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兵团级唯一开国中将，彭德怀眼中能文善武 - 徽帮棋友会

开国中将、原总政副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徐立清不仅善于做政治工作，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毛泽东曾称赞徐立清抗战时期在新四旅干得很有成绩，彭德怀表扬徐立清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在徐立清的一生中，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不考虑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徐立清建国后曾“让级”、“让衔”、“让位”，让正兵团职、上将军衔、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全军传为佳话。

徐立清1910年4月5日出生在河南省商城县（今安徽金寨）吴店区申家湾一个普通农家。徐立清1929年4月参加农民自卫军，同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入党。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立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3年7月上旬，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从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张国焘进行“肃反”，发动了所谓反“右派”的斗争。徐立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严肃指出：“肃反不妥当，不当提的提了，不当罚的罚了，不当没收的没收了。”张国焘极为不满，称：“徐立清这个人对‘肃反’有看法，他表面上很温和，实质上很固执。”1935年5月，徐立清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期间，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徐立清和指战员们被迫南下，第二次穿越草地。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徐立清升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这次穿越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困难更多。特别是伤病员增多，给总卫生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干粮不够，指战员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充饥。加之连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指战员的身体明显衰弱。徐立清和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等领导主动把自己骑的马让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部队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过草地期间，总卫生部共收容了700多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徐立清和医务人员的关怀下，大部分伤愈归队，只有极少数重病号留下继续治疗。8月初，部队到达包座后，徐向前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总卫生部在北上途中收治了大量伤员，做了大量工作，为保证部队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下旬，徐立清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卫生部政委，和部长苏井观带领医务工作人员、几百名伤病员随总部渡黄河西进。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陷入敌人重围，西路军损失惨重，全军只剩下几千人，情况十分危急。由于天气冷，棉衣少，给养困难，不少原来身体较好的指战员也纷纷病倒，有的重病号被活活冻死。情况非常危急，徐立清要求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抢救每一位伤病员。没有消毒药水，他们就用盐水代替；没有止血药，就组织人员到附近山上采草药。大家齐心合力，克服困难，尽力护理好每位伤病员。

这个时候，部队中不少人思想上开始动摇了。有的人甚至产生了逃跑情绪，想开小差，想脱离红军，脱离革命。西路军的失败，不但没有动摇徐立清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他坚决支持那些克服艰难继续跟红军革命的同志、对于那些开小差、想逃跑的人，他坚决反对，并积极做工作，让他们回心转意。不久，徐立清又临危受命，带领红军卫生部医院的公勤人员和一些红军家属一千多人编为一个梯队，向西线山区转移，主要是掩护西路军残存的战斗部队，摆脱敌人。徐立清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长。1943年，徐立清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科长。为防备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毛泽东考虑组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新编第四旅（简称新四旅）。194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从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抽调第七七一、第十六团和第二十五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毛泽东对旅领导人选提出建议：“徐立清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思想，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的合适人选。”1944年2月，新四旅在陕北成立，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副旅长兼参谋长张贤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振棠。不久，徐立清、王近山、黄振棠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讲到成立新四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有准备，这叫有备无患嘛；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挑衅。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调集5个师进攻关中地区，其中以3个师的兵力突然向淳化爷台山八路军阵地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威逼延安。爷台山阵地是守备关中地区的重要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为制止内战，收复失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奉命成立了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南线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和三五八旅共8个团作战。此时，新四旅旅长王近山正在延安抗大学习。接到作战任务后，徐立清立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王近山奉命火速赶往新四旅参加战斗。王近山、徐立清经过研究，决定七七一团担任主攻，十六团为预备队，二十五团担任警戒任务。这时，习仲勋、张宗逊又调来警备一旅、三五八旅各1个团配合新四旅作战，以保证爷台山主攻的胜利。

8月8日夜，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王近山、徐立清指挥部队趁着雨夜，迅速逼近胡宗南部。当绕过北坡，进至南坡山脚下时，部队行动被国民党军发觉，王近山命令部队迅即发起攻击。各种火器一齐射向国民党军阵地，爷台山顿时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映红了半边天空。敌炮火虽对八路军进行疯狂压制，但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随着火力的延伸，王近山、徐立清令七七一团迅速冲上去。第七七一团指战员冒雨猛冲，在半山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一天激战，攻克户源、熊家山两处阵地，其他敌人仍据险顽抗。9日，三五八旅八团投入战斗，配合新四旅再次发起攻击。经4小时激战，国民党军狼狈向山顶逃去。王近山、徐立清指挥新四旅紧追不舍，迅速攻上山顶，收复爷台山及其以西村庄。爷台山战斗刚刚结束，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徐立清和新四旅指战员都沸腾起来。

