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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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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0
标题: 『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第一章 潼南双江镇


　　我出生在四川潼南县双江镇。出生的日子，原来模糊地记得是清朝光绪三十三
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前不久查到《撞南杨氏族谱》，才弄清楚是这年农历六月二
十五日，也就是19O7年8月3日。
　　双江镇在涪江之滨，离渲南县城样撞镇约10公里，背倚青山，猴溪和浮溪二水
环绕，在这里汇合流人涪江，因此得名。因为交通便利，早在清朝初年，这里开始
建场，每逢三六九，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赶场。到我记事的时候，小镇已经相当繁
华，竟有“小重庆”之称。
　　滔滔的涪江，是四川盆地主要水系之一，上通川北的绵阳、平武，下达合川和
长江边的重庆。江面上的木船，把射洪、蓬溪和遂宁的盐巴，撞南的稻谷、土布运
往重庆，换回来的是外国人倾销的洋布、洋油和洋火（火柴），南来北往，双江镇
是必经的要道。陆上交通，当时虽然还没有公路，但有一条驿道经过双江，还有两
条石板大道，西通成都，东达重庆，驮货物的牛马，抬滑竿、轿子的轿夫，终年不
断。邮路也通了，“邮政代办所”设在我们家住宅前的店铺里，雇有几名“步班邮
差”，他们挑着上百斤的邮件，步行到指定的地方，和相邻的遂宁、合川两县的
‘涉班邮差”会合，交换邮包，然后负责分发，每天往返50公里左右，风雨无阻，
昼夜运行。全镇 300多家商号，分布在六条街上：中街最长，是贸易中心；西街可
以称是“工业区”，有油房。醉房、票房等手工作坊；东街比较短，是屠宰行的专
业街；北街濒临猴溪，以禹王宫为中心，除了经营盐巴、油饼等比较大的商号外，
还有一批地主宅院，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人称“邮政局”；南街和附近的兴隆街，
靠近涪江码头，行商、力帮的客栈，船工的窝棚和水运货物的堆场都在这一带，附
近一条偏僻的老猪巷内，是赌场、烟馆和寻花问柳的场所。一到太阳下山，各街口
的铁栅门一齐落锁，小镇简直像是一座没有高墙的城堡。民国初年，科举已经废除，
镇上没有一所高等小学，却有两座洋教堂，一座是镇东的天主堂，建于1911年；一
座是兴隆街上的基督教福音堂，建于1912年。
　　双江镇又叫杨家场，因为居民中姓杨的多，但是，杨氏家族不是四｝门的土著，
而是来自外省的移民。在四川，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吴玉章同志告诉我，
他的祖先是福建人。朱总司令说，他的祖籍是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原来，历
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
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球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
东大量移民入川 ，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
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
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
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 100多
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
广填川”移民的后裔。
　　双江镇的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
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植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
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
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
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
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杨光基定居在蓬溪县涪江左岸的姬家坝。
他的第四代杨世绥，就是我的曾祖父。杨世绥大概是个精明人，那时荒地多，别人
抢种熟地，他却雇人大量开垦荒地，凭借涪江水利和两岸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变
跷瘠为沃壤，若干年后，居然拥有土地 500多亩，就像是“跑马圈地”那样。他又
结交官府，包揽运销官盐的专利权，成了闻名的“杨三泰’大盐号的主人，从此显
赫起来。于是，迁出姬家坝，在涪江右岸的双江镇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姬家坝和
双江镇隔水相望，原来都属于蓬溪县，民国初，撞南县分立出来，就分属两个县了。
　　杨世绥生了7个儿子，我的祖父是“传”字辈的么房。么房出老辈，我小小年纪，
就有人管我叫公公。1868年初（同治六年），曾祖父去世，大家庭解体，除了留作
祭祖用的良田2000亩和街房 7通外，其余家产都分给各房。分家之后，各房纷纷建
造宅院。我出生那年，父亲正在重修后来被称为“邮政局”的大院，其中最豪华的
是六房的田坝大院，占地2400平方米。我小时候，家里就有了汽灯，新式的吊灯，
听人说，家具陈设是派人到江浙和广东采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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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2
封建家庭的没落

　　30年代在解放区土改时，查干部的家庭成分，我说：我家祖上七大房，全是地
主，没个错。到我父亲这一辈，七大房繁衍为十九房，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差别就
大了。我的堂伯父中，有的财大势旺，霸公产，办团练，镇压起义农民，成为一方
豪强。有的受了高等教育，走立宪派的道路，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议员。我的祖父
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居长，名宣永，字作揖，号难清，没有功名，却捐了一个
“蓝翎候选巡检”。据说，我祖母常年卧病，父亲侍奉汤药，读了许多中医书，居
然“无师自通”，能号脉开方。他不挂牌行医，有来求的，义务给人看病，但从不
给自己的亲人开处方，只是和请来的医生共同商讨。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给亲
人治病，开重药下不得手！他爱国，开明，为人厚道，是地主中的“守成派”。他
常常告诫我们要守本分，说：“本分本分，自有你一份。”家庭里的陈设，多少也
能反映出他那与世无争的名士气。我家宅门上悬着“清白世家”4个大字，大厅上方
挂了一幅水墨淡彩山水，题着“高山流水”。板壁上有副对联：“风散窗户静，月
圆松竹深。”书房里也有一副对联：“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
他卧室里的大床上，居中有3个贴金的字：退一步。床上有搁板，放着《本草》、
《内经》、《瘟症辨证》和《验方新篇》等中医书。父亲原配邹氏，续弦邱氏。邱
氏就是我的生母。连同“寄名”到我家的孩子在内，我有N个兄弟，9个姐妹。因为
族中的叔伯，见我们家子女多，人丁兴旺，都说：“淮清老爷，你家福气好，生一
个活一个。”于是就把孩子“寄”到我家名下，求得“托福免灾”。但我的亲叔父
宣蔚却没有子女，所以立我四哥杨周公为他的嗣子。
　　到了民国初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几个：
　　第一，子女的教育费用负担重。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
要读书，女孩子也要通文墨，至少要学会记账，男孩子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
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
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人中央大学经
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阎公
（尚述）同年去日本人士官学校。这些留学的费用，连同在国内的子女的学费，每
年收的租谷不敷开支，只好卖地供子女上学。
　　第二，子女的婚嫁开销大。父亲的子女多。地主门第好摆排场，讲面子，所谓
“大船破落，还有一百斤钉”。寒修了有失体面，每办一次婚嫁喜事，就得卖一次
地。
　　第三，四川当时军阀割据，实行防区制，凡是有点实力的，都想找靠山，拉队
伍，占一个防区，坐收田赋、盐税和厘金。
　　1913年，我大哥回国后也想拉“队伍”，父亲是支持的。但大哥的情况和一般
的军阀又有所不同。他在日本时，经廖仲他和吴玉章介绍，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革
命团体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在四川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
熊克武。辛亥革命后，他在重庆担任川军第五师师长。1913年，熊克武响应孙中山
的号召，在“二次革命” 中组织讨袁（世凯）军，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大哥在
总司令部负责军需军械工作。他回到双江镇，又卖了家里一部分地，身边带着几个
背盒子炮的卫兵，熊克武封他为川北游击司令，招募些破产农民，每人每月发给一
块钱他银。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我的堂兄杨宝民（尚懿），他是苏皖湘粤赣五省讨
袁联军的总参议。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他们讨袁的决心并没有动摇。1915年底，
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大哥又担任护国军的团长。以后，孙中山反对段棋瑞把持的北
洋政府，在广州组织军政府，维护民国的约法，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杨宝
民为川北总司令。我大哥担任川北游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双江镇。快近年关时，
义军先打遂宁、乐至，进而直奔成都打段棋瑞在四川的督军刘存厚。义军提出：护
法保家，撵走刘存厚，攻占遂宁过大年。敌人扬言要血洗灌南，杀尽杨姓族戚，掘
坟焚尸。我们全家老小，就在春节前夕坐涪江的木船南下，避居重庆，在二府衙街
安了家。1918年大年初一，杨宝民、杨剑秋部攻克遂宁，和同属熊克武部的团长刘
伯承等配合，在2月26日攻克成都，赶走了刘存厚。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
不久，参加护法运动的军阀们争权夺利，将孙中山排挤出军政府，群“龙”无首，
熊克武内部也发生分裂，川政落入军阀刘湘之手。1924年，刘湘和杨森联合将熊克
武驱逐出川。我的大哥因此在政治上失意，十分苦闷，回双江镇赋闲，一度生活糜
烂。这时，我的家分成三处：除双江镇老家外，一处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是大哥
在成都时安的；：一处是重庆府街70号（今19号），是全家避居重庆时租赁的。所
有的开支全靠双江镇老家留下的已不多的田租，真是坐吃山空。只听得父亲常常叹
气：家败了，败了！
　　为了重振家业，父亲想搞点实业。先是集资买了一艘小火轮，搞涪江运输，大
约可以载客一二百人。首航那天，全家老少上船，在控南到重庆的江面上旅游了一
圈。但是，因为不会经营管理，不久，机器坏了，轮船转让给卢作孚办的民生公司。
接着，他又开办“飞跃汽车公司”，谁知这年成都连降暴雨，一个多月不停，周围
的公路、桥梁都被冲坏，车也翻了，汽车公司又办不成。轮船、汽车都是靠大家集
资，后来债也还不起。父亲不死心，又改办板车运输，用六弟的名字，叫“尚仑板
车行”，规模比轮船、汽车公司小多了。因为六弟进了上海法政学院，无心经营，
又停了业。这样每况愈下，反而欠了一批债。最后，和人合股，在成都春溪路的繁
华大街，办了个“知育电影院”，地下党员程子健隐蔽在电影院，作为我家股东的
代理人。后来，股权卖给人家，家里又落了空。这些情况，发生在我离家出川以后，
是后来幺弟白冰告诉我的。这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
道路是走不通的。个别人有特殊关系，发了家，但也救不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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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4
我的引路人


　　我 6岁发蒙，座馆先生吴仲儒，教的是《百家姓》、《三字纷、《千字文》。
记得吴先生用清秀的柳体写的条幅上，有唐人李绅的《悯农》两首：“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一个地主家庭里的座馆先生，敢把这些诗写成条幅悬在墙上，
既说明先生的心态，也反映出主人是比较开明和宽容的。不过我那时年纪小，对世
事还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两年后，大哥带我到成都，跟一位姓赵的老先生读《诗经》。
我才八九岁，成天背诵“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哪里能理解得了。半年后，又回
双江老家了。靖国军攻打成都时，我随家庭避居重庆。到重庆后，看到家境日益没
落，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弄得民不聊生。脑子里产生一种想法，希望国家得到安定，
但接触社会毕竟还是太少，想法也还是模糊的。这时，我家所住的二府衙街在重庆
下半城，是一条小小的巷道，我家租赁的19号是三开间的二层楼房，后来中国共产
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省委）就设在此地。附近是商业场，示威游行的群
众活动都在这一带。我进的私立泰邑小学就在附近，学校设在一个仓库里，三四十
个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学的是国文、算术和格致（科学常识）三门课。
　　我们家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6个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为什
么从这样一个家庭里会出这么多共产党员？这有外部环境影响和家庭内部状况两方
面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当历史进人20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陷于极端深重
的民族危机中，国家极度衰弱，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濒临灭亡的边缘，有爱
国心的中国人都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四川，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四川
保路运动是在我4岁那年爆发的；蔡愕率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第一军在四川同
北洋军队苦战是在我9岁那年发生的。四川有革命的空气。从家庭内部来说，同我四
哥杨周公直接有关。
　　1920年秋，四哥从日本回国。他长我9岁，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他又过继给我
的叔叔，但我俩很亲近。他常常给我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白莲教起义的故事。他
是16岁离开家的，先进南京的军官教导团。袁世凯称帝时，他跑到江阴要塞司令部，
鼓动他认识的那位萧团长起义，事败后，北洋军阀要抓他，他逃到上海，远去日本，
进了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9岁。他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
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
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
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释放了。第二次是国
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口号中有取消袁世凯和
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的内容，竟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以后被遣送回国。他的
这些惊险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也很佩服他的勇敢精神。
　　四哥回到重庆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动员家里的姐妹剪头发，放小脚。我
六姐带头剪了辫子，上街时，人们笑她的“鸡婆头”。不久，四哥又到成都去联络
留日回来的学友，也动员我到成都进高等师范学校去上学。
　　成都的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本科学制4年，另设附属小学。
人学要经过考试。我在泰邑小学学的课程不完备，只好在高师的附小补习一年，第
二年才进人本科。学校的校长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威
望很高。教师中有共产党人挥代英等，教国文课的张锡待老师在课堂上也宣传解放
思想、反对宗法主义，校内进步空气很浓，在我脑子里开始出现一种模糊的救国思
想。这时，四哥积极参加“留日学友读书会”的活动，又结识吴玉章和刘伯承，并
且和童庸生。廖恩波等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童庸生是高师的学生，那时已
经秘密地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SY），廖恩波原来是内江中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
是内江学生联合会主席，被学校开除后，考人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不久，四哥
和廖恩波也加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吴老已年过四十，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便和我四哥、郭祖劾、傅双无等20多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那时他们不
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所以自己起名‘冲国青年共产党”，英文缩写为YC。
1924年 1月12日，YC在娘娘庙街24号我们的家里正式成立，还创办了机关刊物《赤
心评论》。这一天，正好学校放寒假，我回家度假，就和大家认识了。那时我还没
有满17周岁。不久，四哥介绍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欧洲社
会主义思想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我从书里开始知道了马
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YC在我家里聚会时，他
们并不回避我，我从他们那里常听到一些革命的道理。这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YC联合组织纪念五一劳动节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到
会的学生和工人有5000多人，杨周公在大会上作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的演讲，号召大家向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开创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控制四川
政权的军阀刘湘和杨森，表面上说支持新派的活动，内心十分害怕群众。杨森下令，
不准参加大会的群众上街游行，接着派人接收高等师范学校，扬言要逮捕吴玉章和
杨阎公。吴老不得不离开成都到北京去，四哥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联络。
　　在这期间，四哥介绍二哥和我阅读《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和《新青年》、
《中国青年》等书刊。二哥早年在唐山路矿学堂求学时，曾加入京津同盟会。以后，
他倾向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日本回国后任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的秘书，驻地
在沪州。我因为年纪小，阅读《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定困难，常常要请四哥解答问
题。他离开成都后，我便写信求教，他总是热情地给我回信。后来，我在他的日记
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午间，与五弟等一信，指示他进行方略，读书的捷径，对
于主义研究所得的，全数告他，免他走歧路。”（1924年9月26日）他不仅指导我读
书，还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出身的阶级和旧家庭。他离开成都去上海时，途经双江
镇老家。他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族的老幼人们，恃着先人的遗产，安坐而
食，对于子弟的教育，都不把它当一回事……还有一种很危险的事，族间的人们，
不问老幼，都视嫖赌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终日非嫖即赌，青年中几乎没有一
个不犯这种毛病。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怎样能使他不存利己心，嫉妒心啊！”
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镇上那个“若有若无的小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比，
“真有天渊之别”，因此慨叹：自己的人民，不从教育人手去提高他们的知识，而
“让外人来造他的内应军”，“这才是很危险的事啊！”这类见解，他常在信里告
诉我，启发我认清腐败的封建家庭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时，我在信中表示
一点幼稚的看法，他也感到高兴。他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五弟一信，论吾
族的毛病，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趋于本道矣。心甚喜广1987年，在纪念
杨周公烈土遇难60周年时，我捧读刚刚出版的《杨阎公日记》，泪为之下。正是在
四哥春雨润物般的关怀启发下，我渐渐地接受革命思想，背弃了原来出身的阶级，
投身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来。
　　1925年，我高师毕业，离开成都到重庆。由于刘湘和杨森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
四哥和童庸生等都集中在重庆，经童康生介绍四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和团中
央的特派员萧楚女取得直接联系。不久，共青团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童庸生为书
记，四哥任组织部长，罗世文任宣传部长。我们二府衙街的家是团组织的活动中心，
每天由邮政局送来一麻袋邮件。包括《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和《政
治通讯》、《中学校刊》①等党团内部刊物。
　　到重庆后，我没有报考别的学校，因为四哥希望我到上海大学去学习，但是一
时费用筹不出来，只好等待。四哥便指定我读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ABC》，布
哈林写的。原书叫《共产主义初步》，分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组织两部分，国
内翻译出版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另一本书是《新社会观》，介绍社会主义。这两本
书比较通俗，适合我的理解能力。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向青年推荐的。
　　团的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包括“平民教育运动”、反
对教会学校奴化学生思想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追悼大会，五
卅惨案后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等，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四哥分
配我做些技术性的工作，如刻钢板、印传单、分发信件等。他们在我们家里开会时，
要四嫂回避，但允许我旁听，有时，还让我帮助作记录。父亲不干涉他们的活动，
但对不让他列席他们的会议，不很高兴，说“世间哪有儿子做事瞒着老子的道理！”
又责怪我说：“你和你四哥搞到一起，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刘伯承同志回忆说：
有时候会开到深更半夜，“杨老伯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
不完啊！”又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五卅惨案后不久，吴老经上海回到重庆。这时，他已由赵世炎介绍在北京加人
了中国共产党。他人党后立刻写信给杨周公，“解散”他们所组织的“中国青年共
产党”，成员可以“个别地加人共产党”。这件事，四哥从上海回来后就着手进行，
但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傅双无等要求团体加人。郭祖劾和我非常愿意和社会主义
青年团合作，四哥在这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祖破五弟俩的来信，心稍慰。
他们对于YC与SY主合作，心甚愿。此事自当积极进行。”接到吴老的来信后，这事
得到解决。从此，四哥就全力以赴地开展团的工作。
　　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当时被西山会议派（右派）把持，吴老经过上海时，中共
中央认为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特地请他回四川后，在国民党内发展左派力量，
推进国共合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当时由左派控制）也请他负责整顿四川省党部。
他回重庆不久，便在四哥和冉钧等共产党员帮助下，很快就把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组
成了。冉钧是和邓小平（希贤）同志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回重庆后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吴老又办起中法大学附属中学。
大伏天，重庆热得像蒸笼，他们东奔西走找校舍，购置教具，等到中午又回到二府
衙，父亲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因此，吴老说：“我们也就
把周公同志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在通远门外靠近谭家花园的大溪沟，租赁了
一幢旧式楼房作校舍，开始招生了。五四运动前，吴老是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
法华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次办的学校只招收中学生，所以叫中法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当然由在四川很有声望的吴玉章老自己担任，教务主任童康生，训育主任
杨伯他，事务主任张克勤，教员有杨周公、冉钧、廖划平、萧华清、程子健等，差
不多在重庆的共产党员都集中在中法学校。学生从哪里来呢？一批是在五卅运动中，
为抗议帝更主义惨杀中国工人参加罢课斗争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北江中学、合川
联中、女二师等校都有一批人；另一批是在‘用基督教运动” 中被教会学校开除的
学生。中法学校成立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受压迫的进步学生，纷纷前来报名，一次
就招生三百多人。9月4日，学校正式开学。我的六妹杨义君，大侄女杨肇兰都人了
学。我既不是该校学生，更不是教职员，而是给吴玉章和四哥跑“交通”的，经常
来往于二府行街、中法学校所在地大溪沟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就
在1925年10月左右，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1926年春，又加人了共产党，介绍人
都是童庸生和张锡涛。（“文革”前，张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校长）；根据国共合
作的要求，又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我在接待从台湾省来访的朋友，谈
起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往事时，我说：我是1925年的国民党，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哩！
　　在重庆的一年里，我和四哥朝夕相处，在他指导下读书，参加他们的活动，又
帮助他们做点技术性工作，这才迈开了革命的步子。所以，四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
路人。他有几句名言：“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又说：“人生
如马掌铁，磨灭方休。”在他的影响下，我M哥也在1925年加人共产党，成为国民革
命军第二十二军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渲南县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的党支部。
除了二哥和我以外，我的六妹杨义君，十一弟杨白冰和九妹杨白玲先后人党，一门
出了6个共产党员，都直接间接受到四哥的影响。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
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任命四哥为书记，成为四川省党的最早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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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4
出川


　　1926年春天，家里为我筹了150元费用，我拿着中共重庆地委给上海区委的介绍
信，出川到上海去了。到上海进什么学校呢？这涉及到我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在我们家庭里，这是一直有分歧的问题。父亲希望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经常督
促我念英文，学数学，要我考交通大学，毕业后像我四嫂的兄长赵艳生那样当个有
名的工程师。四哥不赞成。他说：国家这么乱，军阀不打倒，帝国主义列强不排除，
实业救国是幻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所以，他
竭力主张我进上海大学，学社会科学，走社会革命的路。二哥当年在唐山路矿学堂
土木系，学架桥，但当时所学的都用不上，没有架桥施工的机会，后来想走教育救
国的路，又走不通，这才接受四哥的指导，加人了共产党。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
他当时保持“中立”，说让五弟自己决定吧！
　　我在重庆的一年里，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又认识了很多门早期的共产
党人。他们有的是从日本回来的，有的是从法国和苏联回来的，为了改造旧中国，
振兴国家和民族，不顾军阀的压迫，奔走呼号。我对他们十分尊敬。虽然我不愿意
直接和父亲顶撞，但内心认为四哥的话对。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哥亲自送我赴上海时的情景：5月初的一天，他陪我来
到朝天门码头，踏着长长的石级，走到长江边，登上一只小木船，驶到江心后，攀
登长江轮的舷梯，上了甲板。这时，他向我介绍一个人，叫邹进贤，比我大8岁。四
哥委托他一路上对我多加照顾。
　　邹进贤是四川亲江人，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参加共产党。在旅
途中，他告诉我：1924年他从高等蚕业讲习班毕业回乡时，正好逢到大旱，灾民遍
野，他积极参加了赈灾募捐、清理积谷的活动。同年冬天，驻亲江的贵州军阀强迫
农民种鸦片，如若不听，就向他们勒索“懒捐”。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发起“拒毒
运动”。邹进贤是县拒毒会的代表，1925年春，他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
促进大会。他在一路上对我说：他过去也曾想用教育救国，但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统
治下，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首先要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后来，
我才知道他这次去上海，是中共重庆地委选派他去苏联学习的。1928年，他从苏联
回国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1930年5月，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巴县衙门前。
　　临开船时，四哥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要听从党的教导，好好学习革命理
论。说罢，他走下舷梯，登上木船。汽笛一叫，长江轮徐徐启动了。谁能想到，相
隔还不到一年，l927年3月，风云突变，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
屠杀革命群众，竟用割舌、挖眼和断手那样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四哥。我们在江
轮上的握别，便成了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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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5
第二章 初经风雨


　　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
　　上海，高楼摩天，黄浦江上米字旗、星条旗和太阳旗在军舰上迎风乱舞，帝国
主义者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内地人管它叫“十里洋场”。我们身着夏布长衫，
满口浓重的川调，在这里显得很“土”。
　　和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我们就住进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的学生宿舍，
和四川籍同学左书雅、刘希吾住在一起，左和刘是党员，后来都被选派去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人材”的学校，校长是
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实际管理学校的多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教务长兼
社会系主任是溜秋白，总务长（又称校务长）是从事工人运动的邓中夏。中国文学
系主任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学
术界名流。它和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起被称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在五卅
反帝爱国运动中，上大的师生和租界的武装巡捕英勇搏斗，更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我到上海时，上大的人学考试期已经过了，只能作为试读生，但党的关系却就
编人上大特别支部的小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党小组长是康生（赵容）。这时，
正逢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上大的学生酝酿着罢课和组织纪念活动。校内气氛紧张，
没法上课。我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却接受了两堂“政治课”。
　　第一堂是租界巡捕的警棍。
　　5月30日那天，上海各界以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纪念革命的节日，我到南市华界
去参加群众游行。这一天，租界当局戒备森严，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拦着一道铁丝
网，把租界和华界隔开，其间堆着沙包。参加游行的人分散穿过租界，准备到华界
的豫园去参加集体行动。谁知靠近老西门时，工部局的巡捕和军阀政府的警察，抡
起警棍，劈头盖脑地打来。我措手不及，脑门上挨了一棍，鼓起了一个大包。人群
被打散了。第二天，报上刊登，上海有7万工人罢工，并联合各界群众及学生举行五
卅纪念大会。
　　第二堂课是军阀孙传芳的木笼。
　　在师寿坊的宿舍里，我得知有许多从四川来的进步青年：重庆女二师的廖苏华
（竺君）、李伯钊，廖的哥哥廖划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在全国总工会工
作；在全国学联的有中法中学的郑鼎勋，他是交大的学生，全国学联主席；余泽洪，
后来长征时四渡赤水，在川黔边的古蔺牺牲了；还有后来改名阳翰整的欧阳继修。
10月5日，我随邹进贤到国民通讯社看望他的老乡。国民通讯社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
近，是广州政府办的。这时，北伐大军快打到武汉了，控制东南5省的军阀孙传芳加
紧镇压革命党人。我们刚走进国民通讯社的门，突然来了一群警察查封通讯社，在
场的人全被押上囚车，解到龙华附近的凇沪警察厅。一路上，邹进贤教我准备好口
供。后来才知道，这一天全国学联同时被查封。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被查
封了。
　　到警察厅后，搜过身，问了姓名，就被关进旧式拘留所的木笼里。它三面是墙，
一面是木栅栏，里面不见天日，泥土地上坐着一伙蓬头垢面的人，汗味、屎尿臭熏
得令人作呕。对面的木笼里关的是女犯，阴暗中，我辨认出六妹的同学李伯钊，她
才十五六岁，是重庆女二师学生运动的骨干，时常到我家来找六妹。因为有看守在，
我们没有打招呼，只是隔着木栅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两天后，过堂了。狱警问我究
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原来，他们从国民通讯社的花名册上找不到我们的名字。
我们回答：我们刚从重庆来到上海，到通讯社来找老乡，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你
们搞啥子名堂嘛？这才花了30块大洋，让我们交保释放。出来后，我把李伯倒被捕
的消息告诉在上海大学的廖苏华。她说：李伯倒是在浦东的工人区担任平民夜校的
教员，共青团组织正在通过济难会营救她哩！
　　我曾经阅读过《共产主义ABC》这本书，到上海后的这两堂政治课，是我通过亲
身经历了解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ABC。
　　大约是8月间，吴玉章同志来到上海。他通知我到法租界一家医院里去见他。吴
老病了吗？我如约到了医院，只见他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富有绅士的模样。他见
了我，笑着说：我没有病，住在医院里是为了躲开孙传芳的密探。他要我替他买一
张到广州去的船票，指定要法国邮轮的头等舱。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短，除我以
外，没有接触别的人。这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安全的目的。因为他当时在国民党内
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二中全会时任秘书长，是军阀的眼中钉。后来，我在延
安时，读了吴老的自传，才知道他此行是为了联络国民党的左派，和蒋介石的独裁
行为作斗争。不久，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国民党召开执监委联席会，提出了“党权
高于一切”和“党内民主”的口号，就是反对蒋介石搞独裁的。这时，我恍然大悟，
自己是在上海再一次为吴老完成了“秘密交通”的任务！
　　上海大学，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由组长讲
形势，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缺点，检查小资产阶
级习气、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那个时候倒是受了点训练，
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随着北伐军所向披靡的进军，我们散发传单的
任务日渐增加，内容是传送捷报，号召群众迎接北伐军等。原先的方法是每人每次
20张，到闹市区向行人散发，或者提着浆糊桶，一张张地贴。后来改进了，或是放
在商店的柜台上，敲两下就走开，或是先刷好浆糊，往墙上一粘，扭转身就走。
　　北伐军向九江。南昌进军时，上海工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党组织指派我去参
加训练工人自卫队的工作，地点在南市的一个仓库里，因为仓库里平时没有人。我
的任务是向工人自卫队讲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目的。另一位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的同
志讲武器使用和战术动作。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训练工
作从10月中开始。24日，指挥部下达动员令。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原因是时机早了
一点，组织准备不充分，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钮永建原定拉出1000多人，结果只到
了百把人，大家说他是“卖空买空”；资产阶级的负责人害怕工人起来，又临阵退
缩；工人自卫队的组织和训练也不够好，原计划有1000多人，结果到了300多人，而
且武器不到位，到手的还有一部分不能用。陈独秀因此说，这次是“军事投机”。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是暴动的第一幕，因为我们幼稚而没有成功；最大的教
训是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终究不能做革命的主力军；下一次暴动，一
定要建立在工人阶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在上海工人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党组织通知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
习。这时，广东政府也在有计划地选派学员。不久前，出狱后的李伯制到上海大学
来向廖苏华告别，我见了她，关切地问她是怎么出来的？她说，你们出狱后，中秋
节那天，看守人员通知我说我表兄来探监。她被押出去会见时，只见来人提着一盒
月饼，张口就说：表妹，你受苦了，“家里人”都很着急，正在设法救你出去。伯
倒在上海没有表兄，但她意识到这是组织上派来和她联络的同志。过了几天，她也
被开释了。团委书记贺昌告诉她：“组织上花了两百块大洋，才打通了警察厅的关
节，把你保出来的。”贺昌还通知她说，共青团组织已决定送她去莫斯科学习。一
天晚上，廖苏华和我们雇了一辆车，把李伯钊送到黄浦江畔的小舢板上，驳运到去
苏联的邮轮。她比我走得早，是上海的共青团组织提名选送的。我是中共重庆地委
提名，经广东政府同意选派的。和我同一批共十多人，由四川提名的还有左书雅、
刘锡吾等。
　　我们坐的是苏联的货轮，但挂的已记不清是丹麦的还是荷兰的旗子。上船的人，
男的住在货舱里，女的住在驾驶舱旁的一个舱里，不许在甲板上走动。到了公海，
他们说没有关系了，挂上苏联国旗，大家也可以交谈了。船在日本长崎加了煤和水，
但大家没有上岸。以后到海参威，国际交通局派人接我们到五一俱乐部，住了几天，
又改乘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冒着严寒，奔赴遥远的莫斯科。那列火车没有餐车。
每人发一个木箱，里面有黄油、罐头、面包等。说是够吃到莫斯科的。一路都在下
雪，雪一大火车就停下不走。那一箱东西，在路上冻硬了，只能用开水泡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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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5
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


