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兵八闽——1949年金门之战失利前后 - 徽帮棋友会

金门自古就是福建泉州府辖区的一个县治，距晋江围头3海里，距厦门5海里，距台湾高雄160海里，包括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嶝、小嶝等岛，总面积149平方公里，人口不过4万余。金门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素有“攻台必先攻金，守台必须守金”的说法。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水师从金门料罗湾扬帆出海，后来康熙收复台湾亦循此前例。

对已提上日程的金门战斗，叶飞还在运筹指挥厦门战斗时，就予以特别关注。10月17日厦门战斗落幕时，叶飞又专门召见二十八军负责人萧锋、李曼村，就攻金任务作出三条决定：　一、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和八十七师二五九团，由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率领，归二十八军指挥，参加攻金战斗；

叶飞听取萧、李汇报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后，向二人详细介绍了厦门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其要点有二：一、登陆作战胜败的关键在于首先攻占滩头阵地，所以要采取打厦门的办法，首先占领北半部，使各团靠拢，然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击破敌人反扑，巩固滩头阵地，待第二日晚后续部队全部登陆集结之后，才展开向纵深发展；二、船只是严重问题，攻厦时准备了7个团的船，第二天只剩了两个营的船，损失了十分之八，损失原因未查明，但这点你们要特别注意，防止敌机轰炸船只，船只要疏散、伪装、隐蔽。叶飞认为：金门战斗宜早不宜迟，迟了金门的敌人兵力一定会增加，必然给部队登岛带来更大困难，所以你们一定要争取在胡琏援兵还未到达金门之前，发起登陆，一举攻下金门。

刚获新生的厦门，与全国所有刚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人心不稳，社会秩序不好，土匪和暗藏的特务活动猖獗，总之是处于混乱状态。闽南本来就是个缺粮地方，蒋军溃逃到此后横征暴敛，致使这一带群众尤其是厦门岛上的20万市民严重缺粮，贫困百姓连糠菜也吃不上，岛上燃料供应也成了问题，甚至出现了拆门板当柴烧的现象，弄得人心惶惶。新成立的厦门市政府，职权局限在厦门岛，无法从泉州、漳州等地调拨物资。为此，厦门市委、市府请求第十兵团进驻厦门，特别要请叶飞坐镇厦门主持工作。厦门市长梁灵光有文字作证：“厦门承担了繁重的战备支前任务。为了统一指挥支前工作，市委要求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到厦门来，帮助解决粮食、柴草的供应问题。叶飞考虑到厦门市委工作的困难，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责成兵团后勤部门在10月底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运进岛来，并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支援厦门。”

梁灵光任厦门市长还是叶飞推荐的。原来，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嘉庚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说厦门快要解放了，那地方华侨多，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在海外影响很大，须派一个闽南人当市长。中央领导很尊重陈嘉庚的意见，深感厦门确实重要，将来既是对外通商的口岸，又要担负支援解放台湾的任务，市长人选必须十分慎重，于是特地征求省委的意见。叶飞知道梁灵光是闽南人，会讲闽南话，而且抗战期间在苏中有过多年从政的经验，所以郑重向省委作了推荐，把他从二十九军调了出来。

既然厦门市委市政府如此恳请，厦门又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搞不好，发生混乱，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叶飞决定将兵团指挥所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他将部队的经常工作交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兵团指挥所则由副参谋长陈铁君具体负责。为什么作这样的安排呢?叶飞是这样回忆的：“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则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

10月20日，奉华东军区命，叶飞兼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这天，他以自己和刘培善名义，致电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指示迅速运粮至厦。电文称：“目前厦门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请八地委立即设法调运50万斤至100万斤米来厦，以便解决当前困难。”

24日上午，二十八军前指在厦门莲河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参战的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3个师长及6个团长在会上发言。军部侦察科长说，胡琏兵团的两个军已到金门海域，还有一个军正向金门海域航行。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说，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船只。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说，征集来的船，小船多而大船少，水手又来自外地的内河，不熟悉海上航行，又未经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有的船工不可靠，枪一响可能有逃跑的问题发生。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说，他们团有三分之一的船帆没修好，今晚不能参加战斗。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以前就对攻金表示“决心很强，信心不足”，但服从领导命令，这次听到金门敌情有变，则表示“不准备回来了”。不但是师团级领导信心不足，而且李曼村也有顾虑，他说：“情况至今未弄清楚，如果打了败仗才糟糕呢!”……大家的发言，透露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攻金条件不成熟。