1947年3月21日，为打好青化砭伏击战，彭德怀带人到青化砭地区察看地形，现地分配战斗任务。从现地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专门和徐立清谈话，交换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意见。彭德怀说：“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离不开它，战时更离不开它。”徐立清说：“这一仗很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要败不馁，胜不骄，鼓舞士气，在决战时刻，要学会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徐立清还说：“在战斗中，我一定亲临前线，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战场上。”3月25日，青化砭伏击战不到两个小时就胜利结束，共歼敌2900余人，旅长李纪云等被俘虏。徐立清几次到俘虏营讲话，讲清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各项政策。之后，有几百名被俘官兵主动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或愿为解放军做事。

在四五月间的蟠龙战役中，因我军缺少火炮，几次攻击蟠龙镇都未奏效。徐立清向彭德怀建议说：“靠土工作业摧毁敌人坚固工事很困难，这样既消耗兵力，也难以制服敌人，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彭德怀采纳了徐立清的建议，下令部队暂停攻击，一面继续加强土工作业，一面召开战地指挥员会议，总结经验，改进战术，研究打法。徐立清遵照彭德怀指示，下到第一线营连指导工作。5月3日下午，攻击部队再次发起进攻，迅速夺取蟠龙之东山、北山和磨盘山主阵地。黄昏后，部队从四面居高临下向蟠龙镇发起总攻。徐立清抓住时机，及时提出了“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彭德怀对这一口号倍加赞赏，高兴地对徐立清说：“这口号比炸弹厉害得多啊！”指战员士气高昂，如猛虎下山。战至5月4日24时，全歼守军，战斗结束，俘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共歼敌6700余人，缴获军衣4万多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1000余匹，山炮6门，子弹100余万发。

蟠龙之战后，部队转入短期休整。5月下旬到7月7日，西北野战军又进行了陇东战役和三边战役。1947年8月上旬，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在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这时，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增援榆林，刘戡率领整编第二十九军5个旅的兵力由绥德北上，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决心集中主力在沙家店附近歼灭钟松所部。8月18日，激烈的战斗在沙家店周围的山头上打响，战斗异常激烈。钟松如热锅上的蚂蚁，急电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率部迅速由乌龙铺沿常高山驰援沙家店。刘子奇在增援途中遭到我新四旅七七一团、十六团的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徐立清和十六团团长袁学凯在堑壕里直接指挥战斗。徐立清要求大家要沉着应战，听从指挥，鼓励大家要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拿下敌师部。随着阵阵响彻云霄的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一鼓作气攻下了敌师指挥所。战至20日黄昏，全歼敌整编三十六师，仅师长钟松等少数人逃窜。

8月23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佳县驻地东元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在和徐立清握手时高兴地说：“徐立清啊，在延安时咱们就熟悉了，你是个文官，你在新四旅干得很有成绩嘛，这次消灭蒋介石的三十六师，你告诉新四旅还要作贡献啊。”战后，西北野战军在土桥召开表彰会议。会上，彭德怀表扬徐立清说：“徐立清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每到关键时刻，他能挺身入险境，临危顾大局，出生入死，久经考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一位好干部。”

1949年2月1日，六纵改编为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徐立清任政委。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徐立清任一野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中央决定由王震、徐立清率领一兵团向新疆进军。进疆伊始，就遇到改编新疆民族军的棘手事情。新疆民族军是在抗战末期，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徐立清主动请缨，要求带工作组到伊犁做重组民族军的工作。徐立清首先与民族军领导进行座谈。他说：“我知道民族军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解放军的。我这次来代表王震司令员看望同志们，通过接触，多加强我们之间的了解。”在座谈中，徐立清肯定了民族军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宣讲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民族军军长列斯肯对徐立清说：“今天见到您，就有一种像老朋友那样的感觉，真妙！真妙！”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的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民族军广大官兵欢呼雀跃，庆祝自己加入解放军的行列，有的战士还打着“欢迎王震、徐立清到伊犁来”的巨幅标语，场面十分感人。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徐立清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评级工作涉及到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不少人找到徐立清，希望高定。为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徐立清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徐立清曾任一兵团政委，现在又是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应定正兵团级。

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并约徐立清面谈。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彭德怀说：“要求高级别的应该批评，要求低级别的也不应该。两者都不符合评级规定的条件，我看就按照条件办，这样更有说服力。”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彭德怀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我军实行首次评定军衔工作。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但他认为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罗荣桓知道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表示不同意随便更改。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报中央军委的上将名单中。一些老同志劝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表示：“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郑重写信表达意愿。彭德怀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但徐立清坚决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周恩来知道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但徐立清却说：“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徐立清让衔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彭德怀、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也都在不同场合赞扬徐立清是我党我军干部学习的榜样。