　　从海参感到莫斯科，行程7400多公里，列车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
26年底。学校派人来接，我们坐着有轨电车来到学校。
　　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培养
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粥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
员，溜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
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
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
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
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
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
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
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伦之子叶南，李
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
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
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
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
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
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
闻天、沈泽民等，先后在1925年11月到达。另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
方（原名薛暮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测和我在1926
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小平同志是233号，李伯制是394
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小平同志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
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 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
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
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周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
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
但共产党员都加人国民党，具有双重身分。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
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邪，屋宇宽敞豪华，
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林，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
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
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
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用
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
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
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
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
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人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它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
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
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
　　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
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
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
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空，
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
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
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阁公，
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
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了一场大地震。当
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
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
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
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
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10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
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
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
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
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
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
　　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
“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
《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
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
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
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
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
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
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
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
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
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
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
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10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
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
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蛇，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
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
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
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
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
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
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第15次党代大会以后，
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
一场大动荡。
　　初到学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
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人党以
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
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
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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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6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
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
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
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
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
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
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
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
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
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
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人学比我们早，俄
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
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
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
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
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
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
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
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
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
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
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
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
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
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
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
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
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
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
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
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溜
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
　　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
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
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
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
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
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
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
训。
　　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的李剑如是
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
　　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
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同志在那里，还有于右
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
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系。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
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
等。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
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
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
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
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
　　东方大学还有十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
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
　　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
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
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
远铭记在心的！
　　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
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
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
时，学校把我编人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
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
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
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 噗- 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
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同志的宿舍在7层楼上，
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
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
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同志
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
　　在和吴老、刘伯承同志的接触中，我进一步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哥英
勇就义的经过：
　　1926年12月（正是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由四哥、朱德。刘伯承同志组成的
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北伐，策动地方军阀部队起义，在四川的顺
庆、沪州的驻军中发动兵变，初步得手后，四哥就派人到汉口，请国民政府给起义
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阎借故推托，说须经在南
昌的“总司令”蒋介石“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阴谋
背叛革命，他怎能容忍共产党人以兵变的形式建立武装呢！1927年3月下旬，周恩来
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由林伯渠主持政治工作的第二、第六军攻
占南京。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人入川，一面调动反共军阀包围沪州的起义部队，
一面指示刘湘在重庆布置大屠杀。3月31日，重庆地委决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
反击反动派的进攻。刘湘和我大哥杨剑秋是相识的，见我父亲时总是口称“老伯、
老伯”。大概是这个缘故，30日那天，他派一名姓罗的师长来见四哥，名为“通风”，
实际上是恫吓，说“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要他停止召开群众大会，四
哥严词拒绝。当晚，刘湘又派人送信来，说“你若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
好音”，四哥仍冷笑不理。第二天，他照常登上大会的主席台。会议刚开始，会场
内外就枪声大作，当场遭惨杀者137人，酿成惨案。四哥在混乱中逃出，翻越城墙，
在4月3日化装登上亚东轮，准备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审讯
中，他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敌人竟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杀
害了他。四哥生前曾说：革命者“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的革命精神长存
在人民心中，将永不磨灭。
　　四哥遇难时，59岁的父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我读到老人家亲笔写的“淮
率家人痛书”。这是四哥牺牲后的第5天，1927年4月11日，他在“家人痛心匪言可
及”的情况下，郑重地告慰四哥的“英灵”：“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能
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之精神不死，九
泉故无遗恨矣！我垂死老朽，尔无我念……尔最后之光荣，释我愿耳。今须与尔永
别，不久我亦当与尔见面于地下也。”
　　吴老和伯承同志一直把父亲看作是革命的同情者，在严峻的时刻，老人家能那
样大义凛然，清醒理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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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9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
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
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
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
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
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人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
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
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
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
“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
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
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
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
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
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对派”、“共青
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
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
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
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
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
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
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
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
“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
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
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
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
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
“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
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
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程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
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
“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
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
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霍秋白的爱
人杨之华、弟弟翟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餐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
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
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
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
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
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
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
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
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
“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
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
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
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
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
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
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
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
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
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霍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泰
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
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
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
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
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
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
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
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
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
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
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
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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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39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
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
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
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
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饮，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
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
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
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
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霍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林组成的，主任委员柏
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
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
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
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
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
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
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
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
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
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
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
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
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
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
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
“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
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
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
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
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
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
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
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霍秋白的爱人杨
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
测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
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
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
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
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学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
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
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
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
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任务
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
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
回国工作。伯到等 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
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人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
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
“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人党。
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闭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
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
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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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0
给少奇同志当翻译


　　中大停办前，我已考人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研究所是米夫任校长时创办
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它提供大量中国问题文件，研究所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
告。学校停办后，研究所并人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我仍住在原中大的宿舍。
　　1930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成员有：陈郁、梁广、安源路矿工会的蔡树藩、粤汉铁路工会的马辉之、
京汉铁路工会的杨汉生，以及上海女工戴重远等。他们住在柳克斯公寓。我担任代
表团的翻译，殷鉴管理生活。大会 8月15日开幕，27日结束，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
国际的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此后，每周召开一次例会，都由我陪
同他出席。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是洛佐夫斯基，苏联人，大革命时来过中国。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两年，我给他当翻译只有半年。在这期间，有几件事
在记忆中印象很深：
　　第一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
“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少奇同志有不同看法。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
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在中央“左”的指导思想下，
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不但使群众过分疲
劳，还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少奇同志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
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
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反对把自己孤立起来。
但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写过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准
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是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参加赤色职工第
五次代表大会时，他不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提交会议
讨论。这就惹恼了洛佐夫斯基，指责少奇同志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
同国际对立。在当时，这是反托洛茨基和右派时使用的语言，是很吓人的。
　　第二是工作作风问题。执委会里有一些小国的代表，如拉丁美洲各国，他们没
有带翻译，而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不替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翻译，
因此他们提出批评。洛佐夫斯基大为不满，说：你们这些人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
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给你们的
使命。少奇同志对这种傲慢的指手划脚的作风，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
结果，回国时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中大停办后，我早就请求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把我留得很久。后来，苏方要同
我签约，到格别乌那里去工作，为期3年，中间不准离开，还有很多条件。我说我要
回国，去做实际工作。他们一再说服，我不答应，无论如何不答应。
　　1931年元旦刚过，共产国际通知我和张闻天回国。从莫斯科回中国，当时有东
西两条路线：西路，取道欧洲，坐外国邮轮回国。那时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战争
方酣，共产党人只能打扮成富商或旅欧留学生成行，这比较安全，但费用很贵。19
30年2月，博古回国和后来周恩来夫妇回国都走这条路线。东路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
列车。国际列车设备豪华，挂有餐车，大约9天可以到满洲里。普通的快车，行程1
2天，又没有餐车，只能自己带一路上需要的食品。张闻天原来想从欧洲回国，因为
护照没有办成，就和我一起坐普通快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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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0
旅莫岁月的反思


　　我在莫斯科 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些马列
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
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
当翻译。
　　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
　　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很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
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
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
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
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
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到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
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
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
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方面
应该有恰当的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
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
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人土地革命，革
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
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
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
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
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溜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
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
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
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
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
组织生活又完全卷人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
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
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倭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
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
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
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
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
　　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
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
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
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
　　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
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
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
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
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
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
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
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
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
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叨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
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
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
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
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
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
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
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
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
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
决权。
　　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
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
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
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
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
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同志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
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
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
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
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
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
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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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1
第三章 万里跋涉回祖国


　　1931年2月，我和张闻天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张闻天长我7岁。1928年，他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员，以后又被选送到红色
教授学院深造，并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的成员。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老
师和兄长。这次回国，我们是奔向军警特务严密控制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每一步
都得十分小心，防止暴露身份。在车上，我们不谈政治。只聊聊沿途的风光：西伯
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渔情。列车经过兴凯湖，到离海参裁不远的双城子（乌苏
里斯克）时，我们下车了。
　　海参嵌有许多华侨，他们中有不少我们的熟人。中山大学停办后，吴老（玉章）、
林老（伯渠）和江浩等12个人由联共分派到远东工作，林老在党校担任教员，吴老
先是在伯力党校任中国部主任，苏联科学院海参成分院成立后，他调任分院的中国
部主任。我们很想去看看他们，但是，为了保密，护送我们的交通员不允许，连上
街也不许，只好换乘驶向绥芬河边界去的列车。
　　在绥芬河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个设在农村的秘密交通站。先换装，把身上穿
的西服、大衣和皮鞋脱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交通站，
以免途中遇到检查时5；起麻烦，连我随身带的一张李伯到的相片，也只好付之一炬。
张闻天还把眼镜也收了起来，生怕打碎了。但细细看，我们两个人的穿戴一模一样，
连皮帽子和皮耳朵的两根带子也一样。交通站发给我们每人一根腰带，说缝在带子
里的是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这一段，使用“哈代”
（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到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
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这才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这种状况，正是
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写照，怎不令人痛心！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
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
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用。苏联同志为我们想得真是周到！
　　因为没有护照，我们是偷越国境。在交通站等到天黑，一个苏联向导领着我们，
坐了一段马车，然后踏着很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来到一个苏军的巡逻兵哨所。一
路上越走越冷，简直把我们冻僵了，直到进人哨所，烤了一会儿火，才暖和过来。
当天晚上10点光景，向导又带我们出哨所，从山上下来，到绥芬河附近的铁路旁。
前来接应我们的是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我们便跟着他走，张闻天在前，我在
后，彼此相隔20步，一句话都不许说。遇到中国边境的哨兵问：“哪儿来的？”向
导回答：“山后来的。”哨兵也就不再问了。我们被带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五站，这里有家卖一点香烟、火柴的小商店，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站。一进去一看，
里面的人竟是我们的同学，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苏联的。我们在小店里睡了一
晚，两个人都睡在柜台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站上的同志带我们买了去哈尔滨
的火车票，临走时嘱咐：到哈尔滨后，在道外找个小店休息，当天晚上就有车去长
春。还告诉我们路上怎样买票，要注意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我们走后不久，这个
联络站就被破坏了。
　　哈尔滨到长春这段路程，我们坐的是没有座位的“闷罐子”车。当时正是农历
腊月底，车上旅客特别拥挤，没有暖气设备，只在车厢中间烧一个炉子。刚上车时，
人挤人不觉得冷，开车后，风驰电掣，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快到长春时火灭了，
冻得够呛！车上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一只尿桶，又脏又臭。好在路程不远，到
长春后，改坐南满铁路，三等车，窗上有两层玻璃，我们在车上吃了一份日本式的
盒饭“便当”，一边是饭，一边有一块卤成鱼，两根卤咸萝卜，还买了一壶热茶喝，
这才舒坦过来。
　　在大连住了一夜，买了统舱的船票，就是船底层装货的地方，里面挤得很，进
去就出不来了。船在青岛停了两个钟头，我们也不敢上去玩。2月17日，轮船到达上
海，我们走出又问又热的统舱。这时，正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
后，一路上步履踉跄。到上海后，他活跃起来了。他是江苏南汇人，懂上海话。我
们就在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孟渊旅馆住下，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了一封信给
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就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在哪里，我们的名字他也不
知道，我就写个“杨”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秦邦宪）来接头了。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从欧洲走呢？我们说：共产国际原来也跟我们说过，只是搞护照需要
时间，我们既然决定回国了，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决定走偷越国境的交通线！
　　博古告诉我，李伯到分配在上海的法南区委，做宣传工作，又到一家香烟厂里
做工人工作。她比我们先到，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但没有交通站照顾，所以更困难
一些。我和伯列重逢以后，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周围白色恐怖下，安
了家，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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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


　　我们回到上海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王明已经上台。他的《为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米夫吹捧为忠实于国际路线的“杰作”
后，正在党内强行贯彻。他的办法，是在组织上“引进”“拥护国际路线” 的干部，
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以反“右倾”为名打击异己。在米夫的操
纵下，本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沈泽民担任了中央宣传
部部长；王稼祥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日报》主笔；博古任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长，不久又接替关向应为团中央书记。
　　王明进人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
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
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
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
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
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
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
　　我在见到博古后几天，有人带我到一个旅馆去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莫斯
科就认识我，见到了就说：你回来啦，你的工作在总工会，张国餐会找你。再过了
两天，张国焘就来了，把我带到他家里，跟别人说我是他的表弟。那时，工会工作
的处境很艰难。四中全会前，全国总工会党团掌握在罗章龙、徐锡根和王克全手里，
由于他们在四中全会前后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发展到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
员会”、“第二工会党团”和江苏“第二省委”，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确
定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局委员张国毒为全总党团书记，我被任命为全总宣传部长，组
织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人罗登贤。那时的全国总工会是秘密组织。不久，
张国泰、夏底、沈泽民等先后被派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去，全总党团书记由罗
登贤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便调到上海
担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饶漱石，宣传部长姓王，名字忘记了，
以后是廖承志。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是经国民党核准的“合法”组织，被我们称为
“黄色工会”，“工联会”是秘密的，称为“赤色工会”。
　　我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过半年，没有做多少事。因为国民党上海总工会
的力量很大，而党所领导的工联会力量微弱，一部分秘密工会又被罗章龙他们抓过
去，张国泰接手时关系就中断了。2月初，国民党在龙华杀害共产党员23人，其中有
工会干部6人，包括：全总秘书长林育南，上海工联会秘书长龙大道，秘书彭观耕，
组织部长何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同时被捕牺牲的还
有江苏省委委员李求实，“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等，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损失。
一批原来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工厂企业，如：法商电车公司、日商内外棉十三厂、闸
北丝厂、英租界的彩印厂、陈郁和廖承志工作过的海员工会等的工作，几乎全部垮
了。上海工联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秘密机关。
　　在搞工会那一段，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跑工厂，寻找老的工会会员，尽力把
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我第一个找到的是陈郁，他是海员工会的。以后又
到工厂去找老的工会会员，要他们发展组织，发展工会会员。那样跑很危险，因为
有时要在那里等很久，如果遇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就会出事。当时的分工，上海
工联会负责恢复电车公司、彩印厂等的工会，全总负责内外棉十三厂和闸北丝厂等。
闸北丝厂的女工戴重远，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化名黄菊英，我在莫斯科时认识她，都叫她小红。我便在工厂放工的时候到丝厂门
口去找她。丝厂女工多，等候在厂门口的有许多男人，有的是来接亲人的，有的是
来找对象的，有的是来占女工的便宜的，上海话叫“吃豆腐”。我就混在人群中间，
终于找到了小红，这样，丝厂党的组织关系就接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4月1
日，闸北丰泰、庆丰两家丝厂的工人带头罢工，提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
职工生活条件。当天下午，起来响应的有助多个厂，罢工人数达1．6万人。
　　但是，工厂的工作刚刚得到一点恢复，便受到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
工作上是命令主义：
　　第一，工作略有起色，就夸大主观力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年3月，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说：全一国12万党员中，真正产业工人不过20
00人，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赤色工会，规定在“五卅”总检阅时，
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说在两个多月内，至少要增加到1．2
万人，翻六番，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第二，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革命力量异常薄弱的情况下，每逢革命的纪念日
和节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而且所提口号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这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是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运动，包括用文字、图画、演说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
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种严峻局势下，上述这种幼稚的“左”倾要求，只能
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和党组织的脱离群众。比如：五一节那天，国民党通令禁止游
行示威，党组织发动的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都遭到残酷镇压；“五卅”纪念日前夕，
国民党又宣布“特别戒严”，省委和“工联会”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又被军警驱散。
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说：上海市只有14个支部能经常开会，在“红五
月” 内只发展了31名党员，五一纪念在群众中“未造成热烈气氛”，拥护红军和苏
维埃“未成为政治运动”；更加严酷的事实是：4月下旬，全总秘书长谭寿林和挥代
英，因叛徒告密，遇难于南京雨花台。
　　第三，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强调要“打倒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建立
“赤色反对派”。当时，全国估计有产业工人300万人，同党有联系的只有3000人，
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被称为“黄色工会”，全国的“黄色工会”，据1929年
统计，有lop多个，会员号称170万人。双方力量悬殊，在斗争中却根本不讲究策略。
有一次，光华染织厂的工人为了反对压迫工人的厂规而罢工，出版、邮务、法电等
“黄色工会”起来声援光华厂的斗争，这本来是促进工人阶级联合、壮大斗争力量
的很好机遇。但是，王明主持的江苏省委却提出“打倒黄色工会”、“拥护红军和
苏维埃”等口号，结果，斗争的目标不是集中于指向压迫工人的国民党当局，而是
转移到反对正在声援光华染织厂罢工的“黄色工会”上去。这年7月间，为了配合反
对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江苏省委又强调要“组织一、二个胜利的大斗
争，瓦解一、二个主要的黄色工会，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然，这又是一纸玩弄革
命词句的空头文件。当时，邮务工会等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他们为工人的经
济利益而斗争比较重视，负责人是朱学范。解放后我见到他时说：“我们在上海时
专门和‘黄色工会’斗争，那时候政治上幼稚啊！”
　　第四，当时有的同志曾批评这种“左”的错误政策说：“飞行集会和示威是立
三路线的产物。”省委立刻接二连三地作决议。发指示，严厉批判说：这是“机会
主义的抵制”；指责我们上海工联会“反倾向斗争开展得不充分”，提出要“改造
工联党团”，“选真正勇敢的工人组成工联常委，领导工作”；并继续要求“加紧
开展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特别是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
务的决议中指责：中共不能在非苏区发动强大的运动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
非苏区“要全力以赴地组织强大的保卫苏区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
这些“左”倾的空谈进一步助长了王明的冒险主义。
　　从全总到上海工联党团，大约半年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忙恢复工会组织，发展
党员和工会会员。但刚恢复点组织，就要我们发动罢工，实际上搞不起来。后来，
担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种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
组，每个组里有几个赤色工会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呼：
“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捕
和厂警赶来弹压，就都回去了。像这样的罢工，不知搞了多少次。结果，首倡罢工
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党员暴露，组织瓦解。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遭受
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飞行集会呢？就是从闹市区，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
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个购物中心）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马路上
的行人围拢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
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每次行动的结果，总有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遭受
损失。工作的过程总是：恢复组织——搞罢工、冲厂——遭受破坏——重新恢复组
织，形成如此的恶性循环。有的同志反对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但上级作
了决定，只好服从。我那时候还没有从路线上、策略上认识这样做的不对，只觉得
工作非常难做，群众很难发动。
　　193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全总党团书记。我在莫
斯科时认识少奇同志，他回上海是我去接的。我在工会的工作有一段是他领导的。
少奇同志一回来就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他主张白区职工运动的策略应该是“防御与
反攻”的，不应该不顾主观力量，不计后果。他提出要彻底转变工作方式，要善于
把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不要脱离工
人的日常斗争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记得那时候，职工国际传来一本《罢工与作战》
的书，内容是讲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赤色反对派怎样闹搞垮黄色工会的。少奇同志不
赞成这本书的观点，没有印发。可惜少奇同志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
回国的，虽然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临时中央对他并不重视，一般的政治局会议
不通知他参加。所以，职工运动仍然继续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愈演
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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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1
关厂主义的严重恶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举国为之震动，群
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全力
对付共产党，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
大力推行特务政策，加紧搜捕共产党人。那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
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不但掌握很多中央机关和负责
人的地址和机密，就连一般共产党干部所住房子的陈设，他也大体上看得出来，比
如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凳子，有时连柜子也没
有，没有一个住家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紧
急布置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干部搬家。大概有一个星期，停止了一切活动，就是忙搬
家。省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给一张顾顺章的照片，让大家认清这个叛徒的模样，
提高警惕，又规定白天不要上街活动，以防被叛徒指认出来。我们搬家很简单，一
个铺盖卷，一只手提箱，雇一辆“黄包车”就解决了，困难的是租房子，二房东不
愿把房子租给光棍汉。因为李伯划在莫斯科进过护士学校，为了适应反“围剿”战
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这方面的人才都要到苏区去，所以她1931年三四月就进人
苏区，比我先走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便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对二房东说：一
个月以后，我把太太接来住。到了期限，再搬家。有些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就以假
夫妻作掩护。
　　6月底，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国民党中
央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7人。
周恩来决定进人中央苏区，王明要去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
一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建立以博古为首，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
云、王云程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同志化装成法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外国人开
的旅馆里，有半个月没有出来。以后情况缓和了，他才走的。
　　这时，我从上海工联会党团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
整：书记由临时中央成员王云程兼任，王是武汉的工人，所以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
担任过有名无实的副校长，这时当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孔原（即陈铁挣、陈子
坚），我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蔡泽民先后任秘书长，陈资平任军委书记，帅孟
奇为妇女部长，外县工作设徐海蚌特委，刘瑞龙为书记。因为形势险恶，省委很少
集中开会，平时开会，实际上就是3个人：王云程、孔原和我。政治局同江苏省委联
系的是张闻天，我们3个人开会，他经常来参加。在我们3个人中间，我只知道孔原
住的地方，孔原只知道王云程的住址，只有王云程知道孔原和我住的地方，所以组
织是很严密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
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越来越不得人心，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一
些地方实力派也呼吁“停止剿共，请缨抗日”。但临时中央这时却仍强调：目前中
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江苏省委也发出紧急通知，规定了
对“满洲事变”的具体斗争策略，继续严重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第一，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上，“将这一大会转变到我
们的领导之下来”，也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要立刻夺取领导权。9月26日，由虞
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
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组织却认为是反
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怎么夺取呢？便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
众，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
卫苏联”等口号，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10天以后，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成
立，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
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
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
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1月28日，
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面对日本的严重挑衅，“抗日救国会”召开各
界代表会议。“民反”率领所属各团体代表160多人，拥人会场，事先未经洽商，提
出要“接管”抗日救国会，双方弓！起争执。市商会、市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纷纷
退席。那时，上海民众要求抗日的热情很高，华界的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往租界
跑，街上睡满了人，学生也停课了。学校的党组织恢复了一些，比较强的有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学生是反日的。我们还办了一份日刊《民反》，有公开
的办事处，形势很好。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一点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联合这些“
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教育争取群众，是非常有利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冲突的结
果，力量互相抵消，足以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二八事变后 3天，临时中央竟
然在《宣言》中称：“一切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国民党各派军阀
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黄色工会及大商人的组织（市
商会、同业公会等）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只有共产党也惟有共产党所
指出的道路是惟一的挽救中国、救中国劳苦群众的道路广这种骂倒一切的架势，结
果只能是失去群众，孤立自己。
　　第二，把正在抗日的十九路军的将领作为打击对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
路军将领蔡廷改蒋光点等，自动率部起来抗击日军，各界群众奋起支援前线．慰劳
将士。“民反”也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队，买来一批毛竹，锯成竹筒，上面开个口子，
写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队”字样，组织许多学生深入到闹市区和车站
码头劝募。所得的款项购成物品，派人送到前线，直接分送给十九路军士兵。临时
中央却号召“愤激” 的群众，组织和发展工农自己的武装，派得力同志“打人”包
括十九路军在内的国民党武装组织中去，使这些武装组织“转人我们的影响之下，
成为我们武装组织的一部分”。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
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点等是“假抗日，真出卖”，号
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
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安居在莫斯科的王明
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鼎蔡廷谐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
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
降帝国主义”等等。这无异是发动正在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起来兵变。十九路
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闸北。退到南翔一带，省委宣传部根据临时中央
决议中提出的为取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的指
示，在发布的口号中竟提出：“掉转枪头向不抵抗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长官开火！”
省委还布置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准备在上海建立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3月初，
省委在闸北召开200人的民众“大会”，号召占领闸北，建立抗日政权，发动城市游
击战争。会场被国民党军警100多人包围，当场逮捕十余人，主持大会的军委于部孙
小保被当场击毙。更荒唐的是，还布置十九路军中的秘密党员，站在马路边的邮筒
上发表演讲，鼓动士兵不要离开阵地，掉转枪口去打下令撤兵的军官。这些党员和
积极分子因此被国民党的军警捕去，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
位叫韩进的，头被打伤了，但没有死，后来到《新华日报》工作。回忆这些往事，
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在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同时，提出“要与改组派、第三党、人权
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作无情斗争”，“夺取他们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
按照临时中央的说法，这些派别“绞尽心血”，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国民党的统
治”，“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后来，这些政治派别中的
许多人，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影响下，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加深了，他们提出
“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的口号，有利于我党反对日本和蒋介石。至于宋庆龄、
邓演达等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始终反蒋不反共，是十分值得尊敬的。1931年8月，邓演达宣告成立“第三党”
后不久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临时中央却把“第三党”称为“中国最危险的东
西”。当时，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
　　湘沪战争爆发后，闸北、南市等华界大批难民拥人租界。上海30多家日本纱厂
宣布关厂停业，上海工人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一时有30万工人失业。他们无衣无
食，有的露宿街头巷口。我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上海各业工人反
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反”），并在《申报》刊登募捐通告，学生也帮助在街
头募捐，用募得的钱，先在沪西工厂区买米熬稀饭，一日两餐，帮助失业工人维持
生活，叫开“大锅饭”。这件事，受到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长的少奇同志表扬，有
一次他还带我去向临时中央汇报。但是，经费不足，人多粥少，即使是从苏区的工
农中也募得一部分捐款，仍难于持久。有一天，薛暮果跑来找我，一进门就说：
“我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工作，有件事不好办。”薛今果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
在莫斯科时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早就认识他。他说：“孙夫人要我送两千元钱给
你们，可是中央不赞成，怎么办？”我想这是好事情，我们正愁没钱开“大锅饭”
哩！宋庆龄对十九路军抗日积极支持，曾经冒着炮火的危险亲临吴松慰问十九路军
将士，又和何香凝一起在交通大学设立可容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我没有把她
看成是“中间势力”。对薛说：“孙夫人支持我们，我表示感谢，但我得让省委通
过一下才行。”一讨论，省委同意。事后，我们在“民反” 的小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这件事，临时中央没有批评我们。但康生在批评少奇同志时，指责他“以工团
主义观点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充满了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是“实际工作里的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决定撤了少奇同志中央职工
部长的职务，由康生接任。“工反”是“民反”的团体会员，这项批评，也间接地
涉及到我们。
　　到5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
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同我们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
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也是赞成复工的。省委却决定继
续坚持罢工。4月22日，我们宣传部发了传单，上面写道：“从上海事变以来到现在
还坚持反日罢工的沪西纱厂工友，正表示工人是反日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他们英勇
的斗争，正是我们全上海以及全中国工人的好个模范”，“我们必须同沪西……工
友一致起来，继续反日罢工！以我们工人武装来领导继续反日革命战争！”
　　为了这个事，我还到沪西小沙渡路去说服罢工委员会，惟一的理由就是反日要
反到底！工人回答说：“共产党号召我们罢工，时间这么久，大锅饭又不能吃了，
还不准我们上班，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小范围的围攻积极分
子。到5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80多天，大锅饭已开不下去，大
部分工人坚持不了啦，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
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 的威信一落千丈。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
“民反”在公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开“追悼会”，参加的有几千人。会后，抬着棺
材在公共租界里转了一圈。喊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得到群众的同情。游
行队伍在最后想冲过外白渡桥，进人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本人对空开了一排枪，
队伍便散了，抬棺材的学生把棺材放在马路上也跑了。到夜里，我们派车去把棺材
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做得好，结尾不好，说明当时还是
“左”得很。
　　这时，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也找到“民反”办事处来了。“一二八”前一天，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了讨好日本，曾下令取消一切抗日组织，租界的工部局也曾宣
布封闭“民反”的办事机构，但是，战端一开，上海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上海
市民的抗日洪流下，工部局也就眼开眼闭，“民反”的办事机构照常公开活动。停
战协定签订后，巡捕房派人来查封。他们进来还是很客气的，说：中国政府已和日
本签了停战协定，你们在租界里反对和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不好办；请你们搬
到华界去活动！来了一手“礼送出境”。查封的时候，我去了，但进不了那个房子
只能在街上和他们交涉。王云程也去了，还有中央宣传部的凯丰。他们对我说：老
杨，号召群众冲进去。我一看街上没有多少人，就拒绝了，说为了避免损失，你冲
了就闹僵了。当晚我们找了几人，里面有李漠华，他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的，
一起去找巡捕房的头头，要求启封，他们不答应。我们又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里面有我们的东西，有桌子，还有文件什么的。巡捕房的头头说：准许你们把东西
搬出来，但只许利用晚上的时间搬。“民反”是一个群众团体，搬到国民党统治的
华界，就无法公开活动了！到5月底，省委决定，将“民反党团”与“上海反帝大同
盟党团”合并，由洪灵菲为党团书记，刘英任组织委员，吴驰湘任宣传委员。我在
“民反”的工作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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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2
关于“伍豪事件”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所谓“伍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是和国
民党特务的一场复杂的斗争。
　　‘伍豪”是五号的谐音，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学参加觉悟社时所用的代名，党
内文件中有时也用这个代名。1932年2月16日，周恩来同志进人中央苏区后的3个月，
上海的树报》等登载了一则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内称因不满共产国际对
中国革命的指导而退出中国共产党。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除“伍豪”
一人署名外，其余242人都没有列出名字。这是非常恶毒地诬陷周恩来同志的政治阴
谋。为了辟谣，临时中央代拟了《伍豪启事》，准备在《申报》刊登。但《申报》
广告处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便刊登为伍豪辟
谣的启事。
　　这件事，我也经手过。为了尽快地揭露敌人的阴谋，2月20日，江苏省委决定，
以我们宣传部名义发一份政治传单，传单明确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
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
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
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宣传部的传单是直接发到党支部的，它的作用在于迅速地
在党内揭露敌人的阴谋，不受他们的欺骗。
　　接着，2月27日，上海出版的《实报》第十一期上，既刊登了揭露敌人阴谋的
《伍豪启事》，又发表了帼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谴责国民党“以卑
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
国共产党”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党还以重金委托《申报》的常年法律顾问、法
国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在《申报》代登一个启事，公开辟谣。
　　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了澄清事实，粉碎国民党特务的
谣言，也特地署名在苏维埃区域专门发了布告。
　　谁知道，事隔30多年，lpe7年，天津的“红卫兵”从报上查到敌人伪造的启事
后，不明真相，抄送江青。“四人帮”企图陷害周恩来总理，把材料送给毛主席。
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文革”开始，我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利用“伍豪事件”大作文章，我是
后来知道的。当年，在处置“伍豪事件”时，我曾经手过以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
发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所以就我所知，在这里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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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4
向陈云报警


