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曾持续关注围棋赛棋运蕴含“国运”变化 - 徽帮棋友会

这是1985年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结束后，藤泽秀行（左）兴致勃勃地和中方擂主聂卫平谈论今后中日围棋赛的前景。新华社记者程至善摄

　　以政经报道、时事评论见长的《瞭望》周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刊登过八篇围棋报道，我有幸参与其事，并成为作者或参与写作者。从1985年12月2日的《评中日围棋擂台赛》（瞭望·海外版），到1995年4月10日的《第三次突破后的思考——评中国围棋手将首获世界职业赛冠军》（瞭望·热点观察），反映了中国围棋对日本围棋的激情追赶，和通过体制改革对日韩围棋的奋力超越。

　　1984年10月6日在东京拉开帷幕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起先并不为人注意。赛前人们预测几无悬念，一边倒地认为日本肯定会赢。孰料开赛后先有中方22岁江铸久连斩日方五将，尔后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攻城拔寨，直捣中方龙门。赛情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

　　那前后，新华社大院老七号楼北面靠西侧一排平房里，当时《瞭望》政治组、经济组在此办公。《瞭望》一帮年轻人喜好围棋，常在休息时招来国内部、摄影部等一帮高手鏖战。此后《瞭望》办公地几经搬迁，但围棋氛围持续经年，编辑部自然也成为国内外围棋消息的集散地。当时我们还请来国家围棋队芮迺伟等国手来社下指导棋。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中国人被唤醒的潜能在各个领域得到释放。国门逐渐打开，中国人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改革开放将古老中国推到了大发展大变化的边缘。

　　在围棋领域，中日围棋界在陈毅、松村谦三等老一辈中日政治家推动下，于1960年恢复正常交流，围棋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重要推手之一。到1984年，中国棋手已与日本棋手交流、对抗了25年。中国围棋水平正是在这种开放氛围和与日本围棋的激烈对抗中得以提高，从1960年对日比赛获胜率仅为8%（对方还让先），到1982年获胜率已高达76%。

　　中日围棋擂台赛就是在这种全面对抗背景下诞生的。在团体对抗赛中已不占优势的日本围棋界，希望凭借一批绝顶高手的超一流实力，通过擂台赛这种华山论剑的形式，扳回“龙头老大”颜面。而身为古老国技传承者的中国围棋界，在聂卫平、马晓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二代围棋手群体崛起后，也希望通过擂台赛这种形式检验自己的实力。

　　从1984年到1996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共进行了11届，中方以7比4总分获胜。作为团体对抗赛的一种改革，擂台赛更具激情四射的英雄情结：我自横刀立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或冲锋陷阵，万马军中取将军首级。擂台赛开始没多久，便以激烈赛情扣住了两国棋迷、甚至众多不懂棋的人的心弦。日本棋院久保田副理事长曾描述擂台赛形势说：“中国急起直追，风云告急，让日本观众捏着一把汗。”当时中方团长郝克强应声对道：“日本依然领先，雄关在前，令中国棋迷尽悬跳动心。”一时传为棋坛佳话。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比赛方式的改革，正因为扣住了普通人的心弦，而成为普及围棋的最好形式，对中国乃至世界围棋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为日后中国建立围棋联赛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乍起，《瞭望》编辑部便敏锐察觉到这项跨国竞赛所具有的巨大新闻价值：其不独是一项有趣的比赛，也不光是中日文化体育交流盛事，围棋比赛所显现的中国围棋“棋运”变化，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国运”的变化，折射了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而只有在对外开放和与外部竞争者全面较量中，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围棋如此，各行各业又何尝不如此。

　　从1960年以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与围棋实力发生过几次颇有意思的变化：1961年，已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GDP总量第一次超过中国，且增长势头不减。此时的日本围棋与其经济实力一样，对中国围棋取居高临下态势。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日经济差距继续扩大。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端倪初现。而日本经济已结束高速增长，且泡沫积聚，正处于破灭边缘。中日围棋此时呈对抗态势，日本仍略高一筹。

　　1995年，日本GDP达5454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9.2%，“成为二战以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但其经济增长疲态毕露，正陷入泡沫经济破灭泥淖。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扩大对外开放并加大改革力度，释放出的能量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此后仅过1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再次领先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二十多年里，中日围棋竞争态势已然逆转，中国围棋不仅在最高水平，在整体水平和后备力量方面也都超越了日本。