由于过度劳累，在授衔工作完成后，徐立清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不住院治疗。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说：“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上不了班，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个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徐立清让赖传珠把他的意思转告给罗荣桓，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几天后，罗荣桓也专程到医院看望他，徐立清再次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1956年1月，徐立清在医院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在一次会议上，军委首长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可继续工作，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让位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立清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写信，再次请求让位。他提出：“鉴于我的病情，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这样比较适合我。”彭德怀没有同意，和罗荣桓商量后，要徐立清以养病为主，少考虑工作，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安排确定。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1975年初，徐立清顶着压力，为解放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原国防部五院政委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就向邓小平反映谷景生的情况，邓小平立即作了批示，要尽快查清处理谷景生的问题。谷景生虽然被解除了监禁，但头上还戴着一顶叛徒的帽子，不得不进行上访。冬天，天气异常寒冷，谷景生和范承秀去找当时总政一位管事的领导人反映问题，结果吃了闭门羹。

走投无路求援无门，在这种情况下，谷景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徐立清没有把谷景生当作叛徒看待，热情接待，让他相信自己问题会得到正确处理的。后来，谷景生又多次到徐立清家里，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徐立清对他问寒问暖，还留在家里吃饭。徐立清不在家时，由秘书李殿仁接待，让座倒水。谷景生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和老伴就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认为我们党内还有好干部。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希望。同是总政的领导，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作风，相比之下真是有天地之别啊。这件事对我感触是很大的，甚至是终生难忘的。”

由于徐立清果断拨乱反正，给老干部平反解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个别领导对他很有意见。在这一段时间中，徐立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到冲击和批判。有人公开批判他，攻击他给老干部平反是错误的，甚至诬陷他支持保护了“四人帮”等等。徐立清能够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当时徐立清身体不好，有人想把他赶到京外任职。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对徐立清的遭遇非常同情。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个别人想整徐立清。廖汉生大发雷霆，毫不客气地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廖汉生说：“徐立清同志忠厚老实，身体又不好，为什么非要把他赶到京外去，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但是之后不久，徐立清还是被派往成都军区担任政委。

对徐立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些军队领导同志纷纷表示同情。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说：“这样搞是不对的，对徐立清是不公平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说：“徐立清同志一贯很正派，很厚道，和任何人从不闹矛盾，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件事向我们老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绝对错不得徐立清同志。”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粟裕说：“徐立清同志是我军高级干部的楷模，人人都知道他公道正派，从来不整人，这样对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整徐立清同志的人不是怀好意的，是不得人心的。”军事学院院长萧克专程找到邓小平，为徐立清打抱不平：“徐立清是个老实人，是一个信得过的好干部，对他的批判是不公正的。”

1980年1月，徐立清抱病就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6月改任第一政委）。徐立清到任后，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回忆，他记忆最深的是让徐立清到成都去工作。根据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去成都是很不适宜的。因为他刚动了手术，体内还装着心脏起搏器。但他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去成都军区报到了。

这时，成都军区正处于领导班子调整和新老班子交替阶段，老干部的安排，年轻干部的选拔，任务相当繁重，工作量很大。徐立清亲自考核干部，上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先后找40多名师团以上领导干部谈话，仔细了解情况。

为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徐立清经常连夜开会，病重时带上药品。住院期间，他床头放着氧气瓶，边吸氧边找干部谈话。一次，他从军区总医院回军区机关参加研究干部问题。会议开了几个小时，他一直坚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大家劝他多休息，有些会不必参加。徐立清说：“我是军区的党委书记，是管干部的，我不参加，谁来参加。我不过问，谁来过问，这是我的职责嘛，并不能因为我有病就推卸责任。”

在军区党委成员中，徐立清的资历最老，又是党委第一书记，但从不个人说了算，很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敢于负责。1980年6月26日，军区党委常委研究为一名师职干部落实政策问题，认为原来的处分过重，应该纠正。对这名干部的处理，是徐立清在总政当副主任时参与调查处理的。但他十分尊重军区纪委的复查意见，明确表示：“纠正冤假错案必须坚决，错多少，纠多少。同此案有关的人，处理重了，也应减轻。”由于军区党委常委和徐立清坚持实事求是，使这位干部很快落实了政策。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说：“徐立清同志到成都军区工作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心爱护每一位干部，使军区的领导班子很团结，我一直把他当长者看待，很尊重他。”

由于过度劳累，徐立清病倒了，不得不于1982年底回北京治病。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回忆说，徐立清在成都工作得很出色，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工作交替问题，成都军区走在了全军的前列。后来他累病了，不得不回到北京治疗。一直到他去世前，还惦挂着成都军区的工作。如果说当初徐立清不到成都去、在北京休息养病的话，他会多活上几年。他一生都是为工作考虑的，惟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得失。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去世后，他的夫人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而且把公家配的一辆小轿车交了公。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1998年5月，老将军陈明义在回忆徐立清时说：“徐立清搞了一辈子干部工作，他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我很敬佩他，也很怀念他。”