　　《湘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半月，蒋介石着手部署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联手对付共产党。
过去，华界的警察不许在租界捕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叛徒，上街指认，发现地
下党员后，就上前寻衅和你打架，把你扭送进巡捕房，经国民党当局与捕房交涉后
送往南京。1933年后，他们搞了个“引渡协定”，一发现地下党员，就被架上黑色
的警车，押解给中国当局。凇沪战事紧张时，“民反”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所以
有许多人认识我，连巡捕都知道我，称我为“杨先生”。形势变化后，许多同志活
动就困难了。七八月间，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不换人，书记由章汉夫担任，
宣传部长由陶铸担任。“民反”组织合并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我奉中央之命隐蔽
起来，不出来活动，连上电影院也不许。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复活》。
后来陈庆同志在电影院门口被捕，组织上要大家检查。我说：我也看过电影，就是
陈庚被捕的那家影院，不是同一天。结果，给了我一个警告，当然是口头的。
　　隐蔽起来后，我先在杨树浦租了一间“灶破间”。这是石库门中式民居的小厨
房，只有五六平方米，能放一张小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挂一个竹制的碗柜；房租
很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后门由我掌握，进出方便。
　　6月中旬，沪西遭到一次大逮捕。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筹备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
临时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指定我和徐冰（邢西萍）等负责筹备工作。18
日，省委在比较偏僻的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召开代表大会，公开
的名义是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设自由市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场
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先后逮捕95人，全部押送到南京。9月底，13人被国民政府高等
法院判处死刑遇难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18年；只有12人
交保释放。这是上海的又一次大破坏，损失惨重。这次大逮捕时，我正患疟疾，前
后躺了十来天，不然也难以幸免。
　　过了些日子，组织上派华少锋（华岗）通知我搬到原来中央宣传部机关去住。
有一天，突然碰到张闻天。他对我说：“我要到外边工作去了，不久我们还会见面。”
他没有具体说，我也不便问。后来才知道，临时中央已决定张闻天等进人江西苏区。
他是中央宣传部长，想把我留在上海当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也没有管，因为连个机
关也没有。不久，临时中央组织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我管宣传工作。我开始和“左联”、
“社联”的同志，如徐冰。欧阳继修（阳翰笙）、夏衍、冯雪峰、朱镜我、王学文
等有些接触。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先让我去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很快又让我
去满洲。我便关起门来看了半个月满洲的材料，组织上又告诉我不去了，让我到中
央苏区。这样折腾了大概一个月，最后才走。
　　在这段时间内，12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
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于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
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钧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
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时，组
织上已通知我进人苏区，中断在上海的一切联系，正等候秘密交通安排起程。由于
情况紧急，不得不派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向陈云同志报警？因为我做救济失
业工人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他的住处。我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
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这件事那样重要，我责无旁贷，回答说：“我可以闯
一下。”
　　陈云同志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离开我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那时，
他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不着西装，住在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同
住的是一对假夫妻，女的叫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一天，下着瓢泼
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子放下。
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
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
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
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
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回来时，我在离住地较远的地方下车，生怕后面有“尾巴”，故意绕了几个圈
子才进屋。见中央来的同志还守在那里，我顾不得脱下被雨淋湿的衣服，便向他复
了命。后来听说，陈云同志回来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
　　这件事，后来在延安时见到陈云同志，他还记得，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
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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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4
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


　　我在上海工作的两年，情况是很复杂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民众
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退让的蒋介石威信扫地。中
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所以，一二八事
变以后的5个月内，上海的党团组织和工联，互济会人数都有所增加。特另在知识界
中，“左联”、“社联”、“记（者）联”和“教联”等团体空前活跃。但是，
“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的政策，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因此，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些“左”的东西，思想上渐渐产生反感，情绪上比较消沉，行
动上开始徘徊；在局部问题上，开始萌发出应该实事求是的想法，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次：
　　第一次，是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回国不久。他对工人运动提出了“防御与反
攻”的正确策略，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是最早起来向左倾教条主义
的挑战。
　　第二次，是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前夕。针对九一八后，临时中央推行的极左
策略，江苏省委就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党的策略及工作路线，发出了第二号通告。
《通告》认为：上海的工人斗争已“开始了复兴的形势”，但是“不可过分估量”，
“我们不要闭着眼睛说大话，我们要认清事实”。客观事实是：从革命的主观力量
来说，由于“四一二”以后的“恐惧心理非常之深”，历史上党的错误政策“如盲
动、强迫罢工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给群众不好的影响，“至今不易发动起来”，以
致党的“组织力量非常弱”，“工人斗争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大企业方面来……推
动整个阶级战争就缺乏中心的力量。”从革命的对立面来说，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
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合法观念在群众中正在“一天
天生长起来”，黄色团体正在发展等。否认或者轻视这些事实，就是在“客观上”
帮助敌人，麻痹自己。《通告》进一步指出：和1925年“五卅”时不同，“那时是
民族联合战线的形式，现在阶级的结合关系已有剧烈的转变了，我们亦不应该图谋
单纯的来做。”即要“再来一个‘五卅’”。因此，《通告》主张：“目前主要的
策略路线，仍是六次大会所给予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路线’。”今后斗争的发展
“必然是曲线的、艰苦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来领导推动目前的形势”，
那么必然可以促进复兴的形势更快发展。此时此刻，《通告》强调六大制定的“争
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无疑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
　　第三次，是1932年秋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央
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两篇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张闻天任中宣部部长，经常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指导工
作，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
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
鼓动形式，切莫要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前一文发表在　11月初出版
的《斗争》第 30期，尖锐地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
窄的秘密范围的最大的障碍物”；强调文艺界要“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
且严厉批评了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论”，和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等
观点。后文发表在9月中旬出版的《斗争》第31期，文中提出的“党八股”是我第一
次听到的新概念。他借喻江湖艺人出场所念的“十八套”套语，或十八句口诀，来
讽刺我们宣传工作中不问场合，不看对象，张日闭口公式化的老一套话语。他说：
“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
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
都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
法子吸引群众。但他仍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
纪律上必须服从上级，二是自身还缺乏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所以，只要莫斯科的
指示一来，他还是认真体会，加以阐述、论证、注解，难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这是我们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人的悲哀，贤者如闻天同志也没有例外。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愈演愈烈时，我正在第一
线工作；当党的工作遭受孤立、缩小、下降时，我也在；但由于我缺乏实际斗争经
验，又在莫斯科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些仍不能从根本上识别。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以实事求是精神对“左”倾错
误的一些冲击，使我很受启发。比如，我当宣传部长，所有宣传品都要写“武装保
卫苏联”，“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都得那么写，群众根本不能接受，
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是不行的。又如，一个工厂里只有三个积极分子，要我去组织罢
工，感到实在没有办法，下意识地觉得这种办法是搞不赢的。有一段，我也比较消
沉。但当时我对“城市中心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
也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认为打着国际招牌的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
法其实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实践是鉴别是非、催人深省的最好的老师，我
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认识清楚，但现实斗争中由于不顾实际情况的蛮干而一次
次失败的惨痛事实，使我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成为此后进一步接受客观真理的起
点。
　　1935年，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给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革命者描述
了一幅政治漫画，指出他们的策略是：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
　　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
　　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
　　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错握手的话，那
　　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
　　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
　　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
　　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他的这些话真是人木三分，令人折服。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下，国民
党统治区的工作是怎样被断送的呢？我在上海时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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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45
第四章 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
到1934年10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
　　1933年的1月2日（或3日），我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不一会儿，来了两
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我改装。
当晚，他们陪我上船，开始了从上海到瑞金的旅程。
　　陪同我的交通员中，记得有一位名叫卢伟良，比我小十几岁，广东大埔人。大
埔和叶帅的家乡梅县是毗邻。我换上了一身广东平民的短装，因为不会讲潮汕话，
一路上只好闭口不说话。我们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一上船，我
就装成病号，闷声不响地坐在拥挤闷热的统舱里。到汕头登岸后，在小旅馆里睡了
一晚，第二天，改坐小火车到潮州，乘韩江的小轮船北行，经大埔到三河坝。这时，
小轮船照例要掉转船头，在靠岸的一侧铺上跳板，旅客们上上下下，十分拥挤嘈杂。
船上的一个工友（过去叫茶房）领着卢伟良和我，走到不靠码头的另一侧，有一只
带篷的小木船正向轮船靠拢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位“茶房”熟练地先将卢
伟良两手一提，乘势放进小木船里，接着，对我也如法炮制。小轮船的船舷离水面
只有一米多高，我没有重的行李，卢伟良又在小木船里接护着我，一瞬间，我们就
悄然躲进船舱，拉上船篷。船工一撑篙，小木船飞速地到了江心。
　　我从船篷的缝中朝码头上望去，只见码头上有许多待运的国民党士兵，这正是
准备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部队。小木船行驶在韩江上，经常遇到敌人
的运兵船。幸好，船工是本地人，他白天把小船停泊在河沟里隐蔽，晚上便撑着向
北走。因为是本地人的船，人家不注意。
　　三河坝以北是国共双方的交界区。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闽西的主
力红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乘机占领
龙岩、上杭和永定的部分地区，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被迫撤离。闽粤赣省委（又
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深人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以阻滞龙岩的敌人进占
连城，保卫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这一带硝烟弥漫，许多村庄房屋被烧，
白天荒无人烟，只有在天黑后，群众才悄悄地进村活动，天一亮又躲进山林隐蔽。
　　我们在三河坝一登岸，先在拉锯地区一个村子里躲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游击
队护送我们穿过团防的哨所。我们乘上弦月光在茂密的松林里走了两个晚上。第三
天太阳露头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儿童团的歌声，我的“哑巴”时代终于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提着篮子上山来，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优待你
们，只有两个鸡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革命根据地民众同党和红军那种亲密
的关系。老太太诚挚的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接着，我们又在苍松翠竹丛中走了 3
天，经上杭过汀州，快到达红都瑞金，这已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了，路上就比较安全，
有时还可以骑马走。
　　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
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
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
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词堂里。调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着垂柳。村子不
大，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和吴
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到时，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
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朱、周和王稼祥在
反“围剿”战争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局只有粥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
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李伯钊进苏区后，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1931年10
月调到瑞金。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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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0
《斗争》和《红色中华》撰稿人


　　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我给他当助手。
　　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
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人苏
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
两刊合并改名《斗争》，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为了区别于上海
版，刊次从第一期开始。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7篇，除第五期外，
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红色中华》是一张4开的周报，创刊于1931年12月，是中央
政府的机关报，主编是王观澜；从1933年2月4日起，改成三日报，成为党、团、政
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主编先是王观澜，以后是当过张闻天秘书的谢然之（这个
人后来叛变了）。从《红色中华》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我用“昆”
的笔名撰写社论6篇，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洛甫、谢然之、李一氓、潘汉年和
沙可夫、吴亮平等。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我初到苏区，对
农村的情况不熟悉，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
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在中宣部的4个多月内共发文13篇，可以算是“多产” 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大概如下：
　　第一类，是指导宣传业务的。我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时，工作上经常受张闻天指
导，他曾经尖锐地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宣传工作中千篇一律的“党人
股”问题，我们曾经议论过。到苏区后，为了贯彻这些主张，中宣部决定在5月间召
开一次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会议，所以，我在《斗争》上发表了《转变我们的宣传
鼓动工作》和《宣传队应如何工作的一个实例》两文，前一篇指出：“苏区内的习
惯是这样：每一个纪念日和政治运动，各团体长篇大论的宣言非常之多，而内容差
不多都是一样”，这是“刻板式”、“说教式”、“标准化的‘党八股’”。各级
党部大都是“一成不变地照例喊喊，群众是否懂得，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不管的”。
文章强调：要建立经常的、系统的、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确定专人，分工
负责节日宣传、政治运动和出版物审查等业务；形式要多样而有地方特色，要从工
农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出发，广泛利用口头宣传，化装演讲，活报戏剧，歌咏、
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列宁室”、“俱乐部”等阵地要充实活动内容等。
文稿写好后，曾经送张闻天同志审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根据闻天同志的思想再
联系苏区的一些实际情况写成的。李伯钊是搞文艺工作的，她到苏区后的一年中，
经常利用戏剧和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去宣
传党的中心工作，文章也反映了她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宣传队应如何工作
的一个实例》介绍了河州市宣传队的具体经验。当时苏区扩大红军的任务很重，经
济又很困难，这个宣传队有计划地深人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帮他们干活，向他
们解释当前的任务，扩大了红军20名，群众退还公债2000余元。文章告诫宣传部门
的领导，“不能容许那些只知在名目上组织若干宣传队，而不复给以任何训练的形
式主义。实际上这就是在宣传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开展和转变宣传工作的障碍。”
　　第二类，是关于战争动员、后勤工作等的。3月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事吃紧，
30万敌军压境，临时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号召苏区军民：“以最大
的决心，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江西及邻近几省革命的首先
胜利。”我在《红色中华报》的社论中传达了这些精神。战争改变了苏区人民的生
活，带来许多新问题，党和政府需要适时地予以解决。春暖来临时，为了防止战区
出现瘟疫，我起草的《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中，提出要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
会，发动特殊的“礼拜六”或“义务劳动日”，检查“没有深埋的尸体”，刷除疫
源；要妥善处置伤病员，扫除房屋，清洗沟渠，焚烧垃圾等，号召宣传队深人群众
“为增加健强的革命力量”而奋斗。夏耕将到，我在《斗争》上发表《关于夏耕运
动》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
　　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他
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仍住在叶坪村的一个词堂里。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在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
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
调剂民食接济军粮，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保障了战争需要
而又不违农时。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四川。他又问：你们四川有一位杨公
你知道吗？我说：他是我的四哥！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我说有一子一
女，四哥遇难时，大女儿一岁半，儿子才40天。现在有我四嫂抚养着。这一来，我
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
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那时，因为
战争勤务工作繁重，中央政府下令：苏区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体自动要以革命
的办法，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投人夏耕。”文章强调
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组织耕田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对红军的公田还
应组织特别耕田队，同时要订立公约，开展竞赛和组织“轻骑队”，反对消极怠工
分子和官僚主义。
　　还有一些纪念性的社论、文章如纪念二七大罢工，三二一上海武装起义，四一
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及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等文章，虽然不可能摆脱“左”
的进攻路线的总基调，但多少起了推动工作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第三类，是为反“罗明路线”制造舆论的。临时中央对所谓“右倾主要危险”
的毛泽东的不满由来已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认为形势“已经与三次
战争时不同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扩大苏区，攻
打中心城市。毛主席认为这是轻视强敌、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宁都会议
后，毛主席虽然被迫离开军队，但在广大干部中的威望仍很高，成为临时中央推行
“进攻路线”的主要障碍。反“罗明路线”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
消除他的政治影响。为了推行这条“进攻路线”，临时中央到苏区不到一个半月，
政治上有两大“雷厉风行”的举动：一是2月8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
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二是2月11日至15日5天内撤销了
两个省委书记的职务。先在2月11日撤销王首道的湘赣省委书记，“罪名”是对肃反
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动摇”，15日又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职务。
　　罗明的“罪名”是什么？那时，闽西苏区因为主力红军第十二军和地方独立师
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当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进犯时，不得不撤离苏区部分地区。罗明
又认为在赤白交界的边缘地区，党的政策应该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
便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违反“进攻路线”的“逃跑主义”。于是，作
出决议，说福建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又由博古亲
自出面，在红军学校作声讨“罗明路线”的长篇报告；《斗争》也出版“反罗明路
线专号”；责令罗明从上杭赶回瑞金，接受批斗；要福建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批判罗明的错误。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风暴中，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罗明路线”的：2月19日，为《红
色中华》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的社论，内容是根据15日博古长篇
报告的思想和逻辑，硬说“罗明路线”的真面目是“不要扩大红军”，“不要扩大
地方武装”，“惟一的出路是逃跑”，所以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火力残酷无情
（地）反对机会主义逃跑路线”。28日，《斗争》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内容
刊登：《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博古在红军学校的报告（部分），
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洛甫的长文《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
义路线》；以及我写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中
央局的决议原来指责整个福建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央局分工主管福
建省委工作的任粥时同志不同意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决议便在行文上作了些修饰，
叫做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刘晓等“大多数同志”对罗
明有“部分的反对与批评”。我的文章就是着重批评“大多数同志”没有给罗明以
“残酷无情”的打击，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错误。
　　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
象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
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
湘赣三个苏区内，凡是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
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
　　在反“罗明路线”的政治压力下，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践踏。任弼时同志却
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中，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
他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
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
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他“不合手”，两个
月后，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见到罗明同志，谈到这件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往事，他对
我说：“你那时对我还起了点缓解的作用。”说：在瑞金检讨时，有一天晚上，中
央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地呼口号。有位
年轻干部提出要枪毙罗明，后来，你上台讲话，说还是党内问题，气氛才缓和下来。
他在《罗明回忆录》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1933年3月，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字很大的学校，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代替
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原党校校长任捉时调湘赣去后，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我任副
校长，董老任教育长。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等。校址先在
瑞金的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借用
一个大词堂和附近的民房作校舍。说是“大学”，实际上是训练班，学员从最基层
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也有好多学员还是文盲。我在学
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教员中有人请假时，我就代课，成了“万金油”。罗明
同志经过批判后，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兼班主任。长征时，他率领100多名学员，
编人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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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0
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
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颖超和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
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了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
等口号，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
集中起来作战的。有一次，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那是部队在前进中
打的遭遇战，歼敌一个旅，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
胜利冲昏了头脑，出来了一个“两个拳头打人”的“理论”。为了集中军事大权，
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
令朱德在前方时，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
辖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后来又有八军团、九军团。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
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
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徐梦秋，秘书长萧向荣。当
时，五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开始，主力红军正在休整。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周病逝后，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是随
提弼时同志一起到苏区的。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
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思想开阔，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毛很
看重他。我在瑞金时，稼祥同志在前方，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在福建
建宁住医院。后来，他回瑞金，我又随朱、周到一方面军去了，部队转战在江西的
石城、宁都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所以，尽管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两
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
　　宁都那次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博古根本不懂军事。
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领导战争能力弱”
的评价。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
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行动
上争论迭起：
　　第一次，是1933年六七月间。中央决定了要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
“两个拳头打人”，于是，以三军团为基干，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前方
的周恩来、朱德认为“绝对不应该”分兵入闽，“酷暑远征”。博古和项英不听，
反而来电训斥：“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并派我
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这时，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博古、项英和
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
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
来。
　　第二次，是同年门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敌人这次“围剿”，
规模空前。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兵150万，飞机200架，以50万兵力用堡垒战术合围
中央苏区，逐步推进，企图“竭泽而渔”。恰恰在这时，主张联共抗日反蒋的十九
路军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
区的部队中抽调10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
苏区的压力。彭德怀、膝代远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主力一、
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依托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
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
计划。毛主席也提出：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苏浙皖地区突进，那里蒋介
石兵力空虚，只有保安团和民团，连南京也只有宪兵和警卫部队，别无机动兵力，
我可纵横驰骋于杭、苏、宁、芜和南昌、福州之间无堡垒地带，可解十九路军之围，
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当时，我们和福建人民政府已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
定》。那样做，就可以打乱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但是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
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主力离开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
国代表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
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懂得中国
的农村和农民，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却被博古等奉为军事上的“太上皇”。
他下车伊始，便错误地宣称“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人聚而歼之
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
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
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在争论中，项
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和膝代远，说军委已作决定，应该“停止建议”。
12月，中央决定撤销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改任他为红军医院的政委。以后，
他到共产国际去开会了。膝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是红三军团的老
政委，曾获二等红星奖章，两次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和彭德怀是老搭档。
彭对把滕代远调开很不高兴，但只好服从。
　　滕代远同志走后，军委派我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上任前，我回过瑞金一次。
当时正是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夕，博古等忙于准备这两个会，我就向总政
治部主任王稼祥去作汇报。他那时候有病躺在那里，见了一面。以后又去见恩来同
志。本来，我是两会的代表，应该参加会议，但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
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军委命令三军团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
进。我立即赶回三军团，没有参加两会。临走时，恩来同志还要我把炮兵营带到三
军团去。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啦！两门
炮是打漳州时缴获的，长征时还抬着，到过草地时才砸烂了扔到河里，那是后话了。
　　1934年1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
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
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通过两会，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一是博古、
洛甫。项英、周恩来为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任粥时
等被排除在外。二是毛泽东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替。这样毛主席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架空了。闻天同志对此并不高兴，对博古颇有微词。三是
朱总司令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
“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
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我虽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样，在第二届全苏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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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0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我从瑞金赶到红三军团时，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
周恩来、朱德被调回瑞金。我到三军团报到后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以三军团
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在一方面军的半年里，我在周恩来和朱德
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初到军队，职务上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但该怎么工作，主任王稼祥没有交待，我也有点鲁莽，没有问。后来是靠周恩来同
志手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我。我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他看过。他确实
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分兵以后，东方军入闽。我在三军团指挥部见到彭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
穿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裤子上打了补钉，但绑腿裹得很整齐。一见面，他就迎上
来紧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欢迎你。”我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
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他直率而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
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这以后，我们经常促
膝夜谈，日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他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我真是非常尊敬他，
佩服他。
　　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是有名的战将，在历次反“围剿”中战功赫赫。他长我11
岁，从小当过牧童、堤工，18岁参加湘军，是行伍出身。北伐军到湖南时，他是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何键所部第一师的营长，和军长何键、师长周磐是湖南讲武堂
的同学。在北伐中，他认识了师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了共产党的政
治主张。他曾向段提出入党要求，段说：党中央决定，不在北伐军中发展党员。大
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壮烈牺牲，有些人落荒而逃，有些人可耻地叛变，段德昌临别
向他赠言：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尽的；不要把每个党员都理
想化，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当时，反动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一面拉拢部
下，巩固队伍。鲁涤平、周磐“提升”彭为团长，发给就职费1200大洋，要他向上
司“谢委”，宴请同僚官佐。他说：“这么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周磐知道他
犟，没有勉强他。当时，部队驻在湖南的南县，当地士绅组织清乡委员会。彭对信
得过的朋友说：“今天他们提拔我，是拉我跟他们走。我主意早定了，坚决走革命
的路，走共产党的路。我们大家一起走，决不回头。”这年的“双十节”，中共南
县、华容、安乡特委吸收他为中共党员。1928年2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他在镰
刀锤子的党旗前宣了誓。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邓萍一起发动平江起义，捣毁
了反革命政权，树起了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的红五军
的大旗。全军2500人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艰苦转战四个半月，幸存的300多人南下
转移到井冈山，和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是在共产党“背时”时入党的，他和
滕代远等是在革命最困难时发动起义的，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由
此，我对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滕代远的处置疑惑不解，心里很不平静。但彭总荣辱不
惊，处之泰然。
　　我刚到三军团去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
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
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
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
大。
　　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后，中央苏区一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
挡东来之敌，红三军团受命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福建地方军阀、国民
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傲气十足。红三军团以一
个师主攻，一个师助攻，另一个师在沙县东北的青州阻击从南平来的援敌。且月12
日，主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人晚，敌在城
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彭总下令停止进攻，带着我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
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
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炸城墙，彭总很有经验。他说：一定要侦
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
功亏一篑。打赣州时，就因为城墙没有炸开缺口，部队进不去。
　　15日，红四师在青州附近同前来增援的敌人接火，毙伤敌200多人，攻取了设在
尤溪、涪头的卢兴邦的兵工厂。第二天，彭总抓住战机，和我联名签发《关于先期
攻取沙县同时准备侧击援敌的命令》。23日，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
脚，命令红三军团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红四师在4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
的泰宁，归一军团指挥。彭总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来青州的援敌已经
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沙县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原订计划，会轻失战机，
有损士气。于是报经军委同意，继续以红四师和红六师的两个团围攻沙县。
　　果然，24日清晨青州的援敌秘密撤走，第二天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
20米长的缺口，我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人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彭总和我并辔
人城。他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我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
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城内的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
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沙县终于被我攻克。
　　我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
“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
被我攻占。彭总同我商量后，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
“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
现钞、弹药和物资。这一次战役，共毙伤敌700多人，俘虏1300多人，缴获的物资十
分丰富，如粮食、盐巴、布匹等都是被敌人封锁的物资。特别是卢兴邦的兵工厂，
我们动员了好多民夫，把全部设备从福建抬到瑞金，由陈云同志主持开工生产。这
个厂实际上是个修理厂，能够做的，一是造手榴弹，当时叫马尾手榴弹，有个尾巴，
扔不远；二是造子弹，那时候通令前方战士，打完仗后，搜集空弹壳，运回瑞金去
装火药，做的子弹能够打240米左右。
　　攻克沙县，是我到三军团后部队打的第一次胜仗，我很兴奋，彭德怀同志却深
沉地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
动。对他的这个精辟的见解，我是到三溪圩反击战后才有所理解。
　　2月上旬，红三军团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
七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三溪圩在南丰和广昌之间，这时，
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的7个师，已经占领三溪圩、三坑以北地区，正在以堡垒战术
向广昌一步步推进。他们在空军和步炮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只前进四五华里，堡垒
筑成后，再向前推进。对付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的战
术。那时，敌人每个山头都有碉堡，就像后来抗战时日军所修的碉楼一样，没有重
炮不容易打开。短促突击就是在两个碉堡之间打一下，把敌人引出来加以消灭。我
们没有重炮，只能在敌堡间钻来钻去，每次都引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
补充。这仗怎么打？中革军委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五军团的第十三师，
名义上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实际上，军委的部署和命令已分别下达到各军团，
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智慧需要表现在灵活
机动和随机应变上，上级统得死死的，彭总只好生闷气，部队只能前赴后继，反复
肉搏，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我们虽然夺回了东华山、五都寨等重要阵地，敌
人又集中10个师全线反扑。3月13日彭总和我电告军委：如按军委电令继续攻敌主力
集中的石鼓岭、立壁岭一带，“不仅徒耗兵力，而且丧失机动。”军委不得不同意
停止强攻。三溪圩反击战，红军集中了近3万人，但不用于运动战而用于攻坚战，尽
管战士们英勇顽强，但以3万之众攻坚，加上武器装备的悬殊，不以智取而图力胜，
那是典型的冒险主义，结果是我军阵亡389人，负伤1363人。
　　三溪圩反击战后，东线又告急，红三军团兼程去福建的泰宁，在太阳嶂阻击敌
军。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太阳嶂阵地轮番轰击，我守
军一个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同敌人血战一天，完成了阻击任务。 3月25日，
在祝捷大会上，我把写着“铁的红五连”的锦旗授给四师十二团二营第五连时，心
情是错综复杂的：我既为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感动，对彭德怀同志在军事
上的智慧、经验和魄力衷心感到钦佩；又进一步意识到上级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决
策和一意孤行的领导作风，正如彭总所说，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造成的全局被
动，不是个别胜仗所能替代的。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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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1
痛失广昌