　　陈毅元帅说国运兴，棋运兴。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国还是棋，其发展与进步，都得益于持之以恒、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对中国围棋对日本的追赶，《瞭望》周刊在欢呼鼓劲的同时保持着冷静，在分析中国围棋成功原因同时，也指出，中国棋坛从整体上仍弱于日本棋坛，除日本方面高手众多外，还表现在日本在围棋理论上占有优势，后备队伍庞大，围棋活动频繁、棋手可以在这些棋赛中自由竞争，不断提高。

　　“所有这些，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文化发达程度有密切关连，都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中国围棋的复兴，和经济、文化的振兴，不一定要完全同步，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超前的。这些年来围棋的长足进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超前毕竟要受到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制约。就这一点来说，振兴围棋不单单是围棋手们的事情，也同样是全体人民的事情。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是任重道远的。”（《围棋大国的高水平较量》，1987年5月11日瞭望·海外版）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之后的十年，世界棋坛发生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中日围棋酣战之际，谁都没料想韩国围棋崛起于卧榻之侧，“突然”掀起横扫之势。在经历了激荡人心的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胜利之后，中国棋迷觉着围棋没有世界比赛、因此拿不到世界冠军不过瘾。聂卫平也曾因为不是世界冠军在体委分不到房子而苦恼。然而，从1988年第一个世界职业围棋大赛富士通杯，到1995年第六届东洋证券杯世界职业围棋赛决赛之前，国际围棋界共举办了14届世界性职业大赛（东洋证券杯5届，富士通杯7届，应氏杯2届），夺冠者均为日韩棋手。而在同样最高水平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擂台赛上，中国队也没取得过一次冠军——1993年甚至一盘未胜，全军覆没。

　　如此窘况持续了七八年，直到1995年5月中国棋手第一次夺得世界职业围棋大赛冠军（马晓春，第六届东洋证券杯世界职业围棋赛）。这一年的3月24日，当聂卫平和马晓春在是届东洋证券杯半决赛三番棋最后一局比赛中双双告捷、中国棋手已稳获首个围棋世界冠军的消息传到编辑部，我们议论道：这固然是中国棋手在1993年三国擂台赛失利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结果，而更重要的，则是得益于从那以后中国围棋界进行的体制改革。

　　与日韩围棋相比，当时中国围棋界不乏激情，但管理体制上则表现出先天不足。比如缺乏竞争机制，围棋手从学棋到成为专业棋手都由国家投资。虽然棋界也组织了新闻棋战，获冠军者有荣誉和实利，一些优秀棋手可获得从地方队调到国家队、从低段位升高段位的好处，但棋手生活不会因为多或少下一盘棋而受到太大影响，即使成绩不好，也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这种大锅饭式的体制，使我们的棋手总显得动力不足，研究精神远不及日韩棋手。

　　此前，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方虽然取得了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历史性突破，但人们发现日本在安排参赛棋手时，每一届都来个大换班，“三朝元老”只有小林觉一人。中国在安排人选上却捉襟见肘，保持着“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江铸久、钱宇平”六员上将的基本阵容。此外，在15到20岁的年龄段，当时中国围棋界几乎为一片空白，能与日本抗衡者寥寥无几。而这个年龄段日本却大有人在，被誉为“明日之星”的佼佼者不在少数。双方围棋后备力量厚薄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中国围棋国际比赛成绩全面滑坡，给中国围棋界敲了一记警钟，也成为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国家体委和中国围棋协会开始在围棋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尝试实施棋士制度，棋手收入与成绩挂钩、拉开差距。在社会力量支持下，一些重大赛事实行高额奖金制度。改革比赛选拔制度，国家围棋队从地方直接选拔苗子加以培养，使中国年轻棋手有机会与世界一流棋手同场竞技。同时中国围棋队加强了内部训练和研究，聂卫平和马晓春各带了三个徒弟等。

　　这些改革措施很快就激活了中国围棋界潜藏的能量，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棋手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日名人赛、中日天元赛、第四届中日韩三国擂台赛等国际赛场上又开始取得较好成绩，并收获了第一个世界职业围棋冠军。

　　伴随改革而来的，是中国棋手特别是年轻棋手的不断崛起，以及一个又一个落入中国棋手囊中的世界围棋冠军称号。到2018年，中国已超越日韩，为获得围棋世界冠军人数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