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的过程演变，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人民军队进入战场时力量单薄，八路军只有4.6万人，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如果不能洞悉战局、正确使用，不但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将弱小的红军投入正面堵击日军的阵地战，认为“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迅猛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向由于日军进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带前进。这一战略被称作“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后来又被概括为四个字“敌进我进”。太原、上海失守后，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八路军迅速依托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日军战线翼侧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经略中腹，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则迅速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逐步形成。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敌后战场，每一块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构成了战略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八路军、新四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净杀，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毛泽东说，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各根据地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创造出敌进我进、打磨盘、“翻边战术”、“到敌后之敌后”以及“以进为进”等各种战术。武工队和小部队神出鬼没，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抗日根据地在坚持中发展，在坚持中巩固，敌后抗战撑起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大局。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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