　　1934年三四月间，敌北路军、东路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编为东西两个纵队，
沿吁江两岸，在宽2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构筑碉堡，向广昌推进。
　　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以
向南通到瑞金：一条经过宁都，一条经过石城，机械化部队两个小时便可到达。敌
军编成两个纵队，从河东、河西向广昌袭来。红军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五和红九
军团等几乎全部主力阻挡敌军。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和敌人会战。红三军
团善于打防御战，放在吁河东面的主战场上。博古和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
的训令，并且成立临时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的首长、周恩来等被留在
瑞金“看家”。
　　4月10日，敌军先是用飞机轰炸，继而炮兵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红三军
团的第五、第六两个师，以血肉相抗，硬是迫使河东的敌军撤回堡垒。12日以后，
吁江水势猛涨，西岸的敌军乘我主力在河东、渡河困难的机会，抢占了甘竹附近的
阵地。19日，他们又强行攻占三军团在河东的主阵地。20日，攻占饶家堡阵地。当
晚，我随彭总率第四、第五两师，准备利用夜黑夺回饶家堡阵地。由于阴雨连绵，
射击困难，改用白刃格斗。在震撼山谷的喊杀声中，饶家堡阵地6次易手。到了天明，
我们只得撤出战斗，且战且退。
　　连日攻坚，红军徒拼消耗。彭德怀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对李德和博古坦率地直
言：以红军现有的条件，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听，反而认为彭总夸大困难，缺
乏信心，是右倾。眼看他们又快顶牛了，我说服博古和李德，大家一起去视察一下
广昌县城。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周围又是平坦的
开阔地，易攻难守。谁知李德看了现场后，仍旧不以为然地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
多数不是靠高而坚的城墙，红三军团应该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建
成巩固的防御阵地。彭总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算有比较巩固的野战工事，
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
万三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我劝彭总：不要
硬顶，能否提出一个灵活性的方案？他接受了。找我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量，建议
采取决战防御，就是派一个200人的加强连进占工事，吸引敌人来攻，主力隐蔽集结
在城西南5公里的山地上，控制制高点，等待敌人攻我守备阵地时，从它的侧后发起
突然袭击，争取消灭部分敌人。博古和李德勉强认可，要我们绘制出配制图，写出
作战计划，并且强调：正面守军不应少于一个加强营。说这是最后的命令。
　　27日晨，江东西两岸的敌军发起总攻，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
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站稳脚跟后，立刻构筑野战工事，配制好火力，再进第二
步。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山头上，只见来犯的敌人密密麻麻一大片，上午11时，
我和德怀同志，还有邓萍参谋长和卫生部长，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指挥所。我
们的碉堡修在一个小山包上，半截用木头做顶盖，半截是敞着的。我们正在吃午饭，
敌机来了。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碉堡，突然一颗炸弹在我们顶上爆炸。一下子，尘土
飞扬什么也看不见了。德怀同志他们恰好在有顶盖的碉堡里面，没有发生危险，但
是，有两个战士在战壕里没有走进碉堡，他们牺牲了
　　奉命正面守备的加强营呢？他们在敌人密集炮火封锁下，动不了，几次向外突
击，都出不去。其余部队也都被困在阵地上，完全失去机动能力。他们一面作战，
一面修工事，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这个营全部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从上午八
九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多，被李德称为“半永久性工事”几乎被炸平了。博古和李
德看到了这种情况，到黄昏时才允许撤出战斗，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28日，坚持
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军团伤
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一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彭总说：“过去
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何曾吃过这么大的亏。这一次，不是
扬长避短，而是丢掉自己的长处，和敌军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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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1
彭德怀怒斥“洋钦差”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
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
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
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
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
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
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上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
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
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
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
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
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
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
　　“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
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
就全完了！”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
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
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
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
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
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
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
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
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
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
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
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
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
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
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
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
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
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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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1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人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
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
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
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剧性的演进。它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八两个月“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阵地战。
　　7月上旬，敌北路军以31个师的兵力向瑞金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纵
队抢修广昌飞机场，赶筑广昌到白水（今赤水）的公路。8月下旬，敌军将“中央炮
兵旅”的卜福斯山炮调来向我阵地试射。红军在广昌、石城间的驿前地区顽强地展
开阵地防御战，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战斗场面：
　　高虎脑战斗。我三军团五师坚守阵地，在四师和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协同下，血
战3天，寸土必争，迫使敌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其中团以上军官5人），换取推
进3000米的距离。
　　在万年亭主峰阵地上。我五师十三团第三营，在十三、十四两团的协同下，多
次使来犯的敌军陷于火网之中，连敌人也承认：“冲到鹿障内者无一生还，鹿障外
者，死伤过半。”五师政委陈阿金，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为此献出生命。
　　8月底，红军在纵横20华里的阵地上全面抵御，其中蜡烛形和保护山两个阵地的
战斗最为激烈。指挥蜡烛形战斗的是红四师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他们从清晨坚持
到中午，野战工事打塌了，就凭交通壕坚守，直到弹药将尽才奉命突围。“模范第
八连”幸存20余人。坚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第五连，大部分战士在阵地上壮烈捐
躯，他们不愧是全团闻名的“红五连”。在驿前街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中，红军伤亡
干部100多人，战士1700多人。敌军左纵队的第八十九师，被红军打得完全丧失了战
斗力，退出战斗。
　　第二阶段，是从运动防御到退却转移。
　　在敌军紧缩包围圈“竭泽而渔”的部署下，8月底，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
零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了。我们正在驿前布置防务，
中革军委来电称：驿前是“扼守或放弃由彭、杨根据战况决定”。自从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这还是中革军委第一次授予下级机动权的指示。可惜这时我们已经
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9月上旬，又电示彭、杨，要进行“运动防御”，阻敌于石城
以北，“但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9月中，进一步指示彭、
杨：陈诚已相当知道我部署和工事配系，“现防御阵地部分失去时，应有秩序地退
却和转移。”到27日，军委下令彭、杨：“放弃石城。”石城陷落时，蒋介石不可
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
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
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
行军作战。红军奔向何方？战略方向是什么？政治工作怎样进行？一概没有指示。
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
路。
　　我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正是苏维埃运动后期。如果说，在这以前，由于临
时中央远在上海，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和革命根据地内传统影响的深人人心，四中
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能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那么，临时中
央进人苏区后，在博古等直接控制下，就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地推行了打着国际路线
旗号的极左错误，井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从攻打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展到提出苏维埃道
路和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大
会上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游击区已占全国本部18省的四分之一，
中央苏区的固定领土比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领土面积之和大两倍；拥有正式红军35
万，游击武装60万以上。临时中央一到江西就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发展直接
革命形势，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且挥舞反对“罗明路线”和“右倾机
会主义”的棍子，打击苏区内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湘赣的王首道、谭启
龙，福建的罗明、张鼎丞、谭震林、军队的萧劲光等被撤职甚至判刑，中央政府财
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也被批判和撤职。这实际上就是以宗
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来保障“左”倾路线的推行。
　　第二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我到苏区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军队工作。第
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
己。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原因就在中央的指导者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
计，制订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当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
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面对
这样敌强我弱的事实，由博古主持的中央却宣布“游击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同强敌打正规战、阵地战，集中主力会战，他们的主观
主义已发展到何等地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我听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过正确的指示，李德和博古也置之不理。比如，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刚开
始，国际执委来电：“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在敌人的两翼采
取运动战。”1934年2月，我们正在进行阵地反击战时，国际又电示：“应该在那些
我们已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而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
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4年6月，国际又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对这些指示，博古和李德都充耳不闻。可
见，对不适合他们需要的国际指示，他们也并不是“忠实执行”的。
　　第三，不讲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最突出的是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本来，
中央已派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支持福建人民政
府，结果，因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不同意，竟不惜拆散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使
自己也陷于孤立。对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进步人士，在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下，
有的处置失当。福建有个傅柏翠，参加了红军，当过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在闽
西很有影响，后来怀疑他是社会民主党，他就跑了。解放后，一次我到福建去时，
见到了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跑？他说：怕杀头。又比如，红五军团，原来是冯玉
祥旧部的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编为第五军团。后来怀疑参与领导起义的第
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国是反革命，把他杀了。至于前期打AB团和“富田事变”，也错
杀了许多人。那时我还没有到苏区。
　　第四，是查田运动。把保护中农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
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斥责为“富农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
政策。在“加紧反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部分富裕中农，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
了社会关系，一部分地主富农逃离苏区。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苏区亲眼看到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干部到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伙人，竟认为这些同志不懂理论，
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懂得“国际路线”
的人身上。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先后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是，他们推
行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却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片
苏维埃区域丢掉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谁又是历史的罪人呢？
事实证明，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自以为是，照搬书本教条或外国的模式，不管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后只能
导致惨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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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3
第五章 长征（上）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
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
敌人踩确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
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
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
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
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
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
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省的长
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
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
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都，博古
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
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
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
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
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
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
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
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四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
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
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于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
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
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
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
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
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兔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
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
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
命令任粥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
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
“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i6、
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
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
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
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
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
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
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
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
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
“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
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范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
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
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
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
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
1石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
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
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
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
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
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
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
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
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
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
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
像溜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
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
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
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
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
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迅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
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
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
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石万
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市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
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
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
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
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
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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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3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于都的小街上。
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
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尾子”积攒起来的。今
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
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10个月了。在这期间，我
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
工作上也很协调。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
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人，我们只有3万多
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
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怒。
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
过于都河（即贡水）透迪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
挡红军南人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
第一道封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
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
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
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
兵3700多人，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
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
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亲译”的电报中说：
“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
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
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 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
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
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
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
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
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
击，相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风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我们只
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六十二
师一个旅已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
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圩等地西进。
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人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
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人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
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
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
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
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我们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
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
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线。”当日16时，军委电复我
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
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
以南通过。”
　　11月7、8两日，国民党军队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
第十五师及第十九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0日，大雨
倾盆，我们命令五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
敌；命令六师第十六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15公里处的
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
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
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
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门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人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
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
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
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六师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
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
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六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十五师到来，
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
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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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4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
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
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蟑，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
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
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
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
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
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
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
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
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
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
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
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
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人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
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
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
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
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
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
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
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饱弹，中正不敢吝予。”
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
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
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
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
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
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
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
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
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
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
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
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
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
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叨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
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
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
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
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
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
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
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
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
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
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
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
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
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
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
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
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
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
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
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
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
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
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
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
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
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
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
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
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
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
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
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
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
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
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
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
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
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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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5
转兵贵州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
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
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
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
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人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
脉海拔出二O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
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源。“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
利用对地形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
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包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
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
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
蒋介石颁发的“剿匪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滴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
人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人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
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
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
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
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
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
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
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
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D黔边
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
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
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一来，
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
了主动，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建
议。我们认为：红军到黔北新的战略区，川湘黔地区的敌情可能有以下变化：一是
在蒋介石直接组织下，川军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二是蒋的嫡系部队将有8至
10个师人川，在重庆、沪州沿长江上游设防，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三是湘
军将在湘黔边构成封锁线，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四是黔军将在我左右起钳制作用。
但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时间，目前敌军疲惫，又值冬荒，预计向我大举进攻的
时间“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后”。因此，建议军委抓住有利时机，渡过乌江，“首先
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岗、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
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主力可以在绥阳、桐梓遵义之间机动。
1935年元旦，中央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向遵义进军。在此之前，三军团已在12月D日占
领黄平，31日占领瓮安，1935年1月4日渡过清水江直奔乌江渡口。这时，两路追敌
中，湘军刘建绪的3个师经镇远向瓮安袭来，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转到贵阳附近，借
“追剿”红军之名，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攫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红军便趁此
时机北上，掩护军委纵队在1月6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l月9日上午9时，红军司令部进驻遵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军”被甩在乌江
以东和以南地区，没有来得及集中，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这是长
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黎平会议的
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
　　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
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
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
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
力和机动性。
　　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
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
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
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
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
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
　　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
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人黔后
长驱直人，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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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5
遵义会议的回顾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
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
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
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
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
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
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
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
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
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
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
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
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
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我和
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
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
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
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
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
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
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
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
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
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
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
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
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
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
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
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
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
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
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
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
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3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
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
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闻天同志的发言提
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
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
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
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
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
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
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
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
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
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
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
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
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
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
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
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
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
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思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换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
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
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
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
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
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
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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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6
　第六章 长征（下）


　　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一、红
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
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
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


　　　　　　　　　　　　　　四渡赤水前后


　　遵义会议前，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没有赶到黔北。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遵义
附近休息了将近半个月，部队进行了整编。遵义会议后，“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
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川军、黔军和滇军先后集中到川黔边地区，我们要迅
速跳出敌军的包围，移师北上。那时，准备从长江上游的沪州、宜宾间北渡，会合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军队中的几个四川
籍的同志高兴得很，刘伯承、聂荣臻都很赞成，特别是罗瑞卿、朱老总，在四川很
有影响，大家都希望进川，认为红军到那里去，再发展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渡江作战计划》，命令各军团集中到赤水河东
岸的赤水、土城地区，以便占领渡河点迅速抢渡长江。这时，川军刘湘害怕红军进
人四川，已调集12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在长江北岸设防。红军前有大江阻挡和川
军堵截，后有蒋军追击，面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及时调整了部署，在川黔交界地区
来回穿插，四次横渡赤水河，迷惑并调动敌军，终于奇迹般地突出重围，大踏步地
挥师入滇，渡过金沙江北上。
　　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
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
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
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
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
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
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擅完全不同。其中，作为长征中主要战
将之一的彭德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渡江作战计划下达后，三军团奉命以急行军赶到土城附近，当时，一军团已经
攻占土城，正向北面的赤水进发。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得悉后，立刻向土
城进击。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得知来敌是川军郭勋棋旅的4个团，随即命令彭、杨统一
指挥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第二师，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来犯之敌。28日拂晓，
我军向青扛坡敌正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3 小时的激战，突破了敌军阵地。川军一
个旅赶来增援。我军当时子弹很少，一个人只有20发，进攻受阻。这时，彭总发现
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
“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
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
夜空雪亮，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
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赶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
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上城之
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
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渡过赤水后，原来准备经过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到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
很快就发现各路追敌已逼近川南，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而红军在行军
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2月7日，彭总和我向军委建议：转向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扎
西（今威信），进行部队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当天作出《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发展的指示》。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
改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
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4个团，直属军团部
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因为袁国平同志病了，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任三军团
政治部主任，又派伍修权为副参谋长。11日，红军掉头东进，回师黔北，同黔军和
尾追而来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这是二渡赤水。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才半个月，突然回师，当时必须保守军事机密，很多指战员
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彭总对新到任的少奇同志说：部队普遍的情绪是不怕打仗
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脱离中央苏区后没有
根据地作战带来的极大困难。事实证明，彭总对部队的情绪把握得很准，同时也始
终深信指战员们的高度思想政治觉悟。
　　遵义战役是二渡赤水后发动的。3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样进军途中，从俘虏
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
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我
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
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军，
“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26日黎明，三军团第十三团跑步抢占娄山关口，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向关
口冲击的黔军；与此同时，一、三军团主力迂回到敌后，在黑神庙等地发起攻击，
黔军乱了阵脚，纷纷向遵义方向清退。我们得知遵义守军只有一个营，军心已极度
惊慌。第二天凌晨，我们命令三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沿盘山公路直逼遵义城。
遵义城以河为界有新城旧城之分。一、三军团协同先攻占没有城墙的新城。下午，
军团参谋长邓萍和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一起匍匐在河边的草丛中，观察攻打旧城
的地形，突然一颗流弹刚好击中邓参谋长的头部，伏在他身旁的张爱萍被溅得满身
是血。这位曾经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湘鄂赣苏区、坚持井冈山斗争、身经百战
的优秀指挥员，牺牲在遵义城外，这是三军团的重大损失。痛失战友的德怀同志，
命令怀着满腔悲愤的指战员们，连夜向遵义旧城发起猛攻，终于打开旧城，肃清残
敌，在28日晨再度攻克遵义。邓萍同志牺牲后，应军团部的请求，叶剑英同志接任
三军团参谋长。
　　这时，蒋介石急令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城，被我一、
三军团从两边夹击，大部被歼，残部向乌江溃退。
　　遵义战役中，红军在3天内连下桐样、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8个团、蒋军吴奇
伟两个师，缴获枪支1000以上，捉到2000多俘虏。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来取得
的最大一次胜利。指战员们走得那么苦，一下子打了个大胜仗，又是唱又是跳，两
三天不想睡觉，那股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敌军狼狈不堪。当时，我和彭总
站在娄山关石碑的坡上，但见那些俘虏早已把枪甩得远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垂头丧气地向指定的方向集中。吴奇伟呢？在突然遭到红军夹击时带了一个团仓皇
掉头渡过乌江，下令砍断浮桥的保险索，把1000多官兵甩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
虏。兵败如山倒，那时真看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扎西
整编后的4个整团，只有一个团仍能维持原来的编制，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到重庆督战。他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
图与萧、贺合股”，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
结合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3月4日，中革军
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为了免受
敌军的夹攻，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街、叙永地区。
这一来，又把蒋介石的近5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
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商地区决战。20日傍晚，前敌指挥部断然决定：
“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ZI日夜四渡赤水。5天之内，红军在赤水河两
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敌军甩在赤水河西。那确实是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
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
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
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谭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
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记得1月初，三军团北
上时曾在茶山关、桃子台渡过乌江，那里江面的宽度只有100至150米，如果利用沿
江的竹木架设浮桥，用4至6小时就可以架成。25日晚，我们将意见报告朱总司令，
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
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
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
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
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夜渡乌江。第M天，大军分3处架设浮
桥过乌江。蒋介石的四五十万重兵又被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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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6
疾进云南


　　过了乌江后，我们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迅速推进到贵阳东北地区。这时候，蒋
介石正在贵阳城内督战。3月24日，他从重庆飞抵贵阳时，在“训话”中宣称：“要
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怎么也
想不到，相隔不到10天，贵阳城外竟贴出红军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在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渡乌江北上后，贵阳地区只留下四个团的兵力，守备城防的不
足两个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急忙调滇军孙渡纵队兼程赶来，并且判
断红军可能向黔东的黄平、施秉推进，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新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
立刻部署湘、佳军在那个方向堵截，又调吴奇伟纵队向东疾进。4月7日，我前敌司
令部又一次作出完全出乎蒋介石意外的决定，命令三军团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引开
敌人，这个团推进到高贵阳只有15里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贵阳了；主力却乘隙从
贵阳、尤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迅速南进。“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只是
我佯攻部队的虚张声势。一时，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局面：敌军向东追，红军主力
却悄悄地朝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
　　10日，前敌司令部为了争取先机，摆脱孙渡和吴奇伟纵队，命令红军西进到贵
阳西南的广顺、长顺集结。彭总对此十分赞赏。我们仔细研究了西进的地形，认为
广顺以西30里，地势起伏，尚可作战；再往西直到北盘江畔，尽是峻峭的石山，同
敌军作战容易陷于对峙局面。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
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理由
是：平、盘两县是黔滇咽喉，四面都易出击，我军人滇后将推进改为疾进，回旋余
地更大，使敌难以封锁；而且，追敌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与地方有磨擦，他们离后
方越远困难越大，更易为我军战败。因此，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
我们往西甚至人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
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
　　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18日，三军团
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仁，人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
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24日，红军从贵
州进人云南省境。29日，中革军委发布北渡金沙江的指示时，我们已经过沾益，到
达寻甸。5月4日，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赶到军委指定的金沙江畔的洪门渡。9日，
在西边的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南重镇会理进发。
　　我们西进路上，因为黔滇两省的敌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守备地方的多是
民团，几十条枪，一打就跑，红军的士气越来越旺盛。打开一个县城，总有点东西
可以没收，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一到云南就好了，生活也大大地改
善了。特别是云南的地主，仓里藏的不是稻谷，而是大米，拿来一淘一煮就行；火
腿很多，用刀四面一切，只吃中间最精美的一块；宰了猪，中间挖两块最好的肉，
吃了就走，后面来的部队就有意见，因为留下来的肉都臭了。但那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急着赶路，哪有时间精心处理这些事啊！
　　敌人的地面部队赶不上我们，便派飞机来捣乱。4月底，我们进军到沾益县的白
水镇以东地区，突然来了7架敌机。那里是开阔地，四周没有遮掩物，田野上的麦子
也长得只有一尺多高。军号一吹，部队就地散开，各找各的地方隐蔽。我匍匐在一
个深坑里，头在里面，腿有一些露在外面，上面有一棵小树，身旁是两个侦察员。
突然一个炸弹开花，接着又是第二个……这时，我感到小腿上被什么东西捶了一下。
待敌机飞走后，我从坑里站起来，只见右肢的绑腿被打烂了，鲜血不停地从绑腿布
上渗出来工身旁的侦察员被弹片从背上穿过，再也没有站起来。我试着迈动右腿，
还可以，但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有人就喊：“政委负伤了！”“政委挂彩了！”尘
埃落定，彭德怀同志便带着担架队过来了。担架抬着我走不多远，敌机又来了，我
被抬进水沟里卧倒。这次敌机连续轰炸，我们因为地形不利伤亡了300多人，组织部
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刘志坚都负了伤。当天，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我开了刀，3块
弹片，取出了两块，另一块进得很深，只好留在肌肉里。碗口大的伤口，用灰锰氧
水洗一洗，塞点药棉，包扎后继续随军行动。当天下午，这个医生就跑掉了。这是
我从广昌战役后的第二次遇险。后来，战士们想出了新点子，在重机枪的枪筒前面，
加一个土制的十字架，敌机俯冲时对空射击，果然打下了两架敌机，一、三军团各
打下一架。我们审问被俘的飞行员，怎样找目标？他说：哪里马多就往哪里炸，因
为当官的才骑马！我们就和伍修权开玩笑，说他和李德暴露目标，因为李德骑的是
匹白马，特别显眼！在延安时，我请医生查一查，是否需要再开刀？医生说，弹片
已在肌肉里，开刀没意思。所以这块弹片至今留在我小腿里作为纪念，但伤疤已经
很小了。
　　我受伤后，伯钊突然来看我，令我喜出望外。离开中央苏区时，伯钊被编入中
央工作团，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30多位女同志在一起，领导人是董必武和徐
特立同志，随中央卫生部行动。一路上，她在行军队伍中前后奔走，做宣传鼓动工
作；到宿营地时，又到驻地群众中做社会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甚
至筹粮管伙食。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在湘江畔，
在老山界，都能听到她的歌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徐特立、成仿吾和伯钊
都被选为文教委员会委员。过了北盘江，中央纵队和我们会合了，但三军团急于向
云南进军，我们没有机会见面。这一次她为什么会那么快来三军团看我呢？伯钊说：
周副主席得知你们在空袭中损失比较大，立即派出了救护队，要她马上带着担架队，
前来参加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彭德怀同志说：“谢谢首长的关心。”接着风趣地
问：‘周副主席派你来还有别的原因吧？！”伯钊不好意思地说：“周副主席说，
尚昆同志也负了伤，要我代表他表示慰问，并帮助照看他。”彭总说：“这就对头
了，你赶紧去照看杨政委吧！”
　　见了伯钊，我当然高兴，对恩来同志的关怀十分感谢。我告诉伯钊受伤的经过，
指着伤口说：“伤势不重，已经处理好了；你来了正好，看看我们部队的情况，回
去报告军委首长，请他们放心。”当时，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都让伯钊留下来。我
说：“部队快要过金沙江了，各有各的任务。”伯钊说：“你们对老杨的照顾比我
好，我来看一看就放心了。我得回去。”说着，她就领着担架队回中央工作团去了。
　　伯钊第二次来看我是渡过金沙江以后，那是在会理城郊，部队正进行小休息，
准备攻城。她带着宣传队下炮兵团的连队教唱歌。彭总、叶参谋长和我正在研究攻
打会理城，见伯钊来到军团部，彭总打趣地问：“你的情报为啥这么准，一下子摸
到我们军团部来了？”伯钊看着我直笑，我只好向彭总“坦白”：伯钊刚好在军团
部对面的一个连队教唱歌，听到她的歌声，我便约她来了。彭总说：“那我就不
‘追究’了。”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包冰糖来招待客人。听说我们将要攻打会
理城，伯钊抓住机会对彭总说：“军团长，我请求参加打会理城一仗。”彭总说：
“我没有带过女兵，再说，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你要上火线，得请杨政委批准。”
我便替她央求说：“文艺兵也要体验一下真正的战斗生活，请你高抬贵手，批准她
的要求吧广彭总这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只准在指挥所观战，不准到前
沿去。”满足了伯钊的要求，她比什么都高兴。最后，彭总诙谐地说：“牛郎织女，
战地相会，有什么悄悄话，你们抓紧说吧。战斗一打响，可就没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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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6
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
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
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
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
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
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
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
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
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
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
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
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
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
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
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
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
“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
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
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
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
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
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
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
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
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
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
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
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
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
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
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
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
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
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
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
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
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
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
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
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
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
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
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
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
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
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
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
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
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
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
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
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
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
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
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
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
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
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
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
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
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人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
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
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
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
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
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
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
“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
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
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
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
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
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听’，
“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
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
事”。只有在leq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
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
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N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
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
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
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
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
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
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
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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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3:57
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


　　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于6月12日翻过夹金山。那个
雪山海拔高、空气稀薄，能过去全靠那时年轻体壮，吸一口气，慢慢走，还是过去
了。有的人例如林彪就过不去，头一天上到半山腰，他喘得不行，就下来了。第二
天是用担架把他抬过去的。翻过夹金山，便来到您功、两河口一带，同先期到达懋
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同志和我率领两个团在后面掩护红军主力和
中央纵队行进。18比我们完成掩护任务后，抵达懋功东南达维镇三军团驻地。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8个
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
剩两万多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
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毡包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
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连菜盒子都没有；这
主要是由于物资匾乏，当然，和彭总一贯艰苦朴素的治军作风也有关系。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一万多人的二、六军团
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3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
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革
命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
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
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懋功第一个见着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四方面
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
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两军会师后，军营里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问题就发生了，而且是战略方针
上的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中央认为，两军会合，总兵力10万，
这是伟大的胜利，红军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要北上击破已抵达阿坝一带的蒋军
胡宗南部，先机在阳江和嘉陵江之间站稳脚跟，再向甘肃推进。这是一个发展革命
的方针。张国焘的西进却相反。他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是失败了。革命
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川康地区人口
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不仅难以发展，并且缺少回旋余地。敌人
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你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
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
作为的方针。这种分歧，在会师前已经存在，而在会师后6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两河
口会议上便明朗化了。
　　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同志回来传达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会
上阐明北上的必要性，提出两军在统一指挥下攻打刚到达松潘的敌军胡宗南部，会
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勉强地表示
同意。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
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
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
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
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深刻根
源的，在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恼，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他这个人城府
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
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他对中央和军委攻打松潘的
战斗部署按兵不动，却在四方面军的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同志，攻击朱德总司令，
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
要重新开会。随着，就一步一步地进行分裂和夺权活动：
　　他先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军委设
常委，要政治局“速决迅行”。这分明是要挟中央。
　　同时，他又挑拨和拉拢中央红军的干部。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聂
荣臻和彭德怀两人吃饭。他知道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仗打得很苦，彭德怀在会理会
议上又受到点委屈，以为有隙可乘，便提出给三军团补充四个团的兵力，还让秘书
黄超送来几斤牛肉于、大米和二三百块光洋，说是给彭总“解决困难”。彭总一眼
就看穿了他的用意，说：“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后
来彭总多次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张国焘算
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这件事，彭向毛主席报告了。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
科时认识的，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
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
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辛苦，辛苦！”讲了些东拉西扯、
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
　　如果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开始，那么此后的两个月内，在政治
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便得寸进尺地进攻，酿成严重的党内危机。
　　那时，张国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
紧逼、向党要权。芦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打算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
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
的，周恩来同志就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会议决
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通知中重申：“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
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
同时决定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提出要成立前敌总指挥
部，会议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
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丧失了时机，敌情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已在岷江以西、
懋功以北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好放弃，
另订《夏桃战役计划》。红军北上只能穿过大草地了！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刻下令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这一来，各军团（包
括远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全部被切断，只能同他联系。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
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来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9名干
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
还不知道。
　　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
毛主席再次强调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会议拒绝增补9人为政治局
委员的要求，同意名单中的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使张国焘不可能在政治局中控制多数。同时决定陈昌浩接替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恢复一方面军总部，以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
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会议强调党对红军
的绝对领导。
　　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临走
前，毛主席对我说：“你本来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你去，顺理成章；你和陈昌
浩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点老关系。”在中山大学时，陈昌浩还是共青团员，我
当支部局委员，他是团支部委员。毛主席还叮嘱说：“你到那里，要强调一个‘韧’
字。”“你要做拉不断、扯不折的‘牛皮糖’，软不啦叽地富有韧性；切记不要当
玻璃，一敲就碎，一碰就破裂，那样就不好工作啦！”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向
接替我职务的李富春同志交代了工作，便带着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ito多干部，
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其中包括陆定一、李粥庭、徐梦秋等，秘书长是萧向荣。李
粥庭在中山大学时和傅钟是同学。徐梦秋后来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
长，被盛杀害了。这时，红军实际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陈昌浩当主任的总政治
部，一个是傅钟当主任的前敌政治部。两个政治部机构重叠，又住在一起，过草地
也随右路军走在一起。只是陈昌浩不理我们，我这个“牛皮糖”就天天到陈昌浩那
里去坐坐，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
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桃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
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
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
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
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
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
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张国焘主张到青海、宁夏、新疆是“危险的退却
方针”，希望他和右路军“并力东进”，勿再“坐失先机”。会议强调要进行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没有到会的张国焘等传达会议精神。为
了迅速占领洗河东岸的战略要地，会后，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
向班佑进发了。过草地，走得很艰苦。那里没有吃的。长征走了近一年了，大家的
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沼泽地带又不好走，弄得不好就陷了下去，就起不来，越活动
它越下沉，连牲口都是这样。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我们在潘州呆了半个月，
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
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
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
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
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
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
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
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停留在潘州的时候，右路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川西藏民地区打开一个往甘
肃走的缺口。右路军李先念同志的部队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团，使突破封锁线的口子
敞开了，时机很好，就等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和左路军迟迟不动，借口噶曲河涨
水，不能徒涉，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毫无效果。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
南下。来电由张国焘单独署名，这就是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并且要胁
持中央一起南下，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
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
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
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
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
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
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
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
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
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
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
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
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
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
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
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
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
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
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
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
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
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
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
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
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
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
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
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
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
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
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
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
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
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
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
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
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
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
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
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
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
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
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
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
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
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
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
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
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
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
“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
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
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
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
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
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
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
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
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
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
之苦。
　　9月12日，我们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今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前后，中央采
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二是，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
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
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同志，指出
“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
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
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
模范。”
　　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
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
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
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我记得，俄界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
个临时棚子里开的。居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小小的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
们管它叫“牛屎房子”。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
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
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
制着四方面军啊广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
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
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
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
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
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同志的哥哥曾中圣搞出来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鄂
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张国焘排挤后在四方面军中搞监听和破译的工作，作战
时能准确地掌握敌情（曾中圣后来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这就流传出许多关于张
国焘的“神话”，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不准说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张国焘还在底
下进行煽动，反对中央。如果不使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就宣
布开除张的党籍，只会把事弄糟。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
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却召
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
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甚至连伯钊的党籍也给开除了。后来，张国
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
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
设想。
　　毛主席给四方面军的临别留言是：一年以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这条路的！
这个预言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张国焘南下四川后，损兵折将，呆不下去。我们北上
的队伍，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西北建立了大本营。一年后，四方面军也北上
前来会合。
　　和四方面军暂时分手后，我们陕甘支队7000余人进人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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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0
第七章 建立西北大本营


