经封住了门口……

二是逃生方法得当。有一位从台湾回到内地召集兵勇的副将贾某，也在这条船上，起火后，身在船尾的他，见船头已经靠岸，逃生者“悉缘船侧之绳缒而下水，水浅仅及腰际，少壮者遂一跃而下，均获生全”，于是也想往船头跑，奈何大火瞬间切断了通路，他只好返回船尾，“见船后波涛与江心无异，恐无生理”，于是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径直往下跳——凡是直接跳进江心的人，衣服全部浸水之后迅速变得沉重，所以无不沉没——而是也找了根粗绳子，坐在船边的铁栏杆上，这时拥挤到船边的人越来越多，一下子把他挤了下去，但他有粗绳在手，所以徐徐溜下，“和衣倒卧水面”，这样浮沉了半里地，经一小船救起，“亦一时之急智也”。

还有一位扬州的店主，本来打算坐上海轮去芜湖，途中因为事情耽搁了，等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开走了，他气得不行，把车夫责骂了一顿，等后来知道上海轮出事，才又惊又喜，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

先说高尚的。有一位瓜州司的官员姓陈，本来坐船去省里办公，起火后他和一个人一起抱着一块木板，在波浪中浮沉，那块木板很薄，长久下去撑不住两个人，于是陈某对另外一人说：“这样下去咱们两个都活不成，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侥幸能够逃生获救，一定去江宁石坝街陈公馆，只要告以‘瓜州司’三个字，我家里人就会收我骨于江滨。”那人同意了。陈某即撒开木板，消失在江心。那人获救后，履行了承诺，到陈公馆报丧，陈某的妻子亲往镇江，半个月后才找到丈夫的尸体。

再说卑鄙的。有个洋人带了两名日本小孩坐上海轮旅行，起火后他本来想回客房拿了东西再逃，但见火势太猛，果断地带着两个孩子“舍弃一切，尽力逃生”，好不容易逃到岸边，站在岸上的乡人不但没有赶紧向遇难者施以援手，反而冲过来扒那俩小孩的衣服，洋人勃然大怒，挥拳就打，总算赶跑了这些地痞流氓。现在想来，这种非但见死不救，反而趁火打劫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地区得到“传承”甚至“发扬光大”吧。

也许是“上海轮失火案”的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终于开始制定轮船防火的措施：一、轮船勿装引火之物，凡洋油、自来火、棉纱、棉花等易燃物，坚决不允许它们上船；二、货舱就是货舱，坚决不允许住宿或承载普通乘客；三、船上设立专门的吸烟区域，“所有旱烟、水烟、鸦片烟、雪茄烟、纸卷烟，不得随地呼吸、随手乱抛”，其他区域，尤其是货舱附近，坚决不允许吸烟和点油灯；四、消防水龙要随时演练，救生艇应该多准备几艘；五、从船员中挑选专门的负责人员，在航行过程中反复巡察，及时发现火情。

在精通洋务的薛福成看来，上述这些措施未免显得可笑，因为“余谓江海轮船之规例本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消防措施本来就属于任何一条船都要遵守的基本规则，只是无人认真遵守执行，导致废弛，他不禁感慨：“夫苟能恪守成法，则何事不可防，岂独轮船失火也哉？”

“生民之厄，惟水火为无情，无妄之灾，惟焚溺为尤惨。”薛福成说，一般来讲，陆地上遭遇火灾，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较宽也”，而在航行中遭遇狂风、触礁，幸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较易也”。最可怕的就是“轮船行水，而遇猝然之火”，因为这属于两厄交乘，不死于火即死于水，所以，自有轮舰以来，外国的行海各船，防火之法，规例极严，船上失火的事情很少听说，但在中国，类似事情屡屡发生，固然是因为各个航运公司为了招揽生意，随意超载，同时放松了对消防安全的把控，但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值得深思的。

这个原因就藏在那位带着两个日本小孩逃生的洋人的回忆之中，他说他成功登岸后，“回顾诸华人，或缘上船畔护栏，或立舱面，呆若木鸡，并不逃生”……

无论是冲过火墙，还是跳水游泳，抑或抱着木板漂浮，多少还有获救的机会，而当时在船上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竟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的境地。清末以“麻木”著称的国人，麻木以生，亦麻木对死，回想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竟然觉得先生还是乐观了些，被数千年专制统治钳制得不敢踰矩方寸的他们，岂止是失去自信力，恐怕连自救力都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