二十八军代军长萧锋虽然也有顾虑，但考虑更多的却是兵团对攻金要求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他也一心想早点完成战斗任务。同时他还有另一种考虑：兄弟部队已攻克厦门，如果二十八军却强调客观原因，迟迟不攻金门，这说得过去吗?因此，萧锋作出了于当晚发起战斗的决定。

24日中午，叶飞接二十八军电报，说当晚要向金门发起进攻。时间紧迫，叶飞马上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有关人员开会、分析情况。叶飞向情报、参谋人员查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金门，得到的报告说：胡兵团虽已到金门海域，却仍在徘徊。此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截获胡琏2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直到此时，胡琏仍请求撤回台湾，但蒋介石的回电未及截获。与会人员认为趁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之时与其抢时间登陆，发起战役，是攻取金门最后的战机，即使胡兵团真要大规模增援，但在其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金门，还是可能赢得战役的胜利。于是，叶飞批准了二十八军这一行动。

这天傍晚时分，木帆船从各个防空区域分别开到了沃头、莲河、大嶝岛等地，在正面的海面上排成了整齐的队形。攻击金门第一梯队的二四四团(加二四六团三营)、二五一团和二五三团八千多名指战员，背上三角形的竹制救生圈，陆续上了木帆船，待命出发。由于船只不够充裕，虽然战斗人员挤得几乎船船超载，但每个团还是有一部分指战员挤不上去。大战当前，他们铁青的脸上刻着刚毅的神情。

战斗于十月二十四日晚发起，第一梯队三个团黄昏登船，但因对涨潮时间掌握不准确，船只集合编队费时过多，故延至二十四时才起航开进，二十五日二时先后于兰厝至龙口段(二四四团)、湖尾乡两侧(二五一团)、古宁头及其以东地段(二五三团)突破登陆。除二四四团在接敌时伤亡较大外，其余登陆均较顺利，并攻占古宁头、林厝、清头、双乳山一线歼敌一部，但由于航行中队形混乱，联络失灵，登陆后兵力分散，各自为战，又未巩固滩头阵地，打通联系，即向纵深猛插，故在敌优势兵力和战车连续反击下，被敌各个击破。二四四团首先失利；二五一团、二五三团苦战两昼夜，伤亡大半，最后退守古宁头地区。情况危急，但第一梯队船只因退潮后搁浅，并遭敌炮火破坏，无一返回北岸，二梯队无法增援。兵团在厦门地区紧急调集船只，但为数甚少，二十五日晚始由二四六团团长率领六个排增援，二十六日二时于林厝以北地区登陆，击溃敌人一个营之反击，但终因兵力太少，无济于事。二十六日晚，二五九团又派一个排至古宁头地区侦察联络，亦遭损失。至此，战斗乃告结束，我损失三个团又两个营共八千余人。战后，敌人反映其伤亡近一万人。

金门作战失利后，叶飞心绪难平，亲自起草电报，报三野前委并中央军委，深刻检讨金门战斗经过和失利原因：“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虽然在福州战役之后，前委及华东局一再告诫勿轻敌、勿急躁，我们进行漳厦战役之时，亦兢兢业业，恐轻敌受损……但我们自己在全战役中即种下重厦轻金的轻敌思想与战役指导……厦门攻克之后，更冲昏头脑，认为金门无问题，更加急躁情绪，督促二十八军能搜集到3个团的船只即可发起攻击(当时估计3个团登陆即可站脚)，只求速攻勿让敌有喘息与重新整顿之余地，而未在困难方面多着想与考虑，与对敌最后挣扎之严重性估计不足……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充分表现了轻敌急躁、主观主义打没有把握与冒险的仗。”

毛泽东看完这份电报,心情沉重,于2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大军区发出《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转达粟裕等人的电报内容，并称：“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金门之战的失利使中央最高层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殊性高度重视起来。12月18日毛泽东赴苏访问期间，专门电告准备指挥解放海南岛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人，除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外，还提示：“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不然，“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还要林彪等人向粟裕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这是统帅机关第一次对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