　　在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央只通过了一个《关于张国焘同志的
错误的决定》，并且没有向下传达；对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也只作了个决
定，正式改编是在哈达铺进行的。因为军情紧急，会后部队继续北上。当时，北面
敌人的兵力比较弱，但必须经过天险腊子口。这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两边
是悬崖峭壁，只有中间极狭窄的一条小道可以通过，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一下就攻下这个要隘，打开了北上的门户。
　　过了腊子口，就到哈达铺，部队休息了几天。这里的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有东
西吃了。那一段路上我们实在饿得不行，整天想找东西吃。很多东西我都吃过，牛
皮鞋底也吃，皮带也吃，那些东西要烧柴火熬几道水，把硝熬掉，成为一块像油胶
那样的东西才能吃。有的人饿得不行，就偷牲口吃。到了哈达铺，后勤部的叶季壮
在那里找了一个地方办宴席，叫流水席。所有经过那里的干部，都进去吃一次，什
么红烧肉呀，锅盔呀，尽管吃。在每个人进去前，叶季壮都要说一句：’‘你少吃
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饿得太厉害了，一下吃得过量，就会把人撑死。不但是
人，牲口也一样。在当地找不到那么多草料，有的饲养员就把搞到的麦子、大米去
喂牲口。牲口也饿得不行，拼命吃，结果撑死了不少。锅盔是当地老百姓吃的一种
比较大而厚的烙饼。到了甘肃许多地方都有锅盔卖，每个战士身上又都有一二元钱
的津贴费，长征路上没有机会用，到了这里就都去买锅盔，背到背包上；差不多每
个战士都要背两三个锅盔，生怕以后还会有过草地那样的事情。大家实在是饿怕了。
　　在哈达铺休整时正式宣布陕甘支队的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
员。当时全支队只有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
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战斗部队缩编了，政治部也有所紧缩。当时名义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总政
治部，一个是陕甘支队政治部，这两个政治部实际上是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两个
政治部的主任都是王稼祥，副主任都是我。实际工作主要是我做，因为王稼祥病得
很厉害，难以坚持工作，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挺不过去了。当时派了一个医生专门
照顾他，这个医生名叫王斌，全国解放后曾任东北军医大学校长。我们又把前方缴
获的一些好东西以及后来张学良送的慰问品，如牛奶、罐头等给他送去，总算渡过
了危险期，身体慢慢地好一点了，但坚持正常工作仍有困难。所以，后来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以及渡黄河东征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时，总政治部就由我担
任主任，他不再兼主任了。
　　到哈达铺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到哪里去，因为对陕甘宁地区不熟悉。我
们的队伍中有一个贾拓夫，陕北人，是1934年从白区派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后参加了长征。他曾经讲过陕北有点游击队，但他已离开那
里好久了，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
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
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
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
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瓦窑堡在陕北算是个很大
的地方了，那里出炭。不过，同别的地方比就那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见到习仲
勋，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瓦窑堡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但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
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毛主席把
贾拓夫找来，问他陕北刘志丹和游击队的情况，并且任命他为白区工作部长，率领
先遣队去寻找。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
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
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
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清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
落脚点放在陕北。
　　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
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
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
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
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表同中央闹分裂的
事给大家讲清楚了。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森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
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
有红军和根据地，情绪普遍高涨起来。同时，进人甘肃以后，部队打过几个小的胜
仗，特别是在六盘山消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两个骑兵连，缴获100多匹战马，成立
了自己的骑兵侦察连，进一步振奋了士气。我们在过草地时，有的部队吃过马家骑
兵的亏，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骑兵。现在，我们自己有了骑兵，大家当然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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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1
落脚陕甘苏区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这里和俄界相距2000华里，已是陕甘苏
区了。我们把同地方党取得联系后了解到的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
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
年的长征胜利地结束了。
　　我们刚到陕甘苏区，敌人的骑兵也跟着追来了。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在
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
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
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
　　吴起镇一带深沟断崖，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地貌。从高处往远方看去，只见一
道又一道的深沟，沟与沟之间是小块平地，当地称作源；再过去又是深沟。在这样
的地区作战，不利于骑兵活动，而有利于我军埋伏。再加上已经到了苏区，士气高
涨。打这一仗，无论天时、地利、人心，都对我们有利。彭德怀同志在前面指挥作
战。战斗开始后，我们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观看作战情况。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
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有多久，
传令兵来报告说，已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营，主力正在追击敌军，可见作战相当顺利。
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源上走的时候，用伏
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敌人在深沟里，逃也逃不了。据统计，这
次战斗共击溃敌军3个骑兵团2000余人，俘虏敌军约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使
敌军一时间不敢再来侵扰。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毛主席十分高兴，写下了那首很
有名的六言诗，赠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前两句是讲战场地貌和我军的英勇气概，后两句是称赞彭德怀。后来，彭德怀
同志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作短暂休整后，因为知道当地苏区主要负责人正在下寺湾开
会，我们就经保安向下寺湾前进。还没有到下寺湾，他们已经派部队来接我们了。
在下寺湾，我们见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和副书记郭洪涛；也知道了当地的红军
主力是红十五军团，这是由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甘后，同当地的红
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原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分任十五军团
军团长和政委。这时徐海东他们正在郴县（今富县）西南指挥作战。
　　对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同志，我过去不认识；但是，当时在陕北任西北军事委
员会主席的聂洪钧我们是认识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很熟悉，因为他原来是中
央苏区的干部，以后经过上海的临时中央调出来到北方局，北方局又把他派到陕甘
苏区，成了当地的军委主席。我们来这里前，当地的肃反“左”得很厉害，把刘志
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刘志丹被捕前是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被抓的过程很特别。那次，他正在去
十五军团部开会的路上，碰到了几个骑着马由西北军委派往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
通讯员看他是首长的样子，有几匹马而且也是去十五军团部的，就把信交给他。他
一看，内容是西北军委要十五军团保卫部去抓刘志丹。刘志丹十分镇静，把信重新
封好，让通讯员仍把信送到军团部，他自己直接到在瓦窑堡的西北军委，说，你们
要抓我，我就来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那封信，
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八十一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
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
甘苏区就完了。后来，我们见到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
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那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
左”的肃反错误，就不可能把全苏区党政军民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粉碎敌人的“围
剿”。因此，毛主席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同时，成立了以国家保卫局
局长王首道为首，并有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 5人工作组，对被
捕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在下寺湾，中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
德怀为副主席，成员还有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共 9
人，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
队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
三团。红十五军团，仍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和
八十一3个师，另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共一万余人。在这次改编中，彭德怀同志
又一次表现出顾全大局的优秀品格。当时，一军团人多一点，三军团人少一点。他
主动提出取消三军团，改编成一个师，合并到一军团去，就是第四师，由一军团调
来的陈光任师长，原三军团的彭雪枫任政治委员。东征时，一军团的第一、第十三
团又合编为第一师；在瓦窑堡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由周恩来兼
主任。
　　我们在下寺湾时，徐海东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十五军团的军团部设在甘泉南面
的道住铺。当我们到达军团部时，徐海东已从战地赶回。他是红军中的一员虎将，
窑工出身。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后，他率部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家里
的人大多被国民党杀害了；1935年率部转战到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师。他原是红四
方面军的人。当然很关心四方面军主力的情况。其他同志也问：为什么四方面军没
有一起来啊，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来啊？所以，同十五军团会师前，毛主席嘱咐我们，
先不要对十五军团的同志讲张国焘的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他就问我张国焘的
情况，我只好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后毛主席会对你讲的。程子华和我们原来相识，
他是从中央苏区调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也来问张国焘的情况，也由毛主席直接同
他讲。毛主席怕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对张国焘的问题一下子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
不是马上把分裂的全部情况告诉他们，而是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过程，慢慢了解真
相。对陕甘苏区一些同志，在纠正他们肃反的错误时，也很注意工作方法，不是简
单从事。记得开始时有那么几个月，陕北原来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布告的时候，
下面的署名是主席聂洪钧，副主席周恩来。我们看了这样的署名都觉得非常好笑，
周恩来怎么成了聂洪钧的副手？同时也深深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
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不久，刘志丹等人放出来了，任命刘志丹
为新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也不责怪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大家也就团结起
来了。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
们调整了对陕甘苏区“围剿”的部署，东西对进，企图把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歼
灭在洛水和葫芦河之间。敌军兵力3倍于红军，但会师后，红军实力增强了，士气提
高了，5天内直罗镇一仗，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抓了5000多俘虏，缴获大量军用
物资，粉碎了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说，这是为党中央在西北建立
全国革命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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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1
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


　　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
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与别的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根据蒋
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从东三省退到关内。他同日本人有国仇家
恨，有较强的抗日愿望，因而对“剿共”并不积极。杨虎城更是早就同共产党有联
系，有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对“剿共”也不积极。中央一到陕北，十分重视对东
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
任书记。这时，日本人策划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民族
危机愈加严重了。爱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
歌声，就是在这一年唱出来的。
　　由于东北军的驻地和陕甘苏区靠得比较近，红军同他们打过几仗，抓到一些俘
虏。会师前，徐海东率领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打过两仗，俘虏了好几千人，其中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
福源，后来在沟通我们同张学良的联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
虏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给他们讲东北沦陷后的情况，演文娱节目，唱《流浪三部
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
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
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
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
高得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
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为脖子上有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
猛，十五军团同他那个团作战时伤亡较大，所以，徐海东对他很恼火。高被俘后，
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以后一直关在那里，因为忙于作战，来不及处理。中央到
瓦窑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来审问，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当时，彭德怀
同志和我带领部队驻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
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接着，把高福源送到我们那儿。高福源一到我们驻地，彭德怀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
住在一起。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大一个司令，会跟他住在一起。彭总还交代我
们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谈过多次话，周桓更是天天陪着他。
　　那时，红军包围甘泉已经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个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
里面驻有东北军一个团，由一个叫张文清的师参谋长在那里指挥。我们希望他们能
主动撤出，就让高福源爬到城墙边坟堆后去喊话。他连话筒也没有，就说我是高福
源，要那个哨兵把师参谋长叫出来。这位师参谋长认识高福源。高福源就说，红军
希望同我们联合，打回老家去。那个参谋长说：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枪
顶着哩，你要谈，明天进城来谈好不好？高福源回来向彭德怀报告。他说我可以去，
只要你们同意。我们说：他万一把你扣起来怎么办？高福源说：他不会，我还要回
来给你彭总司令报告谈的结果，请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张文清
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带一个红军干部来谈判。我们就派周
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时，杀了猪，准备了粮食、烟酒等物品，上面写着“打回老
家去”等标语一起带去。因为甘泉被围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买不到，食品供应已
中断好久了。在谈判中，张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张学良报告。那时，城里有东北
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电台。他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见他。并
且让红军派一个人来。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见王以哲，商定红军与他建立电台联
系。后来，又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过了不久，我们忽然收到王以哲的来电说，张
学良希望近期在延安会见周恩来。这样，党中央同张学良的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在甘泉被我们包围的东北军准备撤走，走的时候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欢送。
　　对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也很见成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的部
队中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的南汉辰也是共产党员。那时，
我们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他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取得
了一致意见。但是，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曲折。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
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
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
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
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
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
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
军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杀掉的。当时，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战，对
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也不了解争取东北军的重要意义，
抓住了敌军的大官，就自作主张地杀掉了。也有的同志因亲属、战友、乡亲被国民
党残酷地杀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虏身上。在王明“左”的错误统治时，做兵运
工作只能做下层工作，不能做上层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军官的工作。后来，
钉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转变。党中央把统战工作做到张学良、杨虎城头上去，过去谁
敢呀？杀俘虏的虽然是少数部队、少数人的行为，但影响很不好，不符合党的政策，
中央做了许多工作，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
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央在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同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开
始打通。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但日本人的侵略野
心却漫无止境，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着手对
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派人同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试探。
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亲信陈立夫。陈一面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同王明、康生等
人都认识，这些人当时都在莫斯科。后来，驻国际代表团就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
央汇报。另一面，陈立夫又派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市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曾通过
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双方初步会商后，地下党派
党员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双方会商情况及国民党当局希望同
中共谈判的要求。
　　那时，毛主席正率部东征在山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听取张子华、董
健吾汇报后，就赶到前线同毛主席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听了他们的介
绍后说：方针是继续积极联络。同时，决定周恩来同志准备出去同国民党谈判。8月，
潘汉年回国后也辗转来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央已从瓦窑堡转到保安。不
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来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合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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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2
　渡黄河东征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在中
华民族存亡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
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精神的《八一宣言》和电报密码本从莫斯科回
来。会议分析了形势，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确定了扩大
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那时我们还在保安一带的山沟里，没有占领延安，在讨
论中，大家觉得陕甘根据地的面积大小，人口也很少。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师后已
有一万多人，粮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当地没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时，
听说四方面军也快要出来了，陕甘根据地养不起这许多军队，必须发展根据地。向
哪儿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绥德有阎锡山的两个师，西面和南面是中央军和张
学良的部队，我们顶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发展，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
面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
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
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
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但是，
毛主席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以巩固
求发展，而只能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主席说服了大家，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
征。
　　那时候讨论问题很民主。东征一提出来后，就征求意见，要大家把困难都摆出
来。
　　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过湘江、
大渡河、金沙江、乌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
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河对面的阎锡山部队是怎么布防的？
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
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
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
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
　　毛主席对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动摇的，准备工作也考虑得很细致。为了弄清情况，
他派彭德怀、林彪分头到前方去调查，查清这些问题。他们依靠群众，派侦察兵，
坐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了河东的敌情。他们回来汇报，认
为渡河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同时，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不强，过河没有问题。但
是，对回不回得来的问题，大家的争论仍很激烈。彭德怀也有点顾虑，他和毛主席
共同研究怎样保证部队能回得来的作战方案。毛主席说，他不能保证回得来，但只
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保过河部队
不同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河西，毛主席还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
给在保安的周恩来发电报，要他亲自到黄河边的清涧县驻地来统一指挥二十八军等，
在沿河东西两岸各七八个县的长线上，发动群众，拆毁敌人的堡垒，保持渡河点，
保障前后方运输畅通。这样，2月18日就正式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
　　东征时，红一方面军使用的名称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主席是政委，
彭德怀是司令员；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我。渡河前，毛主席先到黄河边，
叫叶剑英和我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政委。
　　1936年2月20日傍晚，红一、红十五军团在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这两个渡口
分头强渡黄河。当时，黄河解冻不久，河边上还有一点冰渣子。阎锡山没有估计到
我们会突然过河，他的河防部队很松，所以渡河很顺利，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晋
军100多里路的防线突破了，并且包围了石楼县城。
　　红军一过河，阎锡山急忙调集十四个团的兵力，分四个纵队前来反扑。开始时
我们胃口很大，想一下子把它都歼灭掉，结果不行。这时毛主席在石楼县的大麦郊
一带指挥，就决定分兵游击。一军团南下向洪洞、赵城，一直打到侯马北面。程子
华率领十五军团向北打到太原附近的晋打，然后转战晋西北。一路上不进县城，只
在乡镇、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筹款，扩兵。到了山西，有地主土豪可以没收，
有东西可以吃，比陕甘苏区好得多。原来想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
蒙古的边境地区。这时，阎锡山慌了手脚。多少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把手伸进山西，
总受到阎锡山的抵制。这一次阎主动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刻乘虚而人。
调集10个师入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指挥。红军面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去
河北已不可能，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不大，决定回师陕甘。先逐步收缩兵力于晋西，
5月5日全部顺利地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地区，胜利结束了东征战役。最可惜的是
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牺牲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是很有感情的。他的牺牲是红军的
重大损失。
　　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
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
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
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
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
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
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地区，
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人延
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
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
　　回师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于部会议进行总结，会
议开了十几天，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地，十五军团一地；一军团又分成两地讨论。
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突出的事例是批评一军团的本位主义。一军团在洪洞、赵城一带扩兵
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
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
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每个会
场都去了，听后作了个结论，批评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出来承担责任，说他是政
委，没把好舵，应该由他负责，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原三军团的同志在会上也有些
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同时，在三军团改编成一军团的第四师时，
政治委员是彭雪枫，把原一军团的陈光调来当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
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在会上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开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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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2
挥师西征


　　在大相寺会议上还进行了西征的动员，组织了西征军，经陕北的三边地区和陇
东的环县等地，向宁夏方向推进，由红一、红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
共1．3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什么要西征呢？主要的考虑是要扩大陕
甘宁根据地。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向东发展受阻后，西部北
侧的三边、环县一带直到宁夏的马鸿见马鸿宾部兵力较为薄弱，又可以避开同东北
军和十七路军作战，是最适当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伺机向北打通与苏联、蒙
古的联系，以便取得必要的物资援助；向南策应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为三大主
力红军会师创造条件。
　　当时，共产国际的确也想在物资方面给我们援助。张浩回来时，带来过共产国
际的这个信息。原来准备把援助物资运到蒙古。所以，我们对内蒙古靠近宁夏的一
个叫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占领了这个地方，再北上就可以
到蒙古边境去取得国际援助我们的物资。但从那里到蒙古要经过沙漠，交通很不方
便。这批援助物资在蒙古沙漠等了好久，但我们没有能打通过去。后来，国际又把
援助物资改运到新疆。国民党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原来在政治上表示亲苏，但这时
苏联得到情报，他快要转向反苏了。所以，没敢把物资直接运到新疆，怕被盛世才
没收，只运到靠近新疆的苏联境内的沙漠地区，等了两个星期，后来就撤到阿拉木
图。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和见证人是陈云和膝代远两人。
　　中央曾经把国际准备援助我们的事向张国秦通报，他一心想抢先过去接收这批
物资。按照他的想法，四方面军渡黄河北去，二方面军在黄河以南，一方面军留在
陕北。这样，三个方面军就形成了犄角之势。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主张同一方
面军“会而不合’。所以，他一直想抢先渡河。他有过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
也怕同中央会合。后来经过中央制止，才不得不按中央提出的战略计划行动，三军
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即将回师甘南的胡宗南部。
　　在西征军出发的同时，中央决定开办中国红军大学，又叫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任命林彪当校长，他既是校长，又是学员，一时离开了一军团。训练高级干部的叫
高级科，又称一部，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原来的红军学校改成红大的上级科，又叫
二部，训练师、团级干部。彭雪枫就是在二部受训后被派到阎锡山那里搞统战工作
的；张震当时也是二部学员。还有一个步校，改称红大普通科，又称三部，训练团
以下干部。红大第一期3个科共1000多人，在瓦窑堡开学，我是一部、二部的教员，
以后红大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东线的陕北一带力量比较薄弱。6月初，国民党在太
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西渡
黄河向陕北苏区进攻，驻在苏区南面的东北军也不得不奉命北上。根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瓦窑堡是守不住的，准备主动撤走。既然要走，与其让汤恩伯的部队来占领，
不如交给张学良，这样，他也好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因此，退出瓦窑堡前叶剑
英同东北军前线部队一个师长在阵地上见了面，告诉他我们准备主动撤走，但你得
等我们几天，他同意了。没想到，一天傍晚，驻在附近的一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高
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两个营大约800人，突然前来袭击。这种部队同土匪没有什么区
别。那时，驻瓦窑堡的红军大部分都已撤走，只有红军大学还留下几百人。红大学
员打仗都很有经验，碰到这种情况，他们马上上山，占领制高点。可是，那股国民
党部队在川里，你在山上反而打不到他们。他们就一直往瓦窑堡城里钻进来。我和
林彪、罗瑞卿几个人在城墙上看着敌人冲来，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正在睡觉，
周恩来同志身边也没有兵。幸好还埋伏着一个连，就靠他们抵挡了一下。我们就把
毛主席叫起来，匆忙地撤出瓦窑堡。我没有弄到马骑，周恩来看到后，大声嚷道你
们哪个给杨副主任一匹马呀！可是，那时乱糟糟地谁也顾不上，我就一口气走了15
里路，非常狼狈。就这样从瓦窑堡撤到保安。东北军前线部队对这件事也很不满意，
说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
方部队钻了空子。
　　到8月上旬，西征军已经给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很大的打击，开辟了纵横
各400多里地的新根据地。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甘肃南部前进。西征军主力
就在豫旺、洪德一带休整，准备迎接并同二、四方面军会合。10月，红军三大主力
终于胜利会师。张国焘南下碰壁后果然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最后还是北上了。三
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退胡宗南军的进攻，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三个方面军协同，在
山城堡打了一仗，歼敌一个多旅。这是红军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
仗，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
　　三军会师时，中央在保安，毛主席派周恩来同志去把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接来，
要我也去。因为一、四方面军一年前在四川会师时成立了一个总政治部，陈昌浩是
主任，我是副主任，也应该去接他们。临走前，我向毛主席请示，还有什么事要交
代。主席嘱咐我说：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
他知道我与张国焘过去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比较熟。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处理张国
焘的问题很谨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对张国毒的面目还没有认识清楚。直
到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会的时候，我带领军队的代表团从三原去参加会
议，成员包括贺总、聂总等。会前，毛主席把我们找去嘱咐我们去看望张国焘，并
且一定要叫他张主席，因为他这时已确定做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许多人
都不很理解毛主席在对待张国烹问题上的一番苦心，连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
不理解。比如有这么一件事：在党中央迁人延安以后，红军大学的同志开会批评张
国焘的错误，罗瑞卿当时是红大教育长，会议由他主持。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几位
学员误认为是一方面军干部来“审讯”四方面军干部，要拖枪出走。罗瑞卿没有向
毛主席报告，就在红大开会斗争他们几个人。毛主席知道了，把罗瑞卿找去，狠狠
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命令他立刻停止斗争，决不能这样干；又亲自去许世友等人
那里，看望他们，把他们放出来，给他们讲道理，说明张国秦不能代表四方面军，
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同对其他红军的态度是一样的；同时指出，你们几个人跑出去能
干什么呢？应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干革命，说得许世友等人心服口服，所以后来许
世友同志对毛主席一直怀着很深的感情。毛主席这样做，不是对张国带的错误让步，
而是为了维护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个大问题。
　　三大主力会师时，我们同张学良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好了，他把东北军占的一些
地方主动让给他们，庆阳是他让的，后来延安、洛川、挪县等地方也都是他让的。
当时，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
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
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
蒋介石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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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2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集结在甘肃的洪德与宁夏的盐池间，准备再次打击胡宗
南部。我正在十五军团，接到总部的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并要我马上回去。
消息传开后，军营内外一片欢腾，普遍情绪是要求杀掉蒋介石。当时各方面的情况
还不很清楚，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张、杨的行动是逼蒋抗日，有革命意义。
　　紧接着，根据张学良来电的要求，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去，协助张、
杨共商大计，处理事变后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并且建立了电台联系。当时中央集
中考虑的是3个问题：一是如何向张、杨解释苏联《真理报》社论的问题。因为苏方
对事变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国会发生内战，所以《真理报》指责张。杨是受日本操
纵，搞政治阴谋。我们只能如实地对张、杨说：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发的
社论，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究竟是杀还是放。开始
有不少人主张杀，张国案表现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张杀的。但是，经过
研究，这时潘汉年又从上海发来电报，说南京的亲日派很嚣张。中央决定要和平解
决。第三是，调整红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结成“三位一
体”。红军除留一部在北线继续监视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经庆阳、西峰镇，集中
到咸阳，东北军和西北军集中在临像渭南间，三者互相呼应，摆开阵势，以备迎击
从东面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
　　当时西安的情况十分复杂。张、杨虽在捉蒋及联共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
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情况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豪爽，有侠义气概。在当地，东北
军是主力，他的意见往往对事情起决定作用。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他
很尊重周恩来，但他力量比较小，同东北军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生怕被张学良吃
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战、主和各种意见也很分歧。张学良放蒋时随蒋去南
京后被扣，西安群龙无首，更是乱得很。那时，红军总部在云阳，周恩来同志经常
在西安、云阳间来往，有些事情需要红军协助的，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办。比如，被
东北军开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我们就收留下来，加以训练，有的训练
后再回去。我们还做杨虎城军队的工作，主要对象是赵寿山，他的部队当时也驻在
三原，我们同他的关系很好。
　　东北军里有两个受到张学良重用的年轻人。一个叫应德田，是张学良的政治秘
书，后来任政治处处长2一个叫孙铭九，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抓到蒋介石的那个营长，
后来任卫队团团长。他们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
留后，东北军中少壮派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少壮派不顾大局把第六十七军军
长王以哲打死，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极大不满。两个人在东北军中呆不住了，跑到
云阳红军总部来。他们见了面就骂红军，说你们出卖了张学良。在那种情况下，我
们先以礼相待，耐心地说明抗日联蒋的重要性；向他们解释张学良陪蒋介石去南京
以前没有同我们商量过。彭德怀和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住了一个
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国解放后，他们两人到北京来，见到我们，表示很惭愧。
这两个人现在都已去世。
　　从陕甘支队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统一战线，终于打开了原来的孤
立局面，建立起一块比较大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了。美国
记者斯诺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陕甘苏区的，他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
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红军当时按照张国焘的主张
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战爆发时，红军还在四川和西康的边界地区，即使没有被
国民党军队消灭或者饿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线，迅速壮大实力，开辟广大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
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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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3
　　 第八章 开辟华北敌后工作


　　1937年5月，我正在延安参加苏区党代会，毛主席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北方
局，要我尽快交接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央在华北地区的派出机关。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都丧失了，但在华北还保留下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
津。1935年6月，在河北省委的基础上重建了北方局。1936年3月，刘少奇同志作为
中共中央代表，化名胡服，到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白区党长
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大力加以纠正。他以K．V等笔名，在党内
刊物《火线》上写了不少文章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他还以陶尚行、莫文华等笔名，
在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很大，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
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党内长期没有认识到或不敢承认的一个问
题，就是过去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
主义的错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需要有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勇气；但也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真正克服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瘤疾。毛主席充分肯定少奇
同志的意见，高度评价了他在白区工作中的贡献，所以，后来称他是白区工作中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的这些工作，为以后北方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太原起步


　　我回到云阳镇向政治部交代了工作后，随少奇同志去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
办事处。这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少奇同志要我和张苏一起去北平，把一批民先
队的干部转移出来。但走到保定，因为日本飞机轰炸，交通断绝，无法通过，只能
折回郑州，转道去太原。那时少奇同志已经到达太原，他是北方局书记，我是副书
记，彭真是组织部长，朱瑞是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是宣传部长，林枫是少
奇同志的秘书。我们大家都住在太原的成成中学里，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地下党员刘
塘如同志。少奇同志另外住在一处租来的民房中，他不大公开出面活动。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在太原，同各方面进行联络，做上层统战工作。他
同我们住在一起，白天在外面活动，晚上回来就找我们说一说新的情况。恩来同志
在国民党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要求会见他，称他为“周先生”。当时，
在山西、河北的重要统战对象，除阎锡山外，还有黄绍兹、卫立煌等。思来同志到
太原比较早，是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准备的。在卢沟桥事变前，我们就同阎锡
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太原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办事机构，这时已公开称八路军驻太
原办事处，也设在成成中学里，由彭雪枫领导，张震也在那儿。北方局在成成中学
的东院，恩来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在西院。
　　彭德怀同志是洛川会议结束后在9月初跟恩来同志一起到太原的。9月21日，朱
老总、任弼时和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总部也来到山西，路过太原到五台山去。因为
我在军队中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军队中的许多同志我都认识，他们路过太原时也见
了面。但总的说，当时北方局与人路军总部的联系并不密切。八路军总部去五台后，
任弼时等同志在太原停留过几天。彼此有一些来往，交流情况，共同分析时局。当
时我们最迫切的是向八路军总部要军事干部，记得总部先后给了十几个军事干部，
其中7个给了薄一波，后来成为他组织山西新军的骨干；另外几个军事干部分配到冀
南宋任穷那里。
　　在太原这个时期，成成中学是大家交往的一个中心。大家对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同时搞好上层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准备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基
本任务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统一战线工作怎么做，对形势怎么分析，有时也有不
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彼此关系仍很好，很团结，这是当时的一种好风
气。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本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
的指示》，这是任迅时起草的，其中也就反映了太原时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与少奇
同志对形势分析的不同意见。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
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为好；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恩
来同志认为应当照顾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则说少奇同志是“民族失败主义”。他
在写这个小册子时，就把这种分歧写了进去，说：“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
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毛主席看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
少奇同志比较接近，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的。因此，一见军分会的小册子，他就火
了。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
望停止传达。” 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文件的大方针错了。后来，毛主席在193
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说明：“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
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
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可见问题在于“民族失败主义” 的提法和它
是否针对中央这两点上。
　　虽然少奇同志那时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也有过不一致的地方，比如，
少奇与恩来同志在太原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条件成熟了，北方
局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刊，你为什么
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由于大敌当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这
些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在敌后建立政权。这是少奇同志提出
来的，大家都同意。那时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县长大多跑了，各地的旧政权垮
了。我们就在这些地方成立县委，委任县长。在山西起初委的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干
部，基本上是共产党员，有一二十个，以后阎锡山只好承认。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
期，起初行政区划不很规范，相互穿插，后来才分成太岳、太行、晋西北及晋察冀
四大块。
　　晋察冀根据地是聂荣臻同志率领一一五师开辟的。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打胜后，
穿着日军的大衣，骑着日本洋马，经过阎锡山军队一个团部，哨兵以为是日本鬼子，
开枪把他打伤了。他就回后方休养。所以，中央把彭真同志从太原派到晋察冀去，
担任区党委书记，后来改为晋察冀分局。
　　北方局的任务，着重在领导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工作方面，还领导着薄一波为首
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太原时期，它的主要工作有这么几件：一，分配一批批干
部到各抗日根据地去。他们中包括：从平津等地撤到山西的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从
各地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被打散而隐伏下来的地下党员，还有从中央
和八路军调来的军事干部、地方于部等。其中，第一批是去晋察冀的，由黄敬带队。
二，联络各地原有党组织，发展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山西省委和牺盟会。此外，
河北、河南。山东、绥蒙都有人来联系，又成立了绥蒙工委、河北省委、山东省委、
河南省委。这些省委、工委同北方局就有联系，这时先后建立起各级党委，发展党
组织。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八路军的深人敌后，各地游击队发
展很快，成成中学的师生也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开到交城一带活动。四，配合周恩
来搞上层统战工作。北方局同阎锡山的联系主要通过薄一波等同志来做。当时山西
省党的工作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张友清负责的山西省委，开始叫山西工委，后来叫
省委；另一个是由薄一波领导的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
知、周仲英组成。这两个系统，都受北方局领导。公开工作的系统同山西地方实力
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那就是根据党的指示，以抗日活动家的
身份去与阎锡山合作，帮助他开展工作。薄一波他们很聪明，巧妙地把党的口号变
成阎锡山愿意采用的口号，利用合法条件发展进步势力。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定，成立一个“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任务是在雁北战地13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动员新兵上前线，起着临
时政权的作用。主任是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程子华同志去了，
邓小平同志去了，八路军政治部许多同志也去了。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
对推动山西、河北一部分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
题是扩军，战动会成立后一下子招了五六千新兵，共产党和八路军威望很高，阎锡
山招不到兵，战动会却能招到。招到后分了一部分新兵给阎锡山。所以，阎锡山最
初对战动会也很感兴趣，后来又下令取消了。创办战动会是件好事，但延安整风时
有人“清算”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投降机构，并追查责任，追到刘少奇、周恩来两
人，最后把这个责任全落到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头上。这当然是不公正的。
　　除了做阎锡山的工作外，北方局还派了很多人出去同各地上层人士进行联络。
比如东北军的工作仍在继续做，派了一个联络员，专门和他们联络。河南有个张珍，
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伐后投身程潜部下，是河南人。那时他在豫北任师长，办兵
役训练班，要共产党派人去帮助他。少奇和恩来同志商量后就把朱瑞派了去，因为
朱在苏联学过军事。此外，把马国瑞、王从吾派到河北，把黎玉派到山东。韩复第
那时也请一些进步人士到他那里工作，张友渔同志就是我们派去的。山东还有一个
范筑先，是个中学校长，地方绅士，很爱国。韩复第退走后，他不肯退，组织学生
和当地老百姓在聊城抵抗日军。我们也派人去帮助他。绥蒙我们也派了人。那时华
北的形势是不错的，需要联络的对象和地方很多，可惜联络的条件很差，没有近代
通讯工具，惟一的办法就是派联络员，那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这种局面，
说明白区党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地损失了，根子还在，还有
基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在一定条件下，各地党组织又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不久，共产党就成为华北的第一大党。
　　太原时期是华北敌后工作的创建时期，创建并不是等战争缓和了才开始，而是
在战争中间创建，主要靠军队。那时国民党正规军大踏步后退，八路军大踏步向敌
后前进。当地旧政权垮了，没有什么磨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力量不够，如
果力量再大一些，可以发展得更好。各个地方只要去点军队，去点干部，就可以搞
起来。所以，我们那时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是发展军队，
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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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3
发展山西新派


　　山西新派，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与阎锡山合作而发
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指抗战爆发前夕改组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
会）；抗战初期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简称工卫队，后成立工卫旅）。它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党领
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它们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戴着山西帽子，做进步的、
抗日的工作。因为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些组织和武装的成员中也包括一部分
阎锡山的旧势力。例如，牺盟会的总干事是阎锡山的表任也是他的亲信梁化之，但
实权掌握在薄一波他们手中，薄的职务是副总干事。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人最初大多
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但政治委员大都是由以牺盟会面目出现的共产党员，他们
权力极大，一切问题由政委作最后决定。直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对新军决死
队的晋西南事变后才把决死队中的旧军官清洗出去。
　　梁化之这个人物很重要，当时他在山西的权力很大。少奇同志见过他，我也见
过他。我们在太原主要是跟梁化之打交道，告诉他我们共产党有个北方局机关在太
原，是帮助你们做抗战工作的，搞抗日的群众工作。我们不干涉你们山西的事情，
不挖你们的墙角。希望彼此能真诚地合作抗战。阎锡山对于抗日群众运动是有顾虑
的，他认为“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共产党可以利用；“群众发动起来是个乱子”，
他管不了啦。但当时他没有力量保卫山西，只好接受我们的帮助。
　　同阎锡山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
　　北方局在太原时期，牺盟会的工作主要由我分管。当时，有一个秘密党员在阎
锡山那里做局长，管军服。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碰头，少奇同志有时也去，我和省
委张友清也去，薄一波去得最多，有时我们一起办公，交流情况，研究问题。那时，
少奇同志有个意见：凡是有牺盟会的地方，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胸前挂一个牺
盟会的徽章，有了这个牌牌，警察就不敢惹我们，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地下党
的同志开始时不理解，少奇同志说服了他们。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军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时，阎锡山的旧军在作战
中溃不成军，他有建立一支新军的想法。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知道这个情
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因为阎锡山有个兵工厂、有枪，这是成立新军的有利条
件。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空袭警报时，商量了这个问题。他说成立新军
的事，阎锡山找他谈了。我问他，由你们来搞新军行不行？他说行！我就和他研究
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选，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酉青年抗敌决死队。
　　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
奇同志就当即决定：可以。那时，彭真已被派到晋察冀，朱瑞去了河南新乡，李大
章也走了。所以，研究问题无所谓开会，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两个人商量。那时也有
一个顾虑：薄一波本来在阎锡山身边，阎锡山讨论什么事，我们的信息很灵通。如
果要搞新军，薄一波就得离开阎的身边，我们的“情报”来源也就断了，怎么办？
我又找一波商量。他说：没关系，现在阎锡山那里乱哄哄的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
他希望我赶快帮他把新军和政权搞起来，巩固起来，好像山西仍旧是他的，就放心
了。这样，薄就离开阎的身边先搞起一个决死总队（团），并由间委任为山西第三
区专员公署（太岳地区）专员。以后，决死队一共编了4个纵队，薄一波是第一纵队
政委，第二、三、四纵队的政委分别是张文昂、戎子和及雷任民，分别在晋西南、
太行、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先后派了十几个营级干部去，帮他们建立军队，学打仗。
4个纵队中，第一纵队最大。薄一波的地位很特殊，在山酉除晋察冀以外的另外3个
专署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他这个专员成了维系各专员公署和领导决死队的中心，
成了实际上的大区总管。晋察冀因为聂总他们已成立了军区，新军没有插进去；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协文也是山西的新派人物，地下党员，阎锡山曾委他
当过五台县县长，第一区政治主任、专员公署专员等职。
　　新军中，除了薄一波等领导的决死队外，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的
来历是这样的：那时，山西的工会系统由张友清任书记的山西省委领导。其中，康
永和（共产党员）组织的铁路工会力量比较强大，有1000多人准备组织工人游击队。
正在这时，薄一波告诉我，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的主任干事郭挺一也有七
八百人，准备建立新军。郭挺一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投靠了阎锡山。我觉
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和康永和的力量合在一起成立合法的工人
武装，这样武器装备就不成问题了。我就出面做工作，把这两部分力量联合组成工
人武装自卫队，由共产党员索列波任队长，郭挺一任政治委员，党在太原的基本力
量大多输入了工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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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3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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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4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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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4
辗转晋西南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少奇同志和我的意见是北方局要随八路军总部一起移
往太行。但中央要我们留在晋西，因为晋西是从延安通往华北、华中的通道，所以，
没有同总部靠拢。
　　撤出临汾后，少奇同志和我率领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
部后梯队，最初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回
延安。3月15日，少奇同志走后，就由我带领大家随八路军—一五师陈光旅（三四三
旅）转移到石楼县的垃堵坪，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筹建晋西省委。这时，
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电台这个东西
很惹眼，我怕阎锡山的队伍对我们袭击，尽量避开他们，就靠这点力量活动于石楼、
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
山西的几个地区；联系党和牺盟会的工作，并直接指导在晋西南活动的张文昂、韩
钧他们那个决死二纵队，开展晋西南的工作。
　　3月下旬，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留在延安工作，仍担负着华北党的领导职务，由我
留在吕梁地区代理北方局书记。华北各地的党和群众工作以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
我报告外，还要向延安少奇同志报告。
　　4月，我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顺便把学兵队的女队员带去，交给中央组织部的
一个训练班，那时还没有中央党校。我在延安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根据中央决定，
撤消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了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为了便利工作，我
带领北方局和新成立的晋西南省委转移到孝义县宋家庄同—一五师师部会合。鉴于
阎锡山已退到黄河西岸陕西省的秋林镇，为了及时了解阎的情况，并便于同各方面
联络，我们在秋林设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由王世英负责。这时，八路军已经从山
西的山区发展到河北、山东，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北方局的工作也随着向河
北、山东发展，加紧联络指导当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行动。当时我的主要精力
用在直接指导晋西南省委的工作，着手创建并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5月份我在宋家庄召开了晋西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南省委机
关干部，洪（洞）赵（城）、汾（阳）孝（义）两个地区县上干部及少数在政权和
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共30多人。会议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
点，是八路军和华北各地党组织同延安保持联系的通道。中央很重视，要我们下功
夫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会议确定急需开展的工作是：第一，恢复政权，在原有名
称和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充实，逐渐使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在
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每个特委有一个1500人左右的大队，每县也要有 100人左
右的游击队；第三，恢复、建立、充实和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青年、妇女、
工人组织和不脱产的自卫队；第四，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
领导机构，组建五个特委。当时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因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只占领
了城镇，汉奸伪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广大农村都是我们活动的地区。
　　经过一段时期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已发
展到1000多人，武装力量除当地决死队有4000多人外，还建立了3个游击大队。5个
特委也建立起来了，它们是：一、乡宁特委，辖乡宁、吉县、汾城、新线、河津、
稷山、临汾、襄陵8个县，由武光负责。二、、隐县特委，辖股县。蒲县、永和、大
宁4个县，由解学恭负责。三、洪赵特委，辖洪洞、赵城、灵石、霍县、汾西5个县，
由王一夫负责。四、汾东特委，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4个县，由马佩勋负责。
五。离中特委，辖离石、石楼、中阳3个县，由杨树义负责。
　　由于党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
委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渡过黄河，退到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不久，他又从秋林
重新返回山西，把总部设在吉县，表示西渡不是他的本意，今后要在山西坚持“守
土抗战”。他也要在这个地区恢复政权，扩大军队。阎锡山身边的旧派人物开始活
跃起来。我们在晋西南的工作环境就变得很复杂了。阎锡山是一个矛盾集合点，他
要在山西境内“守土抗战”，就不得不依靠新派和八路军的帮助；但是，他不可能
与旧派势力脱离关系，必定会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和反对，并同新派存在着一
定的矛盾。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方针是：加强自己，扶助新派，争取旧派
中一切愿意进步的分子，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同时，推动阎锡山进步，在山西建立
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山西情况复杂化的同时，河北也开始发生麻烦。自从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北以
后，旧政权已不再存在，而我们党在河北仍坚持原地斗争，配合八路军在冀南、冀
中等地赶走日寇，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6月，蒋介石突然派鹿钟麟来河北
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唆使他从八路军和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于是，
河北也开始发生磨擦并逐步升级。这时，王明在党内散布他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理
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我去
延安出席六中全会时，华北已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冀南区党委、山酉分局等，
辖28个地区，Zll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
日救亡团体都已组织起来，此外还有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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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5
　 第九章 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从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为了集中精力开会，中央决定这
次会议不在延安而在桥儿沟召开。到会的人很齐。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大多都去
了，项英也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现在留下一张在桥儿沟教堂前
拍摄的合影。
　　我去出席会议时已是10月份了。会上，毛主席肯定了华北的工作，认为华北已
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少奇
同志去华中工作。
　　临汾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已去太行，而北方局在吕梁山西麓的德县，偏处一隅，
难以发挥领导华北地方党的作用。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
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
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
在一起了。
　　会后，我去晋东南时，和邓小平同志同行。我们经西安，先把少奇同志送到河
南泥池，然后经垣曲去长治。林枫率领北方局机关人员，跟随已奉命去山东的陈光
旅（三四三旅），从瞑县来到长治，同我会合。这以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战斗在
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11月返回延安。


　　　　　　　　　　　　　　　在太行顶逆流


　　在太行时期，北方局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动。主要
是靠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站不住嘛！北方局平时开会就是朱、彭、杨3个人，
其他委员分散在各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如果要他们参加，就得出动部队接送，兴
师动众，那是很困难的。后来朱老总也走了，百团大战前，前方只剩下彭总和我两
个人。我回延安后，由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彭总回延安参加七大时，由小平同志
代理书记。七大以后，北方局就没有了，小平同志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
　　北方局到太行后，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对军队的事情我不管，只管华北各地
的党的工作。我们首先在1939年元旦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北方局的机
关报；不久又创办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我在这两个报刊上曾发表
过不少文章，用来指导各地区的工作。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了北方局
的工作机构，相继设立党校、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
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那时，北方局主要是对各地区进行政策指导。各地区的
群众工作、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等工作，由当地党组织执行。
　　我＠侧到太行，正碰上晋冀豫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晋冀豫区就是晋东南或太
行，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
地位十分重要。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建设根据
地。保卫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扫荡”的任务；部署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人。
　　正当我们积极部署加强敌后抗日斗争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国
共关系走向恶化。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
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华北各地反共磨擦事件逐渐增多。阎
锡山对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很快就跟着向右转。他认为：“蒋先生脑筋中决
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3月份他在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
部会议。所谓高级干部是指军中师长及独立旅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
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秋林会议
是阎锡山开始公开反共、倒退和对日妥协的重要标志。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新
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强调这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必须照办。这
实际上是要缩小山西新派的权力，特别是剥夺他们的军权，限制他们的活动。会上
新旧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这次会开了几个月。由于北方局远在太行，同参加秋林
会议的新派领导人之间又没有电台联系，难以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好在秋林
离延安较近，那里有王世英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些会
议的进展情况。直到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来向我们汇报后，我们才了解了秋林
会议的全部情况。
　　秋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河北的反共磨擦事件也日益增多，日益严重，甚至
发生了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部活埋共产党员的恶性事件；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
极力排挤我们，坚持取消原有的冀南行政专员公署，由他重新委派专员和县长，彭
德怀同志代表总部前去同他谈判。一时乌云任城，党内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许多疑问，“左”的、右的都有，思想比较混
乱。为了澄清认识，5月1日，我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统一战
线与磨擦问题》，分析形势，指出：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只看其统一，不
看其对立；或者只看其对立，不看其统一，都是不对的。”“磨擦是一种斗争，是
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进步是在斗争与磨擦中发展与巩固”的。
“如对方磨擦，我们只是让步，会失掉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立场，而取消共产党，
统一战线没有了，抗战会失败”；“如果斗争过火，加上日寇、汪派的挑拨，统战
也会破裂，抗日也会失败。”在“坚持统战、巩固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不能一
味让步，必须正确的对付磨擦，说明我之正确主张与严正批评对方的错误。” 同时，
提出了“扩大自己力量”，“发展党、严密党与加强党的教育的任务。”
　　6月7日，在听取薄一波等同志关于秋林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我又向地委委员以
上干部写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宜川会议（即秋
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锡山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确
保山西地盘”，继续玩弄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政治权术，一方面防范共产党在山
西“窃夺政权”，竭力压抑新兴力量，挑拨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其举措是缩小进步
力量掌握的各专员的权限；决死队改为独立旅，取消政委；取消晋西北动员委员会；
限制工农运动等，预计今后阎与我党我军的“磨擦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阎也很
警惕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山西。蒋的势力表面上支持阎，待站稳脚跟后拉拢晋军的旧
势力和地主豪绅，彼此“互为表里”，以“瓦解山西力量”。“阎表面接受，实际
抵制”，他的策略是“将与国民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军官，用升集团军总司令
的办法，剥夺军权”。因此，我在信中指出：认识阎向右转是“必要的”，但同时
要“防止夸大这种危险”，使干部群众悲观失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却信心”。
我认为从“阎个人及山西整个的局势，尚不致有基本上的重大变化”，这决定于客
观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全国继续抗战；（二）山西的新兴势力渗透在各方，
有5万人的武装；（三）抗战中新派表现了力量，旧派无能为力；（四）我党统一战
线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在信中强调要“具体灵活地去执行统一战线，善于团结一
切进步分子，善于孤立分化顽固分子，则争取阎锡山停止其向右动摇，推动其继续
进步，仍然是可能的。”我们今后的工作“必需摆在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之上”，
“继续扩大与巩固山西的统一战线”。具体办法是：
　　第一，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口号下，提出“巩固山西内部团结”、
“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团
结”的口号下，用一切努力促进山西内部团结，推动阎继续进步。在山西各方面已
得的阵地，决不轻易放弃，特别是军队与政权中。
　　第二，继续支持新派势力，帮助他们巩固阵地，调整与旧派关系，集中精力反
对复兴社、CC分子。
　　第三，争取旧势力，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争取士绅地主阶级，团结其
中较开明分子，助其内部分化，但决不帮助其扩大军队实力。
　　第四，抵制国民党，坚决反对顽固分子。
　　经过我们的工作，多数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磨擦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可
能到来的反共高潮有了一定思想准备；所以，当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的第一
次反共高潮压来时，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只有少数同志，如决死三纵队的领导，思
想麻痹，结果吃了大亏，3个主力团的大部被拉走了，晋城、沁水。阳城、浮山共有
七八十名县区村干部惨遭杀害，数十人失踪，200多人被捕。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山西武乡王家峪召开
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争取时局好
转的指示，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讲话。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
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
发展。2月，我在《斗争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
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
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
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
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
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
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
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
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
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
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
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
导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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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5
黎城会议


　　在山西取得反逆流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河北也消灭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
冰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的形势好转了。在山西，我们同阎锡山仍旧保持
着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过去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已不存在，薄一波他们
同阎锡山的关系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新军决死队已列人八路军序列，牺盟会停止
活动后，我们党已不必打着牺盟的旗号来做群众工作了。一切从事公开工作的干部
都要改变过去采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顽固势
力已被排除，我们可以放手地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可以放手地对付敌人的“扫
荡”了。
　　这时，华北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近三年来，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已经在70
00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成立各级党委，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将华北直到皖
南、江南的敌后地区打成一片，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牢牢保持西北、华北
和华中间的战略通道晋东南地区，中央曾指示：“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
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把
分散的根据地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统一认识，加
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局决定召开一次高干会议。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山西黎城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召开了由冀南、太
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宋任穷、薄一波、戎子和、杨秀峰、安子文、李
雪峰、李达、黄镇、李一清、李警玉等。当时，朱总司令正准备去洛阳同卫立煌谈
判，行前特地挤时间从总部到黎城来了一次，那时会议已快结束，他问了些情况后
就匆匆上路了。
　　黎城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主要是传达3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内容，并联
系山西的实际，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项任务，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
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适应新阶段根据地建设的需
要，北方局已考虑把冀南、太行、太岳3块相连的根据地统一起来，精简机构，确立
统一的财经政策和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货币，抵制伪币，调剂
金融，促进生产等等。北方局起草了一个《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报告，考虑到报
告内容由行政方面的领导人作比较合适，就由担任太岳行署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在会
上讲，李青玉、李雪峰、安子文3同志分别作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区党委的工作
报告。邓小平同志就成立三区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会议决定：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统一的抗日
民主政权，即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时决定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
一流通的货币。这在根据地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在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各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达
到空前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几万，要吃，要供给，钱和物资从哪
里来？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按八路军改编时3万多人的编制发饷；后来队伍扩大
了，军切却一直没有增加，皖南事变后，连这点也没有了。但军队不能不吃饭，打
仗不会没有消耗。靠阎锡山那个所谓“合理负担”以及没收汉奸财产和爱国人士捐
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数供给还是要靠政权，靠群众来解决。在山西，
因为以前一直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虽然太岳和太行两个专员薄一波和戎子和都是共
产党员，但他们是阎锡山委任的，名义上是受他领导的。阎锡山在经济上很精，对
每一个县有多少粮食，怎么开支，都有一本详细的账，还要派人来查账，所以薄一
波他们不能像别的地区那样放开手来供应八路军，相比起来晋察冀在太原失守后已
经是半独立了，阎锡山管不了，情况就不同。而对太行、太岳，阎锡山可以直接过
问。薄一波他们只得虚列账目，应付上级。这样，真正能供应八路军的钱物的数量
有限。这就经常发生冲突：在下面的一些县长和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
很有意见，总希望太行、太岳专员公署能多供应一些钱物。大家对薄一波的意见最
大，认为他卡得最紧。阎锡山批准太岳行署可以发行钞票，八路军希望他提供一些
“山西票”；他要求用法币去换。八路军许多同志不理解他的苦衷，甚至骂他，怀
疑薄一波究竟是阎锡山的人还是我们的人？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向我反映。
北方局对薄一波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尽我所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但下层干部，这
种情绪一时很难平息。
　　黎城会议后，我们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晋冀豫专署。
经中央批准，把发行钞票的权力也集中到专署所属的晋冀豫银行，薄一波也完全赞
成，此后，我们有意使原来的山西票贬值，发行“太行票”来代替它，金融就独立
了，阎锡山管不了啦。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经济工作，各分区也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
军的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开办财政经济
学校。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行政、银行粮食、贸易生产3个科，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
同时，经请示中央后，又决定将晋冀豫边区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
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业银行实行5行通汇；还决定在有较高工资收人的技术人
员中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五。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来活跃经济，
增加收人。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靠开展生产运动，不但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军队和
一部分干部也在不影响作战、训练和工作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这样，华北各根
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强调争取中间势力（这是对的）的同时，对
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步势力发展估计偏高，群众运动发展得不够深人，不够巩固。进
步势力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没有强大的进步力量，不能有力地打击顽固势力，中间
势力也会发生观望和动摇；而对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中的局部性的毛病，指责为
“左”了，“过火了”，也说得严重了一点。
　　黎城会议上对发动群众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后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
过太行同彭德怀同志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总接受不
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那时我已回延安，是后来听彭总讲的。我对少奇同志的批
评也有些看法，后来，我看到新四军一个电报，反映新四军在军民关系上同样存在
一些问题，我就去对少奇同志说。他马上严肃起来，批评我这是幸灾乐祸，说我这
个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奇同志对我们批评得太厉害了，
我们有点委屈。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发动群众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
来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后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要补充部队，一二九
师在太行扩大队伍30万，整个行军中没有开小差的。淮海战役中山东100万人推着小
车支前，推着大军过长江。这些不是几天就能见效的，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
教育群众，没有使群众得到利益，这些是不可想象的。在延安时，也有人在这个问
题上批评我“右倾”，这种看法可能倒是“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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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5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
　　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
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
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
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
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 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
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
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
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
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
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
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
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
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
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
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
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
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
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
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
　　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
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
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
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
“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
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
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
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
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
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
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
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
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
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
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
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
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
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
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
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
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
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
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
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
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
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
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
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
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
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
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
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
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
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
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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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6
　　 第十章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
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
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
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
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
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
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
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
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
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
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
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
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
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
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
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
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
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
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
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
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
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
进来。这个委员会是捉时同志率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
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
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
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
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
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
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
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
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
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
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
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
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
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
发展到化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
据地；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
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
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
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磨擦斗争中怎样根
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
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
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
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
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
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
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
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
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
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
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
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
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
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
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
入中央学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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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7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
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
法论人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
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
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
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
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
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
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
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
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
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
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
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
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
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
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
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
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
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
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
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
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
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
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
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
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
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
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
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
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
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
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
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
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
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
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
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
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
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
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
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
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
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
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
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
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
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
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
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
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
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
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
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
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
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
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
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
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
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
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
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
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
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
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
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
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
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
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
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
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
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
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
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
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
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
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
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
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
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
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
进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
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
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
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
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
5月对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
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
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
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真正确
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
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
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
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
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
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
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
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
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
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
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
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
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
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
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
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
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
一点，我在下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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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7
　康主和“抢救运动”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
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
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
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
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
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
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
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
藏在上层的人。
　　审于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
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
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
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
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
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
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
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
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
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
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
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
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
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
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
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
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
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
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
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
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
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
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
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
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
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
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
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
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
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
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 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
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
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
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
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
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
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
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
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
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
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
事并没有关系。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
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
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
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
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
“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
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
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
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
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
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
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
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
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
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
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
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
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
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
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
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
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
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挣，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
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
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
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
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
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
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
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
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
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
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
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
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
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
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
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
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
“反共救国队” 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
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
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
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
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
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
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
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
“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
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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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8
　第十一章 延安岁月：我的第一份“委任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
团走向土崩瓦解。但日军在远东仍进行垂死挣扎，以4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
图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进行顽抗。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一
败如洗，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华北、华中和中原地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中外
有识人士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延安成了他们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也希望盟军
在中国登陆作战时能得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外记者西北参
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
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同志要到北
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看我没有把家搬到王家坪军委的院里来，以为我
有什么想法，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就到毛主席那里给我讨来一个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秘书长的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
来吧！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委任状。
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不然，倒是很珍贵的文物。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3年初，美英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的
要求，各国驻华使节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他们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及其总部延安来访问，但他不好断然拒绝，只能尽量拖延。到1944年夏
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进去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采访的
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
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邓是四川人，早年在成都时和我有过一点接触。他是中法学
校的学生，1926年出川，考入上海的立达学院，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国民党宣
传系统董显光的下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派处长魏景蒙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
者的稿件。还有一名是专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外国记者有6人，中国记者9人。
《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
者”叫杨家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
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记者团内，还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我们看到这个阵势，明白重庆当局的用意，但泰然处之，小心应对。政治局决
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这一工作，由我担任交际处处长，副处长是金城。恩来同志
批示的交际处工作方针是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6月5日，记者团到达延安。我们将他们安排住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
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我们向记者团全体人员提供了在延安参观的日程，时间约
一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共参观3个月。
　　第二天，斗争果然就开始了。一清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
器材搬入交际处，准备架设电台。这件事，头一天晚上我们已听到消息，金城曾来
电话问我是否允许。明摆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发报权。我说：边区政府保证
记者团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稿，不同意他们自己架设电台。交际处的传达室就
把电台人员挡住了。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
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金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交际处的干部，未经边区
政府批准，交际处内不得架设电台。把对方顶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的记者史坦因向我们提出，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我们答
应给予安排。有一天出发参观时，邓友德发现史坦因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又来责问
金城：我们记者团有纪律，史坦因为何单独活动？金城说：我们这里新闻采访自由，
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涉；请你自己去和史坦因交涉。邓友德讨了个没趣。后来，
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等，一些中
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来，他们约束记者
采访自由的“纪律”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经常到交际
处来检查工作，看望中外记者。叶参谋长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
敌后抗日的情况。参观的单位包括：从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到中央医院；兵工厂、
难民工厂到光华农场；自然科学院到日本工农学校等。还会见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
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致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国民党当局
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当然十分恼火。中外记者采访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
活动的日程刚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邓这两个领队强令中国记者
必须迅速返回重庆，不准到其他地区去。这使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看看的中国
记者只得悻悻然离开延安。
　　7月初，连日大雨。12日，中国记者们准备起程离开延安乘车去西安。恩来同志
和我都担心劳山公路可能被大雨冲坏，特别叮嘱金城，将交际处的两辆汽车提前检
修好，同时准备好四辆胶轮大车，以备万一的需要。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不理那
个领队的约束，在8月间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时
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路透社的武道出
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
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
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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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8
　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又在7月22日飞抵延
安。
　　美军观察组的派出，是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
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
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的军火不用于抗日而留着准备打内战，非常不满。美军要对日本
发动反攻，曾计划在中国的山东半岛、连云港和大亚湾等地登陆，但这些地方，大
部分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为了作战的需要，美方
要求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直接同我们商谈合作事宜，并了解各解放区的军
事实力。蒋介石却不愿意美方和中共直接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
的压力下，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仍要降低规格，把“代表团”的名称改为“视
察组”。我们说：“视察”的名义不妥，因为美国不是我们的上级。最后，经过三
方协商，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当时美国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
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
　　外事组原来在重庆有一个，由周恩来兼任组长，叶剑英任副组长，成员有章汉
夫、乔冠华、王炳南、龚普生等。延安的外事组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七中全
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提议由我兼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
康、黄华、凌青等。黄华是朱总司令的秘书，柯柏年是大革命时期很出名的老同志。
还有一个马海德同志。我对外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这个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
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美军观察组由18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几个人是
“中国通”：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谢伟思、戴维
斯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原是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
在成都，在上海的美童学校受教育、后来毕业于美国奥伯林学院，1933年来中国任
外交官。德本克战前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铭贤学校当教员，抗战初到过延安。他
们都能讲汉语。还有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等。观察组的任务是
了解我方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以便同我方商谈合作，并准备在有关的敌后根据
地内建设飞机场。那时，美军已用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进行“穿梭轰炸”。这些
轰炸机从冲绳岛的机场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太平洋诸岛，投弹后飞回成都江油机
场，休息一天，又去轰炸日本本土，然后返回冲绳。如果在我沿海的敌后根据地建
立机场，自然可以大大缩短飞行的航程。
　　观察组到来前，我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第
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
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
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
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
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要掌握好分寸，
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8月7日，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到达。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
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主席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是他
加上的。社论预祝观察组“工作成功”，将“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
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我们同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他们
初到延安那天晚上，提出要架设电台，我和剑英同志商量后，同意他们的要求。第
二天清早，金城就组织人帮他们树立了装天线的电杆。当天上午，观察组和重庆的
中印缅战区美军总部建立了电讯联络。包瑞德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
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观察组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同样设立观察组。我们婉言
相告：前方环境不安定，观察组的总部在延安，你们要去前方，我们可以随时给予
安排。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观察组初到时，住在交际处。考虑到他们工作的长
期性，贺龙同志和联防司令部特地腾出一批石窑洞给他们，把自己的办事地点从新
市场搬到了北门外。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
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组同美国政府沟通。7月26日，在欢迎观察组的宴会上，
毛主席对坐在身边的谢伟恩说：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领事馆，不然抗战一结束，
观察组会立即撤出延安。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经常同谢伟思谈话，阐明解决国
共两党关系的症结和战后两党合作、和平建国的条件，使观察组成为同美国政府沟
通信息的一个渠道。叶剑英参谋长常常向他们详细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现状，
友军和在华日军的状况，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先后向观察组作
报告，并组织观察组部分人员到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等根据地考察。在王家坪军
委所在地，我们还布置了一个作战室，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请他们参观。
后来马歇尔来延安时，也参观了作战室。马歇尔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共产党
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主席说：我这个统帅
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
要枪要炮也没有。他们确实发现，我们这里没有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部队使用的
武器是作战中缴获的和自己兵工厂内土造的。
　　这年8月20日，美军二十航空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返航时在苏北盐城、阜
宁上空爆炸，坠落在新四军防区内苏北建阳的金家桥。当地军民营救出5名飞行员。
把他们护送到延安时，一下飞机，他们就跪在跑道上，亲吻延安的大地，说感谢你
们救了我们的命；还捧起一包黄土，带回国去作纪念品。这样被救的飞行员，先后
有20多名，经过这一系列工作，观察组对我们的反映很好。第一条，他们佩服毛泽
东和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而且很讲民主。第二，边区虽然很穷，但是，自己开
荒，自己打窑洞，丰衣足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总是乐呵呵的。史迪威将军的
政治顾问戴维斯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指中共）。”
　　第二，观察组有定期的航班，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
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当时，我和包瑞德等都很
熟，只要我们带去的人，他都让搭乘飞机。特别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
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
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如果从地面走，从
延安到太行就得一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前线了。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
美军的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旧，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
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摔
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后来，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去东北工作时，也是
乘一架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
　　第三，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十年内战时期，我们一直在山沟
里转来转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个地方，毛主席就
注意从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的报刊。长征快结束时，就是从国民党的报
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有一块根据地，才很快找到落脚点。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延安
进行封锁，重庆寄来的邮件和书报，常常被国民党在邮检时扣住了。观察组建立后，
消息相当灵通，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
《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我们让柯柏年、陈家康等利用各种外国
出版物提供的信息，编印了一种内部刊物，名叫《供你参考》，很受大家欢迎，相
当于后来的《参考消息》，但发行范围很小。许多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
也可以托他们带到延安。他们经常放映带来的新影片，请我们去看。我们也招待他
们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他们听了《黄河大合唱》
后，惊讶地说：“在偏僻的山沟里居然能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大合唱广冬季，我还
陪他们到延安附近的地方去打猎。
　　1945年7月中，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向陕甘宁边区的南线调集兵
力，并进犯我爷台山一带。我方向他们交涉，他们矢口否认。为了揭露事实，中央
决定组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和美军观察人员共同前去耀县做现场调查。这件
事由我和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带队。但这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杜鲁门上台，
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公然宣布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驻延安的观察
组人员日渐减少，谢伟思、戴维斯等先后离开，留下的人对我方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观察组只留下3个联络员。4月11日，美军来了7架飞机，
把观察组大部分东西撤走，留下的几辆中小型吉普车和手摇马达的发电机，折价移
交给我们，由军委三局验收。他们一走，当天下午蒋介石就派飞机来空袭延安。毛
主席第一次和谢伟思见面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延安外事组一直保持到我们进北平。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内战重开，重庆办
事处的人撤回来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也撤回来了。我们把所有外事人员集
中在一起，撤离延安时，成立一个小分队，随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由薛子正任队
长，黄华任副队长。进北平后，我才把外事组的工作交出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时，重庆外事组、延安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人员三部分
人，加上李克农同志那里的一部分人，就成为外交部的基本队伍。
　　至于谢伟思和戴维斯，50年代杜鲁门搞“整肃”，说他们是共产党的间谍，被
赶出了美国国务院。直到1959年，谢伟思才重返美国务院，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的
座上客。1971年和1984年，他两次访华，先后受到周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
主席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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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9
　“四八”空难