金门战后，丢失了整个大陆的蒋介石集团接连几天为这个“辉煌战绩”进行“祝捷”活动，吹嘘说“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并将之拍成电影，报纸上公布的消灭解放军的数字，竟然是十兵团总人数的数倍，成为人们的谈资笑柄。十兵团士气则大受影响，普遍笼罩着消沉的情绪，叶飞为此深感不安，指示政治部必须进行强有力的解释教育工作。10月31日，经叶飞批准，十兵团政治部就金门战斗的解释教育发出指示：“这一件事,确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对我之继续进军歼敌与建设福建，有其一定影响。但是，这一损失，乃是我之伟大胜利中的一个挫折，乃是进军福建以来几十个胜利战斗中的一个失败的战斗，乃是我们胜利前进中所遭受到的一个挫折，绝不能动摇我之根本，绝不能减损我以往千百次胜利的光辉。在敌人方面，失败之局已定，绝不能因金门战斗的暂时侥幸而挽救其败亡之命运；金门迟早必被打下，守敌必遭歼灭，台湾以至其他地区的歼敌，也是如此。因金门战斗的一次失利，部分力量的损失，就否定我军的全局胜利，夸大敌人的力量，长敌人气焰，灭自己的威风，甚至悲观失望，失却胜利信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今而后，我们不应消极，不应埋怨，而应更加努力，更加团结，从失败的教训中，教育自己，加强自己，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来补偿我们的损失和消耗。”

10月31日至11月1日，十兵团党委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扩大会，总结金门失利教训。除叶飞外，张鼎丞和十兵团政委兼福州市委书记韦国清专程从福州赶来，与会的还有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委黄火星，二十八军代军长萧锋、政委陈美藻、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24人。

在对待金门战斗失利问题上，叶飞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分析总结。攻金战斗失利，他没有推诿，而是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并先后两次亲自起草电报，请求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给予处分。虽然上级没有给其处分，但正如他所说：“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

1950年1月8日，叶飞致电华东局、前委并报中央，在汇报了金门守敌情况后，称：“我为再战金门胜利歼敌起见，根据金厦海岛屿作战经验，其战前准备工作之中心环节，主要是船只及船工之工作准备，与季节气象掌握问题。为此，攻金兵力须使用6个师或7个师，即18个团或21个团。其第一梯队要有10个团或12个团，余作为二梯队。为适合浅水逆风逆水均能航行登陆作战起见，其船只准备以每只乘坐30至50人为宜……在5月底对船只征集修理及造船与船工动员训练等，所有准备工作，按时保证完成任务……”

在四野第十五兵团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在考虑解放舟山群岛和再攻金门。1950年1月13日，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看完有关海南岛作战的国内来电后指出：解放舟山群岛和金门，“要调查敌情、民情、地形、船只、兵力和后勤情况’，“请粟裕、叶飞到北京同聂荣臻、刘亚楼等研究商议如何做好这些工作”。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军委和三野决定在取得舟山后再南下攻占金门。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后，攻占金门就成为华东军区的主要作战任务，要为台湾战役准备出发阵地，尤必攻占金门、马祖。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具体负责实施台湾战役，叶飞所部第十兵团被指定为攻台第二梯队。攻台必先攻金。就在叶飞等待“再战金门”的电令时，却不料，形势发生了变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往后推，但还寻机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因此原定入闽配合第十兵团攻金的二十四军、二十五军和炮三师仍按既定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12日，福建前线部队还派遣了一个营渡海，对外担岛进行武装侦察。随着东北边防局势紧张，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陈毅，明确指示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

叶飞一生坦荡，对金门失利也从不讳言，在其自传中称“金门失利是我在军事上的一次最大错误，轻敌冒进是最大的教训，我时时在警惕这个教训”。1993年6月22日，晚年的他向年轻作家沈卫平敞开胸怀回顾了金门失利这段往事，说：“我这个人既没当过兵，又没上过军事院校，一当就是师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要说常胜将军，那是瞎吹牛，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一般指挥员，三仗里边，有两仗能打赢，一仗没有打赢就算不错了。打好了有经验，打不好有教训，认真总结，都是宝贵财富。金门一仗，我就没有打好，麻痹、轻敌，无经验、不懂渡海作战的特点，损失很大!在福建，我就是想再打一次金门嘛，可以立军令状，再打不下，把我的头割去。”

谁都不会怀疑叶飞有把握夺取金门，可在福建工作了17年，他就是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虽然于心不甘，但正如他说：“后来，了解了毛主席的意图，心也就逐渐放宽了。军事从来都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如果不通过战争、破坏，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岂不最好，皆大欢喜?”

在年轻人面前抚今忆昔，叶飞感慨万千：“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今天回过头来看，1949年我们金门失利，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首先，我们得到了教训，知道了渡海作战不同陆地，有特殊性，因此，打海南岛时准备就充分多了，对攻击台湾也没有贸然行事。另外，让蒋介石占着金门，对我们用处很大嘛，毛主席多了一个施展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艺术的大舞台。当然，不是说1949年的金门失利反而对了，从军事上看，那是一次惨痛的不可原谅的失败，血的教训必须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