　　观察组初来时，我还住在杨家岭。每天早餐后，我到北门外观察组的驻地，和
常驻在观察组的黄华联系，没有特殊的情况，接着就到新市场的交际处，再到军委
所在地王家坪，午餐后回杨家岭。一天来回走二三十里路。那时才三十几岁，体力
可以。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
《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五项
协议，人们对和平建国又燃起新的希望。但3月上半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违反
协定，大幅度地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
协宪草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为了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于4月8日搭乘美军观察
组的C－46飞机返延安。同时搭乘此机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原新
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子女，进步教育家黄齐生，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
登俊、魏万古等共13人。叶挺军长是“皖南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3月4日，他
在失去自由5年后，刚刚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白公馆里释放出来，就急着飞
来延安。这一天，重庆天气较差，但他们仍按原计划起飞。不料，飞机在山西兴县
东南、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突罹空难，全机乘坐者连同美国飞行员共17人，无
一幸免！
　　这次大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
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当时，我经办烈士
们的治丧工作，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
　　4月8日，得知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机来延安，我报告了毛主席。毛
主席很高兴，他非常想见叶挺将军等。我便着手组织人员到机场去迎接。那天，下
着点细雨。上午10时左右，机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但看不到飞机，因为天空
云层很厚，能见度极低。不一会，飞机的引擎声渐渐消失了。美军观察组的地勤人
员也没有与飞机取得联系。等到中午，仍没有信息，我们以为飞机一定是转飞北平
了，于是打道回府。
　　第二天零时过后，美军观察组忽然来电话告诉我：C－46飞机失踪了，既没有到
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来延安附近搜索。我一下惊呆了。难道
真的出事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时通报西北局和
边区政府，请他们立即通知所有的县区，了解8日那天是否有失事的飞机坠下？9日
上午，果然来了两架美军飞机，在延安附近来回盘旋，从空中搜寻，但没有结果。
我预感到飞机一定是失事了，心情十分沉重。
　　第三天，也就是10日早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来电报，据住在黑茶山附近的
老百姓报告，8日上午听得山里头响了一个大炸雷，可是没有下雨，不知是咋回事？
我请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同志赶快派人去察看。中央也随即责成晋
绥分局保卫部长谭政文组织人力到黑茶山地区搜索。到了晚上，谭政文来电报告：
黑茶山是一片森林，方圆30里内沓无人烟，现在分局已动员了上千民兵，反复寻找
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
　　那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因为叶挺同志出狱时，是由国
民党的邵力子陪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邵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正在
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竟有人为这件事主张开除邵力子的党籍，说他对国民
党不忠诚，这说明国民党内部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
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极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
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
山上。这就是群众反映的没有下雨而响起一个大炸雷的由来。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十分悲痛。毛主席特别嘱咐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找到，
要尽最大的努力。那几天，我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应该说，
观察组也是尽了力的，他们派飞机连续搜索了3天。11日，我们找到了飞机残骸和烈
士们的遗体，立刻组织修路，把烈士遗体先运到山西忻县一个日军使用过的旧飞机
场。18日，由美军观察组用飞机运回延安。
　　延安组成了“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
林伯渠等15人为主席团。到机场迎灵的有干部群众一万多人。那几天，毛主席特别
悲痛，提到叶挺同志时尤其难过，执意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极力劝他不要去，以
免触景生情，过分悲伤。最后，他题了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追悼会在
延安机场举行，任弼时、蔡畅和我主持遗体入殓。19日，参加追悼和安葬仪式的有
3万多人。这样大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空前的。遗体临时安葬在机场附近，后来，
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建成了一个烈士陵园，才移入陵园。
　　1996年，“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时，我带着烈士们的亲属100多人，专程
回延安参加了纪念活动。
　　王若飞同志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1923年入东方大学学习，大革命时任中共
中央秘书长，1931年在绥远被捕，在狱中6年，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敌人逼他
供出组织，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上天还难！”抗战爆发初出狱，曾任八路军副
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跟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邓发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
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40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
会书记等职，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博古同志虽然推
行过王明路线，但他认识错误后，诚恳检讨，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重要成绩，所以
在党的七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站在修营一新的烈士墓前，思绪万千。历史是
曲折的，但历史也是公正的，烈士们对人民事业的功绩是与山河同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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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4 14:09
　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毛主席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想从峨嵋山下
来“摘桃子”。他一面以和平谈判来欺骗人民，一面以美国为后台调集重兵沿平汉、
正太、平绥铁路，分东。中、西三路进犯解放区，企图打通通往东北的要道，最后
消灭共产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鉴于东北是工业重地，而蒋介石在那里又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决定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
书记的东北局，并从延安等地抽调大批军队和干部兼程赶往东北。19日，又成立冀
热辽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彭真、陈云、张闻天、伍修权。萧劲光等离开延安
前往东北，都是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走的。
　　当时，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是任弼时同志的助手。
书记处办公厅设在杨家岭新建的办公楼里，下设办公室、秘书处、机要处和行政处，
王首道、李质忠、曾三和邓洁等同志都在那里。它实际起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只
是不管王家坪军委那部分。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说：我这里
的工作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他说：我早就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把你
找到了。我当军委秘书长是有正式的委任状的，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口头交
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些，也不很注意这些事，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
式的任命。
　　1946年上半年，和平在风雨飘摇中。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　 12日，
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
胡宗南手中仅有的20个旅，用10个旅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南线；在西线，马鸿逵、马
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延安一派备战气氛。11月上旬，
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
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
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
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
移。我们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因为敌
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了，
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
多好。那时，照我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找我，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我说不行，转移多
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他一再坚持，我就妥协了，答应
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
动了，又只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
只好让大家步行。好在从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有些人就骂娘了，说你
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三千人和一
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
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
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我没
有同他们一起走。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15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那原
是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这时就交给曾三统一管，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
的武装护送。
　　文件的清理是从　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
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
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
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
字也不要落人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
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
县十家源子。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撤离
延安。我们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
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曾三就是押送这批文件走的。
　　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18日，毛主席离开延安，第
二天，彭德怀也撤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
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
队伍就乱了。为了防止空袭，我们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曾三没有经验，
指挥一班人、赶着几十头牲口，顾此失彼。为了保护文件，他把秘书处携带的15箱
中央文件委托西北局的曹力如同志存放在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忙了这一头，就没
有顾得上其他的事。
　　3月中，我离开延安到瓦窑堡。这时，叶剑英同志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我
见到先期到达的任迅时同志。他有点焦急，因为得知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老、
邓颖超大姐等还没有配备骡马，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
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我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
河边，先去看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
贺老总那个“保险库”里。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忾，
自觉性很高。军委三局的武装坚壁队，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
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跳进冰冷的河水，抢
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
绥，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还指示曾三组织中央后方党委，在晋绥分局直
接领导下，负责中央直属队的党政工作。我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
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迅时同志。那时，我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后委
的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等叶剑英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了三交，大家就慢慢地
集中到三交。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
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
　　4月11日，中央电告我们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中央及军委大
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这就是“后委”。
　　离开延安，不是消极的撤退，而是迈步奔向北平！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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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6
第十二章 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8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
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
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为了诱敌深人，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
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
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
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
　　毛主席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
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
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
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
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
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
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
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
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
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
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间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
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
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
员共有5500多人，思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
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
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
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
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
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
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
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
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
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
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
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
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
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讨论所作
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
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
令陈康、谢富治率主力4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
冀军区提早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首战告
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
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
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
卫连的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
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清口过河，经绥德
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
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
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
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峡县（今原平县）、五台转人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
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
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
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
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
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
吴玉章。谢觉哉和陈道昆等驻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
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
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
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4人为委员，叶
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杨、李维汉、
李克农、邓颖超5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伊和妇委的帅
光（帅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多。李伯钊参加土改工作
队，在康生那里的临县郝家坡重点村搞土改。《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小戏，
就是她那时在农村排演的。
　　后委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
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
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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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7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后委所在的三交镇，地处吕梁山西麓，同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揪水河绕镇而
过，向西南流入黄河。小镇北距临县县城40华里，依山傍水，交通方便，又出产煤
炭。三交镇历史悠久，北周时是窟胡、定胡、乌突三部的交界处，所以叫做三交。
后委机关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
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延安虽小，毕竟是个城市。到了三交，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从原
来相对和平的环境转入了战争生活；二是从城市转到农村，加上“扶老携幼”，生
活上有许多不便。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
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
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
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
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
缺这少那；加上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在此期间，敌台更换
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
元、三局的王伊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
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
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
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
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由于全国战场辽阔，我们的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
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
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人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
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
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
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
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来电要二局加紧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
及时提供给陈、谢。10月2日，陈、谢部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1975年
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
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
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
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后委的电台通报后，5月
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
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
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
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
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
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
一个电波联络网。联络电报分为三类：少数是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大多数经由中央
后方大台转报，为了求得迅速，有些直接收转，有些由后委台译转。中央还电示中
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
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
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你们自行决定。”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
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
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我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
通一度被严重破坏，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
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
通站，在山西岭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
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是，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
报，对外发表战报。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
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
《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
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
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
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
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写出专
题材料，报送中央。
　　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我
记得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人，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
连取得青化、羊马河、幡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11月中旬，晋察冀部队在朱老总指
导下，发起石家庄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首开我军向较大城市组织攻坚战取胜的
先河。后来，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我们根据
关内各区的经验作了答复。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途经三交时，
我们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的作战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
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
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零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
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4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
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
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
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
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当时，福
建、广东的农村中反动统治力量空虚。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
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
展游击斗争；并为曾生纵队的干部回粤工作开辟交通线，逐渐在闽西南建立游击中
心。6月，后委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6条建议。经各地党组织努力，闽
粤赣、湘粤赣、黔桂滇边区，浙东南、海南岛等地，先后建立了游击队。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来自三个方面：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撤回
来的人员；陕甘宁。晋绥区内原红四方面军的川籍人员；中央机关和陕北地区的川
籍干部。他们在训练班里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山区小分队的游击
战术，并进行了“三查”“三整”的学习。9月底，周恩来、任迅时同志电示我们：
这批干部的分配，等于江震和杨超到三交后面商决定。1948年2月，川干班的人员离
开三交回川时，陕南、鄂西已开辟了新解放区，他们就被留下来参加新区的剿匪和
建设工作。1949年，二野南下时，他们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人川，参加接管工
作。
　　五是，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
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人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
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
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4个连，
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聂荣臻同志还为这
些警卫战士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包括美式步枪500支，每枪子弹130发；机枪18挺，
每挺子弹500发。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
036丈，棉花1470斤。其他如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
鞭梢等，也都根据前方的需要随时运送。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
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
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
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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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7
康生和晋绥土改

　　三交的工作安排停当后，我到后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和中央土改
工作团的康生。法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宪法和法律条文。这是1946年开展宪
政运动、召开政治协商会时期搞起来的。国共和谈破裂时，蒋介石片面召开“国大”，
制定《宪法》，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但从长远看，我们确实也需要有法制建设的准
备。他们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初步修改，共13章、100条；正在继续草拟民法和刑法。
晋绥土改开展后，他们参加了附近村子里的土改。因为康生、陈伯达在临县郝家坡
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有许多“左” 的做法，谢老等很有意见，同康生、
陈伯达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工作团的娄化蓬和赵林。娄是
牺盟会的，当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是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赵是代理县委书
记。
　　我又见了康生。我说：过些日子我准备过河去向中央汇报工作，你有什么话要
我捎给毛主席？他眉飞色舞地向我讲了一大篇，都是极左的东西。
　　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
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 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
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
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
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
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
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4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
土地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
它扼要地说成3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
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一般估
计的8％，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
级阵线。
　　康生又说：中国有句话叫“家徒四壁”，这不完全对，因为北方的农村，一般
都有一个土炕，炕也是一“壁”，应该改为“家徒五壁”，但这里的贫农连炕席都
没有，才是真正的“家徒五壁”。他这样说，是表示他工作深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
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
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
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但他们在村子里“搬石头”，搞“贫雇农坐下天”这股风也
刮到机关里来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
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
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 了，也要开“搬石头”
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
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讯员，表现得特别激烈，
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
关，有组织纪律。当然，也有许多人是拥护我的，这股风才慢慢地过去了。
　　康生这一套，后来又拿到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上去推广。在会上康
生有许多插话，那些喜欢“左”的人，还编了一本《康生语录》，把它当作发动群
众的经验，发展了那种“左”的偏向。后来，我到河西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
晋绥土改中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弼时同志专
门研究了土改中的情况，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划分农村阶
级的正确标准，批评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阐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等政策。毛主席还写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一系列文章，单是
编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9篇，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后来，在党的二
中全会上，毛主席在作结论时还提到对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
略。就是说事先没有讲清楚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惜我在大搬家时，把那本《康生语
录》烧掉了，不然倒是一份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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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8
　小河会议前后

　　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将要去西柏坡参加
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
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
因为胡宗南的主力酉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
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
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
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
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
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
在4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
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
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靖边县属于三边分区，位于陕甘
宁边区的西北部，古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漠的边缘，非常偏僻。但是，小河村却像
沙漠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它依山近水，绿树浓阴，山麓有几排窑洞，周围是羊圈。
毛主席住在半山上，其余人住在底下的窑洞里。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人第二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歼敌　11
2万，国民党军队由430万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由180万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由
110万增加到195万，其中主力部队有90万人。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
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
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
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
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
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
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
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
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
马走了5天，每人身上背一个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离开小河后向
北走，越走越近沙漠。一出古长城，满眼都是沙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骄阳把沙
丘烤得火热，连棵遮阴的树都找不到。风一刮，飞沙遮天蔽日，打得脸上生疼，眼
睛根本张不开，只好让牲口自己走，好在“老马识途”，它倒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当地的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后来王震告诉我，他们在大三边打二马，部队往前
面走，后面得有几百辆大车拉着“甜水”跟着。所谓甜水，就是能喝的淡水。
　　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
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
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
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
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
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日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在羊圈里搭
起个棚子，上面用柳条遮阴，就是会场。饭在羊圈前吃。羊白天放出去，晚上还要
回圈。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
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康、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
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
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
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人进攻，准备向豫皖苏
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
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人口由140万人降到90万人，财
经和粮食都需要靠晋绥边区支援。如果陈谢兵团到陕北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打大仗，
财粮的供给都不容易解决；而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后，势必吸引胡宗南部从陕北分
兵救援，就便于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利。
　　所以，会议商定由贺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
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
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
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
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
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总带领的，彭总没
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
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
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
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要像蒋
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
才开始。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
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
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
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
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
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
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彭总对原来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提出
了尖锐批评。当时，边区存粮不到10万石，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粮食并
不充裕，最困难的是棉花和布匹，自给率至多达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部队的军服、
口粮都扣得很紧。但当胡宗南进攻时，有一万多套缝好的军装和一批布匹在转移途
中被敌人劫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指着贾拓夫同志说：部队没有棉衣，没有被子，
苦得很；你们就是不肯拿出来，现在统统被国民党抢劫去了。你该当何罪？当时开
会很有意思，许多人挤在一铺炕上，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当面提。林伯渠同志
一听，替下面担担子，说责任在我，不能责怪下面的同志。物资损失了，当然心疼，
但管后勤的同志扣得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几年边区受灾，为了打胡宗南，部队
又增加了，后勤部门怎能不留有余地呐！以后，弼时同志又要我去慰问林老，请他
老人家宽心、宽心。林老请我吃了一顿饭，还弄了一只鸡给我吃。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
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
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
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
“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
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人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
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
途，党中央5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
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
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
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
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
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
好一点的是小米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做了
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
“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饭，
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
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
“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
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
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拥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
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
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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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9
第十三章 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春天，胡宗南部侵占延安一周年时，西北野战军发表公报，一年来共歼
敌9．9万多人。胡宗南部不得不向洛川方向溃退。这时，南渡黄河转人外线作战的
人民解放军，正向中原地区大踏步推进；北面，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大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偏居陕北13年的中共中央和毛
主席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同中央工委的
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会合，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
　　同中央工委会合的事，党中央在1947年12月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工作会
议上就有所考虑。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一刻也
不能中断。所以，1948年1月初我们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
头，预先布置通讯的接转工作。同月中旬，又派军委供给部的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
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商定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
负责接应。转移的路线，从保证安全考虑，分南北两路：北路，是从三交镇经兴县、
苛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南路，由三交
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峰县。这时，峰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
的，就从豆村南下进人平山。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
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l月下旬，
二局、三局以30多人的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从三交先行，接着第二批人员52
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
　　3月12日，叶剑英同志和李涛、李克农离开三交镇。这样，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
台都已沟通。我仍留在三交镇做结束的工作。
　　3月24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冒着春雪到达三交镇双塔村，由我接待他
们。当天晚上，我陪同毛主席等到三交看望后委的同志们。回到毛主席的住处后，
当即决定：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
在第二天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我率
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
　　毛主席经过三交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
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指挥的，但主席说：‘你们后
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
去了？！”另一件事是他对战争发展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
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
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
“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
降了！真是料事如神。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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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09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月25日下午，我们召开动员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向大家讲了话。恩来同
志说：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们会合，是向胜利
进军。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只能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
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要有敌情观念，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
利作贡献。弼时同志说：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10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
跟毛主席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
　　3月底，我们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
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
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
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
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当时，我是5口之家，大孩子绍京在四川老家，小二绍明才7岁，小妞（杨李）
还不满两个月，婴儿离不开娘。我便把分配给我的马让伯钊和绍明骑，襁褓中的小
妞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背着走，我步行照顾着他们。一路上，捷报不停地传来：华
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地区我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4月22日，消息传
来，我军收复延安。就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我们到达了西柏坡。
　　西柏坡原是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背倚太行山区，面临河北平原，三面
环山，南面临漳沱河，环境幽静，林木葱郁。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要开
全国土地会议时，找到了这个地方，开会后就没有走，这里成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办
公的地方。
　　从现在的平山县治到西柏坡，约有40华里路，中间要经过一个大镇，叫夹峪。
夹峪同西柏坡相隔5里，途中要拐两个弯，仿佛是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
后，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军委机关住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比较隐蔽；中直
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住在大门口的夹峪；其他机关分散住
在漳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凡是要会见中央领导和送文件的，都要经过夹峪。我的家
在夹峪，白天步行到西柏坡去办公，晚上回夹峪。因为经常开会到深夜，所以又在
西柏坡的叶剑英同志院子里号了一间房。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一行，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的城南庄。
10天后，恩来和弼时同志先到西柏坡。毛主席仍留在城南庄住了一段时间，比他们
晚一个多月才到西柏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到城南庄后致电斯大林，准备
在5月初动身越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
经济等问题，斯大林复电同意。所以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制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
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5月上旬，斯大林考虑到从河北到
哈尔滨，沿途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主席推迟访苏时间。毛主
席才在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书记处的同志会合后，中央工委和后委已经完成它们的历史任务，各部门的机
构和人事作了调整。5月15日，由周恩来起草、毛主席签发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
和前委的电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
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党委书记和中直机关的警卫司令。我虽然在抗战胜利
后不久就接替李富春同志承办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到西柏
坡后，才正式宣布这些职务。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
手续。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任弼时同志兼的。七大以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
病日益严重。到西柏坡后，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恩来同志，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
政军大事，都集中由他组织实施。他面对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却始终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最初，他每周召开一次党政军各部门头头的联席会议，地点在军委院子
后面的一个庙里，由他传达书记处的指示，各部门有什么问题都在会上提出来，有
的他当场回答，有的记录下来再研究，这叫“大办公”，从晚饭后开始，常常开到
深夜。
　　7月下旬，他在“大办公”会上提出：今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尚昆批发，叶子龙
经办；文件处理交政策研究室，以照顾弼时同志的健康，减轻他的工作量。同时，
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他把问题归归类，除了作战问
题外，日常工作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3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
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经过研究后，恩来同志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杨立三先发
表意见。那时，中央机关除口粮由晋察冀供应，其他物资各个大区都要作贡献，华
东最富足，调拨给中央的布匹和现金多一些。凡是定下来的事，当场起草电报交给
恩来同志，他修改后发出。会议每晚都要开到12点以后，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重要
的电报，等毛主席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后，再发出。这样，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比
后来在中南海时还要快。
　　后来事情更多了，并且慢慢集中到打仗方面，我们3个人固定参加的会也不开了，
就由恩来同志定，他需要谁就找谁。
　　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
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待
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
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
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连进人解放区的民主
人士的排名次序他都—一交代。这种思考周密、处置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折服。
　　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
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9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后，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
大战役相继发动，中央领导同志没日没夜地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军委有个不大的
作战室，成天在那里的有作战部长李涛、参谋张清化、监听收抄敌人电报的戴镜元
和钱江等，一共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每天到作战室去看电报，了解战场情况，我也
每天去，随时向书记处报告。李涛这个同志很厉害，他对敌人的每个军每个师，前
身是什么，以后经过什么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很清楚，真是个好参谋。
　　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将原有的城工部改为统战部，把
国统区的工作和少数民族。侨务工作归在一起，由李维汉负责。1948年五一节中央
发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后，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
立刻通电响应。把他们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
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当时通过好几个渠道进入解放区，在香港的是乘苏联邮轮或租用外轮，到大连或东
北解放区，何香凝、郭沫若等走的是这条线；朱学范是和邓发一起出席国际工联会
议后到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留下来的；华东的民主人士像陈叔通、柳
亚子等是经解放了的济南过来的；张东苏、费孝通、雷洁琼等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
西柏坡的。我们安排他们住在中央统战部旁边的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大村子里。当时，
中央办公厅已有10多辆吉普车，毛主席不怎么用车，恩来同志和李克农为了接待民
主人士用车比较多，从华东、华北来的同志进出西柏坡也经常乘吉普车。小小的山
村里，汽车来往不绝，老乡们不知道这里是中共中央的驻地，都管我们叫“汽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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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0
部署南下进军的政治局会议

　　1948年末，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已接近尾声，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了两大
措施：12月25日，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内战罪犯；接着，新华社发表毛主席写的新
年致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感谢中央办公厅的崔双甫同志，他从“文革” 的抄家物资中，替我保存了一只
箱子，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笔记本，这使我能够准确回忆起许多往事，在这里可以
说得详细一点。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主席12月30日成稿的。当时，他还为政治局起草了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案。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中有这样
的记载：“1948年7—12月共歼敌正规军147，内有111个整师”；今年“春季南北战
役结束后，将歼敌60＋D”，合计 170师以上；“1949--l950，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
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许半途而废。”这真是伟大的
胜利。
　　1949年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公开宣布的三项外，政治
局决议草案中提出的要点是：
　　一、夏秋冬三季，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
部，有些则是全部。这是新年致词中“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具体目标。
　　二、1949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三万五千干部，必须征调和训练好。
　　三、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道、公路和水路
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革命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
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l％9－－1950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
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1949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1948年确实提高一寸。主要
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使用。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更具计
划性和统一性，以免人力物力的浪费，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等等。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
面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于1月6日至8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一
年内的任务。出席会议的人员比1948年9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
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毛主席非常
高兴地说：“很难得。”
　　6日下午，毛主席作了长篇报告，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令人经久难忘。
　　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
维兵团已被全歼，进人歼灭杜聿明兵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
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所以毛主席说：平、津、
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
我前线可以增加一百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今年一年的任
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六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
上打倒蒋介石更好。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经济上，如果上海还
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
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毛主席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
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两个大群）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今年加
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
人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要使干
部和人民群众作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是不是会出兵？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毛主席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
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
才不会张惶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
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
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
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
认他们还是个问题。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保护侨民是应当
注意的。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
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
者，我们必须做。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
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对不
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
教；外国学校、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
等。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主席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
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
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
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有的报纸，喜欢
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抗战初期，就
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
“土匪”。在吕日的结论中，毛主席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
场区别开来。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
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
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作些比较。过去三十年，是建立地基，房
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毛主席说：有利也有弊。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
复地说。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主席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
二是不利。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南下是去打敌人，克服困难，
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
醒的头脑。
　　少奇同志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
好的。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
批工人干部。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毛主席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大多数干部（当
然不是全体）有进步。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土地改革有
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军队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
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
任。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
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主席从原则上指
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
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恩来同志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
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
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
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
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l月10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同志
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
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
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
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
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
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人174亿斤，共差11亿斤。这就是
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恩来同志特别叮嘱我，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
他说：“要记着办理！”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这次会议，既贯彻了逐步统一的精神，又照顾了各区的实际情况，同去年九月
会议相比，对如何适当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更加明确了。
　　谈话结束了，已是11日清晨6时。捷报传来，淮海战场上杜章明集团已被全歼，
历时65天歼敌55．5万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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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0
“北平方式”和傅作义

　　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央命令东北野战军“夜行晓宿，隐蔽行动”，人关参加平
津战役。到1948年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东起滦县、西到张家口的
1200里战线上，将傅作义集团60万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
沽5个孤立据点，有的“围而不打”，有的“隔而不围”，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灭。
　　傅作义的部队在1936年当蒋介石还在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时，曾在绥远“孤
军抗日，迭获胜利”，刚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朱德曾致书傅作义“遥为声援”。
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后他担任华北“剿总” 司令，拥兵50万，其中包括蒋的嫡系2
4个师。1948年12月5日，平津战役发起后半个月，傅作义的嫡系主力3个军中，一个
被歼，两个被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守备在北平的只有两个师，又一个骑兵师，其
余地方包括天津、塘沽的守军都是中央系的。他们要想摆脱困境，有三条去路：一
是撤往郑州、西安，这已无可能；二是从海路南逃，但塘沽港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
加上船只不足，港口又快要封冻，也难实行；三是固守在平津塘地区，在兵临城下
后，只能坐待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面心存观望，一面萌生弃暗投明的念
头。但他已被我列为战犯，又不知会有如何下场！
　　12月中，傅作义向我方表示愿意谈判起义条件，中央电示林彪、罗荣桓等，可
运用策略“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如
傅有权命令全军放下武器，可以考虑“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
保留私人财产为交换条件”，如傅并无此权，要他“让路给我军解决中央军”。31
日，中央要北平地下党向傅作义转达：要他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出城同林
彪、罗荣桓谈判。1949年1月7日，毛主席又电示林彪：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
津，允许傅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他的部属生命家财不
予侵犯。第二天，傅派张东苏向林彪、聂荣臻表示：“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
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中央同意傅部接受解放军
命令，调出平津改编，“于1月12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l月12日，傅作义派华北
“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到我军平津总前委见林、聂。
　　我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下了中央的“对傅六点”，这是和傅作义谈判策略的基本
要点：“（一）不要发通电，发了「傅」即无合法地位，我亦不能接受此种办法。
（二）列[傅] 为战犯系加强其地位，立功后可赦免，并保存其余部属。（三）[傅
的] 直系部队可不缴械，编为一军。（四）致毛电收到，不实际，不能接受。（五）
要派负责代表。（六）[傅] 不去南京是对的，因有被蒋扣危险。”
　　l月13日，傅作义表示规定的期限太促，难于实施，要求宽限。我在日记中写道：
“如此，攻津已成必然。津克之后或另有新变化。”14日上午10时，我攻天津部队
开始炮击，到12时我军8个师已突入市区。
　　第二天，天津解放。傅作义果然派邓宝珊第二次出城见聂。恩来同志告诉我说：
中央已电示林、罗，限在平的敌军自1月17日上午1时起到20日下午12时止，离开北
平开人指定地点，否则我将攻击北平，全部责任由傅自负。18日，邓宝珊第三次出
城，代表傅作义会见林、罗、聂，接受我方提出的国民党驻平部队在21日开出城外
的要求。当天，东北野战军作战部长苏静和章汉夫同邓宝珊一起进入北平，和傅作
义进行具体谈判。行前，他们来到我处，说傅慑于天津之败，已经接受我方条件。
　　l月22日上午10时起，傅部开始撤出城外。毛主席电示林。罗：要苏静转告傅作
义，对蒋之死党的暗杀、爆炸应“提高警惕，预为计及”，井防备蒋系部队包围攻
击傅的总部。为了稳妥计，傅的一零一军可以先出城，由解放军接替防务，然后令
中央军依次出城，傅的骑四旅可以最后出城。后来，聂来电说：蒋系十三军的尉以
上军官开会，有人提出集体自杀，由第四师师长带头签名，经过劝止后才听令出城。
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
　　周恩来同志说：北平这种例子，是中国式的，实际上是一种接收，政权军权的
接收。革命日益接近全国胜利，情况日趋复杂，我们将有一些策略性的迂回，才能
最后打垮蒋介石反动统治。除北平方式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即是我军力量一时
不能到达的地方，当地的地主实力派宣布拥护我党，愿归我管辖，如四川、云南，
一个时期内这些地方还可能保持若干的独立性。他深刻地说：情况是复杂的，策略
是灵活的、多样性的。这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我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评论：“北平协议在保留面子方面是一个杰作，北平可能
就是南京及其他城市的试验品。”
　　回想起来，对北平这种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最初我是不理解的，后来才一步步
明白过来。因此，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
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
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
自己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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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0
粉碎反动派的“和平”阴谋

　　1949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两个新年文告：毛主席写的新华社新年献
辞《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一篇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檄文；蒋介石的新年文告
是一篇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实力的伪善声明。
　　l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时局的八条声明。他解释道：声明中的八条是针对
蒋五条的，蒋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他提国家独立，我提废
除卖国条约；他要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一条，我提没收官僚资本，改
革土地制度两条；我方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政策、接收，是严正战争责
任和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因此仗必须打到
底。毛主席的解释，使我进一步理解这种针锋相对的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有力地
揭发了蒋介石的阴谋，而且给了人民极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蒋介石的假和平。
　　这个重要文告发布后，我密切地注意并收集国内外的各种反映，以便报告书记
处。当时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的材料，举例如下：
　　——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训令大使馆人员，对中国和谈应置身事外；英
国已抱同样的态度”。中央社内部通报称：美驻华使馆访德无主，“和平尚未得中
共回答，如派员赴延反于不利，又回国复文迄未收到，故政府次一步行动亦难于此
时有任何决定”。
　　——据合众社：对毛之八条，可分为两派，一派是认为等于投降，一派则以为
总比没有答复好，和平之门总算开了。可能会建议停战与召开政协。
　　——美联社传：香港一切反政府派别都反映良好，可能不久即有联合声明。门
日）
　　——莫斯科在我声明发表后四日，转播毛对时局之声明。（18日）
　　国内的反映是：
　　——l月14日，中央社搞电八项条件，京沪各报均登于第一版，南京日夜开会，
尚无正式评论。
　　——蒋要求英美法调解，据传毫无回音。
　　——18日报载：南京似有提出“就地停战”作为谈判先决条件，并传将派张治
中率代表团来谈和平。
　　——已到解放区之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声明，
拥护毛声明中的八项条件，推翻南京独裁专制政府。
　　l月21日，中央社报道：行政院19日决议“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
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同天，蒋介石宣布“引退”，下午飞返家
乡浙江奉化，“总统”职权由李宗仁代理。《柏林民主报》尖锐地指出：蒋“下野”
是“欺骗”，“骗不了中共领袖”；有的通讯社说：蒋准备必要时再回来，如他以
前所玩弄过的一样。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感想：“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极大的变化。
由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大会算起，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之取得统治，全靠
第一次大会，而蒋之得势，也余荫于此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正是二十五年以前今天
举行的，蒋贼逐退也是今日。整个二十五年，真是历史之偶合也！”“蒋之出走，
不管其花样如何，总之是统治的崩溃象征，这是明白的了。反革命的算盘，今天是
不如意的广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平代表团来北平谈判。第二天，
蒋介石命蒋经国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两条：（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
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经过20天的和平谈判，国民党方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
签字，谈判破裂。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奋勇前进，
解放全中国” 的命令，24小时后，大军30万人首批飞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国民
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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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1
第十四章 迎接新中国诞生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
点，那时我们对农村很陌生，22年间，我们党在农村发动并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
数的农民，组建军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几经曲折，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斗争中锻
炼出成熟的领导集体和公认的领袖。现在，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我们要进入北平、天津、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这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所以，1949年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一
次党的中央全会，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订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制定经济建设方针，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兀。

　　　　　　　　　　　　　 筹备召开党的女届二中全会

　　1月底，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人北平。恩来同志
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
先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
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因为毛主席暂时不去苏联
了。1月31日，米高扬一行10人，经大连飞抵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第二天起就同毛、
刘、朱、周、任会谈。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
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大办公”也停了一个星期。我主要忙于安全警戒、生活接待以
及处理各地来的电报。
　　2月7日，“客人”走了，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决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
全会，希望中央委员尽可能多地到会，中央机关的迁移推迟到3月中。这一天，华北
局机关从平山迁到了石家庄。所以恩来同志说，如果3月中有必要进行和平谈判，可
以在石家庄举行。
　　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粥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大办公”结
束后，我又到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请他指示，谈完已是凌晨
2时了。
　　第二天（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
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安排。
这时邓洁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迁移
问题，中央办公厅头绪繁多，实在感到人手不足。
　　这天是周末，晚上我回夹峪去看看孩子们。我的家到西柏坡后分成三摊：李伯
制是华北局文委副主任，兼华北文工团团长，此刻已进人北平，任接管委员会文艺
处副处长（处长是沙可夫），忙得连写信的功夫都没有。小二绍明和小妞住在夹峪
的家里，由晋西北带来的青年保姆照管。刚到夹峪时，没有小学，由叶子龙的爱人
蒋英教在那里的一些孩子们识字。后来办起了育英小学，小二才正式人学。我经常
住在西柏坡，晚上有空时才回夹峪看看孩子们。农历大年初一那天，我抽不出时间
回夹峪，初二才回去同孩子们团聚，放了3颗信号弹，算是过节给孩子们乐一乐。下
一天（2月13日）是小妞一周岁的生日，虽然连日春雪，路上行走困难，但我必须回
去一下。送什么礼物给小妞呢？做个生日“蛋糕”吧！没有奶油，只是用“洋菜”
（又叫石花菜）熬一熬，装进一个大碗里，凝结起来后扣在盘子里，面上铺一层罐
头水果，这就是土制的“蛋糕”。小妞已经牙牙学语了，长得很可爱！
　　3月1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
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从延安分手以来，我常常在
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在辽沈战
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
东总调来的高射炮4门、高射机关枪两挺已经运到，还派一名师参谋长前来联络。他
名叫杨尚德，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说：五六零团明日可到两河地区。我们商定对
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
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53人，这段时间内出缺的4个名
额由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递补，中央各部委列席的11人。这是七届一
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把毛主席起草的决议草稿和我们收集并经少奇同志核定的《政策汇编》印
发给与会同志。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
　　毛主席指出：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后的四年里，战争激烈，我军由小到大，地域
也扩大了；国民党的军队，由430万减少到现在的100多万，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
漫长战线上。我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
于消灭。在这样的胜利形势下，毛主席着重讲了十个问题：
　　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
方式。要中立一部分地方势力，如桂系，这是必要的，当然有麻烦，不痛快。对于
归顺我们的力量，决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革命党，一般不是杀头，而是洗脸，即改造。
若干反动分子杀头是不可免的。
　　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有阶级，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所谓人民共和国，
就靠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斯大林在这点上有所阐明。一切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修正，我们不是修正派。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
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
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这是国际
主义。全国的军队以五百万为适当，全国底定之后，就要精兵简政。解决残余的敌
人，分三路出兵：京沪七十万，武汉七十万，西北三十万，因为中国的反革命中心
在京沪。第一步九个省，然后其他。
　　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从全党领导机关来说，东北首先转过来了，
其他地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转就不得了，不会胜利，可能犯路线错误。城市
是“正规军”，乡村是“游击战”，不能不照顾正规军。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
的。打下城市后，要接得好，管得好，必须有两好才行。管好大城市，我们确实不
懂，单独管还不行，必须加上专家。我们要重新学起，学会管理城市。由学到会，
由会接到管好，是一大胜利。过去没有提醒大家，现在提出任务要学，解决问题—
—要会。
　　第四，城市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现在有许多市长是乱抓乱搞，是不能允许的。
一定要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否则不能持久。其他工作应该围绕发
展生产这个中心。肃反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群众生活应该注意，否则不能够巩固
我们的政权。一切都需要，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这是列宁多次告诉我
们的。
　　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南方还在国民党手里，我们的任务首先
是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生产。
北方是另一种情况，重点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
　　第六，讲到经济。毛主席在1月会议上曾说：关于经济建设方针，需要作两条战
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就全国来说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量不大，但它是领导力量，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
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必须十分慎重。合作社是必须发展的，很快的发
展也不可能，必须有十多年。全国胜利后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斗争。是耐心地、长期
地、稳健地向前进，不可操切。急了要犯错误，会翻筋斗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
进一步提出现在国营经济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他说：东北有了提纲很好，但还没有
解决全部问题。工业比重究竟有多大，要心中有数，由数量的变化变为质量的变化。
任何性质的变化没有数量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对私营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但限而
不死。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现在许多大城市不收税，
这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养地主资本家。领导权是物质的，是要逐步取得的。给农民
以土地是一半领导权，加上合作社又有一半。民主人士认可我们的领导权也是物质
基础的，这就是对私营资本的政策，地主分有土地，加上军队的威力。
　　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这比较主动，事情好办。
这不等于不做生意，生意是要做的。帝国主义会采用各种办法勾引我们，我们不要
上当。
　　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要把他们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当然，经历不
同，思想上会有必要的斗争，原则性要坚持，所谓灵活性是说许可的，必需的；也
不是不择手段，是要择手段的。
　　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
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
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三种状态；不抓；抓而不紧；抓紧。
去年1月提出任务后，现在书记处有资格要求你们了。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
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散会时已是晚上8时了。
　　从6日到13日，除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共有27人发言，其中王明发言两次。
　　许多人在发言中谈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以城
市为中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开始工业化。但也有一些分歧的意见。对财经统一问题，
饶漱石在3月7日的发言中言词尖锐，明显是针对恩来同志的。攻打济南时，中央曾
规定后勤供应由华东、华北负担，责成华东军区组成“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随
军工作；淮海战役中，中央又规定“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
的供给”，华东区的负担无疑是不轻的。1949年1月初部署大军南下时，遵照必需和
可能的原则，又分配了各地区的后勤任务。我认为恩来同志当时贯彻了既逐步统一
又照顾各地的原则。听了饶漱石发言后，恩来同志非常重视。第二天，也就是三八
节那天，他召集我们讨论。我认为：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
逐步统一，互相调剂。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就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
“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
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
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恩来同志非常慎重，在12、13日两个上午又召
集座谈会，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从座谈情况看，对逐步统一的原则没有人提出异
议，但一接触实际的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是有分歧的。它的原因在于：过去战争中
长期处于分割的状态，现在要逐步走向统一，大家在心理上习惯上仍有阻力；而中
央手里又没有掌握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地方。一月政治局会议时，毛主席曾指示：
凡属友邻地区的关系问题，要个别解决，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要
时刻注意大团结，忍让是必要的，切忌急躁操切，鲁莽从事。3月13日下午，周恩来
同志在全会的发言中，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所说的“必需和可
能”就是要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当发现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有不够现实的
地方，恩来同志常常把事情压下。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相忍为党，注意大团结。
　　在二中全会上，王明为什么有两次发言？
　　第一次是3月7日。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
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接着又曲解毛主席的讲话原意，说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我在
当天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
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
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果然，以后几天会上，不少同志起来批评王
明。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
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时仍
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迅时同志出来讲话。他说：党对王明的方针是等待，欢迎
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
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最后，毛主席作会议结论。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七大以来工作的评价。他说：七大以来大家是努力的，有成绩，包括
73个中央同志与各中央局同志。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大家都已指出。各军也做
了工作。五师转移，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是不对的。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的“大水”首先冲向他们的地区，这支队伍钳制敌人，对华北、华中根据地
起了堤坝的作用，意义甚大。东北成绩更大，是全党全军奋斗的结果。我们是用走
路去索取的。林、罗、高、陈等的意见，我们接受了，对工作有帮助。晋察冀现在
工作好，有一段时间处于被动。客观原因是傅作义部强大，我们的力量不足。1947
年下半年起走上了轨道，华北局成立后，一天比一天好，他们支援华东、中原，支
援平津和西北。西北面对第三个大敌人，艰苦奋斗，成绩伟大。华东和西北是敌人
重点进攻的大战场，环境是严重的，遭受敌人最大的破坏，是用全力争取胜利的。
国民党区的五万党员，配合作用是很大的，这是将来在南方的可靠基础。
　　第二，具体生动地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后来编人《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第三，澄清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提法。
　　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主席认为王明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
“是不妥当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
配市场”的嫌疑。我们的东西就是有一点普遍性，也没有超过马列的原则。斯大林
对列宁主义下定义，是为了同第二国际及季诺维也夫作斗争，中国无此必要。不应
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起来，我们应当宣传马列主义，
而比较缺乏的也正是马列主义。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好。这不能拿谦虚来解释。不能有两种主义。要学习“干部必读”
的十二本书，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能有共同语言。
　　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呢？毛主席在结论中说：王明在会上说了许多，昨天的
发言有进步。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基本点。他的
错误是完整的路线，“左”右都有。这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的产物，恐怕不能避
免。他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
承认的。他虽然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义，但政治上是两次错误的代表人物。十年
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一变而为右倾。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国际指示，
一洒酒精，微生物缩小了。七大加以肃清，但王明头脑中没有缩小。我们还是按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根据同志们的要求，王明在会场上答应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
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　 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问，他才在门
月7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
定接受和服从。”结果，这一切又是一次对党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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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2
　迎接新中国诞生

　　北平解放后，解放区人口已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四，人民解放军已壮大到近40
0万人。二中全会结束后，书记处初步决定3月底将中央机关迁入北平。
　　我从接替李富春同志的工作以来，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
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
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这次可不同了：
一是从乡村到大城市，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的人民
政权。二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但人
们的心理状态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
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得
不行，一定要搬走。只好说服大家。三是进人北平，最尖锐的问题是安全警戒。北
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 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
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
系统，另有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不能都弄清楚。国
民党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我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
清理。中央机关的搬迁和安置是一项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的严重政治任务。所以，年
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我和曾三具体负责，着手进
行筹备。
　　首先是驻地的选择。l月中，我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选地。中南海曾经是
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他们和叶剑英、彭
真同志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林
木葱郁，环境幽静，又利于防空。中直机关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的慈幼院
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利用，这个慈幼院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
只要牵动一家，将房舍略加修缮，便可供中央机关使用。双清别墅是熊的住宅，’
可以供毛主席临时居住。2月底，克农同志来电，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一个方案：
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
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
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在西直门、颐和
园至香山一带。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北平警备司令程
子华和李克农一起去香山进行过勘察。
　　其次是安全警戒问题。恩来同志十分重视。2月9日，陈云和罗荣桓同志从东北
到西柏坡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恩来同志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
保卫党中央。在这之前，他还向我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
的。他们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后来，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
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再就是交通电讯问题。早在1月下旬，北平和平解放已基本定局时，中央请滕代
远同志到西柏坡，商谈铁道部的工作问题。2月初，恩来同志和滕代远、吕正操、黄
克诚商谈，布置中央机关进北平的交通安排。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
路，汽车上不去。我们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
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我们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在搬迁过程中，广播
不能中断。延安撤退时，新华广播电台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我们到三交后，考
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所以把它搬到太行山区去发播，呼
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这件事曾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
这次进北平前，我特地请廖承志同志来，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至于香山
的电话，在我们进驻前已经接通。
　　3月16日晚，我们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汇报。朱老总说：毛主
席的意思是想在这里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恩来和
粥时同志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
工作很难适应。比如，李宗仁上台后，2月14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
4位七旬老人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经青岛飞达北平，要求会见毛主席。经
毛主席同意后，他们由北平飞石家庄，再乘车到西柏坡。15日，上海航运界代表也
到达北平，前来商谈南北通航问题。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35
位民主人士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1日，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接踵而
来的是，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妇女首届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各界代表纷纷奔向北平。
北平的政治中心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从客观需要到主观准备，中央机关迁移北
平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结束而公报尚未发表时，中央
书记处决定：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成员还有聂荣臻、
程子华、刘亚楼和李克农4人，并准备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毛主席知道后，主张缩
小规模，减少浪费，改在西苑机场检阅驻平部队，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
爱国人士。
　　在西柏坡方面，19日，周恩来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赖祖烈报告香山
驻地的情况。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日抵达北平，指定我在24日提前到达北平。
根据这个日程，我和曾三等商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和方志纯负责转
移的组织工作。因为恩来同志要集中精力同南京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中央决定
由朱老总主管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时，毛主席和书记处同志
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
　　这天下午，我和伍云甫一起坐小吉普离开西柏坡。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
达北平，我们不走经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线，而走捷径经灵寿，北向定县，到保
定时已是子夜时分。这时，保定满城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解放饭店已经住得满满
的。我们只得找到一个叫交通旅馆的小客栈，在大炕上挤了一个晚上，天一亮又赶
路。24日中午，到涿州，在四十二军万毅同志驻地略事休息。下午3时又乘车赶路，
终于在24日黄昏赶到目的地，在香山和范离、田畴会合。、当晚，我们住在山下的
振芳楼。后来才知道，毛主席一行23日夜住在唐县的淑同村，24日下午到深县，夜
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25日凌晨2时从涿州上火车，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
站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25日上午，我和伍云甫上香山查看毛主席和书记处的住房。毛主席的住所安排
在双清别墅，坐北朝南，房舍宽敞，四周竹木新绿，两棵参天的银杏树，新芽初绽，
环境颇为安静。西南面有两个防空洞。西边，有百米小径，通向来青轩，是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的住所。我住在附近的昭庙，这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
公厅秘书处的办公处。中午，叶子龙来电话，让我立刻去颐和园益寿堂。我赶到益
寿堂时，只见空荡荡的冷屋子里，没有床铺，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
铺上被褥，供他们午休。恩来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迅速到西苑机场，最后作一次现场
检查。
　　在颐和园，我见到了伯钊。多时不见，她显得瘦削了点，但精神焕发。没有时
间细说。我只来得及告诉她小二和小妞都很好，说罢便去西苑机场执行任务。这时，
四野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已率领3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雄赳赳
地列队在停机坪上，等候检阅。检查完毕，我又赶回香山。因为在益寿堂的休息室
里看到事先没有准备餐饮和休息的床铺，所以急于回到香山检查这些细节。遗憾的
是，这一来我没有能够参加中央人城检阅这一次盛事。
　　中央军委机关也在香山，分驻几处：作战部一局在碧云寺，二局在卧佛寺，三
局在八大处。统战部因为要招待民主人士，驻在城里，是最早搬入中南海的一个单
位。
　　中央机关在香山，虽然有前面所说那些优点，缺点是交通不方便，又太分散，
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
难煞了交通科长王敬先。我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萧向荣，他是秘书长。他们收缴
了一二百辆小汽车。我说你给留20辆行不？他答应了，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以后
就考虑把中央机关迁人中南海。
　　从4月开始，我们接管了中南海，成立中南海管理处，由周子健任处长。中南海
年久失修，许多地方要清除垃圾，修整房舍。3月29日，恩来同志通知我，南京的和
平谈判代表团4月二日抵北平，谈判地点决定在中南海的勤政殿。谈判期间他将以山
下工作为中心，各地来的电报全部集中到我这里，酌情处理。国民党的代表住在六
国饭店，我方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还住不进中南海，只好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王
稼祥、叶剑英、李克农和我，以及一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谈判开始后，恩来
同志白天谈判，晚上去香山向毛主席商讨和汇报，忙碌得不得了。如果仍住在北京
饭店，他就不可能得到安静的休息。我同周子健商量，在中南海给他安排一处住所。
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住在西花厅，林老住在颐年堂侧面的菊香书屋。周恩来就和
林老住在一起。到6月中，中央机关陆续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安排给毛主席住，西
花厅给恩来同志住。从此，他在西花厅住了27年，直到逝世。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
共和平谈判破裂。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
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
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长江要塞江阴的500公里江面上飞渡天堑长江。23日，我军以
凌厉之势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
　　1957年，毛主席在谈到当年大军南渡长江时说：1949年，眼看我们就要过长江
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
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
“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这些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
　　正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才破灭了南京政府划江而治的幻想，开创了革
命在全国大陆胜利的新局面。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分头向西北、中南、
西南、华东全面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残敌。政治上，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充分反映出
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毛主席统揽全局、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魄力！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我先是在任弼时、后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他们那种兢兢业业、精细周密、鞠躬尽瘁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进城初期，由于
办公厅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我曾向恩来同志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
恩来同志说：一切照常，以后再说；中央副秘书长你仍然要兼，而以办公厅主任行
使职权。这以后，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先后21年。在我70年的革命生涯中，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我过去说过两句话：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数不出几条成绩。但不敢一刻懈
怠。打麻将不是有个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需要干什
么就干什么。有的国家在政府内有个“不管部”，任务是干没有专门部门归口的那
些工作。我们的办公厅却连有专门部门归口的工作，有时我也参与。比如同中央调
查部和公安部，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做些一般的联系，后来罗青长告诉我，调查部
归杨尚昆领导是下过文件的。公安工作是毛主席直接过问的，但罗瑞卿部长几次开
公安工作会议，都拉我去讲话。还有，搞人口普查，按说有内务部、民政部和国家
统计局，但中央也让我去主管。外交工作，有外交部、联络部，但同苏共中央的联
络又在办公厅里设立一小班子，还有一部热线电话。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出访时，办
公厅不但要管安全保卫，连飞机的航班都要过问。1962年，“大跃进”后，经济严
重困难，要压缩城市人口1200万下乡，本来是劳动部的事，结果又落到我头上，马
文瑞部长成了副手。仔细一想，也只能如此办，因为上千万农业人口都是“大跃进”
时期涌进城市的，让他们回农村，除了思想教育外，物质上得给予一点优惠，光是
劳动部一个部门，难以综合调度。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是中央在需要时授
权给我去处理，直接对中央负责。这就是“听”革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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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1-16 14:12
　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
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
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
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
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
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
cd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
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
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
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迅时同志作了一番
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
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
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
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
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3年后，边区粮食自
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
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
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
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
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粥时、朱老总和富春
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
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
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
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
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
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
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
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
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
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
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
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
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
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
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
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
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
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
作了如下处理：比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
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
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记得还有几方古印，
当时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让赖祖烈把
它拿到中南海少奇同志住的楼上，让大家看一看。朱老总、陈云、富春和我一致同
意，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
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
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
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
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
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
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
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
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
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
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
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
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
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
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
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
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
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
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
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
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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